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go Scott-Gall：在你看來，在中國投資最難以掌控的風險是什麼？
Stan Druckenmiller：中國信貸增長的同時GDP增速卻在下滑，這是一個問題。我認為，這是2009-2011年的刺激政策正在帶來的負面效果。我理解，當時中國必須做的是給企業和私營部門提供資金支持，但如果通過地方政府投資平台的渠道注入資金，那麼可能說比做還容易。我是一個市場的信奉者。幾個領導人閉門開會，決定如何分配資本，這和我一直以來信奉的東西相矛盾。不僅因為他們不善於配置資本，這樣操作還需要解決缺乏明確產權和腐敗問題。從本質上說，2008年年末所有中國推出的瘋狂的刺激計劃，給未來經濟播下了增長放緩的種子，因為這些刺激計劃擠走了更多的生產性投資。現在，這個經濟系統已經累計了巨大的槓桿，加上嚴重的資源錯配，足以帶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但我認為，具體的發生時間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2009年以來，我在中國看到的情況和2005年美國發生的情況是類似的，它們的信貸增速都要快於經濟的增速。
我認為，中國人口老年化問題要比人們想到的嚴重。最早在2016年，人口老年化帶來的問題應該就會變得非常明顯。
還要注意的是，如果中國進一步壯大和發展，中國將需要與更具創造力的韓國和更具競爭力的日本競爭。以今天的匯率水平考慮，我不認為中國有能力這樣做。我認為，生產效率也是一個關鍵問題。這可能是美國一直這麼支持安倍經濟學的原因之一。
人們提到，缺乏基建配套是一個制約性因素。但當我去了中國，看起來他們擁有大量的基建配套。我看見在一些空城裡有昂貴的公寓，預期將有3億中國農村人口將會遷移到這裡。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平衡的。沒有國家投資佔GDP的比重會高達47%。日本和韓國的峰值也就是36-38%，所以我認為，在中國的一些地區，產能遠遠超過需求。
Hugo Scott-Gall：如果中國放緩其固定資產投資，這會對其大眾商品需求和大宗商品價格造成衝擊嗎？
Stan Druckenmiller：當我在1976年開始工作，我的導師就告訴我，當現金流上升，股市就會上漲。但在90%的時間裡，大宗商品的價格是由開採成本所主導的。長期來說，技術的發展會使開採成本更低，這會壓低成本曲線，進而壓低商品價格。然而，這個理論並沒有奏效，如果我在過去的幾十年跟從這個投資建議，那麼我現在就有大麻煩了。
大約在5年前，我選擇支持油價峰值理論。但那時候，頁岩油和頁岩開採技術的出現，提醒了我記起了我的老導師35年前說過的話。現在我開始認為，頁岩油供應持續增長對油價的影響，並沒有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帶來的影響來得大。我認為，中國投資的大幅上升使中國經濟經歷了10年畸形增長，相比之下，過去兩年中國經濟的表現更為正常和具有代表性。
我的確認為，中國正在認真對待其經濟結構的再平衡，這意味著基礎建設投資將繼續下滑。全球的商品供應曾經大幅增加，以應對中國政府2009-2011年推出的刺激計劃，在我看來，這是大宗商品供貨商對未來形勢的一次巨大誤判。所以，這對商品價格不是好事。那麼你需要的是創新。鐵礦石和銅的開採能出現技術改進嗎，就像能源的頁岩革命一樣？我估計是會的。
如果你關注糧食生產，會發現現在已經有耐旱和耐疾病的種植技術。當然，供求關係的變化仍會導致糧食價格上漲，但糧食供應技術的影響要遠大於你的想像。另一方面，中國動用了越來越多的耕地去建設城市，而且中國還存在嚴重的水問題。
Hugo Scott-Gall：你認為，我們低估了創新在解決全球增長制約性因素上的作用？
Stan Druckenmiller：即使把最近的技術進步放在一起，我認為這都只是表面的創新而已。我們仍沒看到一半的重大新技術用於實際應用。這些技術的成本將會降低，無論是機器人或無人駕駛汽車。這都會大幅促進生產效率的發展。
