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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歲的“中國外儲操盤手”殷勇升任央行副行長

中國政府網12月27日午間發布消息，國務院任命殷勇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任命劉國強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免去郭慶平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職務；免去楊子強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職務。

新任央行副行長殷勇，清華大學自動控制和企業管理雙學士、系統工程博士，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2015年8月，殷勇任央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在此之前，他的工作履歷大都與外匯儲備的投資管理有關，被稱之為“外匯儲備操盤手”。2007年8月至2015年8月，殷勇曾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主任；2002年7月至2007年8月，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儲備管理司副司長；2001年3月至2002年7月，擔任中國投資公司(新加坡)總經理；1996年至2001年，他在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工作。

殷勇在2014年4月清華經管建院30周年重聚共敘中作為校友代表的發言中提到，“(2003年)當年我33歲，中國的外匯儲備為3000億美元。今天，經管學院成立30年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近40000億美元，我有幸成為全球最大資產管理機構的管理者。”

從2014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從高峰期接近4萬億美元減少至如今逼近3萬億關口，今年6月，殷勇在人民銀行黨校2016年春季處級幹部進修班(第30期)上做“做好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工作，服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的專題報告時指出，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總體處於適度區間，但外匯儲備經營面臨全球低利率、高資產價格的市場環境挑戰。

下調5萬換匯額度支撐外儲? 6大理由佐證“沒必要”！

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貶值，外匯儲備也不斷下跌至接近3萬億美元的水平，這甚至引發了國內居民恐慌性換匯的需求，而使匯率脫離了基本面。因此近期有觀點提出，2017年1月居民將可以動用新一年的購匯額度，由此建議降低目前中國內地每人每年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然而這一提議至今並未被采納。

值得一問的是，下調5萬美元居民換匯額以逆轉人民幣貶值趨勢、支撐外匯儲備究竟是否具備有效性?人民幣持續貶值的根本原因究竟來自家庭部門還是機構?強勢美元的邏輯中長期又是否成立?

下調換匯額度“沒必要”

之所以會出現下調5萬美元換匯額度的提法，主要是因為該觀點提出方認為——如果明年出現6千萬人購匯5萬美元，那麽3萬億外匯儲備會“空倉”，人民幣貶值壓力會加劇。

“計算的數字是對的，但邏輯非常錯誤，絕對不可能被采納，也沒必要，”曾在外管局任職的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表示。他也用六大理由否認了上述觀點。

首先，根據他的測算，個人每年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的整體量級並不太大，對外匯市場沖擊有限。“但會不會真的出現6千萬人都換匯?過去兩年經歷了‘8·11匯改’、A股熔斷、外匯儲備持續下降，這一系列利空事件對外匯儲備沖擊多大?過去1年半，我測算個人購匯規模在600-1200億美元。”

“就2017年而言，預計1/4的購匯需求會集中在1月發生(可能略微高估)，總量預計在150-300億美元，這可能導致明年1月結售匯逆差擴大，約為-100-300億之間。但沒必要因此降低換匯額度，因為主要的換匯力量還是來自於機構。”

第二，謝亞軒表示，5萬美元購匯額度的政策初衷是經常項目業務的便利化。“當年，尤其是2005-2012年，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中國資本流入壓力比較大，外匯湧入中國，外管局也實行了便利化的額度管理，即在額度以內，都可以直接憑借本人身份證，不需要其他證明文件。”因此他也表示，“5萬美元的額度並不是簡單的上限，而是便利化手段，經常項目可兌換的政策沒變。”

一直以來，外匯局對個人結售匯實施年度總額管理，而超過年度總額的經常項下憑真實性證明材料等也可辦理，且境外刷卡購物不計入年度5萬美元的購匯限額內。2007年，外匯局為了促進個人用匯的便利，減少社會成本，將個人年度結匯總額由此前的2萬美元提高到5萬美元。一兩年前，由於中國境外旅遊消費等需求不斷增加，甚至當時還有觀點建議，5萬美元的個人用匯額度可能已經不夠用，還應擴容。

