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聯儲主席Eric Rosengren周一表示,在出現“更強證據”顯示物價上升之前,美聯儲不應該上調短期利率。
“貨幣政策制定者應當對退出寬松保持耐心,直到明確我們正在走向實現2%通脹和最大可持續就業的雙重目標。”Rosengren在華盛頓與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演講時表示。
盡管Rosengren並沒有說他預計美聯儲會加息,但他警告稱,能源與商品價格下滑,工資上升緩慢,而且美元強勢,都會讓通脹上升到2%的目標水平面臨困難。他表示,通脹實際水平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遠低於目標水平”。
這是Rosengren在上一次美聯儲在10月底舉行的FOMC會議後首次發表的公開講話。他是美聯儲最堅定不移支持采取激進措施刺激經濟的官員之一,目前在FOMC並沒有投票權。
在10月底的FOMC會議後,美聯儲決定終止QE購債計劃,但仍重申將短期利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多數美聯儲官員預期將在2015年加息。許多關鍵官員預測,這一時點可能會是明年中期,市場也普遍這麽預期。
但美國持續不散的低通脹讓這一前景變得複雜。明尼阿波利斯聯儲主席Narayana Kocherlakota表示,他投票反對了美聯儲結束QE的決定,因為通脹持續低於2%的目標水平。
美聯儲通常看的通脹指標是PCE(個人消費者支出),該指數9月同比僅增1.4%,延續了長期以來的物價疲軟態勢,與許多發達經濟體的癥狀相似。美聯儲官員一直預測,物價壓力會上升,它們也表示,通脹預期相對穩定也讓他們更相信經濟與就業增長的同時,通脹會回到美聯儲想看到的水平。
對此,Rosengren表示,重要的是美聯儲維持高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直到實際物價壓力開始上升。
“無法實現明確的通脹目標將會損害央行可信度。”Rosengren表示,通脹疲軟意味著央行的短期利率必需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這讓美聯儲在經濟遇到新問題的時候幾乎沒有進一步刺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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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中國持續上升的杠桿率水平一直是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關註的焦點。對於如何降低杠桿率,很多學者的建議是收緊貨幣供應並保持高利率。然而,這種政策的效果卻似乎事與願違:中國債務占 GDP 的比例自 2012 年以來以每年 8~13 個百分點的速度加速上升,而過去 10 年來平均每年的升幅僅為 4 個百分點。這些醫生的“藥方”哪里出了問題?
中金梁紅認為,中國的高杠桿率問題(或投資效率低下問題)的關鍵在於金融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後,尤其是股票市場:由於中國儲蓄率高企卻缺乏有效的股權融資渠道,當經濟下行時,企業依靠自身盈利補充資本金的能力下降,因此債權融資在整個融資中的比重必然上升。
此外,政府儲蓄上升是近年來中國杠桿率問題惡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占 GDP 的比例自 2009年以來基本保持不變,而企業部門債務則大幅上升。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 4 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其資金來源似乎主要是企業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和銀行),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來自於政府的財政支出。雖然這種巨額政策性貸款成功地挽救了處於危機邊緣的中國經濟,但同時也給中國企業部門帶來了沈重的債務負擔,並給銀行造成了潛在的不良貸款風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政府機構儲蓄在快速增加,但同時企業部門卻被迫去杠桿。如果用債務減去銀行存款來衡量凈負債,過去幾年來政府部門日益成為凈儲蓄者,而企業部門則在債務泥潭中愈陷愈深。毫不奇怪,在國內股權融資市場處於半關閉狀態而政府儲蓄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近幾年來從緊的貨幣環境造成了中國內需疲弱、企業投資不振、價格下跌、勞動力市場顯現疲態但債務與 GDP 之比卻不斷上升等一系列問題。
因此,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根本原因,以便重新設計一攬子政策來緩解而不是加劇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深層次問題。中金梁紅認為,只有在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改革措施才能緩解杠桿率上升過快的問題,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和效率提升:1)改革國內股票市場;2)改革預算編制過程,減少中央政府持有的閑臵現金規模和各政府機構的“小金庫”規模;3)將部分政府或公共儲蓄投向比銀行存款回報率更高的其他資產;4)將隱性政府負債認定為顯性政府債務;5)直接向有需要的公共投資項目或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部門註入股權資本金;以及 6)調整貨幣政策立場以減輕企業部門的償債負擔。
近幾年來,中國持續上升的杠桿率水平一直是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關註的焦點。對於如何降低杠桿率,很多學者的建議是收緊貨幣供應並保持高利率。然而,這種政策的效果似乎事與願違:中國債務占 GDP 的比例自 2012 年以來以每年 8~13 個百分點的速度加速上升,而過去 10 年來平均每年的升幅僅為 4 個百分點。這一現象卻與中金梁紅在此前報告中的結論相符,即過去三十年來,中國杠桿率的增速與經濟增速是負相關的。這些醫生的“藥方”哪里出了問題?
