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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生署長、醫改會董事楊志良，是DRG推動者，二○一一年他因二代健保費率調整爭議下台。他曾直言：「健保不能倒、醫療不能少、保費不能漲，只有請上帝當署長」，凸顯台灣健保困境。接受本刊訪問時，他強調DRG有利有弊，但除弊可能會失去利，以下是訪問摘要： Q：DRG第一階段在你當署長任內上路，當時有醫院反對嗎？ A：上路的時候有些醫院反對，這些都是沒有效率、成本高、用藥都要原廠的醫院，有些藥可以用學名藥，沒有效率的醫院就會哇哇叫。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我們把弊拿掉，可能利也沒有了，不可能有一個完美的制度。 Q：健保的制度不就是要濟弱扶傾嗎？但DRG反而讓弱者更無助？ A：這絕對不是很普遍的現象，這是因為醫師不爽，就會講這樣的事情。那你問他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制度？他們會說：「給我更多的錢」。 Q：有限的資源該怎樣分配呢？難道不能「保大不保小」？ A：這就是政治問題了！今天哪一個人敢出來說感冒藥裡面多加的胃藥不要給？如果你敢這樣說，明天就會被K得很慘，根本就做不下去了。 Q：但如果不做調整，現在繳健保的人，以後會沒有保障？ A：你說得對，那誰去說服老百姓？哪一個署長不是要調費率就被轟下台？我們就在這樣矛盾當中求平衡啊！ Q：基於選票不敢漲保費，就從醫院端、醫生端來縮減成本？ A：今天很大的問題在醫院的董事會，董事會不把醫院當成公共的醫院，是萬年董事會，叫賺錢的醫院把獲利拿出來，解決醫護人員的問題啊！ | ||||||
《華爾街日報》最近的文章中提到，中國在開放經濟、給予公司更大投資和生產自由度等方面，足足比印度早起步了13年。如果將這個差距考慮在內，今天的印度和2001年度中國非常相似。
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始於1978年，而印度則是1991年。一直以來，兩國在相似的經濟發展路徑上探索。《華爾街日報》將這其中的13年時間忽略，對比了兩國GDP、商品與服務/GDP、外商直接投資/GDP、設備與基礎設施等投資/GDP的數值。
如下圖：
上圖來自《華爾街日報》
中國的發展策略無疑給印度提供了借鑒。隨著莫迪以超高支持率當選印度總理，印度未來的發展藍圖隨處可見中國的影子。例如提振出口、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承諾建設高鐵和智慧城市，建成世界的制造業中心。甚至還包括設立經濟特區，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突然崛起的經典模式。
但即便是印度遵循中國曾走過的路徑，也並不一定會取得同樣的成功。13年間，很多幫助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有利條件已經消失。
《華爾街日報》文章提到了三點：
1，人口紅利優勢已經不再如以往那樣具有獨一無二的吸引力。現在孟加拉國在生產服裝；菲律賓生產電子產品；泰國和越南在生產機械設備和電腦芯片。印度已經遲了一步。而且全球需求的增長更多地受到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推動，而不是富有發達經濟體，而中等收入經濟體本身仍然依賴出口以維持增長。
2，印度資本賬戶基本開放，盧比的走勢受到市場的影響，印度政府無法像中國一樣引導本國貨幣貶值，為出口創造有利條件。
3，美聯儲或將於10月完全退出QE，QE是前幾年推動熱錢流入新興市場的主要驅動力。
