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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外貿發展合作大臣：荷蘭願為中國轉型提供幫助

7月9~10日，恰逢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議在上海召開。參與本次貿易部長會議的，除了G20成員，還有荷蘭、新西蘭等嘉賓國以及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多邊國際機制。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9日開幕式上表示，將討論加強G20貿易投資機制建設、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全球貿易增長、促進全球投資政策的協調與合作、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等議題。希望會議各方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夥伴關系精神，努力就有關成果倡議和下一步具體行動達成廣泛共識，取得積極務實成果，為9月杭州峰會奠定堅實基礎。

盡管不是G20正式成員，但荷蘭外貿發展合作大臣莉莉安·普勞曼(Lilianne Ploumen)在參會前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就今年G20會議的使命、中國與荷蘭的雙邊貿易以及英國脫歐等熱點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荷蘭外貿發展合作大臣莉莉安·普勞曼

G20在全球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去年，各項指標顯示，全球貿易呈現不景氣的狀態。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全球貿易觀察》顯示，2015年以美元計價的跨境商品貿易銳減13.8%，為2009年以來首次萎縮。

普勞曼告訴本報記者，對於一直以貿易立國的荷蘭而言，全球貿易每出現4%的增幅，荷蘭GDP就能獲得1%的額外收益。但她也承認，去年，全球貿易的普遍不景氣的確對荷蘭經濟造成影響，“但好在荷蘭經濟的反彈很強，我們的機構預測，2017年的增幅預測將超過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荷蘭外商投資局數據顯示，2013年荷蘭經濟逐步複蘇;2014年GDP增幅由負轉正至1.0%;2015年受投資反彈和國內消費拉動影響，全年GDP實現了1.9%的增長。

對於當前全球貿易衰退的原因，普勞曼提到了貿易保護主義。在她看來，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在某種程度上，貿易保護主義阻礙了全球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但是，貿易保護主義也不是緩解全球化的有效方式。我們必須致力於通過增加透明性，使自由貿易重回正軌，確保貿易和投資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做出貢獻。”普勞曼說道。當然，普勞曼也提到了貿易平等的問題。在貿易和投資增長的同時，必須確保惠及每一個群體，而不僅僅是小部分人。普勞曼表示，這將是她在G20貿易部長會議上發言的重點。

對於“G20已在全球貿易中作用越來越不重要”的論調，普勞曼表示了強烈的不認同。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G20依舊在全球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一點不能忽略。對荷蘭而言，雖然不是G20成員，但非常關註G20商討的議題，比如財政領域的結構改革、宏觀經濟的失衡、貿易和投資發展等。而且，G20在決策層面也不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機構相互協調。

對於9月初即將在中國杭州舉辦的2016年G20峰會，普勞曼認為，今年對於貿易和投資的議題商討非常關鍵。她細數了三大目標，“我們需要在更大範圍內來自私人領域投資的幫助，以較好地落實《巴黎協定》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此外，還要采取更多措施打擊貿易失衡的現象;另外，G20還必須重申WTO的重要性。”

荷蘭成中國貨物歐洲轉運首選地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中荷雙邊貿易近年來發展較快。從2003年起，荷蘭已連續12年保持中國在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2014年降至第三)，連續12年成為中國在歐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2015年，中國與荷蘭的雙邊貿易額682.7億美元，同比下降8.1%。

面對雙邊貿易額的下降，再加上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趨勢，普勞曼並不擔憂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相反，她認為，對荷蘭企業而言，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存在諸多機遇。普勞曼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她非常理解中國經濟從對量的追求轉向對質的追求，更註重對人民的福利、環境、食品安全、水資源管理、醫療健康等領域的關註。

她相信，鑒於荷蘭在這些領域經驗豐富，能為中國在經濟轉型中提供不少幫助，能成為中國實現城鎮化發展的戰略夥伴，密切雙方的經濟聯系。

普勞曼還提到，自2009~2014年來，中荷雙邊貿易出現了65%的增幅。荷蘭對中國的出口也逐年穩定，2014年和2015年，荷蘭對中國出口額均穩定在80多億美元的水平。普勞曼認為，這是個積極、健康的現象。“要記住，荷蘭可是歐洲大陸的門戶。很多來自中國的產品都通過荷蘭的鹿特丹港口與機場，發往歐洲各地。”普勞曼說道。

在她看來，更重要的是，中國與荷蘭的雙邊貿易日趨重要，尤其在研發、全球價值鏈、投資與生產領域。幾乎所有的荷蘭跨國企業都在中國設有辦公室，目前，約有900家荷蘭企業在華運作，共有1500個辦公室。

去年，荷蘭政府的對外引資成果顯著。數據顯示，約有300家外企投資荷蘭，總投資額達到18.7億歐元。對於這一成績，普勞曼很是樂觀。她告訴本報記者，其中不乏中國投資者的身影。“截至目前，約有500多家中企在荷蘭運作，雇傭了超過8500人，”普勞曼說道，“很多中國投資者把荷蘭視為投資歐洲的門戶。”據其統計顯示，2015年就有30余家中國企業赴荷蘭投資，投資額總計達5559萬歐元。

普勞曼細數了荷蘭的優勢：比如歐盟主要機構的所在地、四通八達的物流體系、區域零售市場等，這些優勢促使荷蘭成為中國貨物在歐洲轉運的首要選擇。此外，如今的荷蘭還成為中國企業在歐洲綠地投資的第三大目的地。

對於未來中國投資的展望，普勞曼表示，在期待數量上升的同時，也希望看到更多中企對荷蘭中小型企業的投資，也樂見更多並購、合資企業的形式。普勞曼指出，過去10年來，中國企業對荷蘭的投資集中在IT、工業工程、電子產品、快消品領域。但是，荷蘭在農業領域的優勢也是歐洲其他國家難以仿效的，而且普勞曼也提到，農業現代化在當今中國是個熱議的話題。她表示，荷蘭在農業領域非常樂意與中國分享相關信息。“荷蘭的農業技術和知識能幫助中國變得更有競爭力和生產力，”普勞曼說道，“另外，提升食品安全也是個值得合作的領域。”

