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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社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入分析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認真總結今年經濟工作，全面部署明年經濟工作。明年將召開黨的十九大，也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這次會議對於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逐步形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今年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主動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引導形成良好的社會預期，堅定推進各項改革，妥善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質量效益提升，經濟結構繼續優化，改革開放取得新突破，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成績來之不易。

在肯定良好開局的同時，也要認清風險挑戰。面對錯綜複雜形勢和艱巨繁重任務，我們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這是我們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貫徹好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

穩中求進，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經濟社會發展穩，宏觀政策必須要穩，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預期穩，市場才能穩，大局才能穩，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擴大開放，加強產權保護，維護法治環境，增強企業信心。要加強同市場的溝通，增強政策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同時，要深入細致做好社會托底工作。

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不是不敢作為，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今年，我們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後頭，明年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去除沒有需求的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同時，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決管住貨幣總量，摸清風險隱患，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明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要進一步把思想、行動、工作重點統一到黨中央要求上來，增強定力、鞏固成果、乘勢而上。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去庫存要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降成本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補短板要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實現農業向提質增效、可持續發展轉變。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必須蹄疾步穩地推進關鍵性改革，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有重點地推動對外開放。

明年經濟工作的大政方針已定，任務艱巨，責任重大，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信心、知難而進，盡心盡力把經濟工作做好，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新華社評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註入新內涵

16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之外，會議還提出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註入了新內涵。

“中央根據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形勢變化，面向更深層次、更廣泛的結構性矛盾，不斷深化、擴展改革任務，顯示中央對於結構性改革的深刻洞悉和科學把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許召元說。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並明確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走過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迎來深化之年。會議對改革如何深化明確了路線圖：

五大任務方面，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加大農村環境突出問題綜合治理力度。

振興實體經濟方面，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方面，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中國明確了在經濟轉型階段實現長期健康發展的正確路徑，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意義深遠。”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說。

五大支柱支撐五大任務 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繼續深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總結了2016年經濟工作，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

會議明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今年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抓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五大任務取得實質性進展

會議指出，今年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推進改革，妥善應對風險挑戰，引導形成良好社會預期，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去年11月提出，這一年來在“三去一降一補”等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效，為“十三五”打造了良好的開端。

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12月4日在“2016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今年以來經濟社會呈現“五穩”、“五好”特征：增速穩、價格穩、就業穩、產業穩和需求穩;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創新和新動能成長較好、企業效益增長較好、生態環境逐步改善、市場預期轉好。

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截至目前，鋼鐵4500萬噸全年去產能目標任務，煤炭去產能2.5億噸的全年目標任務已基本完成。去庫存方面，到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69095萬平方米，比10月末減少427萬平方米，已經連續9個月減少。

去杠桿方面，10月末，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56.1%，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降成本方面，1-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5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17元。

補短板方面，多省出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短板”具體行動計劃，投資規模超過萬億。今年調整中央預算內投資近千億元，並先後安排了三批專項建設基金，集中力量加大對脫貧攻堅、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改造等補短板重點領域投入。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考慮到國內結構性改革推進的艱巨程度，如果能適當擴大經濟增長的目標區間，把區間的下限下調至6%的話，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穩增長的壓力，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方面，這將有利於中國經濟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正在持續推進。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發展潛力、發展態勢、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來看，中國經濟具備保持平穩增長的條件。

五大政策支柱持續發力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

“穩中求進”作為近年來經濟工作堅持把握的總基調，在2017年將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們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對指導明年經濟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章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明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依然要圍繞“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任務來開展經濟工作。考慮到“穩中求進”的政策基調，明年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要確保經濟平穩增長和防範系統性風險。

張立群撰文表示，穩中求進，一條底線就是民生要穩，不論改革還是發展，最終的落腳點都是民生。明年要繼續下大力氣落實精準就業、精準扶貧等保民生工作，做好社會政策托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媒體上表示，要用穩定的政策穩住市場預期，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在宏觀政策取向上，未來財政政策要更加註重穩增長、調結構，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支持實體經濟和防範風險。