此外，印度的教育水平遠遠落後於中國，2011年印度的識字率甚至趕不上1990年時的中國。在醫療衛生、人口壽命等方面，印度也落後了幾十年。
但印度同樣具有優勢，目前，印度在高科技領域例如藥物開發和半導體設計方面已經有了布局。此外印度還擁有更為年輕的人口。
華爾街見聞曾經介紹過德銀經濟學家Dooley, Folkerts-Landau和Garber的觀點，他們認為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世界持續了十年的“中國階段”正在結束，當中國經濟再次達到平衡，中國將從出口導向轉向消費導向，並會催生金融自由化和匯率市場化。此後世界將轉向“印度階段”。
通過采用同樣的策略，印度將會走到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外圍。
今天的印度，已經向FDI打開了大門。但除非印度能夠將經常帳轉為盈余，否則不太可能重演當年中國吸引外資的盛況。
（本文作者 經緯創投中國基金管理合夥人、聯席創始人張穎，原文標題“泡沫就在那里——致經緯系CEO們的公開信”，轉自公眾號“經緯創投”）
經緯系的CEO們，
幾個小時前，我的同事剛剛簽下了經緯創投今年第45個案子——今年才過了三個季度！我想是時候給你們發一封公開信了。
在過去的9個月中，如果稍微留心一點，你們應該也可以感受到創投圈正在變得無比的瘋狂。融資額屢創新高、公司估值和上市行情節節攀升——前幾天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更讓世界對中國信息產業、互聯網公司實力有了全新的認識。而今天，我想和你們聊聊硬幣的另一面：市場從“貪婪”轉向“恐懼”的關鍵節點只在彈指之間。
經緯到今天在國內已經投資超過190家公司，任何一個時間點我們都有30家公司在融資、M&A或準備上市。這麽多家公司以及背後頻繁發生的溝通與交易，使得我們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一家擁有豐富樣本的“大數據”機構。我們對市場上任何一點風向、對所有主流投資機構的策略甚至每一個GP個人傾向的細微變化都極其敏感，也更容易基於此對某種趨勢做出預判。
即便如此，我也無法準確告訴你低潮何時到來，甚至無法負責任地得出結論，低潮是否會在12個月內到來。但我會跟大家分享這個邏輯：為什麽我說現在的熱度必將轉冷；以及假如市場真的出現變化，經緯會和你們一起做些什麽。不管泡沫是否到來，在今天我們能選擇的最好策略就是：做好準備，逆勢發力。
我想有兩個指征可以供你們參考：
1. 二級市場大規模回調的可能性比較高
標準普爾500指數在2014年已經第33次創下新高，但在不斷沖擊新高的繁榮背後其實存在著極大的隱患；在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成份股中，約有47%的個股相比它們過去12個月中的峰值已經有至少20%的跌幅。
最近我和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全明星基金創始人季衛東先生談話時，他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近期內分析了過去20年標普500指數與美國GNP相除的比率數據；這個數據是 2001年巴菲特在《財富》雜誌首先提出的，也被認為是衡量（股市）估值最佳的“單一指標”。
在過去的20年中，這一指標接近或者超過100%發生過兩次分別是1999-2000年和2007-2008年，而與之對應的分別是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過去5年的美股大牛市已經將這一指標又一次拉到了100%，雖然還沒有達到互聯網第一次泡沫時期的120%，但回調或許已經接近——巴菲特現在的資產中，現金的比例已經達到歷史最高，這或許也是一種信號。
