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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管濤諫言G2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今年9月，中國將擔任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主席國，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全球面臨的核心議題。量化寬松（QE）、低利率雖能將各國從危機的水深火熱中救出，但卻再也無法真正刺激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而最終長期滯漲的後果是可怕的。

在8月16日舉行的“2016世紀中國論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上，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等業內專家匯集一堂，強調了中國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而這也是今年G20的最大看點。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是一場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持久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要樹立信心，堅定戰勝困難的決心，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後經濟越來越糟。”管濤稱。

盛松成：貨幣政策不可獨行

盛松成表示，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應更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

事實上，與全球各國相似，中國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去年以來，中國通過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措施釋放的流動性不小，但企業的投資意願扔持續低迷。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這一現狀的成因不乏特殊因素。盛松成稱，例如，去年救市因素擡高對比基數。去年7月，因股市大幅波動，註入大量維穩救市資金，證券業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的存放資金新增9645億元，擡高了貨幣信貸對比基數。扣除這一因素影響，初步測算，今年7月份M2同比增長11%，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

此外，7月實體經濟表外融資合計減少3137億元。其中，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減少5122億元，為2002年以來月度最大降幅，這與監管趨嚴，以及企業間業務往來有所萎縮有關。

(表外融資走低，導致M2增速大幅下降。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盡管特殊因素客觀存在，但“剪刀差”不斷擴大的實質性原因仍是企業投資意願低迷。

盛松成稱，隨著貨幣供應量增加，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企業活期資金增加並非因為經營擴張，而是企業持幣觀望、謹慎投資。實體經濟制造業投資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迷。2016年1-7月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0%，較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創2004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值;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1%，比上年同期低9.2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為2012年一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企業持幣待投資。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近期，更有眾多分析師指出，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礦商和重型制造商)的委托貸款快速增長，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可能加劇中國的壞賬問題。

“這些非金融（國有企業）不具備必要的專長，無法像銀行那樣經營，評價借款人的資信；隨著經濟進一步放緩，這些貸款很可能變成不良貸款。”惠譽(Fitch)旗下研究機構BMI Research的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當中國企業面對類似“流動性陷阱”時，盛松成認為，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

他表示，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政府無論在財政政策方面，還是貨幣政策方面，都有較大的決定權，可從中選擇更優的組合。尤其是，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49655億元，與當年GDP的比為39.2%。

此外，盛松成認為，降稅將比降息更有助於刺激企業投資。“我國企業稅負較重，降稅能迅速增加企業利潤，有效推動企業生產積極性。2013年，我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

(中國企業的總稅率較高。數據來源：央行調統司)

值得註意的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具有絕對的優勢，這為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空間。“經測算，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為3.5%，首次超過3%)，由此可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盛松成表示。

這主要由兩大原因決定。首先，中國政府債務結構較合理。一是政府債務絕大部分為內債，外債占比很低（2014年我國外債僅占1%，美國43%）；二是我國短期債務占較低（2014年底我國中央政府債務中的短期債務占比為10.1%，而同期美國短期國債和機構債占比達到 31.3%）。

第二，中國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較快。一是較高的經濟增長帶動財政收入較快增加，提高了我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二是我國國有企業資產雄厚，盈利能力較強；三是我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較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管濤：長痛不如短痛

其實，縱觀全球，不難發現，不僅僅是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美國、歐洲、日本的貨幣政策都已經走到了極限。似乎自2008年的大危機以來，全球除了從危機的魔爪中稍事複蘇，但很難再繼續增長，生產率也持續下挫，如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等長期風險也在不斷醞釀。

管濤稱，上世紀90年代亞洲經融危機的應對措施以及2008年危機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但後果也南轅北轍，值得各界深思。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由於東南亞各國當時尚無充足的外匯儲備，泰國、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了數百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

然而，IMF對危機國家(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除外)開展救助的同時，其嚴苛的附帶條件至今仍為東南亞各國指責：財政緊縮、貨幣緊縮、金融整治、對外開放。

管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盡管眾多學者都認為IMF當時做錯了，且IMF本身也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正是因為當時的“短痛”，“一兩年後危機國家經濟負增長後轉正，2001-2005年期間危機國家美元計值GDP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

(泰國國際清償能力總體改善）

然而，轉視2008年的這場危機及應對，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私人部門降杠桿、政府部門加杠桿；歐美日等國家央行實行非常規貨幣政策：從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寬松(QE)走到負利率。例如，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QQE(量化和質化寬松)、積極財政政策順利出招，但第三支結構調整之箭遲遲未到，導致如今日本經濟似乎再現泥潭。

危機過去整整八年，如今世界經濟又怎麽樣呢？管濤稱，當前全球金融風險在上升、在轉移：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此外，全球負收益國債已達上10萬億美元；歐洲銀行體系受長期低利率、強監管及經濟波動影響，正搖搖欲墜；受溢出-回溢效應影響，美聯儲還在糾結加不加息；IMF已連續三次調低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值。

