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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博望誌（微信ID：szszbf）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左蘅。

「你覺得他自戀嗎？」

「絕對的。」

「接近天才的他小我幾歲，是個典型的美國人：樂觀、有勇氣，但是在基本信仰的價值觀上非常固執，像個小孩。但與他共事，我們從來沒有起過爭執，即使碰到意見南轅北轍的時候。熟識後，在我眼中成熟幹練的馬修，還是充滿孩子氣的。在辦公室里他總會放著一兩件男孩的玩具，遇到嚴肅的會議或棘手的問題，總是看到他把玩著他的玩具幫助思考，偶爾是一個球、偶爾是一架模型飛機……」——摘自姚謙《機場的遇見》

說實話，我對馬修（Matthew Allison）知之甚少。坐在我面前的這位美國猶太人五十多歲，曾是臺灣索尼唱片的創辦人，因常年練習瑜伽，身材挺直、舒展。他戴著眼鏡，穿著休閑T恤、牛仔褲，收拾得精致。

馬修的父親曾是大學老師，教英國文學，最常講的是莎士比亞；後來辭職在紐約開餐廳，闖進了全美前十；60多歲開始學中醫，三年學成後在夏威夷開了十年中醫診所；75歲時將診所賣了一個不錯的價錢。

馬修的母親熱愛文學和繪畫，懂得生活。比如他記得母親將小小的自己放進浴缸，再把生日蛋糕也放進浴缸，供自己玩耍。

馬修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主修經濟學和中文，畢業後工作了兩年多，又在沃頓商學院獲得國際關系碩士學位和MBA，畢業後收到了包括投行、迪士尼和索尼在內的7個offer。他對理想工作的定義是，安定並有所成長。於是，他來到「薪資特別低」的索尼音樂——每月薪資相當於之前投行給他的住房補貼，並開始籌備索尼音樂臺灣分公司。當時，他27歲。

「索尼音樂選擇你的理由是什麽？」我問。

「喜歡我。就是覺得我個性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這個事情的，唱片公司一定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招數。」

馬修在索尼呆了五年多，後入百代唱片，再後來在臺灣開了十年瑜伽館，去年又開了包括動感單車、Barre和瑜伽三項課程在內的「音樂+運動」實驗空間，今年他把大陸的第一家店開在了北京三里屯。

在這家名為SpaceCycle的空間內，馬修和我談他的從前。當然他的從前大部分跟音樂有關，現在的實驗也和音樂有關。

今年九月，這家店的開業發布會上，嘉賓有音樂人姚謙、環球唱片大中華區總經理吳佳倫、索尼音樂中國大陸總經理胡譯友、瑜伽大師Paul Dallaghan等等。明星則來了吉克雋逸和鄭凱，前者顯然跟投資人之一的姚謙有關，後者呢？SpaceCycle的投資人中還有娛樂圈大佬。

音樂消費形態持續變化，從實體店到付費下載應用商店再到流媒體，現在，「歌單」正變得越來越重要。馬修希望通過運動搭建新的音樂消費場景，在SpaceCycle的APP上，每個教練都有自己的歌單。他們有自己的音樂策展部，馬修希望教練有音樂編輯能力，「可以根據情緒、時令、節日甚至當天新聞」來選擇授課方式。

開業當天的動感單車體驗課安排在一間霧氣氤氳的屋子里，單車旁燃著香氛蠟燭，三位美國教練跟著音樂節奏肆意騎行。配合著聲光效果，你會覺得他們是教練也是DJ，這里跟熱鬧的Party大概只差了一個舞池的距離。

串燒的最後一段截自挪威電子音樂制作人Alan Walker的《Faded》，很長一段時間雄居我上班曲目Top 10榜單。那一刻，我想加入他們。

「我們就是把KTV和小型演唱會直接搬過來。」馬修說。

天生商人

每次和馬修一起出差，SpaceCycle中國區總經理趙艷潔都是先過完安檢的那一個，然後微笑地站在一旁看著這個美國男人從袋子里拿出瓶瓶罐罐，一個一個地擺在安檢人員面前，「各種護膚品，營養品，擦的抹的。」

