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優格 於 2015-4-30 17:10 編輯 伯南克的自白:我眼中的泰勒法則和美聯儲利率 作者:程俊 以下是伯南克博客全文: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約翰泰勒(John Taylor)對貨幣經濟學貢獻良多,其中最為著名的自然是泰勒法則。泰勒法則本質上是一個簡單的等式,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聯邦基金名義利率的變動趨勢。因此,這一法則不僅受到學術界和美聯儲的重視,也為廣大投資者所矚目。 泰勒本人認為該法則應該作為貨幣政策的基準,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泰勒一直對美聯儲過去十多年的貨幣政策持質疑態度。在近期的IMF會議上,泰勒再次重複表示美聯儲未能嚴格遵照法則操作才導致了貨幣政策的無效。在本文中,我將解釋為什麽我不認同泰勒的說法。 何為泰勒法則? 首先來簡單了解一下泰勒法則。長久以來,FOMC就一直是聯邦基準利率、隔夜貸款利率的決策者,而泰勒法則在1993年才面世。泰勒法則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針對通脹率和產出變化調整的準則。 公式可以描述為:r = p + 0.5y + 0.5(p – 2) + 2 (the “Taylor rule”) 其中 r=聯邦利率 p=通脹率 y=實際GDP和目標GDP的絕對偏差 2=美聯儲目標通脹率 名義上,美聯儲的目標真實GDP是指在勞動力和資本完全使用的假設下,經濟體的總產出。在這一假設之下,變量y在泰勒法則中可以被視為產出缺口。 簡而言之,(原先的)泰勒法則認為美聯儲應該以0.5%作為基準來收緊貨幣政策(加息)。每加息1%相對應通脹率走高2%,亦或者實際GDP之於潛在GDP1%的增幅。 泰勒法則還認為,當產出缺口為零的情況下,美聯儲應該將利率維持在歷史平均水平2%。在1993的論文中,泰勒指出,此前6年(1993年之前)FOMC的決策和他的公式描述完全一致。 泰勒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詬病 看起來泰勒法則很好的展示了過去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路徑,但是這對於未來美聯儲的決策有實際意義麽? 最初泰勒本人也不認為泰勒法則可以作為實際政策的指導。在他1993的論文中,泰勒承認,一個定式的規則無法將貨幣政策決策人所遇到的種種因素考慮在內。作為美聯儲主席,我相信泰勒最初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在我的決策中,我會參考很多公式和法則,包括各種泰勒法則的變化公式。但是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在變化莫測的實際經濟面前,任何單一的法則都不可能解決所有難題。 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泰勒卻開始變得固執。他堅稱美聯儲任何時候都應該遵照泰勒法則來制定貨幣政策,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帶來巨大的錯誤。 泰勒認為,美聯儲在2003-2005年保持了過低的利率(和泰勒法則的理論利率相比),由此引發了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出現。此外,泰勒還指責美聯儲在金融危機之後未能及時加息,因此導致了美國複蘇乏力。 泰勒做出上述指責的理由可以如下圖1所示。我按照泰勒1993論文中的理論公式和GDP平減指數下的泰勒法則結果做出了圖1。在計算產出缺口上,2009年之前我使用的是FOMC官員當時的預估數據,2010年之後我使用的則是國會預算委員會的預估數據。這樣做的理由在於,在當時的情況下,實際數據要反複修正,因此第一時間並無法得確切的結果。對於貨幣政策決策者而言,預估和實際數據的意義顯然是完全不同的。 ![]() 顯而易見, 2003-2005年和2011年之後,美聯儲實際利率的確“過於寬松”——低於泰勒法則的理論利率水平。 我曾在2010年就泰勒所認為的低利率引發地產泡沫做出回應。簡單來說,我認為2003-2005年的利率水平情況並無法和地產泡沫的規模和引發時間有明確的聯系。這里我不想就這段時間的利率做更多的展開,讓我們來重點看一下金融危機後時代的利率水平是否過低。 改良版的泰勒法則 為了檢驗泰勒法則的有效性,我對泰勒法則做出了一定的改良,並對其指導意義做了一些統計。 首先,我對泰勒法則中通脹率的計算方式做了調整。原公式中,泰勒將GDP平減指數作為通脹指標,但是在實際決策中,包括FOMC在內通常將消費者價格作為通脹參考。GDP平減指數不僅覆蓋了國內生活消費品和服務價格,而且還涉及了政府開支和資本商品的價格。此外,它還排除了進口物價這一因素。 實際操作中,FOMC一直更傾向於將消費者價格的變化作為通脹指標,其中PCE指標重要性最為明顯。美聯儲為PCE設立目標水平,並將核心PCE視為中期通脹趨勢的參考。簡而言之,我用PCE替代了傳統泰勒法則的通脹指標。 