管濤表示，亞洲危機國家付出了短暫的代價後，因為財政收支、對外平衡更加健康，匯率更加靈活、儲備更加充裕，才能更好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而發達國家的危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刺激，迄今未能走出危機，反而形成了對刺激政策進一步依賴。

眼下，若要扭轉局勢，管濤建議，政府不能“閑不住”，應該尊重市場、發揮市場出清的作用；中國作為主席國主持的G20峰會，將結構調整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9個優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2項細化指標。

此外，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管濤表示。

習近平：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8月22日至24日，習近平來到海西、海東、西寧等地，就貫徹落實“十三五”規劃、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進行調研考察。

8月22日至24日，習近平來到海西、海東、西寧等地考察

習近平指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全黨必須抓緊抓好的重大任務。要充滿信心、保持定力，堅持用新發展理念統領發展全局，著力解決制約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和問題，努力開創發展新境界。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著力優化現有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著力優化現有供給結構，著力優化現有產品和服務功能，切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新引擎、構建新支撐。

結構性改革寫入G20公報 量化指標體系首發

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公報中，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正式寫入，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也被第一次提出。

公報稱，將創新經濟增長理念和政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經濟、勞動、就業和社會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共進。

自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為中國政策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會議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希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目前看來，隨著五大任務的持續推進，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不過由於每個任務遇到的阻力不同，在推進的程度上有所差異。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去產能”的效果凸顯。以煤炭和鋼鐵為例，今年1~7月，原煤產量190080萬噸，同比下降10.1%；全國粗鋼產量46652萬噸，同比下降0.5%。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認為，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被寫入G20公報，說明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各國都面臨這一問題而不僅僅只困擾中國，“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得每一個國家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或者是世界經濟鏈條上的一段。一個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特別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特別是G20國家需要認準世界經濟形勢，自覺順應主要國家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才能給本國經濟帶來積極影響，跟上世界經濟發展步伐”。

徐洪才表示，第一次把結構性改革提到全球的層面上來討論，賦予了宏觀經濟協調政策新的內涵，“過去我們講宏觀經濟協調政策主要是短期的，但是結構性改革是中長期的，作用點不一樣，這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註入了新動力”。

公報還明確，將落實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也支持由一套指標體系組成的量化框架，以幫助監測和評估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進展和面臨的挑戰，該框架將逐步優化。

“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確定了九大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及獲取教育與技能、鼓勵創新、改善基礎設施、促進財政改革、促進競爭並改善商業環境、改善並強化金融體系、增強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負責研究制定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體系，並使用“儀表板”(Dashboard)方法對各國指標進行解讀。具體來說，主要分為政策指標和產出指標2個方面。

政策指標涵蓋貿易和投資隱形壁壘指標(或跨境貿易指標)、創業壁壘指標(或創業指標)、公共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和研發稅收優惠占GDP比重(或研發總支出占GDP比重)，這些指標在衡量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產出的作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產出指標則涵蓋勞動生產率、就業率、共享繁榮指標(或基尼系數)，主要反映經濟形勢的變化，但這一變化可能由政策制定者可控範圍之外的許多其他因素引起。

對此，萬慶濤表示，OECD制定的量化指標體系意義重大，它可以衡量結構性改革的進展情況，從而落實G20會議的成果。

“而且，這對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將起到指引作用。因為有了指標大家就要參照執行，G20還會定期評估，並將評估結果納入到G20的問責體系當中。”徐洪才說。

尚福林：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嚴守風險底線維護金融穩定

中國銀行業協會第七屆會員大會二次會議在京順利召開

2016年9月13日下午，中國銀行業協會第七屆會員大會二次會議在北京順利召開。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主席助理楊家才出席了會議，尚福林主席做重要講話。民政部國家社會組織管理局局長詹成付代表民政部出席了會議並講話。會議由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主持。協會會員單位、觀察員單位主要負責人，銀監會機關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有關金融行業協會代表，以及新聞媒體記者等400余人參加了本次會議。

銀監會尚福林主席以“切實擔當社會責任 全面提升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為題發表重要講話。在講話中，尚主席指出，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下，經過相關各方共同努力，銀行業發展呈現穩健運行態勢，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取得積極進展，助推落實“三去一降一補”決策部署取得明顯成效，為推動實體經濟更有效率、更有質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續地發展做出了應有貢獻，成績的取得實屬不易。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全球經濟仍處在持續深度調整中。面對新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和社會各界對銀行業擔當社會責任、服務實體經濟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一切都要求銀行業必須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切實擔當社會責任，全面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擔當社會責任，一要著力貫徹五大發展理念，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二要著力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三要著力加大對薄弱領域支持力度，將普惠金融落到實處;四要著力推動精準扶貧，補齊建設小康社會短板;五要著力加強風險防範，嚴守風險底線維護金融穩定;六要著力推進守信講義，推動社會信用環境建設。