中金梁紅認為,中國的高杠桿率問題(或投資效率低下問題)的關鍵在於金融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後,尤其是股票市場。道理很簡單,由於中國儲蓄率高企卻缺乏有效的股權融資渠道,當經濟下行時,企業依靠自身盈利補充資本金的能力下降,因此債權融資在整個融資中的比重必然上升。不對金融領域進行有效的結構性改革而僅靠收緊貨幣政策來降杠桿,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
除了缺乏有效的股權融資渠道外,持續上升的政府部門儲蓄——中國資產負債表中的一朵奇葩——亦有助於解釋為何緊貨幣反而會推升杠桿率。中金梁紅近期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政府部門(廣義上包括各類事業單位但不包括國有企業)持有巨額銀行存款,其與 GDP之比高達 30%以上,而若將外匯儲備考慮在內,這個比例則超過 70%。不僅如此,這些政府部門的銀行存款仍以每年接近 20%的速度增長,遠高於名義 GDP 增速或居民和企業存款的增速。與此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與 GDP 之比卻基本保持不變,2009 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對政府的負債率毫無影響(圖表 1)。
個中緣由何在?圖表 1 顯示,中國企業部門杠桿率 2009 年急劇攀升,居民部門杠桿率 2009 年以後亦開始上升。換句話說,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 4 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其資金來源似乎主要是企業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和銀行),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來自於政府的財政支出。2009 年,美國、英國、日本等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政府赤字占 GDP比例大幅上升至 10 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國的財政赤字卻不到 GDP 的 3%,可是銀行貸款占 GDP 的比例卻跳升 21 個百分點。這就是說,以銀行政策性貸款形式進行的準財政支出是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刺激經濟的主要政策手段。雖然這種大規模的政策性貸款成功挽救了處於危機邊緣的中國經濟,但也給中國企業部門帶來了沈重的債務負擔,並給銀行造成了潛在的不良貸款風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政府機構的儲蓄快速增加,但企業部門卻被迫去杠桿。如果用債務減去銀行存款來衡量凈負債,過去幾年來政府部門日益成為凈儲蓄者,而企業部門則在債務泥潭中愈陷愈深(圖表 2)。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毫不奇怪,在國內股權融資市場處於半關閉狀態而政府儲蓄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近幾年來從緊的貨幣環境造成了中國內需疲弱、企業投資不振、價格下跌、勞動力市場顯現疲態但債務與 GDP 之比卻不斷上升等一系列問題。
因此,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根本原因,以便重新設計一攬子政策來緩解而不是加劇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深層次問題。中金梁紅認為,只有在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改革措施才能緩解杠桿率上升過快的問題,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和效率提升:
► 改革國內股票市場:1)培養和引進長期機構投資者,如“滬港通”和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的推出;2)在首次公開發行和後續融資中實行備案制,發揮市場配臵資源的作用;以及 3)加大對市場違規行為的監管和處罰力度。
► 改革預算編制過程:減少中央政府持有的閑臵現金規模和各政府機關團體的“小金庫”規模。尤其要對實際上從事商業經營的事業單位進行改革,這對降低公共部門低效率的“儲蓄過剩”具有重要意義。
► 將部分政府或公共儲蓄投向比銀行存款回報率更高的其他資產:在公共部門 18 萬億元的銀行存款之中,約有 3~4萬億元是地方政府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這些基金目前只允許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還有 2 萬億元是住房公積金(作為對比,目前總的按揭貸款余額僅為 11 萬億元)。改善這些資金的資產配臵不僅可以取得更高的回報,也有利於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
► 將隱性政府負債認定為顯性政府債務,這種重新歸類不僅可以降低利率和延長債務期限,也會緩解市場對銀行不良貸款的擔憂,並且使銀行有健康的資產負債表來為實體經濟提供正常的信貸服務。據媒體報道,財政部於近期下發了《地方政府性存量債務清理處臵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規定被納入審計署口徑的地方政府負債(接近 10 萬億元)將被認定為政府債務。中金梁紅認為,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將有助於顯著降低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圖表 3)。
► 直接向重要的基礎建設項目或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部門註入股權資本金,類似於十年前的銀行註資計劃。
► 調整貨幣政策立場以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其潛在增長率水平,從而令實體經濟免受通脹或通縮的不利影響。由於國內外通脹壓力已顯著回落,中國央行具備降息空間,這將減輕企業部門的償債負擔。中金梁紅註意到,上述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積極的進展,中金梁紅期待政府推出更多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只有解決了這些導致中國杠桿率上升的根源問題,債務占 GDP 比率才會開始趨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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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首席策略師洪灝認為,暫免征收資本利得稅和取消人民幣兌換限額將助力滬港通成功登臺首秀,僅免稅的利好消息就可使市場潛在估值上升10% 。
