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籽/圖)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這一概念之後,地方先行者都在搶占改革先機,但是對於“這是一個什麽表”,很少有人能夠給出明確答案。深圳市寶安區將率先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方案推行之後,會很有殺傷力的。”2014年8月26日,深圳市寶安區政府的一名官員對南方周末強調。
“這個方案”,指的是該區正在編制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最近,深圳媒體披露,寶安區有望在全國率先建立這一制度,並對領導幹部進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
這是自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這一概念性制度之後,地方少有的高調發聲。在此之前,各地亦有不少自選動作,但都很難讓這一時髦的提法落地。
無論各地政府的探索者,還是學界研究者,很少有人能說清楚這是一張什麽樣的表。“這是個新概念,非常複雜,我們現在沒有專門的人力、物力去搞新東西。”西安市一位不願意具名的政府工作人員透露。
在這場扭轉官員政績觀的考核制度改革中,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是其中關鍵一環,也將成為追責官員的“大殺器”。
落地並不易。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9個月間,從中央到地方,沒有見到成型的案牘成果。
“國家層面是由國家統計局來負責。”貴州省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胡立平告訴南方周末。最近亦有媒體報道稱,國家統計局正在緊鑼密鼓編制。
“據我了解,目前沒有國家的整體規劃、任務安排。更多的是分散的、自發的研究,統計部門、地方、高校科研機構都在探索。”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春瑜告訴南方周末,他亦是中國社科院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課題組成員。
深圳的這次破局,正是地方上的單點突破。
“2013年底,我向寶安區環保水務局領導建議,可以結合中央政策和區里實際情況,試著做一個負債表。”深圳市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葉有華回憶道。學界與政府一拍即合,在2014年2月底,深圳市自然資源資產核算和評估中心成立,葉任主任。
而最新的消息是,8月初,深圳市寶安區專門召開了一場研討會,討論初步方案。據寶安區政府官員介紹,不少官員都“點贊”。“這是目前最符合中央意思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楊艷昭副研究員評價道。
不過,寶安區相關部門不願透露詳細方案。“現在還是初步研究成果,需要進一步完善。”上述官員回拒說。
這應該是我國第一個較為成型的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框架體系。而在李春瑜看來,貴州則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先行探索者。
他所在的課題組選擇了貴州進行考察。南方周末從貴州省審計廳了解到,在2014年2-5月間,該廳對赤水市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履行自然資源資產責任情況進行了現場審計。
無論是貴州省統計局還是省審計廳,受訪談及的關鍵詞都是“探索”。胡立平告訴南方周末,如赤水這樣的試點工作,也僅是了解自然資源資產應該怎麽審計等基本情況。
而山東省在此次改革試點部署中也是最快響應的地區之一。日前,該省審計廳組織的青島、煙臺兩市的海洋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試點工作已經結束。西安、珠海、中山等地也曾被媒體報道有創新動向,但並未有實質成果。
國家部委的試點則頗為龐大。2013年12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委聯合下發“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的通知,探索內容包括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第一批試點包括55個地區。但目前暫無進一步進展。
地方先行者都在搶占改革先機,但是對於這次改革具體要做些什麽,很少有人能夠給出明確答案。
“最基本的是要把自然資源資產的概念搞清楚,拿出具體的核算體系。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工作的話,核算就很難進行。”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告訴南方周末。