第三，區別於資本外逃的概念，“藏匯於民”近年來一直是監管層呼籲的導向。“藏匯於民，‘民’就是非公共部門，主要指家庭個人、企業持有的外匯資產。中國個人和企業持有的外匯資產對GDP占比僅為 21%(2014年)，現在略有增加，但對多約25%。相比之下，其他G20國家的平均水平高達115%，可見中國私人部門持有的對外資產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應該穩步增加。我們可能要花10-20年的時間才能跟上G20國家的水平。”謝亞軒稱。

第四，維持5萬美元換匯額度對中長期外匯市場的建設也具有一定意義。具體而言，外匯市場要有買方也要有賣方，“但‘8·11匯改’導致人民幣一次性貶值以來，買外匯(主要為美元)的人比遠比賣外匯的人多，因此出現了結售匯逆差，但必須要有外匯的買入者才可能成為將來外匯賣出者。現在中國私人部門對外資產很低，當前不能成為外匯市場的賣出者，這是很自然的。因此限制現在的買入方是不合理的。”

不乏觀點認為——3萬億外匯儲備是底線，必須死守。“但我認為不正確。不應該用底線思維來限制5萬美元換匯額度。外匯儲備不是不能低於3萬億美元的，這只是個整數，沒有其他任何意義。”謝亞軒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測算，有資本管制的經濟體，外匯儲備充足範圍為1.75~2.62萬億美元，無資本管制的經濟體為2.82~4.23萬億美元。該指標涵蓋包括貿易沖擊、債務償還、資本外逃等在內的一系列風險，並根據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賬戶安排設定不同的風險權重。該指標的100~150%為充足範圍。中國外儲是有資本管制經濟體所需充足水平的近190%。

最後，謝亞軒認為，當前限制個人購匯只會引發恐慌，得不償失，用盡換匯額度的居民並不是大多數。

2017年人民幣雙邊波動料加劇

就明年的人民幣匯率而言，謝亞軒認為不會有大的制度變革，“人民幣仍然將維持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形式。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匯率基本穩定。與此不同的是，2016年中央強調的仍是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據彭博匯總的46家機構最新的預測中值顯示，美元/人民幣會在2017年一季度到達7，2017年末進一步到達7.12。

在謝亞軒看來，人民幣強弱取決於供需層面，主要力量還是機構，分別為償還對外負債和增持對外資產的需求。“償還債務在2014年到今年6月期間一直在進行，主要階段是‘8·11匯改’後到今年6月。如今，外債償還基本告一段落，明年外匯需求壓力可能會減半，估算明年外匯占款減少規模約為今年800億的一半。”

此外，主流觀點也預計，美元並不具備長期走高的基礎。

潘英麗近期在第四次“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上表示，美元指數在2018年前可能在110區間波動，很難突破120。 “雖然美元在1985年時較此前的低點暴漲了100%，當時實際利率16%，但現在早已今非昔比，美國GDP增速遠低於當年，且財政赤字率急速攀升，克林頓時期還存在財政盈余。”

具體而言，“從里根到小布什下臺，美國財政赤字突破10萬億，奧巴馬兩任後該數字突破了20萬億，該數字在特朗普任下可能到2020年就會突破30萬億，每年要付的利息就要接近1萬億。”潘英麗稱。

謝亞軒也表示，美國GDP占全球的22%，遠低於上世紀80-90年代，因此美元指數的高度也要低於前兩輪(160和120)。預計如果美元在現在的水平上再升值10%，人民幣貶值預計在3-5%。2018年可能是強勢美元的終結，財政赤字的擴大不利於美元走勢，可以說美元成也川普，敗也川普。”