第二個變化則出現在通脹和產出缺口的對應上。在原版泰勒法則中,0.5%的利率調整直接對應1%的通脹和產出缺口。而在實際中,貨幣政策決策者更傾向於接受更大的通脹變量,以換取更為穩定的產出狀況。泰勒在其隨後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變化。從我的經驗來看,FOMC更樂於接受相對更高的利率/產出比。現任聯儲主席耶倫也暗示1.0%的利率調整對應1%的產出缺口可以更好的反映通脹和就業情況。 圖2所體現的結果就是修正版泰勒法則的表現。在修正法則下,綠色的理論利率和黑色的實際利率在過去20年都保持了十分高的契合度。在2003-2005年間也沒有出現所謂的利率過低情況。 ![]() 而對於金融危機之後的利率表現,圖表也說明了一切。所謂的“標準利率”長期以來在實際利率下方,直到近期才“歸位”。顯而易見,泰勒法則所推薦的明顯負利率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因此FOMC維持利率水平在零附近並利用其他更多寬松措施的決策完全正確。 針對泰勒詬病的美國複蘇不夠強勁,我想說的是,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是大衰退時代以來最嚴峻的一次考驗。美國在複蘇中也面臨了其他不利因素,包括2010年的財政危機和隨後的歐洲債務危機。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必須說,美國的複蘇已然顯著。 言而總之,泰勒所認為的美聯儲問題缺乏根據。20世紀90年來以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十分合理並且具有延續性。 當然,你可以說就是因為對泰勒法則變量做出了調整才得出了我的結論。不過在我看來,用核心PCE替代GDP平減指數完全合理,而調整後的利率/產出缺口比也可以更好的呈現FOMC的實際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原公式利率/產出缺口比的情況下,無論使用何種通脹參考,泰勒公式都會將1990年代的貨幣政策定義為“過緊”;將2003-2005年的貨幣政策定義為“過松”。如果貨幣政策過松是造成泡沫的主因的話,那麽如何解釋90年代股市的大漲行情呢? 真實的貨幣政策:系統性,而非自動化 在上文中,我已經證明,90年代以來的美國國幣政策在改良版泰勒法則下十分合理。那是否意味著美聯儲就可以依照這一改良公式而去實際操作呢?FOMC能否僅憑借一個公式來做利率調整的決策?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貨幣政策需要的是系統性,而非自動化。簡單的泰勒法則並無法描繪出FOMC委員實際抉擇中的複雜性。舉幾個例子: 泰勒法則假定(認為)貨幣政策註定者了解產出缺口的規模。然而在實際情況中,很難計算產出缺口,因此FOMC委員們根本不可能就產出缺口達成一致。 泰勒法則還假定(認為)聯邦利率存在均衡性並且(通脹處於目標水平且產出缺口為零的情況下)是固定的2%。而上文已經指出,FOMC委員和市場均已經意識到實際均衡性要低於泰勒法則的設定。當然,FOMC也不可能就均衡性利率達成一致看法。 泰勒法則並未指出,在預測利率為負數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者應該如何操作。 泰勒法則未能給出通脹和產出缺口的重要性/偏好性。事實上,政策決策者的偏重點不同,經濟結果的不同以及貨幣政策效果傳遞的差異化也很難標準化。 最後,我想說的是,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FOMC的存在無法被替代。當然,我也不希望見到機器人代替人類做決策的那一天到來。 (轉自華爾街見聞) 格隆匯聲明: 本文為格隆匯轉載文章,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16億中國人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公司股票。 |
在過去的十年中,油價像過山車一樣起伏。但市場參與者恐怕沒法像享受坐過山車那樣享受油價的暴漲暴跌。其間油價歷經了太多的波動以及兩次大崩潰。第一次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第二次的大幅下跌可能仍在繼續;油價從2014年中期的每桶100多美元已下滑至最近的每桶30美元左右。
一些財經媒體報道稱,最近股價也一直下跌,這些趨勢基本跟隨著油價的下滑走勢。表面上看,股價與油價一起下跌的趨勢令人驚訝。因為通常的假設都是油價下跌對經濟是利好消息,至少對石油進口國(例如美國和中國)來說是這樣的。
而該現象背後的一個合理解釋是,全球總需求的疲軟削減了企業利潤和對石油的需求,因此造成股價和油價走勢趨同的現象。如最近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所言:“石油市場和股票市場今年步調一致,這樣難得一見的趨同凸顯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擔憂。”
