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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業規模如何擴張 看世界500強給成都開“藥方”

每經記者 吳林靜

產業是城市發展的命脈，制造業是城市發展的脊梁，中國制造迎來新的時代。然而，當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制造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國際國內城市競相發展、爭先進位的態勢日益明顯。

10月27日，“2017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國際咨詢顧問團專題咨詢會議”在成都舉行。

成都市政府相關負責人坦言，雖然成都在制造業方面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優化。對此，這個由來自德州儀器、英特爾、施耐德等世界500強的企業家組成的“國際咨詢顧問團”，給成都如何發展先進制造業開出了量身定制的藥方。

更多提升效能的細節

德州儀器在全球僅有兩個晶圓凸點加工廠，一個在中國成都，一個在菲律賓。

從2003年英特爾入蓉，2010年德州儀器落地，再到2017年格羅方德布局，多個重大集成電路產業項目在成都匯聚。成都已基本形成涵蓋設計、晶圓制造、封裝測試和配套等環節完整的集成電路產業鏈，集聚了各類集成電路產業近120家。

即便在全球半導體業界，成都已成為集成電路制造商競相選擇的熱點投資地區，但德州儀器全球副總裁穆罕默德·尤納斯提出，成都建設集成電路制造業生態圈，依然有可以優化的空間。包括提升專業的集成電路制造設備維修服務能力、打造高效的集成電路制造原材料供應鏈、提供高質量的電力供應保障、確保充足的危險廢棄物處置能力和加強可持續的人力資源供應保障。

穆罕默德·尤納斯建議了一個提升效能的細節。集成電路生產工廠都是7*24連續運行，所有維修零部件在運抵工廠之前均需要完成通關流程，因此他建議，“如果能夠開通七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通關服務，將顯著提高原材料供應時效性，大大提升設備維修效率。”

成都開通的國際航線數量常被外界稱道，就在10月26日，首家從成都直飛紐約的航班從成都機場起飛，這意味著成都的國際客運航線已經達到了104條。但穆罕默德·尤納斯提到：“相較而言，直達成都的國際貨運航線卻僅有一條，這限制了物流運輸的效率。”

集成電路生產所需原材料包括矽晶片和上百種的化學品，穆罕默德·尤納斯說，這些原材料的供應商主要來自海外或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因此，他建議未來能夠增加直達成都的國際貨運航線。

加大力度數字化轉型

繼2011年成功創建“中國軟件名城”後，成都提出了打造“世界軟件名城”的目標，希望成就新的“黃金十年”。

戴爾全球副總裁周兵提出，成都有較好的IT產業基礎，建議成都高度重視數字化轉型的戰略意義。

當前，數字化轉型在中國風起雲湧，網絡購物、社交軟件都深刻地改變著數字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數字化不僅是未來科技行業的發展趨勢，也是企業提升效率、保持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周兵提出，成都利用自身優勢，圍繞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高端制造業進行布局，將有助於保持成都的長期競爭優勢。比如，由於數據量的爆發式增長，催生了對於存儲及其相關數據分析、數據安全、虛擬化等技術的極大需求，周兵建議，成都可以從戰略高度著眼於相關產品的生態系統建設，予以重點支持。

其次，成都擁有高校資源，能夠供應高素質的電子信息產業人才，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需要不只是普通的IT工程師，更需要具備數字化背景的工程師。因此，周兵建議，對於研發人才和相關研發中心的扶持，也是打造數字化轉型生態系統的重要一環。

值得註意的是，數字化轉型不限於工商業界，政府也應該是重要的參與者。周兵提出，成都可以考慮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加大力度，建設數字化政府、數字化城市。

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制造業要保持成本競爭力 不盈利無法轉型

▲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

每經記者 陳鵬麗 佛山攝影報道  每經編輯 宋思艱

佛山制造業轉型是中國制造業轉型的一個縮影，而區域經濟轉型往往需要靠區域企業來推動。作為佛山制造業的代表，美的集團（000333，SZ）的董事長方洪波今日（1月13日）下午也出席了2018中國制造論壇並發表了演講。

方洪波告訴包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在場記者，他認為2008年之前，中國制造業成功的原因和發展模式都是一樣的：依賴低成本優勢迅速從低端制造業發展起來。“模式的本質是大規模、低成本。”

在論壇上，他提出了對企業轉型的看法：轉型首先要建立新的成本優勢，然後培養建立差異化能力，最後，企業還要做商業模式創新。“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根本還是要抓住本質，沒有盈利的能力，你永遠也轉不了型。”

制造業還是要保持成本競爭力

50年前，美的在廣東佛山北滘小鎮上成立。作為佛山制造的代表，美的集團在“摸打滾爬”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佛山乃至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轉變。

方洪波1月13日出席2018中國制造論壇，並分享了他的企業轉型路徑。在方洪波看來，上世紀70年代之前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地位和比重不值一提，中國制造真正發展起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

方洪波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過去4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成功的原因和發展的模式本質都是一樣的，是依靠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成本差異，迅速地從低端制造業發展起來。“珠三角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珠三角賣到全中國，覆蓋全中國之後又賣到全世界，現在歐洲超市里面有很多珠三角生產的東西。其模式本質就是大規模、低成本。只要規模足夠大，就可以生存下來，珠三角成千上萬的制造業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過往制造業發展模式的兩個優勢不複存在，一是規模效益優勢，一是低要素成本優勢。“這兩個前提發生了變化，那麽不僅是美的面臨這樣的挑戰，所有的制造業都面臨著這樣的挑戰，這說明傳統模式已經失效。”方洪波說。

對失去人口紅利的中國制造業，方洪波也提出了應對方法，即尋找新模式以及新的持續發展能力。

“首先制造業要保持成本優勢。因為中國制造業過去就是靠成本優勢發展起來的，成本優勢也是制造業非常重要的一個競爭力。你搞制造業，沒有成本競爭力就無法生存。”方洪波如是說。

他還提出，企業建立新成本優勢的兩條可能路徑：一是將生產轉移到中國西部或者東南亞、非洲等低成本地區；二是建立效率驅動基礎上的新成本優勢，不過“效率驅動”不僅僅指機器換人、自動化或無人工廠，而是一種貫穿端到端的全價值鏈的工具和方法。

轉型前提是賺錢、產生現金流

除了保持成本競爭力外，方洪波還提出，企業轉型另兩條路徑是：建立差異化能力、進行商業模式創新。他解釋稱，企業建立差異化主要體現在產品領先的能力，這背後需要大量的積累。如果企業想實現真正的技術化差異，這更是個厚積薄發的過程。至於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則是指企業通過實現產業間的轉型升級，從低端向高端制造業轉型。

