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以公益性菜場為抓手，成都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

成都市高新區錦城大道758號的益民菜市南苑店是這片城市新區的主要菜市場，這個菜市場定位為公益性菜市場，由國有公司管理經營，並按照超市化標準打造新模式，業態包括蔬菜、鮮肉、水產等生鮮產品，解決了周邊居民“買菜難”的問題。

不僅如此，市場內的蔬菜業態主要采用“場企合作”模式，現在有經營商戶25家，蔬菜商家均為周邊區縣生產基地、農村專業合作社，包括金堂縣唐發基地蔬菜、碧泉蔬菜專業合作社，鴻昇蔬菜專業合作社以及益民自營蔬菜等。

通過將基地產品直接引入市場進行銷售，縮短了農產品中間流轉環節，減少了物流費用，降低了成本，其蔬菜銷售價格普遍低於周邊農貿市場，提升了市場核心競爭力。

成都市按照城鄉流通基礎設施均衡化發展要求，以規劃為統領、以政策為保障、以標準為支撐、以公益性菜市場為抓手，探索建立流通基礎設施長期發展模式，著力補強城鄉基礎設施發展短板，成為其國家貿易流通體制改革的一大亮點。

創新公益性菜市場投建管機制

益民菜市場屬於成都國有資本平臺成都商物投集團益民公司，成立的目的在於“政府惠民抓手、保供穩價”。成都益民生鮮菜市場經營管理連鎖公司副總經理聶濤表示，益民公司以“肩挑兩頭、惠民利農”為宗旨，兩頭就是農民和市民，要讓農民增收及保證市場供應和食品安全。

目前，益民菜市場與100余家蔬菜專合組織建立戰略合作關系，與53家簽訂協議開展直采直銷，先後引入47家蔬菜專合社和公司入場經營，其中有21家在場持續穩定經營。聶濤說，農業專合社占比已經有70%，未來還將探索向訂單農業轉變。

這種模式的好處在於，一方面節省了流通環節的費用，另一方面讓這些蔬菜專合社能夠感知市場信息。聶濤還介紹說，菜市場還和農村貧困村合作，因為他們市場信息和渠道不暢，存在農產品滯銷的問題，因此和這些貧困村開展直采直銷的合作。

不僅如此，益民菜市場還建立其自己的配送中心，這解決了一些沒有配送能力的蔬菜專合社物流配送的問題。“全市有268個傳統菜市場，采購銷都是商戶各自負責。蔬菜要經過幾道批發和物流環節。”隨著益民菜市場規模布局擴大，這種模式對整個蔬菜物流配送產生積極影響。

由於優先引入蔬菜生產基地、農村專合組織進入市場，縮短蔬菜流轉環節，降低物流費用讓利市民；同時進行合同約定，即將控價限價寫入經營合同條款，明確其所售大宗蔬菜菜價須低於周邊傳統菜市10%以上，使得益民菜市的蔬菜價格普遍低於周邊農貿市場價格。

聶濤說，益民菜市指派專人對周邊傳統農貿市場蔬菜價格進行調研對比，動態調價，實時監管，確保價格優勢。通過第三方調查，益民菜市場蔬菜價格與周邊農貿市場整體低10%~15%。2015年，成都市財政局組織的農貿市場價格調控績效評估中，益民菜市及便民店60個點位蔬菜銷售價格比周邊市場平均低15.96%。

這種新的菜市場在成都迅速鋪展開來。截至2015年年底，成都市範圍內已經建成35個益民菜市場和60個便民菜店，經營總面積超過4.5萬平方米，全年服務市民達到2000余萬人次，公益性菜市場初具規模。“我們十三五規劃提出，將公司打造成‘平臺建設+產品經營+渠道建設’的綜合性農產品流通企業，到2020年市場規模達到100家以上。”聶濤介紹說。

由於其公益性，益民菜市場的場地主要來自於政府部門無償移交、集團自建、有償租賃三個部分，就是無論是國有公司建設項目還是房地產開發商的建設項目，都必須按照市公建辦規劃建設菜市場等配套設施，建成之後交由成都商物投集團益民菜市場管理公司經營管理。

這就是成都探索創新的投資、建設、管理“三分離”模式。公益性菜市場由市縣兩級財政直接投入和降低土地招拍掛起始價兩種方式投資；通過行政劃撥、協議出讓供地和招拍掛方式保障公益性菜市場建設用地，由建設部門按照統一標準、統一備案、統一監管的原則統籌建設；公益性菜市場建成後統一移交給國有平臺公司進行資產管理。

實際上，為解決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投資大、盈利少、回報周期長、私人資本不願介入的問題，成都市益民菜市成功進行了國有菜市場資產保值增值的探索，為全國探索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模式提供了可複制推廣的經驗。

截至目前，成都市中心城區近年來規劃公益性菜市場（農貿市場）409個，目前已經建成移交投入使用190余個，在建26個。通過制定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規劃、支持政策和配置標準，探索創新公益性菜市場建管模式，有效保障流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提升商貿流通產業的載體支撐能力和服務配套功能。

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

實際上，公益性菜市場只是一個抓手和突破口，成都希望以此有效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促進流通設施加快建設。

成都市商務委副主任文鋒表示：“流通基礎設施的供給這一塊實際上最主要的問題是要解決公益性的基礎設施，這是短板，因為市場和社會形成的基礎設施這個不用去操心，市場和企業主知道怎麽做，那麽我們要做的是一些投資比較大、效益比較低，老百姓有需求，或者一時還很難形成市場的，需要一個痛苦的培育期的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

為了推進這項工作，成都在規劃、政策保障和標準制定上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一是充分發揮規劃引領作用，有效引導城鄉流通設施合理布局，促進流通設施加快建設。二是充分發揮政策保障作用，有效增強城鄉流通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的落地性。三是充分發揮標準支撐作用，有效促進流通基礎設施在城鄉社區配置的標準化和規範化。

在建立城鄉流通設施規劃體系方面，成都市出臺了《成都市服務業發展2025規劃》，編制完成《成都服務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構建“兩核多點”的商業空間體系，推動商貿流通設施建設，強化商貿流通業的承載能力。制定《成都市商業網點規劃》，明確批發市場、物流基地、中心城商業網點總體布局規劃；專門制定了《成都市商品市場布局規劃（2009~2020）》，規劃了商品市場集中發展區域範圍、類型。

在政策保障方面，為適應公益性流通基礎設施的發展要求，出臺了《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居住區公共配套設施建設管理的意見》，明確將農貿市場、郵政所、便民店、再生資源回收站等流通基礎設施作為強制性配套項目，列入控制性詳規，實現同步規劃，明確規定對於擬上市出讓土地，規定的流通基礎設施必須與主體建設項目同步建設，為城鄉社區流通基礎設施配套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在基本配置標準方面，成都將流通基礎設施納入了城鄉社區配置標準。出臺《關於進一步提升重點鎮、一般鎮、涉農社區及村（農民集中居住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配置標準的指導意見》，規定農民集中居住區、涉農社區分別按照“1+21”、“1+23”的標準配置流通和便民服務設施，推動流通服務向農村覆蓋、流通設施向農村延伸。

在此基礎上，針對城鄉社區需求結構變化和流通現代化要求，確定了以流通為重點的“1+5+N”的社區綜合服務配套標準，即建設1個社區便民綜合服務信息平臺，菜市場、生活服務中心、養老中心、醫療服務中心、便民超市等5項基本服務配置，以及其他N項多樣化服務項目。在城鎮新型社區開展“小街區規制試點”。出臺《成都市“小街區規制”規劃管理技術規定》，明確將農貿市場等流通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納入社區綜合體。

在規劃、政策和標準之後，關鍵是要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全國性的課題，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應該采用什麽模式？很多地區采用投建管一個主體的模式，但這並不符合公共財政的使用要求，從公共財政的角度來看，必須要考慮到投建管分離。

在這一方面，成都探索出來一套比較好的機制，就是投建管分離。由政府投資與社會開發商投資等多渠道、多種方式來統籌建設公益性基礎設施。建好以後交給國有相應的平臺和運營實體去經營。因此就形成了投資、建設、管理三分離的模式。

基於以上綜合施策，成都通過制定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規劃、支持政策和配置標準，探索創新公益性菜市場建管模式，有效地保障流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大大提升了商貿流通產業的載體支撐能力和服務配套功能。

公益的歸公益，資本的歸資本 民辦教育改走新路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圖為吉林省吉林市的一所民辦學校里，學生們在準備小升初面談。（視覺中國/圖）

“各個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夠生存下來”。

按照英美等國的經驗，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是非營利的。

“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2016年11月7日中午，謝鼎新原本捧在手里的香餑餑，突然成了燙手的山芋。

當時他和投資夥伴正吃著火鍋聊著天，沒想到對方看了看手機，飯局的氛圍突然凝重了起來，對他說，“我正式通知你，這個項目我不參加了，原來的本金也要收回來”。

正是在當天中午11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以124票贊成、7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了關於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簡稱“民促法”)的決定。正是看到了這則消息，原本打算入夥的投資夥伴當場打了退堂鼓。

原因很簡單：修改後的民促法規定，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但是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謝鼎新打算投資的學校，正好屬於義務教育階段。而禁止營利，意味著“投進去的錢就再也拿不回來了”，謝鼎新有些無奈。

但除去謝鼎新這類初中小學的舉辦人，本次修法後所有的民辦教育舉辦人，都必須在“營利還是非營利”當中做出選擇，再也沒有了中間地帶。

名義上非營利事實上拿回報

過去的13年里，不少類似謝鼎新這樣的投資者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吸引他們的是其中存在的營利空間——2003年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費用後，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取得合理回報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按照教育部門2015年度的統計，我國16.3萬所民辦學校中，大約有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從公開統計看，這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里，提出營利要求和回報的學校不到10%，約為1000所。

謝鼎新創辦的學校也在這1000所之外，屬於不要求回報的90%，但事實上，他每年都能從學校的盈余中拿回一筆不小的回報。

主要原因是，“如果選擇要求合理回報，可能很多優惠政策就享受不到了”，因此當初登記時，謝鼎新就選擇了不要求合理回報。不過，這並不影響股東們的分紅，因為教育部門對民辦學校的財務監管幾乎處於缺位的狀態。

“你聽說過任何一起被查的案件嗎？”就像中國民辦教育共同體研究員王紅順所反問的那樣，事實上地方政府對民辦教育的財政監管並無足夠的底氣。無論當初登記時，是否要求了合理回報，絕大多數舉辦人還是靠學校賺了不少錢，王紅順說，這是不爭的事實，“否則近幾年怎麽那麽多資本流入？就是因為有利可圖”。

王紅順接觸了大量的縣域、鄉鎮民辦教育的舉辦人，他們有的“學校的賬目和個人的賬目根本不分，如果校長要從學校拿幾十萬給自己兒子買輛車，誰能夠說什麽呢？”