上周五滬港兩地收盤後,中國官方宣布,滬港通三年內對境內外投資者免征資本利得稅,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也獲得同等待遇。海外交易時段,香港的美國存托股(ADRs)、恒生股指期貨和追蹤中國的ETF穩固上漲。其中,摩根士丹利A股指數ETF(CAF.US)大漲近4%。
洪灝指出,僅免稅的利好消息就可使市場潛在估值上升10% ,CAF大漲也就不讓人感到意外了。在免稅消息公布之前,恒生指數和上證綜指就分別收在了24000點和2450點這兩大關鍵阻力位之上了。
板塊方面,洪灝推薦:A股買消費、金融和交運板塊,H股買軟件板塊,以及A和H股的醫藥和汽車板塊。推薦理由如下:
我們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地市場將會出現強勁的跨境資金雙向流動,我們偏好最有可能吸引資金流入的,同時回報率對資金流敏感的板塊。
據此,我們推薦A股消費、金融和運輸業、H股信息軟件業,我們在A股和港股里同時偏好醫療和汽車業。此外,我們相信滬股和港股投資者都將追捧本身缺乏的板塊。
簡而言之,A/H股價分化、稀缺以及藍籌是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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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華爾街見聞專欄作家洪灝,文章授權華爾街見聞發布
“自由一旦開始生根,就會迅速成長。” – 喬治∙華盛頓
免稅政策和取消人民幣每日兌換上限有助滬港通順利啟動:上周五盤後,中國宣布滬港通投資者將連續三年豁免資本增值稅,QFII和RQFII投資者也享有此優惠。此舉其實是讓投資中國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未來三年免稅。許多人關註周一滬港通啟動後的市場走勢。上周五,海外市場的港股美國ADR、恒指夜期和中國ETF均顯著上升,其中A股ETF(CAF.US)飆升近4%。由於滬股和港股由於收市之後仍沒有機會反映免稅的利好消息,我們相信周一開盤後將會有機會反映這個利好。而我們認為這個消息本身就能夠為市場帶來10%的估值重估。難怪CAF的表現如此強勁。在市場反映免稅的利好消息之前,上周五恒生指數和上證綜合指數分別收高於24,000點和2,450點的主要阻力位。
推薦板塊:A股的消費、金融和運輸業;H股的信息軟件業;A股和H股都可選醫療和汽車業:由於我們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地市場將會出現強勁的跨境資金雙向流動,我們偏好最有可能吸引資金流入的,同時回報率對資金流敏感的板塊。根據這個邏輯,我們推薦A股消費、金融和運輸業、H股信息軟件業,我們在A股和港股里同時偏好醫療和汽車業。此外,我們相信滬股和港股投資者都將追捧本身缺乏的板塊。簡單來說,投資者應關註估值差距、希缺性和藍籌股的投資概念。
滬港通是邁向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步。在80年代,南韓曾經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韓國市場規模小、流動性差而且被若幹大戶所操控。1984年11月11日,南韓財政部準許財務狀況健康的企業於國際市場發行可轉換債劵和預托證劵ADR,此舉被視為至今為止韓國市場開放最重要的一步。這項政策,加上1984年於紐約證交所上市的韓國基金,為南韓引入外國資本。消息公布後僅數日,韓國證交所交易額和股指雙雙暴漲。到1986年初,在“三低”(低韓元匯率、低國際利率和低油價)的共同作用下,韓國市場指數在四個月內翻番。韓國的股票市場終於走出谷底,直至80年代後期再陷入長達十年的牛皮市。
在最近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中,這些因素,如低利率低油價等都似曾相識。無論是滬港通、B股轉H股、RQFII和額度不斷加大的QF額度,抑或可轉換債劵發行,似乎都在借鑒其他國家之前資本市場改革的成功的要素。RQFII的規模在不足三年內由100億元增加到近3,000億元,特別是在2014年里不到12個月額度就翻了一番。盡管滬港通的額度最初會對其成功的範圍有所限制,但當滬港通成功之後,其額度也應該會上調。
連同最近大家都談到的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滬港通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為國際貨幣系統的核心。然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使境外美元的供應量大幅增加,形成美元在岸/離岸流動的循環。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於70年代的崩潰影響了市場對美元的信心,石油美元體系最終奠定了美元作為國際貿易定價和清算貨幣的地位。同時,美國依然維持其在科技領域里的領先地位。另一方面,日元國際化的最終夭折更多是因為日本未能持續地在亞洲地區行業發展的產業鏈里維持其主導地位。當然,日本無法僅憑日元貸款擴充海外日元的供應也是主要因素之一。這些其他國家主要貨幣的國際化之路,對於累積了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可以讓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作為它山之石。
焦點圖表1:關註A股的消費品、金融及運輸;H股的軟件;A及港股都關註醫療保健及汽車
焦點圖表2:關註A股的消費品、金融及運輸;H股的軟件;A及港股都關註醫療保健及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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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十條”點評:欲降融資成本 緣何利率全面上升 作者:姜超 顧瀟嘯
有一種降息政策,出來之後利率就上去了 前晚出了“融十條”,洋洋灑灑數千字,目標的核心是降低融資成本,小夥伴們群情激昂,在群里討論了一晚上,我們也熬夜加班寫報告,結果吵來吵去、想來想去也不知道到底新政策出來之後利率是升還是降?
結果第二天就傻眼了,國債期貨暴跌,市場利率全面上升,資金緊張導致銀行間市場交易被迫延遲!第一天發文降低融資成本,第二天就錢荒,實在太令人無語了!
最新11月的PMI數據還在往下走,通脹也馬上要“0”字打頭了,房價也在全面下跌,經濟的下行風險不可忽視。而究其根源,在於作為潤滑劑的金融體系失靈,10月的全社會融資總量只有6000億出頭,都夠不上以往的零頭,如果大家都沒錢了,經濟靠什麽來轉起來呢? 為啥融資這麽少呢?有人說是銀行不幹活,不想放貸款。因此融十條的核心是增加融資的供給能力。包括引入更有效率的民營銀行、互聯網銀行,以及放開直接融資的股權、債權融資市場,引入海外廉價資金。 而銀行的兄弟們哭訴說不是不幹活,是因為貸存比超標了沒錢放,所以“融十條”給銀行開出的一劑猛藥是增加信貸供給,不是貸存比不夠嗎,那我給你增加存款,把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同業負債都算作存款,給你10萬億,把貸存比降低5%,等於一下子至少多出來5萬億的信貸額度,總歸不缺錢了吧?
