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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樓市調控，一盤下不完的棋

分享： 誰在堅持地產調控

　7月下旬開始，國務院八個督查組奔赴全國16個省（市），專項督查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落實情況；此前一週，國土資源部召開視頻會議，提出堅決防止房價反彈、進一步加大土地供應力度，要求各地不得擅自調整放鬆調控政策。

　　中央政府大規模開展督查工作的背景，是市場回暖，以及各地政府層出不窮地冒出「不聽話」政策。

　　房價在環比連跌八個月之後重拾增長。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城市達到25個，較5月增加了 19個。中國指數研究院發佈的報告顯示，7月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比6月上漲0.33%，其中70個城市環比上漲，只有30個城市環比下 跌。

　　在北京和廣州等大城市，「地王」也重現市場，買賣雙方對於房價繼續回調的預期開始逆轉。

　　讓開發商看到「希望」的，是地方政府悄悄敞開的「綠色通道」——

　　7月16日，深圳首次啟動住房公積金貸款，最高80萬元貸款和低於銀行商業貸款的利率，刺激當地樓市。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定向「購房補貼」新政，放寬「321」人才購房限制和鬆綁公積金貸款的舉動，被看作是變相放鬆樓市調控。

　　此外，普通住房標準降低、限購政策到期不續、稅費優惠等變相微調救市政策在各地頻頻出現。地方政府一方面表態嚴守中央政策紅線，一方面積極推出「擦邊球」辦法，在上級政策壓頂和財政困頓之間努力尋求平衡。

　　此次督查工作已近尾聲，上海、義烏等多地微調政策被收緊。從各地情況看，國務院督查組對超過半數的省市樓市調控落實情況予以肯定，同時以提醒、建議等方式，對湖北、湖南、河北、山東等省提出批評。

　　「我們圈子裡有個說法，2011年，是溫總理PK開發商；現在，是溫總理PK地方政府。」在上海一大型房企的副總裁看來，地方政府日子不好過，會想辦法增加土地交易的活躍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敢在敏感時期出現高地價，「我們不敢說春天來了，但是看到了希望」。

　　一位接近中央決策層的人士則向財新記者表示，目前中央正在醞釀新的政策，「現在中央對地方政策執行情況監督的很嚴，哪有反彈就去壓」。

地方財政難支

　　地方政府正在經歷財政壓力的煎熬。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各地土地出讓金收入明顯下降，全國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 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10598.24億元下降38%。其中，上海從前兩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讓金總額184.2億元，僅為去年同期四 成；北京今年跌出前十，出讓金總額僅144.8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65%；廣州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94.58億元，同比下降42.2%，減收 69.05億元。

　　財政部公佈，2012年1月-6月，與房地產相關的稅收收入下降。1月-6月契稅、房地產營業稅同比分別下降9.9%和8.5%，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別回落37.4和27.9個百分點。

　　世聯地產今年初完成了一份報告，通過測算城市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指出，最有意願政策微調的是二三線城市，「他們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最高，而且依賴度排在前十位的城市，都是去年傳出要被限購限價的城市，或地方政府蠢蠢欲動取消限價限購的城市」。

　　在2009年-2010年樓市最好的時期，一線城市在全國總銷量的佔比不足20%，二三線城市則是新房產品交易和土地開發的主力。但長達兩年的 樓市調控，讓二三線城市土地財政的收入銳減。「我們前段時間調研一個城市，它現在的財政缺口已達到60億元。」中原地產策略總監周曜告訴財新記者，「我們 去常州考察，發現常州稅收收入是負增長的，地方政府壓力很大，不敢上報。珠海、杭州財政都非常吃緊。」

　　過去幾年，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持續擴張，事業單位、公務員待遇增長，基礎設施長期投資等，均加大了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受壓。

　　事實上，為地方政府財政紓困，中央亦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比如允許地方債發行，鬆綁城投債等。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積重難返。

　　「現在政府在加緊收稅。」上述上海房企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在稅源好的年份，當年稅收指標完成後，地方政府會主動要求把一些部門項目放到第二年核算，但眼下，「恨不得各種稅都收，預售賬款要收稅，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入庫的門檻非常高」。

　　從政府的收稅衝動中，開發商意識到「地方政府沒錢了」。「沒錢就沒辦法再緊了，不緊，對我們來說，就是松。」該負責人說道。

曲線救市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定向「購房補貼」新政，即《市政府關於進一步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若干意見》。《意見》明確表示，為鼓勵擴大內需、拉動南 京房地產消費，對住房公積金繳存者首次購房家庭給予公積金貸款支持。當天深夜政府相關部門緊急闢謠未放鬆限購，隔天國務院督察組便已抵達。扎眼的放寬 「321」人才購房限制和鬆綁公積金貸款的舉動，讓南京成為地方政府博弈調控政策典型，外界質疑南京市假借招納人才之名，行「放鬆限購」之實。

　　與購房補貼相對應的，是過去一個月南京政府一共推出了51宗地塊，表明南京政府迫切希望促進房地產消費。

　　近半年來，已陸續有數十個城市進行了花樣繁多的樓市政策微調。使用最多的方法就是降低普通住宅標準、實施稅費優惠以及購房補貼等。2012年1 月以來，北京、上海、武漢等多個城市陸續對普通住房標準進行調整。調整後，普通住房範圍擴大，意味著有更多居民能夠享受購買普通商品房的優惠。

　　以上海為例，上海市將多年沒有變動的普通住房劃分標準進行調整，門檻設定為：內環線以內標準為330萬元/套以下，內外環之間為200萬元/套以下，外環以外為160萬/套以下，較2008年的標準分別提高85萬元、60萬元、62萬元。

　　此外，今年以來，上海市傳過五次限購政策變化的消息。2月中旬，「上海市居住證滿三年可購二套房」的做法被上海市政府發文叫停。5月之後，又有 四條趨緊政策解讀出爐，分別是「滬籍單身人士不得購買二套房」「補繳社保購房不予承認」「非滬籍單身人士不得購房」「酒店式公寓屬於限購範圍」。財新記者 瞭解到，上述官方表態禁止的方法，都是繞開限購政策的「擦邊球」，在部分區縣悄然運行已久。德佑地產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上海最初限購政策留有很 多『漏洞』，市場不好時，這些『漏洞』就被允許使用，旨在擴大交易量。被揪出來，就嚴格一點。」

　　比如，上海市限購政策僅規定「滬籍家庭可購兩套，非滬籍家庭限購一套」，並未限制單身人士購房，此後相當長時間裡，單身購房成了模糊的政策地帶，滬籍和非滬籍也有不同待遇。

　　在國務院督查組到達上海前，上海市政府7月26日發通知重申，要求嚴格執行差別化住房信貸、稅收和住房限售政策。上海市市長韓正承諾 「確保全年房價穩中有降」。上海成為此次督察省市中「反應最快」的城市。北京市也迅速表態，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在督查期間表示，對五六月份樓市回暖情 況，住建委及時對企業約談和告誡，為使北京房價合理回歸，北京將繼續從嚴執行住房限購政策。在實際操作層面，北京市則在今年年初調整了普通住宅標準，新標 準繼續按房屋區位設定，標準最高的四環內北部地區達到38880元/平方米，最低的六環外地區達到17280元/平方米。

　　深圳則推出了從未有過的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此前，深圳剛剛放寬針對大學生的入戶條件；在武漢，特殊人才不限購，只要想辦法達到特殊人才標準，則可以巧妙地打破限購政策的限制。

　　 「限購政策的執行層面是掌握在各個市、區房管局，可操作空間很大，尺寸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德佑地產董事張劍東告訴財新記者。

　　廣東某市政府甚至在一份2012年房地產調控報告中提出，在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未現放鬆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很難突破國家政策框架調整地產政策，但考慮到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預測中央樓市調控會有所放鬆，屆時「我們要做好限購、限貸等政策微調的儲備工作」。

問責機制缺位

　　國務院督查組在浙江督查期間，「義烏市限購政策已停用七個月」的消息見諸報端。經查，義烏市原定的限購政策截止日期是2011年底，到期後並未有續延政策出台。在實際操作中，很多樓盤已經不再受限購約束，可以任意買賣。