即使是管理規範，賬目明晰的大型民辦教育集團，也有一些可以靈活操作的獲利渠道。例如，可以通過借款給學校的方式，每年從學校的結余中獲取高利息的回報，或者通過項目合作的方式，以開發項目的名義將利潤從學校中抽出，還可以通過校服、食堂後勤賺回利潤。

民辦教育投資者陳景亮和他的江蘇宿遷老鄉們，從2002年開始在安徽、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辦學，從最初的一兩所學校逐漸滾雪球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多所，“去年一年同時開學的就有15所學校，如果不是因為民促法修改，明年這個數字還要擴大”。

“一個學校的投入成本少說也要1到2個億，但是收回成本差不多需要十年時間，十年之後才可能出現利潤分紅。”陳景亮說，他和他的老鄉們在2002年前後辦的那批學校在前幾年，漸漸進入了穩定回報期，正是看到了這批學校的成功，不斷地有老鄉把錢給他們入股辦學校。

這股投資民辦教育的熱潮，在2012年前後達到了高潮，“兩輪經濟危機我們都沒有受影響，現在房地產又不太景氣，所以都願意把錢投進來做教育。”陳景亮目前參與了9個學校的投資，另外還新簽約了2個項目，等待明年上馬。

這股投資熱中，民辦教育的體量在過去12年內呈倍數增長。《201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6.27萬所，在校生達4570.42萬人。在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前的2002年，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僅僅6.13萬所，在校生僅1147.95萬人。學校數量增長了2倍多，而學生規模增長了近4倍。

但實際上，這筆錢賺得並不容易，“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生存”。

這正是民辦教育的尷尬所在，一方面民辦教育由於法律上存在模糊地帶，而擁有了獲利的灰色空間，另一方面也因此導致他們的產權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民辦非企業法人身份也是“非驢非馬”，同時該享受的稅費優惠遲遲無法落地，教師保障水平也遠遠低於公辦學校。

修法一波三折

最先為民辦教育制度性變革破題的，是一份名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的文件。

2010年出臺的《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要求。

一年後，教育部便計劃修改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高等教育法3部法律，從法律層面建立民辦教育分類管理制度。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整個過程不但比預期漫長了很多，而且是一波三折。

首先是關於分類制度如何確定的問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的民促法修正案草案中，對於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規定並不明確。

2015年8月24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被放到一攬子教育法律“修改”籃子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草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註意。

當時，對分類管理制度的描述也非常模糊，只表示“允許民辦學校自主選擇辦學方式，登記為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法人，並按照其法人屬性享受相應優惠政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收費的管理方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收費標準由學校自主決定”，並且刪除了合理回報的內容。

這份法案真正引起討論的是二審意見稿的公布。2015年12月27日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上，通過了對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正案，原本同在教育法律一攬子修改“籃子”內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卻因為審議意見分歧較大，暫不提交表決。

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官方網站公布了二審稿的草案，到此刻業內才真正了解了分類管理的內涵，“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全部用於辦學”，“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依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配”。

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概念清晰化後，整個行業的焦慮才真正開始。

對於習慣了“合理回報”的舉辦人而言，他們一方面擔心選擇營利性學校之後，可能要重新補交稅費和土地出讓金，另外也擔心稅費優惠都會隨之消失，辦學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

此刻，行業內還是在討論能不能找尋到一個中間地帶，實行三分法“投資辦學、出資辦學、捐資辦學”。

所謂投資辦學即是對應著“營利性學校”，而“捐資辦學”對應著“非營利學校”，另外出資辦學就是介於兩者之間，即出資人保有對最初投入學校的資產的所有權，不同於營利性學校的“投資辦學”。

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王文源對此解釋，“舉個例子，我們投1億元辦一所學校，10年後學校資產變為10億元，即便學校是非營利性學校，但最初的1億元仍應屬於出資者，這樣有利於真正的民間資金投入教育”。

但這種想法很快便被否定。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認為，教育法完成修訂以後，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一定會出現。通過修訂的教育法將原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修改為第二十六條第四款“以財政性經費、捐贈資產舉辦或參與舉辦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不得設立為營利性組織”，這已經堵死了“出資辦學”的可能性。

而且投資民辦學校，在財政和稅收方面將面臨一個尷尬的境地。財政扶持是地方出錢，觀念上一定有先後順序，“這類學校因為能取得回報，一定會排在後面”。

此外，在法理上，“三分法”已經不合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已經有了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所得稅等相應規定。如果采用三分法，出資的民辦學校或者與已有的規定有沖突，或者找不到對應的法規”。

王文源介紹，采取兩分法的優勢在於“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是兩個閉環概念，過去我們國家的民辦教育，絕大多數都是投資辦學，捐贈辦學很難進入。因為產權不明確，如果我要捐給非營利學校，那產權又屬於舉辦人的，捐贈人也不好捐贈。今後，產權明確了，非營利性學校屬於社會共有的，那也能鼓勵真正的捐贈辦學”。

英美等國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都是非營利的。廣東當代民辦教育管理研究院張鐵明對此解釋，兩分法看起來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但差別在於“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捐贈體系，例如捐了一萬塊給學校，那麽這筆錢將可以用來抵稅，相當於用未來財政的錢在供養這些民辦學校。而中國的民辦學校則完全靠學費收入來維持，學費高低也決定了教師的待遇。這個根本差別決定了中國特色的民辦教育發展路徑和不同格局”。

“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料到”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對二審稿的意見，在三審稿意外流出之後，徹底被淹沒。

陳景亮記得看到三審稿時“整個腦海全部都空白了”，他記得大約是在10月20日，行業內突然流傳開了三審稿的內容，其中有一條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允許辦營利性學校”，而他所辦的學校，幾乎都是初中和小學。

對於三審稿的新增內容，吳華表示，“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有預料到”，二審稿中原本設計的三年過渡期也沒有，而是要求舉辦者在選擇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之後，再進行產權權屬的認定和進行相應的補償和獎勵。

作為多次受邀參加教育部門和立法部門座談會的專家，吳華表示在三審稿長達8個月的起草時間內“沒有任何風聲流出來”。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改動？可以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連寧在三審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所作的說明中找到線索，一是，“有的常委會委員、地方和社會公眾提出，在義務教育領域，應當限制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二是“教育部還提出，根據黨中央精神，不允許舉辦營利性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建議予以明確。經研究，建議增加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對於許多義務教育階段的舉辦人而言，初中和小學確實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和小學，是舉辦人最喜歡涉獵的階段。”張鐵明對此分析，民辦教育在初中和小學階段優勢更明顯。

為什麽要將這塊大肥肉鎖起來？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在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回應稱，“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讓吳華比較擔心的是，未來地方政府將會面臨非常高的管理成本。

“民辦學校設立時的法律狀態非常複雜，有1997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實施以前設立的，有1997年以後到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之前設立的，有2003年以後設立的。在這幾個不同的時間節點上，國家對於民辦學校終止辦學時如何處置剩余財產的規定是不一樣的。

南方周末記者在幾個民辦教育舉辦者的微信群里觀察到，目前討論得比較多的是“過去拿合理回報可能算是違規，而今後再拿合理回報就將是違法”，而過高的法律風險正是大家最為擔心的地方。

謝鼎新坦言，無論地方政府再承諾多麽優厚的辦學條件，也沒有多大意思了。

不過，也有人很高興，“把這些商人屏蔽了，留下了的都是真正具有教育情懷的人。”保定美術中學校長賀宇良覺得，資本的逐利性與教育規律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只有真正的教育人才能辦好教育”。

更多的人擔心投入能否收回。微信群里有人在出謀劃策，對如何合理合法地轉移利潤，只能“虛開支出”，或者“給定個高工資吧”。

也有人很淡定，一個微信群的群主就很樂觀，“等政府建立好完善的監督機制，至少還有三到五年的時間”，舉辦人還有充足的時間把成本收回來。

民辦教育行業內多名投資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等待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出臺。

廣州華美學校的校長陳峰對此坦言：“我們都是在等各個省市的規則細則出臺的時候，再看如何爭取更多的權益。”

（應受訪者要求，謝鼎新、陳景亮為化名）

愛佑慈善基金理事長王兵：打造生態圈是公益的高級階段

作為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頒布施行後國內首家註冊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愛佑慈善基金會(下稱“愛佑”)成立至今已逾十年。

與國內眾多的慈善基金會不同，愛佑由企業家發起並管理運作，從組建的第一天起，其主要創始人與理事均來自工商界。經過了多年的探索與發展，愛佑目前已經形成了孤貧兒童救助與公益創投兩大公益矩陣，籌建了國內首個兒童先心數據庫，並正在構建新的公益生態。

“愛佑現在不僅僅是一個項目，而是已經在構建生態和做一些孵化，著眼未來。”愛佑理事長王兵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和第一財經電視的聯合采訪時如是說。

“慈善比商業難十倍”

在王兵看來中國的企業家和商人已經很多了，但是中國的慈善家不多。“從所謂的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到現在的紮克伯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企業家轉型為慈善家的例子有很多。這是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中國需要慈善家的出現，而我認為企業家和商人是最具有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那一類群體，也是最可能成為慈善家，而且能把慈善事業做好的一類人群。”

對於慈善的定義與表現形式長久以來各方觀點莫衷一是，也正因為如此，由於缺乏明確而統一的標準化執行方法，因此從企業家向慈善家轉變的難度不言而喻。

“從標準角度來講，做慈善要比做商業難十倍。如果你做商業，比如說如果作評估的話，上市公司就是公布年報，根據一定標準，不管是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投資者都可以拿手或者拿腳來投票。但是，慈善不一樣，實際上慈善的標準是可以有無數種的。所以我覺得中國最稀缺的是慈善家，更稀缺的則是能把商業的理念和手法運用到慈善當中，而且能把慈善事業發揚光大的企業家。”王兵稱。

商業的基因在某種程度上為愛佑帶來了關於慈善的不同概念與思維。

在商業思維的作用下，愛佑建立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孤貧先天性心臟病患兒手術治療項目，並啟用了網絡業務平臺系統，實現了全部業務和日常管理的平臺化運營，之後又設計了一套閉環的流程管理系統：用數據庫實時監控受助人申請、審批、核準和錢款結算的過程，對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控，保證救助款項精準高效地使用。

通過建立專業化的組織機構，成熟的商業項目管理模式、完善的制度設計、規範的流程管理，創造了高效率的捐贈、救助途徑，保證良好的社會信譽。愛佑所募善款100%用於救項目，基金會的運作費用由部分理事另行出資支付。基金會的財務獨立於任何發起人或發起人企業，由資深會計師事務所管理，保證善款管理及使用過程的安全、高效、透明。