那麽為啥突然會出現錢緊呢?金融市場不是算算術、過家家,拍腦袋想出來的政策就管用,市場參與者的結構和行為對政策結果有著重要影響。 如果要把同業負債算作一般性存款,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需要補繳準備金。過去同業負債不用繳準,而一般性存款需要繳納20%左右的法定準備金。這意味著銀行需要補繳2萬億左右的準備金。
有人會說繳準沒事啊,央行可以降準啊,每次降0.5%,降個3、4次不就完全對沖了嗎?
那麽問題來了?真能完全對沖嗎?這兩筆錢的分布完全不一樣。同業存款的分布極不均衡,多的銀行占總存款的比重高達25%,少的只有5%左右。如果一齊繳納20%的法定準備金,那麽有的銀行相當於全面加了10次準,有的銀行相當於加了兩次準,如果央行普降4次準備金,那麽前面的銀行還是慘不忍睹,因為還要再上繳6次,基本可以把目前3%左右的超額準備金交幹凈了,而後面的銀行就很爽,因為超儲率還多了1%。
所以理論上可以完全對沖的政策,實施下來面目全非,有人一夜赤貧,有人一夜暴富,自然會有人漫天要價了。
而且政策實施的順序也有很大講究,到底是先補繳準備金,還是先普降準備金?如果是前者,那麽利率一定是先升後降。而如果是後者還能夠好一點,但也不能完全彌補,還需要央媽一家一家定向給錢。這麽高技術含量的活央媽做得來嗎,萬一沒這麽做,那不就要先出事了嗎?所以缺乏安全感的小夥伴就開始囤錢了,一囤市場錢就少了,自然錢就緊了。
其次,增加銀行放貸能力能夠順利的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貸款利率嗎? 在新政出臺之前,主要上市銀行的貸存比平均在67%左右,意味著並沒有達到75%的上限,存在提高空間,但銀行並沒有充分使用。說明融資總量偏少並不一定源於信貸供給不足,而很有可能源於融資需求不足。
而融資需求與貸款利率有關,如果貸款平均利率一直在7%左右,小微企業還要大幅上浮,遠超7%左右的GDP增速,那麽大家幹活都是給銀行打工,白幹活幹嘛還要借錢呢?
那麽增加各類直接融資有利於降低融資成本嗎? 從長期看,確實有利於降低融資成本。經過一年的債券大牛市之後,市場上已經很難找到7%以上利率的債券了,債券利率顯著低於GDP增速,這意味著企業是有動力發債融資的。而股票只要能上市,發行費用率更是微不足道。
但是不管是股市還是債市,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人為管制,導致發行數量不足,占比微不足道,也就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貢獻不大。 從今年前10個月來看,企業債券凈發行量20600億,雖然同比增長了25%,但是僅占同期8萬多億新增貸款的25%。因此即便企業發債利率下降100bp,也只能降低總融資成本20bp。股票就更不用說了,前10月融資總量只有3300億,只占信貸融資的4%。
因此,從長期看,發展直接融資有利於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但是遠水難解近渴。而且如果希望股市債市融資大擴張,就必須實施IPO註冊制,取消企業債券發行不超過40%凈資本的監管要求,而這都對監管提出了重大考驗,舍得放權給市場嗎?
發展民營銀行、互聯網金融有利於降低融資成本! 從長期看互聯網金融的最大優勢是信息,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對稱,降低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值得大力推廣。但是短期看金融體系依然被傳統商業銀行主導,因此作用暫時有限。
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更是作用非凡! 今年以來債券利率大幅下降,而貸款利率基本不變,充分反映了流動性的價值。債券市場流動性好,債券利率很快就隨著市場利率下行重新定價。而貸款市場完全缺乏流動性,因而難以重新定價。而信貸資產證券化則是將信貸轉化為債券,便於存量信貸的重新定價,降低存量信貸的融資成本。
因此,信貸資產證券化是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的利器,毫無疑問應該大力發展,但問題是為什麽它過去發展不起來?從我05年入行開始就寫了當時試點的國開行ABS的定價報告,到去年末總共不到500億存量規模,在龐大的債市中幾乎可以忽略。
而今年以來資產證券化提速,當年發行規模接近2000億,確實讓人看到了希望,為啥今年開始提速?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供需雙方的意願變化。 首先看供給,主要是銀行,其是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提供方,過去銀行的發展以規模為主要導向,資產擴張都來不及,怎麽可能還去賣資產呢,因而不存在任何發行ABS的動力,所有試點都是做做樣子而已。
但如今隨著利率市場化,低成本的存款被高利率的銀行理財所取代,銀行貸存比超標了,所以導致銀行必須出售資產,否則不符合貸存比要求。因此我們看到甚至有銀行將利潤最豐厚的信用卡貸款也拿出來證券化了,這是在以前不可想象的。18%的基礎資產收益率,即便考慮3到5%的違約率,收益率依然驚人,何況國內的信用卡違約率要低得多。
其次看投資需求。過去在高利率的時代,大家可以輕輕松松買到8%以上的安全資產,而由於貸款利率只有7%左右,決定了ABS資產收益率只能做到6%左右,因此普遍不入債券投資者的法眼。但現今高收益時代一去不複返,6%以上的城投債幾乎成為絕唱,6%左右的ABS資產自然具有充分的吸引力。
由此可見,信貸資產證券化已經進入到供需兩旺的時代,是降低存量融資成本的利器。 但問題是“融十條”給銀行解套了,通過降低貸存比,直接降低了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意願,反正又符合要求了,幹嘛還要賣資產呢。現在高收益的資產都是稀缺的,自己拿都來不及,幹嘛要賣給別人呢? 如果銀行不賣了,光投資者想買,一個巴掌也拍不響啊! 各種創新工具PSL、SLF、MLF呢?規模也不小啊,動不動就是幾千億,上萬億,這玩意總有用了吧? 央媽承認9、10月分別通過MLF投放了5000億、2695億資金,期限三個月,利率3.5%。乍一看確實規模不小,但是這些工具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期限太短。如果換做是你當銀行行長,你手里頭的錢只能用3個月,你會拿這筆錢去放貸嗎?即便敢拿去放貸,1年以上的長期貸款你敢放嗎?