如果我們把時間線拉長，看過去80年標普500指數的5年滾動收益，如圖：
那麽在這過去的80多年中，標準普爾500指數-5年期滾動收益超過200%一共發生過3次：1937年、1987年和2000年，之後就發生了三次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和股市的大幅下調，而這一指標在今天這個時點已經達到180%，結論我想不用多講。
2. 未上市企業融資環境極其瘋狂
二級市場的“火熱”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了一級市場，僅僅幾年前我們衡量一家科技企業上市後的價值指標還是“十億美金俱樂部”，可今天你們會發現眾多的非上市科技企業已經輕松到了這一量級（鑒於經緯幾年來在無線領域的早期布局，我們光是今年就有7家公司上市或超過10億美元市值），更甚的諸如Uber、Dropbox這些企業通過VC融資在未上市之前就都已經達到百億美金的市值，幾十億美金甚至上百億美金的收購(WhatsApp, Oculus)也頻繁出現在今天的美國和中國科技行業之中。
而在早期階段，創業公司天使、A輪的價格也都較以往有大幅的提升，就像矽谷資深投資人Bill Gurley前段時間表達的：“No one's fearful, everyone's greedy, and it will eventually end.” 在美國甚至已經有一些科技公司在選擇辦公場地的時候直接與房東簽約10年甚至15年——融資所獲得的資本是讓這些公司去發展壯大的，沒有投資人會想他們拿去租這麽長時間的房子——同時這也表明地產商們也認為今天的租金價格已經是高點，所以他們才願意簽長約。
2014年中國早期的TMT投融資市場中，火爆的現象也異常明顯。所有主流基金都在瘋狂地投資項目，之前不太常見的幾千萬甚至上億美金融資開始變得極其平常，創業項目每輪融資之間的時間差被迅速縮短，甚至上輪剛結束就漲價幾倍開始下輪新融資的情況也變得“合理”且頻繁起來。
很多人會說今天這個時點對於創業者來說是“最好的時代”，我同意且堅信。在未來10年內，中國互聯網/無線新興公司占GDP的份額將越來越大、前景也必然越來越光明。但物極必反的原理我想大家都懂，國內的VC行業在2011年有過一個短暫的高峰然後由於窗口期的問題在2012年迅速回冷，由熱轉冷的變化僅僅發生在幾個月之內，當調整來臨，原來可以融資千萬美金的公司在那時候砍一半、砍三分之二融資額都融不到，也會有很多融不到錢的創業公司將在短暫的黑暗中倒下。
熟悉我們這個行業的人可能都知道今年很多基金融到錢了，大家拼命做案子，包括我們在內的幾家比較主流的基金，今年截至到今天所投資的案子數量都比去年的2倍還多。可這樣的態勢還能延續多久呢？一個基金的體量、團隊決定了其投資的案子數量和速度，現在看起來，盲目樂觀是非常危險的。
9月22日，老虎基金創始人Julian Robertson在公開場合稱：他不知道泡沫何時會破裂，但一定會是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破裂。
上面說了這麽多關於市場情緒和未來走向的事情，作為一個天天和創業者打交道的人，我想我們還能做的就是給我們所投的公司一些建議：
最後我想多說一句，資本市場變化無常，我的想法也僅僅是無數聲音中的一種；我也不希望冬天這麽快的到來，但假設真的來了，你們也不用過分害怕，經緯一定會一如既往地為你們提供支持和幫助。
無論如何，CEO們請盡快找下和你們相關的經緯同事溝通下具體的應對策略，同時請務必確保自己賬上有足夠9-12個月的現金儲備。泡沫本身並不可怕，面對危機永遠是危險與機會共存，只要是本身有靠譜的團隊，早點融到估值金額合理的資金，寒冬的到來長遠來說是件大好事。它只會加速沒有準備好的競爭對手的滅亡，和在新一波牛市來臨時成就一個更加強大兇悍的自己。“Let's Win Together.”
