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各地的森林公園、濕地公園和國家公園,以及4800多家國有林場正在逐漸向森林旅遊、森林康養轉型,開始提供以修身養性、調適機能、延緩衰老為目的的森林服務。
國家林業局12月10日表示,推進森林康養有助於提高人類免疫力,改善人體生理機能。而根據國外的經驗,發展森林康養產業還有助於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並能有效減少國家醫療費用總支出。
超萬億的新型產業鏈
“德國是世界上發展森林康養產業最早的國家,公民到森林公園花費的開支都可被列入公費醫療的範圍。”10日上午,在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森林醫學與健康促進會召開的首屆中國森林康養與醫療旅遊論壇上,國家林業局林改司司長劉拓說。
劉拓介紹,在德國,國家強制性地要求公務員參加森林康養,推行森林康養後,其國家醫療費用總支付減少30%;美國組建了森林保健技術企業隊來保護和管理森林資源,美國人均收入的八分之一用於森林康養,年接待遊客達到20億人次;日本發起“入森林、浴精氣、鍛煉身心”的森林浴運動,建立了嚴格的森林療養基地認證制度和森林療養師資格考試制度,還專門成立了森林醫學研究會;韓國每年也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參與森林康養活動。
“2012年,北京率先引入森林康養概念。目前,四川、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以及吉林森工、龍江森工等企業都在推進森林康養業。”但在劉拓看來,中國的森林康養產業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有的僅限於徒步、旅遊,僅僅開展了醫療實驗,還沒有形成產業鏈,沒有形成規模。”
森林康養市場究竟有多大?劉拓表示,就中國來看,森林康養產業市場潛力很大,產業規模巨大。“預計到2025年將形成一個超萬億元的新型產業鏈,帶來數百萬個甚至上千萬個就業機會。”
劉拓給出了三個方面的理由:我國慢性病患者、精神疾病患者數量多、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居民閑暇時間延長收入提高。他介紹,森林康養能自然地集聚養老、養生、旅遊、文化、體育、體驗、休閑、娛樂等多個相關產業,構成一個龐大的高度密集而相互融合的現代產業集群,培育數萬億甚至更大的產業規模,“是中國一次難得的轉型機遇”。
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巡視員王華寧在論壇上介紹,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1999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10%,跨入老齡國家行列。到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5億,占總人口的17.5%。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不斷提高,每年1600萬人湧入城市,201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6%,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
論壇上,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國際醫療旅遊分會主任委員、中國國際醫療旅遊聯盟執行主席劉庭芳也給出了另一組數據: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20年旅遊業將占全球GDP的11%,而健康產業則占到12%,成為全球第一大產業。
“旅遊業和健康產業在未來發展中是對人類生活和整個經濟發展起著關鍵作用的兩個產業,而醫療旅遊是兩大產業的有機結合產業,將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劉庭芳說,據美國斯坦福研究機構的調研數據,最近5年來,醫療旅遊以平均9.9%的速度增長,是全球旅遊業增長速度的兩倍,預計到2017年將帶來6785億美元收入,占世界旅遊總收入的16%。
“經濟社會轉型中,居民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快速變化,慢性病成為主要的健康問題。”王華寧說,而森林康養與醫療旅遊業的發展,有助於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改變重治療、輕預防、高成本的傳統醫療模式,建立預防為主和防治結合的激勵機制與制度保障。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森林康養是建設健康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論壇上,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表示,森林康養產業的發展,不僅能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提升人們對健康生活的幸福感,也符合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和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張建龍介紹,“十二五”期間,全國森林旅遊人數年均達到16億人次,其中2015年達到23億人次,森林旅遊從業人員有107萬人,並帶動了更多農民就業致富。
張建龍表示,“十三五”時期,國家林業局將加強森林旅遊、森林康養產業發展的組織引導和市場引導,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規範管理,並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標準體系,力爭到2020年,建設示範森林城市200個、森林小鎮1000個、森林公園上萬個,每年參加森林旅遊和森林康養的達到25億人次。10日,國家林業局還命名了首批36家全國森林康養基地試點單位。