“制造業轉型不外乎這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最容易做到的，第二個和第三個方向要做到比較艱難，需要漫長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需要資本。”方洪波稱，“從我們自身的體會和角度來說，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根本還是要抓住本質，你抓不住本質，你沒有賺錢的能力、沒有盈利的能力、沒有現金流產生的能力，你永遠也轉不了型，這是我概括的一個路徑。”

“美的沒有追逐風口，也沒有緊跟互聯網+，也沒有抓各種時髦的理念，沒有花哨的口號、各種理論。我們所做的就是遵循商業的基本規律和本質，所有的轉型都是圍繞上述三個方向來開展。”方洪波補充道。

（本報實習生王帆對本文亦有貢獻）

佛山制造業出路何在？

廣東佛山的美的生活電器測試中心，技術人員在電控測試區對產品進行測試。（新華社記者 申宏/圖）

2018年1月13、14日，佛山市政府聯合《財經》雜誌主辦“2018中國制造論壇”，多位經濟學家及佛山本地企業家就佛山制造業的出路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藥方。

南方周末記者整理部分參會嘉賓的重要觀點，以饗讀者。

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

美的沒有追逐風口

中國制造真正發展起來是改革開放之後。美的的成長，就是依靠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成本差異，迅速地從低端制造業發展起來。珠三角是典型的例子。

它的模式本質上是利用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成本差異進行轉移。區位優勢就是大規模、低成本，只要規模足夠大，就能生存下來。珠三角成千上萬的制造業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2008年金融危機是轉折點。這個模式的兩個前提都發生了變化。以前通過大規模中國市場發展很快，然後向海外出口。這時管理的粗放式、商業模式靠低成本等所有弱點都會被掩蓋。但是2008年之後，中國的市場開始出現了需求下行，規模的前提沒有了，沒有地方可以增長了。

再者2008年之後各種要素成本，看得見的、隱形成本都在上升，成本已經沒有優勢。這兩個前提發生了變化，不僅是美的面臨挑戰，所有的制造業都面臨這樣的挑戰，就是傳統模式已經失效。

制造業要轉型升級。轉型升級就是要尋找新的模式，尋找新的賺錢的能力，尋找新的能夠生存下去、持續發展的能力。

我們過去是靠成本優勢起來的。如果要保持成本優勢只有兩條路徑可選，要麽是轉移到低成本地區，比如轉移到西部或者東南亞、非洲去，這是一種方法。絕大多數企業是無法轉移的，因為它受到管理能力、資本力量以及業務區域、戰略的限制，怎麽辦？

最根本的是第二種，要建立效率驅動基礎上的新的成本優勢。以前我們是靠要素的低成本，只要管理精細一點都可以做到，但是今天不行。所以要建立在效率驅動基礎上一種新的成本競爭能力。效率驅動是非常立體的、系統的概念，它是貫穿整個端到端，全價值鏈的工具和方法。

如果成本優勢不想保持了，或者要找一個更高的競爭能力，那就要建立差異化能力。首先是產品領先，能夠比競爭對手更快推出新的產品或者服務給消費者。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東西，你可以比競爭對手提前六個月，這就是產品領先的能力。產品領先能力的背後需要大量的積累。

要有真正技術意義上的差異化，更是厚積薄發，需要15年、20年漫長的積累、投入才能形成技術能力。

再比如商業模式的創新跟以前不同了，可以更快了，以更高效率把產品傳遞給用戶，給用戶帶來一些新的價值。差異化的能力無外乎這些方面。這是在現有的業務當中去轉型。

有些人說現有的業務不幹了，那就到了第三個轉型的路徑，產業間的轉型。比如以前做勞動密集型的，現在轉移到技術密集型，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或者向先進制造業去轉型。

整體上，制造業轉型不外乎這三個方向，但是第一個方向是最容易做到的，第二個方向和第三個方向，要做到比較艱難，需要漫長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需要資本。

資本來自於積累，積累來自於成本優勢，也就是現有的業務要有成本競爭力，要有賺錢的能力，才能進入第二個轉型和第三個轉型。

我們的轉型路徑沒有一個跟互聯網+有關，也沒有一個跟當今的各種風口有關。我不是否定互聯網的作用，也不是否定這些趨勢。我認為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根本還是要抓住本質。抓不住本質，沒有賺錢的能力、盈利的能力、現金流產生的能力，永遠也轉不了型。

美的轉型的實踐，首先現有產業一定要建立新的成本優勢，盈利能力非常強，以前兩三個點，現在變成十個點的凈利潤，就有現金流幹別的事，在這個基礎上進入新的市場。以前依靠中國市場，現在不僅僅是中國市場，東方不亮西方亮。

還有進行產業間的轉型，傳統的家電業務可能不足以支持我們的業務發展，我們必須要轉到新的產業上面去。

我們這麽多年的轉型實踐的核心是，美的沒有追逐風口，也沒有緊跟互聯網+,也沒有抓各種時髦的理念。我們所做的就是遵循過去兩三百年世界的商業文明發展教科書上教給我們的基本規律和商業本質。

維尚集團董事長李連柱：

工業4.0應該做大規模的個性化生產

維尚是做定制家居的。十年前中國的家居行業基本上處於停滯的狀態，產品嚴重過剩，同質化非常嚴重，另外就是價格戰。我們如何沖出重圍？

那時我們用的設備和所有家居企業的設備完全一樣，甚至我們設備的檔次、型號遠遠落後於別人。但是同樣的設備，我們幹了一件和傳統家居廠完全不同的事情：傳統家居廠是工廠生產什麽家居，消費者買什麽家居，是否合適，考驗消費者的想象能力；我們是消費者想要什麽，我們就定制什麽。

一個是B2C，一個是C2B，設備是相同的，甚至我們的設備還不如別人，但這當中軟件、信息系統起了作用。所以做定制家居的企業在過去兩年中紛紛上市。

中國的計算機真正發揮作用是因為大量的軟件出現，尤其是互聯網出現之後，網絡的瀏覽，網絡的應用，軟件在網絡上的傳播等等才起來。我們今天智能制造也好，工業4.0也好，一定要註意，賣再貴、再先進的機器人如果沒有軟件支撐，沒有信息系統來驅動，它是一個植物人，動不起來的。

另一方面，今天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忽視了一個問題，我們被很多網絡軟件、信息系統軟件、管理軟件包圍，當你把這些軟件一層一層往下剝，最後對制造業影響最大的還是工業軟件。我們這麽多年之所以很快速地發展起來，到現在成為上市公司，軟件是幫了我們大忙的。對制造來講，工業軟件是值得引起大家註意的。

講到智能制造和工業4.0，我自己是一個很強烈的個性化定制的倡導者，因為我們嘗到了甜頭，從全屋定制到今天整裝的定制，我們完全是個性化的。在工信部的“中國智能2025”整個體系當中，大規模個性化定制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向。

