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

“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

走出土耳其經濟重鎮伊斯坦布爾市的阿塔圖克國際機場，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滿街飄揚的各色旗幟和標語。即便是跨越馬爾馬拉海的加拉塔大橋兩側，也是迎風飄揚的旗幟。

當地時間6月7日，土耳其將迎來第25屆議會選舉。因此不難理解，這些代表不同黨派的旗幟和標語正在為這場選舉造勢。

據伊斯坦布爾當地選民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本次土耳其全國將有超過5376萬選民投票選出第25屆大國民議會的550名議員。土選舉法規定，議會由選民直接票選產生，議員任期4年，得票率不足10%的政黨沒有議席，得票率超過33%的政黨才能單獨組閣執政。一旦沒有任何政黨得票率超過33%，那麽得票率最高的政黨將有與其他政黨聯合組閣的優先選擇權。

埃爾多安的“小算盤”

今年的議會選舉在不少土耳其選民看來“意義非凡”。供職於土耳其最大媒體的法提赫(Fatih)告訴本報記者，上周五(5日)工作一結束，他就趕回自己家鄉的選區，要在7日的大選中投票選出自己中意的議員人選。

像法提赫這樣結束一周工作、趕回自己所在選區的土耳其人並不少。這不僅因為這場選舉關乎未來4年誰將進一步挖掘土耳其的經濟潛力，帶領土耳其繼續前行，更為關鍵的是，現任總統、發家於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下稱“正發黨”)的埃爾多安還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希望穩固該黨在議會中超過2/3的議席優勢，從而達到修憲的目的，將土耳其從一個議會制國家轉變為總統制國家。

埃爾多安

截至5日的最新民調顯示，正發黨的支持率在41%左右，盡管與4年前近50%的支持率相比有所下降，但領先地位難以撼動。而唯一可能對正發黨形成挑戰的便是新崛起的親庫爾德人的人民民主黨。民調顯示，人民民主黨目前的支持率為12%。這意味著該黨很可能在最終的選舉中憑借超過10%的支持率進入議會，蠶食正發黨的主導優勢。

正發黨自2002年贏得議會選舉以來，已經連勝三屆，執政長達13年。昔日正發黨的主席埃爾多安更是搖身一變，在連任三屆總理後，又在去年推動總統選舉從議會選舉改為普選，不僅提升了總統一職的“含金量”，也為自己繼續主導土耳其政局找到了新的方式。甚至有媒體評論稱，追求“實權總統”的埃爾多安正在謀求開啟“普京模式”。

因此，土耳其選民是不是繼續給執政黨第四次機會，成為了此次選舉最關鍵的變量。

民意分歧明顯

對於埃爾多安的乾綱獨斷，土耳其民眾心知肚明。當被問到“是否會給現政府再度執政4年的機會”時，土耳其人易蔔拉欣(Ibrahim)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對於4年前自己的決定非常後悔，在他看來，正發黨執政4年來“謊話連篇，腐敗滋生，對於土耳其社會現狀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這一點也得到了法提赫的認同。作為媒體人，法提赫明顯感到近些年來，土耳其的媒體管制日趨嚴厲。埃爾多安幾度因為負面報道對法提赫所在的媒體進行嚴懲，甚至差點砸了後者的飯碗，這使得法提赫決心不會把票投給正發黨。

在銀行工作兩年的年輕人艾卡(Ekin)也決定不把選票投給正發黨。“這4年來，我們什麽都沒有改變，工作也越來越難找。即便找到了工作，也擔心明天是不是會被掃地出門。”艾卡說。

在土耳其生活了27年的華商陳偉告訴記者：“正發黨連續執政13年，肯定有很多引起民眾反感的地方。主要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和民族主義運動黨聯合執政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記者在街頭遇到的極少數能說英文的商販也表示了對現政府的不滿，認為他們“泛宗教化”、極權、腐敗，為普通百姓謀利不多，導致貧富差距嚴重、民眾日子過得很辛苦。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對現政府有強烈不滿。翻譯阿里(Ali)告訴本報記者，他還是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正發黨，但他給出的理由也頗為無奈——“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阿里相信，即便其他黨派上臺或者出現聯合政府，也沒有人能比正發黨做得更好。他舉例說：“以前政府收10分稅，留給老百姓1分;如今政府同樣收10分稅，留給老百姓8分。所以與其經歷更糟糕的改變，還不如維持現狀。”

巨額經常賬戶赤字是“頑疾”

土耳其近幾年經濟低迷，失業率攀升至11%，創下5年新高，導致執政黨的支持率不斷下滑。

土耳其韜博經濟與技術大學教授穆斯塔夫·科特雷(MustafaKutlay)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土耳其基礎設施建設落後，貧富差距懸殊，經濟結構需要調整。因此無論誰上臺，發展經濟的主旋律不會變。