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目前我國在推進健康中國、森林康養方面還缺乏部門合力,相關的政策和制度也不完善。比如,森林康養是養老和健康服務產業的一個分支,既需要按照民政部門的養老項目進行立項和建設運營管理,也要按照衛生部門的健康服務項目相關管理要求開展工作。需要按照每個產業的要求對應承接。
此外,目前森林康養的基礎研究缺乏,如醫療部門對森林醫學的對比測試,再如引領性的洗肺研究(城市霧霾和森林自然環境,對於呼吸系統及肺功能影響的評價)等等。森林康養本質是健康服務業,林業部門制定的標準既要突出林業特色,更要得到市場認可,如養老、慢病康複、青少年自然教育、戶外運動團隊等,每個行業的要求都不同。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不僅僅是個口號,而是一種以改善人群健康和健康公平為目標的公共政策制定方法。”王華寧說,這一提法系統地考慮了各類公共政策可能帶來的健康後果,尋求部門間協作,避免公共政策對公眾健康造成不利影響。
劉拓也表示,“森林康養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努力”“建議打破部門界限,設立協調機構,並在多個方面出臺政策,形成合力”。
劉拓還建議,從一開始就需要對全國的森林康養產業有明確的定位和指導規劃。可借鑒國外經驗,比如,日韓等在全國範圍內的森林療養基地建設上都有整體的規劃與布局,制定階段性的發展;選擇若幹區域進行試點,總結歸納軟硬件支持、森林康養基地評級和分類等行業標準。
劉拓透露,國家林業局已與國家開發銀行初步達成協議,對於有發展前景的森林康養基地、企業和項目,可以共同開發,同時將研究“出臺金融支持政策,安排一定額度的優惠低息貸款,提供擔保貸款,協調金融機構簡化貸款程度及采取PPP模式等。”
劉庭芳認為,森林康養基地的建設也要避免一哄而上、魚目混珠。在做好市場系統調研基礎上,應結合中國特色,研究開發系列森林康養、醫療旅遊產品,豐富中國醫療旅遊產品體系。
他建議,在目前國際醫療旅遊競爭較為激烈的背景下,我國可以充分發揮醫療技術水平優勢,結合創建中醫保健國際醫療旅遊品牌,建設一批集醫治康複、養生保健、觀光休閑、娛樂等為一體的中醫保健旅遊點,開拓中高檔醫療保健旅遊市場,吸引更多國外旅遊者的目光。
每一個森林公園都是一座大型的綠色工廠,養眼、養身、養心、養肺。圖為遊客在遼寧省一家森林公園里遊玩。攝影/章軻
布朗兄弟哈里曼(BBH)於12月發布名為《跨境2025:香港的崛起》的報告,其結論顯示,香港作為一個主要的跨境基金註冊地正在崛起。與此同時,雖然極度看好香港的發展前景,但報告也認為,UCITS(歐盟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還將扮演重要角色。
該報告的結論源於2016年10月的一份對52個基金管理人的調查。報告指出,財富管理行業極度看好大中華地區,尤其是香港作為跨境基金註冊地的未來發展前景。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很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變成亞洲最主要的跨境基金註冊地,以3:1擊敗對手新加坡。後者常常被認為是香港成為亞洲最主要跨境基金註冊地的最大競爭者。
具體而言,68%的受訪者在對於他們公司的全球策略中把大中華區排在很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位置;8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很有中度至高度的可能性在2025年前成為亞洲主要的跨境基金註冊地;5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本地的基金市場資產總值翻倍;55%的受訪者認為引入開放式基金公司(OFC)對於香港能否成為基金住所很重要;63%的受訪者估計本地基金產品將會在亞洲取代UCITS產品。
數據來源:BBH 跨境2025報告:香港的崛起, 2016年12月發行
報告指出,進入大陸市場及擴張與其他亞洲住所的鏈接被稱為兩個對香港發展成跨境住所的驅動因素。2016年12月,深港通正式啟動,深港兩地證券市場成功實現聯通。國際投資者可以經由香港更全面地投資中國內地市場。此外,預計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也將於2017年正式納入深港通,將賦予基金經理更多投資中國大陸市場的渠道。
數據來源:BBH 跨境2025報告:香港的崛起, 2016年12月發行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盡管68%的受訪者表示大中華區對於他們公司的全球策略是很重要或者極度重要的,他們的資產管理規模只有較小的一部分來自大中華地區(其中72%的受訪者只有不到20%的資產管理規模來自大中華區)。
報告還探討了香港成為最主要跨境基金註冊地的潛在阻礙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監管因素、註冊相關問題(時間、花費)、分配流通渠道、文化差異、行政者/服務商因素和其他因素。在受訪者看來,監管因素、註冊相關問題(時間、花費)和分配流通渠道為較為重要的阻礙因素,分別占比29%、27%和26%。
數據來源:BBH 跨境2025報告:香港的崛起, 2016年12月發行
報告預計,2025年時,香港的零售基金市場規模將達到8840億美元,而2015年該規模數據為1460億美元。同一時期,中國內地地區的零售基金市場規模則將從2015年的12800億美元增加到40000億美元。
數據來源:BBH 跨境2025報告:香港的崛起, 2016年12月發行
雖然極度看好香港的發展前景,但報告也同時認為,UCITS(歐盟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還將扮演重要角色。58%受訪者認為,UCITS產品在2025年時在大中華地區的受歡迎程度將上升,僅15%的受訪者認為其受歡迎程度將下降。
酒店業是一個古老而又可能與所有人都發生關系的服務行業,隨著消費升級,人們對它的態度,也如同日前洲際酒店集團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上發布的《不妥協的消費者:解決“自我時代”的矛盾》2017年趨勢報告所表達的:不願妥協的消費習性,期待所選擇的酒店品牌能滿足他們複雜且矛盾的需求。
