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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營銷困境求解

2013-01-28  NCW
 
 

 

在目前增員難、 營銷員產能下降、 業務可持續發展困難等窘境下, 市場本身有了

改革動力和內在要求

根據保監會公佈的最新數據,2012 年全國壽險公司的保費同比增長僅有2.44%,雖然與過往多年高速發展累積起來的龐大基數有關,但也將壽險銷售乏力的窘境展露無餘。營銷系統增員不力,保單獲取成本不斷增加,面對如此境況,整個壽險行業都意識到現有體系的不可持續。

項俊波在2013年的保險業監管工作會議上指出,目前銷售模式面臨困境,壽險公司對於銀行、郵政代理渠道依賴過強,個人營銷渠道增員困難、人員流動性大、發展受到制約。他認為從階段性特徵看,保險業得外部環境和自身條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金融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行業發展方式亟待轉型,保險業特別是壽險業開始處於深度調整期,和矛盾凸顯期。可能進入發展相對平緩的階段。

保監會2012年10月再出政策,在《關於堅定不移推進保險營銷員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 “三年左右時間,改變保險營銷管理粗放、隊伍不穩、素質不高的現狀,穩步提升營銷隊伍素質,改善保險營銷職業形象 ;用五年左右,新模式、新渠道的市場比重有較大幅度提升 ;用更長一段時間,構建基本保障健全、合法規範、渠道多元、充滿活力的保險銷售新體系,造就一支品行良好、素質較高、可持續發展的職業化保險銷售隊伍。

雖然上述目標並無強制色彩,將改革的主動權交給保險公司,但熟悉營銷 員管理體制改革推進歷程的人卻瞭解,這種共識背後反映出壽險公司對當前營銷體制困境的一種共識。

“2003年,我們曾經提出營銷體制改革思路,並徵求了市場前五大壽險公司的意見, 五家公司全部反對。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再次提出營銷體制改革意見,並徵求了五家公司意見,結果是兩家公司明確反對,兩家公司明確支持表示願意嘗試。而2012年這一輪徵求意見,所有的市場主體無一反對,都表示支持。 ”保監會中介監管部監管三處處長黃余莉說。

在以增量改存量的思路下,各家保險公司已開始了探索管理個險營銷渠道的新模式,但尚無人能走出當下的困局。

保險賣不出去了

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為壽險公司銷售保險產品的營銷員,並不是保險公司的正式員工。這些保險營銷員為壽險公司站街拉保單,促成了壽險保費增長波瀾壯 闊的十餘年。如今,這一群體已擴展至300余萬。

1992年10月,首家獲許在中國大陸經營保險業務的外資險企——友邦保險首次將壽險個人營銷模式引入中國,通過低成本擴張在短短幾年間獲得成功。

“金字塔”型的營銷隊伍模式迅速被行業複制,利用親友關係跑馬圈地、拉人頭式的粗放式發展,竟為中國的壽險業帶來了十多年的迅速增長。

由此,壽險公司各自制定了“基本法” ,以管理保險營銷員展業、晉升及獎懲,規定銷售的利益分配格局。

一家壽險公司中層介紹,在該公司“基本法”下,營銷體系分為五個層級,營銷員- 客戶經理 - 業務經理 - 營業部經理 -總監。這意味著經過層層克扣後,最底層營銷員應該獲取的傭金提成利益相對有限。而且,他們為保險公司銷售產品,但只與保險公司簽訂委托代理合同,並非保險公司的員工。

在保險業發展初期,營銷員團隊增員迅速,到2002年已將近150萬人。截至2011年,全國保險營銷隊伍人數已超過300萬人。與此同期,壽險行業的保費規模也增至 8695.59 億元。

但自2010年開始,原本那種“招聘令下,新人蜂擁”的局面已不復存在。

保險代理人增速已由2007年的29.3% 降至2011年的1.8%。 “一家壽險業排名前五的公司,2012年招了7萬營銷員,走了6萬。 ”一位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說。

保費增長乏力造成營銷員收入低,這是保險代理難以吸引新人的主要原因。國信證券研究員邵子欽日前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 :代理人傭金收入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持續拉大,目前不及社會平均工資的50%。為了維護銷售隊伍,保險公司一方面加大對培訓的投入,同時改變傭金分配政策,將利益向前端銷售人員傾斜。

黃余莉告訴財新記者,保監會壽險部出了《關於規範人身保險業務經營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了傭金費用提取比例的上限,2006年的統計情況是,公司有相當一部分利潤來自于傭金的結餘。

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發生了扭轉。

個險營銷渠道的傭金投入不斷加大。

邵子欽指出,最近兩年代理人投入加大,但產出效果不明顯。以平安為例,2005年內含價值的費用及傭金假設僅為 保單定價時的70%,2008年上升為85%。

目前預計仍有部分費差溢,但未來有可能徹底消失,甚至走向費差損。

“舊體制、舊模式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 而收益率反而在下降。 ”黃余莉說。

在人口紅利消失和利率自由化的雙面夾擊之下,壽險舊有的商業模式已受到挑戰。邵子欽指出,利率市場化潮流之下,在保費收入中80% 的儲蓄型產品與銀行理財等產品相比,吸引力下降。

與此同時,低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

保險代理人的人均傭金增速遠低於在職職工平均工資增速。

代理人傭金收入取決于保費規模和保單利潤率。之前賣的儲蓄型產品規模大、利潤薄。現在規模沒了,要看賣的保障型產品利潤率是否足夠高,用于彌補儲蓄型保單的規模下降。代理人留存難的根本原因在於,保險產品本身缺乏吸引力。從表象上看,就是保監會總是接到客戶被騙的投訴。

邵子欽在作出上述評論後總結,伴隨著產品受到衝擊,營銷員成本增加,整個商業模式都面臨轉折。由於類理財產品占比高達八成,保障型業務複蘇是個緩慢的過程, “保險行業轉型期內,低估值將是常態” 。

保監再推營銷員改革

保險營銷體制改革的研究,在本世紀初便已開始。營銷員的身份、待遇、保障都曾經是社會討論的熱點。但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壽險公司,一度對營銷員體制改革無動於衷。 “在過去的市場條件下,增員增產幾乎是壽險公司最有效率的發展路徑。 ”一位市場人士這樣評論, “越是市場份額高的公司,越沒有營銷員體制改革的動力。 ”世易時移,營銷員體制的問題在逐漸積累和暴露。現任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履新不久,便在2012年全國保險監管工作會議上提出保險業“行業社會形象亟待改善”方面,主要表現為“三個不認同” ,即消費者、從業人員不認同和社會不認同。這“三個不認同”無不與保險業多年倚重的營銷體系和規模衝動有關。

監管的高度重視與行業發展的困局形成共振,2012年開始,營銷員管理體制改革終於開始艱難的實質性推進。

2010年9月20日,保監會發佈《關於改革完善保險營銷員管理體制的意見》 。 “當時分析了改革形勢,指出了改革必要性,緊迫性,提出改革總體方向和原則,但並沒有給出具體政策措施。

黃余莉表示。

2012年9月14日保監會頒佈《關於堅定不移推進保險營銷員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 ,明確了的改革的基本原則和目標,首次提出分階段、分步驟地穩步推進各項工作的三年、五年,以及長期目標,並提出了六條主要任務措施。

保監會在《關於堅定不移推進保險營銷員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三年左右時間,改變保險營銷管理粗放、隊伍不穩、素質不高的現狀,穩步提升營銷隊伍素質,改善保險營銷職業形象;五年左右時間,新模式、新渠道的市場比重有較大幅度提升;用更長一段時間,構建基本保障健全、合法規範渠道多元、充滿活力的保險銷售新體系造就一支品行良好、素質較高、可持續發展的職業化保險銷售隊伍。 ”“壽險營銷員一直是壽險銷售的主渠道,暫時還沒有其他銷售渠道能夠去承接和替代它,所以改革要穩妥漸進。

不能就營銷員改營銷員,還要通過新渠道、新模式創新和發展,以健康增量來逐步稀釋問題存量。過去,在業務規模以及隊伍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公司並沒有改革動力,而在目前‘增員難,營銷 員產能下降,業務可持續發展困難’的窘境下,市場本身也有了改革動力和內在要求。 ”黃余莉說。

2013年1月15日晚,保監會頒佈了《保險銷售從業人員監管辦法》 ,要求保險銷售從業人員應當具備大專學歷,取得全國通用的資格證書,方可在全國範圍內銷售保險產品。同時,允許保監局根據地區實際適當調整。

