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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對互聯網金融企業該嚴禁的不準登記註冊

6月6日，市長黃奇帆在市工商局調研指出，要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深化全市商事制度改革，推動重慶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在聽取市工商局情況匯報後，黃奇帆說，近年來，市工商局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一手抓發展，一手抓法治，既著力放寬市場準入條件，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務，推動市場主體和工商經濟發展，又著力防控市場準入風險，強化事中事後監管，積極維護市場秩序，同時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入實施商標品牌戰略，為全市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黃奇帆說，當前，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統要牢固樹立和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把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好“三去一降一補”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要承擔好工商行政管理職責，嚴把工商登記、年檢數據等關口，確保各行各業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工作的結果數據真實有效;另一方面要積極主動作為，對多年未年檢年報、長期未經營未納稅的企業，以及不具備開發實力、長期未開展經營或項目已開發完成的房地產企業等開展仔細排查，做好對“僵屍企業”、“空殼公司”的清理。要通過建立完善“負面清單”制度和退出機制，加強對市場準入的風險防控，為事中事後監管打下良好基礎。對投資咨詢類企業，在嚴禁新設的同時，要加強對已有企業的清理整頓;對互聯網金融企業，要實施嚴格的分類管理，該嚴禁的不準登記註冊，該規範的要制定“負面清單”加強監管，該支持的要積極提供條件幫助其健康發展;對涉及資金量大、人數眾多的行業和企業，要制定更加嚴密的“負面清單”，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管，嚴防產生社會風險，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永輝超市澄清洽購北方某省最大連鎖企業的不實報道

永輝超市26日公告稱，近日有媒體發布題為《傳永輝超市正在洽談並購北方某省最大連鎖企業》的新聞報道。公司對媒體報道內容進行了認真核查，現就相關事項聲明如下：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參與洽談收購北方某省最大連鎖企業，也未獲悉媒體所述收購信息。

棗莊保障房難題： 沒錢的買不起，有錢的不願買

青檀安慧家園一期，空蕩蕩的小區中央廣場正對著空空的幼兒園。（南方周末記者 黃金萍/圖）

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19萬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不能及時交付使用，耗費了國家、地方財政大量支出的保障性住房，為什麽會大量無法交付使用或空置？

“我們宣傳也挺到位的，廣播電視都上了，價格也比商品房便宜一半還多呢，但市民還是不積極、不感冒，覺得那是窮人住的地方。”

2016年7月20日，新華社報道，山東省審計廳廳長馬青山近日披露，由於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山東有4023套保障性住房已建成1年以上但無法交付使用。

7月24日，四川省審計廳披露，截至2015年底，有1.37萬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選址和戶型設計不合理、審核分配不及時等原因，不能及時交付使用或空置超過1年。

在此之前，2016年6月29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19萬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不能及時交付使用，還有6544套住房被違規銷售或出租經營等。同期，各級財政對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比上年增長17%。

耗費了國家、地方財政大量支出的保障性住房，為什麽會大量無法交付使用或空置呢？

300戶棄購

“我們宣傳也挺到位的，廣播電視都上了，價格也比商品房便宜一半還多呢，但市民還是不積極、不感冒。”

“申請經濟適用房啊？不在這，在龍頭市場里面呢！”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南方周末記者終於找到了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住房辦公室，它既不在棗莊市市中區房地產交易中心，也不在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辦公大樓里，而在振興中路龍頭市場里。從位於振興路的西門進，往東80米，依次經過裁縫店、開鎖店、水果店、菜店、茶葉店、老面饅頭、冷凍食品批發中心，一棟淺粉色外墻的兩層小樓就是了。

2016年7月26日上午，南方周末記者見到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住房辦主任祝寶峰時，他正在辦公室里向電話那頭訴苦，“到現在只有420多戶申請，怎麽辦呢？”

棗莊是山東省南部的一個地級市，常住人口394萬，為中國76個四線城市之一。

今年7月11日起，棗莊市市中區住建局開始了年內第二輪經濟適用房申請，半個月過去，申請人數還未達到1100多套房源數量的一半。

三個月前，市中區其實已經有過一輪經適房申請，一共有847戶家庭符合條件，當時放出了1660套房源。在沒有新增房源的情況下，這意味著上一輪申購只賣掉了500多套房子，約有300戶符合條件的家庭棄購了。

“去年我就申請到了，沒買，今天過來看看有沒有新房子，這還是跟去年一樣的嘛！”穿著白色上衣、藍色褲子的退休老人張青，看過了房源信息之後，正準備戴上白色編織草帽離開，這次他都不打算領申請表了。

貼著申購通知、房源信息的墻壁上，還有一張紅底黑字的“領表須知”，內文中特別用了兩行加大加粗字體“請仔細閱讀本條並判斷自己是否基本符合申請條件再做出領表決定”，不同於以往，這次要求繳納100元押金後方可領取申請表，放棄申購的也需將表格退回，方可退還押金。

其原因是，在往年度申請中，出現了大量代他人領取、多領、“湊熱鬧”領取後棄置申請表的現象，導致申請表加印後仍不夠，最終提交申請表格的卻遠遠少於發放數量。祝寶峰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去年印發了3000多份，只收到1000來份申請。

2015年的申請表中有張青的一份。他自稱住在榮華里小區，這是一個相對高端的社區，目前二手房均價都在4千元左右，這在三線城市已經算高價。

張青幾年前已經把房子過戶了兩個女兒名下，一是避免遺產稅，二是避免兩個女兒將來為爭財產而翻臉。兩個女兒都有房子，他並不愁地方住。但去年還是試著申請經濟適用房，沒想到中了。

在張青看來，經適房房子小不說，還沒有暖氣，冬天怎麽住？他有些羨慕那些申購了市中區第一批經濟適用房西昌小區、和諧家園的人，那時候還有八十多平方的戶型，很多人還不知道經適房怎麽回事，申請的人少，幾乎沒什麽門檻，最先申購的人已經先得了。

祝寶峰可以一口氣說出一連串經濟適用房不受歡迎的原因：地理位置太偏僻，交通不便利，配套不完善，暖氣供不上，造成很多人棄選，“人家寧願加錢去買商品房，”他向南方周末記者感嘆，“我們宣傳也挺到位的，廣播電視都上了，價格也比商品房便宜一半還多呢，但市民還是不積極、不感冒，覺得那是窮人住的地方”

被點名的保障房小區

運河人家的均價約為市場價的一半，房屋建造成本也不便宜，“這價格都沒有人買，說明不是價格問題，而是需求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山東省審計廳廳長馬青山在山東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點名了3個市5個縣區市，分別是棗莊、德州、濱州；海陽、龍口、棲霞、棗莊市中區和棗莊臺兒莊區。

安慧家園是讓棗莊市中區被點名的一個重要原因。祝寶峰介紹，市中區一共推出了包括經適房和廉租房在內的5000-6000套保障性住房，位於青檀路的安慧家園，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小區。