在講話中，尚主席還對中國銀行業協會如何在未來工作中擔當社會責任，加強自身建設，發揮行業引領作用提出了具體要求。尚主席指出，一個完善的銀行業監督管理體系除了政府監管之外，還需要銀行業完善的內控措施、行業自律組織及成熟的金融市場約束力量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對銀行業全面有效的監管。協會作為銀行業自律組織，是行業監管的重要輔助力量，在規範和約束銀行業經營管理方面發揮著有效補充作用。事實證明，近年來，協會在角色定位轉向、功能發揮及引領行業發展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連續兩次被民政部評為5A級社會組織，鞏固了市場地位，也贏得了行業尊重。同時，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協會仍需要對其組織形式、人才隊伍專業化與維權服務的有效性等重要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努力加強自身建設，充分發揮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的作用。一是進一步發揮好“自律、維權、協調、服務”職能。要加強行業自律，通過規範市場秩序使行業實現有序競合發展;針對反應突出的融資難融資貴、貸款附加條件不合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等問題，按照標本兼治、遠近兼顧的思路，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解決問題，逐步建立長效機制。要強化維權職能，在維護好行業債權的同時，維護好業務特許權，保護好知識產權。要積極溝通協調並加強政策協同職能，建立健全與有關部門、國際相關組織和國外行業協會的溝通交流常態化機制，積極參與行業國標制定，反映行業訴求，幫助行業排憂解難，為行業改革發展和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有力支持。要提升服務水平，繼續做好“百佳”、“千佳”等優秀品牌服務項目評選工作;大力做好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工作，努力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和技能;打造好“國家級繼續教育基地”這塊金字招牌，按照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要求做好繼續教育工作。二是持續推動功能提升。準確把握協會治理架構和管理體系，針對“職能部門、專業委員會和服務平臺”三大模塊架構，加快資源的深度整合，強化服務平臺，著力提升協會的服務質效。積極探索建立提升行業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的合作與溝通機制，引領行業在產品創新、服務模式、授信管理、風險防控等方面加強合作與交流借鑒，宣傳總結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舉措和積極成效，發揮好行業引領作用。三是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以及黨組織參與協會重大問題決策等制度安排，完善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制度，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內部監督機制，成為權責明確、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法人主體，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四是努力當好監管部門的助手。探索市場化發展路徑，主動承擔適合由協會提供的公共管理與集約服務職能，積極發揮協會在社會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民政部國家社會組織管理局詹成付局長在講話中指出，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協會工作可圈可點，連續兩次在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等級評估中榮獲5A最高等級，難能可貴。這與中國銀監會的正確指導，第七屆理事會的努力，以及廣大會員單位與職工的積極參與支持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中國銀行業協會工作已經站在較高的起點上。詹局長指出，今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首次明確“社會組織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並提出“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的作用”，為社會組織發展及作用發揮指明了方向。中國銀行業協會“自律、維權、協調、服務”職能與四個“服務”的要求是一致的。這四項核心職能很好地把握住了社會組織發展的一般規律，並結合銀行業的發展實際，定位非常好。下一步，協會在進一步推進加強行業自律、維護行業權益、開展行業協調，提升行業服務水平，強化內部自治等方面還面臨著新的任務，希望中國銀行業協會全面貫徹落實尚主席對其擔當社會責任、加強自身建設、發揮行業引領作用提出的具體要求，繼續保持與銀監會的良好互聯互動，共同發揮好社會組織與行政組織兩個輪子的力量。相信在銀監會的領導下，在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帶領下，在廣大會員的支持下，中國銀行業協會一定能夠在新的發展歷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在會議上指出，在今後的工作中，協會要全面貫徹落實尚主席重要指示，進一步發揮“自律、維權、協調、服務”職能，持續推動協會功能提升，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努力當好監管部門助手。一要進一步加強行業自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二要進一步維護行業正當權益，充當行業正當權益的守護者。三要進一步協調行業重大關系，推動形成既公平競爭又互利共贏的行業秩序。四要進一步提升行業服務水平，打造規範高端的協會服務品牌。五要進一步完善協會內部治理，全面提升工作效率與履職服務能力。田會長進一步強調，協會在不同時期應有不同的工作重點。在當前經濟下行期，協會要切實維護銀行業合法權益，通過溝通協調，為銀行業發聲，有效解決逃廢債的問題，保護銀行業正當利益。

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了《中國銀行業協會2014-2015年度工作報告》，關於潘光偉擔任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非會員理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議案，關於黃潤中擔任中國銀行業協會非會員理事的議案，《中國銀行業協會2015年度財務預算執行情況及2016年度財務預算報告》以及《中國銀行業協會2016年會費收取方案》共五項議案。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IMF拉加德：采用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各工具 釋放政策空間