胡立平對此也表示同意。目前,貴州省的試點改革由統計局牽頭,國土、林業等職能部門分項進行。一般來說,應該是先有負債表和核算體系出來,審計部門再根據標準對官員任職期間自然資源資產變動情況進行審計。“但我們不能等,如果等負債表編制出來後再去審計,就顯得滯後了一些。”
中國社科院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課題組在貴州調研結束後發現,貴州的探索更多局限在各管理部門負責監管的自然資源變化統計上。事實上,大多數省市都只是摸底,極少地方能給出一個完整的規範性指導方案。
而山東青島、煙臺兩市在摸清海洋資源的基本情況之後,到底該如何評估這些資源,又該如何確認自然資源資產管理中領導幹部應當履行的責任等,尚無對應的辦法。
除了這些先行者的蹣跚起步,其他地方則完全是“雷聲大、雨點小”。
2014年3月,西安決定今後對領導幹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不過,“概念新,涉及範圍廣,缺乏相應的人力物力”,至今沒有正式開展。
這不是西安一地的遭遇,而是目前改革普遍困局。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中提到,要“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但是,自然資源資產的產權怎麽確定?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需要包括哪幾方面?地方領導幹部在自然資源資產管理中的權責如何明晰?在南方周末采訪中,各試點地方政府相關負責人普遍反映的問題就是“概念不清,沒有直接經驗可借鑒”。
“自然資源資產負債在全世界也是沒有過的新事物。聯合國有一個SEEA核算標準,涉及對自然資源的核算,但是該標準並沒有對負債問題作出規定。”貴州省統計局核算處處長王朝暉坦言,此項改革難度很大:水資源的補償費用,應該計入資產還是負債?如果今年降水多,是否計為資產增加?如果今年幹旱,是否計為負債增加?等等。
“自然資源的核算可以從自然資源資產實物存量和其所提供的生態產品(生態效益)兩個層面展開核算。”王金南解釋稱。
寶安區的方案強調了自然資源的生態效益,這也是專家著重褒獎之處。“這本來就是自然資源資產評估的核心要素,此前核算評估體系中忽視生態價值這一塊的做法是需要改進的。”葉有華表示。
寶安區自然資源資產研究課題組一位成員告訴南方周末,假設我們毀掉1000畝原始森林,種上1200畝人工林,從數量上看,林業資源是增加了,但是同樣面積的人工林跟原始森林的生態效益根本無法比擬。
根據《寶安區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負債表》初步方案,自然資源被分為林地、飲用水、濕地、城市綠地、古樹名木等,而負債方面包括飲用水資源保護投入資金、河流治理投入資金等多個指標,並且從數量、質量和價值三個方面反映該區內的自然資源資產。根據核算體系統計出來的結果,最後得出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寶安區上述負責人擔心的是官員觀念上的沖突。“GDP至上的觀念影響太深,雖然現在在糾正,但短時間內難以徹底改變。”
在未形成完整的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及負債表的前提下,各地方的迅速響應正引發一些擔憂。
“希望你們深圳慢下來,不要走太快。”來自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等開展自然資源資產研究的國家團隊專家提出了忠告。
據葉有華回憶,當前國內尚無一個成形的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和負債表,有關自然資源資產的核算爭議較大,專家擔心在沒有形成一個全國範圍內都認可的核算體系前,走得太快可能會有所偏離。
寶安方案仍有諸多問題亟待完善。比如,對於最基本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問題,寶安方面還沒有清晰的厘定。在8月初的專家研討會上,也有專家建議,應該先把核算體系等最基礎的東西設計好,再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寶安方案一開始就想要做一個全面的制度建設,步子邁得太大了。
“既然決定要進行試點,我們就爭取拿出一套完整的、真正可以落地實施的方案。”寶安區上述負責人表示,寶安區進行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改革試點,並非為了趕時髦,而是要與寶安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結合起來,做到“在保護中發展”。
對於上述專家的建議,他們在研討會上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最後得出的結論,在短期內要全部搞清楚所有情況,有點不大現實,這樣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課題研究,失去了改革的實際意義。“改革應該允許犯錯誤。現在我們選擇‘小步快走’,就是希望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我們的改革方案。”