2016年10月11日，民政部公布了“2015年度全國性社會組織評估等級”結果，愛佑慈善基金會獲評為5A級基金會，是基金會等級評估中的最高級別，也是該批次中唯一一家5A級基金會。

“作為非政府組織，我們拿上市公司的標準來進行自我要求。另外，我們所有的運行費用和‘人吃馬餵’、所有項目的管理費用都另行籌資。”王兵表示，“從捐贈人和社會角度來看，如果你不是公開透明的，如果你不誠信，如果你不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如果你不高效，如果你不是以結果為導向，那最終你會失去別人對你的信任。”

多維度把握慈善脈搏

如果用工業發展進程作比慈善事業的發展階段，在王兵看來愛佑目前的發展階段是工業2.0~3.0之間，而國內整個行業則處於1.0~2.0之間，若想要達到信息化與智能化的狀態，則任重道遠。

基於此，愛佑並未獨善其身，不僅授人以漁，還在為改善整個行業的狀況作出努力。

“對於中國現在的慈善情況，其實我們還在做很多基礎工作，比如說我們的愛佑公益創投項目就是每年無償資助民間的慈善機構，從2013年開始做了三年，今年我們做了100家來提升它們整體的能力。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公益生態不能是一兩家來做，需要更多的機構百花齊放。我們現在除了自我提升以外，也是在扶持其他更加弱小和有潛力的機構，讓它們能夠茁壯成長，我們並不是要把一個機構做好，同時也希望把商業資源都帶到慈善當中來。”

相關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底，愛佑公益創投項目累計資助機構30家，首批資助的3家機構收入2014年平均增長70.10%，2015年平均增長33.94%，第二批資助的7家機構收入2015年平均增長38.70%。

除了進行垂直整合，在王兵看來橫向整合也十分必要，兩相形成的價值網是企業之間進行生態競爭的重要借力。因此，成為平臺型基金會是愛佑的發展目標。

“從愛佑的角度來說，十年規劃，我們希望做一個線下的基金會;十年到二十年，我們希望做一個平臺，引領、放大公益生態圈和成為公益機構間的橋梁;二十年到三十年，我們希望做一個進化型的基金會，能在我們的生態里面進化出更多的慈善項目，有更多的捐贈需求出現以後，捐贈需求和捐贈項目互相促進、進化發展，不斷湧現。我相信隨著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整個慈善生態也是一個移動互聯網下的智能生態。所以，我相信愛佑倡導的——讓公益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就會在這張價值網上自然而然地發生。”王兵說道。

按照王兵的說法，愛佑就是一個資源的橋梁和平臺，通過把商業的資源、閱歷、手法、頭腦都帶到慈善當中來，把慈善做大做強。值得註意的是，在愛佑的理事會成員中不乏來自BAT的商業大咖，基本上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有基金會，而愛佑作為一個平臺能夠打破企業的束縛、放大慈善的價值與影響力，這也成為這些優秀的人才參與愛佑的原因之一。

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力無疑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王兵看來領導力是能帶動一大批誌同道合的人，把他們組織起來，並且能和他們一起把想要完成的事業做好。王兵認為，對於商業企業和慈善機構而言，在貫徹領導力的時候，前瞻性、專註力、激情與責任感都是必不可少的關鍵詞。

【公益】當輪值主席，爭議四起 百度該如何當公益“優等生”

多家公益組織曾聯名舉報百度發虛假廣告。（視覺中國/圖）

陳嘉俊：鑒於百度公司的“負面”形象，很難想象基金會不會淪為百度公司的公關工具。

呂全斌：百度的當選是合規的，輪值主席無法左右論壇發展方向，論壇會保持兼容並包開放的心態，鼓勵多元探討碰撞的理念。

百度又一次站在輿論的風口浪尖。

2016年11月23日，第八屆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閉幕式上，百度公益基金會（由百度公司2010年10月發起，2011年1月成立，原始基金2000萬，以下簡稱百度基金會）接過2017年基金會發展論壇輪值主席的大旗，並現場邀請公益組織參與百度全新公益平臺內測。

隨後，有公益人士公開撰文懷疑，百度在未解決醫療虛假廣告、網站競價排名等“過錯”之前，如此積極地牽手公益，到底是拿錢洗白，還是真誠合作？

也有公益人士表示，現在出現有能量的公益機構、商業企業為中國公益事業貢獻力量，是一件讓人期待的事情，但能否真誠且負責任地付諸公益行動，並推出有利於中國公益行業的產品，還有待時間檢驗。

有沒有資格？

“這是除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以外，公益界最有影響力的交流平臺。”百度相關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第八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以下簡稱非公募論壇）上，作為組委會成員之一的百度基金會成為新一屆輪值主席，爭議由此開始。

“拜客綠色出行”民間環保組織創始人陳嘉俊在個人公眾號發文稱，百度有意借非公募論壇洗地，甚至認為“論壇組委會的選擇是對行動者的背叛！”陳嘉俊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撰文有個人恩怨的成分在，但鑒於百度公司的‘負面’形象，很難想象基金會不會淪為百度公司的公關工具。”

百度官方回應：“關於論壇組委的加入、議事和競選等所有流程，都是根據之前8屆沿襲下來的規則進行，百度基金會自2015/2016年度加入組委會和被選舉當選2016/2017年度輪值主席，都完全符合所有規則約定，且經過組委會成員各個單位的知情、認可、盡職調查和獨立不記名投票等程序，符合所有程序規定，因此百度基金會當選輪值主席的合理性，不存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百度基金會秘書長郭力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百度基金會雖然由百度公司出資建立，但獨立核算運作，基金會按照章程、法規和年度業務戰略開展工作。”

第八屆非公募論壇組委會某基金會代表向南方周末記者簡要介紹了百度基金會參選過程：“2015年11月，百度基金會旁聽組委會會議後，表達希望利用百度的優勢為公益行業做一些事情的想法。2016年上半年，得到兩家組委會成員推薦並全體投票通過後，成為組委會成員。2016年10月中旬，論壇發布輪值主席換屆通知，自願報名的基金會有3家，分別是百度基金會、三一公益基金會和安利公益基金會。而最終選舉之前，另外兩家基金會因各自原因退出選舉，經過無記名投票，結果顯示百度基金會當選下任輪值主席。”

非公募論壇成立於2008年，旨在加強中國非公募基金會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促進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和公益行業的發展，在公益圈享受一定知名度。慈善法出臺後，公募權依法放開，該論壇2017年將更名為“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

“論壇更名後，現有規則已不再適用，但針對輪值主席的權責我們已經討論確定，百度的當選是合規的，輪值主席也無法左右論壇發展方向，論壇會保持兼容並包的開放心態，鼓勵多元探討碰撞的理念。”現任論壇秘書長呂全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三一公益基金會和安利公益基金會臨時退出的具體原因，不得而知。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非公募論壇原組委會成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一個趨勢，輪值主席沒人願意做，吃力不討好，百度站出來是值得贊賞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呂全斌的證實：“當輪值主席意味著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資源。”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公開資料發現，自從第六屆之後，非公募論壇的輪值主席從兩家變成了一家。

非公募論壇輪值主席、正榮公益基金會高級項目官員吳軍軍說：“輪值主席並沒有統一江湖，當盟主之意。”第一屆論壇輪值主席、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也說：“輪值主席是一種期待，而不是一種榮譽。”

公益還是公關？

“百度總是以一個個公益行動來結束事件。”公益人士韓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它從來沒有真誠道歉，虛假醫療廣告競價排名問題仍未解決。”2016年1月12日，百度對“血友病吧”事件發表正式聲明，宣布全面停止所有病種吧類商業合作，只對權威公益組織開放；同時，“血友病吧”吧主改由非營利性組織“血友之家”會長關濤擔任。關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我們第一次跟百度打交道，對方希望我們作為第三方機構接手貼吧。”

當天的聲明中還指出：“目前，百度已經與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天使媽媽慈善基金會、北京血友之家、罕見病發展中心、愛佑慈善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等公益組織達成合作意向。”據悉，百度是愛佑慈善基金會捐贈方之一。愛佑方面表示，以前合作過，之後也會合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6年1月14日，包括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億友公益等36家關註健康疾病類的公益組織聯名向北京市工商局舉報百度利用競價排名等推廣方式，涉嫌發布虛假醫療廣告；4天後，聯名者前往百度公司。根據億友公益的記錄，當日與百度工作人員的交談並不算愉快，乙肝群體互助公益組織億友公益發起人雷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此，百度官方回應，在百度投放搜索廣告，需要符合嚴格的廣告主資質審核要求。特別是醫療類廣告，廣告主必須提供包括國家主管部門核發的醫療執業許可證、營業執照等多項資質證明。為此，“百度也設立了專業團隊對推廣資質進行審查，嚴厲打擊虛假醫療推廣，實行高門檻、嚴審核的長效機制，確保廣告內容合乎國家相關法律法規。”

截至南方周末記者發稿時，在百度搜索“重癥肌無力”，出現的前四條都是民營推廣醫院。北京愛力重癥肌無力罕見病關愛中心創始人清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醫院頁面里關於重癥肌無力的疾病知識或混淆概念或錯誤百出，許多病友就是相信了這樣的信息，延誤治療甚至造成不良後果。”北京同仁醫院神經內科景筠主任醫師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癥肌無力是一種後天獲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與基因變異所導致的先天性肌無力綜合征是具有類似表現的兩種疾病。”治療上，血漿置換法由於血漿用量很大，北京的大醫院是很難做到的。據她所知，目前臨床上沒有宣傳中的“超低頻電磁導入體系”中醫療法。清昭還補充道：“推廣中的一家醫院曾通篇剽竊我們的公益活動新聞，改成和他們聯合舉辦！”

雷闖補充道，舉報第二天，百度搜索的市場總監表示希望談一談，但他們認為市場總監出面也不能解決問題而婉拒。直到2016年9月，“又有一個百度工作人員與我們取得聯系，希望以後能就公益溝通合作。”

“只要還有違法廣告，我們就不會合作。”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孔霞娟也表示。

南方周末記者還了解到，被36家公益組織聯名舉報後，一位百度的工作人員曾告訴媒體：“根據百度貼吧與相關公益組織達成的初步協議，特殊病種類吧將由中華兒慈會、紅十字基金會等公益組織參與合作共建，下一步，也將聯動更多的公益組織參與。”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回應：“百度找幾家基金會開會征詢意見，並發給了我們合作協議，我們申請入駐尿毒癥貼吧，並對合作協議提出了修改意見，目前返回百度審核中，還沒得到回複。”

據一位曾與百度合作，不願透露姓名的公益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與百度簽訂協議足足用了四個多月，至今，百度也沒有給我們關於貼吧的真正管理權，比如作為職業吧主對下面的吧主沒有任免權，貼吧內容有時會莫名被刪等。由於協議簽了保密條款，不方便透露具體內容。”但他坦言，目前大家看到的都不能稱之為公益，就是公關。