在本文中,我們首先確認股價與油價間的正相關性,並指出這不是近年才有的現象。然後,我們求證用總需求的基本變化來解釋油價、股價間的關系是否屬實。結果發現需求因素能夠解釋部分油價、股價間的正相關性。另外我們發現市場風險偏好的變化也是一部分原因。然而,即使將這兩個原因囊括進去,仍不能解釋全貌。
股價變化與油價變化的關系本身就有波動,兩者間的關聯時常在正負間擺動。換言之,有時股價與油價朝著同一方向移動,而有些時候又朝相反方向。然而,總的來說,兩者的相關性為正。有趣的是,雖然這樣的關聯性在過去幾個月有上升的趨勢,但與其他的5年樣本數據相比,沒有升至高位。
如上文提到的,股價與油價的正相關性或許是由於全球總需求疲軟所致。為了對該假設做一個簡單的測試,我們采用一種分解法。該方法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宏觀經濟學家、石油市場專家詹姆斯·漢密爾頓提出。漢密爾頓於2014年底提出一個估算方程,將油價變化、銅價變化、十年期國債利率和美元變化這四者相關聯。然後用該方程所得的預估油價測量需求變化對原油市場的影響。該方法的前提是大宗商品價格、長期利率和美元都可能反映出對全球和美國需求的狀況,但對原油產量變化的反映較少。例如,當石油價格變化伴隨著銅價相似的變化,該方法認為是由於全球需求這一共同因素所導致的。雖然這種分解方法並不完美,但在處理第一近似值的階段是合理的。
因此我們采用漢密爾頓的方法。我們發現所有變量的預估系數在統計和經濟意義上都是非常顯著的。
在比較油價下降的預測值與實際值之後,我們發現自2014年6月的油價下跌中,40%至45%的下跌可以歸咎於意外的需求疲軟(這個範圍與漢密爾頓的結果非常相似,他用了不同的時間段)。
使用這種分解,我們可以重新審視股價變動與油價變化的相關性。這一次我們將油價的變化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需求引起,另外的剩余部分包括大部分供給的因素。
正如預期一樣,需求所致的油價變化的正比關系最為緊密(約0.48),股價變化與油價總體變化的相關性次之(約0.39),股價變化與剩余部分所引起的油價變化的關聯度最少(約0.16)。該結果與這樣的想法相一致:當股票投資者對油價變化做出回應時,他們這樣做並不一定因為油價變化本身很重要,而是因為他們將油價的波動視為全球基本需求和增長的指標。
另一方面,因為股價變化與剩余部分所致的油價變化之間都存在正比關系,我們必須承認需求的因素並不能解釋全部。
第二個對股價、油價間正相關的解釋是通過對最近市場的波動幅度擴大這一現象觀察得來。在市場有著較高的不確定性且投資者厭惡風險的情況下,如果投資者在那時從商品和股票市場撤退,那麽劇烈的波動可能是解釋股價和油價走勢趨同的另一個原因。
為了測試風險偏好的變化是否有助於解釋油價股價間的正相關性,我們將波動率指數(VIX)添加進之前的估算方程。波動率指數衡量標準普爾500指數期權的隱含波動率,該指數代表市場對未來30天市場波動率的預期。
股價變化與油價的預測成分變化(這部分包含了需求與風險因素)的相關性的平均值為0.68,股價變化與油價的剩余部分變化的相關性的平均值為0.05。將風險因素包括進去確實更好地解釋了為什麽油價與股價走勢一致。然而,股價變化與油價的剩余部分變化的相關性仍然為正,這或許只反映出供給沖擊帶來的有利影響。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股票與石油價格走勢的趨同並不是一個新發現,該現象可以追溯到五年前,也有可能在更久之前。大部分的正相關性可以理解為一些共同因素致使股價和油價的走勢呈同一方向,這些因素包括總需求的變化、總體不確定性的增加以及風險偏好的改變。然而,即使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兩者剩余的相關性也只是趨近於零,而非我們期待的負相關。
以下是待研究的可能原因:例如,最初石油供給量大幅增加可能會導致油價下跌,而對油價下跌的預期會削弱產油公司或產油國的信譽進而影響全球金融環境。這一話題值得重新審視。
(作者系前美聯儲主席,布魯金斯學會傑出研究員;CBNRI研究員魏冬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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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那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令人難忘,而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正是這場危機的見證人和營救者。
伯南克走馬上任剛滿兩年,金融危機便即撲面而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面前,伯南克果斷執行“非常規過逼政策”,通過三輪大規模量化寬松(QE)美國經濟由負增長的幾近崩潰推向目前的持續複蘇。2014年2月,伯南克結束為期兩屆的聯儲主席任期,也就在2013年底,他再次準確抓住時機,拔劍出鞘完成最後一擊——宣布退出QE,也為他的任期畫上了可以稱為圓滿的句號。