業界小心摸索

市場主體在這場改革中小心摸索。

據黃余莉介紹,目前一些規模較大的公司多採取小步試探的方式,局部試點, 地區性試點。如建信人壽、 新光海航、工銀安盛、大童銷售等已在全國範圍內 全面積極嘗試。規模較大的多採取地區性試點,但小公司已經在全國範圍內積 極嘗試。

建信人壽對優秀營銷主管,採取代理制與一小時合同制混合的用工體制。

新光海航人壽近期推出了“獵豹個險精英幹部培養計劃” ,小範圍招聘22名符合要求的營銷員,並與之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工銀安盛人壽已在19個城市開設了以員工制為主體的理財顧問渠道。

目前已經有13家保險公司成立了自己的銷售公司。中國人壽也遞交了申請,準備設立自己的銷售公司,以解決銀保專管員身份等問題。

另據邵子欽介紹,為了提高留存率,各家保險公司紛紛修改基本法,延長對代理人的考核期限。預計平安從今年3月開始繼續加大增員投入,太保今年總部(不含分公司)人力投入同比增長5%,其中包括招聘和培訓。盡管成本投入是確定,但產出卻是不明確的。

一些保險公司將原來職級下壓,原來五六級的變三四級,這樣一調整,對於前一二級待遇也會提高。這種改涉及既得利益者,壓力很大,有可能導致團隊長的流失。

“盡管各公司一直在努力,但還沒 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可以大範圍複制,用以替代傳統模式。 ”邵子欽說。

改革涉及到蛋糕重新分配的問題還 不止于此。對於是否要採取員工制,代理人群體本身亦有分歧。一位壽險公司中層認為,營銷體制改革,保障的是基層的營銷員、沒什麼業績或者業績一般的人。對於績優員工來說,反倒不願意改。因為改革就意味著保險公司成本提高,要削減傭金。

將外勤的營銷員變為員工,如何調和新舊團隊的意見亦存難度。很多公司將新招募的職工與傳統的營銷員隊伍隔離開來。一方面是為了建立新的銷售文化和傳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不同體制之下的銷售人員在待遇等問題上互相比較。

此外,對於高收入來說,員工制稅收更高,達到一定比例是按照35% 收稅,代理制則是20%。所以,高收入者,要代理制,要自由,但是低收入者要保障。而對保險公司來說,利益訴求卻剛好相反。

對壽險行業而言,這個平緩的階段也就是十幾年來形成的產品營銷體制尋求突破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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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困境

2013-04-01  NCW
 
 

 

壽險保費增長乏力與投資收益率下降扼制了保險行業發展,費率改革迫在眉睫◎ 本刊記者 王申璐 文壽險保費增長乏力和總投資收益率進一步下降,依然是保險業面臨的兩大顯著困境。

隨著六家上市保險公司相繼披露2012年財務報告,上述兩大問題在保險業依然未見轉好趨勢。傳統險的投資功能不足,保障功能還待挖掘,依賴的銀保銷售渠道日漸萎縮,同時新的替代銷售渠道尚未建成;投資新政雖已為險資開閘,但受制于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能力尚未見投資成效。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第十四屆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表示, “保險業的費率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

壽險保費增速放緩

受壽險保費收入增速放緩的影響,2012 年以壽險業務為主的各大上市保險公司淨利潤同比下滑幅度進一步擴大。

中國人壽(601628.SH) 、太平洋保險(601601.SH)2012年淨利潤均出現超過30%的同比下滑。

“中國人保(01339.HK)和中國平安(601318.SH、02318.HK) 之 所 以還能實現淨利穩定增長,主要原因是它們的主要業務是財產險,或者有其他業務。依靠壽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受壽險保費市場低迷的影響較大。 ”中信建投保險業分析師繳文超說,壽險保費增長乏力,以及財險業務的賠付率和費用上升的問題,影響保險公司的承保利潤。不過,中國人保在2012年實現淨利潤同比增長28.45%,但其壽險保費收入同樣存在負增長的情況,同比下降9%。

“壽險保費增速放緩,甚至出現負 增長已經是整個保險行業共同面臨的問題,低迷之勢已延續了兩年多的時間。 ”長城證券保險行業分析師黃飆指出。

自1999年以來,國內壽險行業的規模保費收入共增長了近9倍,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了21.15%,進入21世紀的頭十年是壽險業高速發展的 “黃金十年” 。

但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認為,這種一味追求規模的高增長只是一種表面的繁榮。

進入2011年,國內壽險行業開始面臨保費增長的瓶頸。部分保險公司出現壽險保費收入負增長,少見繼續具有兩位數增長率的保險公司

產品、 銷售兩宗罪

“壽險保費已經難以恢複高速增長,除了上述宏觀方面的因素,還有產品和銷售渠道兩方面的問題。 ”繳文超認為。從產品角度分析,前些年為追求保險規模的迅速增長,出現了很多問題,削弱消費者對保險產品的購買意願。加之,市場上不斷湧現高收益率的儲蓄替代型投資產品,保險產品對消費者或個人投資者的吸引力進一步削弱。

當前,一年期銀行理財產品預期收益率在4.5% 至5% 之間,集合信托計劃年回報率在8% 至15% 之間,基礎設施債權計劃和不動產投資計劃年回報率大致在5%左右。

國信證券的一位分析師指出,壽險產品的設計和銷售長期以來更偏向于理財功能,忽略了保障功能,如果現在更關注保障功能,也許能發揮些微作用。

但目前看來各大壽險公司仍然沒有有效的應對措施,壽險保費增長緩慢的壓力還是很大。

一些壽險公司也做了一些嘗試,例如將產品和項目對接,提供投資收益。

人保集團總裁助理盛和泰在2012年業績發佈會上對財新記者表示,為兼顧財富管理的功能,人保集團保險產品的設計可能會參考理財產品, “例如先確定投資方向,再去銷售保險產品,對收益率有所估算,不同于以前先賣產品再做投資的流程” 。

但一位保險行業不願具名的分析師認為,如此操作,這樣的產品就不能叫做 “保險產品” ,按照國際保險業通常的統計慣例,這部分業務收入並不能按照保險費記入,而是作為托管資金進行統計。

據 新 華 保 險(601336.SH)2012 年年報,其20年期及以上產品首年期交保費同比上升1.3%,健康險實現保險業務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23.5%,健康險保費收入占整體保險業務收入的比例由2011年的5.5%上升到6.6%。

新華保險董事長康典告訴財新記者,面對來自各類儲蓄替代型投資產 品、銀保渠道變局、滿期給付和退保等方面的壓力,新華保險 “在兼顧做投資型產品的同時,還是會繼續挖掘國內居民對保障型產品的需求” 。

郝演蘇分析,從保險業2013年前兩個月和2012年的數據來看,財產險、健康險和意外險均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只有壽險業務持續負增長,這表明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具有風險轉移性質的純保障型產品仍具有穩定的剛性需求。

但上述不願具名的分析師認為,當前保險公司追求價值取向並不現實, “難以逃離追求規模的禁錮” 。他以中國人壽和新華保險的數據舉例,以某一個保險產品的規模保費除以十來計算,如果和標準保費差不多,就說明期繳業務占比較大,然而這兩家保險公司保費收入排名前五的產品計算結果均與標準保費差距較大,說明基本上都是躉繳,還是在追求規模,而不是在追求價值。

在保險銷售渠道方面,保監會近日已經向各家保險公司下發了《關於規範銀郵保險代理渠道銷售行為有關問題 的通知徵求意見稿》 (下稱 《徵求意見稿》 ) ,對銀保渠道提出了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根據《徵求意見稿》 ,對通過銀保渠道銷售的產品保費、銷售對象、產品種類做出了限制,還延長了猶豫期。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師唐聖波認為,此項新政可能對銀保渠道業務進一步產生不利影響,但由於被限制的銷售對象並非銀保渠道保險產品的主要購買者等,最終的影響可能並不顯著。

中國人壽董事長楊明生認為,銀保渠道未來還是會是壽險業重要的銷售渠道,但不能成為核心渠道,中國人壽一方面開始建立以個險渠道為核心,輔以團險渠道的體系,另一方面開始積極進行渠道的創新和轉型。

新華保險從2011年開始調整銷售渠道,應對過度依賴銀保渠道的問題,通過提升個險渠道的比例,2012年個險渠道在總保費中的占比由2010年的38% 提升至44%,銀保渠道占比由60% 下降到53%。

多數保險公司從2011年也開始建立新興的銷售渠道如電話銷售、網絡銷售,人保財險2012年通過電銷、網銷實現保費281億元,同比增長103%,新興渠道業務占比達14.6%。