無論是工業2.0還是3.0，很多機器人代替了人工，批量化的生產，完全無人化生產不就可以了嗎？為什麽還要搞工業4.0，為什麽還要搞個性化的制造呢？

我認為工業4.0很大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大規模的生產完全個性化的產品。個性化的消費需求倒逼制造企業、公司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倒逼著個性化的生產，而且是大規模、高效率、低成本的生產。

我們是做板式家具，大概每天生產50萬片完全不同的板件，上百個花色品種，50萬塊板，每塊板長的完全不一樣，有些版看著一樣，但是孔的數量、位置都不同，拉槽的位置也不同，我認為工業4.0應該做這種大規模的個性化生產。

另一方面，當我們的制造達到能夠大規模生產個性化產品的時候，其實它一定會引起銷售端的變化。當企業有能力做這樣的生產的時候，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賣給顧客完全一樣的東西，這是我對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

佛山和全國各地很多制造企業還是制造商的思維多，服務的思維並不強烈。如果能夠把握住這樣一個機會，中國也好，佛山也好，我們作為制造大國或者制造強市，我們手頭握有大量的制造數據和顧客的使用數據，這些數據是我們真正的財富。這些數據如果不以一個服務商的身份去充分挖掘它的價值，就太可惜了。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研究員張燕生：

借船出海非常重要

佛山過去35年的輝煌靠的是工業。和珠三角地區其他的城市一樣，佛山市場經濟的第一桶金，從“三來一補”開始。但是佛山沒有沿著代工的路走下去。在1980年代，用“三來一補”學會為市場經濟生產後，佛山人就轉向了自主的知識產權、自主品牌、自主營銷渠道。

佛山就像產業生態體系一樣，經歷了從低端、中端、高端，像人的生長一樣，經歷了三歲、八歲、十五歲，經歷了全過程。

沒有國家的重大項目，沒有國家重大的科技支持，憑草根過去35年創造了佛山的輝煌。因此我們討論佛山案例，最重要的是佛山很中國，佛山能做到，中國其他地方就能做到。因為佛山靠的是市場，靠的是民營，靠的是草根。

從這個角度來看，佛山代表了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政府與市場。我們在研究中體會最深的是：佛山善用市場無形的手，政府有形的手，社會和諧的手，協同發力。佛山靠市場、政府、社會相互增進，創造內生性增長的動力。

在過去35年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最重要進步的是在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間從所有制結構來說，形成了民企占六成以上，外企占一成以上，民企、外企合並占七成以上的混合所有制，是市場機制發揮重要作用的經濟環境。

佛山人憑草根進入到研發強度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現在流量已經超過發達國家，需要的是存量，也就是堅持創新驅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佛山人的經濟就會從低端到高端，佛山就一定會產生高大上的現代制造和現代服務。

佛山的困境是什麽？佛山已經進入到創新驅動階段，但是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佛山的未來要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怎麽使制造業、工業加大創新投入的強度，怎麽提高創新產出，發明專利申請增長的效率，這對佛山未來的轉型很重要。

就粵港澳大灣區來說，香港有廣東所沒有的四所世界一流大學，也就是邁進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學。廣東仍然是工業經濟時代的大學，佛山人要想走向專業經濟創新，就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用好香港世界一流大學的資源。借船出海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有佛山人最需要的現代服務業，有全球貿易世界級優勢等。怎麽用好香港世界級工業服務和生產性服務，也包括現代服務，對於佛山人的轉型升級也至關重要的。

香港經濟自由度全球第一，有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環境，也有更加自由、開放的投資環境。佛山制造業、工業、草根要想走向世界，走向高端，就要向全球引智，用好香港：用好香港的現代服務，用好香港一流大學，用好香港的國際化、法制化、規範化，“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皆可為”。

佛山草根企業的轉型比登天都難，缺技術、缺人才、缺資金、缺品牌、缺渠道、缺轉型升級的經驗和能力。佛山的企業轉型相當於當年從遊擊隊到正規軍脫胎換骨的轉型。

因此佛山人會面臨著要實現轉型應該怎麽辦。我個人認為佛山要建立起一個跨境的創新體系，用好全國、全球的創新人才、創新資源、創新要素。比如香港科技園為知識產權轉化裝置投了40億港元，佛山人靠自己不起，就可以用好香港科技園知識產權轉化裝置。

粵港澳大灣區提出的目標是對標舊金山，推動科技創新，對標紐約灣區，對標東京灣區，對於佛山來說怎麽定位也至關重要。

佛山模式面臨著從“養孩子”到“領孩子”的轉變，發展內生性增長因素。佛山把德國大眾引入佛山，讓民營企業可以就近觀察德國全球跨國公司如何管理、如何配套、如何創新、如何銷售。下一步我們希望國家在科技創新有一些大的裝置、大的項目、大的攻關領域落戶佛山，幫助佛山企業轉型。

佛山還要改善營商環境，從目前全球78位提高到像日本32位，提高到像香港第5位，提高到像新加坡、新西蘭第1位。有好的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市場環境，未來30年，佛山會展現新30年的輝煌。

五大行業是助推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功臣”，貿易戰中也將“受傷”

4月9日，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報告顯示，在2000年至2016年期間，機械、電器、電子通訊設備、汽車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五個制造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整體上升；但增長趨勢主要集中2008年金融危機前，危機後的部分行業排名甚至出現下降。而根據第一財經研究院的研究，包括上述行業以及化工等在內，可能將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影響。

中國高新技術的競爭力，在本次發布的報告中得以被量化呈現。作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ULC）競爭力排名有明顯提升。但以2000年至2016年為觀察窗口，增長主要集中在2008年危機前；而在2008年至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

對此，第一財經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認為指出，制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這背後，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制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制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也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

“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制造業部門中的表現。”報告稱。

報告還強調，中國對這一趨勢應高度關註，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而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在報告發布會現場，中美貿易戰依然是熱議的話題。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林純潔介紹，根據第一財經研究院的測算，在中美均加征25%的情形下，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機械、電器、電子通訊、汽車、交通設備和化工等行業的競爭力將受到影響；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食品飲料加工、汽車、化工、橡膠和其他交通設備行業的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在發布會的研討中，也有嘉賓觀點指出，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沖擊、挑戰和重構。中國積極推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面臨挑戰。

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推出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這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

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於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並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中國制造業排名上升而優勢收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絕對排名上升明顯，但競爭力優勢卻相對下滑——這是在量化分析單位勞動力成本的“顯微鏡”下，看到的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現狀。4月9日，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變化，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的格局。

報告顯示，在2000年至2016年十年間，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第8位上升到了第4位，但其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導致這一變化的主因。