「你覺得他自戀嗎？」

「絕對的。」趙說，「他就真的說，Sophia（趙的英文名）你不覺得為我工作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嗎？很多人都覺得替我工作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當馬修第一次跟姚謙聊SoulCycle並透露有意做這方面的事情時，姚就非常支持。既然音樂成了健身房主體，教練有自己的歌單，那就要與手握音樂版權的公司合作。「音樂這方面是我強項，」姚說，「臺灣的KKBOX跟大陸的QQ都是我搭的線。」之後就是藝人資源，在臺灣的SpaceCycle，歌星庾澄慶和張惠妹都已經舉辦了幾次粉絲見面會。今後，歌手還可以在這里舉行單曲或專輯首發。

趙艷潔曾在華爾街工作，熱愛健身。後來，她發現美國慢慢有一些小型的精品健身房出現，Boutique Fitness開始流行。回北京投行工作後，馬修有意讓她參與自己的事業，趙一開始覺得他在開玩笑。後來一次去臺灣，馬修叫來各部門主管，每人為趙演示了一個半小時PPT，趙當即決定加入。「當時他在臺灣只開了兩家SpaceYoga，每年還要專門請會計公司來審計，完全是一個做大公司的感覺來做這件事情。」

在馬修身上，趙同時看到了美國和臺灣的那種「精益管理」，SpaceCycle每天都要出一份細致的數據報告。

初入索尼，馬修當時的上司是索尼音樂亞太區總裁。索尼音樂亞太區總部設在新加坡，上司讓他在新加坡待一段時間，以確認自己沒有看錯人。大概九個月時間，馬修輾轉於新加坡和臺灣兩地，在兩家飯店間來來回回。期間，馬修著手寫商業計劃，開始找人、選地點，籌備進軍臺灣市場。

後來，臺灣公司「破紀錄得賺錢」。「所以我得到非常大的權力在索尼，是可以做很多人家想不到的事情。」馬修說。

他用「團結」來形容當時的公司文化，並堅持留出公司的旅遊預算。那時公司很多人沒有滑雪經驗，甚至沒有見過雪，於是馬修組織大家到韓國滑雪。在最賺錢的1996年，他又帶著大家跑到意大利。

在《機場的遇見》一文中，姚謙寫馬修從小受哮喘困擾，對他來說，長途飛行是種折磨。但為了爭取一大筆去意大利旅行的預算，其「努力數月飛紐約與老板們奮戰」。

馬修曾對趙艷潔說，現在跟以前在索尼、百代最大的區別就是，沒有資源會主動放到你手上。

2014年底，馬修和趙開始在北京選址。「我們有地產中介，還有一些私人的關系。」趙說，在與商場的洽談中，他們趕上了機會。自去年開始，一些奢侈品牌銷售下滑得厲害，商場在選擇入駐品牌的時候趨向多元化、體驗型消費。「所以就特別需要一些體驗型的業態進來。」

「我雖然也問過國貿，但是我當時就覺得怎麽可能承受得起那個租金，怎麽可能？」但是采訪時，他們在國貿三期的門店已經在準備中了。

姚謙帶著趙見了QQ音樂副總裁，聊了一個多小時。「這個事情對於QQ音樂來講，應該是太小了……還要資源、開發什麽的，根本就是不可能。」馬修甚至希望對方能召開記者發布會宣布合作，「我們真的對QQ去提了（發布會的事情）！我們自己心里也知道，肯定要被別人笑死，人家會想你是誰啊？！」趙笑著說，「但是他有他自己非常執著的地方。」

目睹馬修與人談判後，趙學到「最牛的一點，敢提需求、敢提條件。」雖然有些時候她「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姚謙覺得馬修在北京應該招聘一個很好的秘書，「他永遠都有很好的秘書、最頂級的秘書，必須執行能力很強。至於他的搭檔，他不害怕跟他意見不一樣的人，像我老是嗤之以鼻，他也能接受。他就‘哼’！我知道你覺得這樣子，但是我告訴你，我還是決定這樣，他會這樣告訴我。」

SpaceCycle的聲光效果由曾獲格萊美獎的美國設計團隊3-Legged Dog負責，這個組織聚集了一群藝術家，由幾個主要人士負責接項目並掌控進度。凱文就是3-Legged Dog的一位負責人，也是美國猶太裔。因近些年國外經濟不景氣，以前常做大型藝術項目的他們也開始願意在中國接一些小活。