然而，技術帶來的生產效率發展也有負面影響。新技術可能改善了生產效率，卻以犧牲工作崗位為代價。我認為，新技術對製造業崗位的影響是很容易被忽視的，因為服務業部門的工作崗位會大幅增加。但是，現在新技術的使用已經在衝擊服務業部門了。並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這點。最近我開始猜測，未來20年，無人駕駛技術可能抹殺所有卡車司機的工作崗位，我的投資者聽眾發出不信的噓聲。幾天後，我向一位硅谷高新技術企業CEO提出這個觀點，他的回應正好是相反的。他的觀點是，技術驅動的生產效率發展帶來的問題是，其帶來的好處將被範圍越來越小、越來越狹隘的集團分享。計算機工程師與更廣泛的民眾相比，已經就從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發展中獲得了更多的好處。
關於技術和自動化對投資的影響，也可能得到類似的結論。我相信，優秀投資者獲得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智商高，而是因為他們有一套投資紀律。但是，紀律比機器多了什麼呢？一台有優秀分析能力的機器可能令很多一般的投資者失業，而只剩下真正優秀具有非凡直覺和技能的人類投資者。當機器真的開始擔任投資的工作，將會發生什麼呢？市場真的會變得更有效嗎？系統間會存在為了淘汰對手的競爭嗎？這一切的發展都是令人沮喪的，因為一旦機器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工作，剩下人類能幹的工作就不多了。
如果機器可以把一切幹好，包括高效地配置資本和資源，那麼這能壓制通脹，擺脫貧窮嗎？我不知道。如果你翻看人類行為的歷史，就會覺得很難對這些事情保持過分的樂觀。總之，我不認為機器人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可以製造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就像我50年前還是小孩所想像的一樣。
Hugo Scott-Gall：如果把工作崗位減少的前景和人口老年化一起看，這對很多經濟體來說，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Stan Druckenmiller：除了印度，大部分其它的主要經濟體已經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人口結構惡化。這對美國來說也是個大問題，特別是美國（還包括日本）這樣的經濟體，財政赤字規模相對於其它國家來說更大。總之，我不認為機器人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可以製造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就像我50年前還是小孩所想像的一樣。
你可以通過一些不同的方式看待美國的負債存量。美國官方公佈的負債總額可能是11萬億美元，但如果你把美聯儲購買的美債也加在一起（理應這麼做），那麼美國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將接近16萬億美元。另一個更好衡量美國負債水平的方法是，把一些表外負債也加進去。Laurence Kotlikoff——在代際核算領域最頂尖的經濟學家之一，估計包括美國政府向年老公民的承諾，並對計劃稅收收入和財政缺口進行調整以後的美國負債總額將高達約211萬億美元。這是驚人的數字。
美國需要在政治上解決它的債務問題，不然將走向違約。我認為對美國負債的估算顯示，為了能夠支持美國不斷老年化的人口，美國需要增加全部稅收收入約64%。這是提高工資、資本增值、分紅和所得稅64%。另一個政策選項是，削減全部政府支出40%。然而，兩個方案看起來都是不可行的，混合的版本也不容易推行。20年以後，這些數字將會變得更為嚴峻。美國將需要增稅75%，或削減支出46%。