章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央會堅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依然是最恰當的組合。綜合考量明年經濟的挑戰和機遇，預計明年經濟增長的目標區間會設定在6.0%-7.0%，區間下限下調0.5個百分點可以為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間和靈活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呈現雙升的趨勢，需要關註風險隱患，並在風險之間權衡利弊。未來宏觀調控政策的空間將迎來巨大挑戰。明年積極財政政策要在供給側改革方面加大“劑量”。

改革深化之年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破解發展難題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專家分析，在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明年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市場化改革絕不能放松。

會議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

徐洪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中國經濟還有很多潛力，部分改革的紅利尚未完全釋放。當農村土地改革、城鎮化、國企改革等改革的紅利持續釋放出來，必將對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動力。

張立群撰文表示，經濟運行更加健康、平穩、可持續，關鍵要有體制機制保障，需要一些重點和關鍵領域改革堅定不移推進下去。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區，涉及很多重大利益的調整。把握好穩和進的關系，對於順利推進各方面改革至關重要。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在媒體上表示，針對供給側五大要素，必須調整人口政策、實行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以及在企業方面要降負松綁。在減稅之外的各種負擔如何減輕比減稅更具有挑戰性，包括綜合的隱性負擔也要真正降下來。還有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等，離不開 行政、財政、國企、價格、投資、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劉尚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經濟運行就像是騎自行車，只有前進才能平穩，所以必須繼續改革。改革協調的難度加大，阻力也在加大，一些阻力看不見摸不著，改革存在“空轉打滑”的風險。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因此要迎難而上，中央與地方的合力變得至關重要。

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激活市場 中央要求守住三條底線

於12月20日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多次提到適度規模經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梳理歷來文件及政策可發現，中央將此視為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會議強調“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安信證券農林牧漁行業首席分析師吳立認為，土地是農業生產最核心的生產要素。土地流轉集中是推動以家庭農場、合作社為代表的適度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此後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實現農資社會化服務的基礎，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破局點。在整個農業供給側改革中居於重中之重的地位。

在“三權分置”解決承包地流轉的制度性障礙之後，適度規模經營的“多種形式”包括，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其新型經營主體包括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最終是為了提高農業的規模效益。

而“適度”規模則要求不能盲目求大、強行推進。官方曾刊文稱，從全國來看，由於各地的農業資源稟賦、農民就業和收入結構等自然經濟條件千差萬別，不可能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土地經營規模適宜標準。所以，合理確定適合當地的土地經營規模要靠各地從實踐中探索。

日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曾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提到，當前農業資源要素供給條件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對農業的轉型升級提出更高的要求。

為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他認為，需要提升機械化水平，提升農業的規模化水平。中國特色的規模化可以通過發展規模化的服務解決機械化問題，小麥就是如此。一定要防止通過行政的手段來擴大土地的規模。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也對本報記者表示，農業規模總有邊界，在中國，小農戶總會存在，未來農業發展形態是“小農戶+規模經營”。

至於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吳立認為，本屆政府上臺以來，從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到土地流轉“三權分置”再到農村土地兩權抵押貸款及相關產權保護落實，農村土地改革一直沿著明晰產權掃清障礙推動資本化的思路在穩步推進。經過多年試點，預計2017將進入總結期。

會議最後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三農”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會議表示，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必須守住確保糧食生產能力不降低、農民增收勢頭不逆轉、農村穩定不出問題的三條底線。

正如中央提到的要協同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更好引導農業生產、優化供給結構，廖洪樂稱，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不能追求一刀切，要求一步到位，應該由企業主動去調整，政府要為改革提供好的環境和服務，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需要說明的是，底線思維越來越明顯。