「倆猶太人談生意（的時候），我們旁邊的人一個一個嘆為觀止。」趙說了一個細節，3-Legged Dog團隊第一次來北京看場地，半夜兩點給趙打電話說一行三人已經把當天飛北京的機票選好了，請付款。趙問報銷不行嗎？對方說不可以。當時趙的美國信用卡已經無法使用，「半夜兩點啊，第二天早上就沒票了，真的一直能跟你杠著，就是不付錢。」

她給馬修助理發郵件，正好馬修還沒休息。馬修說「我也不能用我個人的信用卡付公司的費用，必須要第二天早上到銀行付款。」於是兩位猶太人互不相讓，一直到淩晨四點半機票還沒定。

趙和馬修的助理都很無奈。幸好早晨時機票還沒賣完。

但是後來二人見面時又非常友好。「公事就是公事，談到錢的上面就寸步不讓，就真的是猶太人厲害的地方。」但這顯然不是趙的作風，她會自己先把錢墊了再說，她在公司的第一筆報銷就高達28萬元。

馬修在臺灣創立索尼音樂分公司的最初三年，美國和日本的唱片公司還沒有「經紀」的概念，但臺灣的唱片公司有。姚謙說，那時候宣傳歌曲主要通過電視臺、電臺和平媒，需要藝人配合，後來唱片公司開始考慮藝人造型，慢慢觸碰到經紀的概念。

「那個時候美國公司藝人跟經紀是有沖突的，他們不贊成那個，他們怕里面有很多法律問題。」馬修說，「一開始怕做藝人經紀不是我們的本業，覺得應該由經紀公司來做這個，我們純粹就是唱片公司。」

但馬修覺得在發掘藝人的同時不做經紀太可惜了，「太多事情本來就是我們的貢獻，為什麽不做？為什麽不好好地去建立這樣一個部門？」

後來，他成功說服了公司。「我跟他們講為什麽這個東西可以做，為什麽在臺灣市場在法律方面沒有他所擔心的風險，我也給他舉例別的公司開始做，是國內的公司不是國際公司，我們是第一個國際公司做這個的。」他舉的例子中包括大陸的華誼兄弟。

離開索尼後，馬修加入了百代唱片。在百代的最後兩年，傳統唱片銷售急劇下滑，盜版越來越多，他將目標瞄準了「數位媒體」。「盜版市場起來的時候是一個類似經驗，因為數位媒體的權利是一開始唱片公司不肯放出來，它有很多害怕，因為這不是它的本業，我們開始用數位媒體的權利幫公司賺很多錢。」

「因為有這麽多盜版，如果沒有早投資這些（數位媒體），公司根本沒有收入。公司數位媒體的權力讓出去跟別人合資，或者跟別人做代理，開始把什麽數位媒體俱樂部建立起來等等。」

每次馬修說服別人的方法說起來也簡單，就是換位思考、知己知彼。「很多美國人怕的是法律上的問題，比方說像數位媒體，他怕這個東西會被盜版得更厲害，他怕他控制不住這個品牌，他怕對藝人是一個威脅，他怕他失去他跟藝人的關系。你要當一個好的經紀人，這也是一種教育。藝人不是怕這種事情發生，他怕他被欺騙，或者他怕你不跟他講這個狀況，或者是他怕你沒有辦法跟他說不。其實最厲害的經紀人是能夠給藝人講道理說‘不’，而不是一直答應藝人，答應藝人不是一個做好經紀人的方式。你要跟藝人像搭檔似的，跟他一起實現他的夢想，你要配合著他去做到這個。如果你沒有貢獻，你對於他來講就是一個助理而已。」

姚謙形容馬修：「一個實用主義者，典型的金牛座。」

識人

趙艷潔讀過姚謙的那篇《機場的遇見》。「他說馬修特別喜歡給人家制造第一次經歷。我說好吧，那（來SpaceCycle工作）也是我的第一次。」

姚謙覺得這多少有點「強迫癥」。他記得當年庾澄慶到美國錄MV，抵達的第二天大家還在倒時差，馬修卻買了很貴的黃牛票請二人一起觀看ＮＢＡ決賽。「硬帶我們去看，我們兩個睡得七葷八素的，然後什麽都沒看到。」姚說。但在馬修的記憶中，只有姚在睡覺。他知道庾喜歡籃球，他希望可以送給他一份不一樣的體驗。