在他看來，美元指數到2018年前將維持在110上下，人民幣處於守勢，但波動將加大。

周小川：2017年要維護國際收支的基本職能 做好外儲管理工作

央行12月31日晚間消息，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行長周小川來到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看望和慰問堅守在年終決算第一線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人員，並通過他們向全體工作人員和家人送去節日的問候。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中央外匯業務中心主任殷勇陪同。

周小川代表人民銀行黨委充分肯定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取得的成績，指出2016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關鍵之年，也是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人員同心協力、迎難而上，前瞻靈活應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巨大波動，穩步推進經營管理各項工作，實現了資產的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為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保障經濟金融安全做出了新的貢獻。

周小川強調，2017年是“十三五”規劃全面推進的一年，改革任務會更重，外部環境也會更加複雜。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人員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圍繞外匯儲備維護國際收支的基本職能，腳踏實地、攻堅克難，以嚴謹務實的精神做好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

中國2016年12月外儲30105.2億美元 環比下降410億美元

央行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2016年12月外匯儲備30105.2億美元，較11月下降400億美元。

截至12月末黃金儲備678.78億美元，11月為697.85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人就2016年12月份外匯儲備規模變動情況答記者問時表示，從影響外匯儲備規模變動的因素看，主要包括：（1）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2）外匯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波動；（3）由於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計量貨幣，其它各種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變動可能導致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外匯儲備的定義，外匯儲備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運用記賬時會從外匯儲備規模內調整至規模外，反之亦然。

從12月份的情況看，央行向市場提供外匯資金以調節外匯供需平衡、非美元貨幣對美元總體貶值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影響外匯儲備規模出現下降。

從全年的情況看，央行穩定人民幣匯率是外匯儲備規模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估值方面，非美元對美元總體貶值和資產價格變化也對外匯儲備規模造成影響。總體而言，2016年的全年降幅比上年同期少降了1928.12億美元。

渣打銀行丁爽：匯率與外儲都要穩 外匯管理將更有效

從去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到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防金融風險、抑資產泡沫、穩中求進逐漸成為政策的主基調。2月7日，農歷新年後公布的第一個重要數據顯示，1月外匯儲備已跌破3萬億美元，而去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超6%，市場對“破7”整數關口的預期強烈。

內外部不確定因素疊加下，宜“穩”字當先。近日，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長遠角度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方向不變，但重要性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當前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穩定資本流入和流出，防止金融風險。”

既要穩外儲，又要穩匯率，其結果必然是外匯管制政策更嚴格的實施。事實上，從去年收縮企業跨境並購額度的申報，到今年年初增加個人購匯手續、打擊灰色跨境資金等措施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短期內的確會對企業‘走出去’造成一定影響，但這是我們必然要做的，而且此次管理勢必比以往更加有效。”丁爽說。

據渣打銀行測算，展望全年，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穩定，對美元匯率可能因強美元而略貶至7.05-7.06，資本流出大幅下降至4000億美元左右，外匯儲備降幅將遠低於去年。

財政政策“挑大梁”

3月，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將召開，屆時將確定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渣打銀行預計為6.5%左右。2016年全國GDP增速為6.7%，與此前制定的目標6.5%-7%相符。

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長6.8%，高於預期和前值。但丁爽認為，四季度的小幅反彈是暫時的，不意味著經濟掉頭向上。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房地產調控效應待顯現。從去年數據來看，消費貢獻了約2/3的GDP增速，而消費的不少項目與房地產密切相關。去年10月以來密集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已經導致房市交易量與價格增速齊跌，但其效應還未傳導至房地產投資和新開工領域。如果房地產交易和投資進一步放緩，勢必對GDP產生持續影響。

總的來說，要達到增長目標仍需政策支持。而無論是此前經濟工作會議上對貨幣穩健中性的表態，還是近期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期/常備借貸便利和逆回購利率上調顯示出的現收緊跡象，亦或是最新公布的1月CPI、PPI數據向好推升通脹預期，都意味著貨幣“大水漫灌”再難重演。

