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邊倒支持有罪,到12人一致投下無罪,《十二公民》展示了一幅理想的法治圖景。當然,這個故事的中國版本,只是發生在模擬法庭里。 (劇組供圖/圖)
導演徐昂:這是一場關於偏見的討論,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追求,只是它的一個側面。
北大副教授車浩:這個故事如果出現在中國,法律觀念才是最應該有本土化價值的地方。
“為啥8號陪審員是檢察官,不是律師?”在北京中關村一家電影院里,律師們把導演團團圍住。
《十二公民》上映的第二天,律師孟靜包場請76位法律圈的朋友觀看,他們大多數是律師,還有法官、檢察官和媒體記者。該片導演徐昂也受邀前來交流。
觀影的法官也有異議:“8號應該是法官才對。”
讓法律人紛紛入戲的《十二公民》,改編自1957年的美國電影《十二怒漢》。時長一個半小時的故事,只有一個場景。十二位身份各異的陪審員,被關在一個燥熱狹小的房間內,以裁決一個問題少年是否謀殺了自己的父親。
第一輪投票一邊倒,11票有罪。唯一的反對者8號陪審員,完成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他說服其他人提出合理懷疑,一步步排除個人偏見,最終達成了12∶0的一致意見:無罪!
對人性的剖析和對法理公義的堅持,使《十二怒漢》成為了宣揚美國陪審團制度的最經典電影,日本、俄羅斯等國均曾翻拍。
中國版的《十二公民》,延續了原作的基本劇情,只不過,中國故事搬到了現實之外的一個大學模擬法庭中,但恰好踩在了一個特殊的節點上映——7天後,最高法院啟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法律圈開始假想:如果中國也有陪審團,會是這樣的結局嗎?
導演徐昂說,這部片子正是一次幾乎不付出任何代價的試驗,“它驗證了某種生活的可能性”。
2012年的一天,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韓大書接到了弟弟韓景龍的電話:有沒有可能把《我們檢察官》與《十二怒漢》結合起來?
韓大書的第一反應是:“根本不可能,中國沒有陪審團制度。”
麻醉師出身的70後編劇韓景龍,原本擅長寫驚悚劇,但拍法律劇的念頭在他的腦子里已經轉了很久。
韓景龍的想法,得到了所在公司聚本傳媒總經理王魯娜的支持。經韓大書推薦,聚本傳媒買下了遼寧省人民檢察院辦公室主任李玉嬌創作的電視劇劇本《我們檢察官》。由於拍攝成本問題,電視劇計劃一直被擱置。他們打算從電影入手,於是開始接觸各類導演。
王魯娜註意到了話劇《喜劇的憂傷》,這部戲讓她想起了著名庭審劇《嘩變》。她給《喜劇的憂傷》導演徐昂發了一封電郵,問他有沒有想拍的電影,徐昂回複,《十二怒漢》。
70後話劇導演徐昂,從2005年就籌劃著翻拍《十二怒漢》。在法學院朋友的啟發下,他甚至早已想到了在沒有陪審團制度的中國如何“對話”——模擬法庭。
韓景龍和王魯娜也都很喜歡這部老電影。於是,導演徐昂、編劇韓景龍、制片人王魯娜,在飯桌上碰了面。
幾個人合計出了這樣的中國故事背景:某政法大學舉行普通法補考考試,學生們要完成一次模擬審判,而他們的家長被要求組成“陪審團”參與其中。
第二次會見,韓景龍帶來了自己在最高檢工作的姐姐韓大書,檢驗他們想法的可行性。
“你的目的是什麽?你想得到什麽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具體的實施辦法是什麽?”韓大書接連拋出問題。
“通過這部電影與十三億中國人做一場理智對話,為司法機關與老百姓找到一扇溝通的大門。”徐昂回答。
韓大書感覺“完全被吸引了”。她當公訴人時,曾因被受害者家屬誤會而掉眼淚。而根據真人故事創作的劇本《我們檢察官》,主人公也是個被誤解的檢察官。
韓景龍說,《我們檢察官》劇本的主題,正好與《十二怒漢》相似。導演徐昂也認同,可以讓一個法律工作者加入。
兩個劇本一結合,檢察官進了“陪審團”,成為第一個確定的角色,而且還是那個最初堅持無罪並引導整個故事逆轉的8號陪審員。
在只有一個房間的場景里,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十二個陪審員,五個合理懷疑的提出,從一票無罪到徹底逆轉的七次表決,《十二怒漢》以其戲劇張力成為最經典的法律電影。 (網絡圖片/圖)
導演徐昂拍《十二怒漢》的最初沖動,是想借由這部電影的故事框架討論中國社會的偏見。他從原作中不止看到了“十二個人”,還有“十二種憤怒”。
在徐昂的認知里,“中國最大的偏見來源就是貧富差別”。而中國社會缺乏常識和通識,讓他感到失望。
他打了個比方,就像把杯子放在一塊玻璃板上,“從最底層看,和從上面俯瞰,描述時並不是同一個東西,但我們都非常確信我們看到的是對的。”
寫劇本前,編劇韓景龍帶著十幾個人的團隊花費了3個月時間收集了微博、百度等網站每天排名前十的熱點新聞。他發現,每天前十的熱點中,就有一個是司法案件。這些案件引發關註的原因,也不外乎貧富之間的偏見。
徐昂記得,當時正值李某某案在風口浪尖上,劇組內部討論的熱鬧程度,絲毫不亞於《十二公民》中的情節。有的人站在兒子的角度上談父母,有的人站在父母的角度上談兒子;有人看到的是一個掙了很多錢的歌手的兒子,也有人說這個父親沒做錯什麽。
在案件設計上,被指控謀殺親生父親的美版貧民窟少年,到了中國,成了一個傍著有錢繼父的富二代,而他的親生父親,則是河南人。
其實,創作團隊當時考慮過包括東北人在內很多容易產生地域歧視的地區。最後一致討論認為在北京,可能選用河南人更具代表性。
中國檢察官文聯、遼寧檢察官文聯、北京檢察官文聯等單位參與了聯合攝制。劇本過審時需要參考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的意見。
除了一些法律細節的建議,最高檢還提出加上一些“展現檢察官日常生活和辦案情況”的外景戲。於是,劇本又加了檢察官陸剛辦案的故事,並且一開篇就交代了8號陪審員的身份。
除了8號陪審員早已確定是檢察官,創作團隊接連又敲定了其他11人的角色——法學研究生、工程師、出租車司機、房地產商、蒙冤入獄過的社會青年、急診科醫生、小商販、退休老人、“吃瓦片”的北京人、河南保安、保險推銷員……
一些角色經過了幾輪的調整。例如,5號原本不是蒙冤入獄青年,而是一名曲藝演員;6號原本設定的是獸醫,根據扮演者李光複曾經的工作經歷,改為一名急診科醫生。
歷經十個月,劇本才定稿。拍完後的成片審查,幾乎“一刀未剪”。
據徐昂回憶,當時最高檢來的恰好也是十二個人,其中十一人在放映結束後站立鼓掌,但是有一人面色凝重地坐在原位。
後來他才知道,這位先生在意片中的河南人角色。有人出來打圓場,電影本身就是反對地域歧視,“這部電影並不歧視河南人,是在幫河南人”。
12名主演都是話劇演員,他們主要來自國家話劇院和北京人藝。電影也是按照話劇的方式拍攝,開拍前還排練了17天。演員們一起住在酒店,從早上九點排練到晚上九點。
由中國人組成的“陪審團”如何呈現,演員們有時候也會跟角色較勁。
國家話劇院演員趙春羊跟導演的分歧最多,有時他按劇本演不下去,分歧解決了,才能繼續。他琢磨自己演的房地產商,應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代表理性的聲音,不斷地推論,所以堅持到倒數第二個才投無罪票。
北京人藝演員班贊感到最得心應手。11號保安這個角色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原型是人藝的一名河南籍保安。在劇中,“合理懷疑”這個名詞,正是這位曾報考過政法大學但沒考上的學校保安說出來的。不過班贊認為,11號陪審員未必真的懂得這個詞的含義,他只是“喜歡用專業名詞說話”。
大多數角色多來自底層,他們的轉變,並非完全認同疑罪從無等司法理念。9號退休老人是出於同情,11號保安是為了反對10號,7號的小商販僅僅是因為“我煩了”。
韓童生飾演的3號出租車司機最後一個投無罪。他道出了兒子離家出走之痛,情緒幾乎崩潰。在徐昂的理解中,他最後發泄完自己的情緒後,最後才否定了先前的自己,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而投了無罪票,“他的偏見是人類更大的困境,這個困境叫做愛”。
在韓童生看來,3號是用個人的崩潰,完成了對司法精神的尊重。一開始他懷疑過,一切都是虛擬的——陪審團是虛擬的,最後投票也不會真正影響到他人的生死,“大家會對這個片子感興趣嗎?”後來,他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被帶進了故事里。
對於韓童生而言,演完這出戲,像是上了一堂普法課。“對特別重大的案子,不要人雲亦雲,”他反思道,“像我們這種搞文化工作的人,都沒有那麽認真,那普通老百姓會怎麽想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挺可怕的。”
在現實中,這12名演員沒有學過法律。導演給不同演員安排了不同程度的輔導。劇中的8號檢察官是最為專業的法律從業人士,徐昂為演員何冰準備了一些新聞簡報和法律資料,幫助他更深入地理解臺詞。
恰恰是這個最專業的檢察官,被認為是電影中最不專業的角色安排。
在電影上映前,檢察官的外景戲由於影片嚴重超時而被刪除。徐昂在影片末尾加上一個陸剛尋找自己檢察官證件的鏡頭,交代出8號陪審員的身份。
然而,上映後,8號檢察官證的最後一亮,就引來了法律圈的吐槽。
在陪審團制度里,檢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員都不得加入。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試點方案,也明確將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排除在外。
徐昂很無奈,“沒有這個鏡頭,那前面刪掉的外景戲都要加上。”
飾演8號陪審員的何冰急了,“天哪,它不是普法戲,不是法制宣傳片,它只是借助這個框架,在說人嘛。”
電影上映後,何冰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我看這電影聊的就是偏見”。他非常認可這個評價。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陪審團制度只是一個比方,“我們要懂什麽是戲,戲是個比方,假裝說里面蘊藏著一個核心的內容,我們要看到那個核心的內容,千萬不要被這個比方帶走了”。
對於不同階層人性的挖掘,其實也是導演的本意。“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追求,只是它的一個側面。”徐昂說。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車浩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分析,美版《十二怒漢》之所以被奉為經典,在於三個層次所疊合出來的厚度,這正是這部電影的靈魂所在。日本、俄羅斯、中國的翻拍作品,都複制了這樣的結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理念問題。先要樹立起一個靶子,表現為法律領域中的一些重要觀念,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合理懷疑,等等。
第二個層次是技術問題。設計出能夠讓人通往前一層次的無罪結論的合理懷疑,這些疑點都是射向靶心的一支支小箭。
第三個層次是人性問題。共同搭弓射箭的十二個人,有哪些偏見,阻礙了他們去認識這些疑點,或者說即使認識到仍不能順利地通往疑罪從無的結論。
十二個參差有別的個體,會不會找到箭,能不能、願不願一起拉開弓射出去,就大有看頭了。只有設置了這樣的前見甚至偏見的人性障礙,實現上面的目的——通過發現疑點而最終認定被告人無罪——的過程,才會一波三折,充滿戲劇的張力。
在車浩看來,這個故事如果出現在中國,最大的障礙是在第一層次的法律觀念上,它才是最應該有本土化價值的地方。《十二公民》在人性偏見上“用力過猛”,以至與前兩個層次嚴重脫節。於是,十二個中國人,在面對一系列與其內心觀念完全不兼容的原則來進行定罪這一點上,居然比美國人更加順利地接受。
參加包場觀影的刑辯律師郝亞超說,她就經常被罵“為殺人犯辯護”,疑罪從無這樣的理念距離普通老百姓實在太遠,他們更能理解什麽叫殺人償命。在她看來,現實生活中,可能很難像影片那樣,12個陪審員最後都接受了無罪的結局。
這是小台商如何在外來品牌中求生存的故事。 八月十日,對宜芝多創辦人蔡秉融是非凡的一天,十六年前他在上海徐家匯開第一間店,失敗收場;如今舊地重回,他旗下擁有八十一間店。徐家匯的旗艦店,正對著地鐵站口,這是連星巴克都夢寐以求的黃金店鋪,路過的人無不紛紛詢問打探。 在上海,宜芝多的店鋪數還排在八十五度C和克莉絲汀之後,但是,蔡秉融是唯一不靠市場資金,沒有財團背景,赤手空拳在十里洋場打天下的台灣烘焙業者。 在最低單價人民幣九元(約合新台幣四十五元)的高價麵包店區塊高端市場,他擁有上海最大的高價麵包連鎖店。 走進宜芝多門市,麵包、蛋糕平均單價比八十五度C貴了一倍,面對的是有大財團背景或上市公司背景的競爭者,麵包師傅出身的蔡秉融卻運用與大企業不同的戰略:精、細、慢,闖出一片天。 這是台商一般都會碰到的困境,蔡秉融花了十六年提煉出來的戰法,為如何在中國打天下,指出一條明路。 仔細觀察宜芝多的八十一間店,其中七成四都集中在上海,精耕是蔡秉融鞏固地盤的秘訣。 一個上海的人口約等於台灣總人口數,各商圈口味有些微差異,宜芝多有一百到兩百種麵包蛋糕,一家店鋪僅能擺設五十、六十種,依商圈消費者口味挑品項就是學問。 品項跟著商圈改 海歸派多就主推歐式麵包 早年,宜芝多的麵包是日式口味,鹹甜麵包居多,蔡秉融觀察到,上海人會送第二代到歐美,海外歸國者漸漸多起來,他是上海第一個研發口味清淡、低油的歐式麵 包;依商圈西化程度,他會微調麵包種類比率,外國人較多的古北區,歐式麵包占七五%,日式占二五%,對手賣軟麵包,他就改賣天然酵母麵包。 曼都總經理賴志郎認為,上海變化的速度是台灣的十倍速,比起外國品牌,宜芝多因應變化的速度來得更快,成立以來已經換了三次logo,這舉動對外國品牌來說不可思議,但是會讓上海人覺得宜芝多一直有新點子。 店型跟著市場開 模仿美心設地鐵店賣早餐 跟連鎖店標準店面不同,宜芝多的店型因應商圈至少區分出五種。地處熱鬧的徐家匯旗艦店,月租金人民幣兩百萬元,靠一塊人民幣九元的麵包回本不易,卻是打出品牌知名度的手段。 兩年前,蔡秉融模仿香港美心設立地鐵店,商品則以早餐與點心為主,在觀光客比較多的田子坊,開設巧克力專賣店,賣的是包子和洗衣板形狀等具有東方特色的巧克力。含金量高的百貨公司裡,則開設毛利率五成的蛋糕專櫃。 擴店龜速不搶快 看一個好的點甘願等七年 八十五度C快速展店,五年超過三百間店,蔡秉融的擴張顯得龜速,十六年只開了八十一間店,平均一年開五間,然而,每間店的地點都是他精挑細選。 開第一間店時,開在商場B1 ,不料上海人很少逛地下一樓,做了三年慘澹收場。 從此之後,蔡秉融選店萬般小心,跟在星巴克和全家便利店後面開店準沒錯,他比喻說,「找好同學當鄰居,功課不會太差,」這是中小企業省去開發店鋪成本最常用的手法,只是好的店址人人都想搶,財力不比大財團的蔡秉融,憑什麼? 烘焙原料商科麥總經理盧壯智說,蔡秉融對於看中的地點有無比的堅持和耐心。 有次蔡秉融相中上海古北區星巴克隔壁的獨棟兩層樓的鋪子,這鋪子開了三次餐廳都倒閉,最後由房仲業接手開店,時值打奢,蔡秉融判斷房仲接手也做不久,便派一名員工跟房仲職員保持好關係,不時噓寒問暖,等到要退租時,第一個通知蔡秉融,總共等了七年才順利搶到手。 蔡秉融說,「地位決定品牌定位」,看好的點,絕對不放手。宜芝多有十八個鋪子占其上海鋪子約三分之一,都在地鐵站出口或者地鐵站內。 上海富蘭德林總經理劉芳榮指出,蔡秉融不是財力最雄厚的,卻贏得地鐵局的信任,因他幫地鐵站做好幾個案子都很漂亮。 上海人民廣場附近是治安死角,地鐵局希望麥當勞承租,麥當勞只願租四分之一,另外三百平方米地鐵局改找蔡秉融,他毫不猶豫租下來開咖啡廳,逐步帶動了附近商機,建立起地鐵局對他的信任。 劉芳榮認為,這正是他跟外資相比最大的無形資產。在上海迪士尼地鐵站外有八間鋪子,其中就有兩間是交給蔡秉融打理。 「這幾年賺的都是機遇財,之後得賺管理財。」蔡秉融坦誠的說,面對雄厚資金與人才濟濟的新加坡和韓國連鎖麵包店,現在宜芝多的大小細節還是他說了算,只要在店裡,常不時聽到他指導員工的聲音,培養人才與學習授權,是他壯大品牌最大考驗。 |