安慧家園一期800套、二期441套，一共1241套。一期、二期工程分別在2013年11月、2015年5月竣工，約有一半的房子還空著。

安慧家園所在地塊原本是煉鐵廠，屬於棗莊市的老工業區，叫做市南工業園，原本聚集於此的山東魯南瓷廠、棗莊市煉鐵廠、化工廠、水泥廠、化肥廠、地毯廠、肉聯廠等停工破產。

安慧家園門口周圍是近十家汽車美容店，再遠一點是二手車交易市場，和一個正在建設中的主題樂園，雖然只有一趟36路公交車通往中心城區，生活不是很方便，在這個冬天最冷時候零下10度的城市，沒有集中供暖，確實是一大硬傷。

來自德州的出租車司機老謝，相信未來這一帶還是有發展前景的。老謝一家三口就住在這個小區，2013年他提交了申請，2014年6月參加搖號，2014年7月拿到了鑰匙，兩室一廳，68平米，2350元／平方的價格，五層樓高、一梯兩戶，讓他覺得很滿意，成為這里第一批入住的家庭。

像老謝這樣的人還是少數。2016年7月25日傍晚6點半，除了大門口坐著三個閑聊的老太太和一對抱著嬰兒的年輕夫婦，安慧家園里難覓人影。門口保安人員估計，“一期實際入住率不到一半，二期入住率為零。”

在祝寶峰看來，2010年第一批經濟適用房西昌小區、和諧家園出來的時候，全部賣掉了，第二批廣濟小區、青檀安慧、東方嘉苑就分不出去、分不了那麽多了。“實際上，我感覺住房很多，算是飽和了，一個家庭手里攥著好幾套回遷房。”他說。

在距離市中區四十多公里外的臺兒莊區，是棗莊市另一個被山東省審計廳點名的區。

臺兒莊保障性住房的總量其實不大，主要是以金緣家園為主的560套廉租房，已經建成330套，其余正在建設中；以運河人家為主的315套經適房，已經建成210套。

位於廣進路旁的金緣家園，是臺兒莊區最主要的廉租房，一期工程180套，始建於2011年9月、次年竣工，三棟紅橙相間外墻的房子很是醒目。小區公告信息欄的白板上，貼著一張催繳水電費的通知，還有用黑色簽字筆寫著“請到物業辦公室交納水電費，不交住戶將被停電”。

一墻之隔，二期工程外墻顏色稍淺，不遠處是三期、四期工程正在建設中，整個項目沒有任何標識。

建築物外墻上的信息顯示，金緣家園二期工程的開工日期為2012年9月，竣工日期為2013年11月，可是兩年多過去，這4棟總數約為150套的房屋無一人居住，建築前後長滿一米多高的野蒿和芒草。

臺兒莊住建局住房辦主任徐鳳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二期基本達到入住條件，主要因為供電單位和建設單位意見不統一，尚未通電。不過，對此他不願意多談，稱自己對“電”的問題並不專業，主要由建設單位來協調。他們最近得到的消息是，電的問題已經協調得差不多了，住房辦能做的，就是約100份租賃申請也同時在推進中，待通電之後，就可以入住了，“只是時間問題”。

臺兒莊住建局副局長孫華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們已經多次書面告知建設單位，要完善配套。”

運河人家經濟適用房，距離臺兒莊運河古城東門約3公里路程，在臺兒莊出租車司機口中，“如果沒有運河古城，這里很偏，有了古城，也還是偏。”

當地居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謂“在建”的運河人家三期工程，“不知道已經停工多久了”。記者看到，該項目門口的鐵門已經生銹，門上掛了一把鎖，大門左手邊的保安亭緊閉，門上貼著一張“回收移動板房”的廣告，雜草瘋長，幾乎遮蔽了項目介紹的牌匾，塔吊、推車靜止不動，灰色建築主體已建成，儼然一副“爛尾”的模樣。

臺兒莊全區常住人口約為31萬人，城區人口僅7萬多，外來人口不到2萬。徐鳳川認為，嚴格說來，很多保障房相應的租賃手續、人員信息都可以上報，正在民政部門走程序，談不上閑置，他認為真正閑置的是60套經適房。運河人家小區建成的210套經適房，2011年至今還有60套沒賣掉。

盡管采取了“隨時申請、隨時入住、隨時出售”的辦法，前來申請的人數卻相當有限，臺兒莊每月公示的保障性住房申請名單，數量都在10人左右。徐鳳川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2016年1月以來收到的經適房申請，一共才4份，中間也有另外5、6個人前來領表，但是領表之後一直沒有再回來。

運河人家的均價為2000元／平方，部分樓層還有差價、單價甚至不到2000元，約為市場價的一半，房屋建造成本也不便宜，孫華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價格都沒有人買，說明不是價格問題，而是需求問題”。

孫華慶舉了自己的例子，他目前的月工資為3700多元，最近一次漲工資之後能領到4500多，在當地算是中等以上的收入，在一個月均收入約等於一平米房價的地方，願意申請經適房的人不多。

配套比建房貴得多

保障房建成之後，由於地處偏遠，市政配套所涉及的財政投入還遠高於房屋建設投資，並且需要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和國企，難度極大。

棗莊曾被稱為“煤城”，在20世紀末開始陷入資源枯竭，隨著在煤炭化工企業關停倒閉之後，房地產儼然成為這個城市的重要產業。市中區是棗莊市的老城區，城區內可見到不少建到一半的爛尾樓，其中包括市中區的第一個棚改項目“錦繡花城”，停工三年之後，終於在2015年底將回遷房部分蓋好。

眼下，這個城市更是為商品房庫存而困擾，2016年6月，《棗莊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有序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除了引導農民進城購房，還準備“打通保障房和商品房通道”，化解這一難題。

“不是我不賣，是沒人買。大家不買，沒辦法。好多事，都沒法說。”祝寶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保障房的需求還是在公租房這一塊。因為弱勢群體、困難家庭還是買不起房子，你便宜、他還是買不起，他寧願去租也不願意掏十幾萬買這個房子。”

2013年8月4日，山東省審計廳曾經發布，山東省9個市、40個縣的1．29萬套保障性住房處於閑置狀態，其中，有4870套空置6個月以上。而空置的原因，一是配套基礎設施或公共服務設施不完善，二是當地住房保障待遇準入門檻過高。

隨後，各地陸續開始放寬了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條件。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棗莊市城鎮住房保障管理辦法》，買房人不一定要求“無住房”，人均居住建築面積低於20平方米也可以。這一管理辦法同時明確，“經濟適用住房單套建築面積控制在60平方米以內”。

孫華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11年臺兒莊古城拆遷的時候，很多人有買房需求，考慮到本地困難家庭、外來人的購房需求，保障他們的基本住房需求，按照這一思路，臺兒莊擬定了經適房、公租房數據。情況也在發展變化之中，比如，原本一些困難家庭，家里有孩子在外地打工，回來借錢都要買個好的、大的，一家人一起居住。“畢竟還有部分低收入人群需要保障性住房，收入相對高的商品房，外來人群公租房，應該說我們整個住房體系還是完善的、正確的。只是各個地區情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還要有一個發展過程。”他說。

隨著新的保障性住房即將建成，空置壓力也越來越大。眼下，要解決空置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除了去鄉鎮、酒店發發傳單。2016年開始，臺兒莊住建局已經不再上報新的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了，徐鳳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要把存量盡量消化掉”。