姚謙記得一次和馬修去美國出差，入住一家旅館時正好碰見影星茱莉亞·羅伯茨和他男朋友迎面走來。翌日早晨在健身房時又看到羅伯茨在跑步機上跑步。姚謙眼睜睜地看著馬修將一個健身器械拉到距離羅伯茨不遠的視線正前方，「開始各種練肌肉」。「我心想人家男朋友在邊上呢，你在想什麽呢！」姚在跑步機上直搖頭。

姚謙的第一次Around the World旅行也是馬修安排的。

認識馬修的時候，姚已經在臺灣點將唱片工作近十年。馬修說跟姚謙接觸一年後才有挖他的意思，但姚笑著說不可能，一開始雙方就心知肚明。

對於當時的幾大國際唱片公司來說，「華語市場一定要從臺灣開始」，而進入臺灣市場最快的方法就是並購，比如華納曾於上世紀90年代並購臺灣本土唱片公司飛碟唱片。除了飛碟，當時臺灣引人註目的唱片公司還有滾石、寶麗金，馬修則將目標鎖定了點將唱片，但他面臨一個強勁對手——百代（EMI）。

馬修的計劃擱淺在一位老太太手中。這位老太太是當時點將唱片老板的母親，按照姚謙的說法，老太太以前不管事，只管錢。曾經他們接觸過一家名稱也帶「哥倫比亞」幾個字的外國公司，老太太覺得他們「不老實」，便堅持「不能哥倫比亞」。而馬修所在的正是索尼旗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姚說：「馬修其實從頭到尾幾乎快到手，最後老太太說咱們別簽哥倫比亞。」1996年，點將唱片被百代收購。

點將唱片和百代私下達成協議的時候，馬修找到姚謙，明確提出希望姚加入索尼音樂，那時候他們認識已經大半年。

姚謙覺得點將不會賣給別人，沒有答應。年尾的時候，姚才知道木已成舟。馬修第二次找他，姚說可以，但沒有馬上答應，他還不了解索尼音樂，況且每年都有其他公司來試探姚的意願。

姚謙用幾個月時間完成了在點將的交接工作，然後計劃旅行，馬修為他安排了一個Around the World行程——參觀索尼音樂在多個國家的分公司，和當地總經理見面、聊天。

「那個是我最大的改變，回來的時候我就確定簽了。」姚謙說。

Around the World可以說是索尼音樂的一項傳統，馬修將其比作中國傳統的師傅帶徒弟，他當初是這樣，姚謙也是這樣。「跟著當地部門高級主管，了解他們的管理心態，他們如何經營，怎麽做，以及困難是什麽。了解不同的經營模式，了解這個人、當地文化非常有關系。了解每個藝人的想法，了解公司怎麽制約他，了解維持一個創意的制度是什麽，怎麽保留人的創意、人的貢獻、人對公司的投入。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平衡。」馬修說。

馬修在四十周歲生日時和好友、瑜伽大師Paul Dallaghan一起到波蘭參觀了二戰集中營。五小時參觀最後，他在人群中瞥見一對年輕的臺灣人，他們正在美國讀研究所，臺灣女孩對那段歷史了解得相當全面。聽了女孩的講述後，馬修改用中文說話，並希望女孩推薦幾本相關書籍。

後來馬修專門買了中文版送給姚謙。「世界有太多事情真的是輪回的。我對猶太人這一代的歷史是透過一個臺灣人了解，然後我又把它們推薦給另一個臺灣人。」

第二次見馬修，他剛面試完一位美國教練，面試內容是讓教練為他們上一堂內部Demo課。上完課後馬修花5分鐘沖了個澡。15分鐘後，他要趕往機場，回臺灣一趟。

「我覺得我還是不太能理解他。看他的日程表就從10點一直排到晚上8點，星期六星期天也是。」趙說。姚謙也說自認識馬修開始，他一直把行程排得很滿。一次二人去日本出差，由於行程太滿，最後趕飛機的時候只能「瘋狂」地包一輛車。「我記得他跟那個保守的日本人說，你能開多快就開多快，我趕飛機。我都嚇死了，然後給了四萬多日元。」