關於Rogoff和Reinhart關於國家負債超過GDP90%所帶後果研究成果的真實性，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但歷史的事實是無法爭論的，過高的負債水平已經導致了極端的影響。根據RR的研究，在國家超越90%負債紅線後的平均23年裡，這些國家傾向於步入全面的財政貨幣化，或違約，或惡性通脹。所以，美國政府今天的負債似乎與你和我都關係不大，但卻會對下一代帶來極端嚴重的影響。如果美國繼續像今天一樣借錢消費，未來15年將會變成一個嚴峻的問題。
如果機器可以把一切幹好，包括高效地配置資本和資源，那麼這能壓制通脹，擺脫貧窮嗎？我不知道。
我明白，美國需要QE1，因為美國經濟那時面對潛在的崩潰風險。但更多的寬鬆政策將帶來寬鬆自己的問題，只是這種問題只有在事後才會浮現。一切的寬鬆政策和持續的負實際利率，已經超越了接近美國經濟核心問題的本身，並導致了再槓桿化。相對於通脹，我更為擔憂資本錯配問題。
今天的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美國政府無法得到任何的價格信號。在其它的任何社會裡，在未來15-20年的某個時刻，市場將會給出價格信號，政治家將需要作出應對。但現在，政治家不存在任何這樣行動的動力。這給沒有投票權的美國年輕一代增添了麻煩。年長的一代不單有選舉權，還有具有不可思議影響力的遊說集團。1960年，福利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28%，今天已經上漲到67%。而嬰兒潮一代現在已經開始邁向退休了。另一個爭論是，現在有充足的理由加速向美國的移民，但現在的政策正向反方向推進。但就算有大量的移民，美國還是需要修復現在這個現收現付的退休金體制，不然可能帶來相當嚴重的後果。
Hugo Scott-Gall：因為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預和管制，影響了市場價格信號，你覺得現在投資變得更為困難了嗎？
Stan Druckenmiller：對我而言，是變得更為困難了，因為我所擁有技能的重要性在消退。我的部分優勢是，我善於經濟預測，但只能在自由市場有效，在市場比人聰明的時候。是我發跡的開始。我觀察股票市場，觀察股價是怎麼隨著經濟活動的水平改變而反應的，我可以理解價格信號的工作方式，並知道怎麼預測它們。今年，所有這些價格信號都已經受到損害，我嚴重地質疑，現在我的競爭優勢是否還存在。
10年前，如果股市的走勢就像今天一樣，那麼我可以擔保，經濟增長將會加速。現在，經濟增長只是可能會加速，但我更願意這樣說，現在市場受到了操控，人們購買這些資產，並不需要對經濟增長信心的支持。這並不是過去預測任何東西的方式，這使得我重新考慮我能帶來高額回報的能力。如果在大部分重要經濟體中大部分重要的價格信號都受到了操控，而其它東西都是根據它們來定價的，那麼我應該去解讀什麼樣的價格變動呢？
第一，基礎信貸策略自下而上精選高收益債券，投資要點是債券挑選技能和避免踩雷，如嘉漢林業債券在渾水做空報告之後，令不少基金折戟。
第二，宏觀信貸策略自上而下，倚重對行業或資產類別中大規模錯誤定價的發現，最著名的例子是保爾森基金在2007和2010年通過賣空次級貸款獲利87億美元。
第三，相對價值信貸套利策略通常進行配對交易，做多一種投資工具的同時做空另一種投資工具。
高思卓/文
信貸對沖基金經理專注於固定收益證券投資，最知名的信貸對沖基金公司之一是保爾森基金，該公司在2007和2010年分別通過賣空次級抵押貸款和抵押貸款證券獲得了總額為87億美元的超額利潤。
高收益債券是信貸基金經理最常見的投資標的
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機構，根據債券發行人按期支付本息的能力，均把評級分為投資級和非投資級（表1）。一般而言，BBB或Baa級以上為投資級，當評級降至CCC，違約的可能性增加，D級的債券已經發生違約（Default）。
相對應地，債券也分為投資級債券和高收益債券。前者違約可能性最小；後者違約風險較高，必須支付更高利率，以彌補投資者購買高收益債券所承擔的更高風險。債券利率與美國國債或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之差，被稱為信貸息差，表示投資者能夠從高違約風險債券賺取的額外收益。一般，信用評級較低的債券，其交易時的信貸息差高於投資級債券。