10月7日，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的全體會議上表示，全球經濟將保持長期低增長，並且受益者很少。當前包容性增長的首要任務是要避免低增長、低就業和低工資“新平庸”現象。

IMF 建議各國使用包括貨幣性的、財政性的和結構性的所有政策工具來促進國家內部協同效應最大化，“三管齊下”的釋放更多的政策空間。

IMF在變革

這是拉加德今年7月開始第二個任期後的第一次 IMF 年會。她在發言中首先提到了 IMF 的改革。

拉加德談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從應對金融危機，到改革IMF的借貸工具、監管方式和能力建設。IMF已經開展了總值4150億美元的75個項目，將近670次第一條款磋商，和大約17000項技術援助任務。從去年年會以來，IMF完成配額改革，這致使了IMF代表制的重大轉變，前十大股東中新興市場國家占了四席。

就在一周前，IMF將中國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對中國和全球經濟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就在幾天以前，IMF成員決定將零利率政策擴展到所有IMF的優惠貸款，這對幫助低收入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就在今天，IMF成員承諾超過3400億美元的雙邊接待協議，這將幫助IMF保持1000億左右的能力。

全球經濟將長期低增長

拉加德表示，盡管IMF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績，但全球發展就沒有這麽鼓舞人心了。

發達經濟體仍然深陷低增長率、低投資、低通脹率的循環，新興市場國家的增長率在持續上升，而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國則掙紮在商品價格大幅下降的環境中。

拉加德表示，IMF 最新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3.1%，明年會保持3.4%的非常溫和增長率。全球經濟將保持長期低增長，並且受益者很少。

與此對應地，拉加德指出，社會和政治影響變得愈加明顯，在許多國家不平等現象仍然嚴重，沖突和移民產生了可怕的代價，貿易成了政治砝碼，原本支持經濟一體化和合作的聲音開始轉向保守。

拉加德表示，只有接受貿易和開放性的國家才能從此收益，多邊對話對全球經濟的穩定性起到關鍵作用。

科技進步提升全球福利

拉加德認為，在所有挑戰中變化最快最明顯的就是科技。拉加德說，我們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汽車和卡車無處不在，自動化開始在所有產業里變得不可或缺，手機也取代了銀行網點，而人工智能和計算機的研究使全球經濟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拉加德表示，這個新機械時代將導致高技能工人獲利的進一步上漲，並對那些沒有準備好競爭的國家施加壓力，無論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

李嘉圖曾說“機械會替代人的勞動，使人口變得多余”，但是拉加德表示，從青銅時代到蒸汽機和電力的一次次偉大創新，都重塑並創造了新的產業，提升了生產力，增加了就業機會。因此，科技的進步會提升全球福利水平。

拉加德表示，在重大的經濟轉型面前，有些產業面臨著落伍和被淘汰的命運，因此教育和社會安全網絡必須為人們提供支持，使人們可以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中競爭。

包容性增長避免“新平庸”

拉加德認為，包容性增長的首要任務是逃避“新平庸”現象，低增長、低就業和低工資的持續。這意味著要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性的、財政性的和結構性的工具，來促進國家內部協同效應最大化。這種“三管齊下”的做法會釋放更多的政策空間，以供各國采取行動。

實施結構性改革釋放經濟潛力是最關鍵的。利用財政工具為經濟過渡做準備也很關鍵。隨著利率處於歷史低位，這是公共投資的最好時機，應該利用這個時機擴大高速互聯網的接入，推廣節能的運輸，建立氣候友好型的基礎設施。即使財政空間不足以施展，政府可以通過提供稅收抵免和支持公共研究機構，重新分配資金投入研發。

拉加德強調，所有使得手機更加智能的科技都得益於公共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無線網絡、GPS和觸摸屏。這表明，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惠及經濟增長幾十年之久。

為了重振經濟增長，各方還需要重振貿易。在過去的25年中，貿易通過新技術轉化為全球性的生產力增長，幫助全球減少了一半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口比例，並創造了幾百萬擁有更高薪酬的就業機會。相反，貿易壁壘會降低總產出、投資和工作機會。

拉加德總結道，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它要求的不僅僅是宏觀經濟，它也和政治有關，也和社會契約有關，這會反映到國家、地區和文化的多樣性上。

包容性增長的第二個優先任務是為每個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包括增加機會的平等、推動更加公平的責任分擔制度，以及保留競爭和市場準入。

國際合作減少不平等

IMF每年幫助100多個國家改善國內收入的流通。拉加德談到了縮減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去年，國際社會設立了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但要達到這些目標，低收入國家需要更多也更可靠的政府收入，使其能夠投資於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這同樣也是IMF的一個優先事項。