既然如此，就需要其他方式來支撐經濟。丁爽認為應該是來自於擴張的財政政策。

“首先，財政政策是有余地的，經測算，政府債占GDP比重達到60%，但仍在可控範圍內。去年財政赤字是3%，今年預計是可達到3.5%。”對於赤字率推高債務的問題，丁爽解釋到，如果名義GDP達到8%，即使有5%赤字率，也不會使債務上升5個百分點，而是只有1個百分點左右，因為名義GDP增長後，存量債務占GDP的比重實際上是下降了。所以作為穩增長的重要工具，財政赤字會進一步擴大。

至於普通百姓廣為關註的房地產政策，丁爽認為一線城市控制需求的政策不會馬上放松，今年的重要目標是防止一線城市價格上漲過快。但中小城市庫存大，從信貸方面還會提供支持。總體來說目前從緊的政策會維持，但不會進一步收緊，“不然增長目標達不到”。

積極方面，丁爽對2017年進出口貿易形勢較為樂觀。首先，近期美國等發達國家制造業PMI指數持續走升，代表外需較大。第二，人民幣貶值效應還未完全反映到出口數據中。“近來，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占比已經從過去的40-50%降到30%以下，而受匯率影響更大的一般貿易占比過半，所以整體來說人民幣貶值利好出口。”丁爽說。

美元仍走強 穩匯率更要穩外儲

另一個廣受關註的問題是匯率走向。如今，“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穩定”越來越成為共識。去年7月以來，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指數（CFETS）大部分時間在93-95之間波動，今年這一趨勢會維持下去。

然而，當下美聯儲已進入加息通道，而人民幣承受下行預期，此時貨幣政策不能偏離美聯儲太多。市場預期美聯儲今年加息兩次，50基點，如果中國放棄將存貸款利率作為主要政策利率，轉而把MLF、PSL、逆回購等從短到長的利率作為調控方式，渣打銀行認為今年內這些利率總體還會上調20基點左右。

丁爽表示，之所以要盯住一籃子貨幣，首先是穩預期的需求。如果沒有任何一個穩定錨，人們都不知道匯率會怎麽走。此外，對一籃子貨幣穩定，說明名義有效匯率不再升值。“目前中國出口的勞動生產率還是比主要貿易對手快，在勞動生產率增長且匯率不升值的情況下，中國的出口能受益，這也是保增長的需求。”丁爽說。

當然，從央行角度來說，也不會完全放棄對人民幣/美元雙邊匯率的管理，即管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丁爽認為該幅度會低於為保持對一籃子貨幣穩定所需要的幅度，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升值。

總的來說，人民幣對美元走勢最終取決於美元有多強。市場普遍預期，美元在2017年仍然走強。特朗普新政（對外加關稅，對內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等）都會引起赤字增加，而最新非農數據顯示已接近充分就業，此時擴大赤字可能推動通脹上升。

更重要的是，2月14日晚間，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發表半年度貨幣政策證詞，提到，美聯儲此前預期的加息兩次並未完全把特朗普的財政政策效應考慮進去，如果考慮進去，可能加息次數還會增加，並且“未來的每一次會議（如3月議息會議）都可能是加息窗口”。

當然，考慮到特朗普政策實施的程度和可能性，渣打預測美元對人民幣在年中達到7.05，年尾達到7.06左右。

由於人民幣並非自由浮動，維持其對一籃子穩定是要付出成本的。2016年全年，我國外匯儲備下降了3198億美元。“外儲下降是有底線的，雖然不是3萬億關口，但絕不會容忍它像去年一樣的降幅。”丁爽說，“考慮到匯率還不夠靈活，我們估算需要2.8萬億外儲。這不是死線，但是值得參考的一個數據。”

這就是最近強調外匯管理較多的原因，從去年四季度開始，對外管措施的實施更加嚴格。

“‘雙順差’時期實施時從寬，但政策並未放開。要保持匯率穩定，又不想消耗過多外儲，外匯管制是必然的。而且效應已經初步顯現。”