因常年居住臺灣，馬修說中文時都帶著明顯的「臺灣腔」。他讀書的時候正好是華語流行音樂最豐富的年代，「從蘇芮到羅大佑，到李宗盛都有聽，後來很多藝人都是我們培養的，有很多年的關系，一直從庾澄慶，到李玟，到蕭亞軒，到王力宏，到陶子……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過程，最困難的事情大概是我必須要慢慢地進到國語的（環境和市場），培養國語藝人，因為我不能一開始做這個事情，我覺得我了解不夠。」

馬修口中的「慢」，一般大約是「一年」。他記得邀請李玟並不輕松。「那個時候CoCo（李玟），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她媽媽、她姐姐（溝通）。她那個時候在一個香港的唱片公司，他們簽了一個非常不專業的合約，所以我也必須要幫她們克服。我找了很多人，也找律師……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可以幫他們處理。」

後來馬修開始負責大陸和香港市場。那時候索尼跟大陸很多音像出版公司合作，其中最大一家公司的老板後來跟著馬修加入了百代。

馬修記得索尼在大陸簽的第一個歌手是劉歡。

他說相比港臺，大陸更能接受藝人的多樣性。

「怎麽說？」我問。

「看劉歡就知道了。」

在馬修的職業生涯里，很多時候是跟著人走的。後來，姚謙離開索尼，他說：「我是因為馬修而離開索尼的，他到了百代，他不敢跟我聯系，一年之後就出現了，我就辭了。」

姚謙唯一的條件是不喜歡「百代」這兩個字，「覺得很老」。1992年，維京唱片公司被創始人理查德·布朗森賣給了百代唱片集團。馬修答應了姚的要求，說你可以用維京這兩個字。於是，1998年，姚謙在臺灣成立「臺灣維京音樂」。

「先做朋友，建立信任，再做生意。」馬修說。

離開索尼前一年，他結識了維京唱片創始人之一Ken Berry，當時維京唱片是百代唱片子公司，對方有意邀請其加入百代。「我大概考慮了一年我要不要做這個選擇，因為離開索尼對我來說有很大的責任，對我來講是一個不容易的選擇。我考慮了一年。」

維京的風格是馬修沒有經歷過的。「索尼的高管，老板一定是開公司的飛機，好幾個人一起來，一定要約很多的、可能跟很大的企業的會。那我（維京的）老板來的時候就穿了一個牛仔褲，帶一個袋子，他可能睡在我家，我們一起去爬山，去享受葡萄酒，一起聊公司的事情。」

剛入百代的時候，馬修32歲，管著幾千名員工，30幾個公司，分布在18個國家。馬修的目標是一年賺2000萬美金，但實際情況是，第一年賠了2000萬美金。

接下來的一年，馬修每個禮拜會出現在三四個國家，了解每家分公司的經營狀況。兩年後，公司結束了賠錢的狀況。

姚謙記得很清楚，一次在北京的中國大飯店，他見馬修接完電話後臉色一下變了，才知道馬修母親去世了。

馬修生母離世的同時，整個唱片業正急劇下滑，馬修的上司Ken Berry被股東換掉，馬修也跟著離開。「如果那個人不在那個系統，那個系統會變很多。如果那個人在的時候，可以繼續發展。」馬修說。

「維京和百代整合在一起後，業績一直不好。所以股東就要求總裁換掉，他是核心的之一。回頭看，是產業在變化。」姚說。

「退休」後，馬修在37歲的時候搬到了夏威夷，在那里過了兩年多自在日子，「投資房子，遛狗，種菜，做瑜珈，遊泳，照看我的家人……然後就更了解我自己未來的野心要往哪個方向，我自己要做什麽。」

馬修11歲在父親餐廳打工時經常見到藝術家安迪·沃霍爾，後來還見到了穆罕默德等。得益於「小孩子」的身份，這些人都樂意跟馬修互動，跟他說話，馬修說這讓他「不會害怕陌生的東西」。

「把卡拉OK顛倒過來」

即便離開音樂圈，馬修這些年和圈子仍有深深淺淺的聯系。「大概每幾年，我有機會回到音樂圈，都是跟著別人做一些他覺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有名的音樂家找他一起開公司，或者邀其當經紀人，或者開發新產品，「每兩年都有這樣的機會」。