經濟參考報援引接近財政部的消息人士稱,按照財政部要求,包括上海、北京、安徽、湖南在內的多個省份已經開始試編市本級和縣區本級的政府資產負債表。(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的重要內容。
報道援引專家表示,這項制度能夠完整反映各級政府所擁有的各類資產和承擔的各類負債,全面反映政府財務“家底”,引發各界關切的地方債未來將被關進“政府財報”的籠子。
將地方債關進“政府財報”的籠子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此前在解讀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時就表示,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還將繼續擴大,同時要做好兩項基礎性工作,其中之一是推行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編制政府的“資產負債表”。
“地方政府債券發行信息披露需要增加諸如資產負債率等償債能力存量指標,否則將難以充分準確地揭示地方債券的風險,也難以準確地對地方政府債券進行科學的信用評級。”
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一直是懸在經濟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真正的債務規模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數字還要大。
華爾街見聞網站文章援引全國人大常委尹中卿稱,目前地方債的實際規模有可能比審計數據多一倍左右,很可能超過30萬億元。
他警告稱,目前地方債風險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如果執行嚴格的金融規則,不少地方債已經無法依靠“借新還舊”展期。如果按市場化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
規範收支 盤活存量
事實上,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試編工作早在2011年就啟動了。經濟參考報援引消息人士稱,2011年,財政部國庫司印發了政府資產負債表試編指南,文件不對外公開,僅限於全國財政系統,試編工作開展多年一直相當“低調”。“2011年上半年財政部國庫司牽頭,選定包括北京、浙江、江蘇、天津等在內的12個省級政府,2012年從12個擴大到23個省級政府,到今年要求全部省級政府啟動試編政府資產負債表”。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說,“我國目前公布的財政收支數據是流量,政府資產和負債是存量數據。我國政府擁有龐大的資產,而且政府債務規模也非常引人關註。如果只公布收支,沒有資產負債的數據,是遠遠不夠的。”
中信證券也認為,對於財政資金的管理,主要通過“規範收支 盤活存量”的思路完善。
“一方面,全面推進全口徑預算管理,政府收支必須全部納入預算管理,不能搞“賬外賬”;同時強化預算公開,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財政資金的部門均應公開本部門預決算。另一方面,強化國庫資金管理,盤活存量,彌補財政收入不足的問題。”
“地產下滑導致財政收入增長乏力,但財政支出仍需加快以穩定經濟。為避免赤字的大幅擴張,盤活現有存量財政資金將是可選路徑。”
華爾街見聞網站不止一次提到,從經濟數據上看,中國自4月起出臺的一系列微刺激措施可能僅僅只刺激了經濟短暫複蘇,其有效性正在消逝。
究其原因,企業缺乏借款興趣恐怕是比市場缺乏資金更重要的原因。上周,央行通過SLF工具向五大國有銀行註入了5000億元資金,4月國開行還獲得了央行1萬億元的PSL,銀監會也放松了存款比限制。這都令銀行可借貸的資金規模擴大。
盡管如此,中國的信貸增速依然較為低迷,進口不振,房地產市場下滑,許多公司的支出意願不夠強烈。
英國《金融時報》甚至提到,這引發了中國可能陷入所謂“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怕前景。
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按照最先提出這一概念的野村經濟學家辜朝明此前的解釋,是指當全國性的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後,大量的私人部門(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都會隨之處於資不抵債的狀況,從而大規模地遏制經濟活動,由此而造成的持續衰退。
在這種情況下,債臺高築的企業忙著償還債務,即便利率再低也不願意借款,企業把目標從“陽態”世界的利潤最大化轉變為“陰態”世界的負債最小化。這時候政府的貨幣刺激就會失去有效性。
他認為,部分中國企業如今也呈現出這種行為方式。
當前中國不少企業債務高企,房價下跌、市場低迷令債務壓力與日俱增。據渣打銀行估計,中國的總體債務與GDP之比已從2008年底的147%,提高到今年6月底的251%。
上周五,央行公布的調查顯示,今年三季度,中國貸款總體需求指數為 66.6%,較上季下降 4.9 個百分點,為2011年三季度以來的最低值,制造業的貸款需求降幅大於非制造業,同時大型和小型企業的貸款需求均有所下降。
如何實體需求不足,那央行刺激所放出來的資金都去哪兒了呢?