<李爾王>
李爾打算把他的王國最好的一份交給最對他討好的女兒,他本來想
考三女狄利婭肯定是對他的,但是考狄利婭卻覺得因為想要獲得王
國而沒向父親討好。李爾因此大怒,將考狄利婭的那份分給了他的兩
個長女,並將考狄利婭驅逐。最後考狄利婭仍化名來保護李爾。但後
來她自殺了。
<亂>
一文字秀虎是日本戰國時代崛起的海野平原的一個小國諸侯,在他
70歲的時候,他準備將家業一分爲三。長子駐守副城,次子駐守第二
城,三子直虎駐守第三城,並囑咐他們要休戚與共。三子堅決反對,
他知道,暴戾成性的父親已經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他的哥哥們早已覬
覦父親的位置欲取而代之,一旦他們有了權力,等待他們的將是無休
止的爭鬥,因爲父親早已樹立了背信棄義的榜樣,父親的設計只能是
奢望和幻想。
<李爾王>以死亡結束、<亂>的悲劇則沒有結束仍然繼續。今天香港的
動亂是一國兩制的矛盾。寫下的不是故事,而是歷史,更是將來。
不同時代、不同背景,希望不再是悲劇。
<李爾王>
李爾打算把他的王國最好的一份交給最對他討好的女兒,他本來想
考三女狄利婭肯定是對他的,但是考狄利婭卻覺得因為想要獲得王
國而沒向父親討好。李爾因此大怒,將考狄利婭的那份分給了他的兩
個長女,並將考狄利婭驅逐。最後考狄利婭仍化名來保護李爾。但後
來她自殺了。
<亂>
一文字秀虎是日本戰國時代崛起的海野平原的一個小國諸侯,在他
70歲的時候,他準備將家業一分爲三。長子駐守副城,次子駐守第二
城,三子直虎駐守第三城,並囑咐他們要休戚與共。三子堅決反對,
他知道,暴戾成性的父親已經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他的哥哥們早已覬
覦父親的位置欲取而代之,一旦他們有了權力,等待他們的將是無休
止的爭鬥,因爲父親早已樹立了背信棄義的榜樣,父親的設計只能是
奢望和幻想。
<李爾王>以死亡結束、<亂>的悲劇則沒有結束仍然繼續。今天香港的
動亂是一國兩制的矛盾。寫下的不是故事,而是歷史,更是將來。
不同時代、不同背景,希望不再是悲劇。
《鐵道員》是高倉健一生私人情感的寫照，也是他最在意的電影。他買下了《鐵道員》的中國上映權，希望能在中國上映，未遂，後來他把在中國的放映權和拷貝都送給了張藝謀，只盼有一天影片能在中國上映。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張藝謀認為高倉健是‘士’，我的理解，不是日本武士的‘士’，而是中國‘士大夫’的‘士’。他身上那種可以修煉的士德令人感動。這已經超越了‘中國的’或者‘日本的’之狹隘意義。”
——東京大學教授刈間文俊
2014年11月10日，高倉健因淋巴癌逝世，他正籌備出演的第206部影片《任風吹》被迫中止。
“東映公司19日在總部樓下和東京、京都的片場分別擺了獻花壇，供民眾悼念。就擺一天，有四千多人前來。高倉健是我們公司培養起來的，所以做了些特別節目，還將他的作品整理成DVD發行，也就是這些了。”東映公司國際營業部的高田誌織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中國，悼念高倉健的氛圍遠遠比日本濃厚。
從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片單來看，持續14年在中國各地舉辦的日本電影展中，高倉健是作品出現次數最多的日本男演員，也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擁有《遠山的呼喚》等電影版權的松竹公司全球戰略開發室的野地春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已經有一些在華專場紀念放映活動正在籌備中。