對於這一點,深耕中國市場十余年的洲際酒店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JustinChanne(中文名“陳卓德”,下稱“Justin”)深有體會。經歷了洲際酒店集團旗下酒店在中國從幾十家到如今292家的快速發展擴張,他不僅練就了一身快速適應、處理各種問題的能力,還積累了大量有效鮮活的本土化管理經驗與案例。
“在我過去37年的職業酒店人生涯中,沒有兩天是一模一樣的,你永遠會碰到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問題發生,但你得學會享受其中,如果你不開心,這份工作是做不好的。”Justin坐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洲際酒店行政套房里,笑著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音樂與堅持
初見面,Justin笑著用中文與記者打招呼,並調侃自己骨子里是個中國人,只是長了一張外國人的臉。
事實上,出生於中國香港,聽著粵語長大的他確實有著四分之一中國血統。1984年,Justin從著名的瑞士理諾士酒店管理大學畢業後,開始了自己的職業酒店人生涯。在新加坡、澳大利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17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工作生活後,2006年,Justin回到了中國,出任北京金融街洲際酒店總經理。
轉眼間10年過去,Justin在國內的工作輾轉了幾個城市,也在這段時間里迎來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黃金增長期,以平均每1~2年一次的升職頻率,於2015年升任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管理大中華區近300家酒店。
“最近10年我的職業發展相當快,這些機遇也讓我做出了更多的貢獻,我非常享受這段職業旅程。我剛來中國時,洲際酒店集團在這里只有42家酒店,現在已經發展到292家,這對於公司和我來說,都意義重大。”Justin笑著說,“我可以為中國貢獻更多,雖然現在普通話講得還不太好,再給我五年時間,就完全沒問題了。”
從1990年加入洲際酒店集團以來,Justin已經在該公司工作超過25年,這在工作流動頻繁的當下,可能會令很多職場人感到乏味又缺乏挑戰和激情。
但在Justin看來,這並不是一件痛苦萬分、不可實現的事情。
“我非常享受在洲際酒店集團的職業成長,因為我覺得這家企業非常關心員工、關心員工的成長。我在小島工作過,也在大城市工作過,更在鳥不拉屎的地方工作過。”Justin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經過在這麽多國家和地區的鍛煉,我最大的理解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要去理解當地不同的需求、文化、宗教等,因此我會對當地的文化更敏感,註重怎麽跟當地人去打交道。這種不停的變動和適應,會教你怎麽去對別人展現最好的一面,讓人感覺到興奮和被激勵,也使我們這些職業酒店人變得非常圓滑,到哪里都可以生存、都可以適應。”
Justin的第一份總經理工作,是在皮皮島,這個距離普吉島還有68公里的小島上沒有路、沒有車,也沒有商店,只有Justin和他的團隊。每天船開過來,把客人帶到酒店來,他們都會舉辦盛大的歡迎儀式來迎接客人,讓他們在酒店度過愉快的假期,在酒店舉辦的晚宴上,Justin還經常會拿起吉他彈唱兩首為客人們助興。
熱愛音樂的他,在擔任蘇州洲際酒店總經理期間,甚至跟周圍幾個鄰居一起組建了一支樂隊,每個月都會在一些酒吧或者員工的派對上免費演出。“作為一個酒店人,工作的時候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也需要定期花一些時間放下工作、放松一下自己。對我來說,經常花兩個小時彈吉他是很平常的事情,只有這樣我才能達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Justin高興地說,自己最喜歡的中文歌曲是光良的《童話》,甚至可以不看歌詞用中文完整地唱完這首歌。
撫摸著白襯衫上紅色的吉他造型袖扣,Justin笑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皮皮島到香港,從巴厘島到北京,這些城市都非常棒,在這些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經驗,對我在跨地域酒店管理上提供了很好的幫助。無論我去到哪里,總是要提供最好的服務,展現最好的一面。我始終認為,工作就要開心,要會享受其中,如果你不開心,這份工作是做不好的。”
“錦鯉還鄉”計劃
作為首個進入中國二三線城市的國際酒店集團,洲際酒店集團確實在當地的酒店市場樹立了一個比較高的標桿。隨著國家新一輪加大對三四線城市的布局,越來越多的酒店開業洲際,對人才的需求也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才來保證我們提供的這些產品和服務能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準,特別是在二三四線城市。為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洲際酒店集團專門成立了一個‘錦鯉還鄉’項目(HometownProgramme),這個項目是鼓勵很多我們在外地的員工回到家鄉去支持當地新開的酒店建設,這樣也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家人團聚,同時我們會為他們提供更好的職業發展機會。”談起這個計劃,Justin十分興奮,他和第一財經記者分享了一個故事。
幾年前一個員工跑來向Justin打聽公司在揚州的一個項目,於是有了下面這段對話:
“老板,聽說我們在揚州開了一家酒店,公司還有一個‘錦鯉還鄉’項目,正好我女兒在揚州。”
“對對對,你可以參加這個項目,回到家鄉去工作,還能陪你的家人。”
據洲際酒店方面提供的數據,目前大中華區一共有約65000名員工,其中95%以上是中國籍員工;上海總部和北京辦公室的500多名員工里,90%以上的也都是中國人。總體上本土員工所占比例已在九成以上,也是整個酒店行業里,擁有最多比例中國籍總經理的國際酒店管理公司,這與洲際酒店多年堅持的本土化管理密切相關。