不僅是山東棗莊，近年來，保障房過剩和空置的現象在全國多地出現。

中國自2011年開始大建保障房，當時的提法是5年內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2011年建1000萬套，2012年建1000萬套，之後三年1600萬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蓋率達到20%。這一目標被層層分解，各級政府都領到了保障房建設的任務指標。

自2013年，保障房過剩的問題開始暴露。2013年8月，新華社引用審計部門數據，山東、海南、廣東、雲南四省有5.64萬套保障房閑置。2014年8月，貴州當地媒體也披露，上一年該省有1.48萬套保障房閑置。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顯示，至2015年9月，全國5個省的5個市縣已建成的5.75萬套保障性住房，因基礎設施不完善、申請入住戶數不足等，形成閑置。其中貴陽一個市的數字是30855套。

在解釋為何一個城市會出現數萬套之多保障房閑置時，西部某省會城市相關官員曾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是建設量太大，該市當年領到的任務是建設3.3萬套，這幾乎是過去幾年該市保障房總數的數十倍；其次保障房的選址大多偏遠，因為黃金地段是土地財政的財源，政府不舍得用來建保障房。但保障房建成之後，由於地處偏遠，市政配套所涉及的財政投入還遠高於房屋建設投資，並且需要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和國企，難度極大。因此，選址偏遠與配套跟不上形成了一組惡性循環。

“房子好建，但市政道路的花費要遠高於房子的建設，一條路一動就是一百多個億，一個保障房項目，房屋主體投資僅十多億。”他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青為化名，王維凱對本文亦有貢獻）

戰勝亞馬遜，他賣的不只是書

尼克松訪華的宴會菜單 駁“周總理用一噸鮑魚款待尼克松”的不實之詞

1972年2月27日晚，周恩來和尼克松在上海舉辦的宴會上。（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76年精神號”專機抵達北京，展開其首度訪華之旅。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尼克松。在北京訪問數日後，尼克松一行續往杭州、上海兩地訪問。在華期間，中美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2月27日下午，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揭開了中美兩國關系新的一頁。

關於尼克松訪華的細節，四十多年間國內媒體多有披露，其中大部分內容屬實，小部分與事實不相符。筆者認為其中疑點最多的，是關於“周總理用一噸頂級鮑魚款待尼克松”的故事。這一故事流傳甚廣，一些有影響的媒體也加以傳播。雖然尼克松訪華禮應隆重招待，但破冰下海捕撈一噸鮑魚，實在是不可思議。那麽，這一故事是如何流傳起來的？宴會上到底有沒有出現鮑魚呢？

冬天下海捕一噸鮑魚？

這一故事的始作俑者，是北京“×龍網特約撰稿人”金亞銀。2005年6月7日，該網發表其題為“周恩來一噸頂級鮑魚款待尼克松背後的故事”的文章稱：

197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抵達北京後，與周恩來總理正式敲定，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21日正式訪華。一向主張“外交無小事”的周總理開始為中美談判殫精竭慮，連客人訪華期間的菜譜都要親自審定。

為了接待好客人，周總理決定準備1000公斤新鮮鮑魚，讓尼克松充分領略一番東方大國的飲食文化。當時中國品質最好的野生鮑魚就出自黃海深處，於是國務院把采捕任務下達給遼寧省，遼寧省又落實給大連市，大連市則選擇了長海縣，任務最終落實給了鮑魚資源最豐富的獐子島。

1971年12月，正值數九隆冬的季節，獐子島人民公社的領導找到當時任潛水隊長的王天勇，給他布置了這項國務院交辦的重任：必須在翌年1月底，采捕1000公斤個大肉肥的鮮活鮑魚。

聽到這個消息，王天勇當時真有點懵了，數九寒天，采捕區水溫已經降到零度以下，作業條件極為惡劣。按照老規矩，潛水隊早就收船上岸了。而且富有采捕經驗的王天勇知道，冬季里鮑魚還不知藏到哪兒去了，要采捕到這麽多鮑魚，容易嗎？

……連續幹了近10天，王天勇和他的夥伴們共采上來1500多公斤鮑魚。從中選出的1000公斤優質鮑魚裝上軍艦，轉乘飛機，順利運抵北京，如期出現在尼克松總統一行在京期間的宴會上。

當尼克松聽說這些新鮮的鮑魚采自冰封雪飄的黃海深處時，不禁為中國人的好客而感動。周恩來總理對此非常滿意，在上海《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他致電遼寧，表揚大家都是中美談判的“幕後英雄”。

這篇文章只采訪了一個“當事人”，沒有其他當事人的印證，也沒有文獻的支撐，不像是一篇嚴肅的報道，本可一笑置之。孰料，該文發表兩天後，2005年6月9日，北京某大報以《捕一噸鮑魚款待尼克松》為題，對文章作了壓縮，署名“×龍”發表。

次年3月上旬，中×網轉載了金亞銀的文章，引起了廣泛的註意和討論。同月15日，北京某報刊登了該報記者所寫的特稿《“海底闖將”王天勇與“鮑魚外交”》，情節與金亞銀所述基本一致。

2006年7月4日，大連某報發表了《三代潛水員的故事》，其中“王天勇：為尼克松訪華撈鮑魚”一節提及，“1971年年末，王天勇接到一個政治任務，需要下水采捕鮑魚。……經過一個星期的采捕，1000多公斤皺紋盤鮑帶著長海人民對祖國的深情被運往北京。王天勇後來才知道，這些鮑魚正是作為國宴主打菜肴招待首次訪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周總理也在事後對此大加表揚。”

2009年3月26日，中央電視臺第四頻道“走遍中國”欄目播出了電視系列片《中國海島》的其中一集《長海鮑魚秘事》，時間長達25分鐘。2012年6月3日，中央電視臺旗下的中國網絡電視臺重播該片時稱其“以四十多年前圍繞獐子島發生的一次深海捕撈活鮑魚的故事為敘事線索，介紹了島嶼眾多、餌料豐富的‘國鮑’產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展現了當地遠古文化遺址，並對那段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世界政局相關的鮑魚秘事進行了大膽猜想與合理解讀”。

質疑的聲音

自金亞銀的文章面世以來，學術界不乏質疑的聲音。迄今為止最強烈的質疑，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施愛東副研究員的論文《謠言的逆襲：周總理“鮑魚外交”謠言史》（載《民族藝術》2013年第4期）。施愛東從新聞傳播的專業角度出發，指出“這是一篇非常草率的舊聞報道。一件事關中美關系以及周恩來總理外交工作的故事，距離故事發生時間不到34年，理應采訪多名當事人，可是，記者卻只采訪了王天勇一位老人，其他只有諸如‘人民公社的領導’‘夥伴們’‘潛水隊員’‘他們’等匿名人物，除了幾位已故政治家，通篇再沒出現第二個當事人的名字”。施愛東指出金亞銀文章描述的當地氣候也不可信。