競爭力是可以被量化的。在《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中，競爭力被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這意味著，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若將成本分為資本和勞動力來區別來看，相對於全球，資本更為透明、趨同；但勞動力成本更難被度量，且對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重要。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研究院、CIP/ChinaKLEMS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其核心是通過單位勞動力成本（ULC），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來呈現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軌跡。

而為了全面反映國際競爭力的變化，報告還考慮了本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對實際增加值做“生產成本法購買力平價（PPP）”的調整。單位勞動力成本越低，代表一個經濟體或一個產業越具競爭力。

經過PPP調整後，從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上看，中國出現了令人關註的變化。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的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這一對比顯示，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

事實上，中國過往的經濟增長模式，與這種變化正相互呼應。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

但在金融危機後，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長速度卻從危機前的11%，攀升到了危機後的13.1%，增長速度已經是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

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正是導致中國制造業相對優勢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報告考察的19個經濟體中，中國和美國是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兩個經濟體。但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快於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為1.5%、0.4%；危機後，中美這一指標則分別上升到1.7%、0.5%。值得註意的是，同期的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卻從危機前的1.5%下降到了-2.5%。比如全球制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

“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疑，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報告對此提出，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初見成效，但也任重道遠。未來，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還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於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並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中國權重”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舉足輕重

隨著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越來越受到全球矚目。

第一財經研究院在2018年博鰲論壇期間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

這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

報告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資本和勞動力），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

報告通過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

報告顯示，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一財研究院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

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

估算“中國權重”2000-2016

2000-2008

2008-2016

全球

(%.)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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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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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權重

占比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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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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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權重”

(%)

中國權重

占比

實際增加值（GDP）

2.7

1.1

1.6

59%

3.3

1.3

2.0

61%

勞動就業數量

1.6

-0.4

2.0

125%

0.5

0.9

-0.4

-80%

勞動生產率

1.0

1.5

-0.4

-40%

2.9

0.4

2.5

86%

勞動報酬總額

4.4

3.3

1.1

25%

2.3

-0.4

2.7

117%

平均勞動成本

2.8

3.7

-1.1

-39%

1.8

-1.4

3.2

178%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

1.7

2.2

-0.5

-29%

-1.0

-1.7

0.6

-60%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研究院、CIP/ChinaKLEMS

若以金融危機前後來區分“中國權重”，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後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2.3%和1.8%。

而在“中國權重”的影響方面，報告稱，“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

從制造業的細分行業影響力來看， 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 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此外，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主要經濟體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水平（美元）及分時期年複合增長率（%）

（勞動生產率以2010年美元計算，按照2016年水平排序）

2000

2008

2016

2000-08

2008-16

2000-16

美國

108,942

136,430

165,823

2.9

2.5

2.7

德國

124,618

125,902

136,660

0.1

1.0

0.6

日本

83,316

113,435

123,439

3.9

1.1

2.5

法國

76,543

93,033

109,681

2.5

2.1

2.3

西班牙

38,315

68,712

108,884

7.6

5.9

6.7

英國

95,991

92,084

108,545

-0.5

2.1

0.8

韓國

57,562

92,660

102,775

6.1

1.3

3.7

澳大利亞

75,850

96,626

89,634

3.1

-0.9

1.0

意大利

70,977

73,544

79,600

0.4

1.0

0.7

土耳其

34,964

45,224

60,138

3.3

3.6

3.4

墨西哥

43,413

54,558

59,449

2.9

1.1

2.0

中國臺灣

28,747

42,337

57,556

5.0

3.9

4.4

巴西

59,456

56,687

47,439

-0.6

-2.2

-1.4

南非

17,905

23,917

29,278

3.7

2.6

3.1

馬來西亞

12,744

17,850

24,871

4.3

4.2

4.3

中國

5,550

11,090

23,505

9.0

9.8

9.4

俄羅斯

12,862

19,321

22,831

5.2

2.1

3.7

印度尼西亞

9,332

12,663

14,333

3.9

1.6

2.7

印度

2,411

4,087

5,210

6.8

3.1

4.9

全球平均*

27,013

29,258

36,690

1.0

2.9

1.9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研究院、CIP/ChinaKLEMS

對此，一財研究院也提出了相關建議，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報告稱，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地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疑，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推出該報告的第一財經研究院/智庫是第一財經旗下的非營利獨立智庫研究機構，其宗旨為“致力改善經濟政策”，出品年度旗艦報告、全球與中國宏觀/市場分析（季報、月報、周報），以及指數和排名等系列產品。智庫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基於事實和數據的獨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創新的可實施政策方案和建議，以提高中國經濟政策的質量和透明度，並推動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中國如何引領全球制造業競爭力變遷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執行綱要

對於一個產業和一個經濟體而言，“競爭力”是極其重要且廣被提及的概念。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競爭力”往往被人們籠統以“強”、“弱”或“大”、“小”來形容。第一財經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項目的目標就是將“競爭力”量化，提供可追蹤的時間序列數據，並在其基礎上展開分析，進而提供決策建議。

我們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如果將成本區分為資本和勞動力，相對於全球資本更為透明、趨同，勞動力成本更難被度量且對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重要。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即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為了全面反映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我們還考慮了本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對實際增加值做“生產成本法購買力平價（PPP）”的調整。單位勞動力成本越低，代表一個經濟體或一個產業越具競爭力。

第一財經研究院即將推出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的競爭力變化，深入分析勞動力成本、技術和制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全面評估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報告覆蓋了2000至2016年的時間序列，並以2008年為界，劃分為危機前和危機後兩個階段。

我們的主要結論如下：

1.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制造業強勢崛起

從2000年到2016年，全球制造業格局出現了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快速下降，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份額快速上升。其中中國同美國、德國、日本的對比，最能說明全球制造業自本世紀以來地區間的轉移趨勢，反映了世界制造業版圖的巨變。

第二個變化來自於制造業內部，與最終消費品密切相關的制造業行業的份額下降，中間材料和投資品（含耐用消費品）制造業部門的份額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電子和通信設備業，其次是化學工業，其後是汽車、電器以及機械制造業。正是這些制造業部門承載著本世紀以來日新月異的“新技術”和“新經濟”。

競爭力是主導這些變化的主因，既包括競爭力的絕對水平，也包括其變化趨勢。我們給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制造業競爭力排名的數據結果（表1）。

根據我們的計算，截至2016年，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依然存在，2016年全球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最具競爭力）的五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度、中國和墨西哥，這也是在過去16年間制造業快速發展的國家。但從趨勢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正在減弱。美國、德國和日本單位勞動力成本在2000年~2016年年均升幅分別只有0.5%、1.7%和-4.9%，而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升幅為1.6%、4%和5%。在這16年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最快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中國臺灣和西班牙，上升最快的是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2.“技術升級”重塑全球制造業，“人口紅利”推動中國制造業崛起