所以這些創新工具搞下來,對信貸投放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首先是銀行有錢也不敢用,錢都趴在賬上,9月末的超儲率創下2.3%的新高;其次是信貸結構短期化,基本上每個月都是靠票據融資充量,銀行拿了3個月的錢,也就只敢放3個月的貸款。而短期貸款只能補充企業流動性,對經濟增長沒啥用,道理也是一樣的,如果企業明白這筆錢只能用3個月,誰敢拿它來投資呢?
那麽,到底啥政策有效呢?其實最簡單的辦法最有效,降準、降息都很管用。 首先說降準,現在就非常有必要。 目前中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大約在20%左右,估計放到全世界也是最高的、沒有之一了,也就是銀行的每一筆存款都要放20%左右到中央銀行,這筆錢基本上沒啥利息,意味著大幅增加了銀行的資金成本,同時也降低了銀行資金的使用效率。
我們在學校里面學過,準備金率工具是大棒,問題是這麽有力的工具,咋就被整到天上去了呢?原因就在於過去外匯占款增長太快,過去我國每年新增的外匯占款都在2到3萬億,我們知道外匯占款是基礎貨幣,就是商業銀行拿著外匯找央行換的人民幣,然後這筆錢就會在經濟里面循環、不斷放大,而放大倍數就和法定準備金率的倒數有關。把法定準備金率提高到20%,意味著這筆錢頂多循環5次,創造10萬億左右的廣義貨幣,這也就是中國過去貨幣創造的常態。
但是今年出現了新常態,前9個月新增外匯占款只有不到8000億,扣掉1月份的5000億以後後面8個月累計不到3000億,而外匯占款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嚴重不足,這個時候降低法定準備金率、增加貨幣流通速度就很有必要。
和創新工具相比,降準的優勢有兩點:一是資金投放是永久性的,銀行想放多長貸款都可以,沒有心理障礙。二是可以降低銀行的資金成本,也有助於銀行降低其貸款利率。
再來說降息,是最有效的工具、沒有之一。 如果我們從銀行角度觀察,就知道貸款利率難降的核心在於銀行資金成本的上升。
過去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一般存款,其中活期存款基本不用付利息,1年定期存款利率3%左右。但現在由於利率市場化,銀行低成本的存款沒了,3季度銀行總存款出現了首次凈減少,而這部分存款變成了高利率的銀行理財。從這個角度觀察,利率市場化導致了銀行資金成本的上升,銀行自然沒有動力降低其貸款利率。再考慮到經濟下行導致壞賬率上升,銀行貸款要求更多的補償,自然更不願意降貸款利率了。
目前貸款利率已經放開,央行不應該也沒有能力幹涉貸款利率,但是完全可以在降低存款利率上下功夫,存款利率可以下調,也可以進一步降低回購利率、指導市場化的融資利率下降。
而且在經濟低迷、通縮風險加大的背景下,降低存款利率可以降低儲蓄意願、促進消費、對抗通縮,也是非常合理的貨幣政策行為。 那麽為啥中國不願意降息呢,別說降息了,連降準都不用,視降息降準為洪水猛獸,仿佛降息降準一用,改革轉型就泡湯了。 回顧歷史,資產價格泡沫曾經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教訓,房價暴漲以及依賴房地產的經濟不可持續,我們需要轉向不依賴於貨幣刺激的可持續經濟。 問題在於,過去的地產泡沫就是降息導致的嗎?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長確實很快,但是其增長快不是因為利率低,我們在過去10年有過降息也有過加息,但是貨幣增速一直很快,說明利率高低只是需求的一方面,在更大的背景下是人口紅利、購房剛需持續上升,所以不管利率高低都有充足的購房需求。而現在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即便利率下降,也沒有那麽多剛需要買房,房地產泡沫能再起來嗎?如果地產泡沫靠降息就能推起來,為啥美國、日本、歐洲利率都降到零了,地產市場都沒啥大反應呢?