對英國退歐表示失望

談到最近的英國公投選擇退歐的結果，普勞曼直呼失望，“對英國退歐的選擇，簡直太令人失望了。”她不否認，英國退歐將對荷蘭經濟產生影響，畢竟英國是荷蘭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也認為，相比歐盟其他國家，因為較高的貿易水平，荷蘭更容易受到英國脫歐的影響。普勞曼以2015年的數據為例，荷蘭對英國的出口額達520億歐元，其中荷蘭收益200億歐元。就收益而言，英國是荷蘭僅次於德國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當然，普勞曼也表示，目前英國退歐進程尚未正式啟動，尚屬於歐盟一員，因此，暫時不會對荷蘭的居民和商業產生直接影響。她也傾聽了與英國有業務往來的荷蘭企業的訴求，力爭將英國退歐的負面影響最小化。“我們必須尋找穩定的措施，一步一步來。”普勞曼說到，“確保穩定最為重要。”

對於歐盟是否會在2016年底按時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普勞曼也表示，這在歐盟內部是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因為，對很多歐盟成員國來說，這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還是個政治問題。”普勞曼說道。鑒於該問題的最終決定權在歐洲議會手中，因此，荷蘭也在等待最新的結果。“我們希望這個結果快點決定，畢竟2016年底已盡在眼前。”普勞曼說道。

奔馳推出自動駕駛巴士 已成功在荷蘭街道馳騁

據國外媒體報道稱，知名汽車廠商梅賽德斯-奔馳當地時間周一對外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發成果——一款名為“Future Bus”的自動駕駛巴士。而且，奔馳還成功讓其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自動行駛了12英里。

奔馳介紹稱，這款“Future Bus”搭載了公司最新的自動駕駛系統CityPilot，這一系統同此前的“HighwayPilot”半自動駕駛系統有些類似，即能夠幫助車輛可以自動在規定的巴士線路內安全行駛，自動行駛的最高速度則可以達到43英里(約合70公里)。

而且，CityPilot針對城市巴士的需要進行了多處調整。該系統利用GPS、雷達，以及多個攝像頭來識別交通信號、行人，以及其他障礙物。在獲取這些數據之後，“FutureBus”可以自動停靠、駛離巴士站點、穿越隧道、識別交通信號燈以及在遇到障礙物時自動剎車或是在必要情況下升起無障礙平臺。當然，在這次的演示中奔馳為了安全起見還是為車輛配備了一名人類駕駛員。

不過，奔馳似乎並不準備將CityPilot的完整功能搭載到未來的巴士車型中，而僅僅是計劃將其中的自動駕駛和停靠、駛離巴士站點整合到未來的巴士車型中。

奔馳表示，自己還希望通過這一半自動駕駛技術進一步優化旗下零排放動力總成系統的效率。

除了自動駕駛技術外，“Future Bus”在設計的許多細節方面都體現出了奔馳對於未來公共交通系統的理念。比如，奔馳在行人區域設計有可供手機充電的電源接口，同時乘客可以在車內的顯示屏幕中查看多種信息。

事實上，在今年早些時候奔馳還研制了一款重型自動駕駛概念卡車“Future Truck 2025”。該公司相信，這一概念設計將最終有可能幫助減少每年高速公路意外事故的發生。

據悉，奔馳所設計這款卡車並不具備類似谷歌(微博)自動駕駛汽車那樣在城市道路上自動導航、穿梭的功能，但卻可以在開放的高速道路上自由馳騁。奔馳認為，開放的高速公路恰恰是這類卡車最具威脅的地區，因為卡車司機通常都十分缺乏睡眠，而疲勞駕駛就有可能會對高速道路上的其他小型車輛構成巨大威脅。

在具體設計中，奔馳為這一卡車內置了自適應巡航系統、自動剎車輔助、車道偏離警告以及一款在公司內部被稱為“高速領航”(Highway Pilot)的車載系統。該系統包含有一組先進的攝像頭、雷達傳感器和最新的盲點分析技術，因此“Future Truck 2025”將可以快速對周圍路面和交通流量情況進行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該車型並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自動駕駛汽車，因為司機仍然需要在卡車經過交叉路口以及匯入車流的時候介入駕駛。

（綜合來源：騰訊科技等）

“股市危機”調查後續：中國證監會出手調查荷蘭高頻交易機構IMC

沈默許久的股指期貨市場再起波瀾。據彭博25日報道稱，荷蘭高頻交易公司IMC BV公司發言人Ian Bickerton表示，中國有關部門正在針對該公司去年在中國股指期貨市場的活動對其進行調查。這是在去年A股市場遭遇異常波動之後，中國又一次對股指期貨市場高頻交易出手。

監管出手查貓膩

在收到中國證監會有關IMC BV上海附屬企業期貨交易問詢後，Bickerton在電子郵件中寫到，IMC與外部顧問確認過，本公司在中國的期貨交易活動遵守所有適用的監管規定和交易所規定，IMC相信，中國證監會評估完資料後，將會給出正面答複。

據《金融時報》報道，IMC上星期四便已“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調查”，表示充分合作，但拒絕提供更多細節的探討。“IMC與監管機構之間的討論都是正面積極並有建設性的，且公司已向外部法律顧問確認，所有期貨交易活動遵守並適用中國的法規和交易規則。”公司發言人表示。

近年來，高頻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頗受中國市場的券商及對沖基金的歡迎，但行業體量始終不大，自2015年股市下挫以來更是舉步維艱。此次中國證監會針對IMC BV的問詢，並不是自去年夏天A股市場異動以來第一次針對外資高頻交易機構展開的調查。

去年8月，美國對沖基金Citadel因高頻交易員涉嫌以“spoofing”（剃頭皮）方式進行欺詐，其在中國的賬戶被中國證監會的暫停。“spoofing”是指一種操作手法，指投資者提交一份買入或賣出期貨的合同訂單，但在真正交易完成前撤單。

去年11月，公安部指揮上海公安機關逮捕了兩名伊士頓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中國高管，此案件因涉嫌境外遙控指揮、境內實施交易，作案手段隱蔽、非法獲利巨大、涉嫌操縱期貨市場而引起了軒然大波。

伊士頓國際貿易公司由兩位俄羅斯交易員於2012年在香港註冊。 這家名不見經傳的貿易公司通過高頻交易，以不足700萬元初始本金，在中國股指期貨市場非法獲利20多億元人民幣。本月初，上海檢察機關起訴了伊士頓貿易公司，罪名是涉嫌價格操縱和自成交。