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個制造業行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和汽車制造業）中的四個，都和正在迅速發展中的“新技術”和“新經濟”有關。作為“技術升級”代表的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在2016年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制造業，而在2000年其還不是主要的制造業部門。高技術行業由於存在明顯的規模優勢，也反映出高行業集中度的特點，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排名前五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出占據整個市場份額的84.5%，是制造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表2）。

沒有什麽比金融危機前的中國制造業更能說明“人口紅利”對於制造業的貢獻了。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後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2.3%和1.8%（表3）。

3.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圖1）。

“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這個過程在不斷通過正反饋推動中國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深化了全球制造業部門之間及主要生產國/經濟體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生產供應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制造業。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表4、圖2）。

4.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相對優勢下滑，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從經過PPP調整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上看，中國從2000年~2016年出現了令人關註的變化。雖然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反映為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其中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國和美國是我們所考察的19個經濟體中兩個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經濟體，而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國更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從危機前的1.5%和0.4%，分別上升到了危機後的1.7%和0.5%。同期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從危機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表5）。

這種變化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危機後當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速卻從危機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機後的13.1%，為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表6）。

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背後有著多重因素：從需求方面來看，以高投資維持增長的經濟模式不斷推高經濟的杠桿率，也推高了勞動成本；從供給方面來看，人口政策過早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年齡結構老化，造成了勞動力短缺；從制度方面來看，危機後全面落實的旨在改善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的新《勞動法》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5.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排名上升，但危機前後表現逆轉

我們將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這五個行業視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

從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雖然從2000年~2016年中國的排名整體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來自於危機前的階段。2000年~2008年，5個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排名均出現了明顯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議

在對危機前後全球和中國制造業的增長、就業和勞動力成本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尤其是在“中國權重”影響全球制造業的大背景下，我們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遺，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第二，中國制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制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制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而且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這些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制造業部門中的表現。

中國應對此高度關註，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從這一點看，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沖擊、挑戰和重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在西方經濟體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難。如何定位政府補貼？如何定義市場競爭？全球貿易爭端的上升會迫使中國深度思考市場和政府的關系。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技術正在席卷而來，《中國制造2025》旨在抓住這次技術浪潮實現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升級。由於人口優勢所對應的數據優勢，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通過需求驅動，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唯一可以和美國競爭的經濟體。智能生產和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全球制造業。而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核心也是針對《中國制造業202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的結合來重塑中國制造業，將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關鍵。

（楊燕青系本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林純潔系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

湘江首富變遷史：制造業富豪從未敗給資本玩家

編者按：

後金融危機時代，10年A股版圖變遷，與股市聯系愈加緊密的財富起落，直接牽動著首富桂冠更叠。

其間，從傳統制造業占據富豪榜，到房地產和金融領域新貴取而代之，再到新興制造、科技互聯網富豪強勢崛起，伴隨的還有一眾資本玩家粉墨登場又多數黯然離場，財富故事的草蛇灰線下，伏脈的既是一幅中國資本市場和公司治理的發展史，也是一段制造業轉型升級與產業結構進化史。只是，不同地域又往往呈現出稍許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規律和特征。比如，在湖南，首富就從未出自金融或是房地產行業，而始終把持在制造業軍團手里。

是為《A股新版圖之首富變遷》系列策劃的開篇。

2003年，47歲的梁穩根帶著他一手創立的三一重工在A股上市；2006年，他擠掉忌憚上市的遠大空調張躍，成為湖南首富，並把持這一寶座9年之久，甚至一度登頂中國首富。

三一重工剛上市的那一年，比梁穩根小14歲的流水線女工周群飛，在深圳創立了藍思科技。12年後，長著典型湘妹子面孔的她以執掌創業板市值第二的驕傲姿態取代梁穩根，成為湖南新首富，暨中國新女首富。

2011年，代表新興制造業的藍思科技總部遷址回湖南瀏陽；兩年後，代表傳統制造業的三一重工“恨別長沙”，遷址北京。

造富的熱土，除了湘江的紅土地，還有資本市場的財富土壤。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梁穩根將三一的總部從湖南漣源搬到省會長沙時，聲名仍不為世人熟知。彼時，堅持“不上市”的長沙遠大空調張躍，已經穩坐湖南首富位置數年。

資本市場草莽雲集，其中湘人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玩金融資本起家的湖南富豪——湧金系魏東、鴻儀系鄢彩宏、成功系劉虹等一幹梟雄，彼時正風生水起，人稱“資本湘軍”，遊走於善與惡、罪與罰的邊緣。

財富潮起潮落，十幾年來，新富輩出。201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中，湖南上榜六位富豪，分別是藍思科技董事長周群飛、三一集團掌門梁穩根、愛爾眼科董事長陳邦、爾康制藥帥放文、遠大集團胡凱軍以及新華聯傅軍，清一色是制造業軍團。時代變遷下的湘江新老富豪們，匠人之氣長，而草莽之氣消。

從50後到70後，從傳統制造到新興制造

2005年，監管層出臺了解決國有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性流通問題的重大政策——股權分置改革。第一個揭榜的，卻是一家上市僅兩年的民營企業——三一重工。

這一年，三一重工大股東以不惜成本的對價，換取了“全流通第一股”的名頭和示範效應。梁穩根因此被選為“2004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梁穩根是借助資本市場實現財富“裂變”的典型受益者，也是首個由A股制造出來的中國首富。

2003年7月，三一重工登陸A股市場，上市前總股本1.8億股，凈資產4.7億元。按15.56元的發行價計，當時總市值37億元。上市後至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前，總市值則約40億元。

股權分置改革之後，上市公司股權實現了全流通，估值全面提升，A股市場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大牛市。

三一重工股價也像坐了火箭，僅兩年時間，即從5元左右上漲到2007年70元的高點。

這並不是終點。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早於半年前見頂的A股牛市，稍作反彈之後跌入漫漫熊市。三一重工卻受益於危機下的“4萬億”經濟刺激。隨著對“鐵路、公路、基礎建設”投資的需求旺盛，工程機械市場銷售火爆，2011年，三一重工市值超過1500億元，達到巔峰，較上市之初增長超過38倍。

2004年梁穩根進入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其後排名節節攀升，至2011年，更登上了中國首富的寶座，個人坐擁近600億元財富。

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巔峰到來的時刻，拐點也正在迫近。2012年始，三一重工的凈利潤從2011年的86億元開始斷崖式下跌，到了2015年，甚至不足500萬元，公司市場估值遭遇重創。加之宗慶後、馬雲、王健林、馬化騰、楊惠妍等後起之秀進入榜單，梁穩根從中國首富位置跌落，一路下滑，2012～2017年，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排名分別為6、14、31、32、54，風光不再。