　　消息發酵後，義烏市立刻宣佈繼續執行限購政策。浙江省建設廳隨後表態，將嚴格問責相關負責人。7月20日，廣東省政府也下發急電通知，有變相放鬆房地產政策調控的市地區域，相關負責人將被問責、約談。

　　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指出有關部門要加快完善房地產調控的巡查、考評、約談和問責制度。7月，溫家寶總理在江蘇常州調研時強調，加快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長效機制和政策體系。

　　儘管中央三令五申強調要堅持調控，地方違例也偶有發生，但尚未見到有地方政府負責人受到處分，最壞結果是微調政策被中央政府叫停或者撤銷。7月 23日，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中國住房發展（2012年中）報告》認為，房地產調控目標並未制度化和長期化，表現在沒有追究2011年調控目標沒有實現的部 門的責任，問責制沒有兌現；2012年沒有延續上年各城市確定調控目標的要求，使得問責制無法實施；而針對一些城市微調調控政策、變相放鬆限購或者實施土 地炒作也沒有進行責任追究。

　　「房地產涉及貧富分化、土地財政、央地關係等諸多層面。」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曾告訴財新記者，中央不會放鬆調控政策，但囿於整體經濟環境，調控加碼的可能性也不大，「未來更多會以督查組的形式進行單點滅火」。

　　國務院此次派出八個督查組，對16個省（市）開展專項督查。財新記者從參與調查的銀行內部獲悉，國務院督查組在上海期間，對上海地區的萬科金色 華亭苑、龍湖好望山、同潤山河小城等樓盤的銀行房貸業務進行定向檢查，內容包括：與經辦客戶經理面談，瞭解銀行對借款人是否滿足貸款條件的認定標準、對貸 款資料的要求、差別化房貸政策執行情況、二套房政策掌握情況等；瞭解銀行房貸政策落實情況、銀行內部有無發現風險、控制風險的內控機制等。

　　「與之前很快被叫停的蕪湖、珠海、中山等地的微調政策相比，南京市的『人才政策』更加討巧，其切入角度是引進人才，符合國家的人才政策，也不違反限購政策。南京的示範效應或許會讓其它的地方政府更加『聰明』。」 同策諮詢研究中心總監張宏偉分析到。

　　在已經公佈的督查結果匯報中，國務院督查組對超過半數的省市樓市調控落實情況予以肯定，「各地雖然出台了不同程度的微調樓市政策，但是都未涉及限購限貸這一紅線。所以各地的執行情況都比較良好」。■

地方如何挑戰中央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

　　● 佛山 2011年10月11日，解禁限購令，一天被叫停

　　● 義烏 2011年末，限購到期不續，2012年8月初恢復限購

　　● 蕪湖 2012年2月，發佈購房補貼政策，三天即被暫停

　　● 中山 2012年2月起，限價令悄然解禁，後被叫停

　　● 上海 2012年2月至6月，相繼發佈五條房地產市場「糾錯」政策

　　● 揚州 2012年5月，獎勵特定購房群體

　　● 河南 2012年6月，出台新政救市，幾天後被叫停

　　● 珠海 2012年7月13日，鬆綁限購令，半天即被叫停

　　● 深圳 2012年7月16日，首次啟動住房公積金貸款

　　● 南京 2012年7月23日，出台政策鼓勵入圍「321人才計劃」的人才購房

　　資料來源：財新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一線地產調控還會加碼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周亞霖 胡蓉萍 孫翔峰 2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並頒佈新「國五條」。其後，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明確表示，將盡快制定本年度商品住房價格控制目標。上述一線城市無疑面臨著巨大的調控壓力。本報獲得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北京主城區二手房同比上漲18.8%，深圳、廣州、上海也均超過12%。三年前出台的限購政策帶來的穩定房價效果，已經被跳漲的房價吞噬殆盡。

下一步調控政策將向何處去？綜合本報對住建部、中房協、銀行相關部門、北京房協、銀行等部門採訪獲得的信息，一線城市政策調控力度可能持續加大，兩會之後的3月到5月將是地方政策落地的窗口期。

一線房價「跳漲」

備受關注的北、上、廣、深，此輪房價再度成為焦點。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發佈的數據，2013年1月，北京主城區二手房同比上漲18.8%，與此同時，深圳、廣州、上海等一線城市也不甘落後。深圳主城區二手房價格同比上漲14.28%，廣州上漲14.26%，漲幅最小的上海主城區二手房價格也同比上漲12.20%。也就是說，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主城區，沒有一個城市主城區二手房價格同比漲幅低於12%。

中國指數研究院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住建部、中國房地產協會於1994年發起，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專業研究機構，依託搜房網在130個城市建立了中國信息最全的房地產專業數據庫，其月度交易數據均為各地交易中心審核過的數據，並納入國家統計局出版的《中國房地產統計年鑑》。

2013年開年，正值政府換屆之際，北、上、廣、深房價猛躥，將成為房地產市場的又一個標誌時點。

單是春節一個月，北京中心城區房價每平米上漲一萬已不是新鮮事。不少希望今年購房的北京居民發現，年前看的很多二手房，過了年每平米都漲了8000到10000元。這意味著北京好區位的房子在一個月之內，就上漲了20％。本報記者在海淀區柳林館親歷了購房者與房產主談判、毀約的反覆過程。蜂擁而至的買房者，令房主不斷提價，但仍難擋住更高的出價者。

很多購房者擔心，如果不在2012年末和2013年初買房的話，會重蹈2009年的覆轍，再一次錯失有能力購房的可能性。年前，一張北京朝陽區過戶大廳下班時間依然熱鬧非凡的圖片傳遍網絡。著急過戶的購房者擠滿了房管局大廳，整個大廳人山人海。一位中介告訴記者，這種景像在北京各區房管局，非常普遍。

地價的攀升同樣超出想像。一位央企高管告訴記者，「年前幾次拍賣，我們去競拍，反覆計算了很久，發現遠超周邊房價，除非是房價暴漲，否則沒辦法賺錢。這樣下去，肯定會引發調控新政出台。」這家央企眼下正在密切關注政策走勢，同時放慢了投資步伐。

決策層的底限

面對一線房價的脫韁，相關各方都在小心地揣摩政府對房價的容忍度。

2011年初，各城市地方政府根據「新國八條」要求的「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來制定本地的房價控制指標。業內人士介紹，「新國八條」出台後，住建部曾召集18個城市研究如何制定房價控制目標，最後確定按不超過GDP和人均收入增長水平來制定。此後，10%成為制定政策時官方和地產界都看重的房價漲幅心理上限。

2月22日，國家統計局網站公佈了2013年1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數據顯示，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價格與上月相比，下降的城市有10個，持平的城市有7個，上漲的城市有53個。其中，環比價格上漲的城市中，漲幅均未超過2.2%。與去年同月相比，價格下降的城市有16個，持平的城市有1個，上漲的城市有53個。1月份，同比價格上漲的城市中，漲幅均未超過4.7%，漲幅比去年12月份回落的城市有1個。

按照目前鼓勵剛需為主，首套房優惠利率等相關政策的變化可能性不大。由於部分一線城市房價上漲，二套房等非剛需的購房交易將可能成為政策瞄準的「靶心」。

瑞銀證券發佈的報告稱，如果政府不出台抑制重點城市購房需求的措施，房價快速上漲的風險仍然存在，甚至可能加速上漲。政府當前的態度仍較溫和，但中央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或陸續出台跟進措施，政策收緊的真實力度屆時方能顯現。

對一線城市房價大幅上漲表示擔憂的，還有易居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他稱「國五條」是一個重要信號。他認為，調控若不升級，一線城市房價將失控。國五條只是啟動新一輪調控，還要持續關注後續配套政策。

政策組合拳

記者從接近決策層人士獲悉，新的重大調控政策出台，都是經過國務院副秘書長牽頭，通過財政部、國稅總局、國家統計局，以及發改委、住建部、國土資源部、央行等八部委的部級聯席會議才能做出最終決議。這是過去數年房地產調控出台的常規程序。不出意外的話，對於「國五條」的進一步執行及細化，也將在全國兩會結束，新一屆政府「內閣」正式落定之後，逐步出台。