而如果因為擔心刺激地產泡沫而不降息,可能導致經濟整體的利率水平偏高,導致轉型行業和地產一起被渴死了,那是不是也是得不償失呢? 而縱觀全球央行以及中國歷史,利率政策都是央行所有工具的核心。不管加息也好、降息也好,都是央行的本職工作。而且這里頭降息的分量更重,從美聯儲成立的歷史來觀察,其誕生於經濟大衰退之後,天生就是以降低利率熨平經濟波動為使命的。而且次貸危機以後,美國把利率降到零了,QE也用了,經濟不也一樣成功轉型複蘇了嗎?
希望貨幣政策能夠回歸本位,減少所謂的創新。目前各類創新工具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透明,導致市場天天疑神疑鬼。而且不公平,為啥定向給他不給我,標準是啥?憑啥你認定他就是轉型銀行,大家不都一樣是放貸的嗎?這種心態下的貨幣政策怎麽可能有效傳導呢?(源自海通宏觀研究) |
銀行員工的薪酬水平是金融業盈利情況的直接顯現。 (CFP/圖)
“截至三季度末,不良貸款率為1.16%,較上季末上升0.09個百分點,創四年新高。”2014年11月15日,銀監會披露了一組重要數據,其中,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達7669億元,連續十二個季度上升。
與不良貸款的上升同時發生的,是銀行業員工薪酬體系的悄悄調整,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不少地方銀行的基層員工的薪酬水平較往年相比有明顯下降。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說,他以“皮”與“毛”的關系來解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依附關系,而銀行員工的薪資待遇則是金融業盈利情況的直接顯現。
張玨是今夏入職的浦發銀行新人,重點大學金融系研究生畢業。在轉正前,她只有少量的績效,每月工資3000元左右。而建設銀行廣州市某支行一不願具名的員工,也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月入3000,我們已經沒有下降空間了。”
銀行員工的工資體系大致分為基本工資和績效獎金兩部分。
按照員工等級,每人會拿到基本數額的工資和福利;依照營銷成果,員工會拿到績效獎金,營銷越多,獎金越高。績效獎金,占收入的大頭,對於前臺部門的員工來說尤其如此。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銀行,前臺部門員工的工資可以有“萬”元級的差別。
銀行的存款、貸款項目,直接影響到客戶經理等營銷人員的待遇。同樣,貸款項目發生了問題,如逾期、壞賬,也會立刻對這部分員工的收入造成影響。不同的銀行政策不同,因為不良貸款的出現,績效獎金延後三年發放的情況也存在。
陳靜在某股份制銀行總行工作,她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目前基礎工資不變,每季度的績效獎金有一點減少,從前算在福利當中的“過節費”今年不發了。比起總行,分支行的同事減少較多。
“存款少了,貸款壞賬多了,個人考核業績就不如從前了。”她說。分支行的客戶經理,貸款要跟到底。如果貸款出現問題,客戶經理需要全力參與清收,清收的過程漫長且繁瑣,如果收不回來,直接影響績效。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分析,銀行的業績考核,首先是總行以分、支行為利潤中心,整體考核。一年的不良率高,業績壓力是落在整個分支行身上的。
在分支行內部,再根據員工的崗位、績效進行更進一步的考核和分配。換句話說,總行將分支行作為整體考核,下降到分支行內部,再自主分配。
當壞賬壓力擴散,承受其結果的往往不僅是以客戶經理為代表的前臺員工,還有可能是整體的地區分、支行。
今年5月,江蘇省建行的鋼貿類壞賬爆發,僅無錫分行就出現了80億元的鋼貿壞賬。在此期間,整體員工僅靠基本工資維持生活,有員工透露,每月2500元的工資拿了一年。
某外資銀行人力資源總經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分支行的管理者會根據每個網點的效益情況,分配克扣費用、福利津貼,也造成了基層員工的收入下降。”
此外,今年8月底,《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審議通過,也一度掀起了國有銀行高管降薪的討論熱潮。
與改革方案不同,銀行基層員工的薪資水平浮動,體現的是銀行作為企業在市場環境下的盈利變化。國有銀行高管降薪,受行政命令制約;銀行基層員工薪資,受市場影響。
上述人力資源總經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事實上,中國銀行業的高管薪資水平很高,特別是外資行,如果是總部外派至中國的高管,除高薪之外,還享受豐厚的外派補貼。兩者相加甚至高於國際水平,因此被派往中國做高管是眾人羨慕的美差,但現在的趨勢也是要向下調整。”
不良貸款上升對於銀行業的薪酬水平產生了負面影響,而南方周末記者查閱了10家上市銀行的2013半年報、2014半年報與2013三季報,結果顯示,無論是國有銀行還是股份制銀行,它們的不良資產率的變化都有著相似的節奏:
在2013年6月時,各家銀行較去年同期的不良貸款率並無明顯升高,升幅保持在0.1%以內。而在最新的2014年三季報中,10家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均在1%左右,升幅明顯。
曾剛認為,銀行不良資產率的提高,是我國經濟的宏觀大環境使然。這幾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過剩產能淘汰,導致相關產業的公司盈利能力減弱,直接影響了銀行的貸款質量。
“這是經濟周期過程中正常的風險釋放。”他說,對於銀行來說,要進一步做好對未來風險的防範準備,以提高資本充足率、加大核銷力度等方式把風險處置過去,等待實體經濟的好轉。