“參與那些年日中電影交流工作的日本人，基本都走了。當時是中國政府方面先提出電影交流的想法。居間溝通的是德間書店子公司東光德間的森繁先生。”東京大學教授、知華派學者刈間文俊先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32年出生的日本人森繁曾在中國入伍人民解放軍。日本電影制作者聯盟獲知中國方面的希望後，進行了周密籌備。由於中國大陸電影業是未知的世界，聯盟先派人到臺灣做了調研，研究哪些電影可能會獲得認同。與臺灣相關業務不多的德間書店表現出滿腔熱情。“最後，以德間書店為主，決定以反戰的、揭露資本主義黑暗的、偏於社會批判性的內容為主，所以像《追捕》這樣娛樂性較強的影片不多。”刈間文俊說。
1978年10月26日，第一屆日本電影展頂著“紀念鄧小平副總理訪日”的名頭在北京舉辦，上映了已被德間書店收購的大映公司佐藤純彌導演的《追捕》、東寶公司熊井啟導演的《望鄉》和松竹公司藏原惟繕導演的《北狐的故事》。隨後兩屆，則分別以“紀念大平正芳首相訪華”和“華國鋒主席訪日”的名義舉辦。
與之對應，第一屆中國電影展則早一年，於1977年3月在東京舉辦，放映了《東方紅》、《天山的紅花》、《渡江偵察記》、《南征北戰》、《偉大的領袖導師毛澤東永垂不朽》、《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江陵漢墓》和《長在屋里的竹筍》。中日之間這一系列龐大的電影藝術交流活動，於1992年應時而止。
研究者玉腰辰巳認為，第一屆日本電影展最終“在多個方面成為歷史性活動”。這種“日本民間領域與中國政府的組合，是戰後日中間常見的關系”，“相關人員或與中國有因緣，或出於各自的理由強烈希望日中友好，他們不辭勞苦的努力，是在與日本外交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從而實現了“以民促官”的交流方式。
《追捕》等影片在中國的公映及其前後複雜的中日文化碰觸，並非當時的普通中國觀眾能夠了解的；日本年輕觀眾為什麽會對高倉健策馬入鬧市搗毀警察局的相關內容感到興奮，中國觀眾也不能理解。讓他們大開眼界的，是片中的都市文化、叛逆的人物和浪漫的愛情。高倉健、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等影星成為看膩了樣板戲的中國人的偶像，不少女青年的白馬王子迅速從於洋替換為高倉健。根據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於1999年10月在中國進行的調查，有80.2%的調查對象看過《追捕》。
“《追捕》在中國的反響，超越了日本本土市場。有些文化藝術，在本國曇花一現，卻對他國文化影響深遠。這種文化穿越現象，在許多國家的文化領域都出現過，是因為文化藝術這種載體，恰巧順應了對象國家的某些需求。高倉健的離世，再一次體現了這一點。”刈間文俊說。
《網走番外地》劇照。1964年，高倉健演唱了《網走番外地》主題曲，賣出了200萬張唱片。但因被指責一部分歌詞“反社會”，一時成為禁歌。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高倉健真名小田敏正，後來自己改名“小田剛一”，1931年2月16日出生於九州島福岡縣普通小鎮。父親小田敏郎原是海軍，後來變成了煤礦幹部，母親是一名教師。小田家族是鐮倉時代的貴族北條氏之後，家中有經營金融業務的傳統，與演藝界毫無聯系。
15歲的小田剛一喜歡拳擊，以拳會友，和美軍駐日司令官的兒子打成一片，得以狂練英語口語。他愛在碼頭看外國船只出入，逐漸萌發了做外貿生意的想法，臨近高三，和朋友密謀偷渡，以失敗告終。
小田剛一最終考入了著名學府明治大學商學部商學專業，希望正經當個外貿商。但他大學畢業的1954年，正處於戰後經濟與社會思潮交變的複雜歷史時空，連工作都沒找到，只好返鄉幫助料理家族生意。