當三一飽嘗產業周期陣痛時，一個從梁穩根老家漣源向東100公里的湘鄉農村走出來的70後女子，正在以更輕盈的姿態，悄然超越他。

2012年，三一重工並購全球混凝土巨頭德國普茨邁斯特，雖然這一舉措令其甩掉了老對手中聯重科，但此時市場驟冷，寒冬來臨，盲目擴充產能的三一遭遇重擊，此後數年仍未緩過勁。而2012年至2014年，“黑馬”藍思科技的出口額全面超過了湖南出口經濟領頭羊三一重工，該省民營經濟陣營的領軍地位也已易主，人們驚覺新興制造業之來勢洶洶。

2014年，梁穩根以244.8億元的財富總額，仍位列福布斯湖南首富；但就在次年3月，藍思科技IPO並連拉十個漲停板，至月末，總市值達到525億元，周群飛個人持股占上市後總股本的87.9%，其400余億元的身家已遠遠超過了梁穩根，從而結束了後者自2006年以來近十年湖南首富的旅程。

藍思科技上市，創下了創業板IPO公司營收第一、凈利潤第一、資產總計第一、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第一、首發後總股本第一，以及董事長薪酬第一的“六個第一”。

作為對持續創新的“工匠精神”的獎賞，2017年胡潤先進制造業企業家榜上，周群飛居首。

技術起家的周群飛，似乎並不諳熟資本市場的套路。與A股常見的上市公司大股東只掌握一定比例的控股權的做法不同，周群飛夫婦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超過85%，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其財富縮水或增長的速率翻番。

大股東集中持股面臨的一大難題是，一旦減持，股價和公司市值下跌勢能巨大。為維護市值，十幾天前，周群飛夫婦將手中解禁的股權，再延遲半年解禁。

近兩年，周期性行業開始複蘇，制造業老前輩三一開始緩過勁來，反思前一個周期的激進與盲動，公司整體估值也有所回升。至2018年2月末，三一重工A股市值回升到637億元。再加上香港上市的三一國際，市值62億港元，三一集團上市市值近700億元。與之相對應，藍思科技此時市值約735億，新霸主與老龍頭，回到同一起跑線。

張氏兄弟VS資本市場：從拒絕到靠近

如果說，周群飛的財富模式叫做“工匠精神+資本市場”，那麽湖南首富位置的潛在威脅者張劍，則采取的是“創新+資本市場”模式。

張劍是張躍的弟弟，兄弟二人在上世紀80年代就創立了遠大空調。1997年，因購買飛機並且拿到中國第一張直升機私人駕照，不太為外界所知的長沙遠大，一下子成為婦孺皆知的民營企業。

在沒有資本市場助力的情況下，張躍在2001、2002、2003年就已經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在梁穩根之前，坐穩了湖南首富之位。

早在1997年，遠大空調的銷售額就達到20億元，後來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直燃式空調生產企業。但此後，其銷售額再也沒能企及這一數字。

2004年，張躍被坐上資本快車的梁穩根超越。在二十多年的企業經營歷程中，張躍始終秉持“不上市，不貸款，不合資”，被媒體形容為有著執拗的“資本潔癖”。

其實早在1997年遠大達到銷售頂峰時，便有過上市進行資本運作的絕好機會，但是卻被張躍主動拒絕了。張躍認為，虛擬資產過大反而會帶來很多負面問題。

2002年出版的《銀行家》雜誌曾報道稱，遠大的錢只存到銀行里，而不去做任何其他投資，也不上市，有人建議張躍試水地產或涉足其他高利潤行業的投資，他總是斷然拒絕。

媒體問張躍，你如何看待上市的利與弊？張躍直率地回答說，只要我還當董事長，遠大就不會上市。“我從來沒有研究過股市，我認為股市是另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與我有著本質的不同。遠大沒有必要從外部渠道去尋求資本，大多數上市公司都是為了找資金，我不需要。”

在張躍看來，公司一上市，就變身為公眾公司，成為市場的眼中釘，以及被人津津樂道的話題。這種寧願“悶聲大發財”的“低調”心理，還有一個外在體現，就是遠大沒有員工股權。在公司股權治理和管理結構上，體現為張躍沒有副手，從技術、組織架構、銷售到品牌，他都是一把抓。

遠大空調創立的1988年，至2000年這個時間段，中國民營經濟剛剛起步，現代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理論仍然是半生不熟的西方“舶來品”。張躍的經營和治理手段、理念並非孤例，而是中國內地很多家族企業的通行模式。

然而，再往後十幾年，張躍帶有深厚個人色彩的管理方式、“拒絕透明”的心理範式，以及對於現代企業制度偏執的“排斥”思想，在梁穩根、周群飛輩出，以及資本市場唯大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

投融資專家房西苑指出，資產的流動性越強，安全性則越高，價值也就越高。他在《資本的遊戲》一書中舉例稱，一畝農用地，由於不具有流動性，只值3萬元；如果把這塊土地的性質改成工業用地，意味著它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流通了，價值就提高到了30萬元；如果性質再變為商業用地，意味著可以全範圍流通了，它的價值就又提升到了300萬元。

提高資產價值的最佳捷徑，莫過於提高它的流動性。而資本市場，無疑是最能實現資產證券化和資產流動性的地方。

與哥哥張躍分家十幾年的張劍，似乎更加與時俱進，與張躍“劃江而治”後，張劍先是指揮他的遠鈴整體浴室開疆擴土，後又成立遠大住工，在裝配式建築領域發力，其所創建的“Bhouse”美宅模式，成為建築工業化和住宅產業化的行業標杠。

遠大住工的新三板掛牌材料顯示，2006年，張劍將所持51%的遠大空調股份全部轉讓給張躍，對價為取得了遠大鈴木的全部股權以及遠大空調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張劍以受讓的資產投資設立遠大住工。

與張躍的抵制態度不同的是，張劍對股權分散和上市融資並不排斥，表現出更為親近資本市場的基因。

遠大住工成立七年後，股權和資本動作見諸報端。2013年年中舉行的港湘金融合作暨企業境外上市推進會上，遠大住工即有意赴港上市。

2013年7月，遠大住工融資6億元，新興鑄管旗下產業基金入股。其後不久，張劍本人透露，將啟動IPO程序，希望2014年能夠上市。

2016年，遠大住工在新三板掛牌交易，IPO計劃中斷，但張劍上市的決心沒有變，這場新三板之旅僅10個月就結束了。

項目運作上，張劍擁抱更為開放的思路。2015年，遠大住工發布“遠大聯合”產業合作計劃，與合作方在各個省開放投資和股權合作。張劍對媒體表示：“我們既要有蘋果一樣追求極致的產品，也要做全面開放平臺的安卓。”