神秘的猛獸

高頻交易因其穩定高收益和神秘性而一直在業內備受關註。各國的監管機構與學術圈均從自身角度出發，對高頻交易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但由於交易策略的複雜性，各個組織對“高頻交易仍然沒有形成統一明確的概念。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下稱“SEC”)和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下稱“CFTC”)將高頻交易定義為由專業交易者使用，在日內交易多次的交易策略。高頻交易商利用數量化方法和算法系統，快速獲取、處理交易指令信息並生成和發送交易指令，在短時間內多次買入賣出，以獲得利潤。

歐洲證券監管委員會(CESR)認為高頻交易是自動化交易的一種表現形式，該種交易利用複雜的計算機和 IT 系統，在日內短暫持有倉位，通過超高速交易不同交易平臺之間的金融工具來攫取利潤，並在日終不持有新增倉位。

隨著高頻交易的市場影響力不斷上升，各種對高頻交易潛在的負面影響的擔憂和質疑也隨之而來。 自 2009 年下半年開始，SEC 和 CFTC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高頻交易的監管措施。

2009年8月4日， SEC主席Mary Schapiro宣布，SEC將會發布閃電交易禁令，2009年9月SEC正式提議禁止閃電交易。閃電交易，即指高頻交易商能夠比其他市場參與者提前數毫秒看到市場中的交易指令，造成不公平競爭的交易。

由於不同國家地區具有不同的法規和交易系統， 大多數非歐美國家和地區的高頻交易相較歐美國家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然而，上海期貨交易所博士後科研工作站黃佐钘曾在《高頻交易所引起的監管問題》一文中提及，高頻交易如何改變平均交易規模的因果關系還未知。很難判斷是高頻交易的操作改變了市場的交易結構，還是因為市場分割導致參與者將指令分割成一個小的指令包並把這些指令包發送到不同的市場進行成交。

黃佐钘認為，2010年5月6日的閃電式下跌事件表明，高頻交易公司沒有觸發下跌，但隨著他們的快速撤離，加劇了市場流動性危機。在SEC和CFTC聯合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中已經提及這一影響。關註的重點是：高頻交易公司采用快速和自動執行的算法可能增加正常及騷亂市場條件下的短暫波動。例如，通過一個錯誤的算法執行可能引起大量的非期望的買或賣，這種現象可能被某些投資者無法迅速解釋市場上流動性變化而被放大。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前CEO Craig Donohue於月初曾發表觀點稱， 高頻交易仍然是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會出現問題，也總有需要市場去監管的漏洞。在Donohue看來，無論是電子交易或是高頻交易都不是完美的交易系統，必須找到平衡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我們要爭取一個公平完整的市場”Donohue稱。

現場| 奶價低全球乳業頭疼 荷蘭人如何保持基本尊嚴

8月是荷蘭最好的季節，可以連續三、四天曬到太陽，這個海平面以下的國家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曬到太陽。溫度不冷不熱，奶牛三三兩兩在草坪上信步吃草，孩子騎著自行車飛馳而過，場面如詩如畫。

乳業是荷蘭的國本。

荷蘭的國土面積約4萬平方公里，其中28%是牧場。荷蘭乳制品的年出口額超過70億歐元，荷蘭的出口收入中，有約10%來自乳業。荷蘭國王和王後為乳業站臺屢見不鮮。

荷蘭牧場

乳業公司為奶農打工

2016年的國際乳業市場很艱難。

離荷蘭不遠的法國，奶農正在向乳制品加工廠抗議。媒體報道，法國農民工會聯盟的奶農封鎖了乳品公司拉克塔利斯的大門，抗議奶制品價格下降。

在中國，原奶的價格低迷不振，國內最大原料奶供應商現代牧業（01117.HK）的最新財報顯示，上半年虧損5.6億元，為2010年上市以來首次出現虧損。

荷蘭奶農Adri Vollering也感覺到了壓力。8月底，Adri收到的最新原奶報價是每百公斤26.5歐元，與法國差不多，他的成本價在30歐元左右。菲仕蘭大中華區高級副總裁楊國超說，按照收購價，Adri的牧場是虧損的，不過Adri還是菲仕蘭的股東，加上菲仕蘭的分紅和各種獎勵，保本問題不大。

荷蘭有大約1.8萬家牧場，大多數加入了菲仕蘭坎皮納合作社(下稱“菲仕蘭合作社”)。

菲仕蘭合作社與菲仕蘭公司的關系，與中國不同，在國內，各種合作社是為農產品加工企業打工，要看加工企業的臉色；在荷蘭，合作社才是老板和股東，菲仕蘭公司為合作社服務。

菲仕蘭合作社的會員原來來自荷蘭，現在已經擴展到德國和比利時。1.9萬名會員，按照地理區域分成21個地區，每個地區選出10名代表，組成會員理事會；合作社100%持有菲仕蘭公司的股權，對菲仕蘭公司的重大事項擁有決定權。

2015年，菲仕蘭公司收入113億歐元，凈利潤3.4億歐元，在全球十大乳業公司中排名第六位。

菲仕蘭的利潤中，45%留存作為發展資金，35%作為獎勵發給會員奶農，另外20%以固定利率債券的形式發給奶農。

楊國超說，以Adri為例，菲仕蘭公司的分紅估計可以折合為每百公斤原奶5歐元左右，加上收購價每百公斤26.5歐元，保本是可以的。

擠奶機器人局部

牧場傳承青黃不接隱憂

菲仕蘭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荷蘭的奶牛場，平均擁有90頭奶牛，每年產奶量670噸，每年鮮奶的銷售額30萬歐元左右，凈利潤約3萬歐元。

Adri的奶牛場在當地算是規模最大的之一，有200頭泌乳牛，每年的原奶銷售額接近60萬歐元。

Adri和他的哥哥兩個人經營整個牧場，在荷蘭，雇傭工人的成本很高，一年的工資4萬到4.5萬歐元，這個水平在中國已經相當於企業里一個經理或者主管的年薪。Adri說，在美國，如果請一個墨西哥人，一年的工資只要1萬歐元左右，所以現在200頭奶牛的規模，已經是兩個人運營的極限。

土地也很貴，每公頃土地4萬~5萬歐元，政府已經劃出紅線，每公頃土地只能容納2頭泌乳牛，這樣做的原因，一個為了保證動物福利，要求每年必須保證奶牛有一定時間在戶外活動；另外養牛會產生不少糞便，非政府組織對此意見很大，要解決這些問題，每公頃土地可以容納的奶牛的數量很有限。牧場因此無法大估摸擴張。