因為難忍父母管束，他24歲時回到東京，寄居在師弟家。花光了隨身盤纏後，在大學時代老師的介紹下，去藝員經紀公司面試見習經紀人。碰巧遇到當時東映東京制片廠廠長牧野光雄。新改組成立三年多的東映公司，接收了躊躇滿誌的內田吐夢等電影人，正準備投入古裝俠義片的生產。小田剛一因身材魁梧，被牧野光雄相中收為新人。
合同里每部片酬為稅前2萬日元——當時白領的月收入為3.1萬日元。初次試妝後看到鏡子中化得滿臉花的自己，小田剛一不禁淚流滿面。
他開始毫無演技，接受表演培訓一個半月後，靠著外形，以“高倉健”之名出道，並立刻成為主演，一年拍了12部電影。此時，跟他同期進入東映的新人們，還要按照規矩培訓6個月、見習6個月才能混個龍套。
高倉健並不明白自己怎麽就成了“時代寵兒”。1957年前後，日本電影產業達到巔峰，總觀影人次超過10億，大映公司總裁永田雅一說：“影院就是掛塊白幕啥也不放，照樣爆場。”
便宜又好用的新人高倉健獲得和巨星美空雲雀等人搭戲的機會，拍了大量俠義片、黑幫片；經由內田吐夢等巨匠點撥，1960年代他迅速以悲情黑幫的形象贏得市場。
他“總是穿著素色和服，渾身刺青，帶著寡默厭世的哀愁，卻總站在為了仁義而犧牲私情的立場，懷著對意外殺人的悔恨而茍活”；1970年代，電影業走向雕零，高倉健以較為寫實的“實錄”系列黑幫片登場。因為影片雷同，他總覺得沒能細細表現人物。可是幾次悄悄去影院時，發現影院被男青年們擠得下不去腳。
電影學者四方田犬彥評價，他“心地善良、性格頑固、遭遇不幸、靠著些微的希望尋回本真人性”的黑幫形象，成了當時因學生運動而熱血沸騰的青年男大學生的男神。
1956年，高倉健在片場與當時炙手可熱的女星江利智惠美結緣。1959年高倉健28歲生日當天兩人結婚。直到1962年，高倉健一直處於半紅不紫的狀態，公司高層想讓他借老婆名氣上位——兩口子都性格夠剛烈，江利智惠美公私分明堅決不肯借位。老板訓話讓他不能看老婆臉色吃飯。
高倉健由此奮起，與另一男星鶴田浩二主演了1963年的《人生劇場·飛車角》。這部俠義片類型的開山之作，打開了該路線雙雄並立的創作模式，也應是日後香港動作片《喋血雙雄》、《縱橫四海》等的原型。
1962年，妻子因妊娠高壓癥引產，從此未孕，為兩人埋下嫌隙。加上江利智惠美姐姐挑撥欺詐，盜取高倉健夫婦財產借高利貸，家屋又遭遇火災，為不連累高倉健還債，由江利智惠美提出，兩人於1971年離婚。
離婚後的高倉健，直至生命終結，也未曾放下江利智惠美。1982年高倉健51歲生日當天，江利智惠美出殯。高倉健沒有現身，而是在追悼會場附近的車內默默合掌祈福，並以小田剛一之本名獻花。此後32年間，每年亡妻忌日一早，高倉健都會獨自掃墓獻花供香，直至2012年8月媒體披露後才廣為人知。
1999年，68歲的高倉健主演《鐵道員》，是他一生私人情感的寫照。影片描述了北海道一個行將關閉的小站幌舞，煢煢孑立的站長乙松獨自堅守崗位。某日，接連有三個小女孩來站臺尋找失物，促使他回憶起亡妻和早夭的女兒，並終於明白，那幾個女孩其實是早夭女兒不同年齡段的化身。
片中，高倉健演唱的主題曲，正是亡妻江利智惠美出道的成名曲《田納西華爾茲》。其中著名臺詞“男人守候的，是小小的站臺，和對女兒深深的思念”，及“失去獨生女兒的日子，和失去愛妻的日子，男人都堅守站臺上”，呼應了高倉健銀幕外的生活。高倉健去世時，留下了“想如《鐵道員》的主人公般死去”的遺願，親族將其安葬在鐮倉的墓園。在那里，亡妻江利智惠美和“我那未能來到這個世界的孩子”已久候。
高倉健是出了名的“每場戲只拍一遍”。在《幸福的黃手帕》中，有場戲是他從監獄出來後直奔餐廳，喝完一杯啤酒後吃面條和豬排飯。導演山田洋次對他津津有味地表演吃喝的高超演技非常滿意，一條就通過，問他怎麽演得那麽逼真。高倉健淡淡答道：“為了這場戲我兩天沒吃東西了。”
他的座右銘是：“我沒辦法總演同一場戲……演員的真我狀態和生活方式會流露於戲中，而不是靠什麽演技。”