筆者認為，對所謂“鮑魚外交”的故事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正如中央電視臺重新播出《長海鮑魚秘事》時所承認的，“那段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世界政局相關的鮑魚秘事”，只是一個“大膽猜想”，當事人拿不出尼克松訪華國宴上有鮑魚（更遑論是一噸鮑魚）出現的任何證據，相反，作為質疑方，我們現在可以拿出當年每一次正式宴會上都沒有鮑魚的有力證明。

菜單來源

從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抵達北京至2月28日上午離滬回國，中美雙方共舉行過四次正式宴會，即：2月21日晚中方的歡迎國宴，2月25日晚美方的答謝國宴，以及2月26、27日中方分別在杭州、上海舉行的晚宴。

時任香港大公報社副社長的馬廷棟，奉命以《大公報》特派員名義，對尼克松訪華全程進行跟蹤采訪，並受邀參加了上述四次正式宴會。馬廷棟保留了四次宴會的全部請柬及大部分菜單（唯獨缺2月21日中方歡迎宴會菜單）。馬廷棟去世後，其公子馬文通先生將這些珍貴的紀念物慷慨地贈予筆者。

中方歡迎宴會

2月21日晚，中方以周恩來名義舉行宴會，歡迎尼克松和夫人。以周恩來名義發出的請柬，封面為凸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內頁以紅色仿宋體書：

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訪華訂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宴會

請出席

周恩來

據美國加州橙縣約巴林達市的尼克松圖書館藏《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日常活動記錄》，該晚尼克松及其夫人在“韓先生”（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陪同下，從釣魚臺國賓館護送到達人民大會堂的時間，為晚上7時50分，比預定時間晚了50分鐘。而宴會結束、尼克松夫婦由周恩來總理陪同前往座駕離開人民大會堂的時間，為晚上10時15分。宴會進行了大約兩小時二十分鐘。

當晚的正式菜單，筆者未存，但有以下三方面的信息可以使用。

（1）被邀參加宴會的外國記者報道。

據馬廷棟報道，當晚被邀參加宴會的有隨同尼克松訪華的美國記者八十余人。翌日，香港《星島日報》刊登合眾社北京21日電稱，“中共總理周恩來本晚設宴款待美國總統尼克遜夫婦，菜單如下：竹筍蛋白湯、魚翅、紅燒蝦、鹵蛋、蛋卷、火腿、香腸、椰子雞、填鴨、杏仁餅、饅頭與水果”。

（2）中方工作人員的回憶

據當日參與接待工作的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工作人員唐龍彬回憶文章《接待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載《秘書工作》2012年第7期）記載，當晚“最後菜單定為：大拼盤、芙蓉竹筍湯、三絲魚翅、兩吃大蝦、草菇蓋菜、椰子蒸雞，另有點心和水果。”

（3）美方保存的英文菜單

2012年4月尼克松圖書館的“帕特·尼克松百年紀念展”，展出了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寫有日期為1972年2月21日的一份英文菜單。

保存於美國尼克松圖書館的中方歡迎宴會菜單（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菜單上的英文可直譯為：

開胃冷盤、竹筍蛋白湯、三絲魚翅、炸燜大蝦、蘑菇芥菜、椰子蒸雞、杏仁豆腐、糕點、水果。

綜合以上三方面的信息，2月21日晚的菜單可確認為：冷盤（包括鹵蛋、蛋卷、火腿、香腸、填鴨等）、竹筍蛋白湯、三絲魚翅、兩吃大蝦（炸燜大蝦）、草菇蓋菜（蘑菇芥菜）、椰子蒸雞、杏仁酪、糕點、水果。

菜單上沒有鮑魚。

美方答謝宴會

2月25日晚，尼克松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答謝宴會，中方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應邀出席。

美方的請柬當天才向中方官員及在京中外記者發出。白色的請柬足有2毫米厚，兩面凸印有橄欖色的美國總統徽章，以中英兩語書寫：

茲訂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半假座人民大會堂敬備菲筵佇候

光臨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尼克松暨夫人謹訂

美國答謝宴會請（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當晚答謝宴會的中文菜單上，亦印有一枚橄欖綠的美國總統徽章。菜單為：

冷盤、豆苗鴿蛋湯、芙蓉三鮮、母油鴨塊、素什錦、松鼠桂魚、核桃酪、點心和水果。

美方答謝宴會菜單（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據外電報道，菜單由美方委托中方擬定，最後獲得美方認可。所有菜肴均由人民大會堂廚師烹調，由美國政府付賬。冷盤前菜包括鹽水浸鴨、雙色魚卷、豌豆大蝦、黃瓜、番茄及青蔥、橙汁雞牛柳、粵式燒腸。芙蓉三鮮包括海參、雞柳及大蝦，點心包括湯圓及米糕，飲料包括啤酒、橙汁、中國葡萄酒和烈性的茅臺。美方空運了15箱尼克松喜愛的加州香檳，20加侖加州及佛羅里達州橙汁和10加侖西柚汁到北京，供宴客用。

菜單上沒有鮑魚。

杭州宴會

2月26日中午，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由周恩來等陪同由北京抵達杭州。晚上7時30分，浙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萍在杭州飯店舉行宴會，招待尼克松和夫人一行。周恩來等出席了宴會。

以南萍名義發出的請柬，文字考究地印在一塊貼在卡紙的綢緞上：

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訪問杭州定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半在杭州飯店禮堂三樓宴會廳舉行宴會。

請出席

南萍

據美聯社報道，“同在北京舉行的宴會相比，氣氛要不拘形式得多。尼克松在這里講祝酒詞是隨口講，而在北京他是照事先準備的講稿講。他贊美了杭州，當他引用了中國一句俗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時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周總理沒有講話，但是當他隨後挨著總統就座時，他興高采烈地談話，常常仰頭大笑起來。”（載1972年2月28日《參考消息》）

杭州晚宴的菜單，比北京兩次宴會都要豐富：

花籃冷盤、八味小碟、杭州煨雞、西湖醋魚、龍井蝦仁、香酥鴨子、宮保雞丁、油燜冬筍、火腿川幹貝、“菊花”酥、紹式蛋包、冰糖蓮子、水果。

杭州宴會菜單（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其中杭州煨雞（即叫花童子雞）、西湖醋魚、龍井蝦仁等為杭州特色名菜。

菜單上沒有鮑魚。

上海宴會

2月27日上午，尼克松和夫人由周恩來等陪同乘專機從杭州到達上海。據合眾國際社當日電稱，“今天尼克松總統飛抵中國最大的城市，進行他的最後一天的訪問，並將發表他和周恩來總理擬訂的開始改善中美關系的協議的具體細節。尼克松今天下午的活動日程表上沒有什麽安排，這大概是為了有時間對公報做最後一分鐘的潤飾。據說尼克松和周在杭州時都在他們各自的住處工作到淩晨三點，同助手們商量用兩種文字書寫的公報。”（載1972年2月28日《參考消息》）

下午，落款日期為2月28日的中美聯合公報提前在上海發表。公報里美方關於臺灣問題的一段聲明，體現了基辛格式的智慧：“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晚7時正，上海市舉行宴會，歡迎尼克松和夫人。周恩來出席了宴會。菜單如下：