《金融時報》引述一位上海的商業銀行的高管表示,貸存比已經放松,流動性有所提高,但仍然很難發放貸款。(刺激)消息傳出後,銀行都爭相購買債券。這些錢並沒有流入實體經濟。
辜朝明認為,在私人部門將債務完全清理幹凈之前,經濟無法恢複自行增長。但要破解這一局面也並非無藥可救。他稱,唯一的出路是長期大規模的政府支出。
盡管中國政府此前就曾增加過鐵路支出以及加快棚戶區改造,但決策層一直在避免大規模的強刺激,此前的四萬億給經濟留下的債務後遺癥至今未消除。
由於中國近期出爐的諸多經濟數據疲軟不堪,很多市場人士期望政府出臺更廣泛的刺激措施。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周末表示,中國並不會因為任何一個經濟指標而對其經濟政策大修大改。(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10月9日,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在華盛頓接受采訪時表示,歐洲央行意欲通過購債項目令其資產負債表膨脹的目標是危險的。
令我非常擔憂的是,在兩種購買計劃之下,(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目標存在風險。
危險就是:我們將以過高的價格購買這些資產。
魏德曼是反對歐央行本月購債決定的三位委員之一。
10月2日,歐洲央行宣布將從10月中旬開始購買資產擔保債券;將從四季度開始購買ABS,購買計劃將持續兩年。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曾預計,這將令該行資產負債表增加1萬億歐元左右(約合1.3萬億美元)。
魏德曼重申,以過高的價格購買資產“可能令風險從各銀行轉移到歐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之中。”魏德曼在本周一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就曾表述過這一點。
彭博新聞社報道稱,他的評論表明,自二季度歐元區經濟增長停滯之後,決策層缺乏統一戰線。IMF預計,歐元區經濟陷入2008年以來的第三次經濟衰退的概率最多可達40%。
盡管如此,德拉吉還表示,如果需要,決策者已準備好推出更進一步的刺激政策。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稱,擴大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是刺激通脹的最後的貨幣工具,但具體要增加多少資產負債尚無目標。
德拉吉在昨日的IMF秋季年會上表示,“現在就給你們一個確切的數據究竟會將資產負債表擴大多少,我覺得很困難。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大致的範圍,例如2012年初時的資產負債規模。
歐元區面臨陷入金融危機以來第三次衰退的風險,歐洲央行正采取包括降息、為銀行提供長期廉價貸款(TLTRO)和準備ABS購買計劃等措施刺激該地區創下近五年新低的通脹率。歐洲央行當前的資產負債表為2.1萬億歐元,而2012年頂峰之時為3.1萬億。如果要擴大資產負債表,歐洲央行可以購買資產或者接受抵押物發放貸款。
德拉吉表示,近期采取的降息、提供TLTRO和即將開展的私營部門資產購買計劃應該會對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但他否認有意打壓歐元,稱歐央行並未給歐元區價值設定目標,歐元近期的下跌反應的是國際貨幣政策的差異。他還稱,歐洲央行並不認為歐元區國家債券市場面臨著出現泡沫的風險。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援引彭博社的報道介紹過,德拉吉上月早些時候曾表示,希望歐洲央行的資產規模達到2012年初時的水平,也即較現在增長約1萬億歐元的資產。
歐洲央行自9月中旬起實施TLTRO項目,可為歐洲銀行業提供長達四年的貸款。德拉吉在7月曾表示,該項目規模至多可達1萬億歐元。但彭博社上月調查的經濟學家們預期,該項目規模僅為5750億歐元,比8月預期的6500億歐元要少,盡管歐洲央行已下調基準利率以降低貸款成本。
德拉吉還在9月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歐洲央行的ABS購買計劃將在10月份啟動。彭博上月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期,歐洲央行將購買2500億歐元的ABS和1600億歐元的擔保債券(Covered Bonds)。
按此預期推算,即使加上5750億歐元的TLTRO,歐洲央行仍然無法增加1萬億資產。因此,投資者仍在拭目以待,看德拉吉是否會通過采取具有爭議性的、大規模的量化寬松(QE)以達到目的。(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美聯儲正以驚人的速度收縮其資產負債表規模。自8月觸及4.07萬億美元的峰值後,美聯儲的基礎貨幣已經減少了2592億美元。
超過一半的資產銷售發生在10月底和11月底之間。
不過,資產負債表規模仍然驚人,為3.8萬億美元,遠高於危機前8200-8300億美元的規模。有趣的是,在危機前,美國貨幣政策非常擴張:聯邦基金利率在3%左右,而通貨膨脹率在4%以上。
顯然,現在時代已經不同了:美國金融體系和經濟已經發生了變化。不過,將現在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與危機前水平相比較告訴了我們,在未來幾個月,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將發生什麽樣的調整。
美聯儲在聲明中表示,在開始撤出流動性,正常化貨幣政策立場之後,將保持利率在低位一段時間。
問題是:這有可能嗎?如果流動資金被大規模的削減,利率難道不會走高嗎?