拉加德指出，減少不平等需要創造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應對波動。

拉加德稱，去年年會中提出的AIM計劃已經取得了進展，包括加強了專業核心領域的工作，包括財政、貨幣和匯率，也拓展了宏觀金融分析;也加強了在宏觀問題上的工作，比如普惠金融、性別平等、腐敗、移民和氣候變化;也將加強了支持能力發展的工作，這是通過建設區域培訓中心和技術設備完成的，來自184個國家的超過13000人完成了在線課程。

最後，拉加德引用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話表示，她希冀實現更大範圍的繁榮，不僅僅是幸運的少數人可以，全部的人類都應該享受到。

估值切換行情是似而非 結構性機會仍是A股主流

在本周二股指絕地反擊之後，A股市場以連續兩個窄幅震蕩的交易日迎接了9月宏觀經濟數據的公布，市場走勢的相對平穩，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目前市場心態整體較為穩定，看多看空的勢力基本相當，而股指後續能否突破目前的盤局則尚無定數。

10月20日，從市場全天的走勢來看，滬深兩市股指在開盤後窄幅震蕩，盡管盤中一度有所下跌，但很快就被買盤托起，滬指全天震幅不足14個點也充分說明目前多空雙方的均勢。上證指數最後報收3084.46點，下跌0.26點，跌幅0.01%，成交1777億元;深成指報收10784.33點，上漲26.41點，漲幅0.25%，成交2973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2193.26點，上漲8.35點，漲幅0.38%，成交845億元。兩市全天合計成交4750億元，較上一交易日小幅減少。

從盤面走勢來看，一些具備高送轉或填權走勢的個股走勢相對強勁，這也說明進入四季度後，投資者開始將關註的焦點轉變至2017年的業績表現上，因此市場對所謂的“估值切換”行情開始有所關註。

從歷史數據看上證綜指和創業板指在四季度上漲的歷史概率分別為56.25%和50%，並沒有明顯的漲跌規律;相對來說中小板綜指四季度上漲的歷史概率較高，達到72.7%，主要集中在11月，而10月和12月並沒有明顯的漲跌規律。而從行業看，除了傳媒行業11月份跑贏上證綜指的歷史概率為81%之外，其余行業在四季度各個月份跑贏上證綜指的歷史概率均沒有超過70%。因此，至少從歷史數據看，A股各板塊和各行業在四季度並沒有明顯的上漲規律。

國信證券策略分析師酈彬認為，所謂的“估值切換”還存在兩個隱含的假設：第一，第二年有較高的業績增速並且相對確定性高;第二，當前的估值水平是合理或者低估的。相對而言，在討論“估值切換”時市場往往關註業績增長，而忽視了當前估值是否合理這個假設。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存在四季度的“估值切換”行情，那麽低估值板塊的表現應該更佳。從歷史數據看，低估值板塊往往在12月能夠取得相對收益。而從邏輯上看，低估值板塊由於本身當前的估值相對較低，在年末業績增速預期切換時期，股價將更容易受到業績增長的驅動。

盡管全部A股估值回落至均值水平，但非金融A股仍高出歷史均值30%以上，而中外歷史數據顯示低利率也並非一定推升估值中樞。從均值回歸角度看，當前A股的估值仍然有向下消化的需求。

國信證券認為，當前A股仍然無法擺脫區間震蕩格局，盡管“估值切換”行情似是而非，但仍可把握低估值板塊和業績高增長行業的結構性機會。建議投資者從兩條主線尋找機會：第一是把握低估值板塊，建議關註金融行業。第二是尋找業績高增長板塊，建議關註煤炭、機械設備、化工、輕工制造等行業。

受結構性減稅等影響 深圳前三季度地稅收入增速下滑12個百分點

受結構性減稅和去年基數太大的影響，深圳地稅前三季度雖然依然保持了約18%的增長，但同比增速比去年下滑了約12個百分點。

10月26日，深圳市地稅局公布前三季度稅收數據。今年1月至9月，深圳地稅前三季度稅收2120.9億元，稅收規模在全國大中城市排名第3。

觀察人士表示，深圳地稅稅收回歸到穩步增長階段，稅收結構在進一步優化。

同比增速有所下滑

根據去年深圳市地稅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1~9月份，深圳市地稅局共組織各項收入1896.7億元，同比增長29.9%，增收436.4億元。其中：稅收收入1800.9億元，同比增長30.4%，稅收規模在全國大中城市排名第3。

這意味著，今年前三個季度，深圳地稅稅收收入同比增長約18%，增速比去年下滑了約12個百分點。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營改增之後，地方一部分稅收收入歸到中央了，今年地稅收入的增長會比去年困難。如果增速要和去年持平的話，地方政府需要在其他領域拓展收入。

營業稅原本是地方稅的第一大稅種，“營改增”後,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成。“營改增”自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啟動試點工作以來，不斷繼續擴大試點地區，並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範圍試點。今年5月1日起，更是全面推行，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