相比於股票和投資級債券市場，高收益債券市場是一個較新的資產類別。其歷史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高收益債券成為了上市公司發行非投資級債券的主要方式，信貸資產經理也採取簡單的「買入並持有」投資策略。80年代末起，隨著對沖基金的發展，信貸對沖基金經理開始嘗試多元化的投資策略，包括直接向企業進行資金拆借，以及進行信用違約掉期（CDS）和合成債務擔保憑證（CDO）等複雜衍生品交易，這些衍生品在90年代末比較發達。
基礎信貸策略：精選債券，並避免踩雷
通常而言，最常見的信貸策略可歸為三種投資風格，即基礎信貸、宏觀信貸和相對價值信貸套利。
基礎信貸是對沖基金領域最常見的投資策略之一，通常情況下，信貸對沖基金經理通過購買或賣空公司債券（投資級債券和高收益債券）、銀行貸款、高危債務、不良債務以及最近重組公司的證券（包括股票），對公司及其資本結構進行自下而上的基礎信用分析，進而建倉。這一策略試圖把握和利用信貸市場上的定價異常現象，同時保持比典型的不良債務投資更低的週期性、方向性押注及更高的流動性。
這種方法主要通過利息收益和資本升值獲利，潛在的投資回報要高於投資級債券。通常情況下，BB級和B級高收益債券與以BBB級為主的投資級債券之間的收益率差價在2到4個百分點之間，具體價差則取決於到期日、發行人的信用狀況及市場條件。經濟、行業或發行人所發生的積極事件（包括評級升級、損益表改善、併購）可能會通過提高高收益債券價格（即資本增值），為債券持有人帶來更高的回報。
大部分高收益共同基金也屬於這一類別，通過追蹤某高收益指數表現而被動投資。除了以美元計價的債券，新興市場本幣債券是另一個熱點領域。除利息收益及價格上升外，對沖基金經理也會設法利用自己看好的某一發展中經濟體的貨幣升值趨勢來獲利。
由於借貸成本較低，做空部分主要由投資級債券組成。除了賣空信用前景惡化的債券，對沖基金經理通常還會購買CDS來對沖流動性惡化或其他宏觀性事件引起的市場嚴重衰退。汲取2008年教訓後，為了降低基差風險（即CDS等衍生品不能有效對沖現貨風險），基金經理們偏向拋空現貨，而不是利用衍生品來對沖。
與投資級債券相比，高收益債券市場的流動性通常較低。買、賣價差通常介於25到100個基點之間，且受限於發行量和市場條件。因此，信貸經理傾向於更長期地持有高收益債券，以儘量減少交易成本。
鑑於較大的違約風險和高收益債券的分散性，債券選擇技能顯得尤為重要。經驗豐富的基金經理不會只依賴於會計報表或評級機構提供的信用評級，而是會進行內部盡職審查工作，避免踩上地雷。嘉漢林業的案例就顯示了自下而上精選債券的重要性。
嘉漢林業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被評為Ba2/BB級，2011年其市值超過60億美元。該公司得到了全球機構投資者的支持，如淡馬錫和保爾森基金等。另一方面，一些亞洲對沖基金經理的交易策略則為做空，因其考慮到嘉漢林業業務模式存在許多不可調和的矛盾，如過高的息稅前利潤率以及與銀行之間的再融資問題。2011年6月，研究機構渾水公司發佈做空報告，聲稱該公司正在運行龐氏騙局，並進行會計欺詐。此消息發佈不久，該公司債券價格暴跌至面值的50%，幾個月後最終跌至20%（圖1）。2011年9月，安大略省證券委員會暫停該公司股票交易，並迫使其主要管理人員辭職。
宏觀信貸策略：基於行業或資產類別的大規模錯誤定價而交易
與基礎信貸策略相反，宏觀信貸基金經理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構建投資組合，這使得他們進行交易時更側重於行業、資產類別或地理區域的較大規模或定量錯誤定價，而非主要基於具體公司的基本面。
例如，2011-2012年度，這些經理以自上而下的觀點為基礎，對歐洲銀行和主權國家進行了活躍的多頭和拋空交易。大量宏觀或行業分析被用於確定錯誤定價是否存在，而並沒有像基礎信貸基金經理那樣對發行人進行比較。