利率當然會走高。但是美聯儲的聲明也值得我們相信。因為美國銀行業持有2.4萬億美元的超額準備金(可用於放貸的銀行資金)。這些資金將繼續幫助維持低利率一段時間。上周五,有效聯邦基金利率(銀行的隔夜拆借利率)收盤於0.11%——遠低於美聯儲0.25%的目標利率。
這些超額準備金現在正在被美聯儲出售國債吸幹。相較於8月的峰值,超額準備金已經被削減2861億美元。在危機前的2007年1月-2008年6月,銀行的月平均超額準備金在19億美元左右波動。這與目前2.4萬億的水平相去甚遠。
所以答案是:高度流通的銀行間市場將會允許美聯儲在未來數月,將聯邦基金利率控制在0-0.2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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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楊等專家聯合編制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杠桿調整與風險管理》24日發布。
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國家負債率上升與全球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密切相關,一旦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持續下滑並致使“或有”負債不斷“實有”化,中國的主權凈資產的增長動態有可能逆轉,因而不能掉以輕心。
研究還表明,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是確定無疑的事實,而去杠桿則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濟恢複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另外,報告還闡述了當前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認為其主要表現為期限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貨幣和資產錯配。
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學部委員李揚介紹,2013年,曾領銜出版了《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理論、方法與風險評估》,首次編制了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和對外部門,以及國家和主權的資產負債表,相應計算了負債率和杠桿率,並做了若幹分析,提出了若幹建議。
“這份報告系上述研究的繼續,數據則盡量更新到2014年底。”李揚說。
基本數據顯示,在國家資產負債表方面,2007~2013年,國家總資產從284.7萬億元增加到691.3萬億元,增長406.6萬億元,年均增長67.8萬億元。同期,國家總負債從118.9萬億元增加到339.1萬億元,增長220.2萬億元,年均增長36.7萬億元。
2007~2013年,中國的凈資產從165.8萬億元增加到352.2萬億元,增長186.4萬億元,年均增長31.1萬億元;凈金融資產從7.4萬億元提高到16萬億元,增長8.6萬億元,年均增長1.4萬億元。
從結構上看,2013年,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總資產占國家總資產之比分別為29.4%、30.3%、27.4%和12.9%;
在非金融資產中,居民、非金融企業、政府分別占比為38.4%、40.8%和20.8%;就金融資產而言,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占比分別為20.7%、20.2%、53.9%和5.2%。
李揚介紹,從國家層面的資產負債率的變化趨勢看,2007~2013年,國家負債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較為明顯,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3.2個百分點和1.5個百分點。這說明,國家負債率上升與全球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密切相關。
按寬口徑匡算,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7.3萬億元,主權負債124.1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考慮到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變現能力有限以及國土資源性資產使用權無法全部轉讓的情況,以窄口徑來統計,即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13.4萬億元,並以2014年的土地出讓金(4萬億元)替代當年的國土資源性資產(65.4萬億元),中國的主權資產將由227.3萬億元減少到152.5萬億元。由此,窄口徑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8.4萬億元。