蝴蝶冷盤、八小碟、青豆蝦仁、掛爐烤鴨、花籃豆腐、蟹形桂魚、冬瓜盅、小籠湯包、花色甜點、豆沙湯團。

上海宴會菜單（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菜單上仍然沒有鮑魚。

晚宴於9時05分結束。尼克松一行隨後觀看了約一個半小時的中國雜技表演。第二天上午10時，從虹橋機場啟程回國。

任何有關歷史的闡述，應該依靠證據來說話。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金亞銀的文章，缺乏證據，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時任香港大公報副社長的馬廷棟受邀參加了尼克松訪華的四次正式宴會，文中三張中文菜單即其舊物，由馬公子馬文通先生惠贈給本文作者。）

“大象”身後的不平等：如何保護“輸家”拯救“全球化”

近日，一頭“大象”再次闖入公共視野。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以研究不平等問題見長。在他2016年的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式》中，他繪制出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其中開創性地揭示了這一輪全球化以來的不滿者——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級——在二十余年以來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由於形似大象，又被熱議者取名為“大象圖表”。

米拉諾維奇的這張“大象圖表”為當下新一輪反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高漲的緣由提供了線索。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現象到美歐民眾反對新一輪的貿易協定，背後莫不是高收入國家中低階層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而進行的抗爭。

那麽，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了嗎?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在最新的專欄文章中認為，如果以貿易和資本流動來判斷，證據清晰。原因在於，全球化並未能平等分享紅利，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

需要看到的是，2008年以來不斷預警的高收入經濟體內部不平等問題在2016年的英美和2017年的歐洲大陸上都將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西方政治家再次面臨古老的全球化難題——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融合不可兼得。而當相當一部分選民不再相信貿易將令人受益之時，究竟是要放下身段迎合民粹來贏得大選，還是拿出一劑妙方來改善分配和管理全球化?

象征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大象圖表”

全球財富增加，收入差距擴大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專註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米拉諾維奇曾自嘲道，全球不平等問題在當時並不是什麽“顯學”，而且一直也不是，直到近五六年才被普遍重視。

關鍵的觸發點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方面主流經濟學遭到質疑，另一方面許多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普通民眾開始意識到20余年以來自己收入的停滯。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家庭調查”這一衡量收入及其差異的最有效手段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完善，米拉諾維奇得以對全球收入分配數據進行常年追蹤。在早期研究中令他不解的是，20年間，多數國家的收入差距都日益擴大，這與人們預測收入差距時最常用到的“庫茲涅茨曲線”相悖。

在上世紀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倒“U”字形的“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效率較高的工業部門，人們的平均工資增加、薪資差異拉大;之後，隨著社會發展步入成熟階段、社會富裕水平提高，城鄉差距會縮小，而養老金、失業保險及其他形式的社會轉移支付將會縮小收入差距。

以經合組織(OECD)定義的最富裕國家來看，其收入差距起初符合庫茲涅茨曲線的先升後降規律：在19 世紀末的英國和20 世紀20 年代的美國，收入差距在擴大到極限後出現大幅度、持續縮小，並在20 世紀70 年代末觸底。但從那時起，包括美國、英國等大多數最發達經濟體，社會財富顯著增加，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

在2010年，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增長65%，英國則增長77%。但在同時期，美國的國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從0.3上升至0.4，一度更高;英國則從0.3上升至0.37。米拉諾維奇指出，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到2006年，OECD成員國的20個富裕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收入差距擴大。

放眼全球，米拉諾維奇看到，全球範圍內收入不平等自2000年以來持續呈現下降趨勢，這其中很大原因歸功於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升。

簡而言之，米拉諾維奇觀察到了經濟財富在全球範圍內20年間的再分配：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一些大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出現了升至全球平均值的潛力，而OECD老牌富裕國家盡管整體收入上升，內部收入差距卻在不斷增大。這一現象後來被他繪制成為“大象圖表”。

米拉諾維奇發現，自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人群收入則毫無變化。同時，20余年中，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數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中的“新興中產階級”。但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層，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

捍衛自己的“公民身份特權”

米拉諾維奇的“大象圖表”還存在一個關聯理論，即“公民身份租”：即由於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增速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因此，大部分情況下，生在哪兒，比做什麽更重要。

比如，米拉諾維奇曾在推特上繪出一張圖表，指出即便最貧窮的丹麥人，也要比最富裕的烏幹達人收入高。米拉諾維奇並總結為，“個人收入，60%取決於他出生在哪兒，20%取決於他的父母是誰，剩下20%才跟個人努力有關。”不過，高收入國家內部正在發生的收入不平等加劇正在蠶食這樣的“公民身份特權”，換句話說，身份含金量正在下降。

英國人能夠選擇“脫歐”以及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大量歐洲極右翼候選人所受到的廣泛歡迎，可以被視為是高收入國家的中低階層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特權而進行的抵抗。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評價“大象圖表”時指出，米拉諾維奇所指出的發達國家中下階層，實際上代表了2008年接受緊縮政策後，發達國家中大部分中產階級的現狀。這就不難解釋，在老牌富裕國家針對全球化的調查中，無一例外的結果是“令人感到非常糟糕”。民調機構YouGov針對“日子過得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差”的問題中，老牌富裕國家全面淪落：在一項今年年初的調查里，有高達81%的法國人以及65%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表示，日子比以前過得更差了。

但實際上，全球化帶來的福利比比皆是。首先，人類的壽命更長了。除了戰亂國家，2000~2015年的人均壽命增幅之高實為少見;其次，全球貧困人口急劇下降，20世紀80年代還有44%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而到了2012年，這個數據已經下降至12%。

正在停滯的全球化

正如大部分關註全球化與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常年所警示的那樣，如果不改變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上引起的負面影響將反噬全球化的成果，甚至會造成全球化進程的停滯。

當下這一負面效應已經滲入政策層面，美歐民眾對諸如“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的多邊貿易的反對，令歐美政客集體轉向。從數據上來看也不樂觀：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也成為了二戰以來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報告中指出，從1945~2005年的60年間，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扮演了強力的經濟驅動角色。

與此同時，歷史上全球貿易曾經在1974~1978年、1980~1986年、2000~2004年出現停滯或下降，但是此次(2008~2016年)的停滯期最長。此外，外資的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同時世界範圍內外資的總額從2007年的19萬億美元峰值跌落到2014年的12萬億美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這是由於缺乏自由化進程以及許多小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催生的，除非全球能夠迅速通過TPP、TTIP等貿易協定，否則貿易停滯有可能延續至2020年。

然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也在報告中悲觀地提到，“考慮到目前對於自由化的懷疑，以及反對全球化的情緒，全球貿易增速重回6%、FDI年投資額實現每年20萬億美元的目標看起來很遙遠。”

沃爾夫認為，從貿易自由化和資本流動的停滯可以斷定，全球化進程正在停滯。盡管跨境資金流動的降低與這一輪金融危機催生的監管措施相關，不過總體而言，無論是排外情緒、貿易增速放緩還是一系列政治事件，都可以看到，對於全球化的政策支持在下降。沃爾夫提出，“最重要的是，西方民眾中的一些重要群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而實際收入的下降為此類懷疑提供了佐證。