一線城市房價尤其是核心區漲幅遠超官方容忍限度，勢必「倒逼」一線地產調控新政的後續推出。北京最大的地產經紀機構，鏈家地產的董事長左暉認為，房價持續上漲，肯定會引發新的調控。而政策組合無非是幾個方面：第一就是財稅方面的政策，過去的政策主要是在流轉稅上面，比如說再增加流轉稅，改變評定標準，比如免稅年限可以變得更嚴格等；其二是金融政策上。這類政策，無非在利率、年限、首套、二套，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排列組合，也有各種各樣的工作可以做；第三是在市場准入上，也就是限購。但他認為限購持續收緊的可能性不大。

中國房地產協會理事、重鋼朵力房地產公司董事長黎偉認為，回顧過去的調控歷史，最高的時候曾經是在交易的增值部分徵收了20%左右的稅。而將已有稅種的稅率提高相比出台新稅種，例如房產稅，更容易被大眾接受。黎偉認為，地方政策出台會集中在今年的二三季度。

而近期崑山、東莞、金華等城市先後出台了下調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的通知，與去年下半年30多個地市紛紛鬆綁公積金政策形成反差。似有三四線城市主動抑制購房需求之勢，引發了市場的熱議。渤海證券對此解讀為，這些小城市房價上漲壓力並不大，而且地方政府並無率先調控房地產的意圖，因此預計主要原因可能是房地產市場回暖後，公積金貸款申請較多導致額度供不應求。多數三四線城市並無一線城市房地產供應不足導致的房價上漲壓力，一二線與三四線城市樓市存在分化。渤海證券預計房地產調控即便升級也將從一線城市開始。

如果調控繼續加碼，從歷次調控中的「殺手鐧」銀行信貸成數以及利率浮動入手的可能性有多大？一家股份制銀行總行分管零售的副行長接受記者採訪時稱，目前沒有收到監管層關於調整放貸政策的通知，也未獲得這方面的信息。然而，從此前歷次房地產調控的變動看，最有效果的調控舉措往往來自於金融環節的一錘定音。

綜合記者採訪來看，一線城市在兩個環節上調控加碼將成為可能：一是流轉稅提高，較出台新稅種更易為大眾接受，而房產稅近期大範圍出台的可能性較低；二是金融政策，比如近期熱議的二套房首付由六成提至七成，以及利率由1.1倍提至1.3倍，均是政策設計中可能出現的方案之一。未來的兩三個月內，這些政策的全部或部分就可能走到前台。

本輪樓市調控收官 三年揚湯何時止沸

三年樓市調控，用力處盡在打壓需求，土地供應卻不見增加，反而減少。過去三年，地方上報的土地供應計劃完成率都不足七成。具體到商業住宅用地的完成率時，幾乎無一實現年初的計劃。而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住宅用地成交量僅佔推出量的6成。

2013年2月20日，本屆政府最後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會後，傳聞數日的樓市調控新政出台。為了跟2011年7月的「國五條」區分，本屆政府樓市調控的收官之作被簡稱為「新國五條」。

但是，首付比例沒有加大、貸款利率沒有提高、交易環節的稅收也沒有什麼變化，之前所有的傳聞依然是傳聞。「新國五條」，主要是對過去三年限購等政策的重申和強調。

2月21日，北京通州業主柴強正在仔細琢磨「新國五條」，突然接到一名中介的電話，問他願不願意賣北京東郊通州的那套不到50平米的小房子，「105萬應該沒問題」。

2009年，柴強以60萬元左右的價錢買下這套房子。此後，房價幾經跌宕，2010年一下子漲到了100萬元，2011年又跌回80萬元，但現在，柴強的這套房子又抵達了105萬元的高位。

這一路漲了又跌、跌了又漲回的三年，正是中國房地產政策調控歷史上最嚴苛的「限購」三年，當然也是本屆政府最賣力調控的三年。

「限購」還在，只是房價卻按捺不住了。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6月開始，70個大中城市中房價環比上漲的城市開始多於環比下跌的，並一路持續至今，已有8個月。

越調越高的房價

樓市調控一直就像「揚湯止沸」——只要推高樓市的火力還在，僅僅把需求舀出去，最多只能短暫止沸。

「這一輪調控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限購，2010年的房價可能會一飛衝天而後硬著陸，後果將不堪設想。」作為房地產商，陽光100置業的總經理范小沖依然認可調控，但他很擔憂：「這種短期的、行政手段的調控，究竟能管多久？將來又如何退出？」

通州業主柴強是地產業內人士，做新盤銷售，有一個自己的團隊。他不僅沒想到通州能半年漲兩成，更沒有想到他在東四環賣了兩年多的盤竟然在年底前全清了，什麼邊邊角角的戶型全都賣了出去。

「半年前，我們求客戶，打折、幫忙辦證、勸離婚的招都使；現在好了，客戶終於又掉過頭來求我們給好戶型了。」轉變來得太快，不知道能不能持續，4月份新開盤的定價策略究竟怎麼做，成了柴的新難題。

大好勢頭不僅出現在北上廣深。中城集團南京的營銷總監張立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2年最後兩個月，他們旗下的一個樓盤順著市場勢頭慢慢從7300元漲到8400元，沒想到竟然順利清了盤。

其實，整個2012年的樓市調控基調都跟剛剛頒佈的「新國五條」類似。除了「禁止別墅用地」等小補丁，就是一直在強調「調控不動搖」、重申「房價要合理」。當然，限購、限價、限貸繼續執行。

「但再怎麼限制，需求永遠都是真實存在的。三年了，資格不夠的熬夠了年頭，又多了不少沒處投資的錢，預期下跌的也覺得不可能再跌了。」在中國房地產經理人聯盟秘書長陳云峰看來，樓市調控一直就像「揚湯止沸」——只要推高樓市的火力還在，僅僅把需求舀出去，最多只能短暫止沸。

土地供應銳減了

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住宅用地成交量僅佔推出量的六成。

2012年，最終成為限購政策以來北京住房成交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這一年北京的住宅用地成交量卻創下了6年來的最低。

根據《北京市2012年度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2012年計劃供應1200公頃商業住宅和商業服務業用地，最後只完成了三成左右；2011年和2010年完成比例是七成。

全國的供地完成情況同樣不理想。過去三年地方上報的土地供應計劃完成率都不足七成。再具體到商業住宅用地的完成率時，幾乎無一實現年初的計劃。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住宅用地成交量僅佔推出量的六成。

「根據2006年和2009年的歷史經驗，土地負增長之後伴隨的就是房價的又一輪上漲。」2012年9月，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據此預測北京房價又將大漲，一定程度上不幸言中。

土地供應減少導致房子供求不平衡，進而導致房價上漲——很多房地產業界人士和專家認同這個觀點，也因此經常質疑政策調控為何只限需求不增供給，「難道大城市真的沒有地了？」

「土地有，可是徵地難，市場不好時賣地更難。」中原集團北京公司總經理李文傑指出，樓市調控本身也在導致地方政府可能想賣地也賣不出去，「因為開發商資金鏈緊張，或者因為開發商預期看空」。

賣地難也許是個事實，但歸根結底仍是個價格問題。地方政府享受了多年土地財政的好日子，如今不願以低價成交，也是土地交易量減少的重要原因。

「土地方面的調控，都是涉及制度改革以及中央和地方關係的，所以，從需求入手的調控恐怕相對更容易，也更現實一些。」李文傑無奈地分析道。

「壓住價格一年多」

限購三年，真正意義上的價格平抑期，只有大約一年半，從2011年初到2012年年中。

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業內人士，大多認為「限購」的效果僅僅是：「壓住價格一年多」。

一位不願具名的房地產公司高管表示，中央和各地政府並沒有利用這一段難得的價格平緩期，做到在有效區域內增加有效供給。

所謂有效區域的有效供給，通俗的說，就是在城區內建造更多的保障房、回遷房等。這樣的供給，不會拉高城區的地價房價，還能降低主城區的拆遷難度。

以北京為例，2011年初宣佈五年內三環內不再供應住宅用地，四環內不再供應保障房用地，五環外供地佔2010年供地計劃的85%到90%。「城區內的房子佔比越來越少，而且都是商品性住房，如此稀缺的商品怎麼可能不越來越貴，進而抬高整個城市的房價？」這位業內人士表示很惋惜。