宏觀信貸經理的另一特點是，投資組合往往著重債券的「凸性」（比如，市場利率從3%下降至2.5%時，債券價格升幅比利率從3.5%下降至3%時要大），令投資組合具有一個價格潛在上升空間大於有限下跌的回報結果，這類似於期權交易模式。當宏觀經濟、某個行業或公司發生重大事件時，這種交易模式可以幫助基金經理帶來豐厚回報。這也如同購買CDS，如未發生降級事件，投資人損失購買CDS的手續費（相當於保費），而如果債券被降級，投資人可獲數倍於CDS保費的收益。宏觀信貸基金經理圍繞著不穩定因素進行積極交易，以獲得超額回報，所以投資組合主要集中於流動性最大的信貸工具和衍生工具，例如主權債券、投資級債券、CDS、CDS指數等，以儘量減少交易成本。
2008年，由於信貸市場前景黯淡，保爾森下重注做空美國和英國的一系列大型金融機構，其不僅利用高槓桿率，還將大量資產投資於情況惡化的行業，包括住房抵押貸款融資公司以及區域、國家和全球銀行。英國五大銀行中保爾森做空了四家，據報導，他從此次交易中共賺得2.8億英鎊。
相對價值信貸套利策略：配對交易
相對價值信貸基金經理專注於債券及相關資產價差分析，基於歷史和預期的錯誤定價進行交易。這種套利既可以在單一公司的資本結構內（債務與債務或債務與股本），也能用於兩個獨立的公司資本結構之間。經理們主要投資於債券，包括可轉換債券，也投資債券的信用違約掉期（CDS）以及少量的股票。
這種投資策略通常採取配對交易模式：做多一種工具的同時賣空另一種工具。基金經理以最佳的風險/報酬來判斷多空比率，通常借助於定量模型來尋找相對估值中的異常現象，模型的輸出結果只用於提示可能的交易，最終還需要通過基礎信貸研究來確定哪些因素可能造成相對估值的變化，是繼續下去還是會逐漸趨同。此外，基金經理還會運用多種衍生品，特別是CDS和CDS指數，且使用3至6倍的槓桿放大回報。
信貸基差套利是一種常見的相對價值信貸策略，通過捕捉現金債券與CDS之間的基差波動來交易。基差是CDS利差減去現金債券利差。在負基差交易中，CDS價格低於債券價差，基金經理同時購買現金債券和CDS，便可以從利差差異中賺取正利差。這種交易在基差趨同或縮小時是有利可圖的。雅居樂地產（03383.HK）債券的交易便是一例（圖2）。2008年3月其債券利差（零波動率利差）明顯比CDS更大，使投資者可以購買債券以及CDS，獲得正利差而無違約風險。基於基差不穩定和均值回歸特徵，投資者可以在幾個月內賣出並獲利。
分散投資降低信用風險
債券持有人面臨的最主要風險是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因發行公司財務狀況實際或被認定出現惡化情形而導致損失的可能性。信用降級通常伴隨著債券價格下降。公司未能向債權人如期支付利息或償還本金時即發生違約情形。在最壞的情況下，債券持有人可能失去所有投資資本。雖然有擔保的債券持有人可能會分到一些企業資產，但還是不可能收回全部投資。對信貸基金經理來說，若想管理信貸風險，除了持續監控並研究發行機構及行業外，多元化也是十分關鍵的一點，因為投資於數個發行人及行業有助於減少價格下跌或因個別情況造成違約的風險。
而另一類風險來自市場，即因宏觀環境變動和認知變化而造成頭寸損失的風險。宏觀環境變動造成的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債券價格與利率之間的反比關係）、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降低時，買賣價差上升）、經濟風險（在經濟下行期間，高收益債券的本金價值損失比投資級債券更大）及貨幣風險（本幣債券的總回報受貨幣匯率變動影響），認知變化造成的風險包括提前兌付風險（發行人有權由於經濟或非經濟原因在註明到期日前兌付債券，債券持有人可能無法用相等的利率替換他們被提前兌付的債券）。市場風險雖然無法通過多元化投資來消除，但對沖基金經理仍能通過分析經濟和信貸週期來管理各個信貸市場上的投資分配，並利用對沖工具降低投資組合的波動性。
彭博社消息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今日批准瞭解除長達80年的對沖基金廣告禁令。對沖基金和其他試圖尋求私募投資的公司將可在遵守規則的情況下為吸引融資進行公開廣告。