當然，正如世貿組織(WTO)所客觀地指出，80%以上的工作崗位減少都是因為創新和生產率提高，貿易並不是主要的原因。然而，當發達國家中下階層“又焦慮又生氣”時，就已經不存在對貿易進行理性討論的氛圍了。

同樣關註不平等和貧窮議題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指出，如果不能照顧那些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富裕國家中受到全球化沖擊的人們，“那麽我想我們就處於很可怕的危險之中了。” 迪頓還強調，美國民粹主義類型候選人特朗普以及英國的“脫歐”投票，都是因為“沒有處理好全球化的結果”。

還有猛藥嗎

在米拉諾維奇看來，好的全球化是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階層過得更好。

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表示，他不反對全球化，但是反對新自由主義者在全球化中管控進程的方式。也就是，由於擔心反向激勵效應，政策制定者不願出臺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

另一方面，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講，拒絕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緣由也可能是由於金權政治，即政客習慣性地忽視中低收入群體的訴求，且富裕階層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較其他階層大，因此，遊戲規則從“一人一票”逐步轉向“一元一票”。

然而，在看著全球化停滯，或者重新審視富裕國家中低階層訴求的兩難選擇中，西方政客在橫跨2016~2017年的密集選舉中究竟要如何做出選擇?

目前看起來主流的選擇是，擁抱貿易保護情緒，先贏得選舉。這種選擇不僅在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身上都得到了高度統一，在2017年將先後面臨大選的德法候選人身上也不例外。德國社民黨領袖、副總理加布里爾在選情壓力之下，也屢屢出言反對TTIP;同樣，法國總統奧朗德也從今年4月起同TTIP拉開距離，他對TTIP的反對甚至比德國更激進。仍然堅持力挺TTIP的，僅有德國總理默克爾。

另一種更加長效的選擇是，政府改革社會福利，幹預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米拉諾維奇認為，可以通過提高稅收、增加社會轉移支付，對高技能勞動者相對多付出的部分進行再分配來實現。他曾提出，歐洲大陸國家推行了更為積極的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也遠低於美英等國，而在這方面，10年以來，得益於社會福利項目，諸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做得不錯。

斯蒂格利茨也在新書《改寫美國經濟規則》中指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疲軟現象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後果，如果我們要實現收入平等，就必須犧牲增長。絕對不是這樣的。”他指出，目前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只促進財富增長，卻不增加就業。只有收緊對美國最上層1%的人群的政策照顧，削弱金權政治，重新給予中產階級財產安全和就業機會，才能真正為美國鎖定更強勁的增長。

他希望從兩方面對美國實行改革：其一，懲治尋租行為，這意味著整頓美國的金融業，並進行一系列促進投資的稅務改革;其二，改革美國的各類機構，令其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包括大規模促進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提供更好質量的公共教育和基礎醫療，一切向羅斯福時代的“新經濟政策”看齊。

斯蒂格利茨的建議具有強烈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氣息。他本人目前也是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經濟顧問。他的建議是否有助於美國在大選後跳出全球化問題的三重悖論，令人拭目以待。

記者觀察：“IPO扶貧之爭”的本質是對審批制的不信任

證監會這一輪的資本市場扶貧政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受關註。就在剛剛過去的中秋假期，還上演了一波火藥味濃厚的“IPO扶貧之爭”。

9月9日，證監會發布《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扶貧意見》)，其中提到為貧困地區企業上市開辟“綠色通道”。此政一出，爭議四起。

貧困地區該扶，這是毋庸置疑的。爭議點在於，以IPO特殊政策去扶是否公平合理。筆者梳理發現，對《扶貧意見》的質疑主要有三點。

第一，這是降低上市門檻，讓劣質公司先上市，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第二，這是“加塞”，占據審核時間，影響排隊審核速度，對發達地區擬上市公司不公平;第三，企業上市“圈錢”並不能幫助當地脫貧，只有幫助企業創新、培育自力更生的能力、培育造血功能，才是真的“扶貧”。

其中最核心的爭議是第一條，即認為所謂IPO綠色通道，就是讓貧困地區的“爛公司”可以優先上市，這是讓億萬股民買單，是證監會對股民的不負責任。

不過，從《扶貧意見》的具體內容來看，這一質疑存在較大誤解。根據規定，有兩類企業適用於綠色通道，一是註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二是註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於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後三年內不變更註冊地的企業。之所以稱為“綠色通道”，是指上述兩類企業申請IPO時，將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

只要滿足上述兩個條件就能上市，這不是降低了上市門檻嗎?這不是允許劣質公司優先上市嗎?筆者註意到有分析人士提出這樣的疑問，原因在於對“上市門檻”的錯誤理解。

IPO上市的基本條件，《證券法》是有明文規定的。第五十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股票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準已公開發行;(二)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三千萬元;(三)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百分之十以上;(四)公司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

另外，《證券法》規定，證券交易所可以規定高於前款規定的上市條件，並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

以滬市為例，《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對上市門檻做出了較高規定，其中第5.1.1規定，發行人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後申請其股票在本所上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股票經中國證監會核準已公開發行;(二)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五千萬元;(三)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四)公司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五)本所要求的其他條件。

至此可以看到，全國各地企業IPO的門檻都是一致的，即由《證券法》及上市規則做出統一規定。差別的部分在於，相比於發達地區，貧困地區企業滿足《扶貧意見》的兩個條件，就可以不用參與排隊、不用排在800多家企業身後，直接進入“綠色通道”上報到證監會進行審核，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至於審不審的過，就看企業是否符合《證券法》和上市規則的條件了，而不會因為“出身”貧困地區就能輕易過會。

9月14日，克拉瑪依新科澳石油天然氣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油股份”)IPO被否，這被許多人看作是證監會對質疑的反擊。在筆者看來，這種懷疑的背後隱含著一種不信任，一套面對所有擬上市企業設置的發行審核制度，竟然被懷疑是證監會用作特殊目的的工具。

新油股份註冊地為新疆克拉瑪依市，主要經營範圍集中在新疆北部地區,主要客戶集中於中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下屬各生產單位和新疆石油管理局物資供應總公司等。公司2014年6月9日向證監會遞交招股說明書，開始預先披露。今年9月14日，證監會主板發審委召開2016年第137次會議，對新油股份的上市申請進行審核。

在審核過程中，發審委對新油股份的核心經營能力提出質疑。一方面，針對公司對中石油是否存在重大業務依賴、持續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問題提出疑問;另一方面，針對公司是否存在產品或服務的品種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形，是否已經或可能存在暫停的風險以及無法實現收益的情形，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提出疑問。所以，從發審委的提問來看，新油股份IPO最終被否似乎並不是所屬地的問題。

貧困地區企業IPO走“綠色通道”審核，並不等於上市有捷徑。但是，在國家扶貧大政策下，證監會還能否在上市審核環節保持公正、公平，這是許多人都表示質疑的。資本市場本是資金的需求方和供給方進行對接的市場，證監會對上市入口的把控，讓股市成了“證監會讓你上你才能上”的市場。這與A股當前實行審核制有直接關系。