限購三年，真正意義上的價格平抑期，只有大約一年半，從2011年初到2012年年中。此時，限購三年中的幾大重要政策都已經悉數出盡，最後一個是2011年1月的「新國八條」，要求「二套房首付款提高至六成」、「各地從嚴執行限購政策」。

而在限購出台第一年，儘管砲彈一個接一個地扔，又是限購又是限貸又是提高首付，但並未讓火熱的樓市降溫。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全年全國新房銷售額上漲了18.5%，房價相比2009年也上漲了7.2%。

中原地產研究部在對樓市十年調控史做調查研究時發現，「地方政府對調控政策的執行情況，最終決定了調控政策的實際效力，而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度則與市場量價走勢緊密相關。房價漲跌幅越大，兩級政府對調控的決心和執行越統一。」

中央政府2010年初祭出的史上最嚴厲宏觀調控政策，實際上直到當年年底才有廣州、杭州等幾座城市出台了細則，北京乾脆等到了2011年1月的新國八條之後。

而從2011年10月開始，地方政府在財政壓力之下，又紛紛伺機救市。佛山是最早吃螃蟹的，允許市民在原限購基礎上增購一套7500元/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實施時間從10月12日開始。只不過這一短命救市政策第二天就闢謠消失了。

被戲稱為史上「最溫柔調控」的「新國五條」，幾乎每條都是要求各地貫徹執行，究竟是真溫柔還是「笑裡藏刀」，究竟本屆政府的收官調控會掀起多大的波瀾，坊間猜測不已。而後續出台的各地細則，將給出答案。

地產調控新意思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陳哲 廖傑華 宋慧 紀錄被不斷刷新的，不只是溫度。

7月26日下午3點，備受關注的「前海第一拍」在深圳土地交易中心舉行，本土開發商卓越豪擲123.6億，拿下首批兩幅土地。

就在幾天前，上海市向市場推出一幅底價超過175億元的地塊，意欲打造城市副中心的全新地標，這一當地史上總價最高的賣地計劃，激起無數業內人驚呼。

這些還不是近期土地市場的「精彩」全部。7月初，從來諱言「地王」的房企龍頭萬科，成為上海浦東的新總價地王。中旬，中糧地產以遠高過「面包」的價格買下「麵粉」，成功刷新北京土地單價紀錄。

眼下，滬深多幅超級地塊，已在政府的土儲名單中呼之慾出。

與刷新同樣鼓舞人心的詞是放行。調控最嚴的北京市，近日開始對一些高端樓盤預售價格放行。而在江蘇鹽城，已經持續了三年之久的房價管控政策，乾脆被取消。

放行還體現在銀行對地產商的貸款態度，按照交通銀行近期測算，多增貸款規模中投向房地產的比例達到七成，絕對規模達到1.3萬億。

以上種種，看起來正在讓房地產業重新躁動起來。

一位資深地產界人士認為，到目前為止，新一屆政府對地產調控的表態只有寥寥數語，大多集中於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和城鎮化建設。

記者採訪發現，地方政府推出這些天價地塊的同時，往往會對地塊的用途做出限定，大多指向城鎮化建設和產業結構調整。同時，賣地收入會傾向於投向棚戶區改造、農村宅基地置換等薄弱環節。

高端地產項目收入補貼民生項目，同時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路，隱現其中。「上層現在允許放出土地，但前提是要調結構、促民生。」一位天津市國有開發商的高管說。

地王季再現

7月3日下午，萬科在上海以48.70億元購地，樓板價21415元/平米，溢價率為88.6%　，一舉刷新上海年內總價地王紀錄。此前幾天，萬科分別在重慶和廣州都奪下地王。

素來堅稱與地王絕緣的地產一哥，近期奪地舉動忽然變得兇猛，令業內震驚。任志強亦公開戲謔，「誰說萬科不地王？」

搶食地王者，萬科並非孤例。7月23日，中糧地產競得孫河鄉地塊，總價23.6億元，除去公租房、醫院和學校，樓面地價超過5萬元/平方米。

6、7月間，保利置業拿下的上海泗涇地塊，創下上海年內最高溢價率132%，中海地產在上海閔行拿地溢價率亦高達115%。眼下，上海又有兩幅准地王呼之慾出。

一幅是上海靜安「東八塊」，起始價34億元，樓面底價超過2.5萬元/平方米。一幅是在市場上沉浮18年的徐家匯中心，起始總價175億元。據信，已有多個國內外大財閥對其虎視眈眈。

滬深等一線城市土地市場火爆的原因，在綠城集團執行總經理王虹斌看來，「一是上半年銷售比較好，開發商要保證生產規模。二是大型開發商明確集中資源，深耕一線城市。第三，京滬市區可供應的預期較好的地塊偏少，只要出稍微好點的土地，就是地王。」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則介紹說：「今年上半年現金流改善，房地產拿到了5萬多億元，投出了3萬億元，出現了2萬億元的現金存量。」

大量超級地塊在京滬湧現，並有標竿型開發商蜂擁而至，這在過去三年的調控中絕無僅有。地方政府推地時，對輿論的忌憚也似乎不再。

以近日上海推出的徐涇會展中心3號地塊為例，去年推出時，初始總價僅為13.68億元，後未經拍出即被政府收回重改規劃，二度面向市場，底價已經升至44.23億元，樓面地價亦高出原來兩倍以上。

新城控股高級副總裁歐陽捷說：「為什麼敢拿地王？顯然是有通天的本事，沒有通天的渠道信息，怎有通天的看漲信心！」

「手」去哪兒了

據本報不完全統計，過去十年，中央對房地產的調控總數達到43次，即平均2～3個月就會出台一次政策。但自今年2月份新國五條出台以來，曾始終按捺不住的調控之手，忽然不知去向。

官方報導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履新以來，很少提及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具體措施。即便有所提及，大多也是隻言片語帶過。

表面的平靜之下暗流洶湧。「今年上半年平均房價漲幅達11.2%，歷史上僅次於2009年達到的21.2%。」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名譽會長聶梅生說。

新「國五條」限制交易量的同時，顯然對抑制價格並沒有太多實質的作用。一些中小房企面對高企的地價開始猶豫，「不拿地，後續生產跟不上；現在拿，一旦政策猛然收緊，自己就站在山頂上了。」

但進入6月份，人們驚訝地發現，調控不僅沒有加碼，除了迅速湧現的地王，另外一些領域也開始出現一些頗耐人尋味的跡象。

6月，龍湖地產位於朝陽區孫河鄉的高端項目雙瓏原著獲得預售許可證，其中3套樓王的單價超過10萬元。7月，鴻坤地產的高端別墅鴻坤林語墅被放行，預售價格為5萬～6萬元/平方米。

兩個高端項目拿到入場券，在京城房地產圈中引來一片歡呼。其獲批價格，為後來的拿地者提供了參考。而更多還沒有拿到預售許可證的項目，也開始憧憬。

「下半年調控應不會大幅加碼」，長期關注市場政策的易居執行總裁丁祖昱樂觀預計，「開發商們可以過一個太平年了。」

解題保與壓

土地市場火爆的背後，是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下滑。「政策對房地產管控不會過於嚴厲，總體走向會是放鬆的狀態。」北京虎傑投資顧問公司首席分析師張寅認為，對中央政府而言，地產還是「保增長」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地方政府也各有訴求。在江蘇鹽城，自2010年初始執行了3年之久的房價備案制度，悄然鬆綁，直到7月下旬，才為當地人所知。鹽城經濟開發區一位官員說，這兩年當地大興開發，城建較多，政府資金緊張。

該官員的邏輯是，「老百姓買漲不買跌，取消房價備案後，鹽城的商品房成交量將會大幅提升，政府的土地會很快出手，一些房地產大鱷也會到鹽城拿地，鹽城的舊城改造項目就可以得以實施，同時會解決就業等一系列問題」。