51歲的Adri有兩個孩子，女兒16歲，兒子14歲，他說，孩子不一定會接手這個牧場。

不只是Adri面臨牧場運營青黃不接的問題。菲仕蘭乳業發展總監Atze Schaap介紹，菲仕蘭合作社會員奶農的平均年齡50~55歲。他也指出，並不僅僅只是荷蘭奶農的年紀偏大，日本農戶的平均年紀達到65歲。成為牧場主，在荷蘭，仍然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

為了節約人力上的開支，Adri購買了擠奶機器人。奶牛為了吃到精飼料，會主動靠近擠奶機器人，機器人掃描奶牛的耳標，確定奶牛已經到了擠奶的時候，放奶牛入閘，投餵精飼料，機器手臂則抓取奶牛乳頭開始擠奶。整個過程很快可以完成。

擠奶機器人的成本不低，每臺要10萬歐元左右。Adri的牧場需要持續的資本投入，累計已經向銀行借款160萬歐元，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牛奶用於償付本息。

冷鏈運輸

向海外擴張

荷蘭乳業協會的首席執行官Albert de Groot認為荷蘭乳業的競爭優勢不是在於低成本，而是高質量和原奶的新鮮度。荷蘭原奶全程冷鏈存儲和運輸，奶農雖然是菲仕蘭的股東，但是在收奶上，菲仕蘭不會打馬虎眼，使用第三方的檢測數據決定是否收購奶農的原奶，以及確定原奶的收購價格。加上比較好的動物福利，荷蘭原奶的體細胞數、細菌數等指標，遠遠好於歐盟標準。荷蘭專業檢測機構Qlip的數據稱，在抗生素指標上，乳品的檢出率只有0.02%左右。

有高質量原奶的基礎，荷蘭出口的乳制品中，附加值高的乳加工產品占比很高，奶酪占到55%，奶粉占到14%，煉乳占到7%。荷蘭是世界最大的奶酪供應商之一。

土地、勞動力成本等紅線，抑制荷蘭乳業進一步擴張。

荷蘭國土面積有限，缺乏市場縱深，往海外發展一直有傳統。早在1930年代，菲仕蘭已經將煉乳出口到中國香港，當時即便坐飛機，從荷蘭到香港也需要7天左右的時間。

菲仕蘭現在國內已經跟輝山乳業達成合作協議，準備用輝山乳業的原奶生產嬰幼兒奶粉，提供給中國消費者。菲仕蘭首席執行官Roelof Joosten說，輝山乳業的原奶已經達到歐盟標準，菲仕蘭經過長期的考察和檢測，準備今年10月聯合中方在國內推出新的品牌。另外，菲仕蘭跟蘇寧也有合作，借助蘇寧渠道，希望打開中國三到六線市場。

特斯拉回應荷蘭車禍：問題跟自動駕駛無關 司機高速駕駛所致

9月8日消息，特斯拉對荷蘭特斯拉事故做出了初步回應，稱事故車輛(一臺Model S sedan)在事故發生時並非在使用自動駕駛系統。當地時間周三，一位荷蘭司機駕駛特斯拉電動轎車不幸發生撞擊事故，司機當場死亡。而由於恐懼電動汽車的潛在電擊危險，消防隊員無奈必須小心動作，花了幾小時才把已經屍體從汽車里搬出來。

特斯拉宣稱，自動駕駛模式只是提供駕駛輔助，並非可以完全代替司機的職責。司機仍然得隨時做好人工接手操作的準備。其目前所能實現的僅僅是能夠暫時代替司機的作用，使旅途變得不那麽勞累。

特斯拉稱，根據車輛的行駛記錄儀顯示，車輛在事故發生前的整個旅途中都沒有啟用過自動駕駛模式。事故原因應是司機高速駕駛所致。根據道路監控和車況的損毀程度估計，事故車輛以155km/h的速度高速行駛，應該是由於司機反應延遲，導致汽車飛出車道撞上旁邊樹木引發慘劇。據參與營救的警察和消防員說，車主在劇烈的碰撞中當場喪生，當時碰撞也導致汽車燃起烈火。

除了自動駕駛之外，電動能源也是這起車禍引人關註的因素之一。事發後，雖然車主已經死於非命，不過由於懼怕破損的高壓電池存在漏電危險，消防員遲遲不敢近前，導致善後工作動作緩慢而招致公眾批評。

荷蘭方面緊急事故處理部門的發言人稱：“由於電動汽車損毀情況太過嚴重，營救人員無法及時迅速地展開救援。”

電動能源的自動駕駛汽車運途多舛。今年五月份弗羅里達州一起特斯拉在自動駕駛模式下發生車禍，導致司機喪生。給一向標榜安全的特斯拉公司帶來不小的輿論壓力。自動駕駛使用攝像頭、雷達和車載電腦芯片來對路況進行處理，理論上遇到緊急情況車子會自動減速和停止。自動駕駛還可以根據路況暢通情況自動調整車速

不過也有媒體對特斯拉公布的結果表示質疑。因為車輛自動駕駛開啟與否的記錄只有特斯拉公司能夠訪問，大眾無從知曉他們是否為了公司利益而謊報實情。

荷蘭庫拉索外商投資局設基建儲備金 最低申購額18萬美元

中荷(庫拉索省)經貿對話暨一帶一路文化商貿促進會與庫拉索省外商投資局合作論壇近日在北京舉辦。

第一財經記者在論壇期間了解到，中國公民目前通過申購荷蘭庫拉索外商投資局募集的基建儲備金，即可一家三代移民荷蘭，申購金額最低18萬美元。

作為進入歐洲大陸的門戶， “一帶一路”歐洲終點，荷蘭是中國在歐盟內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中荷兩國已經實現全方位互聯互通。

歐中友好總會會長、荷蘭王國庫拉索外商投資局主席Roy Ten Soeng(何天送)在論壇期間表示，為拉動、促進荷蘭及庫拉索省當地經濟、建設，經荷蘭王國政府批準，投資人最低申購18萬美元(7年後返還)由荷蘭王國庫拉索外商投資局募集的荷蘭王國庫拉索基建儲備金，即可一家三代(子女及子女配偶年齡放寬至27周歲以下)獲得荷蘭王國庫拉索省居留卡，持有滿五年可以申請荷蘭王國永居國籍。