上海證券保險業分析師劉洋認為,總體看來電銷、網銷占比都較小,尚未成氣候。隨著衆安在線經保監會批建,保監會也曾表示會儘快出台對互聯網保險公司的監管細則,電銷、網銷渠道能否帶來上規模的增長還具有不確定性。

投資收益率低

“保險產品為什麼賣不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做的不好。 ”招商證券分析師羅毅認為。

據各上市保險公司的2012年年報,中國人壽、太平洋保險、新華保險、中國人保、中國太平、中國平安的總投資收益率分別為2.79%、3.2%、3.2%、4.2%、3.4%、3.3%,除了中國人保總投資受益率上升了0.6個百分點,整體較2011年進一步下降,下降幅度分別為 0.72、0.5、0.6、0.1、0.6個百分點。

根據招商證券的統計,十年來美國壽險收益率簡單平均為5.6%,美國和英國的壽險公司投資收益率長期超過非壽險、再保險和國債收益率。英國2010年的壽險投資收益率的平均值為10%,美國為5%,加拿大為8.2%,均遠遠高于中國上市險企的總投資回報率或淨投資回報率。

同以往一樣,各大上市保險公司依然稱“持有的投資資產公允價值持續下跌,根據公司會計政策,計提了大筆數額的投資資產減值損失” ,由此使得總投資率收益率下降。

保險公司投資結構較為類似,以2012年總投資收益率較低的三家公司為例,新華保險和中國人壽占比最大的為債權型投資,均在45% 以上,其次為定期存款,均在35%,權益類投資包括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比重大約在10%以下。

太平洋保險則有所不同,其固定收益類資產占比達到85%,權益類投資占比10%,另外發起設立粵高速和天津公共租賃房債權計劃。其中投資收益增長主要來自固定投資利息收入和房地產租金收入。

2013年是不少保險公司集中滿期給付的高峰年,對現金流形成較大壓力。

退保率高漲亦會形成較大壓力,楊明生指出,2012年中國人壽分紅水平下降,引發一部分分紅險保單持有者集體退保的事件,但這都在意料和控制之內,最終也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險企在權益類投資上的表現比較差,除了受資本市場低迷的影響,也有其投資能力的原因。 ”上述不願具名的分析師說。

2012年之前,保險公司還可以將較 低的總資產收益率怪罪于對保險資金投資範圍過多的監管限制。2012年7月以來,保監會密集發佈一系列旨在放開保險資金投資的新政,其中包括允許保險公司投資理財產品、信托計劃、不動產投資計劃和項目資產支持計劃等金融產品。從2012年的年報來看,新政尚未對保險公司的業績產生積極的效果。

湘財證券研究所分析師戚海鵬認 為,保險公司將不超過總資產30% 的險資,投資于這些收益率明顯高于保險公司的金融產品,能夠有效地提升險資收益率,但是需要考慮投資金融產品與險資在久期屬性的錯配問題。比如銀行理財產品的期限普遍較短,信托產品的期限普遍在一年至三年,基礎設施債權投資與不動產投資計劃的期限較長,能在五年以上,然而險資久期普遍達到十年以上。

新政推出以後,各大保險公司也曾積極響應,積極申請各類投資牌照,但至今仍是“雷聲大雨點小” 。康典透露,新華保險曾計劃進行一些私募股權投資和基金投資,但經過公司內部研討,最終未予實施。

羅毅認為,保險投資新政即便拉開閘門,對保險公司投資收益率帶來的增幅可能也不會太大, “這些方面的投資規模太小” 。

費率改革

按照保險公司目前狀況,究竟是投資型和保障型兼顧還是應該 “回歸保險本原” ,險企徘徊其中難得其解。

不做投資型產品,保險產品的競爭力明顯不足,但如果做保障型產品,又會受到保費規模的壓力。3月初,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向各人身保險公司下發了 《關於開展人身保險費率政策改革試點的意見》等四個文件徵求意見的函,表示了保監會準備進行費率改革。

根據壽險費率改革的徵求意見稿,保監會希望通過市場化的定價機制,刺激人身保險市場的創新活力,開展對普通型人身保險產品和有優質資產支持的專項保險產品的費率政策改革試點。

上述國信證券的分析師指出,費率改革直接的結果就是降低保險產品的價格,但是能否“以量補價” ,目前還很難說。費率改革針對傳統險,但傳統險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具備投資功能,保額是靜止的,從國外保險公司的發展路徑來看,傳統險的生命力也不如萬能險、分紅險等。

“投資收益率不一定要覆蓋通貨膨脹率,但至少保額要能抵禦通脹,才會對消費者有吸引力。 ”他說。

自1999年以來,保險公司定價利率一直受制于2.5% 的限制,定價放開後,在相同的投資收益率下,保險公司利差空間將被擠壓。

大型保險公司對此項政策理解偏向負面。楊明生認為,雖然利率和費率的市場化是必然趨勢, “但目前銀行的利率都還沒有市場化,還在穩步推進,保險業也不能過快推行” 。

繳文超認為,定價利率的放開將促使保險公司對於保障服務更加重視,而定價利率的提升能降低產品價格,從而推動保險公司更加重視保險產品保障型功能。

為配合壽險費率改革的試點運行,稅收遞延養老保險費率政策改革也開始在上海試點實施。

分析師認為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相比費率改革對保險公司的利好影響更大,但能否真正實施還需要財政部、國務院的批復,難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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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困境:強勢領導與激進商業模式不利基業長青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303/t20130320_420569.htm

近兩年的全球媒體行業可謂進入多事之秋。2011年傳媒巨頭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旗下的《世界新聞報》曝出竊聽醜聞,引發社會各界對媒體從業道德的質問。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作為新聞集團掌門人一時為千夫所指。竊聽醜聞使得新聞集團與默多克家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也再次令默多克的傳媒帝國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再過不久,默多克就要迎來他82歲的生日。時至今日,其仍然牢牢掌握著新聞集團的大權,無法實現權利交接。默多克一手創立的媒體帝國,在他離開後能否由家族傳承下去?其領導風格和商業模式對企業傳承的影響,值得終將要面臨家業傳承的企業家們借鑑。

  

  默式風格+收購兼併 打造傳媒帝國

  

  1952年,默多克從英國牛津回到澳大利亞,從去世的父親那裡繼承了他的第一份報紙,由此創立了一種「默式」現代小報風格,即在新聞報導中加入大量的體育、娛樂內容,以及賺足眼球的醜聞、八卦消息,再配上聳人聽聞的大標題。

  

  1968年,默多克競得《世界新聞報》,成功進入英國報業市場。在獲得所有權的幾個月後,一篇來自應召女郎克里斯蒂娜·基勒描述其與前英國陸軍大臣(原英國內閣職務)約翰·普羅富莫的短暫戀情醜聞的連載,讓默多克從默默無聞變得名聲大振。1969年,默多克購得《太陽報》,將其改版為小報,把情色作為報紙打開市場的重要賣點。通過刊登穿著暴露的女性照片,《太陽報》的銷量在發行後100天內暴漲至150萬。爭議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大眾的習以為常而平息,而《太陽報》的銷量則日益攀升,成為英國最暢銷的日報。在最為鼎盛的1997年,《太陽報》每天擁有1000萬讀者。

  

  「默式小報」風格的背後,是默多克對報紙發行量的狂熱追求,他認為,發行量是衡量一份報紙質量好壞的標準。為了增加發行量,默多克可以毫無顧忌地降低報紙的格調以迎合讀者的胃口。他曾經對編輯和記者毫不客氣地說:「別再為贏得普利策獎寫文章了,還是發表一些讀者喜歡的內容吧。」傳統意義上的嚴肅新聞在默多克的報紙上沒有立足之地。

  

  默多克並不滿足於佔領低端小報市場,他將觸角慢慢延伸至高端嚴肅報紙。1981年,默多克買下在英國頗有權威的《泰晤士報》以及以調查性新聞報導著稱的《星期日泰晤士報》。面對嚴肅報紙,默多克持有的態度與他對世俗小報如出一轍。《星期日泰晤士報》歸於其名下的第一個截稿日,默多克出現在新聞編輯部,對編輯們說:「《太陽報》與《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唯一區別就是前者比後者更受歡迎。」《星期日泰晤士報》在默多克接手後,陸續新增了新聞評論、風尚、體育、旅遊、文化等板塊,以此來吸引讀者。

  

  默多克通過先佔領低端世俗小報市場,然後延伸至高端嚴肅報紙,在不同的國家打造著他的報業帝國。在美國,默多克通過收購《紐約郵報》並將其化身為「默式小報」,成功打開美國小報市場。2007年,默多克獲得了在財經類報導上久負盛名的《華爾街日報》,開始了他在美國高端報業市場的征程。