推出土地吸引開發商購買，以增加財政厚度的訴求，在一線城市同樣存在。北京市今年大力推進棚戶區改造，據統計五年內投入將達到5000多億元。

錢從哪裡來？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說，需要加大資金投入，落實好中央稅費減免和貸款貼息優惠政策，土地通過協議方式出讓。另要充分利用銀行的棚戶區貸款、城鎮化貸款等，繼續發行保障房私募債，積極推動保險資金、證券市場發債資金投入。

據上海市財政局人士介紹，從去年起，該市世博園區、虹橋商務區主功能區、國際旅遊度假區等特定區域土地出讓收入的繳庫級次發生變化，從原來的繳入市區兩級國庫調整為全部繳入市級國庫，優先用於平衡上述區域前期開發和建設支出。

而上述區域，正是上海實現經濟轉型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載體區域，恰好也是近期地王頻出的板塊。

商業銀行也再次把目光聚焦地產。按照交通銀行近期測算，多增規模中投向房地產的比例達到七成，絕對規模達到1.3萬億。

金地集團財務總監韋傳軍在近日一次小型閉門會議上說，從今年2月開始到6月中旬，資金面超出預期地寬鬆，各類開發商融資成本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據其稱，金地集團目前可以拿到基準利率的銀行貸款。在過去，這對於民企房產公司而言難以想像。

調控新意思

前述天津市國有開發商的高管說，「地方政府已開始為下一步城鎮化和經濟結構調整做準備。」而手裡的地塊，除了貢獻土地出讓金，還承載了更多的含義。

「地王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但一方面你可以去賣地王，同時也要認真調結構。企業拿到地後的用途要符合經濟轉型，帶動就業。把資源配置好，我就給你放開。」

據悉，天津市時隔多年後，近期在和平區、河東區、河西區等中心城區，大量推出土地。

天津某區區委書記，過去年年會向市裡遞交區內企業調研報告，「每年的版本相差無幾，今年不一樣了。」這位書記說。上級給出的命題，是新城鎮規劃與發展，書記主動向業內專家請教。

一位觀察人士稱，以往一項重要政策的推行，會先行在地方一線幹部中統一認識，結合天津新批開發區及棚戶區騰地、挪出空間，這都是新城鎮風雨欲來的前兆。

經濟觀察報獲得的即將掛牌出讓的徐家匯中心土地出讓文本中，明確規定，「地塊開發建設須符合現代服務業集聚功能定位。希望具有建設與運營大型商業商務樓宇及高星級酒店經驗、以持有物業為主要運作模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優質開發企業參與本次預申請活動。」

對此，一位上海國土部門官員說：「這是與上海繼續加大服務業轉型的戰略緊密貼合的，近期在浦東陸家嘴和張江等地的土地出讓中，也對招商對象有要求，要麼是具有金融、貿易整合資源，要麼是對城市結構調整有顯著的價值貢獻。」

一些「通天」的房地產企業似乎已經嗅到了這種新的政策變化。

就在萬科拿下上海地王后兩週，萬科召開品牌發佈會，宣佈重新定位上海戰略。董事長王石也通過視頻為之「站台」。

萬科宣佈要用5至10年，將上海萬科從一個傳統的住宅開發商，打造成全區域、全品類、綜合性的城市主流開發商。涉及住宅、商業及服務業三領域。

這與公司老總郁亮在西安首提「萬科未來將成為城市綜合配套商」的表態，同出一轍。

無獨有偶。千億級房地產企業綠地也在幾乎同一時間明確了新的生意模式——智慧城市產業鏈整合者。

6月，綠地集團內部進行了關於下一步戰略的頭腦風暴。綠地董事長張玉良說：「智慧城市戰略與過去不同階段公司明確的新城戰略、超高層戰略到產城一體化戰略，處在同一個高度，也是針對新一輪城鎮化的方向。」

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往的地產業發展模式，似乎在新一屆政府的醞釀中：地產業要承擔起中國經濟調結構的推動者和操盤手的角色。未來，房地產將分為高價商業房和低端保障性住房兩部分，並由前者對後者進行補貼，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只是這一切，尚有太多未知。

（本報記者 張雅楠、胡芳潔亦有貢獻）

樓市再現瘋狂，調控長效機制還要多長

在愈來愈高的房價逼迫下，人們猜測政府會做點什麼。樓市調控長效機制不斷被專家、官員提及，似乎成了一劑秘而不宣的靈丹。

京城再現搶房潮

2013年10月20日的清晨，近萬人湧進了北京工業大學體育館。在觀眾席上，他們的表情隨著體育館內的變化而變化：忽而喜形於色，忽而情緒激動。

但體育館內並沒有比賽，也沒有運動員，只有一群被購房者「圍攻」得狼狽不堪的樓盤銷售員，和一排貼著密密麻麻紅色已認籌標識的內銷控表——這裡是珠江四季悅城的開盤現場，1000套房源竟然吸引了5000個購房者事先報名，這讓開發商竟然不得不史無前例地租一個體育館來賣房子。

在放盤的四小時之內，價值兩三百萬的房子像大白菜一樣，迅速被搶購一空。房源清空後現場很多購房者都不願離去，一邊抱怨一邊拉著售樓員打聽下期開盤的情況，「找什麼關係下期能選房？」到後來連開發商的銷售員都來安慰購房者要冷靜：「買房要理性，不要跟風。」

似乎2009年年末令人驚悚的搶房潮重演，在經過連續四年的房地產調控後，中國大城市高漲的房價不僅沒有絲毫回落，反而在近兩個月迎來新一輪全面上漲的浪潮。北京是其中的「領頭羊」，在過去一年，北京多個區域房價暴漲了60%以上。

旭輝E天地推出500套房，兩小時內被秒殺。華潤公元九里三小時內所有房子被一搶而空。一位好不容易買到了珠江四季悅城的購房人嘆道：「現場都像瘋了，買房原來和買彩票一樣要運氣。」

中國國家統計局10月22日公佈的數據亦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等一線城市9月份房價在加速上漲。北京9月平均房價同比上漲16%，漲幅高於8月份的14.9%。廣州房價上漲20%，8月份漲幅為18.8%。上海房價上漲17%，8月份漲幅為15.4%。深圳房價上漲19.7%，8月份漲幅為18.1%。

在這種背景下，調控升級的確存在可能。各方面的跡象表明，決策層對房地產調控的思路會跟過去不同，將會更著重於中長期的市場的培育和建設。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參與過房地產長效機制的討論，他稱該方案已經幾易其稿，參與討論的專家都簽署了保密條款。任志強曾經在2012年年中預測北京樓市在「2013年3月會暴漲」。

北京市國土局的負責人亦對南方週末記者稱，「住建部牽頭的長效機制討論稿是絕密文件」。在高漲的房價倒逼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披著神秘外衣的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或將浮出水面。

長效機制如「四不像」

不出意外的話，中國政府年初制定的年度房價調控目標，又只能掛在牆上了。

通脹預期、土地稀缺、城市化進程、首都經濟圈、軌道效益、價值窪地、政策調整或者不調整、宏觀經濟復甦或者不復甦……不管多少世界級經濟學家唱衰，中國一線城市房價依舊如脫韁野馬，而所有的理由還在邏輯性地歸於一條：房價會一直漲下去。

最新的唱衰者還包括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席勒——席勒成功預測了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2005-2007年美國樓市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他發表評論稱，從房價收入比、房價租金比看，中國房地產存在嚴重泡沫。

但作為全國風向標的京滬穗深四地房地產市場，自調控以來又一次在集體飆升，9月房價創4年調控以來的最高漲幅。

「貨架大掃蕩」的背景是，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北上廣一手房市場陷入嚴重供不應求，北京市住建委官網數據，10月20日北京可售住宅套數總計58370套，這已經接近歷史最低點。

更為嚴峻的是，「二手房交易徵收20%個人所得稅」的新政，讓二手房交易環節產生了極為高額的稅費，反而將一部分剛需擠到了新房市場，加速了供需矛盾。

北京市有關部門將穩定房價的希望寄託於「限房價、競地價」的招掛拍新政。北京市住建委2013年10月22日宣佈，2013年北京將推出2萬套自住型商品房，2014年計劃推出5萬套左右，此類住房價格比周邊商品住房低30%左右。北京市國土局負責人稱，「因為涉及房屋分配問題，此政策還在觀察中，但毫無疑問是一記猛拳」。