同樣面臨iPad分食孩童時光,為何做芭比的市場老二美泰兒,股價與獲利率,都輸給做變形金剛的老三孩之寶? 這是變形金剛與芭比娃娃的戰爭,第一回合,前者大勝。 迪士尼剛結束跟全球市占第二大玩具公司美泰兒(Mattel)的十年合約,把旗下十三位公主,包含最受歡迎的《冰雪奇緣》艾莎公主,交由美泰兒的對手——全球第三大玩具公司孩之寶(Hasbro)代理銷售。 二○一六年開始,美國玩具反斗城賣場的「公主們」,都由孩之寶重新設計「變臉」上架。一紙「公主合約」,將為孩之寶帶來一年五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六十八億元)的營收。 93歲孩之寶多角轉型! 這場「公主大戰」的兩位主角,正上演著一盛一衰的命運。過去三年,孩之寶股價上漲近九○%,美泰兒卻下跌了二七%。 美泰兒與孩之寶近年都面臨嚴峻挑戰,競爭對手不是彼此,而是iPad等行動手持裝置。 根據研究機構Childwise統計,美國五到十六歲的孩童每天花六個半小時在螢幕(包含手機與平板)前,這代表玩玩具的時間逐年減少。 美泰兒掌握美國一七%玩具市占率,一九五九年推出芭比娃娃後,廣受歡迎,直到二O一三年芭比都穩坐美國節慶時最受女孩歡迎玩具第一名,稱美泰兒為玩具女王一點都不為過。孩之寶主攻男孩玩具,在美國市占率一O%,最知名的產品就是變形金剛、地產大亨、彩虹小馬。 芭比熱賣五十七年,過往占美泰兒營收約兩成,然而,從二O一一年起,芭比貢獻的營收連年下滑,至今減少兩成,使二O一五年美泰兒的毛利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全都下滑。反觀,孩之寶過去兩年仍持續成長,為何兩者命運大不同? 第一變:販賣娛樂 找名導拍電影,淨利創新高孩之寶並非是玩具界的獲利模範生,電腦普及後,孩童不再喜歡孩之寶的地產大亨等桌遊,變形金剛也遭人遺忘,孩之寶獲利載浮載沉,一九九六年甚至差點被美泰兒收購。 二OO八年高德納(BrianColdncr)上任孩之寶執行長,派出十五入團隊做訪談,發現孩童不是不愛變形金剛,而是太少看到變形金剛,一九八O年代後,變形金剛卡通就沒出現在電視。 高德納接受《彭博商業週刊》採訪時表示:「我們將珍貴品牌束之高閣,損失大把獲利。」隨後,他四處找電影公司合作拍片,終於獲得派拉蒙影業首肯,請來名導 演麥可。貝(Michac Bay),不僅扭轉了過去先有故事、才有玩具的經營邏輯,還把外星機器人對戰漫畫,簡單的故事轉變為複雜的電影腳本。 二OO七年《變形金剛》上映,孩之寶的淨利創下歷史新高,變形金剛商品年營收由電影上映前的一億美元,上映後暴增到兩億美元,更確定孩之寶將從單純賣塑膠玩具的企業,轉變成跨媒體娛樂公司。 孩之寶品牌長佛斯帝(JohnFrasootti)演講時提到,為了銷售玩具而自製卡通電影,並非新鮮事,但孩之寶想的不僅止於此,它要變成娛樂公司,讓孩童在電影、電視、手遊都接觸到旗下的角色,並以授權方武將觸角延伸到其他產品。 二OO八年,孩之寶把企業目標改為「創造最棒的玩樂經驗」,旗下角色都必須誕生自故事中,說故事能力成為最重要的核心能耐。 佛斯帝說:「我們不是在賣玩具,是用故事讓角色活起來,授權到各領域。」他解釋,說故事能創造兩種優勢,一,讓角色鮮活起來,讓人們產生情感連結:二,隨 著故事發展,角色個性與特長可與時俱進,使角色長青。孩童的喜好變化快,過往玩具公司總苦於熱門角色僅止於二代拳王」,隔年就被打入冷宮,但是當角色有故 事支撐,就能延長壽命。高德納在接受媒體訪談提及:「將說故事的能力,整合到每一件我們所做的事情。」賣變形金剛時,不只是賣玩具,還賣授權給電玩公司做 手機遊戲、文具商印製學童背包與筆袋等。當遊戲產業視ipad等科技產品為大敵,該公司的看法卻不同。孩之寶內容長戴維斯(Stephen Davis)說:「現在是進入玩具產業最棒的時機,更多管道讓我們的內容曝光……,我們有更多機會創造顧客的品牌體驗。」 第二變:跨界撈金除賣玩具還靠授權賺體驗財 重新定義企業價值後,孩之寶策略與組織也隨之改變。二OO九年購併長期為其製作卡通與廣告的製片公司,成立孩之寶工作室(Hasbro Studio),自製卡通。同年,往下整合頻道,以三億美元入股DiscoveryFamily頻道,持股五成。電影部分繼續跟派拉蒙合作推出四集《變形 金剛》,把大批設計師送到片場,確保每個變形金剛都有相對應的玩具。當每一集票房比前一集熱賣時,孩之寶淨利幾乎都創新高。 二O一四年孩之寶更成立火源影業(Allspark Picture),運用旗下角色特種部隊、彩虹小馬拍攝影片。過往孩之寶難以攻進女童市場,但是彩虹小馬電視卡通上映後,二O一四年彩虹小馬商品營收貢獻,是孩之寶第三大。 孩童花最多時間在App遊戲,孩之寶二O一三年入股手機遊戲公司Backflip,持股七成,開發變形金剛遊戲。 當變形金剛躍上大銀幕暴紅後,孩之寶在四年內(二O一O年至二O一四年),授權業務的營收成長了六一%,占總營收五%。二OO六年變形金剛有九八%的營收 來自玩具,現在僅有七六%來自玩具,其他二四%來自授權電影、電玩業務和主題樂園,大賺體驗財,等於一個變形金剛可以賣四次(詳見第四十頁圖)。 眼界不同,孩之寶的腦袋也跟著轉變。他們發現,眾籌網站上有人用3D列印自行設計彩虹小馬販售,通常一般玩具公司會提告侵權,它卻轉而跟創作者合作,洽談 抽取授權金。台大國企系教授湯明哲解讀,孩之寶轉變為「特許加盟」(franchise)的商業模式,創造出暢銷卡通人物後,利用各種授權,創造電影以外 的利益;迪上尼是這模式的箇中高手,他指出,如果電影賣不好,迪士尼可以從其他產品獲利,玩具只是綑綁銷售的一環。當玩具逐漸變成配角、電影變成主角,純 玩具商的獲利空間自然限制,二O一五年,《冰雪奇緣》的兩位公主取代了芭比,成為美國假期最受女孩歡迎玩具,就是最佳例子。 71歲美泰兒做小自己! 美泰兒並非沒看到手機與平板帶來的危機,芭比銷售連續四年下滑,警鐘早就響起,前任執行長在二O一一年上任時也曾喊出「One Mattel」 (一個美泰兒),希望美泰兒發展跨電視與數位平台事業。 只是,當孩之寶重新定義自己是玩樂經驗的創造者,美泰兒仍定位自己是玩具公司,空有口號卻無執行。 過去五年美泰兒最大的兩宗購併案,是買下湯瑪士小火車與全球第二大積木公司MEGABrands,而非進軍影視,它偏好沿襲過往成功邏輯——制作電視卡通 帶動玩具銷售,被《彭博商業週刊》形容:「偏好做小」(gosmall),雖然投資風險比孩之寶投資電影低,卻難有突破,只能眼見芭比銷量下滑。 第一敗:只守本業為保護芭比,放棄進好萊塢 的確,芭比熱賣五十七年,在玩具生命曇花一現的產業裡是個奇蹟,美泰兒當然不願意讓曾經占營收兩成的芭比冒險闖進好萊塢。「在美泰兒裡,保護芭比已經融入他們的DNA裡了,」美泰兒前營運長史丹(rucc Stein)說。 直到二O一三年底,美泰兒才覺悟,著手成立製作公司。二O一五年四月,美泰兒換掉執行長,撤換三分之二高層,聘請董事會成員辛克萊 (Christopher Sinclair)擔任美泰兒董事長兼執行長,他接受財經週刊《霸榮》(Barron`s)採訪時慼嘆:「過往美泰兒的成功來自創新、創意與速度,但是我 們卻變得保守、自滿與遲緩。」 在美泰兒,為了報告新產品與行銷活動,員工會花掉數個禮拜準備上百頁的書面資料,描述每一個細節;假如你想取得美泰兒授權圖樣做背包,至少得經過八場會議、三十種樣式討論後才可能定案,甚至有主管會在行事曆填上假會議,避免被找去開會。 第二敗:忽略玩心決策依賴市調,淪為公式化 美泰兒每年透過四家調查公司蒐集銷售資訊,公司內不乏畢業自常春藤聯盟MBA,卻讓企業變得依據調查數字行事,忽略除了調查外,做玩具、講故事必須抱著玩心。《華爾街日報》寫:「美泰兒像是卡夫或寶潔這樣快銷品公司,更依賴市場調查資料做決策,而不是膽識。」 二O一四年,美泰兒聘回了曾在二OO二年讓芭比事業起死回生的狄克森(RichardDickson)為品牌長,他檢討:「我們必須給自己多點自由、少點公式化。」 二O一五年,美泰兒結合科技,研發出會跟孩童對話的玩具「哈囉芭比」,還準備跨入電影,向迪士尼看齊,擴大授權事業搏翻身。也正因此,迪士尼忌憚美泰兒搶奪公主市場,先琵琶別抱,把旗下十三位公主交由孩之寶銷售。 湯明哲說:「這案例指出,一味固守核心能力是錯的,面臨巨變,順勢而為、提早布局、即時轉變,永遠適用。」沒人會料到,迪士尼跟蘋果會是原本獲利方程式的 破壞者,如今,產業界線模糊,當企業發現自豪的商業模式將被外來者破壞殆盡,該怎麼做?政大企管系教授別蓮蒂認為,先得審視企業的核心價值在新競爭環境中 是否適用,若已過時,唯有學習對手的模式,奮力轉型。反之,則該聚焦才能轉危為安,玩具商龍頭樂高(Lego)曾面臨財務危機,經過一番摸索,最後選擇聚 焦積木的創造性,反倒取代美泰兒,由第三名躍升成為全球第一大玩具公司。 新科技,開放平台,正在破壞企業習以為常的成功方程式,認清企業價值,勇敢改革,才有機會在新競爭環境中找到機會。 撰文者曾如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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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百度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百度董事長李彥宏今日面向全體員工發出內部信。他在信中表示:強調用戶至上,犧牲收入在所不惜。
李彥宏在內部信開頭稱,一月份的貼吧事件、四月份的魏則西事件引起了網民對百度的廣泛批評和質疑。“其憤怒之情,超過了以往百度經歷的任何危機。”
李彥宏在信中問道:“這些天,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會想:為什麽很多每天都在使用百度的用戶不再熱愛我們?為什麽我們不再為自己的產品感到驕傲了?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他稱,在創業初期的百度傾聽用戶的聲音,了解用戶的需求,在實力相差極為懸殊的情況下贏得中國市場。但是在今天,他更多地會聽到不同部門為了KPI分配而爭吵不休,會看到一些高級工程師在平衡商業利益和用戶體驗之間糾結甚至妥協。
“用戶也因此開始質疑我們商業推廣的公平性和客觀性,吐槽我們產品的安裝策略,反對我們貼吧、百科等產品的過度商業化……因為從管理層到員工對短期KPI的追逐,我們的價值觀被擠壓變形了,業績增長淩駕於用戶體驗,簡單經營替代了簡單可依賴,我們與用戶漸行漸遠,我們與創業初期堅守的使命和價值觀漸行漸遠。如果失去了用戶的支持,失去了對價值觀的堅守,百度離破產就真的只有30天!”李彥宏說。
李彥宏稱,在接下來的時間必須集中力量做好幾件事:首先,是重新審視公司所有產品的商業模式,是否因變現而影響用戶體驗,對於不尊重用戶體驗的行為要徹底整改。百度要建立起用戶體驗審核的一票否決制度,由專門的部門負責監督,違背用戶體驗原則的做法,一票否決,任何人都不許幹涉。
其次,要完善百度的用戶反饋機制,傾聽用戶的聲音,讓用戶的意見能快速反映到產品的設計和更新中,讓用戶對產品和服務的評價成為搜索排名的關鍵因素。
最後,要繼續完善現有的先行賠付等網民權益保障機制,增設10億元保障基金,充分保障網民權益。
以下為李彥宏內部信全文:
《勿忘初心 不負夢想》
各位百度同學:
一月份的貼吧事件、四月份的魏則西事件引起了網民對百度的廣泛批評和質疑。其憤怒之情,超過了以往百度經歷的任何危機。
這些天,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會想:為什麽很多每天都在使用百度的用戶不再熱愛我們?為什麽我們不再為自己的產品感到驕傲了?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還記得創業初期的百度,那時我們主要在跟谷歌等競爭對手搶用戶,但我更怕的是它去高價挖我們的人才,谷歌完全有實力給百度的工程師們開出三倍以上的工資待遇來。後來他們進來了,卻幾乎沒有挖動我們什麽人。細想起來,那個時候大家都憋著一股氣,要做最好的中文搜索引擎。我們每個人每天都為自己做的事情感到特別自豪。那時候我們的招聘海報經常用一個名人的頭像,在下面配一句簡練的文字。比如用魯迅的頭像,下面配的文字就是:“是翻譯,還是用創作尋找中國意義?”用錢學森,文字就是:“是在海外住別墅還是回中國做導彈之父?”用毛澤東,文字就是“是投降,還是比敵人更強”……一直到今天,每當我把這些詞句說給後來人聽時,都會幾近哽咽。在這些夢想的感召下,我們去傾聽用戶的聲音,去了解用戶的需求,在實力相差極為懸殊的情況下,一點點地贏得了中國市場。是我們堅守用戶至上的價值觀為我們贏得了用戶,也正是這些用戶在貼吧里蓋樓、在知道里回答問題、在百科里編寫詞條,他們創造的內容、貢獻的信息,讓我們區別於競爭對手,成就了百度的輝煌。
然而今天呢?我更多地會聽到不同部門為了KPI分配而爭吵不休,會看到一些高級工程師在平衡商業利益和用戶體驗之間糾結甚至妥協。用戶也因此開始質疑我們商業推廣的公平性和客觀性,吐槽我們產品的安裝策略,反對我們貼吧、百科等產品的過度商業化……因為從管理層到員工對短期KPI的追逐,我們的價值觀被擠壓變形了,業績增長淩駕於用戶體驗,簡單經營替代了簡單可依賴,我們與用戶漸行漸遠,我們與創業初期堅守的使命和價值觀漸行漸遠。如果失去了用戶的支持,失去了對價值觀的堅守,百度離破產就真的只有30天!