卸任美聯儲主席一職後,伯南克也沒閑著,“現在生活很不錯,我妻子也在教書,我也加入了布魯金斯研究院,我也剛寫完一本新書。”伯南克在2015年的一次論壇上笑稱。這本書的名字便叫做《行動的勇氣》,也是伯南克的回憶錄。
金融危機的“見證人”
對於伯南克而言,2008年那場全球金融危機對伯南克而言“真是痛苦”。
去年伯南克曾到訪上海,並分享了危機時期的經歷。“其實我受任時從未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這種危機。2006年,美國經濟還不錯,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麽,因此我就毅然決然接受了美聯儲主席的職位。”
回首2008年,雷曼兄弟轟然崩塌,市場恐慌情緒高漲。“處理雷曼兄弟的問題對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於沒有收購者能承擔雷曼的債務,因此雷曼只能破產。但此後美聯儲聯合財政部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和雷曼不同,作為保險集團的AIG擁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們出面拯救AIG,延長了850億美元緊急貸。”伯南克回憶稱。
其實,伯南克不僅帶領著美聯儲在艱苦地抗擊危機,更是肩負了政治責任。他坦言,當時美國前總統布什對此救助方案表示懷疑,在他向布什總統報備救助計劃時,布什問“你還有什麽別的選擇?”他回答,“只能這麽做。”布什最後只有表示支持。
三輪QE
對於伯南克而言,QE是他在長期對危機理論研究後作出的決定,他表示即使時光倒轉,仍會選擇實行QE。
其實,當伯南克在MIT(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便專註研究貨幣體系,他發現危機的兩大肇事方便是——貨幣供應不足和通貨緊縮,因此在2008年危機時,美聯儲希望保證貨幣供應充沛,並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助力金融系統,這便有了QE。當然,為了不使經濟過熱,還要設定一個通脹目標。(當前美聯儲的通脹目標是2%,也是衡量加息的指標)
說到通縮,伯南克回憶稱,“上世紀30年代,貨幣體系崩潰,物價每年以約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沒人買東西,企業也無意投資,因此通縮是當年的大敵人。”
對於央行而言,降息是常規貨幣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於0,“因此我們不得不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
回憶起過去的三輪QE,伯南克表示,“在實行QE1後,我們穩定了金融市場,2009年下半年經濟開始複蘇。此後,我們仍然擔心通縮風險,因此我們進行了QE2和QE3。我們認為QE對美國經濟有利,盡管QE不是萬靈藥,但QE的確幫助了美國經濟,美國的複蘇比歐洲、日本都要迅速,當前完全不存在如歐日的通縮風險。”
相較之下,在30年代大蕭條中,弗里德曼認為,當時美聯儲沒有履行最後貸款人的職責,使得本來可以在1930年就結束的大蕭條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也正是通過對30年代危機的學習和了解,美聯儲在2008年危機時積極展開行動,因此對於危機的學習認識很重要。
開啟“後美聯儲時代”
2015年3月卸任後,伯南克正式加入PIMCO擔任高級顧問,他也仍然衷於學術研究,定期會在布魯金斯研究所撰寫博客,鉆研時下熱點的經濟金融問題。
近期,他也對於負利率以及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工具進行了探討。在伯南克看來,雖然貨幣政策不可孤軍奮戰,但因無法保證財政政策制定者屆時一定會“出手相救”,如果下一輪危機來臨,央行們還能有哪些工具?
伯南克似乎更傾向於將提高通脹目標作為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工具。他認為,這其實和負利率實質上有相同的效果。根據經濟學理論,真正影響總需求的是實際利率(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預期通脹率,通脹目標是預期通脹率的重要引導指標)。
伯南克認為,負利率比上調通脹目標更好執行,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證明,宣布負利率後,新利率可以相對迅速地傳導到其它利率和資產價格。但上調通脹目標比負利率給央行留下的操作空間更大。
無獨有偶,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曾建議將通脹目標上調至4%,這樣在名義利率為零的時候,實際利率最低可達-4%。相較之下,負利率會給貨幣基金、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造成沖擊,長期保持負利率會造成巨大的成本,同時損害銀行和金融體系的貨幣政策傳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