房地產發展長效機制亦被加速推向前台。全聯房地產商會創會會長聶梅生公開稱，業界都在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能有一個說法，「屆時，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會面市，如房地產直接融資、房產稅、土地供給制度、保障房、城鎮化整體佈局和規劃，最後都將給出答案」。聶梅生曾擔任建設部住宅產業化辦公室主任、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房地產商會會長等。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產處處長趙路興則表示，房產稅試點擴大存在很大可能，試點城市將選擇房地產市場比較發達、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但具體內容尚難確定。

儘管分析師和政府研究人員都呼籲中央加快推出更多的可持續性措施，例如土地改革、資本利得稅和房產稅等，而不是依賴限購令等行政手段來遏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但作為涉及經濟改革的系統方案，該長效調控機制的出台也受到各方掣肘。

有消息稱，房產稅的出台、金融政策的縮減等都已基本確定，但核心的土地政策幾乎不會做調整，最終出台的或又是一個「四不像」。一位參與過討論的央企高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3年有多次消息稱房產稅試點將擴大，但最後都沒有推出。

該高管稱，長效機制重點討論了房產稅、集體土地確權和工業用地流轉，但公眾關心的土地改革未有涉及，「三中全會定樓市長期政策方向，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細則，最快2014年才會出台政策，不會有更猛的政策出台。」

周其仁、許小年等經濟學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中國房價的快速上漲與貨幣超發關係緊密，而超發貨幣的嚴重分配失衡，又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資產泡沫則加大了貧富懸殊。

「調控現在是在一個沒有導航儀的大巴上駕駛，方向永遠在探索中，且選擇空間將越來越狹窄，越來越難以控制。」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向南方週末記者感嘆。

管窺地產調控 分析師徐彪

李嘉誠：內地樓市價格太高 不聽政府調控還可以聽誰的? unite_zhao

北京的門檻，北京的人口調控戰

新一輪人口調控之戰正在北京這個特大城市打響。除了2011年就開始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又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是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特大城市該有多少人口？

「我要上學！」在炎炎夏日的知了聲中，孩子們的口號顯得稚嫩而無力。2014年6月21日的北京正義路市政府門前，三百多位非北京戶籍家長攜孩子聚集，為孩子們爭取在北京幼（兒園）升小（學）的機會。

最近一個多月來，此類場景已經在北京各區數次上演。

非京籍家長因教育公平問題為子女維權，以前也曾發生過，還有家長將教育部門或地方政府告上法庭，但基本都是因「小升初」、「異地高考」等問題。大面積的「幼升小」維權是第一次，它的起因是北京市的幾個城區今年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學門檻。

家長們從教委和學校方面瞭解獲知，今年各區提高幼升小門檻，背後的主導者是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目的是疏散外地人。豐台區一位教委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這一說法，「教委沒有動力做這個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人口調控」四字一度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務管理」。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之後，北京開始高調提控制人口。

2013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長、市委書記都表示，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在孩子們的身後，是大人——已經打算離開的學生家長胡斌說，「趕走一個小孩，至少能趕走兩個大人」。

不過，用調控隨遷子女入學資格的手段來控制外來人口，在北京人口控制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突如其來的上學難題

居住在通州區的胡斌為了小孩上學，春節時就按照往年北京的要求，把「五證」都準備齊了，「各種證和證明材料二十多個，各複印了三份就花了一百多元，跟原件壘一起有20釐米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通州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據《2013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方案》，需要在通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適齡學童，在登記學齡人口信息後，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繫借讀。三十多歲，夫婦倆來京工作十多年，在海淀區上班，公司幫其繳納正規社保。五一節放假，他們全家出去郊遊，晚上回家上網胡斌看到一則4月30日的《通州區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程序和標準》，其中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兒童的家長「在我區務工就業」。

「當時有點詫異，也沒太當回事。」胡斌回憶說，但等到5月12日去街道辦事大廳去為孩子上學交審核材料時，「一下子就傻了」。保安讓社保跨區的家長「別排隊了」，胡斌連門都沒進去。

原來，今年通州區在「五證」細則中要求家長鬚在通州繳納最近一年的社保。這一條卡住了許多隨遷子女上學的機會——通州是北京著名的「睡城」，大部分居住在通州的外地人都在別的城區上班，社保一般都由僱主在工作地繳納。

另一條卡住眾多家長的門檻是居住證明，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等違建出租房屋內的外來家庭無法辦理暫住證。

除了通州，今年北京市各區都提高了非京籍兒童幼升小門檻，如豐台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台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東城區甚至要求父母雙方都在東城務工並住在東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之前。

要通過審核，胡斌有兩個選擇，一是捨棄已繳納十年累計金額數十萬元的海淀區社保賬戶，在通州找一家代理公司臨時掛靠，並補繳一筆社保。或者到海淀區想辦法開具一年以上的居住證明。

事實上，在朝陽和通州等區的政策出來後一個月內，真有家長為了孩子上學而捨棄社保，變換居住地，甚至「打飛的」回老家離婚——以繞開「夫妻雙方都在本區務工」的規定。

但家長們很快發現，5月1日之後臨時辦理的暫住證、補繳社保、離婚證明統統無效：暫住證上的來京時間要從辦理之日算起；社保記錄要與地稅完稅證明對應；臨時離婚也「白離了」。

一開始胡斌還寬慰自己別急，按照往年的情形，適齡非京籍兒童幼升小即使資格有問題，孩子的信息也會登記入教委的系統裡，到最後材料想辦法補齊，總會給安排一家或好或差的學校入學。但如今他已經絕望了，因為早過了5月31日的最後報名期限，而孩子的信息還沒錄入系統，「網上登記不上，去交材料人家不收」。

即使「五證」審核順利通過，也並不意味著拿到「非京籍適齡兒童借讀證」的非京籍家長就吃了定心丸。

6月中旬，海淀區四季青鄉田村中心小學和西山小學片區的180位拿到借讀證的非京籍幼升小兒童家長，被召集起來簽署一份「自願將孩子轉入尚麗外國語學院」的協議。田村小學和西山小學是離家不遠的公立學校，尚麗外國語學院則是遠在五環之外、收費昂貴且交通不便的私立學校。

家長們被告知，由於兩所公立小學一年級已招滿，他們的孩子必須轉入尚麗，後者將按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招收這180名孩子，否則孩子連尚麗也上不了。

據悉，目前已有178位家長在上述協議上籤了字，「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一位家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教委規定，6月1日到開學這段時間內，入學兒童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補審。但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通州、朝陽等區的大多數街道鄉鎮目前已經不接收材料，這意味著相當多兒童已經被擋在了首都的公立學校校門外。

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

民辦學校通州區紅星小學的一位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該校還沒有招到一名有學籍的幼升小兒童，沒學籍的倒是來了好幾百，而去年該校招了230多個學籍學生。「今年一下卡死了，『五證』不合格不讓收，我們一個人招不上來，」他說，「6年之後我們就成黑學校了。」

辦學資格還沒有批下來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海淀永豐實驗學校，今年幼升小生源興旺。該校一位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6月15日開始招生，5天時間已經招收了近40名學生，當然全是沒有借讀證的五證審核不合格孩子，「往年這時候家長們也就來看看學校，沒什麼人報名。」他說，該校幾百名學生都沒有學籍。

人口學研究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上撰文指出，所謂入托難上學難，實際也是資源配置不當的後果。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換句話說，孩子沒有太多。「孩子如此之少，上學為何還這麼難？根源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北京市教委的網站發現，過去10年來，北京的小學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一直在減少。從有數據的2003年至今，北京的小學數量從1652所減至1093所，縮減了三分之一；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相對不多，從4.98萬人到4.87萬人。而這十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從8.23萬到16.58萬。

三分之一的小學主要是在2010年之前撤並的。自2003年到2010年，北京小學生的增長還不快，從8.2萬人到10萬人左右。2010年開始，人口加速湧入，北京才開始暫停撤並小學——但這四年間入學兒童數量足足增長了近6萬人。