事後，“血友病吧”當事人“螞蟻菜”（張建勇）從共建協議中得到了“好處”，重新成為吧主。

好景不長，2016年2月26日，“螞蟻菜”接到西安市新城區法院傳票，被上一任“血友病吧”吧主成員之一劉陜西以“侵害名譽權”告上法庭，關濤也被列入被告行列。雖然該官司於2016年10月被撤銷，但劉陜西方面回應南方周末記者：“我們沒有向百度買吧”。

就在“螞蟻菜”、關濤積極準備證據材料，希望百度公司能協助提供劉陜西購買貼吧的記錄未果後，百度向公益組織伸出了“橄欖枝”。

2016年2月29日國際罕見病日，百度聯合罕見病發展中心共同推出了“因為關註愛不罕見”公益行動。活動期間，百度外賣每產生一筆訂單，就會捐助0.1元給罕見病發展中心，此外還提供搜索“特權”。南方周末記者在百度搜索“罕見病”，看到罕見病發展中心網站顯示在第四條；搜索“血友病”，也看到中國血友之家網站顯示在第六條。

罕見病發展中心在這次公益合作中收到50萬元捐贈。為什麽能被百度選中？主任黃如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不聚焦在某一種罕見疾病，拿到的捐贈，會反饋到各個群體。”但黃如方強調：“跟百度的溝通是持久戰，我們希望能影響百度。”

缺乏管理，還是“中途夭折”？

除了來自公益機構的質疑，媒體表達了自己的看法。2016年1月13日，公益時報記者曾撰文表示，百度沒有做公益的誠意，許多項目還沒開始就“結束”了，百度“掌舵人”公益行動太少……

百度官方對此回應：“百度公司作為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擁有眾多產品線和職能體系。企業社會責任一直是公司上上下下和各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們支持鼓勵部門、員工廣泛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特別是發揮百度的技術創新優勢，在教育、扶貧以及幫助弱勢群體更好地利用信息技術實現自身發展等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先後發起了Dulight、小桔燈、公益一小時等具有公益屬性的項目，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行業相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應該將百度基金會發起的項目和產品，與百度公司旗下商業產品的公益活動相區分。”

南方周末記者在基金會中心網上查到，百度基金會在2011-2015年間，共執行43項公益活動，除去“蒲公英計劃”執行期5年，最公益項目和資助弱勢群體項目執行期2年，其余都是一次性捐助項目。

“蒲公英計劃”由百度基金會與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於2011年10月共同發起，旨在為貧困地區和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提供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和教育資源，幫助他們提升信息化教學水平。根據基金會中心網項目收支明細顯示，百度基金會在2012-2015年間共計投入852萬。

百度基金會秘書長郭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1年發起時註冊資本為2000萬。”這與北京民政信息網2013年發布的項目情況相符。搜索該項目的執行進展，最新的百度新聞是2015年4月2日“百度作業幫”在二三線城市推蒲公英計劃。在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官網上搜索，最新結果停留在2012年9月。而在百度公益官網上，該計劃頁面已無法訪問。

百度公司旗下商業產品參與的公益活動也出現類似情況，難以評估活動效果。例如，2011年發起的“百度百科百萬奇跡”項目，通過線上領取百度百科任務包，完成任務即可兌換沙棘樹，為地球添一分綠。2016年1月，公益時報記者還在活動主頁截圖證實四年來無一人參加，而該網頁目前已不存在。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郭力回應：“對於個別歷史項目的執行情況，作為入職不久的員工並不好及時精確地回複，並不排除一定的可能性，隨著業務戰略的調整，我們會對項目進行更新和選擇。”

還值得註意的是，2016年9月1日，民政部指定包括“百度慈善捐助平臺”在內的13家平臺為合法互聯網募捐平臺，但南方周末記者在該平臺網站（Beta版）看到，上線的10個項目中，已籌資金最多的一個是“壹樂園”項目：30.5元。

對此，百度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此網站是今年8月設計的demo預覽版，後續沒有實際運營，沒有配置資源，只用於測試和申請民政部牌照。此次在論壇發布的‘新公益平臺’，是慈善捐助平臺的B端內測版，功能和設計有很多提升，暫面向公益機構內測入駐；稍後會發布面向個人用戶的C端公測版；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綜合試運營，修補bug和優化用戶體驗，會發布正式版本。”即便如此，公益組織似乎仍不能接受。

“原罪”企業的橄欖枝， 公益組織接不接？

2012年，民間環保人士李波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曾說，他有時非常擔心企業背後的真實目的，如果合作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NGO名聲掃地；另一方面，NGO艱難的生存狀態決定了企業在“拿錢砸你”時難以毫不動搖。

如今，疾病類公益機構也面臨這樣的困境。清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百度有實際解決虛假醫療信息排名問題的態度和行動，才是能否公益合作的基礎。”黃如方則更關註合作，他認為僅表達抗議並不能改變百度，大量患者通過百度搜索求醫問藥的事實並沒有改變。

回顧大型跨國漿紙業集團亞洲漿紙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洲紙業）事件，能看到當下疾病類組織“狙擊”百度的縮影。

根據NGOCN公益服務網相關信息顯示，2002年，亞洲紙業在雲南開展新項目時，被某一國際非政府組織揭露其毀林，掀起一波抵制亞洲紙業的浪潮。面對輿論壓力，亞洲紙業馬上進行公關，提出各種可持續策略，在2003年與曾經指責過亞洲紙業的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保護印尼蘇門答臘廖內省和占碑省的自然遺產。不過，多個NGO並不買賬，繼續曝料。2012年，原本參與“亞洲紙業青年公益實習”項目的28家NGO中有12家宣布退出。

2013年，上述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亞洲紙業森林保護政策：進展回顧報告中肯定亞洲紙業在供應鏈中停止天然林作業。這也是亞洲紙業被NGO“追擊”12年後，終於做出了實質性改變。

而此刻的百度，即將進入輿論風波的第二個年頭，百度基金會也開始發力。

正如百度基金會理事長趙坤在非公募論壇發言中提到：“讓社會公眾能夠享有更加及時便捷、專業有效的公益類信息，是百度基金會的業務重點和使命所在。我們用敬意和誠意打造嶄新的平臺，希望能為行業註入新的活力。”

有業內人士對此表示：“百度基金會的夥伴有責任和渠道把一些質疑的聲音反饋給百度公司，推動公司做一些轉變，這也許會比公益上的突破更贏得支持。”

百度基金會秘書長郭力回應：“會盡力而為，但是不建議以此作為評判百度基金會善惡與是非的標準，百度基金會會依照章程和義務範圍紮實做好自己的工作。”

廣發證券程懷遠：建立具有券商特色的公益項目版圖

多年來，廣發證券在謀求發展的過程中，堅持服務客戶、成就員工和回報股東，並積極回報社會與公眾。今年，廣發證券開展了多種多樣的公益項目，彰顯了熱心公益、求實奉獻、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公民價值觀。作為廣發證券回饋社會的重要執行者和見證者之一，廣發證券社會公益基金會秘書長程懷遠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專訪，詳細闡述了作為“藍籌券商”的廣發證券，如何在履行社會責任的道路上做到行業的領先水平。

程懷遠認為，作為券商行業的領頭羊，廣發證券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與其他行業比較，既有相似方面，也有不同之處。廣發證券力圖發揮自身專業特色，註重公益項目的價值創造，提倡“授人以漁”的公益理念，建立了具有券商特色的公益項目版圖;在企業公益的道路上，廣發證券把握時代脈搏，緊跟政策導向，創新公益模式，不斷整合社會資源，推動“互聯網+”公益，借助廣發證券金融集團式架構的專業優勢，呼籲更多社會力量一起助力公益，讓公益事業發揮更直接的經濟推動作用。

客戶服務更上一層 新財富獲歷史佳績

《日報》：2016年在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當中，廣發證券取得了歷史優異成績，廣發證券研究團隊是如何做到行業領先的?

程懷遠：在2016年新財富評選中，廣發證券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其中，廣發證券發展研究中心榮獲“新財富本土最佳研究團隊”第二名和“新財富最具影響力研究機構”第四名的歷史最好成績。另外，在研究領域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個人獎項中，廣發證券勇奪6個研究領域的第一名，有23個行業入圍，14個行業上榜，創下了廣發證券在新財富評選歷史上的最佳成績，彰顯了與廣發證券“全能投行”相匹配的研發實力。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出廣發證券研究團隊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研究團隊內部從點到面不斷波及開來。比如有些研究員在節假日休息時發現實時熱點，連夜完成研究報告，向投資者提供了優質報告，為投資者帶來了良好的投資收益，這些事例不勝枚舉。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機構研究傭金排名迅速上升。今日的成績是昨日努力付出的結果，這再次證明了量變的付出和質變的結果有著高度的相關性。

《日報》：從新財富的歷史佳績上，反映了廣發證券在專註業務上的成功，在履行社會責任上，廣發證券又是如何履行企業公民價值觀的呢?

程懷遠：對於廣發證券來說，高端人才儲備至關重要。比如從2012年開始，廣發證券與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開展的“嶺南企業獎學金”項目，持續為優秀嶺南學子提供獎學金，鼓勵嶺南學子傳承“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優良傳統。該項目促進了廣發證券與嶺南學院的交流合作，越來越多的優秀嶺南學子加入了廣發證券。

助教興學，是廣發證券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之一。廣發證券不僅給予優秀學子獎學金，助力他們完成學業，而且為優秀學子提供廣發證券實習和就業機會。未來，相關獎學金項目，將會拓展到其他重點高校。

作為國內一流的金融機構，廣發證券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更註重通過專業優勢為社會提供多元化業務服務。作為資本市場的“博士軍團”，廣發證券憑借高效靈活的市場化機制和商業化的戰略視野，敏銳把握行業和監管的變化，在資本市場不斷推陳出新，發行更適合投資者的金融產品，提出更具有契合性的服務方案，推出更安全便利的金融工具，以卓越的經營業績、完善的風險管理及優質的客戶服務成功實現持續穩健發展，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

“讓源頭有活水” 提倡“授人以漁”

《日報》：廣發證券有著獨特的企業文化，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跟其他企業有什麽相似和不同之處?