此前土地制度改革也有三條底線，要求“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跟本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提及的“三條底線”，廖洪樂認為，強調底線思維是為了保證改革是在一個可掌控的框架下進行，不能為了改革引起很大的動蕩。

姚景源：中國經濟面臨“四降一升” 結構性問題是主因

“目前中國經濟面對的困難為‘四降一升’，即增速下降、企業利潤下降、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下降、財政收入下降，潛在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上升。”12月22日，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在上海舉行的“改革與開放論壇”第三期上如是說。

他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困難有周期性總量的原因，但主要是經濟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著眼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去解決。

在“四降一升”中，“增速下降”表現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很快，2011年中國GDP增速為9.3%，2012年直接降到7.7%，此後一路下滑，2016年基本在6.7%左右;

“企業利潤下降”表現為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3%的增長;

“PPI下降”表現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連續54個月同比負增長，2016年1-8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而前些年民間投資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是PPI下降的主要原因;

“財政收入下降”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形勢最好的中央財政去年才增長5.8%，而基層財政收入很多地方慘不忍睹，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造成財政收支缺口不斷加大，今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達到3%，為多年所不見，財政缺口達5600億，未來隨著養老支出的增加，財政支出壓力會更加巨大。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做了高度概括，即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

新常態是當下乃至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大邏輯。姚景源認為，把握了這三個“化”，就是把握了當下乃至今後中國的經濟規律。

改革開放3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整個世界經濟中都名列前茅。盡管近3年遭遇了增速回落，但平均來看，前3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高達9.8%。姚景源談到，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速度就會不一樣，在這個階段增長速度有所回落是正常的。目前，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新階段，就是由過去靠規模和速度擴張的粗放型增長轉變到以質量和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

為何在現在出現增長速度換擋期?姚景源認為，除了經濟增長規律的因素外，這還和過去長時間累積的矛盾和問題有關，也就是結構性問題。

姚景源表示，以人口結構為例，人口紅利消失是一個大問題。1980~1989年我國出生人口達到2.28億，1990~1999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74億，2000~2009年降至1.26億，這意味著00後人口數量比80後少了整整1個億。

近三年，我國16~59歲的勞動力人口減少了1千萬，其中，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這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漲。

此外，老齡化也在迅速推進。目前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2.2億，65歲以上人口是1.3億，都超過了老齡化的標準線，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經濟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和沖擊。

姚景源提到，目前中國經濟遭遇下行壓力，而整個經濟中下行幅度最大的是進出口貿易。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目標定為6%，但是2015年進出口實際的增長率為-7%，問題出在了曾經給中國的出口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七大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即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

過去這七大行業使得中國制造占領了全球很多市場，但是隨著勞動力人口優勢的消失，廉價勞動力沒有了。而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他們正在走中國過去走過的路。所以這次的經濟下行折射出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商品，再以出口打天下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

在結構優化方面，姚景源認為，農業要從傳統走到現代，工業要從中低端走到中高端，然後全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

姚景源表示，當前，我國農業依舊十分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低，現代服務業的成分少。

具體來說，中國農業有兩個“低”，一個是組織化、規模化程度低，二是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低，這導致勞動生產率很低。中國現在有2.2億農民，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700億美元，荷蘭有22萬農民，但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820億美元。

工業方面，中國在眾多行業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汽車行業，全世界每4輛汽車就有1輛是中國制造，機床產量占全球總量的38%，造船業產量占全球40%，發電設備產量占全球60%，但存在缺少核心技術的問題。另外，我國是世界第一鋼鐵大國，我國的鋼鐵產量占世界鋼鐵總量的52%，但高負荷噸位起重機的鋼絲都要依賴進口，高檔數控機床95%要靠進口。

我國第三產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去年是50.2%，今年9月底增至52.8%。但是這個比重依舊不夠高，美國這一數據是80%，全球平均水平是60%。在目前的服務業排名中，足療業、餐飲業等排名靠前，金融、文化產業等還比較缺乏。