“我們回過頭去看10年前,當時洲際酒店集團在大中華區一共有42家酒店,那時候我們有很多員工都是背井離鄉來到大城市工作的,他們很多人的父母和小孩都留在老家,這對他們來說比較困難。”Justin回憶道,考慮到公司在二三四線城市的發展,越來越多新開業的酒店,也是出於當地市場發展需求的一個考量,啟動了“錦鯉還鄉”這樣一個項目。“這樣一來,那些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工作的外地員工,就有機會回家鄉獲得一份不錯工作的同時,與父母小孩享受天倫之樂。”
實施了近三年的“錦鯉還鄉”計劃,Justin並沒有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具體參與到該項目的員工人數,但舉了個例子:以前在酒店當他問員工“你是從哪里來的”,發現大多數人都來自不同的地方,但現在再去洲際在麗江、成都、西雙版納等地的酒店問這個問題,就會發現99%的員工都是當地人,這是跟以前變化非常大的地方。
“這是公司對員工的關心和重視,對員工來說能在家鄉工作也是他們的榮耀。我們會有越來越多漂亮的酒店,但如果沒有人,這些酒店和建築就只是一些冷冰冰的大理石,所以對我們來說,人才是根本,人才是重點。”Justin說。
除了通過‘錦鯉還鄉’項目實現人才合理配置,Justin還介紹了洲際酒店集團在大中華區人才培養方面的投入。一方面,通過“夢想之梯”管培生計劃來吸引不同的人才,並在12~18個月的周期里,對其進行分階段、按需求、分崗位的鍛煉,並且於去年新設立了培養智選假日酒店總經理的48~60個月的管培生計劃;另一方面,於2006年成立了洲際酒店集團英才培養學院,包括酒店高層和管理人員會經常到學院給學員們做一些講座和交流以及一些實操培訓,幫助其畢業後能盡快進入工作狀態。
在Justin看來,獲得非常對的人才,對酒店發展至關重要,而通過上述項目的實施,為公司創造了一個很大的人才蓄水池。“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們一共與分布在30余個城市的46所旅遊相關專業院校合作,每年畢業超過5000名學生來為酒店行業工作。酒店的人才需求有不同的級別,有入門級的初級員工,也有高級的總經理,我們需要各個級別的優秀人才。”
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專業酒店人,要盡可能地滿足客人的需求,不只是做前臺登記這些事情,而是要想方設法為他們提供服務,成為一個全面的人才。
Justin笑著說:“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幫人家策劃過婚禮、幫人買過婚戒,也幫人安排過葬禮,做過很多各種各樣的事情,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所以我們必須要多才多藝多樣化。”
有洲際酒店集團員工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Justin日常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飛到各地的酒店,跟不同層級的員工溝通,最喜歡在員工食堂里選一張大桌子,跟很多來自客房部、前廳部等部門的員工坐在一起聊天、喝咖啡,還經常會去看看員工宿舍的環境。
“這是一種大家都很放松,可以敞開心扉來進行有效溝通的方式,我會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聊一些個人的事情,而不是只關心工作。因為我們酒店分布很廣,我不可能每個酒店都去到,但我會盡可能地通過這種交流,讓他們對整個公司和行業的進展有些了解,也希望給那些依然在外地工作的員工提供一個比較好的住宿、生活條件。”Justin說。
中國酒店業將超越美國
與Justin在中國職業升遷步伐一致的,是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的業績增長速度。
不久前洲際酒店集團發布的2016年財報顯示,在其輕資產商業模式下,全球增長勢頭強勁,其中平均每間可售房收入(RevPAR,酒店業用來衡量客房收入的最關鍵指標)同比增長1.8%,管理費收入提升了4.4%至14億美元,營業利潤增長近10%達到7.02億美元。其中,大中華區市場表現尤為強勁,2016年洲際酒店集團在全球簽約了516個酒店項目,有82個在大中華區,其中還包括了20個以特許經營模式運作的智選假日酒店。
從全球範圍看,洲際旗下的酒店平均每間可售房收入全年增長是1.8%,在中國這個增速是2.2%;具體到內地市場,以及其中的一線城市,則分別是3.9%和6.3%;對比國內的中高星酒店客房收入幾乎持平(0.1%)的增速來看,這個業績更是遙遙領先。
在洲際酒店集團的全球架構中,大中華區已經成為其在全球發展最快、業績也最好的市場之一,也是業內少見的將大中華區與美洲、歐洲等大區域市場並列向全球總部直接匯報的酒店企業。
“中國目前是洲際酒店集團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美國,並且預計在2025年會超越美國,成為洲際酒店集團全球最大的市場。”Justin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未來十年里,每年會有400個原本不知名的城市成為新興市場,它們會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40%左右,而這些城市大部分會出現在中國和印度,“所以我們未來會非常關註中國二三四線城市的發展。”
對中國市場一直抱持樂觀態度的洲際酒店集團,正在推進開發中國新興旅遊目的地市場。Justin表示,公司會著重關註長三角城市群,其中包括杭州、揚州、常州,另外包括青島、大連和煙臺在內的渤海灣地區,以及中國西部的一些城市比如成都、重慶。
此外,隨著中國中產階層人數的快速增長,以及政府的相關政策導向,中國國內的休閑旅遊市場正在快速發展,海南的三亞、廣東的海陵島、浙江的千島湖等這些休閑旅遊目的地興起,也會推動休閑度假酒店的快速增長。
“這是酒店市場發展的一個關鍵趨勢,我們非常關註的另外一個市場——會展市場,也會在今後進一步刺激酒店行業的發展”Justin分析道。
特許經營的背後
2016年5月10日,洲際酒店集團宣布旗下“智選假日酒店”在華開放特許經營,之後酒店業主可自由選擇采用特許經營模式或者管理模式。
作為全球最大的酒店業特許經營商的洲際酒店集團擁有多個知名酒店品牌,目前進入大中華區的包括洲際酒店及度假村、華邑酒店及度假村、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等6個品牌。將特許經營的模式引入中國時,為什麽第一個嘗試的對象選擇了旗下的“智選假日酒店”品牌?