程懷遠：在我們看來，企業作為社會組織的一種，承擔社會責任是其應有的義務，廣發證券在這方面跟其他企業有不少相似之處，總體來說，是相通的。

比如，廣發證券於2011年聯合旗下廣發基金、廣發期貨、廣發信德三家子公司成立廣東省廣發證券社會公益基金會(簡稱“基金會”)

首先，基金會的運作，得到公司股東大力支持。每年廣發證券把利潤的一定比例劃撥至基金會，就是希望基金會能源源不斷把公益做下去，履行社會責任。其次，每年廣發證券員工也自發性地參與捐款，讓公益基金“源頭有活水”。從捐資助學、扶貧助困，到聚焦社會民生、助力大學生創業，每年廣發證券在公益事業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踐行公益、傳播公益。

當然，廣發證券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與其他企業也有不同之處。廣發證券在履行社會責任時，更註重價值創造，提倡“授人以漁”的理念。比如開展幫扶貧困村脫貧致富，廣發證券不僅從捐資上解決對口扶貧村的經濟問題，通過實施低收入貧困戶住房改建、安全飲水工程改造等項目，讓村容村貌煥然一新;而且手把手幫扶村民，解決貧困村的管理以及村民就業問題，變“輸血”為“造血”，教會村民自力更生的技能。

另外，在投行業務發展方面，廣發證券有意識扶持有利於國家環境保護、符合綠色經濟的企業來融資。

《日報》：移動互聯網時代進一步深化，公司在履行社會責任上有些什麽創新舉措?

程懷遠：廣發證券在開展公益活動中，不斷運用互聯網思維創新公益模式。比如開展“奔跑吧，青春”微信酷跑遊戲、“青春助力”公益行、健身公益行活動等，這些活動將趣味與公益完美結合，傳播一種全新的公益理念，通過這種趣味性強、參與度高的創新公益方式，不斷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公益中來，傳播“人人參與、人人公益”的理念。

此外，在服務客戶方面，廣發證券不斷加大對移動互聯網企業的研究投資力度，積極扶持優秀企業。首先，廣發證券成立了投行TMT群組、股權投資TMT群組，專註研究移動互聯網等業務領域，深耕業務機會，助力互聯網企業發展壯大。其次，廣發證券推出了7×24小時必答系統，不斷優化手機證券平臺、易淘金網站、網上營業部等金融工具，為社會及客戶提供更便利、更安全的金融服務和產品。通過對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應用，這些舉措使投資者更便捷地獲取信息、參與投資並實現投資收益的增長。

回顧2016年展望2017年

《日報》：回顧一下2016年廣發證券的具體公益項目有哪些?

程懷遠：2016年，廣發證券社會公益基金會開展了多種多樣的公益項目，包括“大學生微創業行動”、“2016年尋訪創業英雄”、“青春助力”貧困生關愛計劃、“金猴獻禮 書香公益”捐贈山區圖書館、“嶺南廣發證券獎學金”、幫扶貧困地區脫貧等項目。這些項目大部分集中於助學興教、扶貧濟困方面，未來，廣發證券將會繼續投入更多資源，提升社會對特定群體、特定項目的關註度，讓這些公益項目發揮更直接的經濟推動作用。

《日報》：談談2017年回饋社會的新計劃?

程懷遠：2017年，廣發證券將繼續秉承“知識圖強，求實奉獻;客戶至上，合作共贏”的核心價值觀，積極履行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以廣發證券社會公益基金會為平臺，以助學興教、扶貧濟困為主線開展公益項目，發揮自身專業優勢和影響力，不斷整合社會資源，進一步創新公益事業發展模式，發揮互聯網創新思維，並充分運用多媒體平臺，借助廣發證券金融集團式架構的專業優勢，以金融機構的角度，幫助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呼籲社會各界一起助力公益事業健全發展。

中國平安：專業創造價值 用公益回饋社會

2016年春節前夕，一場百年不遇的寒潮席卷了全國各地。大面積的降溫恰好趕上了一年一度的春運，就在這樣的日子里，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平安”)再度發起了“一路平安，讓愛回家”公益行動，在全國範圍內以包車送票的形式助力外出務工群體春節返鄉團圓。

心存善念，行則久遠。這家於1988年誕生在深圳蛇口的中國首家股份制保險企業，至今已發展成為融保險、銀行、投資三大主營業務為一體、核心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業務並行發展的個人金融生活服務集團之一。

在每一年的財報季，中國平安都會發布當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在中國平安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看來，中國平安秉承“專業創造價值”的文化理念，在為股東、員工、客戶創造價值的同時，也積極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與各利益相關方的合作雙贏，共同進步，在重大災難救助以及環境保護、教育慈善、紅十字公益及社群服務等公益事業中持續投入，深耕發展。

“平安冀望於通過打造品牌公益項目，在回饋社會的同時傳播公益理念，也為我們的一線業務同仁和客戶提供更多參與公益的機會，帶動更多的人投身到公益之中，基於同樣的原因，秉承專業創造價值的理念，平安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也納入到公司的戰略規劃中。”馬明哲說。

2009年中國平安集團董事長兼CEO馬明哲向明任中國平安公益大使劉翔授旗

23年的教育堅守

1993年，初創不久的中國平安成立了“希望工程”救助小組，開始落實“中國平安希望小學建設項目”，以幫助失學兒童重返課堂，1994年，隨著安徽六安第一所平安希望小學的落成，平安希望小學公益事業正式開啟。

23年來，中國平安已在全國援建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114所平安希望小學，有效解決了教育資源不均衡、貧困地區兒童上學難的問題。其間，4800余名誌願者與當地兒童結下了深厚的情緣，累計10萬名貧困學生受助，平安的誌願者用持之以恒的耐心、超過22萬小時的服務，守護著希望小學孩子們的讀書夢。

平安支教行動還通過希望獎學金、校長培訓、定期開展的特色支教誌願服務、網絡電教室、圖書捐贈、鄉村教師心理培訓、凈水設備捐贈等眾多公益行動，用硬件為孩子們帶來舒適先進的教學體驗，用軟件為孩子們真正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全面、立體提升邊遠地區學校的教育水平，彌合城鄉之間巨大的教育鴻溝，不僅僅局限於誌願者的短期輸送，更是對當地教育實力的長期關註和重視。

可以說，中國平安已經將希望小學支教行動打造成為一個公益品牌，從硬件建設到軟件支持，中國平安建立起了一套規範化、系統化的幫扶模式。

江西遂川縣平安希望小學支教——誌願者教學生折紙鶴

“包括以希望小學校舍等基礎設施修繕為重點的百萬維護計劃;獎勵品學兼優、家境困難的學生，鼓勵和支持他們完成學業的希望獎學金;以招募誌願者援助鄉村師資建設為主的支教行動;開展平安希望小學校長、主要任課教師培訓，幫助教師提升業務技能為內容的教師培訓計劃。”中國平安品牌總監盛瑞生對本報記者說。

據了解，為保障支教項目的可持續性，每年初，中國平安都會在集團層面統籌制定希望小學年度規劃，分別由集團統一執行希望小學獎學金和教師培訓項目，由平安各分支機構執行支教活動和希望小學校舍維護項目。

“馬總一直非常重視支教行動，2009年，正值汶川地震一周年，他還帶隊去了北川震區里我們援建的那個小學。”盛瑞生回憶說。汶川地震發生時，馬明哲要求各公司要密切關註當地員工、客戶和支教小學的情況。當時，由於信號中斷，綿陽支公司無法聯系到希望小學，最後派人開車進入震區，還好這個學校並無大礙，支公司留下了一些救災物資。

“後來，學校里有些孩子由於無法聯系到父母，所以沒有辦法走出震區，希望小學的校長向我們求助，支公司找來一輛大巴，把孩子們送到綿陽體育中心安定下來，為了解決吃飯的問題，還在附近包了一個餐館。”盛瑞生說，“過去的十年，平安支教行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以及良好的社會反響。接下來，我們仍將堅定不移地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同時我們也將在既有的基礎上對我們的教育公益作進一步的聚焦。”

據盛瑞生介紹，2017年，中國平安將對支教進行全面升級。“我們所說的支教，廣義上來說是指支持教育。我們將從支教行動的範圍、支教誌願者的數量、支教誌願者的身份等多個維度進行全面升級，打造全國影響力。同時，圍繞支教主題，我們還將發起強互動性、話題性的活動，譬如‘網絡大V支教’、‘支教誌願者評比’等。”

打造支教品牌

2016年，恰逢中國平安支教行動開展的第十年，今年的平安支教行動以“體育支教”為主題，近1000名誌願者走進校園，包括專業體育院校的師生和愛好體育的誌願者，共在全國34所平安希望小學開設了足球、籃球、羽毛球等體育課程，偏遠地區的孩子們也能得到專業、系統的體育教育，強健體魄。

就在日前，中國平安聯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廣州舉行了2016年支教行動的“圓夢冬訓營”活動。中國平安、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共青團廣東省委、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廣東實驗中學以及恒大球星郜林、於漢超攜手搭建足球冬季訓練營。

江西遂川縣平安希望小學支教——認識足球

參加此次冬訓營的孩子是從全國14所平安希望小學里選出的35名，他們在廣州參加了為期5天的封閉式足球訓練，其訓練營的老師為西安體育學院體育專業的支教大學生及其他誌願者。這些大學生和誌願者也都全程參與了今年的支教行動，對他們來說，這樣的體驗不僅僅是專業知識的一次實用機會，更是和他們所不了解的世界的一次深度交談，有付出，但收獲更多。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楊春雷說，扶貧必先扶智，讓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中國平安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長期戰略合作夥伴，多年來中國平安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一起，開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動，而平安支教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希望工程初衷更是高度吻合，都是把助學育人、共創希望作為自己的使命。

而在去年的支教行動中，中國平安利用互聯網創新公益形式，通過夢想置換、知識眾籌以及網絡支教，將互聯網與公益深度結合，突破了以往支教參與方式單一的瓶頸，打造“超越時空”的愛心支教。

2016年，中國平安在足球方面深入展開合作，為了進一步支持中國足球，中國平安升級成為中國足協中國之隊金融領域的首家官方贊助商。與此同時，中國平安在體育支教公益活動中，專為平安希望小學的孩子們開設了足球課程，向希望小學捐贈各種足球用品及運動服裝。

在“圓夢冬訓營”結訓儀式上，恒大球星郜林、於漢超與平安希望小學的小球員們合影

盛瑞生說，未來，中國平安仍將聚焦於教育公益，全面升級平安支教行動，包括打造全面的校長培訓計劃、全新的希望獎學金計劃、更紮實的鄉村教師心理培訓，並將網絡電教室和圖書角擴展到全國1000所鄉村學校。此外，平安支教行動也將號召平安近150萬的代理人及員工、客戶、在校大學生、企業白領、網絡大V等一同參與進來，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享受到更優質的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擁有實現夢想的可能。

只為看到更藍的天空

除了援助教育，在環境建設上，中國平安也在不斷探索新的公益方向。

深圳新地標，118層600米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目前啟用在即，據了解，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建設設施也以多項綠色技術手段，使得建築總體節能績效顯著，較同等規模的傳統建築，能夠節省46%的能耗，較ASHRAE標準節約18%~25%的能耗。

目前，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已獲得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綠色建築認證協會“LEED核殼結構金級水平”認證，榮獲中國建築業協會授予的“第三批全國建築業綠色施工示範工程”稱號。