在動力轉化方面，姚景源談到，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資本投入，二是資源投入，三是勞動力投入。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遇到坎、不可持續了。大量的資本投入帶來了產能過剩，資源投入帶來了高能耗、高汙染，勞動力投入上又遇到了老齡化。因而，現在只有讓創新去替代這三個投入，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動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2017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剩下的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調整，必然會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過去一年在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任務中存在的難題和困境，依然會成為2017年供給側改革的挑戰。多位專家表示，去產能應適度優化、更具彈性，並與技術升級和產業調整結合起來；去杠桿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降成本除了減稅、降費，還應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去產能之難

2016年全年鋼鐵4500萬噸、煤炭2.5億噸的去產能目標任務都已經提前完成。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超額完成全年目標，江西、陜西等去產能任務較少的省份甚至在一年之內完成了整個“十三五”鋼鐵去產能的目標任務。

行政手段去產能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目標完成的背後，鋼企煤企的債務問題仍在；規模較小、設備相對落後的民企鋼廠承擔了2016年去產能的大部分任務；防止去產能過程中的逆向淘汰值得關註；價格好轉、行業效益提升的背景之下，過剩產能是否存在著死灰複燃的可能性；大批人員如何安置，這些都是新的一年去產能工作需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過程中面臨三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債到哪里銷。目前來看，去產能資金相對容易解決，去產能既有國家基金保障，也有央企自己的資金撬動。但是人員安置和債務問題依然面臨著很大的壓力。2016年去產能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接下來進入攻堅期和收尾期會更加困難。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專家李全功表示，盡管2016年鋼鐵已提前完成4500萬噸去產能的任務，但只是從量上來說的，還有許多債務、冗員等問題並沒解決。其中鋼鐵國企的冗員大部分是以轉崗方式內部消化的，冗員的包袱還是在國企身上背著。大量去產能鋼企的債務還擱置著，而國企的債務規模過於龐大，頻頻出現的債務違約警示風險猶在。

據中國聯合鋼鐵網首席分析師胡艷平統計，2016年去掉的鋼鐵產能中，民企占據了73%的比重。胡艷平表示，目前噸材虧損超過50元的鋼廠清一色的是國企，相較之下，民營鋼廠盈利要好很多，前9月盈利超過4億元的民營鋼廠已達到32家。全聯中小冶金企業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也指出，在2016年河北去除的1600萬噸產能中，約97%的去產能任務是由民企完成，3%~5%由國企完成。

當民企的過剩產能已經去除殆盡，接下來國企去產能的硬骨頭將更加難啃。李錦表示，這一輪去產能，年初擔心的下崗潮並沒有出現，大部分去產能企業采用了轉崗、提前退休等多種方式來安置員工，這保障了去產能的平穩推進，但是卻給企業帶來更大的負擔。

浙江杭州鋼鐵集團公司(下稱“杭鋼”))半山鋼鐵基地只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成功解決了1.2萬人員的分流安置問題，被業內人士稱為“杭鋼奇跡”。杭鋼董事長陳月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杭鋼在關停半山鋼鐵基地之後，社會及企業內部謠言四起，職工心里的痛苦、焦慮、恐慌他感同身受，各個群體訴求多樣，微信群、QQ群異常活躍，群眾意見挑頭人物形成。

“關於分流安置職工的方案，杭鋼先後召開57次會議反複專題研究，聽取員工意見2000多人次，政策得到了大多數員工的認可。設定了自主創業、服務輸出等通道，打出了政策保證、領導示範、專業隊伍支撐、政警企聯動、問題化解、執紀問責、聯掛考核等組合拳。”陳月亮說。

去產能過程中，剛性的去產能政策與靈活的需求波動之間存在矛盾，部分行業的供給無法對需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導致了階段性、局域性的供給不足，進而導致價格和企業利潤大漲，從而降低了去產能的意願。