據了解，上述募集資金作為庫拉索省政府財政預算，用於庫拉索省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如：酒店，學校，醫院，商場，土地，機場附屬設施等。

資金將由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財務監管。基建儲備金的每一筆走向都有嚴格的監管程序，每個項目都需要審計，預決算，環評考核等多個部門的監管。

基建儲備金在中國的發行，由荷蘭王國庫拉索外商投資局在中國設立的荷蘭王國外商投資(中國)有限公司辦理。

對於基建儲備金的返還，七年後將由庫拉索省政府財政部門統一決算，作為還款資金，並提供估值高於投資款額度的優質商業房產、土地產權等在公證處給投資者作為抵押，作為資金還款保障。

就目前世界各國移民政策來看，此項目是獲得居留卡、投資款返還最有保障，並且是性價比最高的投資移民類項目。

Roy Ten Soeng(何天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人經商管理的經驗卓越，很多中國人到荷蘭開設公司，不僅為自己帶來利益，還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歡迎中國公民到荷蘭投資和移民。

他介紹稱，荷蘭庫拉索外商投資局提供政府基礎建設項目、歐洲奧特萊斯二期工程，養老健康產業、海洋農業種植技術項目、荷蘭首個移民項目等官方項目考察對接，歡迎大家共同來參與“一帶一路”歐洲版塊的文化、商貿的交流、合作。

荷蘭的“黑天鵝” 又要起飛了，歐洲一體化告急

“英國第一”、“美國第一”，現在輪到“荷蘭第一”了?

就在眾人目光聚焦法國極右翼候選人勒龐是否會成為歐盟瓦解的第二股力量時，另一個歐洲金發碧眼政客也正在醞釀著一場“撤離”和“回歸”。

他就是荷蘭自由黨黨魁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這位由於極右言論而被列在各恐怖主義組織死亡名單上的政客，已經有12個年頭無法一個人走在街頭、一個人開車出行，隨心所欲享受普通人生活，甚至連到門口打開自己的郵箱都沒有可能。

但他在即將於3月15日舉行的荷蘭議會大選中得到追捧。最新民調顯示，威爾德斯的支持率有19%，高出執政黨自由民主人民黨(下稱“自民黨”)3個百分點。

荷蘭選民將進行的大選投票，將成為2017年歐洲首個重大事件，撕裂歐洲的“黑天鵝”呼之欲出。

“荷蘭的特朗普”威爾德斯常作驚人之語，甚至因此招來官司

對於熟悉歐洲政治的人來說，威爾德斯的名字並不陌生。就在2016年底，荷蘭法院判處威爾德斯煽動歧視罪名成立。他被指反對伊斯蘭教，且經常發表反對伊斯蘭教及移民的言論。他被稱為“荷蘭版特朗普”，在他的競選活動中，公開揚言禁止伊斯蘭國家移民。威爾德斯作為極右翼先鋒，辨識度也頗高，一頭茂密的金色卷發往後梳攏，也常作驚人之語，甚至招來官司。

喊出“荷蘭第一”

“英國人做到了，美國人也做到了。投票吧，讓荷蘭的國家主權重歸於我們手中。”這是荷蘭自由黨競選宣傳片上的口號。

在近期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專訪時，當記者問及威爾德斯是不是會效仿特朗普，在荷蘭作出特朗普在美國所做的行為時，他表示自己不是任何人，他在自己黨內，為自己的國家作出貢獻。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被我稱為‘愛國主義春天’的事件正在各地發生;我們看到，在美國，盡管社會精英們冷嘲熱諷，特朗普還是勝選了，我想我也能夠重複他的勝利，因為民眾希望奪回控制自己命運的權利。現在不僅僅是‘美國第一’(American First)，而且也是‘荷蘭第一’(Dutch First)。”

在威爾德斯看來，歐盟是一個極權主義組織，多元文化融合是過去10年發生在歐洲最糟糕的事情。

威爾德斯因其極右言論，在2009年以煽動種族仇恨的罪名被告上荷蘭法院。2011年6月23日，荷蘭法官宣判威爾德斯無罪。法官認為他的反伊斯蘭教評論可能令許多人感到不安，但是這些評論都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威爾德斯後來又被起訴煽動針對荷蘭摩洛哥裔居民的歧視和仇恨，2016年12月，他因仇恨言論被判有罪但未被強制處罰。

威爾德斯勝算幾何

不過，也不能過分高估威爾德斯。

“自由黨在這次大選中很可能從目前的第三大黨晉升為第一大黨，但這並不意味著能贏得絕對多數，目前荷蘭無一政黨能夠成為絕對多數黨，這就意味著一定是聯合執政。如果自由黨確實贏得第一大黨，那麽，威爾德斯可能首先被要求聯合其他黨派組建政府，但是目前情況來看，尚未有任何黨派願意與之聯合。” 倫敦政經學院歐洲政策教授薩拉·赫伯特(Sara Hobolt)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道。

事實確實如此。近日，當前第一大黨——自民黨領袖即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和自由黨聯合組建政府，其他政黨也紛紛表明過不與威爾德斯“聯合”的決心。

荷蘭首相馬克·呂特出席歐盟會議（資料圖）

“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就是自由黨支持另外兩個中右派少數黨聯合，交換條件就是執行部分自由黨的政策。”赫伯特補充說。

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還有誰不相信所有不可能都有可能?只要自由黨成為第一大黨，威爾德斯就有極大可能先法國的勒龐一步，為歐洲大陸民粹主義泛濫推波助瀾，掀起瓦解歐盟的驚濤駭浪。

根據最新民調作出的預測，自由黨有可能獲得150個下議院議席中的31至37個;自民黨則位居第二，在22至26個席位。而且，席位在其他各黨間分散，很可能不得不有5個黨，甚至6個黨聯合執政，其他政黨大概分別能夠獲得的席位在10至15個左右，而目前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工黨近況堪憂，丟失席位的可能性很大，更何況還有很多選民在意識形態相對接近的政黨間舉棋不定。