  

  「默式風格」所到之處大受歡迎,而默多克能夠建立起如此強大的報業帝國,得益於其在兼併收購方面的突出才能。從繼承父親的報紙以後,默多克通過不斷兼併收購進行擴張,而在一場場收購競賽中,他從未輸過。默多克有意收購道瓊斯時,擁有道瓊斯百年之久的班克羅夫特家族最初並不樂於轉手。但是,最終默多克還是促成了這筆交易,將道瓊斯旗下的《華爾街日報》收入囊中。他對併購的痴迷使新聞集團成長為一個全球化的媒體帝國。除了報業,默多克還擁有美國福克斯電視台、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英國天空廣播公司39.14%的控股權以及分佈在澳大利亞、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多家電視台和電影製作公司。

  

  默多克,作為一個擁有強勢作風的領導者,對新聞事務事無鉅細均要過問。而他對搶眼球新聞的偏好,迫使下屬們不擇手段去獲取新聞線索。為了爭奪消息源,編輯們不惜爾虞我詐,甚至彼此監聽,互挖牆角。2006年,時任《太陽報》主編的布魯克斯接到警方通知,她的電話遭私家調查員格倫·穆爾凱爾竊聽,後者受僱於《世界新聞報》。對爆炸性新聞的極端訴求,造成了編輯們之間的惡性競爭,而這種惡性競爭成為竊聽行為產生的隱患。

  

  默多克對新聞的偏好,表面上極端粗俗,內在則包含了一種對統領社會價值觀的反叛。默多克在牛津求學時的導師、歷史學家阿薩·布里格斯回憶說:「他從來都沒想過要跟隨英國主流價值觀,他想要追尋那些英國人生活中許多人避而不談的方方面面。」

  

  缺乏普世價值觀,難以長存於社會

  

  從開始經營報紙的那一刻起,默多克就致力於打破新聞界權威的束縛,從讀者多元化的需求入手,滿足各類讀者對新聞內容的偏好。雖然他的報紙很多內容非常極端、偏激,但是不可否認,他給大眾提供了更多閱讀選擇。若是沒有默多克,英國現在只會有3份全國性的報紙,而因為默多克,這個選擇範圍變成了7份。

  

  滿足讀者的不同需求,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滿足讀者們的需求而毫無價值判斷,就容易步入歧途。那些以獵奇心理窺探他人隱私,以侵犯他人人權為代價的需求,並非普世價值觀。默多克對發行量的狂熱令其對讀者的需求不加過濾,只要是對讀者胃口的內容,就毫無顧慮地放上版面。正因為如此,那些吸引人眼球的題材如醜聞、八卦,佔據了「默式」報紙的大幅版面。而這種缺乏普世認同的價值觀,給企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風險。

  

  《世界新聞報》竊聽醜聞就是這種風險的一次爆發。默多克原本的熱門繼承人,他的小兒子詹姆斯·默多克也因受到醜聞牽連,未來地位變得撲朔迷離。



  對於所有企業都要面臨的傳承問題,默多克總說希望他的孩子可以繼承自己的事業。而價值觀往往是傳承的關鍵所在。後代經營者因為堅持前輩留下的價值觀,在經營中產生凝聚力,以統一的價值觀去判斷企業的發展方向並制定戰略決策。那些傳承數代的企業,他們的堅持中總是包括對自身的價值要求和使命感。

  

  如擁有《紐約時報》百年之久的蘇茲貝格家族一直致力於維護報紙成立以來所堅持的新聞獨立性和高質量的新聞報導,《紐約時報》也因此獲得新聞界的最高獎項普利策獎多達108次。前不久剛去世的家族第三代領導人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憑藉堅定的新聞自由理念,不畏強權與美國政府打官司,刊登揭穿美國打越戰陷入泥沼的「五角大樓文件」,為新聞自由和獨立奠下堅碩的基石。其子小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作為家族第四代的核心人物依然堅持以父輩留下的信念來領導《紐約時報》。

  

  反觀新聞集團,默多克所倡導的商業模式則缺少了一份普世價值。少了它,即使接班人有創業者的經營管理能力,卻可能因為缺乏價值認同而無以為繼。換句話說,就是創始家族必須回答一個問題:這個企業給社會帶來了什麼大家認同的貢獻,值得長期存在?老默多克對兒子的影響,使詹姆斯繼承了父親價值觀中積極的一面。詹姆斯在2009年的一次演說中表達了他打破權威媒體的束縛,以消費者的需求和盈利為發展導向的主張。但是,普世價值的缺失,讓滿足需求和盈利沒有了最終的目的,也使得企業在傳承中沒有靈魂。

  

  獨攬大權,家族成員與職業經理人矛盾頻發

  

  默多克通過持有其39.7%投票權的股份,在新聞集團上市後依然牢牢地掌控集團的運作。在互聯網等新媒體不斷擠佔傳統報業市場、報紙收入大不如前的形勢下,新聞集團的許多股東多年來都提議將報紙剝離集團業務。2010年,在竊聽醜聞曝出前,新聞集團在報紙上的收益只佔其總收益的18.6%。但是,默多克對報紙情有獨鍾,他憑藉自己對新聞集團的掌控力,一直保留報紙業務。直到「竊聽醜聞」曝出後,他才不得不同意將新聞集團的出版類資產與其他娛樂電視資產分離開來。

  

  默多克一人控制著新聞集團。他想要讓自己的子女接班,但是當子女進入集團工作歷練後,默多克仍然大權在握,絲毫不放鬆。集團高管唯默多克馬首是瞻。默多克的子女與高管矛盾頻發,其中兩人因此離開新聞集團,自立門戶。

  

  二女兒伊麗莎白·默多克是最早與職業經理人發生衝突的子女。伊麗莎白從學校畢業後,在新聞集團旗下澳大利亞、美國的多家電視台任職。1990年,伊麗莎白與第一任丈夫埃爾金移居英國,當時老默多克正忙於重整英國天空廣播公司。天空廣播運營的前幾年虧損嚴重,為了幫助公司扭轉財務困境,備受尊敬的新西蘭電視管理人山姆·奇澤姆被請入董事會管理日常運作。伊麗莎白作為奇澤姆的副手進入公司,擔任總經理。但她在公司的日子並不好過,一位新聞集團的前任主管回憶說:「她來到公司的時候還很不成熟,這點讓高管們很惱火。」而伊麗莎白覺得自己在公司處處受到指責,沒有得到一點認可。和奇澤姆在公開場合大吵一架後,伊麗莎白離開她父親的公司,轉向自己的事業。作為電視和電影製片人,她在2001年創立了自己的公司Shine。2011年初,新聞集團以逾4億英鎊的代價將Shine收編。

  

  作為默多克的長子,拉克蘭·默多克從小就被寄予繼承人的厚望。他還未成年時,就利用暑假在《太陽報》或《泰晤士報》清洗印模或者擔任助理編輯來賺取零用錢。當拉克蘭18歲時,默多克利用他在澳大利亞出差的機會,將拉克蘭帶到澳大利亞的《每日鏡報》,讓他在那裡接受了3個月的訓練。22歲時,拉克蘭被父親任命為昆士蘭報業的總經理,隨後成為澳大利亞第一份全國性報紙《澳大利亞人》的出版人。2001年,拉克蘭回到紐約,擔任新聞集團副首席運營官,向當時的首席運營官彼得·徹寧報告。與他在澳大利亞受人讚賞的境遇大不相同,他在紐約常受到冷嘲熱諷。他父親的主管們在他背後叫他「王子」,不僅如此,老默多克最有權有勢的兩名副手—拉克蘭的直接上司徹寧和福克斯新聞的創始人羅傑·艾爾斯總是和他過不去。徹寧在好萊塢有不可動搖的關係網,他不讓拉克蘭參與任何有關好萊塢的事務,而艾爾斯則不讓拉克蘭插手任何事情。在和高管們的權力鬥爭中,拉克蘭並沒有獲得父親的支持。2005年8月,心灰意冷的拉克蘭選擇辭職,帶著家人回到澳大利亞,在那裡開始自己的事業。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控股了一些澳大利亞的報紙與電視,繼續從事媒體行業。

  

  默多克的小兒子詹姆斯是他成年子女中唯一仍然留在新聞集團的一位。2000年,詹姆斯擔任亞洲星空傳媒的首席執行官,他以出色的表現贏得了老默多克的肯定。在拉克蘭離開新聞集團後,詹姆斯成為默多克的熱門繼承人選。2007年,老默多克力排眾議讓詹姆斯接替自己,出任英國天空廣播公司的主席,並負責新聞集團的歐洲和亞洲業務。詹姆斯成為默多克子女中,最接近新聞集團權力核心的。即便如此,他所努力經營的仍然是父親的公司。詹姆斯試圖擺脫父親的控制,他結束了公司所有決議都要直接向紐約總部匯報的制度。然而,表面上高管們向詹姆斯匯報工作,實質上他們仍然是默多克的手下。雖然詹姆斯並沒有和高管們起正面衝突,但是他需要不斷地抗衡高管們死忠其父的向心力。