面對這種局面，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認為，2017年的去產能政策可以在保持現有基調不變的基礎上適當優化。供給側的去產能和需求側的穩增長需要有機結合，去產能要更具彈性，更多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

此外，去產能政策可以更有機地和技術升級與產業布局調整結合起來。“2017年去產能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間來關註相關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相應地，可以通過引導技術進步、提升環保要求等方式推進行業的新陳代謝，在抑制產能過剩的同時實現行業的優化升級。”徐高表示。

去杠桿之憂

大約17年前的那場債轉股，是當時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對國企的轉變機制、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沒有實質性的促進，反而掩蓋了企業的部分內在問題。一些本應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得以茍延殘喘，這些企業今天不少淪為僵屍企業。

如今，債轉股卷土重來。2016年10月，隨著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下稱《意見》)的發布，中國新一輪債轉股大幕正式拉開，明確政府不兜底、不搞“拉郎配”，“僵屍企業”也不會有免費午餐。業內人士分析，如果沒有對上一輪債轉股的反思和總結，加上缺乏監督，那麽走彎路的概率就會提升。

攀鋼集團原副總經理周家琮認為，實行債轉股表面上看企業資產負債表好看了，銀行不良資產降低了，但其實只是不良資產的轉移和包裝，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反而可能掩蓋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資產危機，貽誤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和去杠桿的時機，繼續扭曲金融資產配置，誤導決策和改革。

他建議，下一步，解決這些企業的問題，應該把著眼點放在企業內部的改革和管理上。不應該企業造成巨額虧損無人負責、不了了之，通過債轉股讓國有銀行其實是全民買單。

李錦也認為，與上一輪債轉股政策性一刀切不同，這一次債轉股思路是市場化、一企一策、政府不兜底。債轉股畢竟是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治標之舉，只對於部分有發展前景、易於盤活的企業適用，不能全都采用債轉股的方式降杠桿為企業脫困，把風險和包袱轉移到銀行機構身上，債轉股不應該大範圍推廣。

新一輪債轉股並非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唯一舉措。《意見》明確，通過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優化企業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個途徑，平穩有序地降低企業杠桿率。

望正資本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董事長劉陳傑撰文表示，“去杠桿”任務進展緩慢，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還在加杠桿。我國的“去杠桿”問題具有結構性特征，整體的杠桿率水平高其實並不意味著風險就會爆發。目前高杠桿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非金融企業部門，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部門。這部分杠桿率未來可能向政府部門或居民部門騰挪，但問題的關鍵是增強非金融企業的自生能力，而不是簡單搬移杠桿。

劉陳傑認為，目前金融周期處於高漲階段，這一時期“去杠桿”，更加應該註意到信用風險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沖擊。從一些治標的政策措施看，比如“債轉股”、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可能緩解暫時的債務壓力，但根本還在於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並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安信證券羅雲峰團隊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仍處於去杠桿之年，在此期間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一手抑泡沫，一手防風險”，資金脈沖式緊張或成常態，期限利差可能會一直保持平坦。信用風險方面，打破剛兌實現市場化重估的時點進一步臨近，明確提示信用風險暴露，信用利差走擴的概率大於縮窄。

2017年，央行貨幣政策基調提法雖然仍是“穩健”，但其內涵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去杠桿、擠泡沫、防風險將成為政策考量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徐高表示，2017年，去杠桿仍將是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中國去杠桿的重點應該放在抑制金融市場中炒作力量所帶來的金融杠桿。而對中國全社會總債務規模所對應的這一杠桿，需給其健康有序增長留出空間。

降成本之艱

近日第一財經CEO周健工訪問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的視頻走紅，並持續刷屏。曹德旺在采訪中細數了中美制造業的成本差異，“在美國，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只有中國的1/5，藍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2倍多。美國沒有增值稅，你賺到錢，繳納所得稅35%，再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這些5個百分點就是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