渣打銀行計算，去年中國資本流出在7000億美元左右，略低於前年。但2017年流出會大幅減少，約為4000億美元左右。一方面貿易順差，一方面資本流出規模減少，最後動用外儲的幅度要比去年小很多，意味著這次管理措施會更有效。

外儲重返三萬億有新招，資產收益增加是主因

我國外匯儲備變動情況再次牽動市場神經，根據央行7日公布的數據，外儲規模今年2月末環比增加69.2億美元，重新站上了3萬億美元的關口。

不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外匯專家均認為，外儲規模自2016年6月以來首次回升屬於市場化的自然波動，並非趨勢性上升。

外匯局相關負責人將2月外儲穩中有升主因歸結為“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員趙慶明分析認為，除上述主因外，此次“外儲重返三萬億”還有監管層加強了外匯管理及人民幣匯率企穩等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局長潘功勝4日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間隙表示，外匯儲備是一個連續變量，整數關口是沒有什麽意義的，“無論是按照國際上的多種傳統指標，還是學者提出的最新指標來衡量，中國外匯儲備都非常充足。”

潘功勝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外儲重返3萬億美元上方屬於正常波動，與很多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也有關系。例如美元匯率的升貶會影響外匯儲備賬面價值、美聯儲加息會導致債券價格下跌。

“雖然並非趨勢性企穩，但外儲回升無疑釋放出了積極信號。”招商證券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外匯管理效果顯現

外匯儲備回升與監管層完善外匯管理有一定關系。

外匯局2月27日發布消息稱，近期查處了一批外匯違法違規案件，深圳6 家企業在外匯收支中涉嫌違法，經過警方進一步偵查，破獲一起涉案近500億元的地下錢莊案件。外匯局還通過官網表示，查明多家企業采用虛假單據、虛構貿易等手段逃匯;多名個人采用“螞蟻搬家”的手段，涉嫌洗錢、非法轉移資產等行為。

無獨有偶，2月26日，公安部網站顯示，全國公安機關2016年共破獲地下錢莊重大案件380 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打掉作案窩點500余個，涉案交易總金額逾9000億元人民幣。

上述消息均表明，針對外匯領域的違法違規活動，我國完善了監管機制。尤其2017年以來，我國更是加強了對此前不合規的外匯交易的管理。個人項下，購買投資性保險、化整為零、螞蟻搬家至境外買房、買股票等違規行為受到嚴格監管。

第一財經記者還獲悉，外匯局於去年11月28日對商業銀行進行了窗口指導，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此前為5000萬美元)，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地方外匯分局批準;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賬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

多位涉及海外業務的央企會計師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內部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以往，符合規定的跨境並購業務手續也更加完備。

潘功勝年初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外匯管理需要統籌兼顧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關系，繼續支持與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與此同時，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嚴厲打擊外匯領域違法違規活動和投機力量，著力維護外匯市場的健康穩定運行。

潘功勝還強調，不會重回資本管制的老路，“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

匯率企穩預期變樂觀

人民幣匯率近期的穩定也為外匯儲備重返三萬億美元做出貢獻。

與去年人民幣連續逼近“破7”關口不同，2017年一季度以來，人民幣匯率逐漸企穩。近兩日人民幣中間價雖然有調升也有調降，但都徘徊於6.89上下。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預期變了，從此前的貶值預期到今年以來的相對企穩，不僅促進銀行結售匯逆差收窄，也減輕了央行滿足市場供求關系的壓力。

“從1月及年前的情況看，外匯市場的需求都是供應小於需求，需要央行減少外匯儲備彌補需求。但2月外儲小幅增加，說明央行沒有大規模向市場供應流動性，可見近期人民幣匯率趨穩更多是市場化的結果。”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談到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企穩的原因，溫彬認為，美元指數因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步走強後，今年開始回落，使得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壓力減輕。反觀國內，2016年三季度以後，宏觀經濟數據陸續企穩，特別是年初以來公布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向好。比如，中國2月份官方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為51.6，環比增長0.3個百分點，為2012年以來第三高。“PMI等指標(回升)使市場增強了對人民幣走強的信心。”溫彬說。