與特朗普和英國退歐的情況如出一轍，這些搖擺票，很可能是隱藏很深的無形殺手。

跨國公司聯合呼籲抵制民粹

荷蘭一直被譽為是歐洲最自由、民主、開放的國度。荷蘭社會長久以來以寬容異己揚名四海，其法律允許墮胎、性交易、選擇性地使用毒品如大麻等。早在16世紀後期開始，國民就享受宗教自由，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都要早，2001年，成為全球第一個立法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2002年，荷蘭又成為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顯而易見的是，民粹主義在經濟上對跨國企業沖擊巨大，荷蘭國內也呼籲在自由開放的道路上“不轉彎”。根據荷蘭媒體報道，包括皇家殼牌、聯合利華、飛利浦等公司在內的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在上個周末聯合舉行以“全球問題，荷蘭解決方案”為口號的公關活動，旨在抵制民粹主義，激發社會積極情緒。

荷蘭一直以開放、自由著稱，政治體制為君主立憲制，風俗文化則傳統與現代並存。

確實，那些在荷蘭力挺自由黨的人、在英國想要退歐的人，以及在美國投特朗普票的人，同處一個社會階層，遭受著同樣的生活窘困，抱怨和擔憂也是如此相同——“外來移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和福利”，“我們的國家太小，裝不了那麽多人”，“我們要奪回國家主權”。

聯合利華的歐洲負責人對媒體表示，民粹主義是社會缺乏進步的一個癥狀。“現在人們看不到增長前景，對未來非常消極並失去信心。”他還說，“在選舉辯論中，人們只談今天，而不談未來。”在他看來，為了打擊民粹主義，人們需要一個新的商業模式，知道未來十年如何工作。

說起來，法國、德國算是歐盟的強大中堅，荷蘭是小而美的前沿。如果前線潰敗了，歐盟的大後方堪憂。

今年首場民粹測試：“荷蘭特朗普”沖刺大選

去過荷蘭的人，或許知道離首都阿姆斯特丹幾公里之遙的一個叫做福倫丹(Volendam)的地方。木漁船、木底鞋、奶酪店……福倫丹讓人想到的，就是古老荷蘭小漁村的美好生活。但最近，就在荷蘭大選的當口，這里卻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們蜂擁而至的地方。

因為在上一次的議會選舉中，贏得全國17%支持率的極右翼政黨自由黨(PVV)的領袖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竟在福倫丹獲得了50%的選民青睞。

而即將於3月15日舉行的荷蘭議會大選中，這位如今被稱為“荷蘭特朗普”的極右翼民粹政客，很有可能成為最大贏家。

威爾德斯是誰?

在福倫丹管理一座小博物館的退休政客、82歲的凱澤(Keizer)常常搞一些集會，和村民們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他告訴到訪的記者們，這些人中有很多會在3月15日的大選日投威爾德斯一票。

這些年，凱澤目睹了福倫丹漁業的衰敗，特別是鰻魚生產，因受到歐盟各種法規監管而難以生存。“這里的人不上街遊行，他們將自己的意願通過選票來表達。”他說，“人們對現有制度非常生氣，都覺得只有威爾德斯聆聽民眾的呼聲。”

“威爾德斯到底是惡魔還是救世主?大概介於兩者之間吧。”61歲的漁民阿佩爾(Appel)說，他不支持極右派反對歐盟的言論，但就移民問題，則完全站在威爾德斯一邊。因為過去的20年中，阿佩爾一直抱怨有太多的穆斯林來到荷蘭和歐洲。

福倫丹，只是荷蘭很多右翼小鎮的縮影。移民危機、歐盟官僚、多元文化融合失敗，讓很多荷蘭人將未來押註到了一個反穆斯林、反移民、反歐盟的極右翼民粹主義者身上。

今年53歲的威爾德斯，出生在荷蘭靠近德國邊境的東南部城市芬洛(Venlo)的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家中四個孩子中，他排行最末。他的教育背景包括健康保險，此後從荷蘭開放大學獲得過法律相關學業證書。

威爾德斯最初對政治的興趣，來自早期為人民自由民主黨人撰寫演講稿。後來擔任該黨領導人博肯斯坦(Frits Bolkestein)議會助理一職，才正式開啟了他的政治生涯。這一時期，他主要負責與外交政策相關的事務，也正是這個階段，他遍訪了中東國家，包括伊朗、埃及、敘利亞、以色列。而博肯斯坦是荷蘭第一位公開關註外來移民問題的政客，特別是嚴厲批評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在荷蘭政壇，人們普遍認為，威爾德斯受博肯斯坦影響頗深，連口無遮攔直言不諱的風格，也繼承於他。

威爾德斯一直以來都以譴責穆斯林的言論引入註目。在2002年擔任人民自由民主黨發言人期間，由於其極右言論，成為黨內最右翼分子，並於兩年之後被開除出黨。同年9月，他組建了現在的自由黨。

在最近一次接受星空電視的采訪中，威爾德斯對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大加贊賞，並堅決表示如果取得大選勝利，一定追隨梅的脫歐行動。談到人們將他比作“荷蘭特朗普”時，他則表態稱，自己不是對特朗普所有的作為都表示贊同，而關於難民，他持同特朗普一樣的觀點：應該給他們提供庇護所，但不是在美國，也不是在歐洲，而是幫助他們“就地安置”，比如在沙特阿拉伯。

人身安全長期受到威脅

2月23日，就在競選宣傳活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威爾德斯競選安保團隊內部爆出保密信息泄露事件，自由黨的宣傳活動和威爾德斯所有公開露面活動立刻全部暫停。

事實上，由於威爾德斯的極端右翼言論，他的個人安全一直受到威脅。

最早的一起謀殺未遂事件，發生在2004年11月10日，兩名持有3顆手榴彈企圖謀害威爾德斯和另一位議員的嫌疑人被警方控制。經調查，兩人同屬一個主要以北非裔為主的年輕荷蘭人組成的恐怖集團。此次事件之後，威爾德斯一直處於24小時警察安全保衛之下。

有報道稱，他的保安人員包括6名便衣警察，他的住宅有防彈保護外墻和玻璃，並有警察全副武裝站崗巡邏，家中甚至特別設有一個“緊急房間”以防不測。還有報道稱，他在議會的辦公室是在大樓一處隱秘的角落，只有一個單通道的走廊進出，這是為了在受到恐怖分子攻擊時，便於安全防衛人員予以反擊。

另據荷蘭媒體報道，經過一個多星期處理內部安全保障而暫停競選的威爾德斯，在上周三重新出現在人群中，這一次，團團護衛他的已不是保安警察，而是一隊由國防部特別安全任務部門組成的精兵強將。