今天,百度能影響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信息的流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市場的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複雜,好的,壞的,美的,醜的,真的,假的,在網上都有。每天有無數的人會根據在百度搜到的結果去做決策,這也對我們的產品理念,行為準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要與時俱進,為用戶負責!
網民希望我們做的事兒,我們要順應民心和民意,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哪些錢可以賺,怎麽賺,關鍵時刻高管和員工如何選擇,這些問題時刻考驗著我們的商業道德和行為規範。我們在接下來的時間必須集中力量做好幾件事:
首先,是重新審視公司所有產品的商業模式,是否因變現而影響用戶體驗,對於不尊重用戶體驗的行為要徹底整改。我們要建立起用戶體驗審核的一票否決制度,由專門的部門負責監督,違背用戶體驗原則的做法,一票否決,任何人都不許幹涉。
其次,要完善我們的用戶反饋機制,傾聽用戶的聲音,讓用戶的意見能快速反映到產品的設計和更新中,讓用戶對產品和服務的評價成為搜索排名的關鍵因素。
最後,要繼續完善現有的先行賠付等網民權益保障機制,增設10億元保障基金,充分保障網民權益。
這些個措施,也許對公司的收入有負面影響,但我們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因為我相信,這是正確的做法!是長遠的做法!是順天應時的做法!
十年前,我們以搜索為基礎,創立了貼吧、知道、百科等新產品;今天,我希望我們以人工智能為基礎,把語音搜索、自動翻譯、無人車做成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新產品。百度要跑完從大企業到偉大企業的長距離,要有拓展業務的“體力”,更要有堅守簡單可依賴文化的“意誌”。讓我們堅守用戶至上的價值觀,為實現讓人們平等便捷獲取信息找到所求的使命努力拼搏,讓我們的後人為我們所做的事情感到驕傲和自豪!
Robin
2016-5-10
他曾有一段相對低谷的狀態,但這也讓他對創業有了新的認識。
本文由投資人說(ID: 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1、保持「屌絲」心態
2005年10月份我就開始了第一次創業,美麗說其實是我第二個項目,第一個項目是web2.0,你不一定知道這個概念,這是大概在2005年的下半年和2006年的上半年這段時間,中國互聯網相當火爆。
我做那個網站是個性化的閱讀器,有點像張一鳴的今日頭條,那時候沒有手機,基本上都是在PC上面,我們做個性化閱讀器,是國內第一個使用java技術的網站,你不用刷屏就可以用,網站體驗做得挺好。起了一個名字不太好,叫做抓蝦,後來就抓瞎了。
這個項目我們先後做了有三年,2005年11月份做到2008年的年底,美麗說是2009年11月創立的。回顧美麗說的創業經歷,自己有很多的感悟,但本次我主要想跟你分享兩點心得:
第一點心得:保持「屌絲」心態。
我先分享一下「屌絲」心態。我背景相當好,因此我第一次創業做抓蝦網,跟美麗說的心態不一樣。做抓蝦那個時候心態不夠「屌絲」,我自己是北大計算機系畢業,高中是國家奧數集訓隊的,保送北大,後來在斯坦福讀了計算機碩士,在IBM待了五年做數據庫數據挖掘的研究。我在那里做得蠻好,寫論文,跟他們一起發專利,一個專利750美金,我還蠻高興。
整體來講,我是一個白富美,雖然不美。2005年8月,我在IBM中國軟件研發中心,待得有點不耐煩,就離開了IBM自己出來創業。當時是8月8號,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這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是百度上市的日子。然後我發現說,我們北京大學一個圖書館系畢業的人可以做搜索引擎,計算機系的都幹嘛去了?
我的搭檔是百度最早期十幾個工程師之一,他那時在百度剛好待了5年,也不耐煩。他跟我們家領導是同事,我們老混在一起吃飯很熟。當初就覺得,那就一起出來幹件牛逼的事,百度股價都150美金了,我們應該更牛,所以我們跑出來了。
一開始確實挺興奮,發現自己當家作主,那個時候是沒有咖啡館也沒有車庫,創業公司都在五道口華清嘉園附近,那時候我們在那租了一個兩居室,大概3800一個月,05年的11月份,我們倆待在里邊,一開始超爽,擺幾張桌子在客廳,幾張行軍床。
當時選了一個大四學美術的妹妹做設計,一小時20元後來漲到40。還有IBM的同事,白天在IBM上班,晚上在我們這兒寫代碼,一開始前幾個禮拜都不回家,後來開始說每個星期天下午回家洗澡,後來又變成了單雙周。所以那個熱情是很高漲的。
當初在那一片地方創業熱很誇張,那個熱情跟現在也不相上下。那個時候一群人在里邊,我記得我們自己在華清嘉園13號,王興早期還在做校內,他也在華清嘉園,包括張一鳴、陳華、王慧文,華清嘉園非常火。
想起來是挺興奮,面對自己當家作主,每天勁頭超級強烈,自己創業跟IBM氛圍不一樣,我們打造的團隊文化是比較輕松的。
有一天鎖芯壞了,你要換鎖芯,當時覺得花自己的錢好心疼,打一圈電話,下面有一個哥們說他可以換,別人40塊錢他只需要8塊錢。不過他有一個要求,他前天晚上打了一通宵的麻將,能不能在你這兒睡一會,行,換鎖芯,完了在行軍床那睡著。過一會一個人來面試,穿過客廳,我們跟他說,創業是很辛苦的,面試者說知道,客廳就睡了一個。
2
第二次創業的心態
我在06年下半年到07年就不High了,慢慢你發現這個事情沒有那麽容易。心態上覺得這個事情只要好好學習就可以天天向上,所以每天在想著說,為什麽這個事情還沒有成功,這個壓力就來了,整個人都是很擰巴的。後來開始裁員,當時40個工程師,裁到8個。
有一天我們宣布說,咱們明天開始放假三天,第二天開始我們約在五道口,現在叫做橋咖啡,旁邊有個卡瓦小鎮,我們把同事一個一個叫來說。沒辦法,這事情我們覺得方向不太對,我們以後再合作,把大家一個一個都送走。
最後,連兩個創始人在內留了8個,幹了一年,這個事情到最後發現還是不能挽救公司,抓蝦還是抓瞎了。我進到沒有經歷過的狀態,你發現好好學習不能夠天天向上了,最後公司還是掛掉了。公司的人都走了,八個人都散夥了,辦公室付了房租還在那里,基本上就我一個人。
其實我當時也考慮過回到大公司去上班,但後來自己又覺得繼續做互聯網會比較好,所以在2009年看了很多垂直的行業,教育、醫療、旅遊都看過,後來選在女性時尚方向。
第二次做美麗說,整個我們團隊,尤其是我自己都非常放松,很多東西我們膽子非常大,不怕失去,本來就沒有失去。沒有什麽東西是必成,享受這個過程最重要,你做的是你喜歡的事情,專註在事情本身,不要把太多關註放在結果,專註結果太多,最終人會「變形」的,你會每天問自己為什麽還沒成功。
3
做時間的朋友
第二點心得:做時間的朋友。
你做的是一件什麽事,這件事情的時間跟你是不是朋友?我們在09年的時候就能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女孩子肯定會變得越來越漂亮,穿得越來越好看。時間對她來講是有利的,你知道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的錢會越來越多,中國經濟在發展,消費在升級,非常簡單但它就是對的,叫大智若愚。
舉個朋友的例子,1997年開始做下載工具,我個人觀點認為,對於下載工具而言,時間就不一定是它的朋友。隨著時間推移,網速越來越快,我還需要下載嘛,我可能就不要下載,視頻都在線看。我自己的感覺,如果時間不是朋友,方向性的東西要變,這很麻煩。最好順勢,定好這件事情,你知道時間是你的朋友就不要動。
前兩年有一個朋友來找我,來的時候很高興,有一個很好的點子,大概的想法在手機做一個鬧鐘。我問他,這樣一個很好的鬧鐘,兩年以後是什麽?他回答不出來,這不是說回答不出來就一定有什麽問題的。
第一次做抓蝦選方向,當時我們只用了一天決定方向,接下來兩三年里面我們就非常痛苦。做美麗說時,我感到方向這個事是很重要的。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找下一個方向,一個是一天,一個是一年,找到大方向是需要用很長的時間、運氣和機緣,這個事情要非常謹慎。
2009年,因為我自己在思考接下來該做什麽,那時候反正也金融危機了,就經常滑雪。滑雪的時候我就在思考接下來幹嗎?我當時就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滑雪最重要是什麽?是要從山上往山下滑。如果你是一個新手,雪道足夠長,你從上面下來也不錯,你可以學,但是即便你是奧運冠軍,倒著滑你也會被累倒的,所以順勢而為非常重要。
雷軍講,善於打仗的人,基本上是在千仞的高山上,把一塊石頭推下來。方向非常重要,重要的方向大智若愚,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展現出來,不要看不起它。我覺得大智若愚比小智慧要好很多,把大的方向先出來。
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那麽多激進的變化,如果我們從宇宙飛船上面從太空往下看,這一顆星球在過去幾十億年間沒有變化,我們想在短暫幾年當中想實現什麽飛躍是非常難的。人類對新鮮事物的接受是有一個典型的正態分布曲線。
有一本書叫《跨越鴻溝》,里面說正態分布的曲線,不管你多牛的新事物、新網站、新APP,人類對你的接受程度是正態分布圖,有25%的人是非常喜歡你,這些人是你的早期接受者。接下來有一個20%的早期用戶,然後中間是有一個40%的用戶,這些是跟隨者大眾,最後有15%是死活都不用你的人。
就撥號電話而言,最後一批換成數字按鍵的人是什麽原因?不是因為被數字按鍵洗腦了,而是買不到撥號電話。因此人類動作是很保守,大部分沒什麽太大的變化,所以不是創新的東西就是好的。
早期的時候,你的心情是很忐忑,你做了一個東西出來,找測試用戶,來十個走了九個是正常的,大家想安慰自己早期創業團員,讓他們心定,你看這是一條正態分布曲線。隨機采樣100個人,2.5個人是我們的早期用戶,走掉97.5個人都沒關系,早期我是這樣安慰我的團隊,也不是瞎說,就看自己理解。這是它有趣的地方。
當你選擇好一個大的方向,就要堅持做下去,過程中需要更換你的武器,一會是錘子一會是螺絲刀,但是你解決問題是定在那不動,因為時間是你的朋友。
4
趁好的時間趕緊發展
我從2005年出來創業,市場就一直是有泡沫的,在2008、2009年的時候市場稍微消停了一下,大概從2011年上半年開始整個又開始升溫,大方面沒有變化。我個人建議創業者趁好的時間趕緊發展多拿錢,不要保守。
當你融完天使A輪甚至B輪以後,甚至還有C輪,當你拿到錢的時候,把你的錢都花掉,不要留,因為那個錢是不可以養老的,那個錢不能支撐偉大的公司做到更成功,所以早點花掉。
當時抓蝦大概融了80萬美金,80萬美金到手的時候就會覺得好大一筆錢,要做很多事情,我會活很久,如果你這樣思考就會導致你在動作上有點保守,創業者不能保守,趕緊花掉錢,找到業務發展方向,花進去,早死早超生這是第一。
另外,當你融了一大筆錢,你也會動作變形,花得太快,兩邊要平衡,但是在早期的時候,大家把眼睛放在找規律這件事情上,趁著資本市場比較好,甚至有一點泡沫趕緊去發展,把那個事情規律趟出來那是最重要的。
對於公司之間的競爭,講概念是很容易的,大家都能懂,複制你的產品,抓一個網頁,複制你的APP其實也不難做。區別在於團隊,CEO要做的就是把最好的團隊攢在一起,如果這個競爭是一條河,上面一獨木橋,大家都是單槍匹馬在PK,你上一個人他上一個人,大家三局兩勝這種打法分不出來。好的打法是更多優秀團隊PK更少優秀團隊,這是長期執行力。
競爭的手法在不同階段也會不太一樣。到了某個階段,你會用資本優勢,用你規模資本優勢清場,比如騰訊視頻,它有錢買大量IP,你跟在後面就不那麽好玩了。打德州撲克的人會發現,剛開始大家打得比較謹慎,但是一段時間以後會有一個人贏幾把,他的籌碼從平均的一千變成四五千,你就會發現他的打法就要變,把別人洗掉。
地鐵站里的借貸寶廣告。(視覺中國/圖)
主打熟人借貸的借貸寶,現實中卻隨著“好友”圈的不斷擴大而演變成連環交易,熟人催收也成了人人皆可搶單的催收生意。以新技術幫助人人辦金融的美妙藍圖,如何才能不失控?