禁止對公開募股活動進行對外的廣告宣傳，是用來保護小投資者不會遭受不適當的風險。SEC強調，雖然禁令解除，但這並不等於允許所有的投資者將錢投入到私募。對於個人來說，SEC設定的合格的投資者標準是那些年收入在20萬美元，或者家庭收入在30萬美元以及淨資產在100萬美元以上。
彭博社評論稱，
雖然合格的投資者標準使得一些人遠離風險，但考慮到貨幣貶值等因素，SEC1982年設定的個人年收入20萬美元的入門標準，已經無法限制現在投資私募人數。與1982年相比，現在的私募潛在市場規模將是那時的20倍還多。
人們也似乎淡忘了廣告禁令列入美國第一個證券法的一個明顯的原因——因為私募徵集氾濫間接造成了1929年的股市崩盤。
而對沖基金的業績表現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們並非投資工具，而是補償計劃，旨在從不成熟的投資者們的錢包裡把資產轉移到提供投資服務的人的錢包裡。
截止於2012年7月的一年、三年、五年期內，整個的全球對沖基金指數每年分別產生了-5.2%、1%和-3.4%的年平均回報率；相比標普500的年回報率分別是9.1%、14.1%和4.4%；而5年期國債的回報率分別是每年4%、6.1%和6%。在從2003年到2012年的期間內，全球對沖基金指數的業績表現比每一個主要的股票和國債指數的業績表現都更差。SEC的這一決定將更多的投資者們暴露在了更嚴重的風險中。
今年6月，對沖基金表現仍然普遍差於標普500指數的表現。
匯豐銀行近日公佈了2013年上半年對沖基金表現排行榜，下圖顯示，挑選出的32只對沖基金中，僅有4只基金的表現超越了標普500指數同期的增長12.6%。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自從伯南克擔任美聯儲主席以來，對沖基金的表現很少能夠超越標普500指數，一方面是因為QE對股市的刺激，另一方面，在美聯儲想要控制風險的同時，對沖基金似乎很難實現其價值。
下圖為匯豐銀行報告中挑選的32只對沖基金表現欲標普500指數表現對比：
下圖為今年截至6月底表現最好和表現最差的20只對沖基金：
2008年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一群著名對沖基金經理們像小偷一樣站在圍欄之中，接受了美國國會的聞訊，並向憤怒的公眾解釋著自己存在的意義。這五個人分別是量子基金創始人索羅斯（George Soros），文藝復興科技的James Simons，保爾森基金的John Paulson，先驅資本的Philip Falcone以及城堡基金的Kenneth Griffin。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已在之前的幾年中通過各自引以為豪的賭博方式賺取了數以百萬計甚至億計的財富，那些將自己的資金交給他們管理的投資者們也收穫頗豐。他們來到華盛頓，為的是給自己的行業以及工資辯護；回答對沖基金業是否應該受到更嚴厲監管的問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為自己的成功而道歉，他們不可一世。
但之後發生的事情卻十分富有教育意義。索羅斯，一位被許多人尊崇為史上最偉大投資者的人物，在2011年宣佈返還所有的投資者資金，並且將基金變成一個家族辦公室。Simons，曾經的數學家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密碼破譯專家，2010年從自己的基金退休。在經歷了完美的幾年後，Paulson旗下管理的最大基金收益暴跌。Falcone在今年五月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了處理協議，因從其基金中借款來為自己支付稅務而被禁止涉足該行業兩年。一直在2008年的巨大虧損中掙扎的Griffin最近收起了將自己公司打造成下一個高盛的野心。