A股市場的發行監管體制先後經歷過指標管理、政府推薦、審批制，再到目前實行的核準制。因現行核準制的“審批”意味濃厚，本質上與之前的審批制差別不大。

所以，就算《證券法》明確規定上市條件、《扶貧意見》明確規定“綠色通道”門檻，只要企業上市的生殺大權掌握在證監會手里，就會有人對上市順序和上市節奏提出質疑。簡而言之，“IPO扶貧之爭”本質上就是對審批制的不信任。說到底，唯有市場化的上市制度、通暢的上市入口，才能打消各方的疑慮，才能建立起市場主體之間最基本的信任。

“藥品無效，是最大的不安全”清理藥品隱患，中國在做什麽

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在第一屆中國藥品安全論壇上坦承，“從現狀看，我國藥品研發、生產、流通、使用中還存在很多隱患。”（國家食藥總局/圖）

在所有開出的藥物中，一半以上存在配比或銷售不當的問題，而且有半數患者沒有正確用藥。

“藥品安全貫穿藥品的全生命周期和全環節，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關註、共同努力、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

“這是我工作近30年來的痛。”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藥事部主任馮欣說話間有點哽咽。

2016年10月18日上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舉行“全國安全用藥月”啟動儀式暨第一屆中國藥品安全論壇，馮欣是論壇上參與分享環節的一位嘉賓。

馮欣分享的，是十幾年前的事。一位托她買藥的朋友，因為不懂緩釋劑不能掰開服用，一直給患有癲癇的孩子用錯誤方法服藥，導致疾病沒有控制住，孩子的智力永遠無法恢複。

十幾年來這樣的不幸，依然每天都在上演。成分不足或過量、雜質過多、藥品汙染、操作不規範，藥監部門頻頻查處類似的案例。

藥品安全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挑戰。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所有開出的藥物中，一半以上存在配比或銷售不當的問題，而且有半數患者沒有正確用藥。在世界各地，不安全藥物實踐和用藥錯誤都屬於患者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

根據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的定義，美國藥品安全的內容分為質量安全（safety）和數量安全（security）兩項，前者指藥品的生產缺陷、錯誤用藥、副作用和其余不確定風險對人體健康不造成危害，也就是藥品質量安全有效和可控；後者則是本國醫藥產業提供的藥品數量及品種滿足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從而保障藥品可及性。

“從現狀看，我國藥品研發、生產、流通、使用中還存在很多隱患。”在會上，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直言不諱，“隨著醫藥科技的進步，標準的提高，我國藥品質量和監管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與人民群眾的期待仍有差距。一些偽科學知識謠言的傳播，虛假廣告、誇大宣傳，都給公眾帶來了用藥的誤導。監管部門要加強藥品研發、生產過程的檢查，嚴肅查處數據造假、摻雜使假等違法行為，確保研發、生產、流通中所有數據真實、可靠、完整、可追溯。

“藥品安全貫穿藥品的全生命周期和全環節，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關註、共同努力、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藥學會理事長桑國衛說。

新藥安全性待提升

桑國衛深知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在他看來，在藥品研發階段，最重要的是嚴謹的科學作風，科學的實驗過程，嚴禁數據造假。對於在監測中出現安全性問題的藥品，其品種註冊申請不能獲得批準。藥品上市後，企業要牢固樹立“藥品安全第一責任人”意識。而在使用環節，則要保證藥品的正確、適當使用。

當前中國正處於藥品安全問題的“易發期”。長期研究藥品政策的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曾分析，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發達國家在不同時期漸次出現的問題，在我國當前一段時期內集中出現。不僅有市場發育不成熟和生產水平低下帶來的假劣藥品問題；還存在風險社會特有問題，如新特藥的長期安全有效性；更有工業化生產蘊含的系統性風險。

2015年7月22日開始，食藥總局對待批生產的1622個藥物臨床試驗項目進行數據真實性、規範性核查，結果在行業引發震動，大批企業自撤品種，加上被查處的，約八成涉及數據不真實、不完整、不規範，並有11家研究機構被立案調查。主要問題在於，生物等效性試驗造假和在Ⅱ、Ⅲ期臨床試驗中發現存在修改數據、漏報或未按照相關流程上報嚴重不良事件（SAE）等問題。

“數據不真實，會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也是企業必須避免的。”前賽諾菲亞太研發總裁、基石藥業CEO江寧軍說，這反映了我國新藥臨床試驗體系還存在很大不足。

在他看來，對比歐美，中國目前新藥所做的臨床試驗一是數量偏少、二是時間偏短、三是參與人數少，一些試驗的量和時間遠遠達不到統計學意義，也缺乏上市後評價和長期觀察。他曾做過一項全球超過兩萬人參與的治療心肌梗死的新藥臨床項目——這一數量在國內是不可想象的。以國外已經上市的藥物在中國的臨床試驗為例，我國藥監部門只要求有幾百例病人參與。

“中國藥物安全的問題一直被掩蓋了。”一位接近國家食藥總局的臨床專家表示，因為中國95%以上都是仿制藥，同樣的藥物西方已經做過大量試驗，不會出什麽大問題。但他擔心今後創新藥越來越多，會暴露新的問題。

重拳治隱患

“藥品如果無效，會貽誤治療，浪費資源，這也是最大的不安全。”畢井泉說，作為監管部門，他們會嚴把藥品的“上市關”。

2015年下半年開始，國家食藥總局開展了一系列從上至下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包括仿制藥一致性評價、中成藥一致性評價、嚴查數據造假，其重要目的便是“全面提升藥品質量安全”。

“堅持用最嚴謹的標準來要求，使仿制藥質量達到國際水平，堅持用創新推動醫藥產業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制藥產業、監管部門和全社會的共識。”國家藥品審評中心（CDE）主任許嘉齊說，他們正在力圖改變過去30年“不註重質量、不註重創新”的傳統發展模式。

“這是對高質量藥物的上市掃清障礙。”胡穎廉評價道。在他看來，國家食藥總局的改革實際上是從監管的角度助推了藥品產業的供給側改革，標準提高會打掉很多小散藥企，也給創新優質的企業更多生存空間。

“現在的調整變化必然會帶來利益調整和沖突。”許嘉齊會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和整個審評中心都承受著很大壓力。在解決好積壓的審評任務之前，他甚至都不敢參加社會邀請的活動，因為企業會埋怨，“積壓那麽多，怎麽還出來參加活動？”

“大刀闊斧”的改革下，審評積壓與創新已初見成效。截至2016年9月底，他們已完成今年的審評任務8868件，是2015年同期完成的兩倍，審評積壓量由2015年高峰時的近22000件已經降至目前的11100多件。中藥和生物制品臨床試驗申請及補充申請已實現按法定時限審評。全年將完成審評任務11000件。

“今年年底，化藥創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將實現按時限審評。到2018年我們將能全部按時限審評。”許嘉齊在會上表態。

“把藥師還給患者”

中國藥品80%左右在醫院銷售，醫療機構合理用藥對安全用藥至關重要。但在國內，藥師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視，很多時候患者對藥師的概念可能就是門診和病房發藥的。