  

  默多克困境的啟示

  

  默多克是一個傑出的鬥士,他通過不斷設立對手、打敗對手建立起了強大的媒體帝國。通過滿足新聞消費者的窺秘欲求,默多克贏得了市場的青睞。然而,新聞集團一直都是靠競爭對手而非自身的奮鬥目標來定義自己,默多克最常給出的形容,就是自己的報紙比競爭對手的好。這種壓倒對手、爭強鬥勝的企業文化,或許是連其子女都無法在集團內與職業經理人共存的原因。默多克率領的大軍所向披靡,然而81歲高齡的他卻仍無法將佩劍交給下一代,就算默多克能和他現年103歲的母親一樣長壽,他也總有一天會離開,而少了普世價值與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在那一天以後還會不會是同一家公司?很難說。

  

  在權力過渡時期,企業領導人應注意妥善處理子女與職業經理人的關係,平衡家族利益與企業利益。子女進入企業任職,對於家族企業傳承是一件好事。子女可以通過在家族企業的工作熟悉企業業務,鍛鍊管理能力。但是,作為「裙帶關係」,他們很容易介入企業高管的勢力範圍,對高管造成威脅。高管們作為企業運營的核心力量,他們的利益將影響企業的經營。企業領導人,作為維繫兩者的紐帶,需要發揮積極作用來平衡兩方勢力。如若不然,可能導致公司損兵折將,或是像默多克的境遇一樣,苦心培養的繼承人一一離開家族企業,自立門戶。(范博宏 顧亦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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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券商困境

2013-04-22  NCW
 
 

 

中外股東難以志同道合,市場環境加劇生存壓力,能人無事可做□ 本刊記者 範軍利 文楊凱離職,這成為一段時間以來合資投行業內熱烈討論的話題。

清明節前,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下稱大摩華鑫)在公司內部郵件中通知稱,公司高管楊凱不再擔任總經理職務,具體原因不明。 “公司要求對內對 外不要討論此事。 ”接近大摩華鑫的人士表示。

4月18日,摩根士丹利公司公關部人士對財新記者確認了楊凱的離職,並表示公司整體運營正常,新的 CEO 人選也將會很快公佈。

“楊凱的離職是合資投行不斷進行裁員減支潮中的一幕,很多合資投行都在不斷裁人,尤其是那些薪酬高的高級人員。 ”一位合資投行人士表示。

行進了18年的合資券商仍然難脫虧 損陰影,中外資股東的不同出發點、高管層無休止的內鬥、高企的人力成本與收入不斷虧損的反差,令合資券商難以承受的同時,也消耗著合作雙方的耐心。

而在中國證券市場不斷開放的進程下,持股比例、業務申請時限都不再成為掣肘,牌照管理何時全面開放,才是合資券商真正期待之處。

人事劫

一位剛剛離開大摩華鑫、加盟北京一家合資券商的投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最近高管的離職也影響到了中低層員工的穩定, “春節之後,我們部門很多人都走了。 ”楊凱是大摩華鑫的外方股東——摩根士丹利派駐合資公司的高管。此前,他曾在摩根士丹利持股19.9% 的合資公司——杭州工商信托擔任首席執行官。

楊凱是業內公認的“好人” “老實人” ,但被認為“書生氣”較重,不喜交際應酬搞關係,在中國做投行業務,沒有那麼如魚得水。

目前大摩華鑫的日常業務,由公司管理委員會負責。

4月16日,大摩華鑫原副總經理宋斌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合資券商中,有許多出色的領導人、CEO 和投資銀行家,他們有著豐富的外資行經驗和對全球業務的準確判斷。

宋斌曾是華鑫證券的牽頭人,也是大摩華鑫成立後的公司副總,2012年7月,宋斌離開大摩華鑫,出任中銀投資浙商產業基金管理公司副總經理。

不過前述離開大摩華鑫並加盟北京合資券商的人士表示,楊凱離職被公司內部視為中外股東理念分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不獨大摩華鑫,自2011年,第三波合資券商陸續成立以來,激烈的人事波動一直是合資券商難以跨越的障礙。

今年年初,摩根大通曾發出內部通告稱,一創摩根已更換 CEO,由任勁擔任首席執行官。

4月17日,一創摩根原 CEO貝多廣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離開一創摩根的消息為謠傳,他稱自己目前仍在一創摩根工作。貝多廣沒有透露自己的具體職務,不過有消息稱,貝多廣現已轉任一創摩根副主席,專注于拓展公司的客戶關係。

作為合資券商全牌照標杆的瑞銀證券亦難逃人事之苦。2012年3月,瑞銀證券投行原董事總經理、中國證券部總監袁淑琴離職,擔任瑞信大中華區副主席、首席運營官 ;之後,瑞銀證券研究部主管黃燕銘也跳槽至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擔任所長。

2012年9月,瑞銀證券投行掌舵者趙駒從瑞銀證券投行部負責人位置退出,轉任瑞銀投資銀行中國區主席。趙駒的離任,也帶來了更多中層投行人士的離開。

2011年,當時被視為合資券商黑馬的中德證券也經歷了人事陣痛,其CEO 王仲何被來自山西證券的繼任者姜培興代替。此後不斷的爭鬥成為中德證券的業績不佳的注腳。

4月16日,德意志銀行投行部一位年初離職的中層管理者告訴財新記者,目前中德證券內鬥嚴重,自王仲何團隊離職後,山西證券幾度爭取,不過人事任命權仍被控制在德方手中。

今年年初,中德證券投行部再現離職潮。目前業績基本停滯,也沒有拓展新的業務渠道,此前曾冀望獲得的資管業務也沒有拿到牌照。 “整個就是僵在這兒。 ”該人士稱。

受累IPO暫停

如果說高管層面的人事調整體現了合資券商中外股東的不同理念衝突,那麼近期湧現的中層及保薦代表人離職潮,則充分體現出IPO 業務暫停對合資券商的成本衝擊。

IPO 的暫停,導致多數合資券商無項目可做,繼而為公司帶來較大的人力成本壓力,對於合資券商來說,業績不佳,裁員是節約成本的一種手段。

始自去年10月底的新股發行暫停,對於以承銷業務為天的多數合資券商而言,是又一記致命劫難。 “合資券商不像內地券商,有經紀、自營、資管等其他牌照,可以平衡業務收入。IPO 暫 停基本就宣佈了部分合資券商的死刑。 ”承銷業務是大部分合資券商的主要業務,暫停IPO,基本無以為業。

合資券商“新兵”東方花旗證券于2012年8月初開業。東方花旗開業後不久,便遭遇了 IPO放緩。

東方花旗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公司現在主攻新三板和並購業務,去年做了四五單, “雖然賺不了多少錢,但也算維護了客戶關係” 。

該人士表示,目前整日閑著,公司從高管到下層職員均承擔較大壓力,對IPO重啓的冀望,遠勝于其他市場機構。

統計顯示,目前已公佈2012年未經審計的年報的合資券商中,中金公司和中德證券實現了淨利潤同比增長,分別增長了118.5% 和38.56%;瑞銀證券淨利潤同比下降74.16%。債券承銷方面,共有九家合資券商參與。而在IPO 承銷方面,七家合資券商滴水未沾。

據 WIND 資訊數據,2012年全年,共有9家合資券商參與了債券承銷。承銷家數最多的是中金公司,達到57家,其次是瑞銀證券,為25家,其餘合資券商承銷債券項目均在10家以下。實際募資額方面,中金公司、瑞銀證券、瑞信方正位居前三。去年新成立的合資券商東方花旗證券也承銷了一單債券項目,實際募資16.4億元。

IPO 承銷方面,2012年合資券商中僅有中金公司、中德證券、瑞信方正、海際大和四家券商進行了 IPO 承銷。中金公司承銷了三單 IPO 項目,分別為艾吉科技、隆鑫通用、廣汽集團,獲得承銷保薦費用1.3億元 ;中德證券承銷了兩單項目,為中信重工和博林特,獲得承銷保薦費8553.4萬元 ;瑞信方正證券承銷了渤海輪渡項目,獲得承銷保薦費用3487萬元;中德證券承銷了東土科技,獲得承銷保薦費用3600萬元。其餘七家合資券商在2012年均無一單 IPO 承銷業務。