“在這次大選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反對黨已經明確提出了一些具體的經濟發展計劃。比如主要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就提議了一些經濟發展項目，並將這些項目細化，而執政黨也對這些項目有積極響應。”

據科特雷介紹，正發黨2002年贏得議會選舉之前一年，土耳其經濟曾陷入危機。但自2002年起，土耳其經濟進入了一個良性的發展周期。GDP從2500億美元增長到了2014年的8000億美元。貿易增長也極其迅速，從1400億美元上升到了4500億美元。經濟上的發展和轉變是驚人的。人均GDP從3000多美元突飛猛進到1萬美元以上。2008年之前的5年，GDP年均增速為7%，通脹率也一直保持在個位數。這是歷史上罕見的。因此可以說，那個階段土耳其經濟持續增長。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土耳其經濟缺少長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經濟依賴於中等或較低科技含量的產品，而不是高附加值的生產模式。土耳其需要加強在高附加值產品上的投資。目前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而且土耳其經濟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改變這樣的局面，土耳其需要改變其經濟體制，這不僅僅是指經濟結構改革本身，還包括法律和教育領域的改革。因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相當棘手。即將上臺的新政府必須面對這個經濟結構不完善的問題。”科特雷說。

土耳其經濟智庫TEPAV董事總經理顧文·薩克(GuvenSak)對本報記者表示，土耳其經濟一向開放性差，基本依賴國內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巨額經常賬戶赤字高，“土耳其一直存在嚴重的經常賬戶赤字問題，這與人們的儲蓄有關。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大約50%。而土耳其則非常低，只有10%，從來沒有超過20%。”他認為，土耳其只有更多引進海外資金，鼓勵增加儲蓄、促進出口才有可能逐漸解決這一赤字問題。

科特雷也表示，土耳其經濟的增長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或其他形式的國外資金。去年，經常賬戶赤字額占到了GDP的7.5%，2010~2011年甚至達到過10%，這就意味著國內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海外投資，“土耳其的經常賬戶赤字很大一部分是屬於貿易赤字，從貿易結構看，出口額總是低於進口額，最新數據顯示，貿易赤字高達1000億美元。必須改變貿易結構，生產和出口更多高價值技術含量的產品。目前高技術含量產品在土耳其出口產品中的占比只有可憐的3%。”

另外，今年年初以來，由於經濟增速下滑以及政局不明朗，土耳其里拉大幅貶值，第一季度貶值幅度高達13.5%，對美元匯率創歷史新低，導致金融市場脆弱，經濟風險明顯加大。

或許每個土耳其人心中對此次選舉早已有了明確的答案，但各黨派依舊不放棄最後的造勢機會。在伊斯坦布爾的政治中心塔克西姆(Taksim)廣場，扛著標語、喊著整齊劃一口號的遊行隊伍在人來人往的獨立大街上格外顯眼。而在伊斯坦布爾的市內街道上，時不時有黨派成員駕駛著裝有擴音喇叭進行拉票的汽車駛過。

對於埃爾多安和執政黨而言，最強勁的對手並不是所謂的黨派紛爭，而是如何交出一張令各方滿意的經濟成績單。

土耳其主要政黨知多少

第25屆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選舉7日舉行，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民族行動黨和親庫爾德的人民民主黨等20個政黨以及獨立競選人將角逐議會550個議席。以下是參加角逐的主要政黨的基本情況：

正發黨：執政黨，第一大政黨，成立於2001年，是保守、溫和的伊斯蘭右翼政黨。該黨主張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權與自由的現代共和政體，建立並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現任主席為總理達武特奧盧。2002年11月，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實現一黨執政，結束了土耳其自1987年以來多黨聯合執政的局面。2007年7月，正發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46.5%的選票，排名第一。2011年6月，正發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49.83%的選票，再次獲得大勝。正發黨目前在議會中擁有311個席位。民意測驗表明，該黨極可能贏得本屆選舉，繼續成為第一大黨。

共和人民黨：第二大政黨，主要反對黨。該黨由共和國締造者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於1923年創建，推崇社會民主和民族主義，堅持世俗化。2010年，執掌共和人民黨近20年的德尼茲·巴伊卡爾因性醜聞辭職，克勒奇達若奧盧接任主席。2007年7月，該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20.7%的選票。2011年6月，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為25.98%，目前在議會中擁有125個席位。

民族行動黨：第三大政黨，成立於1969年，為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政黨。現任主席為德夫萊特·巴赫切利。在2002年的選舉中，民族行動黨由於得票率低而未能獲得議會的席位。但該黨在2007年7月和2011年6月議會選舉中贏得14.3%和13.01%的選票，進入議會。目前在議會中擁有52個席位。

人民民主黨：親庫爾德的政黨，成立於2012年，伊斯蘭左翼政黨。目前在議會中擁有29個席位。（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