隨著鋼貿、煤炭、光伏等行業的虧損和調整,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也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體現著近年來整體經濟的板塊變動。
除了行業以外,在地域上,不良貸款率的變化更有鮮明的特點。
陳靜說,壞賬風險跟地理位置的分布有很大關系。最開始集中於浙江、福建地區,然後開始沿著東海岸北移,擴散至江蘇、山東等省份。目前慢慢有風險蔓延的趨勢,由東海岸向內陸發展,鄭州、武漢等城市的不良資產率也在提高。
不良資產顯現並沒有準確的時點和事件,“大約是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壞賬的量逐步擴大,感覺比較明顯是從2013年到今年。”她說。
曾剛認為,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更加敏感。例如,長三角、珠三角的信用風險暴露得比其他地區更突出。
但他同時認為,這樣的地區見到風險早,控制風險、度過風險的能力也會更強。目前,不良率的風險還沒有完全地出現拐點,未來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然而,興業銀行上海分行一位不願具名的支行行長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從2012年起,該行職工薪資確實下降了20%-30%,但下調的是基礎工資部分。下調原因有二,除了中央的限薪令以外,更重要的是銀行內部的戰略調整:“現在商業銀行的文化也是狼性文化,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到重點領域上去,獎勵該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人。薪資盤子就只有這麽大,你怎麽加大某一塊的獎勵力度呢?那就從其他地方挪出來,降低普通員工工資。
同時,他並不認為銀行的壞賬會直接影響到員工薪酬,“我們現在的利潤完全可以把壞賬給覆蓋掉。說白了,就是原來賺得很多,現在還掉一點。”
銀行自身也正逐漸從傳統的信貸業務中脫身,謀求轉型之路。例如在興業銀行,目前大宗貿易領域的貸款業務已經基本不碰了,包括“三材”(石材、木材、建材),延伸到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如鋼材。後來是石油化工、橡膠。
而在上海,傳統業務占收入比不足一半,新興業務收入達到60%以上。新興業務是指大型公共事務和大型地產項目的投入,直接、間接的融資合作等,逐漸向投資銀行的業務轉型。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玨、陳靜為化名)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康怡 年關將至,又到了交成績單的時候。今年的112家央企成績單出現了近幾年中首次的銷售下降、利潤上升局面,業內人士分析說,這一指標意味著央企的內部結構正在發生轉變,前幾年“虛胖”的央企開始“瘦身”,並且效果初現。
基本面的變化
在12月22日召開的央企和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主任張毅要顯得從容得多。2014年是張毅履新國資委主任的第一年,去年的12月,在國資委主任這一職位空缺三個多月後,張毅毫無懸念地被任命為新的國資委主任。此前,他為國資委副主任。
此次在央企和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上張毅的從容不僅是因為對工作環境的日漸熟悉,更是得益於他接手國資委後,央企的業績表現開始從谷底慢慢回升。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底,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112家中央企業實現利潤1.28萬億元,同比增長5.2%。“央企打贏了一場保增長的攻堅戰。”張毅在會議上數次脫稿對這一數據進行解讀。他表示,在過去三年經濟形勢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央企緊咬經濟效益增長目標,多管齊下控成本提效益,收獲良好效果。
據悉,在今年3月28日國資委曾經召開的主要央企負責人會議上,當時張毅提出“保5爭6”的全年利潤增長目標,這一目標是在去年央企利潤增長3.8%的基礎上提出的。
張毅在12月22日也表示,今年央企的利潤或可達到5%,如果這一目標達成,不僅實現了年初的目標,央企的利潤增幅也保持了兩年的持續回升。
需要註意的是,央企利潤的上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務數據。觀察今年央企利潤上漲的背景,是在全年經濟增速下降,同時央企銷售收入也縮減的情況下取得的。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也認為,這一指標很關鍵,反映的不僅僅是央企利潤的持續好轉,也反映了央企的基本面以及內部結構正在發生轉變。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在最近的一次策略會的演講中就提出這樣一種現象,他發現近期工業品價格、上市公司盈利狀況以及來自於鋼鐵單個代表性行業盈利狀況,都在發生改善,而且如果考慮到經濟增速和銷售收入的下降,這一改善將是極其顯著的。
高善文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意味著,在市場以及濟運行基本面的深處,正在發生一些轉折性的、影響深遠的變化。
央企也一樣,2014年前11個月,央企實現營業收入22.5萬億元,同比增長3.3%,而利潤的同比增長數據為5.2%,這是近幾年來央企的利潤增幅首次超過營收的增幅。
問題在於,經濟增速越來越低,銷售收入越來越低,為什麽企業的盈利還會回升?