“中國目前經濟增長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與跨境資本流入將更加穩定，外匯儲備非常充裕，相信未來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潘功勝在全國兩會上答記者問時表示，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目前外匯市場形勢比較平衡，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均衡，市場預期比較平穩，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趨於均衡。

外儲資產收益增加

外儲規模此次“重返三萬億”的最主要原因是“資產價格收益抵消了匯率折算損失”。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7日表示，2月份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整體比較平衡，國際金融市場上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貶值，但資產價格出現上升，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外匯儲備規模穩中有升。

謝亞軒表示，2月外匯儲備上升可能與儲備資產價格估值波動、債券利息或者股息收入有關。經其簡單估算，前者貢獻了約80億美元的外儲規模。

此外，謝亞軒指出，本身外匯儲備的經營就會使得其自然增加。每年正常來說外儲有1000億左右規模的收入，“不排除2月份有收益進入到外匯儲備盤子中，導致儲備增加。”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前些年，外匯儲備通過一些機構委托運用出去，也可能產生外匯儲備收益增加。但這些增加絕不會使外儲系統性、持續性地增加。

趙慶明也表示，中國巨大的外儲規模每個月都會產生收益，進而能夠推高外儲增量。

“外匯市場短期波動是正常的。預計未來也會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推動，但是短期波動都會回到基本面。”潘功勝在5日的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我國經濟增長仍然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會更加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跨境資本流入更加穩定，外匯儲備也非常充裕。“未來我們外匯市場的基礎十分穩健。”

專家解讀外儲重回3萬億：匯率穩定，外儲收益推高增量

3月7日，央行公布中國2月外匯儲備30051.2億美元，預期29690億美元，前值29982億美元。

在1月跌破“三萬億美元”整數關口之後，中國外儲在2月收複失地，重回3萬億美元。2月末外匯儲備環比增加69.2億美元，這也是中國外匯儲備自2016年6月以來首次上升。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員趙慶明對第一財經表示，2月份中國外匯儲備環比增加一共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2017年後加強了外匯管理，尤其是加強了對此前不合規的外匯交易的管理。個人項下，對於購買投資性保險、化整為零、螞蟻搬家至境外買房、買股票等違規行為被管制。

其次，匯率的穩定也為外匯儲備重破三萬億做出貢獻。人民幣匯率沒有延續2016年年底貶值的趨勢，而是略有升值，市場預期變得相對樂觀。

最後，趙慶明指出，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每個月都會產生收益，進而能夠推高外儲增量。他稱，“假設每個月只有0.5-1%的收益率，一個月也有小30億-50億進賬。”

全國政協委員余永定3月3日在全國政協會議間隙表示，中國的外匯儲備是足夠的，但合適水平是多少比較難判斷，需綜合考慮中國存在資本管制、高經濟增速、大量經常項目順差等情況。

“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變動、結售匯差額、跨境收支差額等，都共同指向外匯市場形勢趨向穩定的跡象。1月份發布的各種數據可以清晰看出這種變化。”3月5日，中國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潘功勝表示，此前外匯市場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影響，出現波動是正常現象。未來也會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但是短期的波動都會回歸到基本面。中國目前經濟增長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與跨境資本流入將更加穩定，外匯儲備非常充裕，相信未來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

外管局解釋二月外儲變動原因：非美元貨幣資產價格上升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最新外匯儲備規模數據顯示，2017年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較1月末上升69億美元，重返3萬億美元。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2月份，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整體比較平衡，國際金融市場上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貶值，但資產價格出現上升，外匯儲備所投資的貨幣和資產之間發揮了此消彼長的分散化效應，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外匯儲備規模穩中有升。