最新民調顯示，威爾德斯及其自由黨的支持率在過去兩周有所下降，從此前的150個議席中可能獲得32席，下降到了26席。有分析稱，這可能與宣傳暫停有一定關系，也有可能與特朗普上臺後的一系列行動引起荷蘭選民重新思考有關，更有分析認為，是現任政府為選情所迫，政策言論開始出現更右傾向所致。

即使成為最大黨，組建政府可能性依然渺茫

荷蘭議會共有150個議席，也就意味著要組建一個多數黨政府需要76個或更多的席位。歷史上從未有任何政黨達到過如此目標。因此，一百多年來，荷蘭都是多黨聯合執政。

每一個政黨必須至少獲得0.67%的全國支持率，才能保證一個議席。過去幾十年，傳統意義上的左翼和中右翼三個主要黨派(基督教民主黨、工黨和自由民主人民黨)的共同支持率持續下降，從上世紀80年代的80%，下降到了目前的40%。

此次荷蘭大選，一共有28個政黨參與其中，其中不乏新建的政黨。最新民調顯示，威爾德斯的自由黨比現任總理馬克·呂特(Mark Rutte)所在的中右翼自由民主人民黨的席位數稍有領先。

英國歐洲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員蘭姆·考特維基(Rem Korteweg)在其關於荷蘭大選的報告中指出，即使近期自由黨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仍有可能在荷蘭下議院獲得最多席位。如果威爾德斯真的能夠贏得32席，這也就意味著他的支持率在20%，這會讓人們看到議會席位歸屬更加分散化的情景。

從威爾德斯只有一頁紙長的競選綱領來看，內容包括脫歐、關閉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停止接納尋求庇護的難民、增加國防投資，提高養老金以及減免收入稅。他的這些政策獲得了傳統保守右派和左派的擁護，雖然事實上這些政策如何真正實施並沒有清晰的路線圖。

現在來看，如果威爾德斯領導的自由黨如願成為第一大黨，威爾德斯就有可能首先被賦予聯合其他政黨組建新政府的權力。然而，威爾德斯在議會內的盟友相當稀缺，目前沒有一個政黨願意和其聯合執政。因此，考特維基認為，在威爾德斯本人也認為實施理想政見相當困難的情況下，他可能會選擇做最大的反對黨。

“在政府之外，他不需要妥協他的政治理念，可以繼續重重地擊打他的‘民粹鼓’，一方面在社會複雜困境中尋找‘簡單答案’，同時還能對荷蘭政壇的話語權有所把控。因為作為議會第一大黨領導人，他的意見會有很大權重。”考特維基在報告中分析說，威爾德斯一直以來一再譴責政府、議會和司法機構的“偽善”，指責荷蘭政治制度不再反映民意。作為在野黨領袖，他便可以不斷強化這些批評，進一步贏得民心。

長期隱患更甚

在考特維基看來，如果自由黨成為最大黨，而聯合組建政府失敗，或許會讓歐盟擁護者暫時舒一口氣，但事實上，其長期負面影響可能更加深遠。

“面對一個不穩定的、脆弱的、匯集了眾多傳統主流黨派的聯合政府，威爾德斯的民粹主義言論，很有可能成為荷蘭唯一的反對聲。當這個排除了自由黨的新政府不能長期保持穩定，威爾德斯爭取到更多席位且卷土重來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到那個時候，再排除他獲得執政地位，就會變得更加困難。”考特維基說。

當然，在全球反建制民粹主義風起雲湧之時，精英們還是期待最糟糕的不會發生。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多倫(Ed Dolan)撰文稱，目前荷蘭經濟狀況相對良好，會對威爾德斯起到牽制作用，因為在經濟向好時，人們不想改變現狀。

“幸運的是，荷蘭在相對較好的經濟形態下進入選舉周期。預計2017年經濟增長、經常賬戶、通脹、失業率、政府債務和預算赤字6個關鍵經濟指標將超過歐元區的平均水平。2015年GDP增長率已經達到2%，預計到2021年將保持在3%或更高，而歐元區經濟增長平均值在同一時期，甚至連2%都達不到。而強勁的經濟表現，一般來說，對於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是負面因素。”多倫說。

土官員公投拉票遭拒，埃爾多安斥荷蘭“納粹”

當地時間11日，在土耳其外交人員被禁止進入荷蘭為公投拉票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把荷蘭政府稱為“納粹殘部和法西斯分子”，外交沖突進一步升級。

由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組織的一次在鹿特丹的遊行被因為安全問題而強制取消，他的飛機也被拒絕允許在荷蘭著陸，而家庭事務部長Fatma Betul Sayan Kaya特地選擇從陸路進入荷蘭，結果在距離土耳其駐鹿特丹領事館30米的地方遭到警方封路阻攔。荷蘭此舉引發了土耳其不滿。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土耳其隨即召回了荷蘭外交人員到土外交部對此做出解釋。而荷蘭首相馬克·呂特稱埃爾多安的這番言論“太過分”。

據報道，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恰武什奧盧組織此次遊行的目的在於向在荷蘭的大約40萬土耳其人拉票。

4與16日，土耳其將舉行修憲公投，憲法修正案意義最重大的內容是將土耳其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從憲法上賦予總統實權，即艾爾多安的權力將擴大。

實際上，在荷蘭之前，奧地利、德國和瑞士都禁止了土耳其方面的類似集會，阻攔土政府官員宣講，土耳其對此大為不滿。就在幾天前，埃爾多安還指責德國政府的行為是納粹主義，而有大約140萬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國。

當地時間11日晚，數百人聚集在領事館外揮舞土耳其國旗以示抗議。一些埃爾多安的支持者聚集在領事館入口附近，而警方架起拒馬。

對於外交部長入荷遭拒，埃爾多安表示：“禁止我們的外交部長飛過去，但是從現在開始，讓我們看看你們的航班將如何在土耳其降落。”恰武什奧盧也警告稱土耳其將實施嚴厲制裁反制。

但是，荷蘭方面的聲明僅“對事態發展表示遺憾，同時將致力於同土耳其對話。”

土耳其和歐盟的關系在去年7月的土耳其政變後急轉直下，歐洲多國不滿土耳其在政變後進行“大清洗”，免職10萬公職人員。

荷蘭大選：歐洲政治變化的“風向標”