高善文的解釋是,這是經濟在供應層面發生了三種方式不同的調整:一種是在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沒有能力盈利的企業通過破產、關閉等方式退出市場,直接造成供應的收縮;第二種是,在需求下降、盈利下降的背景下,企業大幅度地削減資本開支,削減固定資產投資;第三種則是企業會在技術層面、產品層面進行調整,其基本邏輯是想方設法去提高毛利產品的比重,同時去壓縮低毛利產品的比重。
在12月22日的會議上,張毅的部分講話內容也印證了這一判斷。張毅表示,2014年央企加大虧損業務清理和低效無效資產處置的力度,資源更多的向優勢區域、優勢企業和優勢項目集中;央企也加大了技術改造的力度,先進產能比重逐步提高。此外,央企在科技創新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從以往不計後果的追求市場規模、營業收入增長,轉向關註企業運營效益和利潤的增長,央企的結構調整正在發生著變化。”李錦如此評價說。
對於2015年央企的利潤目標,張毅表示經過再三斟酌,提出“力爭高於今年”的目標,同時也要警醒明年也將面臨市場需求不足的狀況,因此企業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而且產能過剩的問題依然嚴重,部分企業經營壓力仍然巨大。
此外,他還特別對近期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波動做出提醒,這或將對央企中能源、資源類的盈利大戶產生較大沖擊。“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企業憑借規模、融資優勢和整合能力做大體量、實現增長,但是同時也積聚了不少風險,伴隨著經濟增速減緩、各類隱形風險逐步顯現,特別是資金、匯率、債務等風險相互交織、集中暴露可能形成系統性風險,甚至危機企業生存。”張毅提醒說。
“瘦身”繼續
可以預見的是,2015年央企的“瘦身”行動還將繼續。
在12月22日的會上,張毅已經表態,2015年國資委將支持企業兼並重組、優勝劣汰,加大虧損企業治理力度,積極盤活存量,穩妥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對低效無效、長期虧損、不屬於國家產業政策支持發展的不良資產,要果斷進行“關停並轉”。
據悉,國資委曾在2013年8月下發文件,第一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央企處置低效無效資產。
根據接近國資委的人士透露:“按照國資委下發文件的要求,低效無效資產處置這項工作要求三年內完成,其實去年到今年很多央企都處於梳理資產、制定方案、研究方案階段,那些迫於業績壓力的央企會提前開始處置,大部分央企2015年將迎來這項工作的井噴期。”
此外,張毅還提出2015年央企將重組整合內部資源,清理不必要的參股公司和殼公司。這都將有利於央企的進一步“瘦身”行動。
李錦觀察到的是,此次會議上授權一批,下放一批,收縮一批,移交一批的新提法。“這‘四個一批’是第一次系列組合,表達國資委對於非核心競爭力將加快推進分類改革和分類重組的意圖,也是一種瘦身強體的願望表達。”
而此時,外界期待的央企“瘦身”,除了通過處置低效無效資產的方式外,更希望看到的是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經濟在經濟布局戰線上的收縮,以及混合所有制將如何推進,不過,上述話題在當天張毅的講話中並沒有直接涉及。
美國2月7日當周首申失業金人數30.4萬人,差於28.7萬人的預期。美國1月31日當周季調後續申失業金人數235.4萬人,低於240萬人的預期。
美國2月7日當周周季調後首申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28.975萬人,前值從29.275萬人修正為29.3萬人。
在數據公布前,券商TD Securities美國策略師Gennadiy Goldberg向彭博新聞社表示:”裁員的趨勢看來不會有大的變化。這將最終滲透至消費者,提振消費者信心。“
近期,美國就業市場持續回暖。美國1月新增非農就業人口超預期,平均薪資也大幅上漲,顯示美國經濟正強勁複蘇,美聯儲可能考慮在今年晚些時候加息。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美國1月新增非農就業人口為25.7萬人,高於彭博新聞社調查經濟學家平均22.8萬人的預期。12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從25.2萬人大幅上修至32.9萬人。新增非農就業人口連續12個月在20萬人以上,為1994-1995年以來最好成績。從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三個月間,美國每月平均新增非農就業人口達33.6萬人,創下1997年11月以來最好表現。
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Justin Wolfers稱:“1月新增就業增速驚人。我們等了很久的經濟複蘇終於來了!”
美聯儲在1月FOMC會議上決定繼續維持超低利率,稱委員會一致同意對加息將保持“耐心”。與此同時,美聯儲承認了就業市場的改善:
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改善,新增就業增長強勁,失業率繼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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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美林周二發布報告,展望了金融市場更長期的趨勢。
起點自然是美聯儲QE:
(自1918年以來,美國M1貨幣供應量變化情況)
接力的是各類資產:
(自1900年以來,道瓊斯指數和美國國債收益率走勢)
(自1790年以來,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走勢)
(自1915年以來,美國企業債券總回報率變化)
2014年末,紐交所股票市值達到紀錄新高的19.4萬億美元,較2009年低點的8.7萬億美元大增122%:
(紐交所股票市值變化:萬億美元)
但如果你相信歷史數據的話,當前美股牛市並沒有太大的上升空間了:
(無論是以持續時間(69個月vs均值59個月)還是以回報率(204%vs均值167%)論,當前標普500指數牛市已經“成熟”。)
美元牛市倒是在初期:
但在世界儲備貨幣美元走強的同時,不要忘記美國的GDP和所負擔的債務: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與GDP之比)
(自1952年以來,美國名義GDP和信貸市場總債務水平:萬億美元)
最後,美銀美林還描繪了勞動人口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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