曹德旺一席話，引發了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再次激辯。現在經濟形勢嚴峻，企業對於稅負的感覺尤其強烈。勞工成本升高，稅收負擔過重，落後產能過剩，金融和房地產擠壓實體經濟……這些問題，都是制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也是改革的刀刃所向。為什麽國家一直在減稅，企業卻覺得稅負升高了？

今年上半年，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調查發現，87%的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分析，單就制造業稅負來說，中國跟美國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要高。主要是因為中美稅制不同，美國針對企業的稅收較少，主要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而我國增值稅是第一大稅種，主要對企業征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並且就降成本、補短板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改革方案，明確要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稱，國家應加快清費立稅進程，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範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規模膨脹，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

劉尚希則對媒體表示，從長遠來看，減稅仍有必要。但減稅相對容易，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艱巨的任務。

農業部：推進農業機械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快“機器換人”

當前，我國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進入機械化作業為主的新階段，農業機械化滲入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融入農業產業鏈條的廣泛領域。不過，農業機械化的需求結構、供給側結構和管理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農業機械化工作的對象、內容、領域等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1月16日，農業部在京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工作會議，預計2016年農機總動力達11.44億千瓦，同比增長2.4%。大中拖、聯合收獲機、插秧機、烘幹機保有量增幅分別達到7.4%、8.2%、6.0%、19.5%，裝備結構持續優化。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預計超過65%，同比提高約2個百分點。

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農業機械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機械化提檔升級，加快“機器換人”，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會議認為，必須更加註重創新驅動，更加註重農機農藝融合，更加註重農業機械化與適度規模經營融合，更加註重農業機械化與信息化融合。加快培育農業機械化發展新動能，展現農業機械化在穩產能調結構、降成本增效益、添綠色可持續等方面的新作用。

日前，農業部曾印發《全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農業部農業機械化管理司司長李偉國接受媒體采訪表示，經過“十二五”的努力，全國農機總動力連續邁上10億和11億千瓦兩個臺階，我國農業生產方式實現了從人畜力為主向機械作業為主的歷史性轉變，農業機械化進入由中級階段向高級階段快速邁進的時期。

李偉國認為，在《規劃》編制過程中，各方面專家學者均認為，農業機械化支撐農業發展的功能作用將越來越強，領域將越來越寬，環境將越來越有利。綜合判斷，“十三五”農業機械化發展持續穩定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仍處於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李偉國表示，對於農業機械化，“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要求加快發展，推進主要作物生產全程機械化，將“農業機械化”列入農業現代化重大工程。《中國制造2025》將農機裝備列為重要領域，制定了農機裝備發展行動方案。《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對農業機械化提檔升級作出全面部署。“智能農機裝備”納入了“十三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機耕道、機具存放設施和農機科研條件、安全保障設施建設，以及農機大戶與農機合作社帶頭人培訓等列入了國家相關規劃，扶持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政策體系更加完善。

但是，從總體上看，李偉國提到，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還存在諸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如產業、地區間機械化發展差距大，農機裝備技術有效供給不夠，農機經營服務的質量效益有待提升等，必須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農業建設目標要求，向全程、全面發展提檔，向高質、高效轉型升級。

對於《規劃》不再將農機總動力列為主要指標，李偉國解釋稱，主要是考慮“十二五”末期我國畝均農機動力已達到0.55千瓦，高出農業發達國家不少。在這種情況下，需更加註重用好存量，調整好結構，更加註重支持引導適應綠色發展需要的機具加快增長，引導和提高農機使用效率和效益。

他認為，不將農機總動力列為規劃指標，不等於不發展，而是要適度發展、綠色發展、高效發展，註重補齊薄弱環節短板，充分考慮機具保有量增長的協調性，引導全系統不僅註重量的增長，更應註重質的提高，高質量地實現“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的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0%的目標。