3月15日荷蘭將舉行議會二院（下院）選舉，民調預測極右翼自由黨可能贏得15%以上的選票，成為第二甚至第一大黨。

在荷蘭這個素以文化多樣性和包容精神著稱的歐盟創始成員國，高調宣揚反伊斯蘭、反移民、反歐盟主張的極右政黨民意支持見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歐洲政治生態圈正出現新變化。

“民粹主義泥石流”

荷蘭自由黨是歐洲政壇風頭正勁的極右力量之一。自由黨主張荷蘭全面禁止移民、消除伊斯蘭教影響；脫離歐盟、恢複邊界管控；實行直接民主。自由黨領導人維爾德斯的競選口號是“把荷蘭還給荷蘭人”。

無獨有偶，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意大利五星運動黨等極右或民粹政黨也有類似主張。今年1月，這些政黨領導人高調聚會，尋求成立“統一戰線”，建立“自由歐洲”。法德兩國將分別從4月和9月開始選舉新領導人，意大利大選也可能提前至今年，荷蘭自由黨的“同黨”們正在摩拳擦掌。

荷蘭此次選舉有28個政黨角逐議會兩院150個席位，傳統右翼的自由民主黨民調支持率持續數月與自由黨不相上下，在選前數周才略微領先。自由民主黨領導人、現任首相呂特說，如果自由黨成為第一大黨，“那荷蘭就淪為了民粹主義這一錯誤潮流在歐洲甚至全球推倒的又一張多米諾骨牌”。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保羅·特烏爾告訴記者，哪怕自由黨得票不是最多而只是很多，都會為正在歐洲蔓延的孤立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野火”添加新的“燃料”。“維爾德斯的夥伴們會把這看成是，他們的反移民、反歐盟事業得到了有力推動。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尤其會借此宣講‘變化之風吹遍全球’，為‘國民陣線’攪動法國政局強力造勢。”

荷蘭國際關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揚·魯德認為，荷蘭選舉堪稱正在歐洲舞臺上演的時代大劇之序曲，或將為歐洲大選年定調。如果“民粹主義泥石流”在系列選舉中沖垮親歐建制派，那歐盟就會陷入真正的生存危機。

魯德同時指出，歐洲多國極右政黨崛起，部分原因是傳統主流政黨“長期昏睡”，面對民眾日益增加的不平衡心理和不安全感，未能及時體察、有效回應。英國脫離歐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也讓一些選民以為，“砌起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的堤壩，就有了抵擋威脅的避風港”。

“喚醒”與“警告”

與歐盟其他成員國相比，荷蘭似乎不該成為極右思潮的溫床。這個面積只有兩個半北京大、人口不及上海多的西歐富裕國家，近三年雖也接收了10萬難民，但並不是難民最洶湧投奔的目的地國;近十年來經濟複蘇相對快且穩，失業率下降明顯;近幾十年不曾爆發激烈的族群沖突，也不曾遭遇重大恐怖襲擊。

向歷史深處看，荷蘭精英階層普遍廉潔親民，不至於因自身目的助力反精英浪潮;荷蘭經濟歷來重商重貿易，荷蘭人常說，自我封閉或拒絕外部世界，不在他們的文化基因里。

盡管如此，還有200多萬荷蘭人可能把票投給維爾德斯。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荷蘭自由黨支持者與歐洲各國極右翼選民相似，他們自我感覺被全球化遺落，受到移民因素劇烈沖擊，還被主流政黨忽視。他們對歐洲一體化的疑慮、對移民整合融入的關切，早就有所表達，也理應受到重視。

12年前63%的荷蘭選民對《歐盟憲法條約》說“不”，去年61%的荷蘭選民反對批準歐盟與烏克蘭聯系國協定，這已經表明荷蘭疑歐情緒在不斷升溫。隨著歐洲進入多事之秋，社會矛盾集中顯現，近六分之一的荷蘭選民受極右翼政黨吸引，並非不可理解。

事實上，一些選民未必全心支持極右或民粹主張，而是希望借助選票抒發不滿、敦促變革。荷蘭有一家名為普羅德莫斯的政治傾向測試網站，其執行主任埃迪·揚森告訴記者，維爾德斯的支持者或許並不相信自由黨能夠解決問題，但他們希望釋放出“喚醒”加“警告”的強烈信號。

“向右轉”與“真相”

面對這樣的現實，選戰中的主流政黨會不同程度地開始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張，以求獲得更大支持。圍繞歐洲議題，民調得票率居前的荷蘭主要政黨都主張歐盟停止擴張，收住歐洲一體化的腳步，專心管好歐洲貿易、單一市場和邊境管控。自由民主黨提議建設“多速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張采取措施確保成員國履行財政承諾，社會黨要求加強成員國獨立性，工黨也認為“現在不是歐盟走向聯邦化的好時機”。

關於移民、荷蘭價值觀等議題，所有參選政黨都明確承認問題確實存在，大多數政黨主張對移民和難民限制準入、強化融入，對非法移民和違法移民加緊遣返，呈現明顯“向右轉”的趨勢。

尋求連任的首相呂特甚至發表公開信，要求不尊重荷蘭價值觀與習俗的人離開荷蘭，因此被指“充滿民粹主義色彩”。由此可見，不論自由黨最終得票多少，“維爾德斯效應”已經使得荷蘭政治生態加速變化。

另一方面，荷蘭主流政黨均已表示拒絕與自由黨聯合執政，即便維爾德斯只是繼續以反對黨姿態高調發聲，也會讓新一屆多黨聯合政府的政策協調難上加難。

曾在荷蘭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就職的退休外交官泰爾·哈爾認為，歐洲國家大多面臨本土利益與國際合作之間的艱難選擇。他告訴記者：“擺出短視民族主義者的姿態去取悅選民的政客越多，就越需要敢於說出真相的政治家。真相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只是為過去這個世紀取得的偉大進步所付出的、事先沒有預料到的代價;世界始終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任何一國家不可能自我切割、不為世界承擔共同責任，國際合作是唯一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荷蘭議會選舉是對浮動民心的首場摸底，主要政黨在選後組閣談判中的堅持與妥協，更能揭示歐洲政治生態的深層脈動。如果新一屆政府在“向右轉”與“真相”之間找到平衡，曾在歐洲文明史、歐盟發展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荷蘭，或有望在深陷挑戰的歐洲再度發揮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