李揚說,無論何種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均為正值,表明中國政府擁有足夠的主權資產來覆蓋其主權負債。因此,在較長的時期內,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但是,包括養老金缺口以及銀行顯性和隱性不良資產在內的或有負債風險值得關註。一旦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持續下滑並致使“或有”負債不斷“實有”化,中國的主權凈資產的增長動態有可能逆轉,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中國經濟杠桿率6年上升65.7%
研究結果顯示,2000年至2014年,國有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總資產的比例由43.8%下降到30.2%,工業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總資產的比例則從34.5%下降到27.4%(其中,2004年,該占比曾達到38.5%的高點)。
國有企業總資產規模略有增加的同時其占比持續下降,反映了民營和非公經濟隨改革深化強勢崛起的事實;工業企業總資產規模略有增加的同時其占比下降,則反映了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良性變化。
2008年之前,我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一直穩定在100%以內,全球金融危機後,其加杠桿趨勢非常明顯。其中,資產負債率從2007年的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5個百分點;其次,非金融企業負債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17%,上升了122個百分點。再次,2008~2014年間,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反映債務占GDP的比重,與前面負債占GDP的比重略有不同)由98%提升到149.1%,猛增了51%以上。如果不考慮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杠桿率雖只提高到123.1%,但也上升了25個百分點以上。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水平在所比較的國家中是最高的,其隱含的風險值得關註。
不過,報告也指出,通過將中國與美、英、德、日四國比較發現,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負債占GDP比率是一個隨國家經濟和金融體制特點以及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的經濟現象,其利弊優劣不宜一概而論。
2008~2014年,居民部門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部門從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個百分點;金融部門從13.3%提高到18.4%,上升了5.1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從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個百分點。
加總以上各部門,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如果剔除金融機構部門,中國實體部門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個百分點。
“我們的估算與一些國際機構(例如麥肯錫)的估算有所不同。”李揚介紹,主要差別在於對金融部門負債率的估算上。我們的方法僅計入了金融部門發行的債券余額,而麥肯錫方法則是加總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兩項。
李揚說,估算杠桿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風險,而金融部門債務中的通貨和存款並不構成金融部門的主要風險或風險較小,可以不計。更何況,麥肯錫在進行國際比較時,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門之後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杠桿率。所以,為了更清晰地認清中國的風險所在,同時,遵循國際慣例,以增強國際可比性,選擇了目前的方法。
“然而,無論取何種口徑,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李揚說,國際社會認為,2008年之前,全球杠桿率的上升主要由發達國家導致,但自那之後,全球杠桿率的上升主要歸因於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下一場債務危機的主角。中國作為杠桿率不斷提高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於這一兇險的預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反對借增發股票降企業杠桿