對此,Justin表示,做出這個決定,首先是覺得中端酒店市場非常具有潛力,公司希望能加速智選假日這個品牌在中國市場高質量的增長;其次是鑒於特許經營的模式的特殊性,不僅能享用洲際酒店集團完整的管理體系,還有一些特許經營的利益所在。
“根本來說,是為了滿足中端酒店市場的需求,並且符合酒店市場的增長預期,所以我們相信智選假日品牌的特許經營在今後幾年會發展得特別好。”
與此前的委托管理不同,在特許經營的模式中,酒店的業主直接管理酒店。管理集團一般只提供商標、品牌、管理體系、培訓以及全球營銷平臺(實際情況可能各有不同)。
Justi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為保證特許經營模式的質量,此次智選假日的特許經營模式,有區別於其在全球其他地區的服務,洲際將為中國的特許經營商提供人力資源培訓、風險管理、運營管理、銷售支持和營收系統等;同時給予業主更大的靈活性來經營酒店;此外,還會派出一支專門的團隊,對每個特許經營酒店進行定期品牌審計,確保客房設計布置、賓客到達體驗、歡迎儀式等一系列標準得到落實。
“我們要讓賓客一進門就知道這是一家智選假日酒店,而不是其他的品牌,每間智選假日酒店都要有相同的服務標準,要避免經營過程中出現參差不齊。”Justin說。
特許經營模式目前在中國並不多見,實施該模式的酒店數量比例也比較低,但此前也已有國際酒店品牌進行了嘗試,如2014年希爾頓與鉑濤酒店集團合作引入歡朋酒店(Hampton)品牌;雅高酒店集團與華住酒店集團達成合作,華住負責雅高旗下美爵、諾富特、美居、宜必思尚品和宜必思在中國大陸、臺灣以及蒙古的經營與開發。
這種輸出品牌和管理經驗的模式,也是走“輕資產”模式的洲際酒店集團目前在全球發展的主流思路。在中國本土酒店品牌和外資酒店品牌均加碼布局國內中端酒店市場的格局下,作為最早進入中國市場外資酒店品牌、在中端市場占據優勢的洲際酒店集團,也啟用了其在其他市場廣泛應用的特許經營模式,來加大其對中國中端酒店市場的布局和掌握,而Justin就是這一布局的有力執行者。
他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除了現有的六大酒店品牌之外,洲際正在選擇合適的時機、地點與商業夥伴考慮將2015年收購的美國精品酒店品牌金普頓也帶入中國市場。
《核安全與放射性汙染防治“十三五”規劃及2025年遠景目標》(簡稱《規劃》)近日經國務院批複正式發布。《規劃》提出,到2025年,我國核設施安全整體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輻射環境質量持續保持良好,核與輻射安全監管體系和監管能力實現現代化。
3月23日上午,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國家能源局、國防科技工業局聯合在京召開發布會。環境保護部核設施安全監管司司長郭承站對記者表示,《規劃》是國家安全頂層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態環境保護戰略部署的重要內容,也是一部指導和加強我國核安全與放射性汙染防治的專項規劃。
環境保護部核設施安全監管司司長郭承站。攝影/章軻
郭承站介紹,該《規劃》由環保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國防科工局印發並組織實施。
《規劃》提出,到“十三五”末,我國運行和在建核設施安全水平明顯提高,核電安全保持國際先進水平,放射源輻射事故發生率進一步降低,核安保和應急能力得到增強,核安全監管水平大幅提升,核安全、環境安全和公眾健康得到有效保障。到2025年,我國核設施安全整體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輻射環境質量持續保持良好,核與輻射安全監管體系和監管能力實現現代化。
環境保護部新聞發布會現場。攝影/章軻
我國是核能核技術利用大國。國家核安全局23日公布的資料顯示,我國現有35臺運行核電機組、21臺在建核電機組,在建核電機組數量世界第一。另有研究堆19座,核燃料循環設施近百座。全國共有核技術利用單位6.7萬家,在用放射源12.7萬枚,射線裝置15.1萬臺(套),已收貯廢舊放射源19.2萬枚。
郭承站介紹,30多年來,我國核能與核技術利用事業始終保持良好安全業績,未發生2級及以上事件和事故,核電安全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放射源輻射事故發生率不斷降低,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環設施保持良好安全記錄。
“總體而言,我國已經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核安全監管體系,核與輻射安全風險可控,全國輻射環境水平保持在天然本底漲落範圍,未發生放射性汙染環境事件,基本形成了綜合配套的事故防禦、汙染治理、科技創新、應急響應和安全監管能力,核安全、環境安全和公眾健康得到了有效保障。”郭承站說。
2016年8-9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我國開展核與輻射安全監管綜合跟蹤評估後認為,我國發布並有效實施核安全規劃,加強核與輻射安全監管部門人力財力資源投入,保障了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十二五”時期,中國不斷加強法規制訂、內部管理,獨立、有效地開展各項監管活動,建立監督監測體系,采取快速有效行動汲取日本福島核事故經驗教訓,多項監管舉措富有特色,值得在國際同行中推廣。
田灣核電站1號機組外景。攝影/章軻
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有關目前我國在核安全監管和應急體系方面還存在哪些薄弱環節或短板的問題時,郭承站表示,目前我國尚缺乏核安全的頂層大法,核安全法缺失。他說,目前核安全法正在制定過程中,去年10月通過全國人大一審,最近正在為二審做準備,按照立法規劃,今年6月要進行二審,今年有望發布這個頂層大法,之後還將制定原子能法。“核安全的法律體系正在健全,很快就能補齊核安全法律法規這塊短板。”
郭承站說,我國是核利用大國,但還不是核利用強國。第二塊短板就是監管能力尚不適應快速發展的核電建設規模和核安全要求,包括監管隊伍建設和相應的安全保障。
“第三塊短板是核安全的全面技術支撐還比較薄弱,盡管目前能夠滿足核電發展的需求,但從長遠發展看,相應的技術支撐仍待加強。”郭承站說,第四塊短板是公眾認知和接受度不高,“核安全事關國家安全,也事關公眾健康。”“十三五”時期,將按照“中央督導、地方主導、企業作為、公眾參與”的思路進一步推進核安全公眾溝通,將“公開透明”作為核安全與放射性汙染防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落實核安全公眾溝通責任,完善核安全公眾溝通機制,依法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規劃》介紹,按照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到“十三五”末,我國在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機組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機組總數達到世界第二,對人才培養、核電設備制造和安全監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機型核電機組將投入運行,放射源、射線裝置數量將不斷增加,核技術利用活動更加廣泛,保障核安全的任務更加繁重。早期核設施和歷史遺留放射性廢物風險不容忽視,乏燃料集中貯存設施不足。周邊核安全形勢將更加複雜,對我國核與輻射監測、應急保障能力提出更大挑戰。
為此,《規劃》確定,“十三五”時期,我國在核安全領域將實施六大工程,包括核安全改進工程、核設施退役及放射性廢物治理工程、核安保與反恐升級工程、核事故應急保障工程、核安全科技創新工程、核安全監管能力建設工程。