往前看，隨著我國經濟增長動能進一步增強，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會有所緩解，但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依然較大，外匯儲備規模可能在波動中逐步趨於穩定。

中國2月外儲重回三萬億美元上方，結束連續7個月下滑

中國2月外匯儲備30051.2億美元，前值29982億美元。環比增加69.2億美元，自2016年6月來首次上升。

中國人民銀行官方儲備資產

中國2月末黃金儲備報5924萬盎司，與1月末持平。中國2月末黃金儲備報743.76億美元，1月末為712.92億美元。

儲備貨幣占一席！IMF首度公布人民幣外儲持有量 占比為1.07%

北京時間4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季度數據。該數據擴展了貨幣範圍，首次單獨列出了人民幣的持有情況，IMF成員國所持有的人民幣總量為845.1億美元。

“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是基金組織統計部管理的一個數據庫，其中包含報告國家/轄區的期末季度數據。在單獨列出人民幣儲備信息後，該數據現已包括了8種貨幣 ：美元(63.96%)、歐元(19.74%)、英鎊(4.42%)、日元(4.21%)、澳元(1.85%)、加元(2.04%)、人民幣(1.07%)、瑞士法郎(0.17%)。其他所有貨幣則被包含在“其他幣種”項下(2.55%)，不作區分。

此次數據是基於2016年第四季度的調查。此調查就是“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它在自願基礎上,以統計總量的形式列出基金組織成員國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貨幣構成。目前，共有146個數據報送方，包括基金組織成員國、多個非成員國家/經濟體以及持有外匯儲備的其他機構。該數據在加總後按季度向公眾發布，以確保各方信息的安全。

單獨列出人民幣表明，自2016年10月1日起，基金組織成員國可以將其持有的用以滿足國際收支融資需求並以人民幣計價的對外資產記為官方儲備。 這也無疑表達了人民幣正式朝著國際儲備貨幣再邁進了一步。

“有學者認為，是否能在COFER中單獨統計，可以看成一種貨幣是否成為公認國際儲備貨幣的標誌，而並非僅僅看是否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當然，單獨統計本身也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葛佳飛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當前，COFER是IMF統計部管理的一個數據庫，其中包含報告國/轄區的期末季度數據。在未單獨列入人民幣之前，COFER中區分七種貨幣：美元(63.98%)、歐元(20.34%)、英鎊(4.72%)、日元(3.77%)、瑞士法郎(0.28%)、澳元(1.84%)和加元(1.89%)。所有其他貨幣不加區分，歸為“其他貨幣”一類(3.19%)。IMF表示，公布這些名單與IMF致力於提高數據透明度的工作相一致。

其實，有很多國家對官方外匯儲備的構成均嚴守秘密，只有美國等部分國家披露其構成。葛佳飛對記者表示：“也有可能部分國家將外匯儲備構成當成國家戰略了。”

此前，IMF執董會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自2016年10月1日生效。至此人民幣成為該貨幣籃子中除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之外的第五種貨幣。

早在2015年IMF仍在對人民幣進入SDR做可行性研究時，各界就認為，針對國際儲備份額標準來看，人民幣“入籃”仍欠火候，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IMF的COFER數據尚未就人民幣進行單獨統計，在2014年第三季度的考察中被歸入占比為3.2%的“其他貨幣”中，可見份額尚低。

至於COFER對於人民幣緣何如此重要，這還要從SDR籃子貨幣的標準說起。

IMF關於SDR籃子貨幣的“可自由使用”標準主要考察四個指標：該貨幣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以該貨幣計值的國際銀行借貸、以該貨幣計值的國際債券，以及即期外匯交易量。該標準與“主要出口國”標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所考察的數據並不是前五年的歷史數據，而是最新數據。同時，相對於“主要出口國”標準來說，它也更受統計數據不足的制約。

就第一條而言，即該貨幣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權威數據正是來源於IMF的COFER數據庫。目前，在IMF官網即可查詢COFER具體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