馬修一度不太喜歡健身房，因為「沒有靈魂」。後來有一段時間父親生病，馬修考慮回美國。那段時間，他的一位朋友、投資健康類基金的老板告訴他，美國的健身房變了很多，你應該去認識一些新的精品的運動方式。

「他願意分享很多東西給我，從科學，從投資人的概念，從很多數據什麽的。另外，那一段時間我經常去健身，我會找一些地方體驗很多新的模式。」後來，馬修終於確定，精品的運動方式正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件事。

當然，這個確認過程同樣用了一年。

「上這些課，留給我最深刻的意義是什麽呢？第一個是老師有沒有魅力，老師有沒有辦法感動我；第二個感動我的，就是上完這些課後，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我還在想老師怎麽用音樂，我會一直聽音樂的副歌。」

為什麽上完課後對副歌念念不忘？他的答案是「老師的教學跟音樂是結合在一起的，那個感動的力量正來自於這個結合。」

他腦中的燈泡亮了！

他對健身房的「進化」也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之前，健身房是靠硬體，靠機器，是一個‘殼’的概念。慢慢地，我們靠自己的體重訓練，你做任何運動它都包含這個概念，所以可以縮小一個健身房的面積，可以從三千平方米縮到三百平方米。然後它可能像一個停車的工廠，它可能完全不像一個普通的、我們所以為的健身房。那我就開始考慮去做這個（精品健身）。」

當卡拉OK開始占領華人娛樂生活的時候，馬修剛好在唱片公司工作。他看到了卡拉OK是如何改變中國人的社交和娛樂模式的，他也將此看作一個新的音樂推廣渠道。

現在，他希望「運動+音樂」也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迫使自己運動的時候，事實上是我們最脆弱的時候。音樂是一個聽力的視覺，那個感動的力量來自於我們一邊推自己，一邊感覺很脆弱。所以我們運動的時候特別敏感，特別容易被感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對人有力量的事情，我喜歡。」

趙艷潔告訴我，SpaceCycle的一位教練在騎動感單車的時候淚流滿面。馬修覺得音樂可以成為新的動力，「大部分人沒有辦法在室內運動場所維持運動的習慣。因為這個對我們的靈魂是沒有支持的，那個支持來自於我們身體的健康（訴求），所以我們逼自己做。你看一半的健身房，大概70%—80%的人沒辦法堅持超過一年。」

基於以上原因，馬修說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不是其他健身空間，而是卡拉OK。

但也可以合作。SpaceCycle位於國貿三期的新址就和一家量販式卡拉OK毗鄰。「不一定是擊破他們，我覺得是搭便車的方法。比方說我們用同樣的DJ，DJ從我們這里就坐手扶電梯上來，然後繼續在卡拉OK做，然後帶一批人上去，我們互相支持。」

馬修說，未來，教練也可以出單曲。

「要把教練打造成網紅嗎？」我問。

「我覺得有可能，以中國的社會是有可能。」

馬修18歲的時候遭遇過車禍，「所以造成我有一點長短腳，衰退的那只腳是短的。」他說。他記得自己練的第一個瑜伽動作是「拜日式」，一般人跪下時臀部可以貼著腳後跟，但馬修的臀部離腳後跟還「很遠」。「我就在那里覺得我一直在忍、忍，我沒有辦法忍太久，因為太痛。後來我就覺得這是一個我應該去嘗試的東西。我想體驗到一些突破，我可以感受這是什麽。」

曾經，他一天可以喝6到8杯咖啡。「越喝越覺得它的影響越來越短，對你也沒有什麽效果了，你喝得還很多。」後來，他在意大利斷食一個禮拜。離開羅馬時，他儀式般地喝了最好的咖啡，然後，便十年再沒有沾過咖啡。

現在，馬修又開始喝咖啡了，只不過已經可以嚴格控制在每天1到2杯。

「我剛剛送了朋友一本書，一個作家叫Viktor E. Frankl （維克多·弗蘭克），他寫的書是排在美國前十名的暢銷書。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書叫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那本書中，作者敘述了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並指出「根據意義療法，我們可以用三種不同的途徑來發現生命的意義：（1）通過創造一種工作或做一件實事；（2）通過體驗某件事或遇到某個人；（3）通過我們對於不可避免的態度。」

「他的概念是，人類需要一個超過他自己的一個更大的意義生存。我覺得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馬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