不過，以往非京籍學生高考、中考或小升初被「卡」，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教育資源緊張，但今年幼升小的突然收緊，這並非主因。

事實上，今年通州、朝陽的很多公立學校小學一年級招生規模比往年持平或減少。一位通州的教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通州公辦學校平均也就招收了往年學生數的三分之二，其中一所原計劃招20個班，實際只招了12個班，「但沒招滿也不敢收，違反規定」。

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的制定者是各區政府，審核權也在政府。這種人口調控方式加劇了小學教育資源的結構失衡。

南方週末記者見到的一份文件顯示，朝陽區政府要求，「五證」細則要求的各項資質均須經過嚴格審核，由各街道和鄉鎮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辦公室、公安分局、區教委和街道辦事處或鄉政府分工把關審核。

這種嚴格要求，引發了多次衝突，也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

政府也曾放寬條件。5月30日，通州區教委曾貼出一紙《通州區民辦小學招生工作介紹》，擬從6月3日起，通州14所民辦學校共招收1640名學生，其中規定民辦學校按北京市教委的規定執行「五證」標準即可，「審核由民辦學校自行完成，不許各委辦局聯審」。

但這份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救命稻草的民辦小學招生通知，卻沒有被實施。多位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事後學校告訴他們，並沒有得到可以自行招生的通知。甚至有學生家長頭一天晚上得到鄉幹部的保證和民辦學校校長的首肯，第二天早上又被告知不可以辦理。

「我並沒有要求孩子進公立學校，我多交點錢只要求孩子在身邊上學就知足了。」一位家長說。

規劃之痛

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

北京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卻是控制人口的措施最多、力度最強的近幾年。

近年來北京市控制人口的舉措包括遷出大企業與批發市場，「以業控人」，以及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限購住房、私家車搖號等。但這些門檻加上高房價、生活壓力和不宜居，卻並沒有阻擋北京人口增長的腳步。

從1998年至2006年8年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58萬人，而從2007年至2013年7年間，增加了533萬人。

「中國國情裡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等級化，等級越高可利用的行政資源越多，公共服務條件越好，因此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所以人們願意到大城市來，願意尋求就業和發展機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認為。

比如，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而且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後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

梁建章近日在「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一文中用數據表明，如果做橫向比較，北京的人口密度、土地和水資源承載的壓力都遠小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大城市。他指出，北京之所以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面臨壓力，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周邊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衛星城和城市帶；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太低。

事實上，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目標，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

「這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國情的產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位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修編規劃時，該院曾提出，北京將不會成為華盛頓、堪培拉那樣的小型政治文化中心，而會成為與巴黎、東京、首爾類似的超大型城市。他們推算到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400萬，並據此提交了未來北京的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設施規劃方案。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的意見則恰恰相反，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北京人口必將被控制在1600萬內。

兩方都堅持己見，談判的結果是按1800萬人上報國務院，但按照支持2000萬人口的需要來安排各項設施和用地。

實際上，2010年北京就已經超過了1800萬人口。

在周漢華看來，北京今天人滿為患，很多時候是「人為添堵」。比如北京有著全國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公用事業價格，北京的地鐵全線統一票價2元，公共汽車每人次0.4元，遠低於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北京的水價5年沒有上調過，而上一次調價僅上調了0.1元每立方米。

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城市政策，往往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模式而陷入左右手互搏。比如北京在2011年對住房和私家車進行限購之前，曾經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配套「四萬億」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外地人來北京購房的政策，如調低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催生了大量來京置業的房叔、房姐。同期還出台了小排量車減購置稅的刺激購車政策。

不過，北京作為首都，在人口控制方面確實也有其難言之苦。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每年新增戶籍人口10萬人，北京市僅能控制1萬人，另外9萬由中央部委控制。

周漢華認為，北京市政府控制人口的根本動力，來自為其財政減負。

由於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於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

沒有結束的尾聲

不管這場人口控制的原因如何，目前看來，壁壘沒有半點鬆動的跡象。

6月16日，北京市又宣佈取消小學初中自主招生權，全面啟用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嚴格信息採集和學籍管理，「通過實行嚴格的計劃管控，取消學校自主招生權」。

南方週末記者未能通過公開電話聯繫上北京市、朝陽區、通州區教委及政府。

而已經陷入絕望的非京籍家長則在各自選擇，有人留下傷心的打油詩後變賣家產捨棄事業回到原籍，有人明知道沒有贏的希望，也準備起訴政府違反憲法和教育法，「為了明年、後年入學的孩子們」。

胡斌這一個月都跟公司請了事假，成天在通州新華大街區教委門前轉悠，也沒有明確目的。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交3萬元就能辦北京戶口，他沒好意思跟父母要錢，如今非常後悔。

他和妻子見證了通州和北京十多年的巨變，如今卻因為孩子上學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夫婦倆從沒跟孩子提過這事，只是描繪老家的美好，「肯德基、麥當勞都有」，但孩子前幾天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社保的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這些時，2003年SARS時曾衝進佑安醫院做志願者的胡斌，眼裡噙著淚花。

（應採訪對象要求，胡斌為化名）

北京的門檻，北京的人口調控戰

新一輪人口調控之戰正在北京這個特大城市打響。除了2011年就開始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又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是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特大城市該有多少人口？

「我要上學！」在炎炎夏日的知了聲中，孩子們的口號顯得稚嫩而無力。2014年6月21日的北京正義路市政府門前，三百多位非北京戶籍家長攜孩子聚集，為孩子們爭取在北京幼（兒園）升小（學）的機會。

最近一個多月來，此類場景已經在北京各區數次上演。

非京籍家長因教育公平問題為子女維權，以前也曾發生過，還有家長將教育部門或地方政府告上法庭，但基本都是因「小升初」、「異地高考」等問題。大面積的「幼升小」維權是第一次，它的起因是北京市的幾個城區今年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學門檻。

家長們從教委和學校方面瞭解獲知，今年各區提高幼升小門檻，背後的主導者是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目的是疏散外地人。豐台區一位教委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這一說法，「教委沒有動力做這個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人口調控」四字一度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務管理」。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之後，北京開始高調提控制人口。

2013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長、市委書記都表示，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在孩子們的身後，是大人——已經打算離開的學生家長胡斌說，「趕走一個小孩，至少能趕走兩個大人」。

不過，用調控隨遷子女入學資格的手段來控制外來人口，在北京人口控制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突如其來的上學難題

居住在通州區的胡斌為了小孩上學，春節時就按照往年北京的要求，把「五證」都準備齊了，「各種證和證明材料二十多個，各複印了三份就花了一百多元，跟原件壘一起有20釐米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通州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據《2013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方案》，需要在通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適齡學童，在登記學齡人口信息後，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繫借讀。三十多歲，夫婦倆來京工作十多年，在海淀區上班，公司幫其繳納正規社保。五一節放假，他們全家出去郊遊，晚上回家上網胡斌看到一則4月30日的《通州區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程序和標準》，其中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兒童的家長「在我區務工就業」。

「當時有點詫異，也沒太當回事。」胡斌回憶說，但等到5月12日去街道辦事大廳去為孩子上學交審核材料時，「一下子就傻了」。保安讓社保跨區的家長「別排隊了」，胡斌連門都沒進去。

原來，今年通州區在「五證」細則中要求家長鬚在通州繳納最近一年的社保。這一條卡住了許多隨遷子女上學的機會——通州是北京著名的「睡城」，大部分居住在通州的外地人都在別的城區上班，社保一般都由僱主在工作地繳納。

另一條卡住眾多家長的門檻是居住證明，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等違建出租房屋內的外來家庭無法辦理暫住證。

除了通州，今年北京市各區都提高了非京籍兒童幼升小門檻，如豐台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台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東城區甚至要求父母雙方都在東城務工並住在東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之前。

要通過審核，胡斌有兩個選擇，一是捨棄已繳納十年累計金額數十萬元的海淀區社保賬戶，在通州找一家代理公司臨時掛靠，並補繳一筆社保。或者到海淀區想辦法開具一年以上的居住證明。