“中國制造2025”政策只適用於國內企業,沒有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中國試飛的C919很多關鍵技術都來自海外,中國只是制造了一個空殼?
針對這些外界的疑問,5月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政策吹風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一一進行了回應,並多次強調,“中國制造2025”的所有政策措施是普遍適用於內外資企業的,對於所有企業都是一視同仁的,並不存在限制外商投資的做法。
辛國斌說,無論是“中國制造2025”的制定,還是組織實施過程中,我們始終秉承公開、透明、開放的原則。制定過程中,問計於內外資企業,許多跨國公司也積極做出響應,為“中國制造2025”的制定貢獻了智慧。
他回應稱,在這個戰略組織實施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相關政策措施適用於中國境內所有企業的原則。2017年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擴大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再次公開明確了外商投資企業和內外資企業同等適用“中國制造2025”戰略政策措施。這一戰略實施兩年多來,外商參與了高端制造、綠色制造、智能制造以及設計和創意、工程咨詢、現代物流、檢驗檢測認證等具體項目,應該說也都收到了很好效果。
他還補充說,在擴大雙方合作中,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發達國家有不少技術、設備和產品對我國實行出口禁運和嚴格限制。
對於外資在中國市場競爭當中的問題,辛國斌稱,“中國制造2025”的所有政策措施是普遍適用於內外資企業的,對於所有企業都是一視同仁的,並不存在限制外商投資的做法。關於一些具體的市場份額的表述,實際上很多是一些預測性的,很多是由一些研究機構作出的分析,是一種導向性的指標,它不具有行政約束力,也不是代表政府一定要怎麽樣推進實現這些目標。它更多地是一種預期,而不是真正的市場商業行為。
針對外界媒體、協會發布的一些研究報告提出的擔憂和質疑,辛國斌回應稱,這些質疑和擔憂更多地是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存在著一些誤解和誤讀。他特別強調高科技產業從來都不是靠保護發展起來的。
他說,高科技產業是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些領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投入高、風險大、不確定性強,政府給予一定的引導和扶持是各國的通行做法。但是,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歸根結底要靠企業,政府代替不了,也左右不了。
辛國斌補充道,核心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既然發達國家對此限制,不讓中國購買,我們就只能自力更生,通過實施重大科技專項、重大工程來攻克這些瓶頸和短板。近期,一些中國企業出於自身戰略考慮,收購兼並了外資企業,這些都是市場行為,也是企業在市場中的自主選擇,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強制要求過,“中國制造2025”也同樣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不過,在實施過程中,他說,有一些企業在境外也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有一些國家加大了對這些收購、並購的市場行為的審查力度,有一些做法比我們做得還要重、還要多。所以在這方面,希望大家能夠公平公正地看待這個問題。
對於C919核心技術都是國外的問題,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司司長李東回應稱,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他提到,當代大型客機是一個高度成熟、高度產業化的產業,全球化、國際化和子系統招標已經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空中客車實際上是由歐盟多個國家聯合研制的,波音飛機包括導航、發動機等超過50%的配套也是在全球配套。C919作為當代一個非常複雜、先進的飛機,利用全球資源實現突破,是個最佳路線。
其次,C919大型客機作為我國首款完全按照適航標準和主流市場標準研制的單通道幹線飛機,按照“主制造商-供應商”這種當前全球航空普遍采用的模式研制,在總體設計方面,C919飛機的氣動設計、結構設計、系統設計需求均由中國商飛公司提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李東稱,C919項目,涉及上萬個配套件,同時有數百家企業參與這個重大項目。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把上萬個零部件,包括發動機、配套導航設備,按照科學的規律整合成一個整體,飛上藍天,這里面攻克了飛機發動機一體化設計、電傳飛控系統控制律、主動控制技術等100多項關鍵核心技術,形成了以中國商飛公司為平臺,包括設計研發、總裝制造、客戶服務、適航取證、供應商管理、市場營銷等在內的我國民用飛機研制核心能力。隨著C919首飛成功,以中國商飛為核心,聯合中航工業,輻射全國,面向全球的較為完整的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鏈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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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汽車19日發布新能源戰略,宣布2025年將全面停止銷售傳統燃油車,實現全譜系產品電氣化;2025年以前,長安汽車將通過全產業鏈1000億元的投入、調動一萬人的研發資源,構建開放共贏的產業生態圈,打造具備高品質的新能源汽車。
同日,長安汽車還發布了CS15EV、逸動PHEV、新逸動EV300三款新能源車型,進一步豐富了長安新能源汽車產品譜系。根據計劃,2025年前長安汽車將累計推出21款全新純電動車產品、12款插電式混合動力產品。
多家汽車制造商均表示預計在2020年初推出高度自動化車輛。而據外媒11月27日報道,韓國現代汽車公司表示,現代並不急於在無人駕駛車方面有所行動。雖電動汽車已成為一種趨勢,但至少在初期,現代的無人駕駛汽車並不會完全電動化。
現代無人駕駛汽車部門負責人Woongjung Jang表示,無人駕駛汽車初期只能在有限的道路條件下行駛,2025年左右才能大規模投入市場。另一位高管則表示,現在將於2030年左右推出可在城區使用的無人駕駛汽車。這與其兄弟品牌韓國起亞的無人駕駛汽車計劃是一致的。
成本無疑依舊是無人駕駛汽車普及的障礙,但除此之外,現代汽車還預估到了另一個問題——由於汽車數據處理系統極為先進,電池電量將很快耗盡。“我們正在開發完全自動駕駛的技術——4級和5級無人駕駛汽車(SAE)。但是到目前為止,車輛功耗極大,耗電量可達1千瓦甚至2千瓦,由此電動汽車的續航里程被大大縮減。“Jang談到。但他也指出,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要花上一些時間。所以現在,現代瞄準了無人駕駛車會用到的混合動力、外接電源和燃料電池。