“我們不但要將醫生、護士還給患者，也應將藥師還給患者。”馮欣說，藥師與醫師可以從不同知識角度互為補充，為患者提供和設計最安全、最合理的用藥方案，避免藥物間不良的相互作用，排查影響藥物治療的因素。

馮欣和她的同行見過不少每天吃幾十種藥的病人。曾有一個老人拿了二十幾種藥來，最後，他們把不必要、重複、有沖突的藥都給精簡清理後，發現老人只用吃6種藥就完全可以滿足醫療需求了。

民眾因缺乏自我藥療知識而超劑量、超範圍、不合理用藥，也是導致基層藥品安全問題的重要原因。

2015年暑假，北京大學藥學院藥劑系碩士生楊岸蒲和其他七十余名誌願者，深入到全國的12個省份，總計發放並回收了2500余份調查問卷，發現農村只有20%的人會在服藥前閱讀藥品說明書。而高達59%的受訪者認為，“自我感覺癥狀減輕時就可以停用藥品”。但以高血壓為例，如果血壓降至正常後突然停藥，血壓可在短時間內大幅度上升，甚至超過治療前的水平。

藥品不良反應的記錄，也被長期忽略。“同一種藥物，中國人的用量是最大的，不良反應記錄卻是最少的，我從來沒有看到因為中國人出現不良反應而導致全球撤藥的例子。”北京一家三甲醫院不願具名的醫生說。

2015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顯示，我國八成以上的不良反應仍以醫療機構報告為主，藥品生產企業報告只占1.4%，經營企業報告占16%，個人及其他來源的報告占0.4%。

在這位醫生看來，中國目前的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系統基本癱瘓。由於責任不明，企業、醫生都不願意為承擔責任而主動申報藥品的不良反應。於是，醫生每天在醫院都會看到或輕或重的藥品不良反應，但他們往往選擇去告訴藥房“不要進這種藥了”，而不是報告政府或企業。

“我們的藥品管理法十幾年沒有修訂了，從立法上，就應該明確不良反應報告誰來報。應該明確企業是第一責任人，政府更有責任建立一個完善的藥物警戒系統。”該醫生建議。

外交部駁斥有關中國投資環境的不實議論

11月2日從外交部網站獲悉，外交部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發言人華春瑩就近期外界針對中國投資環境出現的一些不實議論重申了立場。

正在中國訪問的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之前在德國媒體刊文表示，如果中國希望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就必須遵守規則。歐盟駐華大使史偉1日在歐盟駐華代表團網站刊文稱，歐盟希望中國大幅改善對境外企業的市場準入，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歧視歐盟企業。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稱，“中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市場開放的速度和幅度有目共睹。中國已是最開放的發展中經濟體之一。中國將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推進外資管理制度改革，希望有關國家也能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公平和自由的商業氛圍。據了解，近年歐洲對華投資額持續攀升，當前歐洲在華投資存量遠大於中國對歐洲投資規模。德國在華企業多達8000余家，中國在德國企業不到2000家，而中國人口是德國人口的16倍。史偉大使在華工作多年，希望他能對中國投資環境作出客觀評價。”

華春瑩還表示，“說到規則，我們倒是對歐盟能否如期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義務表示高度關註。”

華春瑩指出，歐盟如期履行第15條，對中方來說，是恢複在WTO中應當享有的權益，而不是中方額外的要求;對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WTO成員來說，是應盡的法律義務和應該遵守的多邊貿易體制規則，而不是對中方的特別優惠。歐盟作為WTO重要成員，對此應該非常清楚。我們希望歐盟講信守法，不折不扣履行第15條義務，不要顧左右而言他，找借口拖延，更不要討價還價，附加額外條件。

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票交所將淘汰市場中的不規範交易

12月8日，上海票據交易所正式開業。與此同時，首筆票據轉貼現交易由中國工商銀行完成。

據了解，該筆交易所涉票據為金額100萬元的紙質銀行承兌匯票，由工行上海外灘支行通過上海票據交易所系統完成承兌、貼現，並由工行票據營業部作為轉貼現賣出方將票據轉賣與中國農業銀行。

當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工商銀行票據部專業人士，闡述了上海票據交易所的成立將給中國票據市場帶來的影響和意義。

第一財經：目前，電票系統已經存在，224號文後，電票還獲得了有別於紙票的貼現資料審查、擴容的交易主體以及強制的大金額電票簽發。對於票交所的成立，未來銀行如何看待場外電票發展?

工行票據營業部：一方面，電票224號文發布後，對電票在貼現資料審查、交易主體擴容、強制大金額電票簽發方面的要求，必定會對電票的發展產生較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根據人民銀行剛剛發布的《票據交易管理辦法》，貼現人辦理紙質票據貼現時，貼現申請人也無需提供合同、發票等資料。

票交所也將證券、基金、資產管理、信托投資、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引入市場。因此，目前電票與紙票僅在簽發金額上存在區別，電票還是具備一定的優勢，在當前場外交易階段將會保持較快的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根據票交所的規劃，一期僅包括紙票交易、不涉及電票交易，二期會將電票交易也納入票交所系統。因此，二期後，電票也將實現場內交易。總體而言，雖然票交所實現了紙質票據的電子化，縮小了紙質票據在交易便利性上與電票的差距，但是紙票與電票的發展仍要根據市場的選擇。

第一財經：央行成立的票交所將紙票也納入票交所，第一期實現紙質商業匯票交易功能，如何看待未來紙票在票交所上的發展?

工行票據營業部：此次票交所的建立，在紙質票據交易方面形成了較大的突破，通過紙質票據信息登記實現了紙票電子化，紙質票據在貼現後即由相應的保管機構進行保管，後續的交易均以票據在票交所系統中的相關信息為基礎，紙質票據無需再進行交付流轉。交易方式也由場外分散的點對點式交易轉向場內集中的報價匹配交易。到期後，實現無紙化托收，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紙質票據交易的便利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對紙質票據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同時，此次票據交易所引入了證券、基金、資產管理、信托投資、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新的市場參與者，極大拓寬了票據市場參與主體;票交所建成後將逐步形成全國統一、安全的票據交易市場，推進紙質票據實現電子化、集中化、標準化交易，也有助於紙票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財經：2016年票據大案頻發，票交所的上線是否可以杜絕一票多賣，重複套取資金的漏洞?

工行票據營業部：根據票交所的制度、流程設計，票交所上線後，一方面，紙質票據完成貼現後，由貼現人加蓋電子登記權屬章，後續將根據不同情況由貼現人、承兌人、保證增信人保管，在後續交易環節中實物票據不再進行流轉，相當於實現了紙質票據的集中保管，能夠有效防範二級市場交易中“一票兩賣”的風險。

另一方面，票交所采用會員機構在人行備付金賬戶的DVP一點式清算，能夠保障交易資金的清算安全。同時，票交所有嚴格的會員管理要求，同時對各項交易行為進行監督，保障各方合法權益，能夠有效降低票據業務各環節中潛在的操作風險、道德風險等各類風險隱患，規範市場行為，逐步把不規範的交易行為淘汰出市場，降低票據市場整體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