中央一號文件：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世紀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14份中央一號文件5日由新華社受權發布。

這份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幹意見》，全文約13000字，共分6個部分33條，包括：優化產品產業結構，著力推進農業提質增效;推行綠色生產方式，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拓展農業產業鏈價值鏈;強化科技創新驅動，引領現代農業加快發展;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夯實農村共享發展基礎;加大農村改革力度，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

文件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緊緊圍繞市場需求變化，以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為主要目標，以提高農業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以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根本途徑，優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註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文件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協調好各方面利益，面臨許多重大考驗。必須直面困難和挑戰，堅定不移推進改革，勇於承受改革陣痛，盡力降低改革成本，積極防範改革風險，確保糧食生產能力不降低、農民增收勢頭不逆轉、農村穩定不出問題。

“近幾年我國在農業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開了頭、有進展，但需要在發展目標上再聚焦，在工作路數上再理清，在政策舉措上再加力。”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農辦主任唐仁健說，“只有牢牢把握住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為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好先鋒、提供支撐，才能開辟出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境界。”

吳敬璉談“三去一降一補”：結構性改革不夠快不夠實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於2月15日在北京舉行。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發言稱，去年我們在“三去一降一補”實現這個目標上，取得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是在“三去一降一補”的另外兩個任務上，看起來成效不那麽顯著。

吳敬璉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見的主要原因在於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不夠快、不夠實。使得市場不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的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吳敬璉發言

吳敬璉指出，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由於行政機關並沒有確定什麽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

以下為吳敬璉演講實錄：

吳敬璉：第一點意見，回顧一下我們去年的工作。我們在去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這里我插一句，對於三去一降一補，有人把它說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另外一種說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我是比較同意第二種說法的。

從它要達到的目的來看，去年我們在三去一降一補實現這個目標上，取得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從三去一降一補的另外兩個任務上，看起來成效不那麽顯著，甚至有的情況比如去杠桿，這一項任務完不好，不但沒有去，而且杠桿率有所提高。這樣就使得像最近一次政協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這個系統性的風險在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強，或者用經濟工作會議公報說的話，叫做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多。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第二點意見，我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見的主要原因在於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不夠快、不夠實。我這里講的結構性改革，我以前也說過多次，不是講的結構調整，而是體制結構和政府監管框架結構的改革。因為結構性改革推進的不夠快和不夠實，就使得市場不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的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第三點意見，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由於行政機關並沒有確定什麽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標要求“去”和“補”，他總有辦法繞過這個行政命令。比如最近發表的關於鋼鐵業去年實際業績的報告就告訴我們，去鋼鐵產能，不但產能沒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我們大概從2億噸產能的時候就開始提去剩余產能，到現在11億噸，越去越多。另外產量按照國務院的要求，五年實現壓縮粗鋼產能1.5億噸，16年壓縮指標4500萬噸，但實際上鋼鐵產能是增加了，粗鋼產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鋼產量增加了1.2%。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壓縮產能和降低產量的過程中，往往不是優勝劣汰。要按照指標來壓縮，它往往變成壓縮的是有更高效率麽的企業，而低效的企業並沒有壓縮，這種情況用行政指標是難以解決的。

第四點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就在於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能夠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所以我贊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作出的論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在2016年年初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五中全會決定的研討班上，習總書記也是這樣來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的，他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就是改革，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四中全會所要求的體制，用這樣一個體制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這樣就是一個有效率的調整。

最後一點，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基礎，發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有關“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齊備了，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比較婉轉的說，還不夠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執行上花更大的力氣，使得這些決定、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實，這就能夠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的提高提供一個堅實的制度基礎。

比如說去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改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這個文件，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文件，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實際，能夠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許多問題。

比如說它提出了一個要平等保護，要改變過去那種分等級保護的狀況，所以要求在立法上就要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開展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專項清理。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加大對非公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這就涉及到立法部門的工作了。