中國平安還以此為契機，選取“環保+藝術”的新模式“低碳100”開辟了公益新方向，以環保為主題，為兒童藝術創作提供公益平臺，用城市孩子的環保創意作畫為希望小學的孩子們換得潔凈水資源。

“青山綠水•平安未來”主題公益活動現場

基於此理念，中國平安的“青山綠水”項目在今年秋以千名孩子作畫形式鋪展開來，孩子們用藍藻水作畫，寓意保護水資源，愛護環境，並為農村學校孩子喝上潔凈水做出了自己的小貢獻，平安將為10所希望小學安裝凈水設備。

“事實上，我們已連續6年開展‘低碳100’環境主題行動，主要是結合日益凸顯的氣候變化、霧霾天氣等熱點話題，借助互聯網平臺進行環保宣傳活動策劃，提升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知;我們的自有物業也通過一系列節能減排的實踐應用，開展垃圾分類、回收生活用水、節水節電改造，取得節能降耗頗有成效。”盛瑞生說。

據了解，中國平安攜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開展的萬畝平安林項目，已在全國21個地區共援建平安林16500畝，今年，在地球一小時活動期間，與平安好車主APP結合開展“愛ta就送ta一棵樹”活動，為青海帶來了一整片“新平安林”，在生活方式上倡導低碳，把環境建設常懷心中。

而在公司運營和服務實踐中，中國平安更多地借助互聯網平臺的新科技手段，為客戶提供簡單便捷的服務，簡化了服務流程,提高了服務時效，降低了運營資源消耗和能耗，2015年全年，中國平安通過34項科技化服務手段，減少碳排放62978.6噸。

金融做杠桿撬動社會公益

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家企業的良心，是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必須履行好的一項義務。

中國平安除了通過股東、客戶、員工、社會與環境和合作夥伴這五個層面來推進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家擁有全金融牌照的公司，中國平安也不斷在嘗試利用金融的杠桿手段，更好地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今年10月1日，借助新《慈善法》頒布的契機，中國平安旗下子公司平安信托成立了專註於教育領域的慈善信托計劃，首期1000萬元資金完全從平安內部募集，可永久存續，這是我國首支永續型集合慈善信托。

中國平安集團總經理、“中國平安教育發展慈善信托計劃”理事會名譽理事長任匯川表示，平安集團一直以來堅定履行社會責任，此次籌集1000萬元資金設立慈善信托，希望能夠充分發揮該信托計劃永續經營、保值增值和公益基金篩選和動態管理的功能，構建一個更有生命力的公益模式。同時，也希望通過良好的運作能起到示範效應，帶動更多的個人和企業參與到慈善信托中來，推動我國慈善事業進入一個更為專業、更為透明、更具公信力的新時代。

“我們希望首期以自有資金為主探路，為更多公司及公益組織參與慈善信托提供借鑒。”任匯川表示。

通過金融的杠桿手段，撬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慈善公益事業，構建一個更有生命力的公益模式，這也是中國平安作為一家金融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

今年9月，國內首單可續期綠色債券——北控水務綠色公司債券成功發行。該項目由中國平安旗下的子公司平安證券聯席主承銷，其具備“可續期債券”和“綠色債券”雙重創新債券特點，不僅滿足了綠色融資的需求，而且豐富了通過金融創新服務綠色新經濟的手段，同時也有效解決了發行人的資金需求，降低了發行人融資成本，又激勵更多社會成本投向綠色產業。

所謂綠色債券，是指所籌資金用於綠色項目的債券，是綠色企業及綠色項目的重要融資渠道。據悉，該項目從進場到申報僅歷時1個月。平安證券投行團隊挖掘到客戶希望降低資產負債率的融資需求以及主營業務符合“綠色產業”的業務特性，為客戶量身定做融資方案。

“在綠色金融領域，我們一直關註環境保護、再生資源投資、綠色信貸等方面的投入。”盛瑞生說，比如平安信托完成對三川能源公司股權投資(公司主營業務為水力發電)，投資金額3.5億元。

“清潔能源的大力發展將有效解決國內目前能源結構過於依賴石化能源而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這是平安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又一戰略布局。”他說。

另外，平安銀行也在積極配合國家淘汰落後產能，為打造循環經濟提供支持，2015年，平安銀行的綠色信貸授信總額為401.49億元，授信余額為173.01億元。同時，支持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把握“一帶一路”政策機遇，支持重點企業共同設立“綠色絲綢之路基金”，規模300億元，重點發展生態農牧業等產業，積極參與西部地區荒漠化治理和生態修複。

“互聯網+”不斷提升客戶體驗

近年來，中國平安持續推進互聯網創新業務，圍繞“醫、食、住、行、玩”等需求，從客戶的生活場景和現實需求切入，打造開放、多元、融合的金融生活平臺，持續提供豐富應用插件，實現應用場景無縫銜接。

比如，其打造的“一賬通”是國內首家智能財富管理平臺，打通多個功能實現了互聯網金融生態圈的閉環，未來用戶在一賬通的平臺也可以在線開通基金、證券賬戶。平安金融旗艦店，打造出以用戶生命周期為維度的體驗視角，實現了金融服務的全面場景化，用戶規模突破1億，管理資產逾萬億元。

中國平安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臺平安付也致力於提供以個人創新金融為核心的用戶服務，通過“一卡一包”(花漾卡和壹錢包)平安付成功實現了對線上線下支付場景、理財、保障、生活服務等方面的全覆蓋，截至2015年12月31日，“壹錢包”吸引超過4500萬用戶註冊。

保險板塊是中國平安的三大傳統業務之一，但傳統業務並不意味著服務傳統，近年來，中國平安也致力於將綜合金融服務與互聯網金融平臺深度耦合，建立完善周到的服務體系，為客戶提供極致的服務體驗。

其中，壽險客服中心向客戶提供保單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服務，引入“智享門店”概念，全面升級櫃面軟硬件，打造行業創新客戶體驗中心。同時建立了以APP、微信、壽險一賬通為渠道的在線咨詢服務平臺，為客戶提供在線服務。

產險啟動了首個專為車主定制的節日——平安車主節，活動平臺聚合了購車、養車、修車等15類服務，整合了線下全國超過1.6萬個用車相關的服務網點，致力於為全國車主開啟一站式的移動互聯車生活。

銀行的信用卡中心考慮到一些客戶因聾啞、殘疾等特殊情況，無法親自通過電話處理個人信用卡相關業務，專門為這些客戶設計了人性化服務渠道，特別提供客戶以授權第三方處理的方式來進行信用卡的業務查詢和辦理。

同時，在“大醫療健康”產業，中國平安也利用在醫院管理、醫生管理、藥品管理和健康檔案管理方面的技術與優勢，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務。壽險以健康管理為核心，結合壽險公司的服務優勢，推出了以專屬“家庭醫生”為核心的全面健康管理服務。借助於互聯網在線問診的新技術，為每一位客戶提供一名家庭醫生，幫助客戶管理家庭成員健康，客戶足不出戶即可享受平安人壽提供的全方位健康服務。

與此同時，中國平安以“平安好醫生”為線上流量入口，建立一站式、全流程、O2O健康醫療服務模式，為醫療資源緊缺難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實現了互聯網對醫療資源的重新配置。

與員工、合作夥伴共成長

在為股東、為客戶帶來持續而又穩定的回報的同時，中國平安也一直致力於為員工和合作夥伴提供持續成長的空間。員工的日常自我提升、資產管理技能培養，合作夥伴風險管理水平的持續提升是中國平安始終都在關註的。

未來，中國平安還將面向員工和代理人全面倡導公益理念，號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盡可能地參與到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動中，讓公益理念持續全面地融入到公司的企業文化之中。

蘇寧宣布成立公益基金會 2017年聚焦三大公益主題

在佤寨少年李江利眼中，天底下沒有比踢球更快樂的事情了，踢一場真正的足球賽一直是他的夢想。但讓小小的李江利一直不解的是，年邁的奶奶總告訴他“佤寨長不出足球”。沒有標準的足球場，沒有專業的體育裝備，甚至連一雙像樣的足球鞋都沒有，佤寨孩子們的足球夢就被這些客觀條件鎖在了深山里。

直到有一天，李江利和小夥伴們穿上了嶄新的足球服和足球鞋，還收到了一批專業的足球運動器械，在李江利的記憶里那一天就像做夢一樣，足球在佤寨生長，夢想也在他們心里成長。

幫助佤寨孩子們實現足球夢的，正是蘇寧和愛德基金會聯合發起的“校園足球夢”公益行動項目，這項公益活動旨在改善西部農村地區學校的教學設施，促進當地體育與藝術教學的發展。

這項從2015年開展的公益項目已經在雲南、廣西、四川、貴州四省篩選的100所貧困鄉村中小學落地，捐助足球裝備等教學訓練及比賽設備物資，同時在項目學校組織足球隊開展足球訓練和比賽，關註青少年足球發展運動。

26年公益路

這只是蘇寧多年公益事業的一個縮影。從1990年成立以來，蘇寧始終堅持“社會化企業”的定位，在引領中國零售業轉型的同時，也在積極打造公益品牌，並結合自身業務特長和資源優勢，以企業發展帶動公益模式創新，將創業初期樸素的公益理念發展成為以“陽光1+1”理念為主體，以社會專業型公益扶貧和持續再生型公益扶貧為兩翼的“一體兩翼”新公益模式。

截止2015年底，蘇寧在扶貧救弱、資學助教、抗擊災害、支持就業等領域累計捐贈超過11億元，開展公益活動參與人數高達9.6萬人次。在扶貧就弱方面，蘇寧惠及了1萬余個貧困村、234多萬農村貧困家庭、761萬貧困人口。

在資學助教方面，蘇寧為貧困地區小學修建了73棟宿舍樓，受益學生超過3萬名，為鄉村或城郊學校建設160多個“蘇寧夢想中心”多媒體教室，受益學生十余萬，為100所貧困鄉村中小學捐助足球裝備等教學訓練及比賽設備物資。

在蘇寧創建26周年之日，也是蘇寧“陽光1+1”社工誌願者行動十周年。“蘇寧不僅是蘇寧人的蘇寧，更是社會的蘇寧，之所以將公益活動和司慶放在同一天，目的就是為了激勵大家不忘回報社會的初心，把公益之路走得更好、更遠。”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表示。

如今的蘇寧業務涵蓋了商業、金融、文創、地產等多個領域，成長為六大產業協同發展的大型企業。伴隨企業的發展壯大，以及網絡的拓展，蘇寧的公益事業並不想僅僅停留於簡單的捐贈和幫扶，而是希望鼓勵和支持更多的人熱愛這項事業，並投身公益事業。