在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信息部部長鄭宇劼看來，除了結構性減稅，深圳去年稅收基數較大也影響了今年的增速。他告訴記者：“去年股市火爆，深圳金融業的稅收增速太快，證券行業的稅收收入同比增長了1.8倍。今年稅收增速放慢一點，實屬正常。”

稅收結構優化

根據深圳市地稅局公布的數據，今年前三個季度，體現經濟效益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收入仍然快速增長，合計貢獻稅收1202.1億元。

其中，企業所得稅收入582.2億元，增收150.9億元。增收主要集中於房地產、信息技術服務、商務服務、批發零售和科學技術服務業，五大行業合計增收114.5億元，占企業所得稅增收額的75.9%。

個人所得稅收入619.9億元，增收177.8億元。分項目看，工薪所得項目的個人所得稅收入423.7億元，占個人所得稅的比重為68.4%;與此同時，股息紅利所得、財產轉讓所得項目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分別為120.6億元和42.7億元，占個稅總收入的19.5%和6.9%，同比提高4.3和1個百分點，顯示分紅派息、股權交易、房產轉讓等經濟行為已成為個人所得稅越來越重要的收入來源。

鄭宇劼說：“國家稅改的方向是降間接稅增直接稅。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是典型的直接稅，這兩者增長快速，反映了深圳稅收結構的優化。整體來說，深圳的稅收狀況是規模大、增速快和結構好。”

從產業結構來看，1-9月份，深圳第二、三產業分別實現稅收458.1億元和1660.9億元，增收60.9億元和259.9億元。這意味著，服務業稅收是工業的3倍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新興產業稅收快速增長，1-9月份，實現稅收488.2億元，同比增長39.3%。其中，互聯網、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文化創意、航空航天、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等新興產業稅收增勢良好。

深交所總經理：加快科技型公司上市對結構性改革有重大幫助

在2016第12屆中國(深圳)國際期貨大會境內交易所高層論壇，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王建軍表示，去年深市新增上市公司130家，截至今年11月底新增上市公司有101家。“希望這個步伐能夠更快一些，目前的時機也是比較好的，特別是創業板科技型的公司，每家企業的申請融資額都只有兩三個億，加快對這些企業的發行對結構性改革、調整是有重大幫助的。”

王建軍表示，最近一年來，深交所在支持結構性改革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支持更多的IPO企業上市，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加新鮮的血液。去年深交所新增的上市公司130家，今年到11月底是101家，希望這個步伐能夠更快一些，目前的時機也是比較好的，特別是創業板科技型的公司，每家企業的申請融資額都只有兩三個億，加快對這些企業的發行對結構性改革、調整是有重大幫助的。

其次，深交所對上市公司的再融資，特別是在並購重組的支持上力度很大，應該說過去這一年，到目前為止深圳市場已經有433家公司發生大的重組，發生的交易額接近6000億，我想結構性的改革還有國有企業調整、國有企業的改革，利用資本市場的平臺進行推進效果十分明顯。

第三，固定收益產品的發展上，通過固定收益產品的發展調整、優化企業的債務結構。今年以來，新增的債券融資8300多億，當然比上海小很多，但是已經達到8300多億，成本降低57個bp，全市場我們算了一下大概47個億，這對整個市場、對企業降成本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當然在這中間，深交所把支持創新創業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上來看，資本市場不支持創新創業就會失去活力也會失去動力。當然創新創業這些企業得不到資本市場恰當的、有力的支持，創新創業也會失去動力。

IMF前副總裁朱民：全球經濟正進行巨大的結構性變局

2017年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今日在北京舉行，在“展望2020”主論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發表題為《世界經濟2020：變局、波動和機遇》的演講，他表示，世界正在進行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的變局，這個變局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以及危機以後的政策不斷的演化和形成，直到今天，整個經濟正在從經濟、政治和社會多方面的角度發生深刻的變化，未來的五年，一定會非常的波動，也會非常的精彩。

朱民指出，全球經濟整體低位運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貿易保護主義是確定的，美國金融經濟走勢是全球最大的不確定性。人口結構的變化，需求偏好的結構變化，貿易的變化，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政治風險的上升和科技在過渡時期產生的不確定性，是全球經濟在未來五年面臨的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結構變化。

以下為演講實錄摘選（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朱民：未來五年，一定會非常精彩

我所看到的世界，我認為正在進行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的變局，這個變局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以及危機以後的政策不斷的演化和形成，直到今天，整個經濟正在從經濟、政治和社會多方面的角度發生深刻的變化，未來的五年，一定會非常的波動，也會非常的精彩。