作為對沖基金領域的標誌性人物，這些「金融之神」的隕落是整個行業狀況再好不過的代表。對沖基金行業已經過於龐大，以至於影響了行業本身的成功。在享受了將近十年的搖滾巨星待遇之後，對沖基金經理們現在似乎像音樂家一樣迅速淡出人們的視線。從前回報頗豐的對沖基金現在每天都出現在頭條新聞裡，爆出令人失望的收益情況。Paulson的Advantage Plus基金今年僅上漲了3.4%，卻在2012年損失19%，2011年損失51%。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對沖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表現也是差強人意。
與此同時，對沖基金業界最成功的交易員之一，掌管著SAC資本150億美元對沖基金的Steven Cohen正面臨著緊張的內部交易的調查。兩位SAC投資組合經理（其中一位仍在SAC任職）將於十一月份面臨刑事審判，美國司法部和證監會還隨時可能會提出新的訴訟。美國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調查該家公司，政府正在考慮是以刑事還是民事罪名起訴SAC以及Cohen。Cohen本人不承認任何違法行為，但是整個對沖基金行業都對於業內的旗幟性人物可能倒下而感到緊張。
儘管備受關注且投資者已經從中抽出了十億計的資金，Cohen的旗艦對沖基金在2012年回報率排名世界第一。根據彭博市場的統計，其在頭10個月盈利7.895億美元。但他的競爭者們就沒這麼幸運了。對沖基金應該做的事情——產生「阿爾法」，一個用來形容風險調整後回報超過大市收益的指標，已越來越不在它們的掌控之中了。
根據高盛今年五月的報告，對沖基金今年的表現落後標準普爾500指數約10%，儘管大多數基金經理們依舊向投資者收取昂貴的費用。截止今年六月，對沖基金在2013年僅錄得1.4%的漲幅，其表現在過去七年中已經連續五年落後於MSCI全球指數。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80年來首次允許對沖基金對公眾發表廣告，於是在推特上就出現了類似「創造阿爾法，其實幾乎從來沒有」（「Creating alpha since, well, mostly never」，來自Barry Ritholtz）和「把用老鼠倉進行搶先交易交給我們吧！」（「Leave The Frontrunning To Us!」 來自IvanTheK）這樣惡搞的廣告台詞。
早在今年5月，全球對沖基金就站上了拋售美債的第一線，搶在了美債收益率上漲之前率先出售美債，而那時候各國央行還在堅定地購入。
根據美國官方數據，今年5月，位於加勒比海，比利時和盧森堡的私人海外賬戶出售了總計達515億美元的美國公債。這些地區是對沖基金賬戶的大本營，可以反應出對沖基金資金流向情況。美國TD Securities的分析師評論，「我們認為來自加勒比海地區賬戶的大舉拋售代表了快錢正迅速撤離美債，預計這種趨勢會在六月延續並且加速。」
然而，根據美國財政部週二發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數據，同期，多家海外央行在5月大幅購入美債，總額達403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央行的購買力尤為強勁，中國5月增持美債252億美元至1.3159萬億美元，持有美債數額創歷史新高，為美債的第一大外國持有者。
法巴銀行外匯分析師評論，「雖然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的數據有些滯後，但也反應出在5月初全球私人和官方投資者對待美債的不同投資主題。」
各國央行在今年4月出售美債後，在5月因對塞浦路斯局勢的擔憂以及對美國經濟改善的信心，他們又將美債重新購入。然而美債5月份的表現卻令人失望，由於美聯儲表示考慮縮減債券購買規模，10年國債收益率大漲50個基點，價格下跌約2%。
遭受五月的投資失利，全球央行在六月上演「美債大逃亡」。據FT報導，在6月17日至23日的一週，全球央行拋售美國國債的數量創下了歷史記錄：外國機構持有的且由美聯儲保管的美國國債減少了324億美元至2.93萬億美元，這一拋售記錄讓2007年8月的240億美元相形見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