新三板摘牌後，遠大住工出現在2017年湖南證監局的最新輔導上市企業名單中。市場還有消息稱，遠大住工亦有可能選擇赴美上市。

2017年12月26日，友阿股份擬參與增資遠大住工的公告透露出了後者最新的市值信息。公告稱，遠大住工擬以35元/股的價格增發股份並引進投資者認購股份，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10億元。這一定價是按遠大住工預計的2018年每股收益2.8元為依據，以12.5倍PE確定的。按此計算，若此次募資成功，遠大住工的整體估值將達到110億元。

與此同時，十幾年未接受記者采訪的張躍，近兩年也開始在媒體和公眾場合露面，被問到上市的話題時，態度已變。

兄弟分家後，張躍在經營上也改變了“不搞多元化”的原則，在環保產業鏈上尋求突破，推出了“空氣凈化機”“車用肺寶”等一系列產品。

殊途同歸的是，張躍後來也涉足了裝配式建築，主攻鋼結構可持續建築；而張劍則主攻混凝土拼裝式建築。曾在2013年引發無數爭議的“天空城市”，正是張躍旗下遠大可建科技的項目。

隨著遠大科技產品線的豐富，張躍“不上市”的堅持也開始松動。2010年，市場一度傳來高盛亞洲區前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幫助遠大科技籌備上市的消息。

資本玩家潮起潮落

資本與企業，共同見證、共同成長、互相成全、互為正反饋的例子有之；互相捧殺、互置反手的負反饋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果說三一重工和藍思科技是資本與企業的正反饋案例，太子奶則是負反饋案例。

2007年，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以個人資產16億元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百強。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湖南人胡祖六，也是早年太子奶籌劃上市和引進國際知名投行的引路人。2006年左右，時任高盛投資基金亞太區董事總經理的胡祖六認為，太子奶以其在中國乳酸菌奶飲料市場的份額，未來有望成長為國際型企業。

2007年，是梁穩根的好年頭，也是李途純的好年頭。這一年，太子奶獲得英聯、高盛、摩根士丹利三家外資投行7300萬美元的投資，三大投行僅與太子奶方面接觸了三個月便把資金註入公司。

有國際投行的信用背書，太子奶此後再下一城，獲得了以花旗銀行為首的銀團5億元低息貸款。

在資本的助力下，太子奶的銷售額從2001年的5000萬元，一路增長到2007年高峰時的18億元（李途純對外宣稱達30億元）。

高歌猛進的增長勢頭，助長了李途純的浮誇之心。2008年年初李途純誇下海口：10年之後，太子奶將成為銷售額達到1000億元的世界500強企業。而彼時執乳業之牛耳的蒙牛，年銷售額也不過213億元，伊利則只有194億元。

2002年走上擴張道路的太子奶，同時上馬了湖南、北京、湖北、四川、江蘇五大生產基地，而五大基地建成之後的規劃年產值，達到了300億元。

銷售形勢一片大好，資本運作也全面開花，彼時太子奶在股權投資市場十分搶手，李途純上市的計劃從A股輾轉到香港，又更換為美國上市，最終上市時機錯過，太子奶始終沒能成功IPO。

沒能上市成功的太子奶，內部堡壘開始淪陷，浪費、貪汙、管理不善，甚至資產轉移迅速吞噬了看似充裕的資金。引資後一年不到的時間，太子奶發生資金鏈危機，大廈將傾。此後，風雨飄搖的太子奶經歷了高科乳業接管，與雀巢、方正、新希望等潛在戰略投資者接洽的種種歷程，三大投行謀求向第三方轉讓股權不成，最終只能接受太子奶破產重整的終局，黯然離場，7300萬美元投資終成沈沒成本。

李途純玩火資本，最終被資本市場淘汰出局。比他更早登陸資本市場的湘人玩家——鴻儀系鄢彩宏、誠成文化劉波、成功系劉虹、湧金系魏東等，也曾是一股不可低估的“資本湘軍”。

湖南永順人、原成功系掌門人劉虹，2002年以1.15億美元資產，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68名。1995年，劉虹在家鄉創立成功集團。1997年，作為財務顧問幫助湘酒鬼上市，從而開啟了資本玩家的人生模式。

2000年，劉虹借殼嶽陽恒立上市；2002年，成功集團成為湘酒鬼第一大股東。頂峰時，劉虹旗下控制著三家上市公司。

後來的故事是，劉虹從湘酒鬼和嶽陽恒立兩家上市公司合計抽走5億至6億元的資金，2005年11月起，劉虹被湖南當地警方控制。2009年3月份，被罰市場禁入五年。

5年後，劉虹的新馬甲“瀟湘資本”，在2014年的一個月時間內，拋出10億元參與4家上市公司定向增發，讓市場驚嘆成功系又回來了。但此後他又銷聲匿跡4年,直到最近證監會對北八道集團開出56億元罰單，有媒體報道稱，北八道蝴蝶基金即有成功系劉虹的影子。

與劉虹的早期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魏東和他掌管的湧金系，更是“資本湘軍”乃至整個中國資本市場謎一般的存在，2007年，魏東以50億元的身家登陸胡潤中國富豪榜百強榜單。2008年4月，如日中天的魏東跳樓身亡，留下更多解不開的謎團。其在世時控制九芝堂、成都建投（國金證券），同時還是千金藥業第二大股東。

魏東死後，其妻陳金霞繼承遺產，雖然湧金系在資本市場已不再活躍如前，陳金霞卻一直在女富豪榜上占有一席之地。2008年甚至以46.2億元身家，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逼近當時的湖南首富梁穩根的65.6億元。

在資本市場草莽時代，這些純資本玩家你方唱罷我登場，與實業起家的梁穩根、周群飛積累的財富不同，他們的財富聚亦易，散亦易。

湘江資本玩家實力不俗；二十年來房地產市場也繁榮如許，各地乃至全國首富頻繁出沒於該行業。而湖南首富，從未出自金融行業，亦從未出自房地產行業。從張躍到梁穩根，再到周群飛，從遠大空調到三一重工，再到藍思科技、遠大兩兄弟的住宅建造產業，創新、技術、制造，始終是湖南首富的起家之本，湘人務實、苦幹，“霸得蠻，耐得煩”的精神，可見一斑。

醜聞頻出 日本制造業需要根本性變革

近來日本知名制造業企業頻頻爆出質量方面醜聞。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業曾憑借獨特的管理方式和堪稱世界第一的產品質量迅速占領了國際市場。近年來，隨著中、韓等新興制造業國家的興起，日本產品一邊要與美、德等國的產品比質量，另一邊還要與新興制造業國家的產品比價格。在這種雙重擠壓之下，日本制造業不斷出現各種問題。

從2017年下半年至今，日本一系列知名制造業企業頻頻爆出造假和質量方面的醜聞。在三菱公司篡改汽車燃效數據、高田公司篡改安全氣囊測試數據之後，日本神戶制鋼緊接著成為第三家被曝出篡改多項產品出廠數據醜聞的企業，使得此前信譽良好的“Made in Japan”在國際上遭受重創。