第一，從現在看，整體經濟仍然是在低位運行。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金融危機以後，2010年有一個很強烈的反彈，但是這個反彈緊接著整個的全球GDP增長速度一直在緩緩地下降，一直下降到今天，在過去的幾年里，無數的機構預測，“由於經濟會緩緩地下降，我們會再次進入危機”，這一切沒有發生。無數的機構說，“我們的經濟經過了緩緩下降以後，應該有強烈的反彈”，也沒有發生。

這次全球經濟發生了192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經濟在緩緩的往下走的時候，它在一個低的水平維持，在一個低的均衡水平，沒有危機，但是就是低。理解這一點很重要，為什麽會發現這個現象呢?因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2008年的金融危機把全球的經濟運行從原有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它把全球經濟的水平使勁往下壓了一個層次，平移到低的水平。理解這一點特別重要。

第二點，我們對未來五年全球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速度做了一個分析，全球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由投資的潛在增長速度，勞動力增長的潛在增長速度和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速度決定。

危機以後，全球潛在增長速度大幅下降，未來五年仍然在低水平，因為：1、過去七年投資水平很低;2、人口的老化，勞動力增長潛在水平在下降;3、全球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在過去十年是下降的，雖然我們還是占很高的權數。因為整體水平下移，未來潛在的增長速度在下降，所以全球經濟在未來的幾年里，應該是在低水平運行。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低GDP增長、低投資、低貿易增長、低FDI、低通貨膨脹、低利率水平、低油價這樣一個整體低的，但是是均衡水平緩緩增長的大環境。這個都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事實，這是一個確定的事。

但是，這個世界忽然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事，美國做了一個選舉，他選舉出了一個新任總統，這個總統跟我們以前理解的有很大的不一樣，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政策，所以美國在未來幾年的變局影響全球經濟的格局，所以我們必須來看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以及他對美國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朱民：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

特朗普說了無數的話，如果把他所有的經濟政策歸攏起來的話，可以歸納成三條。

第一點，他要減稅，他要把居民所得稅從10-39.6%七檔減到三檔10-25%，他要把公司所得稅從35%降到15%。世界上最低的公司稅是加拿大和英國，15%。所以美國客觀上具有公司稅減稅的空間。共和黨從來強調減稅，共和黨今天同時有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所以我說他一定會做這個事。

第二件事，特朗普說他要把工作留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理由是美國的出口遠遠小於它的進口，赤字太大，所以他要把工業留在美國，他要退出TPP，他要退出北美貿易區，我覺得這個不會發生。因為TPP現在看來，國會也不會批，他也不會退出，北美貿易區不那麽容易退出，因為已經是法律，但是他可以談判，他也會強調一對一，包括對中國強烈的貿易談判，我覺得這個都會發生，因為歷來政策上，美國的貿易政策在白宮，所以我想這也會發生。

第三個，他說要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5500-10000億美元，具體的數字不是很清楚。我們可以看到危機以前，美國的基礎設施指標在最高水平的時候，大概是6.3%左右，還是不錯的，僅次於德國，危機以後急劇下降，下降到5.8%，甚至低於日本。美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在1990年的時候，GDP的2.8%，在今天只有GDP的1.4%，這2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的GDP的政府投資下降了50%，美國的基礎設施的質量急劇下降，道路陳舊、鐵路太慢、橋梁不安全、碼頭和港口陳舊，所以美國有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而且公共政策空間也存在。這個事情，我覺得他也會做。

如果他做這些事的話，他會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什麽影響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對他怎麽實施他的政策不知道，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計劃，他的細節，他準備怎麽實施這些方案。而所有這些事都是非常技術、非常細節、非常法律、非常政策的過程。

回到所有的這一切，特朗普要增加政府的開支，要減稅，恢複美國經濟的增長，我們預測美國經濟的增長，今年是2.4%左右，但是長期來看，未來五年會走到2%的潛在增長水平，但是特朗普的政策會把美國的增長強勢地往上拉，明年他的目標是3.5-4%，我覺得可能會達到2.8-3%。問題不在這里，問題是2.8-3%能否可持續，經濟增長是一個好事，但是不可持續的話，就加大全世界經濟波動。

特朗普的政策，政策是確定的，實施是不確定的。由此產生的對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增長的沖擊和影響是巨大的。在未來不但是明年，而且一兩年，美國經濟成為全世界經濟金融波動的最大的風險因素，當我們說整個經濟格局是比較平穩的，美國的新總統橫空出世帶來一個新政策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也正在進行一個深刻的格局變化。

朱民：全球經濟正在進行一系列深刻變化

全球經濟正在進行一系列深刻變化，第一個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全球人口在繼續緩緩地增加，從今年的74億人口到2100年的110億人口的增加，這是好事，勞動力增加了，但是人口結構在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南部非洲的人口增加，勞動力增加供給逐漸上升，一直到2100年都是正的。世界上其他地區人口的增長，勞動力人口的增長，高峰在2005年左右，逐漸下降，到2040年開始負增長。這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