真正的無人駕駛汽車被提上日程前,現代將著重在半自動駕駛技術上發力。現代計劃在2015年於韓國推出高速公路駕駛輔助系統,隨即在2019年將此系統引入美國市場。現代汽車公司表示,由於美國國土面積極大,為了確保此系統能夠提供所有高速公路的準確地圖信息,現代將此系統引進美國困難不小。達到2級自主駕駛標準的HDA將在新款Genesis G90和下一代索納塔上亮相。由於它不提供自動駕駛功能,比起凱迪拉克的超級巡航系統,該系統與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儀更為接近。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9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表示,未來十年中國能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到2025年,中國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經濟體行列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經濟體。
此前兩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經濟體依次是韓國和中國臺灣。
林毅夫表示,到2025年,全世界將有39%的人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較之現在會翻番。到2030年,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即使是考慮了匯率因素,也是如此。屆時,中國每年將貢獻全球GDP增量的30%以上。
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迄今已經40年。林毅夫說,1978年中國人均GDP156美元,當時世界平均數為490美元。當時,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中國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下。
他表示,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5%,貿易額年均增長14.8%,“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增長和開放的表現”。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
林毅夫稱,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社會的中長期目標而言,中國正在走上一條新的發展之路。他堅信,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中國能夠保持6%的年均GDP增長率,“這也是能滿足中國政府和人民各方面目標的增長率”。
4月20日,工信部印發《2018年有關重點工作關鍵業績指標》,其中指出創建“中國制造2025”國家級示範區”,確定首批示範區創建名單,預期完成時限為2018年6月。智能制造工程試點示範項目遴選數量100個左右,預期完成時限為2018年12月。
西方有句諺語“一棵樹擋不住寒風”,中國有句格言“眾人拾柴火焰高”。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在此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日益成為全球共識。
2018年是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後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縱觀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國制造業秉承開放發展的理念,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堅持多邊開放與區域開放結合,逐步從政策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轉變,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合作共贏的重要領域。
40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大國、制造業領域利用外資大國和境外投資大國,逐步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2017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4.1 萬億美元,是1978年的783倍;制造業領域實際利用外資達335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1201億美元,中外互惠合作的範圍、層次和方式不斷拓展,中國制造業全面開放的格局已經形成並不斷深化。
開放領域不斷擴大。制造業一直是外商投資的重點領域,2017年中國制造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986家,同比增長24.3%。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大幅壓減了對外商投資的準入限制,在制造業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中,完全對外資開放的已有22個大類、167個種類和585個小類,分別占71%、93.3%和96.1%。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近年來也呈現強勁增長態勢,制造業占海外投資比重三分之一以上,覆蓋紡織、食品、機械、汽車、電子等眾多領域,為合作雙方帶來豐厚回報。例如,2010年吉利公司收購沃而沃後,經過一系列戰略調整,到2015年沃而沃全球共銷售50多萬輛汽車,創下該品牌建立88年來的歷史新紀錄,助力沃而沃走出困境並重新煥發生機。在這一過程中,吉利也提升了自身管理水平,並通過協同和規模效應與沃爾沃形成互利共贏的共同體。
合作區域不斷拓展。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中西部地區,中國制造業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1980年,中國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經濟特區,各國的資金、技術和人才陸續來到深圳,並通過這個窗口打開960萬平方公里的巨大市場。時至今日,大眾、西門子、蘋果、英特爾、三星、豐田、塔塔等世界500強企業的身影已經遍布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絕大多數企業都獲得了良好的投資回報。近幾年,在繼續堅持引進來的同時,中國政府鼓勵中資企業積極走出去。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制造企業境外投資從過去主要投向歐洲、北美和東南亞地區不斷拓展到其他區域,很多企業積極到沿線國家投資興業,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中國同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等30多個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有關文件,對接規劃和項目,一批沿線國家急需的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等領域重大項目在市場化運作中穩步實施,一批境外產業園區相繼落成,為相關國家推動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開放層次不斷提高。