“一分錢沒拿到手,怎麽就欠了幾十萬?”
當得知兒子住處被催債人噴了漆後,劉明的父親大惑不解地向他發出詰問。
劉明是天津人,在北京工作多年,因為被人追債,前不久辭掉了工作。劉明自己也想不通,就是因為在一款名為借貸寶的App上進行了“賺利差”的操作,便陷入如此窘境。
借貸寶是北京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人人行”)開發的一款互聯網金融平臺。官方公布數據顯示,2016年8月9日,該應用上線僅僅一周年,註冊用戶達到1.28億,累計交易額800億元,單日交易峰值10億元。
在此期間,借貸寶請來明星做代言,在線上線下鋪天蓋地打滿廣告,傳遞出借貸安全、高額收益的信號。並且,借貸寶還采用了“拉人返現”的地面推廣模式。借貸寶的App簡介一度做出過這樣的描述:“你手機上必備的借錢神器,賺錢利器。實現人人辦金融,人人都是金融家的夢想。”
極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但爭議始終如影隨形。2016年11月24日晚,《焦點訪談》曝光了借貸寶存在超越監管紅線、超額借貸的問題。央視報道將借貸寶推上風口浪尖,11月25日,人人行宣布關閉“賺利差”功能。
而在此前後,“高額逾期管理費”、“暴力催收”、“裸條”等與借貸寶糾纏的關鍵詞,一直占據著社交媒體的熱搜榜單。
加了通訊錄好友之後,借貸寶App還會不斷推薦新的好友名單。在早期,每添加一位好友,即可增加2000元的授信額度,直至達到600萬元的借款上限。被《焦點訪談》報道後,授信上限被調低為20萬元,無需抵押、審核等征信驗證。
在借貸寶的宣傳口徑中,“把人脈變成錢脈”的熟人借貸模式,是其核心商業理念。借貸寶註冊用戶向好友群體發起借貸,雙方在年化24%利率的限定內自行約定利息、還款期限。由於采取單向匿名方式放貸,並且平臺承擔一部分催債義務,從而解決了熟人借錢、還錢尷尬的痛點。
“不用審核,一鍵發布借款,幾秒鐘就可以完成借貸。”90後李江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因為借貸寶默認借貸行為發生在熟人之間,所以對風控相對較松。
李江在新疆工作,現在不僅有十多萬元的放款無法追回,還有5萬元的借款難以償還而被收取逾期管理費,所以不得不到借貸寶北京總部申訴。
用戶實名註冊借貸寶賬號之後,系統首先會根據電話通訊錄自動導入好友名單,以此為依據加入好友之後會形成自己的好友圈,理論上借貸行為只能在好友名單之內發生。
借貸寶公關部高級總監陳斌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了熟人借貸的原理。“你好友圈的‘寶友’,很多都是單位同事,他的收入情況、人品、家庭情況你都了解,所以這錢能不能借,你很放心。”陳斌認為,如果是真正的熟人借貸,違約率會很低。
不過,加了通訊錄好友之後,借貸寶App還會不斷推薦新的好友名單。在早期,每添加一位好友,即可增加2000元的授信額度,直至達到600萬元的借款上限。被《焦點訪談》報道之後,借貸寶調低了授信上限為20萬元,無需抵押、審核等征信驗證。
李江說,這些後續推薦的用戶,很多都不認識,稱不上是熟人,但是系統還是會不斷更新名單。一旦加為“好友”,都可以發生借貸。
但是,在總部接待李江的借貸寶公司客服人員認為,推薦好友的設置,並不違背熟人借貸的宗旨。因為後臺是根據手機、微信、QQ等關聯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關聯度越高,被推薦的可能性越大,推薦名單屬於“朋友的朋友”。
陳斌還模擬了這一情景下的熟人借貸方式。借貸寶除了開設借貸功能之外,還設計了一種“賺利差”模式:假設A有閑錢,C需要借錢,然而他們彼此互不相識,不過有著共同好友B。B在借貸寶上獲取這一信息後,通過平臺以相對較低的利息從A處借到款項,轉手以更高利息借給C,賺取利息差價。
在這一交易環節中,如果C違約無法償還債務,B要承擔相應的還債義務。
劉明就是這樣,通過添加好友設定,將借貸寶授信額度增加到了幾十萬,然後在推薦過來的好友當中進行賺利差操作。雖然交易都發生在好友名單當中,但是他後來發現,上遊出借方與下遊借款方他都不認識。
後來,由於下遊借款方違約逾期不還錢,導致他也無法償還上遊出借方的債務,同時要承擔高額的逾期管理費。
“我大概算了一下,自己要還三十多萬,實際上,我一分錢也沒拿過。”劉明覺得自己非常冤枉。不過,假如這些違約沒有發生,他則能從中賺取二十萬余元的利差收入。
但是陳斌認為,借貸寶一直強調“不熟不借”,用戶應該對自己的征信評估負責。
李江則反思說,在接觸借貸寶之前,對於親友借貸十分謹慎,後來發展到在借貸寶上十幾萬的壞賬收不回來,對自己的不理智行為感到驚訝。他說,其中除了被高息沖昏頭腦,自己不夠冷靜的因素之外,借貸寶的宣傳也產生較大影響。
劉明出具了一份借貸寶培訓、交流會議視頻,在人人行創始人吳剛出席的此次會議當中,一名穿灰色西裝的“寶友”向與會者分享了給陌生人放款的經驗。
他說:“我從正月到現在放出去的全是陌生人,沒有一個認識的,放了四百多萬出去,這是我做出來的一個成績,最低3000起放給別人,全都是12個點以上的高利,到現在為止四百多萬(只)逾期了8萬塊錢。”
發言完畢,現場響起一陣陣掌聲。
目前,逾期管理費的明目已經改名為“催收費”。
借貸寶描繪了一幅熟人借貸的美妙圖景,但在現實中,隨著“好友”鏈條不斷拉長,借貸關系一旦超過熟人範圍,逾期違約的現象就頻頻出現。而一旦逾期,就必須得交逾期管理費。
劉明對照著協議書仔細核算過自己在借貸寶欠款的明細,發現逾期管理費占了很大的比重。“肯定超過50%了,甚至更多。”他說。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出具了自己的借款協議,其中明文寫道,借款人在雙方約定的還款期限內沒能準時還款,那麽逾期超過3日,自第4日起,以截至當日未償還本金為基準,以36%年化利率計收罰息。
在此基礎上,自借款期限屆滿之日後第4日起,按“截至當日未償還借款本金、利息與罰息之和乘以0.1%/每天”的標準支付基礎逾期管理費。逾期超過30天,在前者基礎上一次性征收20%(未償還本金、利息、罰息與基礎逾期管理費之和的20%)的特別逾期管理費,逾期超過90天,再一次性征收30%的費用。
劉明觀察發現,借貸寶的逾期管理費收費標準,隔段時間會進行調整。南方周末記者詢問了多位投資者,大部分被收取的管理費都超過36%,甚至有超過50%的。
按照協議,這些逾期管理費,全部歸借貸寶所有。
劉明發現,雖然每筆借貸都是單獨核算,但是賺利差的現象十分普遍,比如上遊放款人的錢是借來的,下遊借錢的債務人則用更高的利率再把錢轉一次手。在這一連環貸鏈條上,一旦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整個鏈條都可能發生逾期(除非自己掏錢墊付),一整串都要支付逾期管理費。
“每個人都要出逾期管理費,加起來可比本金多多了。”劉明說。
借貸寶一名客服人員承認連環貸現象的存在,但是認為鏈條最多只有三四個環節,因為賺利差的人對利率有期待,用不了轉幾手,就會觸及24%的上限。“沒有利差空間了,就不會再轉了。”該名客服解釋。
值得一提的是,債務人還款必須走線上程序,還款金會自動以本金、逾期管理費的明目,按比例分別還給債權人與借貸寶平臺。如果債務人與債權人在線下達成諒解協議,但是線上沒有進行還款操作,逾期管理費仍然要計費。
“就是債主說這錢我不要了,也不行,借貸寶說這錢必須要還,逾期管理費也要收。”對於這一規定,劉明做出如是理解。
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該條司法解釋明文規定,年息24%借貸以下受法律保護,24%至36%的部分可還可不還,年息超36%部分不合法,利率超過36%以上部分無效。
“你說是管理費,實際上是一種利息,繞開了國家法律,肯定是不行的。”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武長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借貸寶所謂的逾期管理費,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利息,會影響國家金融管理秩序。
“這肯定不是利息,不能按利息算。”陳斌則極力否認逾期管理費屬於變相利息的觀點。他解釋稱,借款方與放款方在借貸寶的平臺上自行約定利率,約定標準不超過24%的上限。而平臺之所以收取比例比較高的逾期管理費,是為了支付催收款項所需要的成本。
“我們也找了很多專家,開了很多次論證會,到底是不是利息,到底合規不合規,我們都論證過的。”陳斌補充說,根據借款協議,如若發生逾期違約行為,平臺方要承擔一定程度的催款義務,“越是正規的催收,催收成本越高。”
目前,逾期管理費的明目已經改名為“催收費”。
點開頭像,債務人的照片、身份證號碼、電話、住址等等信息一清二楚。催收人可以像滴滴司機搶單一樣,挑選自認為催收難度較低的債務人,進行催收。
在借貸寶App頁面,有一個名叫人人催的接入口。除了有逾期記錄的債務人之外,任何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都可以申請註冊人人催開展催收業務。
來自江西的謝寧是最早一批借貸寶用戶,在借貸寶前後放款超過30萬元,最初是為了向自己的債務人催收,在借貸寶上註冊了人人催,做起催收業務。
他介紹說,人人催註冊審核通過率比較高,只要註冊成功,點入人人催頁面,一排逾期債務人的頭像便映入眼簾。點開頭像,債務人的照片、身份證號碼、電話、住址等等信息一清二楚。催收人可以像滴滴司機搶單一樣,挑選自認為催收難度較低的債務人,進行催收。
謝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挑選人人催訂單需要一定的經驗、技巧,主要根據照片、家庭住址等信息做出基本判斷。“農村的一般比較難催,縣城、市里一般有正式工作,也有錢,會好催很多。”他一般會找地理空間近的債務人催收,如果有把握,也可以搶外地的單。
一旦催收金額超過欠款10%,借貸寶會從催收回來的款項中向催收人支付一定比例的傭金。謝寧說他已經賺取了四十余萬元的催收金。
人人皆可催收,催收的尺度如何控制?近來陸續有媒體報道人人催存在暴力催收的現象。但陳斌對此作出否定:“這個絕對沒有,很多都是假的。”他認為是一些人打著人人催的旗號進行暴力催收。
“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是有很多大媽催收,熟人催收。”他解釋說,人人催是在熟人借貸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熟人催收,很多催收人都是小區大媽、退休教師、白領等群體,利用業余時間接單,勸說式的、和風細雨式的催收,債務人礙於熟人的情面,會選擇償還債務。
不過,劉明提供的培訓視頻當中,吳剛的現場發言對催收作出了描述:“我們做鄭重的承諾,所有的單子,都是終身催收,你今年30歲催收到40歲,一直到你死,死了也要把你遺產催收了。首先講法,但是在法律之外,也不完全講法,天一亮我就跟著你,法院拿你沒辦法,但是人人催拿你就有辦法。第一是終身催收,第二是超越法律的催收。最終都是逃不掉的。”
這段發言,同樣博得臺下聽眾陣陣掌聲。
吳剛是人人行母公司九鼎集團董事長,同時是人人行曾經的法定代表人,現在的股東之一。
對此,借貸寶公關經理張傑回應稱:“這樣說不代表這樣執行。”他的上司陳斌則回應說,“吳剛不代表公司,CEO是王璐。”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明、謝寧為化名)
姚謙形容馬修:「一個實用主義者,典型的金牛座。」
本文系博望誌(微信ID:szszbf)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左蘅。
「你覺得他自戀嗎?」
「絕對的。」
「接近天才的他小我幾歲,是個典型的美國人:樂觀、有勇氣,但是在基本信仰的價值觀上非常固執,像個小孩。但與他共事,我們從來沒有起過爭執,即使碰到意見南轅北轍的時候。熟識後,在我眼中成熟幹練的馬修,還是充滿孩子氣的。在辦公室里他總會放著一兩件男孩的玩具,遇到嚴肅的會議或棘手的問題,總是看到他把玩著他的玩具幫助思考,偶爾是一個球、偶爾是一架模型飛機……」——摘自姚謙《機場的遇見》
說實話,我對馬修(Matthew Allison)知之甚少。坐在我面前的這位美國猶太人五十多歲,曾是臺灣索尼唱片的創辦人,因常年練習瑜伽,身材挺直、舒展。他戴著眼鏡,穿著休閑T恤、牛仔褲,收拾得精致。
馬修的父親曾是大學老師,教英國文學,最常講的是莎士比亞;後來辭職在紐約開餐廳,闖進了全美前十;60多歲開始學中醫,三年學成後在夏威夷開了十年中醫診所;75歲時將診所賣了一個不錯的價錢。
馬修的母親熱愛文學和繪畫,懂得生活。比如他記得母親將小小的自己放進浴缸,再把生日蛋糕也放進浴缸,供自己玩耍。
馬修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主修經濟學和中文,畢業後工作了兩年多,又在沃頓商學院獲得國際關系碩士學位和MBA,畢業後收到了包括投行、迪士尼和索尼在內的7個offer。他對理想工作的定義是,安定並有所成長。於是,他來到「薪資特別低」的索尼音樂——每月薪資相當於之前投行給他的住房補貼,並開始籌備索尼音樂臺灣分公司。當時,他27歲。
