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森是我認識幾十年的一位創業者,今天他來到了我的農莊拜訪我。他剛剛把自己的公司高價出售了,現在正在考慮下一步打算。因為他不在硅谷,所以他想利用電子郵件認識一些硅谷的投資者和企業高管,並且交流一下看法。
我每天都收到上百封電子郵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說「我要和你一起喝杯咖啡,聊聊我的想法」,或者「我有事向您請教」。為了躲避這種煩擾,我現在不得不對這種郵件進行過濾了。所以我就很好奇,傑森到底在通過什麼方式跟那些大忙人建立聯繫呢?
「哦,我說我有些想法,能否一起喝杯咖啡聊聊。」我這時意識到大多數創業者確實不知道如何讓那些大忙人注意自己,並與其會面。
硅谷有一種「互助文化」,不要求任何回報的情況下,我們儘量互相幫助。這是一種出現在1960年代的文化。當時因為半導體業務面臨強大的外部對手,所以同行會互相幫助,來共同解決芯片製造過程中的各種漏洞。這種文化在1970年代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中繼續保持,並一直延續到今天。不過情況也有點變化,就拿我來說吧,因為我一直在教學生創業,所以我的會客清單第一位的肯定是我目前的學生,然後是以前的學生,然後是我投資的風險投資公司,最後才是其他不相干的陌生人。但是現在,我已經教過了一千多名學生,所以每天我的約見請求還是過於多了,多到我實在無力應對。(我曾經想通過更進一步的要求來過濾這些邀約:一定要在我公司見面,邀約者所在工作地點必須距離斯坦福大學一小時車程之內,但是這都已然不夠了。)
所以,我又想了用另外的方法來篩選與誰見面。
我不是一個投資者,所以我不是來找創業者進行投資交易的。這些創業者找到我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可以為他們提供有價值的建議。
如果我有無限的時間,我會接受所有「喝杯咖啡吧,我有個點子」的邀約。但我顯然沒有這麼多時間。所以我現在會優先考慮的是:誰能給我提供一些回報。
不,我說的可不是錢,也不是股票。我指的是,誰能教給我一些我不知道的有趣東西。所以,如果有聰明點的創業者對我說,「我想跟您喝杯咖啡跟您交流一下想法,我剛學會了關於某個行業或領域的知識,我想跟您說說。」我一定會欣然接受的。
這樣,對我來說,見面就從一個單向地向對方分享的事情,變成了一個雙向互相學習的過程。我的這種要求,無疑對邀約者提出了新的挑戰:這迫使他們去思考,他們有什麼東西值得分享,並且以一種引人入勝的方式分享給他人。
雖然這聽起來像一個「如何獲得與喬布斯會面機會」的噱頭,不過有意思的是,這種「雙向交流的會談」,也可以用於創業者們尋找客戶,我每次都跟我的學生們說:「不要只是詢問你的客戶什麼時候有時間,而是要讓他們相信,和我交談可以得到有用的技能和知識。」
相信我,這種方法會在約見大忙人時增加很多勝算的,無論你要見的人是投資者、公司高管還是退休創業者。
前摩根大通高管、「CDS之母」Masters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之中。這一次,她的職務是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公司Digital Asset Holdings(DAH)的CEO。
DAH是由掉期交易所trueEX創始人兼CEO Sunil Hirani和自營交易公司DRW Trading創始人兼CEO Don Wilson共同創立的。其目標是成為金融資產交易場所,方便投資者以更低的價格成本和時間成本將傳統貨幣和比特幣進行轉換。
Masters認為DAH的業務和自由論者完全摒棄大銀行和大政府的基調並不一致。
自由論者希望一個沒有大銀行和政府的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但是和我們的商業模式完全沒有關聯。我們無法想像世界沒有政府和銀行的參與。
有些人認為世界需要做出改變,我們認為所謂的改變是新技術帶來的變革。如今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時代機遇之中。
Masters承認在進入新領域之前曾經和美聯儲、英國央行和紐約金融服務部進行過溝通,不過監管機構對其並不看好。
作為摩根大通商品業務主管,Masters是使用信貸衍生品的先驅,她在摩根大通的成功來自於上世紀90年代她對這些產品將徹底改變銀行業的認識。
Cryptocurrency是電子貨幣的一種新形式,這是一種分散的、運行在分佈式計算機網絡上的一種新手段。暗碼技術通常被用來確保網絡安全和個人資金的安全,而開源代碼則為這種分享代碼的協議提供了便利,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Bitco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