“業務收入與人力成本的不匹配,折射出合資券商業務結構、戰略定位及人力資源配置上存在的問題。 ”宋斌認為,開業時間上的差異化、業務重點和市場變化的差異化,造成了合資券商在特定階段業績與行業的較大反差。

如創業板2009年10月的開閘,成就了此後幾年中資投行的盛宴, “但創業板這個業務類型歷來就不是合資券商的業務拓展重點,加上創業板開閘時間和後來幾家合資券商成立的時間差不多,因而他們對這塊肥肉插不上手。 ”宋斌表示,在中國現在面臨經濟下行、行業轉型及合資券商的變化與轉機的時刻,業內可能會放大對合資券商困境的看法,事實上合資券商和其他券商面臨著類似困難,但未來的發展前景更有可期待之處。

分手隱憂

目前11家合資券商中,海際大和屬於較早成立的幾家合資券商之一,其身上集中體現了合資券商的諸多困境。

中國最早的合資券商始自1995年7月成立的中金公司,經國務院特別審批,由中國建設銀行攜手摩根士丹利等多家機構共同出資,註冊資本1億美元。摩根士丹利就此成為第一個與中方機構合資成立投資銀行的外資金融機構。

加入 WTO 後,第二批合資券商應運而生,華歐國際(現名財富里昂) 、長江巴黎百富勤、海際大和三家合資投行的外資的持股比例均未超過三分之一,業務也僅限投行業務。

2006年長江證券和巴黎百富勤“分手” ,成為首例模式失敗分手案例。之後,其餘兩家公司也逐日沉寂,尤其是海際大和證券,開業八年,七年虧損,成為合資券商運營不佳的典型。

海際大和證券于2004年11月正式成立,由上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和日本大和證券共同出資組建,其中上海證券所持股權占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67%,日本大和證券則占33%。公司的業務範圍包括股票、債券承銷,外資股的經紀,債券經紀業務和自營。

2005年4月,海際大和註冊為保薦機構;5月,股權分置改革啓動,新股發行、增發、配股等主要承銷業務悉數暫停。直到2007年,海際大和成立近三年時,才獲得一單債券承銷業務。2010 年1月,海際大和獲得成立五年來的首單 IPO 業務。截至2013年4月,成立八年的海際大和所做項目屈指可數。

其業績,除2010年實現淨利潤82萬元,其餘年份均告虧損。2006年至2009 年,海際大和每年虧損509萬元、2338 萬元、619萬元、2681萬元; 2011年淨利潤再次虧損2193萬元。

前述上海證券高管透露,上海證券與日本大和證券的合作期限將于2014年到期,屆時分手仍將是雙方的主要選擇。

此前的2008年,雙方因數度吵架,曾一度分手。知情者稱,監管層考慮到中日關係等方面的政治因素,致使合資公司勉強繼續。

宋斌表示,合資券商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外股東對待合資券商的不同出發點及行事理念。海際大和身上,集中印證了中外股東對合作方向的分歧。

宋斌表示,根據他所接觸到的外資合作方經驗,多數外資股東對合資券商的考慮一般出于以下四點,即網絡布局、收入平衡、利潤調節及發展潛力。

上海證券人士亦同意網絡布局為外資的主要意向。海際大和證券中,日方股東主要想在中國證券市場踩個點,賺錢與否則為次要。 “他們認為只要不出事,占據中國市場就可以,虧錢無所謂。 ”這位上海證券人士表示。

而對上海證券而言,海際大和承接上海證券的承銷牌照,自然肩負上海證券投行業務之大任,從大股東上海國際集團的角度, “虧一分錢都不行” 。

因此,權屬安排方面,海際大和僅向大和證券下屬一個部門匯報,中方則直接派上海證券總經理郁忠民,兼任海際大和董事長。經過合作之初的艱難磨合,2008年後中方占據了日常經營管理權。現任六位公司高管中,除一名董事總經理冼楚平由日方派駐,其餘五位均為中方人士。“即便這惟一一位派駐人士,也是虛職。 ”上海證券人士稱。

北京一位券業人士表示,目前的合資券商中,除瑞銀、高盛高華等少數外資控制經營權的券商,其餘合資券商的人力均淹沒在雙方股東無休止的內耗中。由於強大外資股東背景的支持,瑞銀與高盛高華也成為合資券商中無法超越的翹楚,也很難為後來者複制。

新出路何在

年初,中國證監會表示,將允許台資證 券商與陸資在上海、福建和深圳合資設立證券公司,台資持股可達51%,不限業務類別。

按照目前的規定,台資在大陸設立合資證券公司時,合資證券公司應為境內證券公司的子公司,台資的持股比例不超過49%,主要經營證券承銷與保薦業務。合資證券公司在設立滿兩年並符合其他條件的情況下,才可申請擴大業務範圍。由於缺少經紀業務牌照,目前台資在大陸基本無法開展證券業務。

因而,引進台資券商控股再次引發市場對合資券商新出路的期待。

此前的2012年10月,證監會發佈《關於修改〈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 》 ,已經放寬了中外合資券商外方股東的持股比例上限,從原來的三分之一提高至49%。同時,證監會還修改了證券公司設立子公司的相關規定,其中子公司申請擴大業務範圍的年限要求,從原來的五年降低到兩年。一些符合條件的合資券商,可以申請擴大業務範圍。不過,現實仍不容樂觀。4月17日,瑞銀集團中國區主席兼總裁李一告訴財 新記者,瑞銀集團暫時沒有申請擴張股權比例的意願。

中德證券人士也表示,樂於看到中國證券市場進一步開放的力度,不過,由於德意志銀行在亞洲的整體戰線處於收縮態勢,因而暫時沒有繼續增持合資公司的想法。

接受採訪的業內人士表示,相對於“持股比例” ,合資券商們更為關注的是業務牌照的放開,單一牌照問題一直被看做是合資券商的發展瓶頸。去年的創新大會上,不少合資券商負責人表示,目前只有承銷或承銷、保薦牌照的情況對合資券商十分不利,無法對接母公司的銷售和研究平台。目前,擁有全牌照只集中在中金公司、瑞銀證券等少數合資券商手中。

“外資正在逐漸明白,真正的約束不在持股比例與業務申請期限,而在牌照管理。 ”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

根據現有規定,合資券商子公司中,母子公司加起來的牌照必須是惟一的。也就是說,當子公司得到一個業務牌照,母公司必須要注銷相應的牌照。針對牌照問題的談判,中外雙方的談判非常困難。截至目前,僅摩根士丹利一家花8億元代價購買了全牌照。

宋斌認為,外資優勢在於專業經驗和海外網絡,但目前都沒用得上。外資人力成本應該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但目前,合資券商業務結構與國內券商業務結構雷同,難免步入困境。

“合資券商一定要做國內券商做不了的業務,以及創新的業務。合資券商真正明顯的優勢和具有的潛力,是投行業務產品創新及相應的衍生業務,其他如自營、資產管理等傳統業務明顯不具有增長潛力。 ”“外資在中國,主要是先搭橋,再等時機。 ”前述監管層人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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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財政崩潰(一)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4344

在這篇分析中,我將闡述石油出口國會如何出現財政崩潰的問題。

從2011年以來,敘利亞、埃及和也門都出現了政治方面的危機問題,這應該算不上是金融崩潰,但是這一切都發生在這些國家石油出口減少、食品進口價格上漲的過程中。

石油出口國的金融崩潰有幾個主要的驅動力:

1)石油出口國的政府財政收入通常依賴於石油出口的收入。

2)政府項目的需求會隨著人口增長和食品價格上漲而增加。

3)在一個計算年內可萃取的石油量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因為初始庫存下降了。

4)出口量通常比石油供應量下降得還要快,因為隨著人口增長,石油消耗量也會上漲。

通常來講,高油價對於石油出口國來講是有利的(排除其對食品價格的影響)。同時,低油價對於石油進口國是有利的。這樣一來,石油進口國與出口國之間就會形成一種價格拔河。

還有一個問題,是能源投資所能夠得到的的能源回報正在下降。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在鑽探成本更高的地方增加產量,以此來減少能源回報率的下降幅度,或者通過使用改良的石油復原手段來增加能源產量。這些手段都會增加成本,進而導致石油出口國的油價上漲。

先來看一下埃及、敘利亞和也門的問題

這是三個持續受到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革命行動影響的國家。這三個國家在石油生產和消費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通過下面三張圖表看出。