順應互聯網發展趨勢，蘇寧將互聯網嫁接到公益活動中，展開互聯網公益事業，上線了公益頻道，推出公益眾籌等項目，通過互聯網的形式，來豐富公益內容，提升公益效率，並帶動更多的社會人士加入公益。

例如就在今年12月份，蘇寧易購平臺正式上線了“陽光1+1”明星義賣項目，楊洋、鄧超、特謝拉、薩內蒂等10余位大牌明星球星捐出的近20件私人拍品0元起拍，所籌得的善款1005900元全部投入到蘇寧2017年的公益項目。

在26周年公益慶典期間，蘇寧陸續在全國開展了暖冬、敬老、公益閃拍等上百場活動。11月23日蘇寧還宣布捐贈足協杯決賽次回合俱樂部足球收入用於投入明年公益事業。“伴隨著公益參與形式的不斷變化，我們幫扶的對象、幫扶的內容也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蘇寧控股集團副總裁孫為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以往蘇寧的慈善工作更多的是扶危濟困，哪里需要幫助就去哪里。例如貧困山區的孩子上學極為辛苦，為了繞過一條河，天不亮他們就要翻越幾座大山，走上幾個小時去上學，為此蘇寧就跑到大山深處去建校舍、建橋。

2011年開始，蘇寧連續4年向該項目捐贈共計3720萬元，為雲南、貴州、陜西等貧困地區小學修建了73棟宿舍樓，以解決當地學生的住宿難問題，受益學生超過3萬名。

隨著經濟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授人以魚”的基礎上，“授人以漁”才是新慈善事業的題中之義。“將企業資源嵌入行業、紮根農村、融入社會，提升弱勢群體的造血能力，思維能力，真正激發他們內在的動力，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張近東說道，這也是蘇寧公益創新的方向。

三大品牌公益行動

為進一步推動蘇寧公益規範化發展、體系化運作，整合企業資源與外部力量，蘇寧已經發起並成立了“蘇寧公益基金會”，據了解該基金會未來將圍繞幫助困難人群、資助弱勢群體、救助自然災害、促進文化教育等一系列社會救助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統籌管理企業公益事業。

在蘇寧公布的2017年公益行動計劃中，互聯網+扶貧、體育和教育將成為新一年的三大公益主題。

互聯網+扶貧

在互聯網+扶貧公益方面，蘇寧仍將充分發揮自身資源，上演“蘇寧速度”。張近東表示，蘇寧的公益更重要的是堅持社會企業的定位，將企業資源嵌入行業、紮根農村、融入社會，提升弱勢群體的造血能力。

早在2015年9月，蘇寧與國務院扶貧辦簽訂“電商扶貧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來，作為第一個和國務院扶貧辦圍繞這項工作簽訂戰略協議的民營企業，以農村電商業務為切入點，依托線下直營店、村級加盟服務站、線上中華特色館、易購大聚會等扶貧載體，在國家832個貧困縣，與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聯合開展一系列的扶貧合作，帶動了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銷售當地特色農副產品，拓寬了貧困戶增收渠道，確保了“精準扶貧”目標的實現。

根據蘇寧與國務院扶貧辦簽署的《框架協議》合作內容：三年合作期間，蘇寧打造電商扶貧“雙百示範行動”——在104個國家級貧困縣建設104家“O2O特色館”，其中包含線下建104家蘇寧易購直營店和線上104家蘇寧易購地方特色館。同時，協助貧困縣政府加強電子商務實用性培訓，培育更多農村電商人才隊伍，目標3年培訓不低於10000人次。

截止2016年6月底，在不到一年時間內，蘇寧在國家級貧困縣建設的“O2O特色館”247家，其中線下易購直營店205家、線上易購特色館42家;精準扶貧到貧困村和貧困戶的村級加盟服務站685個、1030名鄉村聯絡員，已覆蓋184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村電商人才培訓人數1.5萬人次，其中線下8433人、線上超過7000人次。

通過雙方還攜手打造了“10•17扶貧購物節”，通過扶貧購物專場拉動貧困地區特色產品的銷售，助力形成“以扶貧拉動消費，以消費支持扶貧”的聯動效應。通過蘇寧易購平臺，一系列隱沒在農村腹地的農副產品走進了全國千家萬戶。蘇寧還圍繞品控生產、組織建設、市場渠道鏈接等關鍵模塊，進行模型探索，先後支持大櫻桃、湘西蜜柚等多個貧困地區農產品上線蘇寧平臺。

在此期間，2015年4月16日，蘇寧眾籌平臺正式上線，通過互聯網方式為創業者發布籌款項目並募集資金，涵蓋科技、設計、公益、農業、文化、娛樂、房產等多個領域，具有低門檻、多樣性、依靠大眾力量和註重創意的特點。

蘇寧充分利用自身互聯網零售商的運營優勢，率先打破了普通眾籌平臺的產品預售模式，傾力打造了國內唯一一家能夠線上線下同步開展眾籌體驗的O2O平臺。

同時，蘇寧眾籌獨特地打造了全產業鏈模式，結合蘇寧眾包、蘇寧易購等自身資源，支持完成從項目投資開始，到研發、生產、推廣、銷售、服務的整體產業鏈全程服務，為廣大中小微創業者提供了廣闊的資源和無限的可能。

體育公益

創新體育公益扶貧，也是蘇寧公益的另一重點方向。今年初一位穿著塑料袋梅西球衣的阿富汗男孩引發了無數關註，而在一些貧困地區，很多孩子和佤寨少年一樣，沒有球衣球鞋，一個破爛的足球撐起一個村子孩子們的足球夢。

將體育公益作為工具，將體育精神帶入到貧困地區。2016年蘇寧與愛德基金會共同發起足球1+1公益項目，以江蘇對安徽學校進行1對1幫扶的形式，通過對江蘇、安徽兩省共10所學校進行足球器材投入、校內訓練支持、青少年外出參賽、夏令營交流活動等多重幫扶措施，帶動部分足球基礎設施較差和有足球運動發展意願的農村學校或外來務工子弟學校開展校園足球交流活動，幫助更多青少年參與到足球運動中。

2016年5月28日晚，江蘇蘇寧易購隊坐鎮主場南京奧體中心體育場迎戰杭州綠城隊。由於六一兒童節將至，在中場休息時間，蘇寧聯合愛德基金會舉辦了足球1+1公益活動。來自足球1+1項目學校-江蘇省南京市浦口區泰山小學、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管店中心小學的六位孩子與江蘇蘇寧易購隊外援球星拉米雷斯的兒子組成兩隊，進行了一場簡短的友誼賽。2017年，“足球1+1”項目也將成為蘇寧體育公益的重點項目繼續推進。

“現在，每天課外活動時間，我校都有近百名學生參與足球運動，足球氛圍和足球水平都得到了全面提升，2016年我校還奪得足球比賽冠軍。”安徽省管店中心小學的教練告訴記者。

為了將體育精神和運動風尚傳遞給更多人。蘇寧眾籌上線了“青春旅行計劃1元眾籌活動，參與者們只需要花1元錢，就有機會贏得前去希臘或者撒哈拉參與賽跑或探險。蘇寧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傳遞青春朝氣的年輕力量，讓參與者們通過眾籌這種互動有趣的方式，盡情綻放拼搏探索、永不言棄的精神。

此外，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動是中國扶貧基金會於2014年發起的一項公益和運動相結合的大型戶外徒步籌款活動。2016年，蘇寧與中國扶貧基金會開啟善行者活動十年戰略合作。

2016蘇寧易購•善行者活動動以“你和我只差100公里”為主題，旨在告訴參與者勇於挑戰自己。活動倡導“徒步+籌款+團隊”的模式，鼓勵大家4人組成一隊，日夜兼程共同克服困難，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50公里或100公里徒步挑戰，以“每一步都會帶來改變”的信念，動員身邊的人以實際行動支持公益，助力貧困地區兒童全面發展。善行者活動已在北京成功舉辦兩屆，近萬人參與挑戰，共動員55047人次捐贈，累計籌集善款660萬元定向用於貴州貧困山區愛心廚房、愛心包裹等項目。

截止9月11日，共計2317名隊員完成本屆蘇寧易購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動挑戰，其中，完成50公里的有407支隊伍、1933人;完成100公里的有124支隊伍、384人。50公里和100公里的總完成率達到82.5%。活動除了通過社交平臺渠道籌款，“善行者”活動也上線蘇寧公益眾籌平臺。此次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動共籌集善款470多萬元。2016年活動所籌善款將繼續用於資助貴州省的貧困兒童，為他們發放愛心溫暖包、援建愛心廚房，讓孩子們能吃飽穿暖。此外，今年還增加了新的援助項目——童伴媽媽，形成留守兒童守護網絡，讓孩子們的童年有愛相伴。

教育公益

教育公益一直是蘇寧公益的重點內容，不管是從創辦之初就發起的“築巢行動”，為貧困地區修建蘇寧校舍。還是“校園足球夢”項目，來促進鄉村文體發展，此外，蘇寧眾籌還聯合愛德基金會相繼開展了“關愛自閉癥兒童”、“為山區兒童捐贈課桌”、“為貧困兒童捐跑鞋”等公益眾籌活動。

為了加速兒童素質教育的推廣，蘇寧攜手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先後在全國打造“夢想中心”、“夢想課堂”等項目。本著“知識比方法更重要，問題比答案更重要，信任比幫助更重要”的課程理念，至今總計為鄉村或城郊學校建設160多個“蘇寧夢想中心”多媒體教室，受益學生十余萬。

但這樣的夢想教室仍舊受限於地域因素影響，很多地區無法享受體驗到這樣的教育公益資源。2015年9月，一個可以移動版的夢想中心誕生。蘇寧與真愛夢想創新打造了兼具小型圖書館、移動閱覽室、流動電影院等功能的“夢想大篷車”，活動途徑6省11個區縣共21所學校，覆蓋全國3萬6千名少年兒童。2016年4月，大篷車再次從西安出發，途經陜西、寧夏、內蒙古、甘肅、青海、新疆沿線6省區18站，歷時160多天，行駛超過12000公里，沿途為7100名師生傳播夢想。致力於幫助偏遠地區孩子學習有價值的課程，推動素質教育均等化。

據悉2017年，“夢想大篷車”作為雙方重點推進的項目，還將重走長征路，開展25000的紅色隊伍，為更多教育資源匱乏地區的孩子點亮夢想。

面向大學生和青年群體，蘇寧還整合3億元啟動資金創立“蘇寧創業營”，助力青年創業。向青年創業者們提供包括資金、場地、培訓、營銷推廣、產品銷售等在內的全方位創業孵化服務，為其搭建起最快最順暢的創業之路。同時蘇寧積極拓展外部資源，與矽谷知名孵化器Founder Space開啟戰略合作，集中雙方的優勢資源，共同為蘇寧創業營的創業者服務，提供戰略、技術、經驗等一系列的指導，把矽谷的創新思維帶給中國的創業者。