第一，因為人口增長結構的變化，全世界經濟增長從人均GDP的高的地方走向了低的地方，而全世界的需求也因為這個結構變化，因為新增的人口在非洲，它的總需求仍然是有限的，因為大部分是低收入國家。人口變化的同時，收入分配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高收入從50年代開始到2001年，整個占收入比重在不上升，中產的比重不斷下降，典型的看一個美國的例子，美國中產階級占總收入的比重，從60%左右跌到了56%，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工資所得占整個GDP的比重，工資比重從56%跌到了48%左右，跌了八個百分點，而整個中產階級的收入從58%跌到了46%，跌了12個百分點，而整個工資的收入從64%、65%左右跌到了58%，跌了八個百分點，收入分配對全球的總需求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有錢的人可以吃一萬塊錢的美味，不可能一天吃一萬斤的大米，而且特別是對於進口的需求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和發達國家經濟繼續變輕，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危機以前，我們都說美國的服務業太高了，要往下調整。但是實際上美國的制造業在不斷的往上走，危機以後略有調整，今天是78%，歐洲的制造業、服務業的成本繼續上升，達到74%，日本的服務業略有下降，全世界的經濟在變輕，這又是一個很新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不願意持有重資產，特別是在高科技的情況下，所以投資急劇下降。

油價在下跌，而且油價的價格會繼續保持在低位，對世界產生收入分配重大的影響。今天整個世界的邊際生產者的定價是頁巖油，誰是頁巖油的主要生產國，美國，在特朗普的政策下，會繼續鼓勵美國生產頁巖油，出口美國的頁巖油和天然氣。OPEC可以達成協議減產，但是不解決任何問題，因為在未來的十年里，全球現有的石油產能的50%會老化退出，新進來的石油行業是誰?新進來的石油行業50%是頁巖油，頁巖氣，頁巖油、頁巖氣今天的成本是多少，40到50美元一桶，所以頁巖油的價格決定了石油的價格，未來石油的價格在下降，這又是一個巨大的價格下降。

與此同時，科技的創新正在對整個世界發生雙重影響，我們今天處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之間，我們每天聽到和見到無數的創新，但是創新還沒有轉化成生產力，所以勞動生產率不斷持續下降，而創新產生的威脅使得沒有人願意投資。

朱民：全球經濟的確定與不確定

如果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的話，我覺得全球經濟整體低位運行這是確定的，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貿易保護主義這是確定的，他的實施是不確定的，我們不知道，美國金融經濟走勢是全球最大的不確定性，而在這個時候，全球經濟結構性的變化，我覺得這也是確定的，人口結構的變化，整個引起的需求偏好的結構變化，貿易的變化，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政治風險的上升和科技在過渡時期產生巨大的不確定性，這個是全球經濟在未來五年面臨的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結構變化。所以，全球的政治風險和利率匯率風險成為我們目前的最主要的風險，我覺得這個是確定的。全球經濟增長波動和金融市場的波動在未來五年一定會加大，這是確定的，不確定的只是我們不知道它會在什麽時候、以什麽方式、以多大的強度變成波動，甚至變成危機。

中財辦副主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明年經濟工作重點

12月17日，由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聯合主辦的“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於北京舉行，本次年會的主題是：圍繞主線、著力攻堅、穩中求進、進中求好。

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楊偉民表示，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之年，各地區、各部門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努力推進，應該說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也要看到還存在一些問題。分析這些存在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供給側改革本身就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工作層面出現的問題表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存在一些模糊的、膚淺的、片面的認識。

楊偉民指出，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總的要求是總結今年工作，落實已部署的各項任務，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的進展。去產能要緊緊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通過處置僵屍企業來達到去產能的目的。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化解過剩產能，嚴格執行環保能耗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標準，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這兩方面是去產能當中的突出矛盾。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複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也就是說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但是辦法必須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

第二，積極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十分迫切的，現在總量過剩，但是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所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方向上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建設、質量安全監管，同時在源頭上加大農村環境突出問題綜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還林還湖還草力度，這樣從根源上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在政策上要積極穩妥的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加大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的消化工作。在市場主體方面，要通過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等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使之成為農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一支生力軍。在產權制度方面明確農村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

第三，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實體經濟是強國之本、富民之基。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實體經濟，今後要跨越高收入國家也只能和必須依靠實體經濟。這一戰略思想必須堅定不移，不能有絲毫的動搖，近兩三年來，金融業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業比重卻在快速下滑，這種變化是不正常的。

第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針對今年以來房地產泡沫擴大的問題，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專門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和“三去一降一補”當中的房地產去庫存相互補充，房子本來是給人住的，在一個穩定的制度和市場環境下，也可以作為投資品購買來出租，通過收取租金來取得回報。但如果政策不當，特別是制度不完善，住房的投資屬性很容易演變成投機行為。所以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