「索尼音樂選擇你的理由是什麽?」我問。
「喜歡我。就是覺得我個性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這個事情的,唱片公司一定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招數。」
馬修在索尼呆了五年多,後入百代唱片,再後來在臺灣開了十年瑜伽館,去年又開了包括動感單車、Barre和瑜伽三項課程在內的「音樂+運動」實驗空間,今年他把大陸的第一家店開在了北京三里屯。
在這家名為SpaceCycle的空間內,馬修和我談他的從前。當然他的從前大部分跟音樂有關,現在的實驗也和音樂有關。
今年九月,這家店的開業發布會上,嘉賓有音樂人姚謙、環球唱片大中華區總經理吳佳倫、索尼音樂中國大陸總經理胡譯友、瑜伽大師Paul Dallaghan等等。明星則來了吉克雋逸和鄭凱,前者顯然跟投資人之一的姚謙有關,後者呢?SpaceCycle的投資人中還有娛樂圈大佬。
音樂消費形態持續變化,從實體店到付費下載應用商店再到流媒體,現在,「歌單」正變得越來越重要。馬修希望通過運動搭建新的音樂消費場景,在SpaceCycle的APP上,每個教練都有自己的歌單。他們有自己的音樂策展部,馬修希望教練有音樂編輯能力,「可以根據情緒、時令、節日甚至當天新聞」來選擇授課方式。
開業當天的動感單車體驗課安排在一間霧氣氤氳的屋子里,單車旁燃著香氛蠟燭,三位美國教練跟著音樂節奏肆意騎行。配合著聲光效果,你會覺得他們是教練也是DJ,這里跟熱鬧的Party大概只差了一個舞池的距離。
串燒的最後一段截自挪威電子音樂制作人Alan Walker的《Faded》,很長一段時間雄居我上班曲目Top 10榜單。那一刻,我想加入他們。
「我們就是把KTV和小型演唱會直接搬過來。」馬修說。
天生商人
每次和馬修一起出差,SpaceCycle中國區總經理趙艷潔都是先過完安檢的那一個,然後微笑地站在一旁看著這個美國男人從袋子里拿出瓶瓶罐罐,一個一個地擺在安檢人員面前,「各種護膚品,營養品,擦的抹的。」
「你覺得他自戀嗎?」
「絕對的。」趙說,「他就真的說,Sophia(趙的英文名)你不覺得為我工作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嗎?很多人都覺得替我工作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當馬修第一次跟姚謙聊SoulCycle並透露有意做這方面的事情時,姚就非常支持。既然音樂成了健身房主體,教練有自己的歌單,那就要與手握音樂版權的公司合作。「音樂這方面是我強項,」姚說,「臺灣的KKBOX跟大陸的QQ都是我搭的線。」之後就是藝人資源,在臺灣的SpaceCycle,歌星庾澄慶和張惠妹都已經舉辦了幾次粉絲見面會。今後,歌手還可以在這里舉行單曲或專輯首發。
趙艷潔曾在華爾街工作,熱愛健身。後來,她發現美國慢慢有一些小型的精品健身房出現,Boutique Fitness開始流行。回北京投行工作後,馬修有意讓她參與自己的事業,趙一開始覺得他在開玩笑。後來一次去臺灣,馬修叫來各部門主管,每人為趙演示了一個半小時PPT,趙當即決定加入。「當時他在臺灣只開了兩家SpaceYoga,每年還要專門請會計公司來審計,完全是一個做大公司的感覺來做這件事情。」
在馬修身上,趙同時看到了美國和臺灣的那種「精益管理」,SpaceCycle每天都要出一份細致的數據報告。
初入索尼,馬修當時的上司是索尼音樂亞太區總裁。索尼音樂亞太區總部設在新加坡,上司讓他在新加坡待一段時間,以確認自己沒有看錯人。大概九個月時間,馬修輾轉於新加坡和臺灣兩地,在兩家飯店間來來回回。期間,馬修著手寫商業計劃,開始找人、選地點,籌備進軍臺灣市場。
後來,臺灣公司「破紀錄得賺錢」。「所以我得到非常大的權力在索尼,是可以做很多人家想不到的事情。」馬修說。
他用「團結」來形容當時的公司文化,並堅持留出公司的旅遊預算。那時公司很多人沒有滑雪經驗,甚至沒有見過雪,於是馬修組織大家到韓國滑雪。在最賺錢的1996年,他又帶著大家跑到意大利。
在《機場的遇見》一文中,姚謙寫馬修從小受哮喘困擾,對他來說,長途飛行是種折磨。但為了爭取一大筆去意大利旅行的預算,其「努力數月飛紐約與老板們奮戰」。
馬修曾對趙艷潔說,現在跟以前在索尼、百代最大的區別就是,沒有資源會主動放到你手上。
2014年底,馬修和趙開始在北京選址。「我們有地產中介,還有一些私人的關系。」趙說,在與商場的洽談中,他們趕上了機會。自去年開始,一些奢侈品牌銷售下滑得厲害,商場在選擇入駐品牌的時候趨向多元化、體驗型消費。「所以就特別需要一些體驗型的業態進來。」
「我雖然也問過國貿,但是我當時就覺得怎麽可能承受得起那個租金,怎麽可能?」但是采訪時,他們在國貿三期的門店已經在準備中了。
姚謙帶著趙見了QQ音樂副總裁,聊了一個多小時。「這個事情對於QQ音樂來講,應該是太小了……還要資源、開發什麽的,根本就是不可能。」馬修甚至希望對方能召開記者發布會宣布合作,「我們真的對QQ去提了(發布會的事情)!我們自己心里也知道,肯定要被別人笑死,人家會想你是誰啊?!」趙笑著說,「但是他有他自己非常執著的地方。」
目睹馬修與人談判後,趙學到「最牛的一點,敢提需求、敢提條件。」雖然有些時候她「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姚謙覺得馬修在北京應該招聘一個很好的秘書,「他永遠都有很好的秘書、最頂級的秘書,必須執行能力很強。至於他的搭檔,他不害怕跟他意見不一樣的人,像我老是嗤之以鼻,他也能接受。他就‘哼’!我知道你覺得這樣子,但是我告訴你,我還是決定這樣,他會這樣告訴我。」
SpaceCycle的聲光效果由曾獲格萊美獎的美國設計團隊3-Legged Dog負責,這個組織聚集了一群藝術家,由幾個主要人士負責接項目並掌控進度。凱文就是3-Legged Dog的一位負責人,也是美國猶太裔。因近些年國外經濟不景氣,以前常做大型藝術項目的他們也開始願意在中國接一些小活。
「倆猶太人談生意(的時候),我們旁邊的人一個一個嘆為觀止。」趙說了一個細節,3-Legged Dog團隊第一次來北京看場地,半夜兩點給趙打電話說一行三人已經把當天飛北京的機票選好了,請付款。趙問報銷不行嗎?對方說不可以。當時趙的美國信用卡已經無法使用,「半夜兩點啊,第二天早上就沒票了,真的一直能跟你杠著,就是不付錢。」
她給馬修助理發郵件,正好馬修還沒休息。馬修說「我也不能用我個人的信用卡付公司的費用,必須要第二天早上到銀行付款。」於是兩位猶太人互不相讓,一直到淩晨四點半機票還沒定。
趙和馬修的助理都很無奈。幸好早晨時機票還沒賣完。
但是後來二人見面時又非常友好。「公事就是公事,談到錢的上面就寸步不讓,就真的是猶太人厲害的地方。」但這顯然不是趙的作風,她會自己先把錢墊了再說,她在公司的第一筆報銷就高達28萬元。
馬修在臺灣創立索尼音樂分公司的最初三年,美國和日本的唱片公司還沒有「經紀」的概念,但臺灣的唱片公司有。姚謙說,那時候宣傳歌曲主要通過電視臺、電臺和平媒,需要藝人配合,後來唱片公司開始考慮藝人造型,慢慢觸碰到經紀的概念。
「那個時候美國公司藝人跟經紀是有沖突的,他們不贊成那個,他們怕里面有很多法律問題。」馬修說,「一開始怕做藝人經紀不是我們的本業,覺得應該由經紀公司來做這個,我們純粹就是唱片公司。」
但馬修覺得在發掘藝人的同時不做經紀太可惜了,「太多事情本來就是我們的貢獻,為什麽不做?為什麽不好好地去建立這樣一個部門?」
後來,他成功說服了公司。「我跟他們講為什麽這個東西可以做,為什麽在臺灣市場在法律方面沒有他所擔心的風險,我也給他舉例別的公司開始做,是國內的公司不是國際公司,我們是第一個國際公司做這個的。」他舉的例子中包括大陸的華誼兄弟。
離開索尼後,馬修加入了百代唱片。在百代的最後兩年,傳統唱片銷售急劇下滑,盜版越來越多,他將目標瞄準了「數位媒體」。「盜版市場起來的時候是一個類似經驗,因為數位媒體的權利是一開始唱片公司不肯放出來,它有很多害怕,因為這不是它的本業,我們開始用數位媒體的權利幫公司賺很多錢。」
「因為有這麽多盜版,如果沒有早投資這些(數位媒體),公司根本沒有收入。公司數位媒體的權力讓出去跟別人合資,或者跟別人做代理,開始把什麽數位媒體俱樂部建立起來等等。」
每次馬修說服別人的方法說起來也簡單,就是換位思考、知己知彼。「很多美國人怕的是法律上的問題,比方說像數位媒體,他怕這個東西會被盜版得更厲害,他怕他控制不住這個品牌,他怕對藝人是一個威脅,他怕他失去他跟藝人的關系。你要當一個好的經紀人,這也是一種教育。藝人不是怕這種事情發生,他怕他被欺騙,或者他怕你不跟他講這個狀況,或者是他怕你沒有辦法跟他說不。其實最厲害的經紀人是能夠給藝人講道理說‘不’,而不是一直答應藝人,答應藝人不是一個做好經紀人的方式。你要跟藝人像搭檔似的,跟他一起實現他的夢想,你要配合著他去做到這個。如果你沒有貢獻,你對於他來講就是一個助理而已。」
姚謙形容馬修:「一個實用主義者,典型的金牛座。」
識人
趙艷潔讀過姚謙的那篇《機場的遇見》。「他說馬修特別喜歡給人家制造第一次經歷。我說好吧,那(來SpaceCycle工作)也是我的第一次。」
姚謙覺得這多少有點「強迫癥」。他記得當年庾澄慶到美國錄MV,抵達的第二天大家還在倒時差,馬修卻買了很貴的黃牛票請二人一起觀看NBA決賽。「硬帶我們去看,我們兩個睡得七葷八素的,然後什麽都沒看到。」姚說。但在馬修的記憶中,只有姚在睡覺。他知道庾喜歡籃球,他希望可以送給他一份不一樣的體驗。
姚謙記得一次和馬修去美國出差,入住一家旅館時正好碰見影星茱莉亞·羅伯茨和他男朋友迎面走來。翌日早晨在健身房時又看到羅伯茨在跑步機上跑步。姚謙眼睜睜地看著馬修將一個健身器械拉到距離羅伯茨不遠的視線正前方,「開始各種練肌肉」。「我心想人家男朋友在邊上呢,你在想什麽呢!」姚在跑步機上直搖頭。
姚謙的第一次Around the World旅行也是馬修安排的。
認識馬修的時候,姚已經在臺灣點將唱片工作近十年。馬修說跟姚謙接觸一年後才有挖他的意思,但姚笑著說不可能,一開始雙方就心知肚明。
對於當時的幾大國際唱片公司來說,「華語市場一定要從臺灣開始」,而進入臺灣市場最快的方法就是並購,比如華納曾於上世紀90年代並購臺灣本土唱片公司飛碟唱片。除了飛碟,當時臺灣引人註目的唱片公司還有滾石、寶麗金,馬修則將目標鎖定了點將唱片,但他面臨一個強勁對手——百代(EMI)。
馬修的計劃擱淺在一位老太太手中。這位老太太是當時點將唱片老板的母親,按照姚謙的說法,老太太以前不管事,只管錢。曾經他們接觸過一家名稱也帶「哥倫比亞」幾個字的外國公司,老太太覺得他們「不老實」,便堅持「不能哥倫比亞」。而馬修所在的正是索尼旗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姚說:「馬修其實從頭到尾幾乎快到手,最後老太太說咱們別簽哥倫比亞。」1996年,點將唱片被百代收購。
點將唱片和百代私下達成協議的時候,馬修找到姚謙,明確提出希望姚加入索尼音樂,那時候他們認識已經大半年。
姚謙覺得點將不會賣給別人,沒有答應。年尾的時候,姚才知道木已成舟。馬修第二次找他,姚說可以,但沒有馬上答應,他還不了解索尼音樂,況且每年都有其他公司來試探姚的意願。
姚謙用幾個月時間完成了在點將的交接工作,然後計劃旅行,馬修為他安排了一個Around the World行程——參觀索尼音樂在多個國家的分公司,和當地總經理見面、聊天。
「那個是我最大的改變,回來的時候我就確定簽了。」姚謙說。
Around the World可以說是索尼音樂的一項傳統,馬修將其比作中國傳統的師傅帶徒弟,他當初是這樣,姚謙也是這樣。「跟著當地部門高級主管,了解他們的管理心態,他們如何經營,怎麽做,以及困難是什麽。了解不同的經營模式,了解這個人、當地文化非常有關系。了解每個藝人的想法,了解公司怎麽制約他,了解維持一個創意的制度是什麽,怎麽保留人的創意、人的貢獻、人對公司的投入。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平衡。」馬修說。
馬修在四十周歲生日時和好友、瑜伽大師Paul Dallaghan一起到波蘭參觀了二戰集中營。五小時參觀最後,他在人群中瞥見一對年輕的臺灣人,他們正在美國讀研究所,臺灣女孩對那段歷史了解得相當全面。聽了女孩的講述後,馬修改用中文說話,並希望女孩推薦幾本相關書籍。
後來馬修專門買了中文版送給姚謙。「世界有太多事情真的是輪回的。我對猶太人這一代的歷史是透過一個臺灣人了解,然後我又把它們推薦給另一個臺灣人。」
第二次見馬修,他剛面試完一位美國教練,面試內容是讓教練為他們上一堂內部Demo課。上完課後馬修花5分鐘沖了個澡。15分鐘後,他要趕往機場,回臺灣一趟。
「我覺得我還是不太能理解他。看他的日程表就從10點一直排到晚上8點,星期六星期天也是。」趙說。姚謙也說自認識馬修開始,他一直把行程排得很滿。一次二人去日本出差,由於行程太滿,最後趕飛機的時候只能「瘋狂」地包一輛車。「我記得他跟那個保守的日本人說,你能開多快就開多快,我趕飛機。我都嚇死了,然後給了四萬多日元。」
因常年居住臺灣,馬修說中文時都帶著明顯的「臺灣腔」。他讀書的時候正好是華語流行音樂最豐富的年代,「從蘇芮到羅大佑,到李宗盛都有聽,後來很多藝人都是我們培養的,有很多年的關系,一直從庾澄慶,到李玟,到蕭亞軒,到王力宏,到陶子……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過程,最困難的事情大概是我必須要慢慢地進到國語的(環境和市場),培養國語藝人,因為我不能一開始做這個事情,我覺得我了解不夠。」