另外一個涉及到司法部門的工作，堅持有錯必究，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依法甄別，確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使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並賠償當事人的損失。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有些企業家缺乏信心，他造成了比如說外匯資本流失等等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還有一個就是嚴格遵循法無溯及既往，罪行法定，在新舊法中，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另外還要求，這跟我們宣傳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可能有關，跟我們的傳媒有關，大力宣傳黨和國家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使平等保護、全面保護、依法保護觀念深入人心，營造公平公正、透明穩定的法治環境。這樣一個文件在執行上我們應該要花更大的力氣，使它真正的落地。謝謝。

海通證券荀玉根：供需改善共振帶動中遊回暖 掘金結構性機會

近期，中遊行業景氣度成為各大券商的跟蹤點，也成為投資者普遍關註的領域。在2016年第一財經最佳分析師策略第一名、海通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荀玉根看來，中遊行業景氣度回暖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這輪回暖是供需兩方面共同改善的結果，並非是經濟強勁複蘇帶來的，所以行業的投資機會更多表現為結構性機會。

“中遊崛起”的聲音在近期的A股市場唱響。荀玉根最新發表觀點指出，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中遊行業景氣度開始回暖，水泥價格上漲、挖掘機銷量回升，建築企業新訂單快速增長;並且從1月下旬以來中遊行業市場表現優異，建築建材、工程機械等板塊絕對收益均在10%左右。

在這之前中遊行業已經歷過三輪景氣度上升階段，分別是2009年6月至2010年4月、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這三輪中遊複蘇都經歷了‘宏觀政策放松—地產銷量上升—中遊景氣度回暖’的傳導過程。”在荀玉根看來，2016年下半年以來的中遊行業複蘇，同樣經歷了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貨幣政策寬松，和2016年的地產銷量爆發的過程。

“2016年下半年以來，建築建材、工程機械等傳統中遊行業普遍回暖，這輪中遊回暖是供需兩方面共同改善的結果。”根據荀玉根的分析，需求方面的改善來自於地產投資回暖和基建投資的再發力;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水泥企業通過聯合限產等措施實現了價格的相對穩定和行業利潤率改善，工程機械行業同樣經歷了漫長的調整階段，庫存減少以及存量產能的淘汰共同推動行業景氣度回升。

對於這輪中遊行情的特征，荀玉根概括為“需求不強、供給改善、機構配置有所增加”。

“這一輪中遊複蘇更類似於2013年，宏觀經濟需求不強，但2013年產能過剩情況仍然嚴重，這一輪供給端已經在收縮。”荀玉根表示，進入2017年以來，由於房地產調控力度加強，全國房地產銷售面積同比增速持續下滑，未來地產投資增速存在進一步回落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荀玉根認為，從基金持倉看中遊行業低配優勢並不明顯。其統計指出，從基金配置看中遊行業占比已經有所提高，2016年Q4基金重倉股行業分布中，機械行業占比5.4%，環比上升1.3個百分點，占比創2012年以來新高;建築行業占比3.3%，環比持平，維持近3年高位;建材行業占比為1.6%，環比下降0.3個百分點。

“整體操作上我們建議‘避地產、近基建、重視主題’。”荀玉根表示，這主要是由於這一輪中遊行業回暖並非是經濟強勁複蘇帶來的，而是需求局部改善與供給側收縮的共同結果，所以行業的投資機會也更多表現為結構性機會。

荀玉根具體分析稱，2017年以來地產銷量持續下行，未來地產投資增速或將再次回落，與地產產業鏈相關的行業業績不確定性更大;而隨著地方政府債務壓力的減輕和PPP建設持續推進，基建再發力使得與基建相關的行業景氣度持續性更強;政策主題方面，“一帶一路”的經濟效用也已經顯現，此外，年初迎來國企改革政策密集期，可關註中遊複蘇和國企改革“共振”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