三個國家的石油產量都是開始時上漲隨後出現下降,與此同時,石油消耗量在上漲,2011年的時候,石油產量和消耗量非常接近,意味著當時的石油出口接近零。

更糟糕的是,這三個國家都處於世界上貧窮荒瘠的不毛之地上,需要進口大量的食品,石油價格和食品價格通常會同時相伴上漲(下圖)。2011年,石油和食品價格都非常高。如今,這些國家承受著高額的食品進口,在食品價格和石油價格一齊上漲的背景下,間接地將這些石油出口國變成了進口國。

從石油出口方面得到的財政收入下降,而食品進口支出的上漲,讓這些國家處於一種永久性的入不敷出的狀態。還有一部分財政收入不足也與對貧困人口補貼等因素有關,隨著油價和食品價格上漲,補貼金額也會隨之上漲。

還有一個令情況更糟糕的因素是,人口大規模增長,以埃及為例,1980年至今,人口幾乎翻倍,而敘利亞和也門在同一期間的人口增長甚至多於一倍。

總而言之,埃及、敘利亞和也門的情況非常糟糕。這些國家的確還擁有石油以外的其它資源,比如動物牧場、糧食作物以及一些天然氣,但是石油出口下降給預算製造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如果未來石油產量繼續下降,這些國家的就業和石油消耗都會受到影響。

我試著通過對比石油出口價值和國民總收入來統計出一個指數。也門該指數為30%,敘利亞和埃及都略低於10%。當然,這個指數無疑低估了石油在這幾個國家中的地位,因為沒有包含本國石油的使用情況和天然氣產業的影響。

如果埃及和敘利亞都已經因為對石油出口的依賴性而陷入崩潰之中的話,那麼很難想像沙特阿拉伯、利比亞這樣的石油依賴指數高達70%和60%的國家一旦經歷石油產量縮水會發生什麼。

(mor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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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二)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4499

在這篇分析中,我將闡述石油出口國會如何出現財政崩潰的問題。

上一篇中我們介紹了敘利亞、埃及和也門的情況(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一))請參閱 ,本篇中將著重闡述石油對於前蘇聯國家經濟、財政甚至政治方面的影響。

石油出口國的金融崩潰有幾個主要的驅動力:

1)石油出口國的政府財政收入通常依賴於石油出口的收入。

2)政府項目的需求會隨著人口增長和食品價格上漲而增加。

3)在一個計算年內可萃取的石油量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因為初始庫存下降了。

4)出口量通常比石油供應量下降得還要快,因為隨著人口增長,石油消耗量也會上漲。

前蘇聯國家的解體

曾經,在1991年前蘇聯解體之前,這曾是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聯盟,也是世界主要的一隻力量。關於前蘇聯解體的原因,至今還有許多不同觀點,其中有一個因素是上世紀80年代原油價格的下跌。

下圖為2011年前蘇聯國家石油產量和油價走勢:

圖中可以看出,油價的下滑並沒有立即導致石油產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保持石油產量的成本處於當時幾年內的低水平。而耗資巨大的則是開發新油田的前期投入費用。幾年之後這些費用也沒有上漲,但卻導致了產量的下降。

俄羅斯的能源數據顯示出了1991年之前金融崩潰逐漸形成的一些標誌。上世紀80年代中期,石油出口收入開始下降,因為油價在下降。從1987年開始,石油產量也開始下滑,當時正值蘇聯解體的前4年。隨後,其它種類的能源產量亞開始相繼下滑,一切就像是衰退到來了一樣,從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各個方面都開始下行。

下圖為前蘇聯國家不同能源種類的產量走勢:

1991年之前,連煤和核能源在內的各種類型的能源產量都出現了下滑,同時,人口增長也開始放緩。結果,在持續的衰退之後,政府終於解體。

後來的日子裡,前蘇聯國家再也沒有曾經作為製造業國家的那種地位,即使後來油價上漲導致石油產量回升,也沒能回到從前。製造業的低迷使得前蘇聯國家的能源消耗量一直保持在比1991年之前水平低很多的位置(下圖)。

2012年我去了俄羅斯,發現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俄羅斯能源方面成本結構相比於中國和印度的低成本結構,完全沒有競爭力。另外一個問題是,由於蘇聯解體時期的忽視,俄羅斯基礎設施建設的情況較差。在如今石油成本居高不下的日子中,要想修復這些基礎設施或者增添新的基礎設施的話,代價非常高昂。

在我計算一個國家對於石油的依賴程度的指數中,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占國民總收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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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三)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4544

前兩篇中,華爾街見聞介紹了敘利亞、埃及和也門的情況(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一))以及前蘇聯國家的情況(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二))。

2003年至2008年期間,由於油價高漲,所以石油出口國一般都沒有因為石油出口或產量的下降而受到過多的財政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根廷的情況最能夠突出說明問題,本篇將著重對此進行分析。

By Gail the Actuary

石油出口國的金融崩潰有幾個主要的驅動力:

1)石油出口國的政府財政收入通常依賴於石油出口的收入。

2)政府項目的需求會隨著人口增長和食品價格上漲而增加。

3)在一個計算年內可萃取的石油量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因為初始庫存下降了。

4)出口量通常比石油供應量下降得還要快,因為隨著人口增長,石油消耗量也會上漲。

石油出口下滑的國家所遭遇的崩潰

第一章中著重描述的埃及、敘利亞、也門都是因為出口遭受重大打擊而導致嚴重財政危機的例子。但是那些石油產量還處於下滑早期的國家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從某種程度來講,在2003年至2008年期間,並沒有多大問題,因為石油出口量的下滑通常可以被高漲的油價所抵消。

然而,有一個國家的問題非常突出,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在2003年之前和2008年之後都存在比較明顯的問題。

下圖是過去30年內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和消耗情況:

阿根廷的石油產量在1998年達到了高峰,但從1999年開始下滑。而1998年至2002年期間,油價處於非常低的水平。這個時間點很準確的與第一次金融危機重合(1999年至2002年)。

隨後來到2003年至2008年階段,這段時間由於油價飆漲,所以產量的下降對於阿根廷似乎並沒有什麼影響,阿根廷的財政問題似乎也逐漸消退了。

然而現在,阿根廷的石油出口量非常低,在2012年和2013年,阿根廷再度遭遇了較嚴重的金融問題。考慮到阿根廷的經濟比較多元化,所以很難想像石油對阿根廷來講扮演著多重要的角色(我個人計算了各國對石油出口依賴指數,2008年的阿根廷僅有2%)。

但是,石油問題會給這個國家其它的問題都帶來影響,讓其他的問題更為嚴重。如果一個國家有過度使用收入的傾向或者過多承諾補助的傾向,那麼石油收入任何形式的減少都會使得這種趨勢的負面影響擴大,從而更容易引發財政崩潰。

其實,石油收入能帶來的好處是暫時性的,但在制定計劃的時候,這一點往往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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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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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篇中,華爾街見聞介紹了敘利亞、埃及和也門的情況( 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一) )、前蘇聯國家的情況( 石油出口國的財政困境:如何走向崩潰(二) )以及石油出口下滑的國家出現的財政崩潰。

本篇將從石油出口國為達到財政平衡所需要的油價水平之角度,來解析石油出口國所面臨的困境。

By Gail the Actuary

石油出口國的金融崩潰有幾個主要的驅動力:

1)石油出口國的政府財政收入通常依賴於石油出口的收入。

2)政府項目的需求會隨著人口增長和食品價格上漲而增加。

3)在一個計算年內可萃取的石油量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因為初始庫存下降了。

4)出口量通常比石油供應量下降得還要快,因為隨著人口增長,石油消耗量也會上漲。

需要油價上漲,只為達到預算平衡

許多較大的石油出口國都會在年度財政預算中將石油出口收入包含在內。 這與計算鑽探開採是有的成本有很大區別。 石油出口收入是政府蒐集來支持政府項目的資金,正如稅收等等,是有協議或者約定的。 隨著人口的上漲,再伴隨著出口下滑,石油出口國就會發現他們需要油價每年都上漲,才得以支撐預算平衡。

下圖來自德意志銀行,預估了幾個主要石油出口國為達到預算平衡所需要的油價水平,下文簡稱為平衡目標價:

不妨注意一下,尼日利亞和俄羅斯所需要的平衡目標價都在如今布倫特原油價格水平之上。 據能源政策信息中心(EPIC)估計,委內瑞拉的平衡目標價要比俄羅斯還高一些,而伊朗的平衡目標價介於俄羅斯和尼日利亞之間,伊拉克的該價格為每桶80-100美元。 此外,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長今年1月曾表示,該國需要油價平均穩定在100美元每桶的水平。

這可能引發的擔憂之一是,各國的平衡目標價會不斷地上漲。 另一個擔憂是,那些所謂的邊緣國家會在達到平衡目標價的過程中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