去杠桿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濟恢複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李揚介紹,從債務率=債務/收入這個公式出發,去杠桿的方略可有“分子對策”和“分母對策”兩類。分子對策即對分子(即債務)進行調整,手段包括:償還債務、債務減計、政府或中央銀行承接債務、降低利息支出等;分母對策即對分母進行調整,手段包括結構性改革、擴大真實GDP規模、或通過通貨膨脹擴大名義GDP規模等。
李揚說,在分子對策方面,償還債務是去杠桿的基本途徑,用出售資產的方式償債,更是去杠桿的正途。但是,任何減債的方式都有緊縮作用,這是不可忽視的副作用。直接進行債務減計的可行性可以存疑,即便實踐上可行,減計造成資產價值的直接損失及對其他市場的溢出作用,也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而且,信用違約可能打壓市場參與者的信心,致使全社會信用萎縮。
李揚說,政府或央行承接債務,等價於債務減計。政府承擔,意味著未來的稅收負擔將會加重;央行承接,需要考慮其中長期影響,因為央行在未來的某一時點上一定會收縮其資產負債表,那時便會有反面作用出現。至於減少利息支出,即便可行,其作用也甚微。
“分母對策不會像分子對策那樣立刻見效,但卻是治本之道。”李揚說,因此,危機以來,多數接受了IMF等國際組織救援和指導的重債國,大多承諾推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中長期實際產出的增長。近期的希臘債務危機,在經歷了大範圍的迂回之後,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換救助之路。“這告訴我們,改革,並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長速度,依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
解決杠桿率高懸問題,有一種“杠桿轉移”說頗為流行,這指的是在一個主權主體內各組成部門之間進行債務轉移,例如,由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債務,或由國有金融機構承擔地方政府債務等等。
李揚分析說,客觀地說,眼下,政策當局似乎也正沿著這條思路施為。“鑒於在中國,各級政府以及國有金融機構事實上屬於同一產權主體,我們並不反對這種轉移。”說到底,這種“杠桿轉移”,也正是解決我國地方和企業杠桿率過高問題的現實途徑。
李揚說,“然而,我們不欣賞那種將企業部門的杠桿向居民部門轉移的做法,更不贊同通過推動股價上升,同時借以增發股票或IPO,進一步增加權益,來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戰略’。”2015年6~7月發生股市劇烈波動,可以說為此種思路給出了負面評價。
管理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
李揚認為,當前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主要表現為期限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貨幣和資產錯配。這些錯配既與發展階段相關,更與體制扭曲有關。因此,解決資產負債表風險,根本上還要依靠調整經濟和金融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研究顯示,期限錯配問題主要反映在地方資產負債表中。雖然我國地方政府總體上不存在清償力問題,但是,由於嚴重存在期限錯配,它們資產負債表的流動性風險是極大的。
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期限錯配,主要歸因於地方政府的資產大多期限較長(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投資),而在負債面,卻又缺乏可持續的長期資本來源。解決這種期限錯配問題,必須綜合施策。其中,建立穩定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大力發展長期信用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積極根據收入和支出責任匹配原則來調整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系等,均為題中應有之義。
李揚說,資本結構錯配問題主要反映在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表中,其基本表現就是負債率過高。這一狀況,與中國的金融結構密切相關。銀行間接融資為主,構成中國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色。由於銀行信用只能以貸款方式提供,依賴銀行體系為企業提供資金,自然產生提高企業負債率的結果。治本之道是認真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努力“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並規範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同時,也應當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重新審視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活動的規定。
貨幣和資產錯配問題主要體現在對外資產負債表中。其集中表現,就是我國對外資產和對外負債的投資收益差額(中國對外投資與外方在中國投資的收益軋差)長期為負。