馬修口中的「慢」,一般大約是「一年」。他記得邀請李玟並不輕松。「那個時候CoCo(李玟),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她媽媽、她姐姐(溝通)。她那個時候在一個香港的唱片公司,他們簽了一個非常不專業的合約,所以我也必須要幫她們克服。我找了很多人,也找律師……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可以幫他們處理。」
後來馬修開始負責大陸和香港市場。那時候索尼跟大陸很多音像出版公司合作,其中最大一家公司的老板後來跟著馬修加入了百代。
馬修記得索尼在大陸簽的第一個歌手是劉歡。
他說相比港臺,大陸更能接受藝人的多樣性。
「怎麽說?」我問。
「看劉歡就知道了。」
在馬修的職業生涯里,很多時候是跟著人走的。後來,姚謙離開索尼,他說:「我是因為馬修而離開索尼的,他到了百代,他不敢跟我聯系,一年之後就出現了,我就辭了。」
姚謙唯一的條件是不喜歡「百代」這兩個字,「覺得很老」。1992年,維京唱片公司被創始人理查德·布朗森賣給了百代唱片集團。馬修答應了姚的要求,說你可以用維京這兩個字。於是,1998年,姚謙在臺灣成立「臺灣維京音樂」。
「先做朋友,建立信任,再做生意。」馬修說。
離開索尼前一年,他結識了維京唱片創始人之一Ken Berry,當時維京唱片是百代唱片子公司,對方有意邀請其加入百代。「我大概考慮了一年我要不要做這個選擇,因為離開索尼對我來說有很大的責任,對我來講是一個不容易的選擇。我考慮了一年。」
維京的風格是馬修沒有經歷過的。「索尼的高管,老板一定是開公司的飛機,好幾個人一起來,一定要約很多的、可能跟很大的企業的會。那我(維京的)老板來的時候就穿了一個牛仔褲,帶一個袋子,他可能睡在我家,我們一起去爬山,去享受葡萄酒,一起聊公司的事情。」
剛入百代的時候,馬修32歲,管著幾千名員工,30幾個公司,分布在18個國家。馬修的目標是一年賺2000萬美金,但實際情況是,第一年賠了2000萬美金。
接下來的一年,馬修每個禮拜會出現在三四個國家,了解每家分公司的經營狀況。兩年後,公司結束了賠錢的狀況。
姚謙記得很清楚,一次在北京的中國大飯店,他見馬修接完電話後臉色一下變了,才知道馬修母親去世了。
馬修生母離世的同時,整個唱片業正急劇下滑,馬修的上司Ken Berry被股東換掉,馬修也跟著離開。「如果那個人不在那個系統,那個系統會變很多。如果那個人在的時候,可以繼續發展。」馬修說。
「維京和百代整合在一起後,業績一直不好。所以股東就要求總裁換掉,他是核心的之一。回頭看,是產業在變化。」姚說。
「退休」後,馬修在37歲的時候搬到了夏威夷,在那里過了兩年多自在日子,「投資房子,遛狗,種菜,做瑜珈,遊泳,照看我的家人……然後就更了解我自己未來的野心要往哪個方向,我自己要做什麽。」
馬修11歲在父親餐廳打工時經常見到藝術家安迪·沃霍爾,後來還見到了穆罕默德等。得益於「小孩子」的身份,這些人都樂意跟馬修互動,跟他說話,馬修說這讓他「不會害怕陌生的東西」。
「把卡拉OK顛倒過來」
即便離開音樂圈,馬修這些年和圈子仍有深深淺淺的聯系。「大概每幾年,我有機會回到音樂圈,都是跟著別人做一些他覺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有名的音樂家找他一起開公司,或者邀其當經紀人,或者開發新產品,「每兩年都有這樣的機會」。
馬修一度不太喜歡健身房,因為「沒有靈魂」。後來有一段時間父親生病,馬修考慮回美國。那段時間,他的一位朋友、投資健康類基金的老板告訴他,美國的健身房變了很多,你應該去認識一些新的精品的運動方式。
「他願意分享很多東西給我,從科學,從投資人的概念,從很多數據什麽的。另外,那一段時間我經常去健身,我會找一些地方體驗很多新的模式。」後來,馬修終於確定,精品的運動方式正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件事。
當然,這個確認過程同樣用了一年。
「上這些課,留給我最深刻的意義是什麽呢?第一個是老師有沒有魅力,老師有沒有辦法感動我;第二個感動我的,就是上完這些課後,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我還在想老師怎麽用音樂,我會一直聽音樂的副歌。」
為什麽上完課後對副歌念念不忘?他的答案是「老師的教學跟音樂是結合在一起的,那個感動的力量正來自於這個結合。」
他腦中的燈泡亮了!
他對健身房的「進化」也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之前,健身房是靠硬體,靠機器,是一個‘殼’的概念。慢慢地,我們靠自己的體重訓練,你做任何運動它都包含這個概念,所以可以縮小一個健身房的面積,可以從三千平方米縮到三百平方米。然後它可能像一個停車的工廠,它可能完全不像一個普通的、我們所以為的健身房。那我就開始考慮去做這個(精品健身)。」
當卡拉OK開始占領華人娛樂生活的時候,馬修剛好在唱片公司工作。他看到了卡拉OK是如何改變中國人的社交和娛樂模式的,他也將此看作一個新的音樂推廣渠道。
現在,他希望「運動+音樂」也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迫使自己運動的時候,事實上是我們最脆弱的時候。音樂是一個聽力的視覺,那個感動的力量來自於我們一邊推自己,一邊感覺很脆弱。所以我們運動的時候特別敏感,特別容易被感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對人有力量的事情,我喜歡。」
趙艷潔告訴我,SpaceCycle的一位教練在騎動感單車的時候淚流滿面。馬修覺得音樂可以成為新的動力,「大部分人沒有辦法在室內運動場所維持運動的習慣。因為這個對我們的靈魂是沒有支持的,那個支持來自於我們身體的健康(訴求),所以我們逼自己做。你看一半的健身房,大概70%—80%的人沒辦法堅持超過一年。」
基於以上原因,馬修說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不是其他健身空間,而是卡拉OK。
但也可以合作。SpaceCycle位於國貿三期的新址就和一家量販式卡拉OK毗鄰。「不一定是擊破他們,我覺得是搭便車的方法。比方說我們用同樣的DJ,DJ從我們這里就坐手扶電梯上來,然後繼續在卡拉OK做,然後帶一批人上去,我們互相支持。」
馬修說,未來,教練也可以出單曲。
「要把教練打造成網紅嗎?」我問。
「我覺得有可能,以中國的社會是有可能。」
馬修18歲的時候遭遇過車禍,「所以造成我有一點長短腳,衰退的那只腳是短的。」他說。他記得自己練的第一個瑜伽動作是「拜日式」,一般人跪下時臀部可以貼著腳後跟,但馬修的臀部離腳後跟還「很遠」。「我就在那里覺得我一直在忍、忍,我沒有辦法忍太久,因為太痛。後來我就覺得這是一個我應該去嘗試的東西。我想體驗到一些突破,我可以感受這是什麽。」
曾經,他一天可以喝6到8杯咖啡。「越喝越覺得它的影響越來越短,對你也沒有什麽效果了,你喝得還很多。」後來,他在意大利斷食一個禮拜。離開羅馬時,他儀式般地喝了最好的咖啡,然後,便十年再沒有沾過咖啡。
現在,馬修又開始喝咖啡了,只不過已經可以嚴格控制在每天1到2杯。
「我剛剛送了朋友一本書,一個作家叫Viktor E. Frankl (維克多·弗蘭克),他寫的書是排在美國前十名的暢銷書。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書叫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那本書中,作者敘述了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並指出「根據意義療法,我們可以用三種不同的途徑來發現生命的意義:(1)通過創造一種工作或做一件實事;(2)通過體驗某件事或遇到某個人;(3)通過我們對於不可避免的態度。」
「他的概念是,人類需要一個超過他自己的一個更大的意義生存。我覺得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馬修說。
據說,“創業者老婆”已經新晉成為創業圈里的第三股勢力,與投資人、創始人並駕齊驅。
這股勢力其實一直低調的潛伏在創業圈里,只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她們選擇深藏功與名。她們出名的原因通常有兩種,一是老公的身家擠進排行榜了,人們總有窺探的欲望,看看是誰上輩子又拯救了銀河系。二是擠進排行榜的老公出軌了。
李安的故事大概都聽過。成名前李安在家閑置了六年,老婆外出打工養家。李安覺得過意不去,偷偷學電腦,想找一份工作彌補家用。老婆發現後,堅決反對,並深情的對李安說了一句“不要忘記自己的夢想。”這才有了後來的大導演李安,而不是碼農李安。
我有一個同學C的老公也是創業者,前兩年,創投圈閉著眼睛撒錢的日子里,從BAT出來,拿了一家知名VC幾百萬的投資,於是我們開始舔著臉“抱大腿”:以後去敲鐘記得捎上我們啊!小C總是抿嘴笑笑,她是那種林黛玉式的女孩子,最興奮的時候也就是抿嘴一笑。不過,自打那以後,我們見小C的頻率從一月一次直線下降為一年一次。後來才知道,家里的房貸、孩子的照看,兩座大山全部壓在了小C身上,她還在日常工作之余做起了微商補貼家用,左手打包寄快遞右手抱娃是常事。這期間,老公的項目三年換了兩次方向,別說IPO了,連新三板都遙遙無期,但小C毫無怨言的支持著,她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立馬高大了起來。
這幾乎是創業者心目中經典的老婆形象。不過最近,老婆們的參與方式有點不一樣了,默默支持這種角色已經是舊時的形象。新時代的“創嫂”應該是,當老公的事業出現危機時,要挑得起大梁,還打得過流氓。
今年互聯網圈最有看點的事莫過於百度的變革。在百度引入關鍵先生陸奇之前,李彥宏夫人馬東敏,這位被媒體稱為“百度背後的女人”已經站到臺前,擔任董事長特別助理一職,負責投資、人力及市場公關工作,李彥宏曾這樣說道,“百度里有一種精神叫做勇氣,而我的妻子馬東敏博士,則是這勇氣的來源。”看來,這股勇氣已經不再滿足於隔山打牛了。回歸之後的馬東敏說,“希望可以做大家的知心姐姐”。
前幾天,一家叫展遊的遊戲公司的故事也刷了屏,故事中的角色包括了狡詐的CEO、悲催的CTO、忿忿不平的創業者老婆以及巋然不動的投資人。事情的起因是,老婆在得知做CTO的老公在向CEO討要股權未果後,連夜寫出了一篇回憶老公創業艱辛卻凈身出戶的文章,連徐小平老師看了都忍不住點評:合夥人之間的承諾,一定要用法律文件確認下來,以免時過境遷,有人會見利忘義。
不過,第二天被CEO一句“兄弟鬩墻,不出惡聲”瞬間扭轉了局面,輿論開始分化,有的指向這位忿忿不平的老婆,認為她不懂創業公司的股權分配卻離間了兄弟之情。
創業者老婆到底需要扮演什麽樣的角色?網上流傳羅永浩對此議題的一句話:“對創業者來說,娶對一個正確的老婆是至關重要的,這很可能決定了你最後做出來的是一個十億美元的公司,還是一個一千億美元的公司。”
想必老羅對此深有感觸。當一個家庭中有人創業時,這個家里的夫妻就不再是簡單的夫妻關系了,她們有時是天使投資人,有時是催眠師,有時是戰友,有時又會化身一塊巨大的攔路石。
實際上,老婆角色的演變和創業的階段是密切相關的。天天跟打了雞血一樣的給兄弟們灌雞湯,回家卻焦慮得不行,老婆各種開導;被投資人批得灰頭土臉,回到家卻還有兩只閃爍著崇拜目光的眼睛在迎接你。這是創業初期的老婆。
小公司取得一點兒成就了,老婆這時候就會展現出一絲絲第一夫人的風範,吹吹枕邊風,那個誰誰誰工資給高了啊,今天我去你公司時誰誰誰又在打瞌睡,前臺小姑娘是不是太好看了,雞毛蒜皮,盡收眼底。
再向前進一步,考慮上市了,這時候老婆們就該摩拳擦掌了,小女生已經漸漸長大,關心的也不再是瑣碎事,昔日的溫柔和盲目崇拜升華成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而且她們還掌管著小家的財政大權,股權怎麽分,分紅怎麽設計,每一步都關系到小家是住花園洋房還是住聯排別墅。從法律意義上來看,老婆們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這種亦夫妻亦戰友的極端狀態是什麽樣的,參見大熱美劇《紙牌屋》。第四季結尾時,克萊爾和丈夫弗蘭克雙雙成為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攜手參加總統大選。已經迫不及待想看第五季了。
當然,對於夫妻店的吐槽我也聽過很多。槽點主要的集中在,公司不止有一個明面的老板,還有一個隱藏的老板。
就是上個月,小C告訴我們,她辭掉了原公司的工作,準備去老公公司管人事。她剪掉了留了八年的長發,穿起了細高跟鞋,制定了一整套人事管理辦法。看來,創業這件事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影響遠遠不只是我們所看到的。
以紡織服裝聞名的常熟,正在全力將汽車培育成為一個全新的千億級主導產業。而在他們看來,這一願景的實現並不遙遠。