近年來,外商投資的重點從加工制造逐步拓展到計算機、集成電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術領域,在中國設立區域總部、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近2000家。如中法企業達成共建“中法工業聯合創新中心”合作意向,法國達索系統公司將在動態仿真、增材制造、多機器人先進制造等領域與中方開展深度合作,打造未來制造業創新技術孵化平臺。2017年,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665.9億元,同比增長11.3%;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同比分別增長7.9%、71.1%和28%。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規模和層次也在快速提升。2012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美國對華投資;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169.81億美元,同比增長111.5%。在進入“全球產業20強”的中國工程機械制造商中,徐工、中聯重科、三一、柳工等企業幾乎都在歐洲建立了研發機構。
合作渠道日趨常態化。在推動“中國制造2025”實施過程中,中國主動對接其他國家的制造業發展戰略,利用各種多邊、雙邊合作機制推動制造業國際合作,與德、法等國在戰略對接、標準制定、園區建設等方面積極開展對話與合作,湧現出許多中外合作典範。目前,已建立了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中拉產能合作投資基金、中歐共同投資基金、中墨投資基金、中法第三方市場合作共同基金等,旨在促進雙邊制造業合作發展。同時,中美、中德在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如,美國通用電氣公司也在工業互聯網技術、標準、聯盟等領域與中國企業開展務實合作。又如,中德在智能制造領域圍繞產業、標準化、人才培養、示範園區等重點合作方向,開展了智能制造及生產過程網絡化合作試點示範,促進中德雙方互學互鑒,在合作新模式中實現互利互惠。
平等互惠性不斷增強。開放的中國制造業受益於國外資本、技術和人才的投入,也持續為外資企業提供了良好回報。2017年,中國乘用車共銷售2472萬輛,其中德系、日系、美系、韓系和法系乘用車銷量分別達到485萬輛、420萬輛、304萬輛、114萬輛和46萬輛,分別占乘用車銷售總量的19.6%、17.0%、12.3%、4.6%和1.8%。中國制造企業海外投資也給當地帶去資金、技術和產品,解決了當地的就業、發展和稅收,不斷上演雙贏和多贏的故事。截至2017年底,僅中國企業在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就達到307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24.2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25.8萬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在美國俄亥俄州直接雇傭了超過14萬名美國人,不僅為當地貢獻了寶貴的稅收和就業機會,也有助於維護和提升當地公共設施建設。對此,《華爾街日報》認為中國投資重振美國“鐵銹地帶”。
40年來,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不僅支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也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做出了突出貢獻。按照聯合國發布的《2018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2017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三分之一。在華外資企業普遍受益於中國經濟增長,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最近發布的《2017年中國商業環境調查》稱,95%的受訪公司在中國持續保持盈利,且三分之一的公司表示其在華業務比在其他市場的業務盈利高。
伴隨著中國制造業的崛起,一些人擔心,中國制造業發展中存在的產能過剩等結構性問題外溢,將會對其他國家產業發展帶來較大沖擊;也有一些人擔心,中國政府推出“中國制造2025”,僅僅有利於本土企業發展,將會對其他國家企業設置不公平競爭障礙。這些疑慮是沒必要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互利共贏、開放合作都是中國制造業發展過程中堅持的根本原則。同時,中國制造業對外開放還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穩定性,優化政府服務效能,持續改善營商環境。
我們將在制造業已基本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落實汽車、船舶、飛機等行業開放要求,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特別是汽車行業外資股比限制,並加強同國際經貿規則對接,為外商提供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
我們將紮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揮好企業、協會、園區、政府等多方作用,提高服務水平,引導更多的中國企業到沿線國家投資興業,建立高水平的研發中心、制造基地和工業園區等。面向“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巨大需求,推進與沿線國家在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5G、車聯網、中小企業、民用航空、網絡安全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實現多方互利共盈。
我們將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堅持“中國制造2025”及其相關政策措施一視同仁地適用於所有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包括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建立健全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機制,切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提升事中事後監管能力和水平,為全球投資者營造一個穩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這已被古今中外的發展實踐反複證明。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立應對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我們將繼續秉承開放合作的理念,堅持市場化導向,更深更廣融入全球供給體系,在開放合作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與世界各國一道,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苗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