李揚認為,為扭轉此類錯配,在放松對資本和金融項目管制的過程中,應穩步從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兩個層面推動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的結構調整。在負債方,通過人民幣的國際化,通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建設,增加人民幣在我國對外負債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國的對外負債成本。在資產方,應註重擴大內需,放緩外幣定值資產(特別是債權類資產)的積累;在實施“藏匯於民”戰略中,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特別是股權投資),增加對投資對象國貨幣定值的權益類資產的持有,以分享其經濟增長的收益。
半世紀前的非常規貨幣概念,竟成為現行央行的考慮選項——直升機撒錢;德國央行雖已出言示警,但在低利率無法提振物價下,這股聲浪仍逐漸掀起。 無論是央行官員、經濟學 家,還是市場觀察人士,現在愈來愈多人開始探究「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指央行直接把現金發給消費者)措施的優缺點,也就是值不值得為了刺激經濟,直接把錢拱手送給民眾。 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普雷特(Peter Praet)受訪時曾表示,必要時「各國央行都能採取」,但德國央行總裁魏德曼(Jens Weidmann)則警告說,此舉「將在央行資產負債表挖出大洞」。 要是看到「直升機撒錢」 成為目前最夯的議題,不知當初提出概念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會不會贊成實行這樣的非常規政策。 撒錢若啟動恐沒完沒了 他一九六九年的論文《最 適貨幣數量》(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希望回答一個問題:一個完美平衡的經濟,需要多少貨幣流通,才能確保民眾有能力購買商品與服務?他的假設裡有個但書,那就是撒錢只能撤一次。 「如果沒有『限用一次』 的假設,每當一出現直升機撒錢時,恐怕只會加深民眾原本預期的不確定性,進而改變了對現金的實質需求。」從傅利曼的但書可看出,他可能持反對立場,認為「直升機撒錢」的概念不該付諸實行。現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已是非常規政策,二00九年美國聯準會購買一.七五兆美元的債券;一0年又買了六千億美元;到了一二年,量化寬鬆已經轉變成無限期的政策,每月購債規模為八五0億美元;直到一三年十二月才縮小規模;在一四年十月畫下句點。量化寬鬆的大戲拖了這麼久,可見「直升機撒錢」機制一啟動,恐怕也會沒完沒了。 傅利曼的論文不只提到 「直升機撒錢」的實際運作,還分析相反情況;如果出現「火爐」(國外學者將QE比做木炭,認為木炭只能讓火爐發熱,但火爐帶來的溫暖不是真的春天。等火熄滅後,只怕就是寒冬的來臨),對金融行為會有何影響? 「假設政府對所有人課稅,但稅收全數丟入火爐燒光,而無實際作用。稅收的消耗促使政府提高稅率,反而導致市場中的貨幣數量持續縮小,估計每年遞減一成。」 在我看 來,這不正是 歐元區政府的 處境嗎?儘管 歐洲央行大行 貨幣寬鬆,但 各國政府卻沒 有善加利用, 不做實際投資 增加生產力, 反而把錢揮霍 在社會支出。 《彭博觀 點》專欄作家 強米契·保羅 (Jean-Michel Paul)去年十 一月曾撰文指 出,包括法國 與義大利在內 的國家,基礎建設支出近年大幅下降,反觀退休金與健保支出,卻是逐漸攀升。 歐洲有一些人認為有施 行「直升機撒錢」的必要,因為他們認為歐洲央行的救市彈藥庫已經彈盡援絕,且最近擴大量化寬鬆的規模後,成效愈來愈不彰。這樣的論點或許傅利曼能認同。他在另一篇論文《貨幣政策的角色》(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裡,比較七0年代與二0年代的市況,與當前的處境有異曲同工之妙。 財政不改善貨幣難發揮 「我擔心的是,我們可能犯了當時的錯誤,鐘擺已經盪得太遠,把貨幣政策看得太重,讓它扮演可能勝任不了的要角,結果適得其反,使得貨幣政策無法發揮應有的實力。」傅利曼這段話,恰好是各國央行今日的窘境:貨幣政策就只能變出這麼多把戲,但少了政府的財政刺激,恐怕沒辦法大幅提振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指人們因貨幣供給增加,而不自覺地增加消費和投資)。先前的非常規政策逐漸成為常態——聯準會聖路易斯分行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日前在德國演說時,提出低利率導致通膨速度放慢,而非加快;而「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y Theory)也受到愈來愈多專家的青睞,亦即政府不應該害怕赤字支出。 傅利曼形容貨幣是「格外 有效率的機器」,作用有如牽引機和工廠,使經濟更有效率與生產力;但,他也點出貨幣的潛在危險:「貨幣有個特色是其他機器都沒有的。由於貨幣這台機器無所不在,一日一故障,會連帶破壞其他機器的運作。」不管是零利率,或是負利率,目前都無法有效提振物價,而聯準會雖然想回歸正常化的貨幣政策,如今可能出現反效果。換言之,貨幣機器的功效並不如操作手冊所說,於是經濟成長的引擎一直欲振乏力。既然如此,「其他措施都沒用,何不試試『直升機撒錢』?」的論點雖然薄弱,最終卻可能最獲得傅利曼的認同。 譯者·連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