因為就在今年3月20日,位於常熟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奇瑞捷豹路虎汽車有限公司舉行了第10萬輛整車批售及發運儀式。
它的特別之處在於,從2014年10月下線首臺車起,到第10萬輛,只用了28個月,創下了我國高端合資汽車企業發展的新速度。
而接下來,圍繞汽車,常熟還在布局更多“雄心勃勃”的計劃。
3年已成納稅第一大戶
汽車是常熟的新興產業,對於外地人來說,更熟悉的還是以波司登為代表的紡織服裝業,這是常熟的傳統優勢產業。常熟全市擁有600家紡織服裝規模企業,常熟服裝城又是全國最大的服裝服飾專業市場,2016年成交額高達1378.77億元。這也是目前常熟唯一的一個千億級產業。
常熟市市長周勤第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常熟的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其中就包括,傳統產業處於產業鏈中低端,存量企業增長乏力,新興產業尚未形成規模支撐,“轉型出關”任重道遠。
但是,作為常熟的支柱產業,紡織服裝近年來受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全球產業布局轉移影響較大。而且,“傳統的商貿模式也受到電商、快時尚、柔性生產等的沖擊,所以面臨的比較大的問題是轉型升級。”常熟服裝城管委會招商辦主任陸峰說。
“不僅是存量要轉型升級,我們更需要找到新的增量。”常熟市副市長範建青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在傳統產業遭遇壓力的情況下,常熟必須伴隨著全球價值鏈的變化,以及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的再調整,形成新的產業定位。
這一增量,瞄準了彼時剛剛成立合資公司的奇瑞捷豹路虎。奇瑞捷豹路虎汽車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11月,由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和捷豹路虎汽車共同出資組建,合資雙方股比為50:50,是國內首家中英合資的高端汽車企業。
招商引資的過程並不輕松,但一旦瞄準並在“十二五”期間全力爭取落地後,奇瑞捷豹路虎帶來了常熟產業結構的巨大變化。
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廠是捷豹路虎首個英國本土以外的整車制造工廠,一期設計年產能13萬輛,總投資108.9億元,於2014年10月21日開業並正式投產。
到了2016年,該企業全年生產整車6.4萬輛,同比增長136%;銷售整車約6.2萬輛,同比增長138%;實現產值167.2億元,同比增長90%;貢獻地方稅收26億元,已經成為常熟納稅第一大戶。
“2017年預計可銷售8.2萬輛,稅收沖刺35億元。”常熟綜保區管理局局長李軍說。
目前,奇瑞捷豹路虎乘用車二期項目已完成審批啟動建設,總投資55.6億元,預計將於2018年正式竣工投產,可再新增產能7萬輛。這也就意味著,到2020年,這家企業的汽車年銷售將達到20萬輛,年銷售額超過800億元,納稅將超過70億元。
“今年我們還將啟動年產11萬臺路虎發動機項目。同時,奇瑞捷豹路虎已啟動2020~2025發展規劃,預計將繼續在常熟增資擴產。”李軍說。
在奇瑞捷豹路虎這個產業龍頭布局常熟的同時,常熟又吸引到了奇瑞汽車和以色列集團旗下公司共同出資組建的合資企業觀致汽車,2013年底,首款觀致品牌汽車在常熟下線正式推向市場。
“我們通過龍頭項目的引進,正在實現常熟的產業轉型升級。”範建青說。
數據顯示,2016年常熟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實現產值348億元,同比增長73%。奇瑞捷豹路虎生產整車6.4萬輛,觀致生產整車2.4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36%和70%。
隨著奇瑞捷豹路虎和觀致汽車兩個特大型整車項目的引進,帶動了常熟汽車全產業鏈的發展,正在形成整車、零部件、物流、貿易為一體的產業發展格局。常熟經濟技術開發區也由此提出了打造“中國最年輕汽車城”的目標。
目前常熟已經吸引了40多家國際知名汽車零配件企業落戶,總投資超過100億元,集聚了美橋、埃馳等一批高端零部件企業。
整車企業與零部件企業也形成互相促進帶動之勢。日前,美橋亞洲技術中心開業,主要用於新產品研發以及對產品質量和性能的驗證。常熟美橋是世界領先的動力傳動與驅動系統供應商美國車橋在亞洲的第一個工廠,生產汽車動力傳動系統。2016年,常熟美橋年銷售額超9億元,同比增長45%。
目前,常熟還在著力拓展燃料電池、混合動力、純電動等新能源和智能化的研發、制造等領域,積極申報國家氫能源動力汽車試點城市。
此外,2013年11月在常熟開業的豐田汽車研發中心(中國)有限公司,是豐田全球研發體系中最大規模的研發中心,主要業務就是節能、新能源車的零部件本地化研發。
“我們還在和奇瑞捷豹路虎積極洽談三期項目,預計可再新增20萬輛新能源整車項目。”範建青說。
此外,常熟市還在積極爭取平行車進口口岸資質,大力發展平行進口車業務。希望到2020年能夠實現汽車前後市場“雙千億”的目標。“我們還引進了總投資30億元的泰達物流項目,將打造一個大汽車物流新格局。”李軍說。
短短幾年之內,常熟的汽車產業逐步實現了“從無到有、由低到高、以點及面”的蛻變。“真正實現了‘引進一個企業、帶動一個產業’,常熟也由‘服裝城’邁入‘汽車城’時代。”範建青說。
外資新布局
毫無疑問,對於開放型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來說,外資深刻影響著當地產業結構的面貌,常熟也不例外。
2016年,常熟市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112.4 億元,比上年增長7.5%。經濟總量位列全國3000個縣(市)地區生產總值第四。
自1986年8月設立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以來,常熟市利用外資持續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至2016年末,常熟共吸引了來自60多個國家(地區)的投資者,累計設立了外商投資企業3400多家,投資總額達580億美元。
“雖然家數並不是最多,但是常熟外企的平均企業達到3300多萬美元,是蘇南地區規模最大的。因為常熟外企中的大企業比較多,超億美元的外企投資企業70家。”常熟市商務局副局長蔡宇恒說。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常熟全市的比重達到了72.9%,納稅總額占全市的比重達到39%,新增就業崗位占全市的34.4%。
2016年末,常熟全市十大優勢產業中,基於外商投資企業主導形成的優勢產業就有8個。“其中汽車制造業成長最快,工業產值規模從2013年的106.7億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404億元,四年增長了279%,每年平均增長70%。”範建青說。
數據顯示,汽車制造業占10大工業的產值比重達12.9%,比2015 年增加了近4個百分點,逼近紡織服裝、服飾業工業產值13.1%的占比。
但是,外向型經濟也必然受到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2016年,受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大幅下降的影響,常熟利用外資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數據顯示,2016年常熟實現合同外資9.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7億美元,分別比2015年下降了26.1%和18.4%。
“但從結構看,全市利用外資出現了制造業強化、產業結構優化的良好趨勢。”蔡宇恒說。
達涅利是全球最大的三家冶金設備制造商之一,年銷售額達30億歐元,占世界冶金設備市場份額達15%~20%。2007年達涅利集團在常熟設立了獨資子公司——常熟達涅利冶金設備有限公司,這也是意大利在中國的第一家獨資企業。目前經過四輪增資,總投資達2.17億美元。2016年實現產值19.5億元,同比增長11%。
“我們不會減少在這里的投資,要知道全球50%的鋼鐵市場在中國,所以我們必須在這里,不能失去這個市場。”達涅利冶金設備(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孔亞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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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植入式廣告的“中國式尷尬”,有賴於影視界和企業界轉變對植入式廣告的認識,讓植入式廣告真正成為影片中合理、和諧的元素。
來源 | 文創資訊(ID:chuangy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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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金剛5:最後的騎士》(下文簡稱《變5》)6月23日在內地公映,上映5天票房突破10億元大關。而在北美,《變5》上映5天僅收獲6900萬美元,還不到內地票房的一半。與此同時,外媒口碑全線潰敗,爛番茄新鮮度降到了15%,連觀眾投票居多的IMDb也只有5.5分,跌至系列最低。
盡管該片在北美表現不盡人意,但在內地卻憑借超過70%的市場排片率票房一路走高。而隨著票房一路攀升,包括酷狗音樂、優信二手車、樂視在內的中國金主團,也憑借著影片的熱映收獲了超高的關註。
事實上,從《變形金剛3》開始,大量國內品牌在好萊塢大片中出現已然成為了一種常態,並有愈演愈烈之勢。然而,這場營銷盛宴的背後卻折射出中國式植入的瘋狂與盲目。
《變5》無疑是一個真實的寫照。
“開場10分鐘還在前情鋪墊時,一聲‘hello,kugou’便將我從汽車人的世界拉回了現實。”觀眾“眼睛先生”表示,雖然在各類好萊塢大片中添加中國元素已成為常態, 但是在一部影片中密集出現大量國內品牌,仍會讓觀眾感到不適應,“作為主角之一的小女孩用蒙牛純甄補充能量;大黃蜂電腦將優信二手車的官方網頁稱之為汽車人交友網站,《變形金剛5》都快要成為國內品牌的定制影片了”。
現象:國產品牌成好萊塢大片“常客”
國產品牌植入好萊塢大片最早還要追溯到2009年,美特斯邦威的廣告牌赫然現身《變形金剛2》;而後到了2011年,四大國產品牌集體“攻陷”《變形金剛3》,一時成為熱門話題,男主角胸前印著醒目的美特斯邦威LOGO,TCL電視機出現在霸天虎身上,聯想電腦隨處可見,華裔男喝伊利舒化奶的鏡頭更是引發笑場;《變形金剛4》中,國產品牌更多,印有武漢周黑鴨廣告的汽車穿行大街小巷;笑瞇瞇的“企鵝”爬上輕軌提醒你記得用微信;皇宮飯店的墻壁上印著巨大的“雪佛蘭”;某商業大廈前的公司名牌里嵌入了騰訊、蘇寧和紐崔萊等中文廣告牌;廣汽傳祺將出口海外的主力車型傳祺GA5植入新汽車人戰隊,跟著擎天柱變形出發……
鑒於《變形金剛》系列前四部在國內強大的市場號召力,捆綁《變形金剛5》的營銷之舉無疑也會獲得國內品牌商的青睞。
有報道稱,被資本危機所纏繞的樂視此前便大手筆投入4000萬元植入《變形金剛5》,其中,有1500萬元是和派拉蒙進行影片的聯合推廣,樂視的LeSEE PRO概念車、樂視超級電視和樂視手機會出現在影片中;而華帝作為《變形金剛5》官方授權廚電合作品牌,直接出動了導演邁克爾·貝為華帝定制了一個小變形金剛的角色。此外,魅族手機、映客直播等國內品牌都在影片中相繼出現,甚至連工商銀行都露了臉。
據不完全統計,《變5》中出現的國產品牌個數多達10個以上,包括酷狗音樂、優信二手車、華帝廚具、蒙牛、舒化奶、各種品牌的汽車、水星家紡的變形金剛床品、樂視超級汽車、浦桑尼克掃地機器人、華帝油煙機和燃氣竈……
事實上,除了《變形金剛》系列,從2009年開始,大量國內品牌就開始在好萊塢大片中爭相湧現,近乎常態化。森馬服飾在2010年上映的《鋼鐵俠2》中為“黑寡婦”提供戰衣;TCL又先後植入 《複仇者聯盟》、《鋼鐵俠3》,騰訊QQ、蒙牛同時亮相《獨立日2:卷土重來》;VIVO下代旗艦概念機植入了《美國隊長3》……
中國式植入,給品牌究竟帶來了什麽?
不可否認的是,好萊塢大片在國內電影市場通常都占據著較為強勢的地位,無論是排片率還是上座率,同檔上映的國內影片總會受到好萊塢大片的擠壓。換句話來說,國內觀眾對於視效大片有著天然的喜愛,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效益,國內品牌紮堆出現在好萊塢大片中就不足為奇了。
那麽,好萊塢大片中的中國式植入,究竟會給品牌帶來哪些實實在在的好處呢?