蘇寧倡導員工：每年用1天的時間投身社會服務，每年捐獻1天的工資進行公益援助，這也是蘇寧社工誌願者的承諾。蘇寧“陽光1+1”社工誌願者行動的十年也是中國企業積極探索並實踐社會責任的縮影。在推動社會公益上，擁有廣泛社會資源和雄厚資金的企業成為當仁不讓的主角。“企業越大，責任越大;責任越大，動力越大。公益，既是蘇寧回饋社會的方式，更是蘇寧持續壯大的動力源泉。”張近東說道。

富豪做慈善成為潮流 中國公益事業規模10年漲10倍

“中國教育的希望，不在發達的一線城市，而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因為衡量一個國家強盛的標準，不是它最發達的那一面，而是它最薄弱的那一面，我們都應該感謝堅守在這里的每一位鄉村教師。”近日，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攜手李連傑、那英、趙薇、汪涵、高曉松、馬蘇、宋小寶、郎朗、韓紅等明星，在海南三亞為100名獲得“馬雲鄉村教師獎”的老師舉辦盛大頒獎典禮，並發表如上感言。

“馬雲鄉村教師獎”是馬雲公益基金會旗下的項目，該獎項自2015年9月啟動，從最初的6省範圍擴大到今年的13省，明年將遍及全國31個省市。獎項每年選拔出100名老師，給予每位獲獎老師10萬元的獎金和培訓發展機會。同時，該基金會還設有“馬雲鄉村校長獎”，10年內將投入2個億，每位獲獎校長將得到50萬元的實踐經費以及赴國際知名學府學習的機會。

馬雲公益基金會由馬雲個人發起並捐贈成立，於2014年12月註冊於浙江省民政廳。其實，近年來，馬雲發起或加入的公益基金會不止這一個。

2010年3月，馬雲加入大自然保護協會(TNC)中國理事會，同年4月16日，正式加入全球董事會，成為該董事會首位中國人。

2010年9月，馬雲和夫人加入全球“生命科學突破獎基金會”，並承諾每年向該基金會捐贈300萬美金，該獎旨在激勵那些從事對抗癌癥、糖尿病、帕金森和其他疾病研究的科學家。

2010年12月，馬雲聯合百仕達的歐亞平、北京中坤的黃怒波、春華資本的胡祖六、上海複星的郭廣昌、老牛基金會的牛根生等共計16人，向四川省民政廳申請成立“四川西部自然保護基金會”，這是中國第一個非政府組織的保護區。

2011年12月，阿里巴巴集團及旗下子公司聯合發起成立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經民政部正式批準註冊，註冊資金為5000萬，而馬雲成為該基金會第一號誌願者，並宣布阿里巴巴集團將每年年收入的0.3%撥作公益基金。

2014年4月10日，馬雲聯合馬化騰、沈國軍、牛根生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了“桃花源生態保護基金會”，並擔任該基金會聯席主席。

無獨有偶，近年來，馬化騰、牛根生等眾多企業家都開始大力涉足公益領域。

去年4月，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宣布，將捐出一億股騰訊股票(0700.HK)註入正在籌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透過各家公益慈善組織和項目，支持在中國內地為主的醫療、教育、環保等公益慈善項目以及全球前沿科技和基礎學科的探索。按照當天騰訊股票的收盤價165.7港元估算，馬化騰這次捐出的股票價格超過160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140億元。

蒙牛乳業創始人牛根生在2004年建立了家族基金“老牛基金會”。為了資助該基金會，他在蒙牛上市後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股票和大部分股息。牛根生現在正加強與美國慈善組織的聯系，包括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及大自然保護協會。

《福布斯》雜誌的一份研究顯示，資產上十億美元的中國人在2015年增加了38%。他們的凈資產在2015年增長了1700億美元，達到8300億美元。中國是產生十億美元富豪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

中國公益事業規模也正在快速成長，從2006年的100億元，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增長至1000億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發現，過去五年來，中國慈善組織的數量增加了60%，在2015年達到了4211個。

業內人士認為，隨著中國富豪人數的上升和中國企業家受西方慈善觀念的影響，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慈善公益事業。

香港的中國公民社會和慈善事業專家謝世宏表示：“過去十年里我們看到了新的慈善風氣，它們受到了西方的強烈影響，正在改變這里的慈善事業傳統。從新的慈善法上就能看到這些影響，該法大大拓寬了慈善的傳統觀念。”

中國首部慈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下稱《慈善法》)於2016年9月1日起施行，這套全新的規則旨在讓捐贈變得更容易、更有吸引力。

首先，《慈善法》提高了稅收優惠，明確了慈善組織、捐贈人、受益人三類慈善活動主要參與主體，享受稅收優惠的權利;明確了對開展扶貧濟困的慈善活動要實行更特殊的優惠;允許企業捐贈結轉以後三年扣除。

其次，《慈善法》確立了慈善機構的法律地位，還簡化了富人創建慈善基金會的流程。

分析人士預計，《慈善法》將給中國的慈善局面帶來重大變化。

【CFV十年·銀行家】銀行家之外的馬蔚華：引入金融思維做公益事業

從1999年到2013年，十五年的行長任期內，是招商銀行與馬蔚華相互成就的十三年。

在馬蔚華的執掌下，招商銀行進行多項改革，實施兩次轉型，成為銀行業改革的一面旗幟，而作為銀行家，招行的十三年，也讓馬蔚華迎來了職業生涯高峰。

從招行卸任之後，馬蔚華的工作重心，從銀行業轉向了公益事業，為國內公益事業奔走呼籲，並身體力行在公益事業一線。踏上新的戰場之後，銀行業的豐富經驗，又讓他為公益事業帶來了新的活力。

引領招行轉型

1999年，馬蔚華擔任招行行長之後，針對當時該行業務規模偏小、競爭優勢不明顯的情況，主持制定了業務網絡化、資本市場化和發展國際化三步走的戰略。2004年，該行又實施第一次轉型。

鑒於IT技術、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早在1995年、1998年，招行就已推出基於客戶號管理、本外幣及定活期儲蓄的一卡通、網上銀行一網通兩大業務產品。

一網通、一卡通在馬蔚華上任前就已推出，但在馬蔚華任期及此後時間內，得到快速發展。以一卡通為例，截至2015年底，卡均存款達1.18萬元，累計交易額達2萬億元，同比增長20.13%，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三大戰略中，通過A+H上市，解決了此前困擾招行的資本補充問題。而國際化戰略，也逐步得到實現。2002年，招行設立香港分行，並於2008年，招行在美國設立紐約分行、並購香港永隆銀行。

隨後，在馬蔚華主持下，招行又在2004年實施第一次轉型，加快發展零售業務、中小企業業務和中間業務，致力於調整資產結構、負債結構、客戶結構與收入結構。截至2015年末，招行儲蓄存款占自營存款的比重為34.1%，零售貸款占自營貸款的比重為41.8%，非利息收入占零售營業收入的比重為33.4%。

面對國內高凈值客戶快速增長帶來的財富管理需求，招行還在2002年、2007年先後推出“金葵花”理財，並成立私人銀行。截至2015年末，招行在京、滬、深等重點城市成立了45家私人銀行中心，客戶超過4.9萬戶，管理客戶總資產接近1.3萬億元，戶均資產居於境內同業首位，而且開辦三年即盈利。

隨著社會轉型、經濟轉軌和觀念轉變的持續推進，國內銀行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約束條件和社會需求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基於這種考慮，在馬蔚華擔任行長的第十年，招行於2009年再次提出並實施二次轉型，其目的就是降低資本消耗，提高風險定價能力，節約成本，並最終實現提高資本收益率的目標。

轉戰公益

除了招行原行長兼首席執行官的銀行家身份，熱心公益事業的馬蔚華，卸任之後除了繼續活躍於金融領域，還多出了一項慈善家的社會身份，在多家慈善機構擔任職務。

馬蔚華還在行長任上時，招行就與壹基金進行了合作。卸任之後，在王石、李連傑力邀之下，擔任了壹基金理事長。此外，他還任職於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等公益機構，並擔任董事會主席職務。

在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同時，馬蔚華將在金融領域的經驗引入進來，提出了公益信托的思路，將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分離，資金的所有權是捐款人的，使用權是被捐贈的人，管理則由專業團隊負責。並從2014年起，連續兩年在全國兩會上提出提案。

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全國兩會後，銀監會發布《關於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這個文件完善了公益信托制度，明確要大力發展公益信托。

馬蔚華一直呼籲，用商業的模式做公益，並在壹基金進行實踐，以慈善信托、公益創投等新領域，以新的形式參與公益。要求壹基金員工要加強產品和服務意識，要有一種狼性的精神去開拓市場。在戰略層面著眼於社會效益最大化。在制度層面，建立市場化的管理機制，激發機構活力。

馬蔚華認為，商業創新是順應國際公益事業新潮流之舉，也是應對競爭、優勝劣汰的需要。社會企業、公益創投，都是新生事物，普遍重視尋求公益與商業的整合，促使公益組織帶來重大的社會變革，使得資金得到增值，更多更好地用於公益事業。

作為資深銀行家，馬蔚華至今仍活躍在金融一線。2014年1月17日，科技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聯合發文，正式任命馬蔚華為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理事會籌備組組長。2014年7月16日，科技部、財政部正式委任馬蔚華為理事長，任期三年。該基金是由國家部委層面成立，專門引導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母基金，現已完成對多個子基金的投資。

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對接慈善法：公益捐贈稅前抵扣延長三年

2月22日，備受關註的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下稱草案)正式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六次會議，其中之一是與慈善法對接。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會上，財政部部長肖捷在做草案說明時表示，現行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肖捷表示，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於“稅收優惠政策統一由專門稅收法律法規規定”的要求，為進一步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與慈善法中有關公益性捐贈支出結轉扣除的規定做好銜接，建議修改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

草案將現行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修改為：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結轉以後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去年3月，中國首部慈善法獲全國人大通過，並於去年9月1日正式施行。

慈善法亮點不少，其中之一就是第八十條，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捐贈財產用於慈善活動的，依法享受稅收優惠。企業慈善捐贈支出超過法律規定的準予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當年扣除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後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這突破了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

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認為，慈善法規定相比原先的稅收制度有所突破，就是給慈善組織和捐贈行為以合適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對於企業的大額捐贈，給予12%抵扣，沒有抵扣的部分可以在接下來的三年內持續抵扣，這在某種意義上會鼓勵企業大額捐贈，有利於促進慈善組織以及捐贈人的積極性。

為了對接慈善法，此次企業所得稅法第九條進行修訂，對企業公益捐贈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結轉以後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所謂公益性捐贈，是指企業通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或者通過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認定的公益性社會團體，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的公益事業的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