事實上，在朝陽和通州等區的政策出來後一個月內，真有家長為了孩子上學而捨棄社保，變換居住地，甚至「打飛的」回老家離婚——以繞開「夫妻雙方都在本區務工」的規定。

但家長們很快發現，5月1日之後臨時辦理的暫住證、補繳社保、離婚證明統統無效：暫住證上的來京時間要從辦理之日算起；社保記錄要與地稅完稅證明對應；臨時離婚也「白離了」。

一開始胡斌還寬慰自己別急，按照往年的情形，適齡非京籍兒童幼升小即使資格有問題，孩子的信息也會登記入教委的系統裡，到最後材料想辦法補齊，總會給安排一家或好或差的學校入學。但如今他已經絕望了，因為早過了5月31日的最後報名期限，而孩子的信息還沒錄入系統，「網上登記不上，去交材料人家不收」。

即使「五證」審核順利通過，也並不意味著拿到「非京籍適齡兒童借讀證」的非京籍家長就吃了定心丸。

6月中旬，海淀區四季青鄉田村中心小學和西山小學片區的180位拿到借讀證的非京籍幼升小兒童家長，被召集起來簽署一份「自願將孩子轉入尚麗外國語學院」的協議。田村小學和西山小學是離家不遠的公立學校，尚麗外國語學院則是遠在五環之外、收費昂貴且交通不便的私立學校。

家長們被告知，由於兩所公立小學一年級已招滿，他們的孩子必須轉入尚麗，後者將按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招收這180名孩子，否則孩子連尚麗也上不了。

據悉，目前已有178位家長在上述協議上籤了字，「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一位家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教委規定，6月1日到開學這段時間內，入學兒童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補審。但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通州、朝陽等區的大多數街道鄉鎮目前已經不接收材料，這意味著相當多兒童已經被擋在了首都的公立學校校門外。

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

民辦學校通州區紅星小學的一位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該校還沒有招到一名有學籍的幼升小兒童，沒學籍的倒是來了好幾百，而去年該校招了230多個學籍學生。「今年一下卡死了，『五證』不合格不讓收，我們一個人招不上來，」他說，「6年之後我們就成黑學校了。」

辦學資格還沒有批下來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海淀永豐實驗學校，今年幼升小生源興旺。該校一位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6月15日開始招生，5天時間已經招收了近40名學生，當然全是沒有借讀證的五證審核不合格孩子，「往年這時候家長們也就來看看學校，沒什麼人報名。」他說，該校幾百名學生都沒有學籍。

人口學研究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上撰文指出，所謂入托難上學難，實際也是資源配置不當的後果。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換句話說，孩子沒有太多。「孩子如此之少，上學為何還這麼難？根源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北京市教委的網站發現，過去10年來，北京的小學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一直在減少。從有數據的2003年至今，北京的小學數量從1652所減至1093所，縮減了三分之一；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相對不多，從4.98萬人到4.87萬人。而這十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從8.23萬到16.58萬。

三分之一的小學主要是在2010年之前撤並的。自2003年到2010年，北京小學生的增長還不快，從8.2萬人到10萬人左右。2010年開始，人口加速湧入，北京才開始暫停撤並小學——但這四年間入學兒童數量足足增長了近6萬人。

不過，以往非京籍學生高考、中考或小升初被「卡」，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教育資源緊張，但今年幼升小的突然收緊，這並非主因。

事實上，今年通州、朝陽的很多公立學校小學一年級招生規模比往年持平或減少。一位通州的教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通州公辦學校平均也就招收了往年學生數的三分之二，其中一所原計劃招20個班，實際只招了12個班，「但沒招滿也不敢收，違反規定」。

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的制定者是各區政府，審核權也在政府。這種人口調控方式加劇了小學教育資源的結構失衡。

南方週末記者見到的一份文件顯示，朝陽區政府要求，「五證」細則要求的各項資質均須經過嚴格審核，由各街道和鄉鎮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辦公室、公安分局、區教委和街道辦事處或鄉政府分工把關審核。

這種嚴格要求，引發了多次衝突，也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

政府也曾放寬條件。5月30日，通州區教委曾貼出一紙《通州區民辦小學招生工作介紹》，擬從6月3日起，通州14所民辦學校共招收1640名學生，其中規定民辦學校按北京市教委的規定執行「五證」標準即可，「審核由民辦學校自行完成，不許各委辦局聯審」。

但這份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救命稻草的民辦小學招生通知，卻沒有被實施。多位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事後學校告訴他們，並沒有得到可以自行招生的通知。甚至有學生家長頭一天晚上得到鄉幹部的保證和民辦學校校長的首肯，第二天早上又被告知不可以辦理。

「我並沒有要求孩子進公立學校，我多交點錢只要求孩子在身邊上學就知足了。」一位家長說。

規劃之痛

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

北京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卻是控制人口的措施最多、力度最強的近幾年。

近年來北京市控制人口的舉措包括遷出大企業與批發市場，「以業控人」，以及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限購住房、私家車搖號等。但這些門檻加上高房價、生活壓力和不宜居，卻並沒有阻擋北京人口增長的腳步。

從1998年至2006年8年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58萬人，而從2007年至2013年7年間，增加了533萬人。

「中國國情裡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等級化，等級越高可利用的行政資源越多，公共服務條件越好，因此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所以人們願意到大城市來，願意尋求就業和發展機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認為。

比如，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而且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後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

梁建章近日在「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一文中用數據表明，如果做橫向比較，北京的人口密度、土地和水資源承載的壓力都遠小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大城市。他指出，北京之所以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面臨壓力，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周邊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衛星城和城市帶；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太低。

事實上，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目標，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

「這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國情的產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位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修編規劃時，該院曾提出，北京將不會成為華盛頓、堪培拉那樣的小型政治文化中心，而會成為與巴黎、東京、首爾類似的超大型城市。他們推算到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400萬，並據此提交了未來北京的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設施規劃方案。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的意見則恰恰相反，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北京人口必將被控制在1600萬內。

兩方都堅持己見，談判的結果是按1800萬人上報國務院，但按照支持2000萬人口的需要來安排各項設施和用地。

實際上，2010年北京就已經超過了1800萬人口。

在周漢華看來，北京今天人滿為患，很多時候是「人為添堵」。比如北京有著全國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公用事業價格，北京的地鐵全線統一票價2元，公共汽車每人次0.4元，遠低於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北京的水價5年沒有上調過，而上一次調價僅上調了0.1元每立方米。

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城市政策，往往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模式而陷入左右手互搏。比如北京在2011年對住房和私家車進行限購之前，曾經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配套「四萬億」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外地人來北京購房的政策，如調低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催生了大量來京置業的房叔、房姐。同期還出台了小排量車減購置稅的刺激購車政策。

不過，北京作為首都，在人口控制方面確實也有其難言之苦。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每年新增戶籍人口10萬人，北京市僅能控制1萬人，另外9萬由中央部委控制。

周漢華認為，北京市政府控制人口的根本動力，來自為其財政減負。

由於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於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

沒有結束的尾聲

不管這場人口控制的原因如何，目前看來，壁壘沒有半點鬆動的跡象。

6月16日，北京市又宣佈取消小學初中自主招生權，全面啟用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嚴格信息採集和學籍管理，「通過實行嚴格的計劃管控，取消學校自主招生權」。

南方週末記者未能通過公開電話聯繫上北京市、朝陽區、通州區教委及政府。

而已經陷入絕望的非京籍家長則在各自選擇，有人留下傷心的打油詩後變賣家產捨棄事業回到原籍，有人明知道沒有贏的希望，也準備起訴政府違反憲法和教育法，「為了明年、後年入學的孩子們」。

胡斌這一個月都跟公司請了事假，成天在通州新華大街區教委門前轉悠，也沒有明確目的。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交3萬元就能辦北京戶口，他沒好意思跟父母要錢，如今非常後悔。

他和妻子見證了通州和北京十多年的巨變，如今卻因為孩子上學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夫婦倆從沒跟孩子提過這事，只是描繪老家的美好，「肯德基、麥當勞都有」，但孩子前幾天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社保的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這些時，2003年SARS時曾衝進佑安醫院做志願者的胡斌，眼裡噙著淚花。

（應採訪對象要求，胡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