在片場，高倉健的非凡站功和耐寒能力，讓曾與他合作的北野武抱怨多年。他在拍攝現場從來不坐：“不是不想坐啊。只是，一坐下，精氣神兒就泄了，還是站著好……有坐著的戲份時會坐著的。”即使沒有戲份，他也從頭至尾站在現場，“現場能感受到現場的景色、氣氛和工作人員的努力，所以我要在現場”。
拍《夜叉》時正值寒冬，場工燒了炭火，但高倉健堅決不靠近。工作人員勸他，他說：“今天沒我的戲，我是擅自來的，我去烤火就是給大家添麻煩。”場工最後哭著說：“求您了，您要不烤，誰也不敢烤。”高倉健只好從命，一旁被凍得不行的北野武才得以暖了暖身。
高倉健敬業到了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在拍攝《哼哈》（1989）時，母親離世，高倉健也未前往送終。但在母親生前的1977年，出道二十余年的高倉健破例出演電視劇。原因是“身在老家的母親，每周能在電視上看到我的臉，她會放心”。
高倉健從不跨戲，哪怕是自己崇拜的黑澤明。黑澤明在創作《亂》時，為高倉健量身定做了個叫“鐵修理”的武將角色。但當時高倉健已經答應出演降旗康男的《居酒屋兆治》，黑澤明四顧茅廬，並準備去求降旗康男放人。高倉健回說：“不行，那樣的話降旗導演更不好做。”黑澤明最終放棄這一人物角色。
1950年代前半期，在東京澀谷周邊，“明治大學小田”之威名橫掃一方。他曾招呼了一幫弟兄，用繩子將不給師兄學分的教授家二層樓木結構房子給拽垮。曠課酗酒打架也是家常便飯。
成名之初，高倉健與日本最大黑幫山口組第三代領導人田岡一雄私交頗深。帶領山口組走向戰後巔峰時期的田岡一雄涉足電影界日久。田岡一雄曾出席高倉健婚禮，1965年他因心肌梗塞病倒時，高倉健夫婦也曾親往探視。高倉健還主演了以田岡一雄為主人公的“實錄電影”《山口組第三代領導人》和《世襲第三代》，田岡一雄親到拍攝現場鼓勁。
“今天談高倉健，會發現他身上種種儒家士大夫的美德。這些美德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斷修煉的。”刈間文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後來高倉健甚至連銀座那樣的商業街都不去，與街頭一霸的青年時代判若兩人。
北野武曾講了個高倉健“仁”的例子。《夜叉》開機第一天，全組人員一起吃飯，高倉健到餐廳一看，只有自己和導演的桌上放著河豚，堅決不動筷子，吩咐老板說：“給每個人都配和這一樣的菜。”
拍攝《網走番外地》時，老板不看好這部沒有女主角、沒有浪漫愛情的片子，大幅壓縮預算。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拍攝時，某日導演石井輝男遲遲沒現身，高倉健去旅館尋找，才發現導演在一間雪花不時飄進來的破房間里累得蒙頭大睡。高倉健決定：“這片子一定得火，讓我玩命都成，只要導演開心。”《網走番外地》最終成了續集電影，以每年2-3部的速度，一共完成18部。
高倉健的禮數廣為人知：他會向片場工作人員、為他提供過服務的出租車司機和廚子、周邊的居民鞠躬致禮；經常將刻有自己名字和謝辭的勞力士、江詩丹頓手表和鋼筆送人，還故作隨意；更廣為中國人所知的是拍《千里走單騎》時，將勞力士手表送給為他打傘遮陽的民工小徐。
2013年，高倉健因出演《致親愛的你》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獎，他以“讓給年輕人”為由辭去。這一幕，在2002年他出演的《螢火蟲》獲同一獎項時也曾上演。
（本文參考了《日本電影演員事典》、《日中電影論》、《日本電影史3》、《帝國的殘影——士兵小津安二郎的昭和史》、《<追捕>制片人的中國觀》等。葉磊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