1.增加曝光度,打響知名度
電影品牌植入最大的作用在於讓觀眾觀看電影時,能夠記住一個產品,結合影片內容潛移默化地改變觀眾的消費主張;或者是提升觀眾對已購品牌的忠誠度,增強認同感。相較於電視廣告會受國家和地域文化的影響,電影擁有更為廣闊的受眾群體,能夠進一步擴大品牌影響力。
中國廠商以植入為契機,在電影上映前後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引起了觀眾的強烈關註。商家順勢而為進行商品的促銷,商品銷量大增。從品牌效果評價的角度分析,在“全民找品牌”的觀影過程中,中國品牌的識別度、記憶度非常高,品牌的購買轉化效果也較為突出。
2.節省了廣告費用,還提升了檔次
利用植入和貼片的形式將廣告融入到電影之中,對於企業來說也大大節省,甚至抵消了一大筆廣告費用。當前,植入廣告作為一種傳媒方式已經成為幫助企業提升品牌影響力的重要手段。而如今優秀的植入廣告已經不滿足“全中國”了,急於向世界證明自己“檔次”的品牌們,開始瞄上了制作精良、全球矚目的好萊塢大片。
要知道,在好萊塢電影中亮相可以加強本土觀眾的品牌認知,可以讓本土品牌看起來更上檔次,更具風格。因為進口大片在全球的影響力都特別大,國產品牌等於站在一個高點上進行宣傳,電影的時間性又特別強,合作後肯定對品牌有迅速推動。
3.增加美譽度,助推產品大賣
對於一些大品牌,如果能在好萊塢大片中露個臉無疑是證明自己實力最好的捷徑,與此同時,也給品牌帶來了更好的經濟效益。據悉,TCL此前市值大增,就離不開品牌植入的促進作用。此外,伊利舒化奶在《變3》上映期間,銷量同比增長了12%,美譽度也上升了15%-17%。而在《變形金剛3》中,美特斯邦威的九宮格Logo衫出現總時長大約只有5分鐘左右,但隨著影片的熱映,《變形金剛3》系列產品的出貨量在短時間內便超過了百萬件,同時也讓美特斯邦威的品牌進駐到更大的國際市場中。
4.借勢營銷,加大衍生品開發
目前中國品牌為植入好萊塢電影所支付的費用多在百萬美元級別,不僅包括植入廣告費用,也包括品牌商可借助影片的內容和形象進行宣傳、開發衍生產品的授權費用。品牌商可以利用內容版權開發衍生產品,把電影預告片變成自己的產品廣告秀,拉攏電影明星做粉絲經濟等,把廣告贊助的價值進一步放大。比如,此前派拉蒙官方《碟中諜5》預告片,就成了寶馬在上海車展期間重點傳播的營銷素材。
可以說,單純從品牌植入手法上來評價,中國品牌在好萊塢大片中的亮相無疑欠缺深度。但植入其實只是品牌的第一步,從整合營銷的角度,中國品牌無疑是商業上的贏家。
好萊塢大規模“吸納”中國品牌的背後
好萊塢有著完整的電影產業鏈,歐美品牌廣告植入早已形成常態,“不差錢”的好萊塢片商其實並不需要中國品牌來“補貼”,但為何近幾年突然大規模“吸納”中國品牌?
首先,中國從2012年開始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貢獻了全球票房增量的75%,去年底,中國電影市場的銀幕數更是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甚至有外資分析機構認為,中國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電影市場也是指日可待。如此龐大的市場,好萊塢怎會不垂涎?於是,中國觀眾成為了好萊塢亟待拉攏的人群。
《變4》制片人西德·甘尼斯就曾坦言,影片因有中國的故事情節,里面的中國廣告才會更多,且這些有利於影片在中國的宣傳。
其次,在好萊塢,電影收入基本是“二八比例”,票房占據20%,其他收入占據80%,且後者有20%的收入來自於植入和捆綁營銷。可以看到,在美國本土,品牌植入只占好萊塢片方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其實,好萊塢大片在中國的票房分賬比例只有25%,於是中國品牌植入部分就變成重要收入來源了。
另外,好萊塢和中國品牌的合作並非只是品牌植入,還包括聯合推廣、授權產品,“比如經片方授權後,品牌用電影元素做營銷廣告,片方可減少大量宣傳推廣費用。”像《變形金剛3》授權美特斯邦威把產品用在T恤上,還授權TCL 3D電視營銷中可使用《變3》元素,片方會按照商品價格收取一定授權費用,而這又是他們在中國市場“吸金”的重要環節。
事實上,這些年,好萊塢大片除了依靠票房回報,全球的版權費也貢獻了大比例的收入,換句話來說,好萊塢不主要依靠某些植入來贏得回報,而是看重品牌聯合推廣的營銷價值。
再者,好萊塢片方也試圖借助中國品牌在國內的影響力做電影宣發。此前通過與QQ的合作,福斯的《獨立日2:卷土重來》不但可以在QQ電影票、QQ錢包等平臺進行推廣,而且借助其社交媒體屬性,QQ還承擔了電影互聯網宣傳的重頭,包括聯合其他媒體發稿的公關工作。
可以看到,如今電影的廣告植入和品牌的營銷結合的越來越緊密,雙方大多數時候都想取得共贏的局面,品牌方利用了影片的熱度,而電影一方面從廣告商處得到了利益而且也會受益於品牌的宣傳渠道,得到更大的曝光。
中國品牌植入好萊塢大片,風光背後危機四伏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自然是不少好萊塢大片的掘金勝地,通過品牌植入,電影可受益於品牌的推廣渠道,得到免費的宣傳;品牌則利用電影的熱度提升影響力。正如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所言,“這是一種雙贏的合作模式,但是相較而言,品牌借助電影進行自身推廣的意義更為重大,這也是為什麽品牌植入競爭激烈的原因所在”。
然而,雖然國內品牌能借助好萊塢大片的熱映獲得極佳的市場反饋,但看似風光的背後,卻暗藏著各種危機。就拿《變5》來說,該片帶來的廣告情節和畫面植入,就招致網友吐槽“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刻意迎合,分分鐘讓人出戲的節奏”,甚至還引發了“國產品牌適不適合亂入好萊塢大片”討論。
那麽,中國品牌植入好萊塢大片,看似風光無限的背後,究竟暗藏著那些危機呢?
1.天價植入費用,收益無法預估
有消息指出,想在《變形金剛》系列電影中進行品牌營銷的費用並不低,美特斯邦威植入《變形金剛3》的廣告費用大概在100萬美元左右;伊利在《變形金剛3》中每秒的廣告費需要千萬元;《變形金剛4》中周黑鴨的品牌植入盡管只是秒瞬,甚至大多數觀眾基本上完全“無視”,而據業內人士估計,周黑鴨為這鏡頭付出了至少七位數的代價。這也讓不少品牌望而卻步。
然而,電影中幾秒鐘露出,效果到底如何,我們沒有具體的數字來看廣告投入費用和受眾覆蓋規模。所以,國內的品牌必須意識到,在好萊塢大片中進行廣告植入也是一場豪賭,必然存在一定風險。
正如保利影業投資有限公司公共事業部總監劉建峰所言,電影受到上映檔期的限制,所帶來的熱度僅是一時的,再加上品牌植入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樣難以預測,若對市場的預判出現問題,巨額的損失只能由品牌方自己承擔。
2.商業上的成功,不代表質量上的圓滿
伊利在《變形金剛3》中伴隨著男二的那一句“讓我喝完我的舒化奶,再跟你說”登場,這可是中國首個植入好萊塢電影的乳制品,而這也成為中國觀眾樂此不疲的看點之一,甚至延伸到後續的《變4》《變5》的觀影過程中。
因此,當李冰冰在變4中駕駛著廣汽傳祺GA5鬧市街頭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逐大戰,狠甩凱迪拉克、奧迪等一眾豪車傳遞時候,觀眾也就只能貽笑大方。
從品牌營銷的角度,無論這種行為是否對品牌形象能否構成正面表達或負面演繹,它至少收獲了足夠多的眼球和記憶點,但是,在拋開其形式背後,也體現了企業與電影之間關於文化差異和遊戲規則迥異的尷尬現實。
所以,內容已經成為企業在電影植入中的關鍵,商業利益和品牌效應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無疑帶著鐐銬跳舞--痛並快樂著。
3.無節操的廣告植入,觀眾很受傷
赤裸裸的廣告植入生硬到讓國人尷尬的同時,估計最難過的是粉絲,《變形金剛》系列的口碑打分,從第二部就開始遞減,從未反彈,首周末就去捧場的觀眾對它基本都有10年的感情,所以之前有消息說比國外多2分鐘,他們是歡欣鼓舞的,以為多了什麽精彩鏡頭。可是萬萬沒想到,這多出來的2分鐘可能就是品牌的貼片廣告,估計會大大傷了他們的心。
看似完美的植入式廣告,商家花了大錢卻“買了尷尬”,原因在於沒有把植入式廣告用對地方。植入式廣告相對於紙媒廣告、招貼廣告等而言算是新鮮事物,但並非新鮮事物就一定十全十美,也並非在所有的環境,所有的受眾面前,植入廣告的效果都一定優於傳統廣告。
植入式廣告與文藝作品本身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但是,過多的植入式廣告,尤其是與文藝作品本身不搭邊的植入式廣告,最終將破壞文藝作品的完整性和藝術性,稀釋作品本身的主題,產生喧賓奪主的反效果,引起受眾的反感和不滿。
要知道,觀眾花了數十甚至上百元走進電影院,是為了看期待許久的影星,享受視聽盛宴的,而非是為了來看廣告。一旦他們發現這些與劇情不搭邊的產品信息,自然而然會對這樣的信息產生反感,甚至把火氣撒到影片本身上,最終導致廣告的效果和商家的期待南轅北轍。
中國式植入,如何讓雙方實現共贏?
眼下,似乎所有的因素,都促使中國企業在好萊塢的廣告營銷額逐年增長、品牌數量增多、合作形式更多樣。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品牌植入好萊塢大片,機遇與風險並存。而受限於電影內容與品牌本身的定位,電影廣告植入向來都是幾家歡喜幾家愁。那麽,對品牌和電影而言,應該如何去規避風險,實現利益最大化呢?
1.註重品牌與電影內容的融合度
投放植入式廣告本無錯,關鍵是要看打到什麽地方,怎麽打,打什麽內容。事實上,並非所有的植入品牌都能借助電影的熱映獲得較高的市場認可度。目前,品牌植入分為背景、Logo、使用道具、電影情節、情感關聯度等幾個部分,品牌與電影的結合越深入,植入效果越好,如果僅是簡單在電影中出現幾個標誌,觀眾對於產品性能一無所知,這樣的品牌植入基本沒有太大的意義。
成功的品牌植入可以在順暢地表現電影劇情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傳遞品牌信息。品牌信息由淺入深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層為標識植入,包括產品、商標、音效等可以代表品牌的一系列視聽符號;第二層為屬性功能植入,即向受眾介紹產品的特點、用途等等,形成商品的異質性;第三層為精神理念植入,即傳遞品牌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等,形成消費者對品牌的偏好和忠誠。從植入方法上來講,《變形金剛》系列中的中國品牌植入仍停留在標識植入層面。外國觀眾可能都不知道在電影場景出現的“劍南春”“六福珠寶”為何物。更不要提中國品牌在影片中傳遞了何種品牌精神、價值觀。
所以,在植入廣告時,應當首先考慮廣告與劇情的契合度,而非影視劇本身的名氣高下,名氣再高的影視劇,如果廣告與劇情貌合神離,甚至格格不入,最終影視劇的名氣越大,廣告的反效果越重。但如果廣告與影視劇的劇情相符合,不僅會在觀影過程中對觀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會對影視劇本身有所助益,也就是要做到“潤物細無聲”。
2.結合品牌成熟度,切勿盲目植入
對於一直品牌成熟度還比較低的產品,盡量不要盲目地“傍大款”,畢竟植入好萊塢大片,雖然檔次上來了,但是廣告費用並不低,而且一些日常比較生僻的小品牌,即便在影片中有露出,也容易被忽視,不可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反倒有可能被高昂的廣告費或者授權費所拖累。建議對於一些成熟度不夠高的品牌,可以先選擇國內影視劇,循序漸進地增加曝光度,不要一窩蜂走太遠。
3.借鑒美國品牌植入經驗:拍攝完畢後結賬
《變形金剛》系列里,那些和好萊塢大片氣質不搭的國產品牌植入的確令人頭疼。相比較而言,歐美品牌的“現身”則相對成熟很多。據美國一家專業跟蹤好萊塢植入廣告的公司統計,《變3》有71個植入品牌,相對四大中國品牌而言,那些美國品牌大多出現得不動聲色,其操作手法值得學習。
首先,在好萊塢,品牌處於絕對弱勢,導演一般不會在拍攝中故意照顧品牌,而一般是由片方在電影拍攝結束之後,根據成片效果對植入費用進行商定。這與國內事前定價,定制劇本的操作方法差異較大。
在美國通常都是拍攝完畢後結賬,“比如某酒類品牌進行植入,它不會事先要求該產品需要怎麽出現,演員要怎麽拿著。故事中可能有酒吧、酒櫃等,品牌提供酒隨你怎麽拍,最後按照產品出現的頻次結賬。”這樣放手的植入方式顯然走在了國產品牌的前面。
對於中國市場而言,由於融資渠道較為多元化,片方看中的不是植入帶來的資金,而是品牌方的聯合推廣資源。能帶來拉動票房的吸引力,才是制片方動心的關鍵。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崛起,中國品牌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出現將會更加稀松平常,了解好萊塢的操作手法,在合同中嚴格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將是互利共贏的不二法門。
最後,文創資訊想說的是,改變植入式廣告的“中國式尷尬”,有賴於影視界和企業界轉變對植入式廣告的認識,讓植入式廣告真正成為影片中合理、和諧的元素。一方面,電影制片方需要嚴格把控品牌植入的數量,進一步提高影片的質量;另一方面,電影出品方也要考慮植入品牌是否有足夠知名度,是否同樣具備推廣實力和營銷思路,以及品牌形象與影片理念是否一致,在此基礎上將品牌與電影內容相結合,才能避免讓電影淪為廣告宣傳片,最終達到一種雙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