令人擔憂的一個國家便是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的平衡目標價非常高,今年初又經歷了領導層變動。 而且,在石油開採出地面之前,委內瑞拉就有通過與中國的貸款項目支出石油收入的趨勢。

委內瑞拉如今的石油出口比前幾年要低,但是隨著石油價格的上漲,美元的價值也可能已經上漲,這其實要取決於與中國談判的價格水平。 由於石油的收入會在石油生產之前就被支出,委內瑞拉其實很容易讓自己陷入困境。 如果石油產量比正常水平低,或者很難提升未來計劃的產量,委內瑞拉就會非常艱難。

我計算了全球各石油出口國對石油出口的依賴指數,委內瑞拉該指數高達20%,與挪威和俄羅斯長不多。

總的來說,隨著石油產量的下滑,石油出口國面臨著非常令人擔憂的局面。 除非油價快速上漲,否則石油出口的減少會給經濟帶來巨大阻力。

如果油價不能夠持續快速上漲,那麼石油出口商就需要削減對社會事業項目的支出,這對於公民來講當然是難以接受的。

而且,增加新的產業來取代石油供給的缺口將會非常困難。 進一步講,如果這些石油出口國國內秩序混亂導致了產量的減少,這一因素的影響擴散到出口市場的話,那麼全球市場甚至都會出現可用石油供給量下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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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黃仁宇困境 彭博商業週刊App

http://xueqiu.com/3904790550/23901856
以權力為中心而非以市場為中心分配資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疾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經濟的上層和下層之間都缺少了順暢傳導的制度紐帶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曾把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結構比作「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上面的文官集團高高在上,人員龐大,既得不到下面的足夠信息,也無力去執行任何新的改革措施;下面由大量農民組成,這些農民經營規模小,但人數眾多,無組織,沒有任何進化的動力;上與下之間依靠「尊卑男女老幼」三個基本組織原則聯繫。換言之為「文化精華或是施政方針或者科舉考試的要點」,「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制和人權」。因此,中層是斷裂的,或者說是無力的,上面的改革到不了底層,或者受阻,或者到底層就變了樣,從而難以實現「數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和經濟方面的突破,使中國處於一種循環發展甚至停滯不前的境況。

相對而言,英國光榮革命後,通過改組高層結構、整頓低層結構、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促進了資產與人力的加速交換,實現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推動了經濟高速發展。「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則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數目化,這個國家也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這就是黃仁宇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現代化經濟管理體系。

歷史總是驚人相似。黃仁宇先生剖析的歷史片段已經遠去,但其深邃的思想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撫今追昔,當下的中國經濟又何嘗不是一塊難以「數目字管理」的「潛水艇夾肉麵包」?破解「黃仁宇困境」,對打造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實現全體國民的「中國夢」,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宏觀層面看,上面是「看得見手」的政府,下面則是「看不見手」的市場。強政府弱市場,對於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長期存在而得不到解決,恐怕就是大問題了。眼前的例子,宏觀經濟總量的數據看上去很美,但宏觀經濟的回暖沒有釋放市場活力,沒有給企業帶來春天。相反,企業利潤持續下滑,市場信心也隨之陷入漫長寒冬。截至目前,中國的上證指數仍在2000-2500點間徘徊,這與屢創新高的歐美金融市場形成強烈反差。

從產業層面看,上面是產能過剩的製造業,下面則是供不應求的服務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一定會出現過剩和不足並存的景象。根據IMF的測算,中國的實際產能利用率已經從危機前的80%降至2012年的60%。進一步看,閒置的產能大部分集中於製造業尤其是出口製造業。以盛極一時的光伏產業為例,中國在2012年的產能幾乎相當於全球需求總量的1.5倍。但在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企業競爭力不強的境況並沒有改變,醫療、教育、金融等服務業依舊存在嚴重的產能不足,看病難、上學難、融資難等問題日益凸顯。

從企業層面看,上面是養尊處優的壟斷國企,下面則是步履蹣跚的中小民企。國強民弱,有歷史的慣性,也有政策引導的因素。國進民退的情況時有發生,國有企業被當作「第二財政」,充當著宏觀調控的工具。2012年中國有多達79家企業入選《財富》全球500強,但其中的民營企業只有5家,另外74家全部是壟斷性國有企業。大型國企和國有銀行不僅佔據著最為核心的投資領域,還享受著最為優厚的政策和融資支持,弱勢的民企只能望洋興嘆。

從個體層面看,上面是日益固化的權貴階層,下面則是負擔沉重的底層民眾。權貴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是東亞國家的一個鮮明特點。中國能否走出或避免這一問題,頗費腦筋。以權力為中心而非以市場為中心分配資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疾。不管基尼係數是統計局公佈的0.474,還是學者調查的0.61,甚至更高,其實都不重要。根本問題是收入和財富佔有差距過大,而且這種差距不合理。公平條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不僅無害,反而有益,但依附於特權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則完全相反,這不僅會蠶食經濟的效率,還會嚴重威脅社會的安定。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上層和下層面包之間都缺少了順暢傳導和流動的制度紐帶,即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要想打通這個紐帶,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核心是加快市場化改革,出路是改組高層結構、整頓低層結構、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

首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管住「看得見的手」,放開「看不見的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實現「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激勵相容,促進政府導向的粗放式發展向市場導向的集約式發展轉變。以GDP為綱的政績考核方式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增長「錦標賽」,這種不顧效率和後果的粗放式發展雖然能帶來GDP,但嚴重損害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加大了企業經營的風險。只有轉變政府職能,為市場健康運行保駕護航,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才能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實現國民經濟集約式發展。

其次,放鬆管制引導資源流向。加快推動服務業改革,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融合發展。製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斷層同樣源自市場制度的扭曲,一方面,政府對出口和投資主導型增長的追求使資本被過度的引入製造業,造成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和錯誤投資(misinvestment),從而產生「潮湧現象」;另一方面,政府對金融、醫療和教育等服務業的管制阻礙了私人資本向這些投資不足領域的流動。因此,未來必須疏堵結合,引導資本向服務業轉移,一方面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製造業轉型升級,提高製造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發展消費性服務業擴大內需,拓寬就業渠道。

再次,公平公正對待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重新定位國有企業,加快國企市場化改革,保障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構建雙方新型競爭合作關係。過去三十年是對外開放,未來三十年要對內開放。一方面,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企業的管理基金化、股權多元化、資產證券化,實現國有企業向公共企業方向的轉變;另一方面,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最後,打破束縛人的自由和發展的藩籬。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打破特權,構建「上」「下」之間互動機制,避免階層固化,才能真正治本。比如,打破城市居民的特權,使城市和農村人口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障;打破政府官員的特權,清理以權謀私的「灰色收入」;創造公平就業環境,給「窮二代」、「農二代」實現「中國夢」插上「隱形的翅膀」。

歷史上,文官和農民兩層面包的融合靠的是科舉制度改革。時至今日,中國經濟社會的脫節已不只是文官和農民這麼簡單,真正的融合也不是某一項孤立的制度所能解決。只有通過多層次、全方位的改革,改組高層結構、整頓低層結構、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建立一套「扁平化」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實現由大到強的蛻變。

撰文/管清友(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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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年人面臨的三大困境:抑鬱,疾病,貧窮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5361

彭博報導,抑鬱,疾病,貧窮,這三大問題正在折磨著中國的老年人。中國長達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激增。

由中國,美國,世界銀行聯合組建的團隊在對17708名中國居民的調查顯示:2011-2012年期間,中國22.9%的60歲以上居民 (約4240萬人)的年收入少於3200元;15.1%的45歲到59歲居民的年收入少於3200元。

尚未擠進世界富國排行榜的前列卻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國家。同時中國還面臨著為滿足不斷上升的社會福利需求而增加支出的困境。

據聯合國的數據顯示,中國60歲以上人口比重將從2010年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4%。

作為調查者之一的來自北京大學的Zhao Yaohui表示:

「中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就已經面臨著人口快速老齡化的挑戰。而政府為老年人提供的財政支持的數額將受到很大限制。」

未來更多的子女將會離開家庭,出生率也將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越來越少的成年人可以成為老年人的依靠,未來這項挑戰將更加嚴峻。

研究還顯示中國的老年人的抑鬱程度要超過青年人。40%的60歲以上老年人(約7400萬)出現了重度抑鬱症狀。約有4000萬老年人被確診患有高血壓。

調查還指出,中國在醫療保險覆蓋度方面有較大改善。92%的城市老年人和94%的農村老年人將獲得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覆蓋度高於45歲-59歲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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