然而，還沒有完，神戶制鋼硝煙未散之時，日本第二大汽車制造商日產汽車又被曝出由不具備資格的技術人員在進行車輛的最終檢驗，再由具備資格的技術人員在檢查記錄上蓋章的造假醜聞。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神戶制鋼醜聞曝光後，由律師組成的外部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聲稱：神戶制鋼是為了保證交貨時間以及在經營上過度重視收益，而出現造假。但2018年3月6日神戶制鋼提出的關於數據造假的最終報告顯示：造假的原因在於閉鎖性的公司環境使得長期以來管理層和一線員工忽視品質管理。

這次的造假雖然是在品質保證部門發生的，但實際上其他部門的員工也註意到了造假的事實，可由於縱向分割的企業結構，這些員工並沒能把這個事實揭露出來。根據日本NHK電視臺對於神戶制鋼的報道，其中的知情人透露，在公司內部根本沒有讓員工去指出問題的氛圍。也就是說，即使別的部門的員工清楚質檢部門在造假，也不可能進行舉報。企業的不良氛圍使得即使在同一家公司，只要不是在同一部門，就好像不是在同一個組織。由於缺乏內部監督，再加上交貨時間的緊迫和對技術的過於自信，造假過程至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沒有停止過。

神戶制鋼的產品不僅僅是在我們熟悉的汽車行業使用，在航空航天領域也被廣泛采用。因此，一旦產品出現安全問題，後果不堪設想。但神戶制鋼為什麽膽敢長期造假呢？這還緣於日本制造行業中的“特別采用”制度。

“特別采用”是處理不合格產品的一種方法，在日本國內業界由來已久。如果生產出來的產品品質與合同上簽約的標準不符，可以在買方的同意下交貨。在這個合同安排中，如果買方同意，就不會成為品質造假的問題。但神戶制鋼很可能是根據以往的經驗，以為即使在規格上有些許不符，也是買方可以接受的範圍，長此以往，公司對於品質方面的意識就越來越淡薄。

“特別采用”之所以被認可，是因為日本制造商在設計產品過程中一般會把安全標準設定得非常高，即使有些數據不符標準，在實際使用過程中也不會有問題。而買方對這個商業習慣也是認可的。所以這一系列的數據造假醜聞，倒未必代表產品本質上存在質量問題，而應該說是這些企業在惡性利用這種商業習慣。

那麽日產汽車的醜聞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其主要原因在於日本企業的雇傭制度。

日產汽車中50~60歲年齡層的員工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術，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老員工逐漸退休了，而30~40歲的正式員工錄取得較少，20~30歲這一年齡段又錄用了很多的非正式員工。這樣的年齡層構造導致年輕員工不能得到完整的培訓並完成資格考試，而日產公司又面臨著降低成本的壓力，迫不得已只能將最後的檢查工作交給沒有相應資格的員工去做。

從調查報告中可以了解到，負責一線制造工廠的管理層並沒有意識到人力資源面臨著如此之大的短缺。據公司知情人士透露，從2000年以後，具有資格的質檢人員的數量減少了四成，但公司每年需要完成生產率提高5％的目標。為了提高效率，就只好由一線員工去“想方設法”克服人員短缺的問題了。

眾所周知，日本老齡化日益嚴重，生活環境也在改變，在平成年代（1989年至今）出生的年輕人，也就是85後與90後的年輕人，普遍缺乏父輩們的打拼精神。據筆者在家鄉中小制造企業工作了近40年的父親講，近年來公司中年輕員工的流動性非常大，導致技術方面無法像他年輕時那樣有效地傳承下去。同時他也指出，在公司工作的幾十年中，能與社長面對面的機會也是有的，但不可能與這些管理層人員產生直接交流。對於公司內部的不合理之處，他與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會聊，但大家只是抱怨而已，並不會把可能成為醜聞的事情拿出來分享。因為在他們那個年代，只要進了公司就要在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不可能中途跳槽去別的企業，否則根據年功序列制度，工資就會減少很多。

在他們眼里，保住工作、養家糊口是最重要的。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時間長短會決定你工資的多少，所以普通員工聽從上司的指示去工作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出於自身利益，他們也不會對外透露公司的負面信息。因此，特殊的日本企業文化，就導致這些造假細節成為了企業內部的不是秘密的秘密。從這個角度看，正是日本獨特的雇傭制度以及公司內部的縱向關系，導致了造假事實一直沒有被揭穿。

另外，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經團聯提出了“新日本式經營”，以派遣員工為主的非正式員工的人數迅速增加。迄今，非正式員工已接近全部就業者數量的40%。這些非正式員工自然不會對企業具有強烈的歸屬感，對於企業的技術進步、產品質量和產能改善更沒有什麽興趣。同時，上一世紀的熟練技術人員已經開始大量退休，這使得日本企業在質量管理方面有些捉襟見肘，像日產汽車面臨的問題便是，在一線工廠工作的熟練員工已經少得不能再少。

總之，無論是神戶制鋼還是日產汽車，在公司治理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問題。公司內部過度的縱向運行方式不僅導致了橫向面的溝通不足，也影響了縱向管理本身應達到的效果；而在制造業一線中出現的人手不足問題也使得日本企業在品質管理上舉步維艱。這不僅是神戶制鋼和日產汽車面臨的困難，也是日本所有制造業企業今後都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因此，日本企業需要重新好好認識“質量”二字對於企業究竟意味著什麽。這不僅僅是短期利益的問題，而是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對策。比如，如何建立防止造假的公司管理系統，在所有企業都面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怎樣才能保持Made in Japan的品質聲譽；在終身雇傭制將要消失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持員工的忠誠度以及做好技術的傳承。這些問題都需要日本制造業企業采取根本性的改革舉措。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商務專業碩士生）

傳小米考慮收購運動相機制造商GoPro，後者股價大漲7%

據外媒報道，中國電子產品制造商小米正考慮收購運動相機制造商GoPro。

GoPro首席執行官尼克·伍德曼（Nick Woodman）此前曾表示，他對於出售公司持開放態度。“如果有機會將GoPro納入一家更大型的母公司，可能有助於擴張我們的業務，並提供更好的投資回報率，”伍德曼說，“我們歡迎這樣的機會”。

外媒分析，GoPro或能以10億美元的價格售出。不過，即便小米正考慮收購這家公司，但不代表它願意出高價。

一度價值高達100多億美元的GoPro，如今市值已經跌至7.61億美元。

當地時間12日，GoPro股價一度飆升至每股5.30美元，錄得2月14日以來的最大漲幅，截至收盤，GoPro報5.22美元，漲幅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