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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大選:歐洲政治變化的“風向標”

3月15日荷蘭將舉行議會二院(下院)選舉,民調預測極右翼自由黨可能贏得15%以上的選票,成為第二甚至第一大黨。

在荷蘭這個素以文化多樣性和包容精神著稱的歐盟創始成員國,高調宣揚反伊斯蘭、反移民、反歐盟主張的極右政黨民意支持見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歐洲政治生態圈正出現新變化。

“民粹主義泥石流”

荷蘭自由黨是歐洲政壇風頭正勁的極右力量之一。自由黨主張荷蘭全面禁止移民、消除伊斯蘭教影響;脫離歐盟、恢複邊界管控;實行直接民主。自由黨領導人維爾德斯的競選口號是“把荷蘭還給荷蘭人”。

無獨有偶,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意大利五星運動黨等極右或民粹政黨也有類似主張。今年1月,這些政黨領導人高調聚會,尋求成立“統一戰線”,建立“自由歐洲”。法德兩國將分別從4月和9月開始選舉新領導人,意大利大選也可能提前至今年,荷蘭自由黨的“同黨”們正在摩拳擦掌。

荷蘭此次選舉有28個政黨角逐議會兩院150個席位,傳統右翼的自由民主黨民調支持率持續數月與自由黨不相上下,在選前數周才略微領先。自由民主黨領導人、現任首相呂特說,如果自由黨成為第一大黨,“那荷蘭就淪為了民粹主義這一錯誤潮流在歐洲甚至全球推倒的又一張多米諾骨牌”。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保羅·特烏爾告訴記者,哪怕自由黨得票不是最多而只是很多,都會為正在歐洲蔓延的孤立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野火”添加新的“燃料”。“維爾德斯的夥伴們會把這看成是,他們的反移民、反歐盟事業得到了有力推動。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尤其會借此宣講‘變化之風吹遍全球’,為‘國民陣線’攪動法國政局強力造勢。”

荷蘭國際關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揚·魯德認為,荷蘭選舉堪稱正在歐洲舞臺上演的時代大劇之序曲,或將為歐洲大選年定調。如果“民粹主義泥石流”在系列選舉中沖垮親歐建制派,那歐盟就會陷入真正的生存危機。

魯德同時指出,歐洲多國極右政黨崛起,部分原因是傳統主流政黨“長期昏睡”,面對民眾日益增加的不平衡心理和不安全感,未能及時體察、有效回應。英國脫離歐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也讓一些選民以為,“砌起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的堤壩,就有了抵擋威脅的避風港”。

“喚醒”與“警告”

與歐盟其他成員國相比,荷蘭似乎不該成為極右思潮的溫床。這個面積只有兩個半北京大、人口不及上海多的西歐富裕國家,近三年雖也接收了10萬難民,但並不是難民最洶湧投奔的目的地國;近十年來經濟複蘇相對快且穩,失業率下降明顯;近幾十年不曾爆發激烈的族群沖突,也不曾遭遇重大恐怖襲擊。

向歷史深處看,荷蘭精英階層普遍廉潔親民,不至於因自身目的助力反精英浪潮;荷蘭經濟歷來重商重貿易,荷蘭人常說,自我封閉或拒絕外部世界,不在他們的文化基因里。

盡管如此,還有200多萬荷蘭人可能把票投給維爾德斯。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荷蘭自由黨支持者與歐洲各國極右翼選民相似,他們自我感覺被全球化遺落,受到移民因素劇烈沖擊,還被主流政黨忽視。他們對歐洲一體化的疑慮、對移民整合融入的關切,早就有所表達,也理應受到重視。

12年前63%的荷蘭選民對《歐盟憲法條約》說“不”,去年61%的荷蘭選民反對批準歐盟與烏克蘭聯系國協定,這已經表明荷蘭疑歐情緒在不斷升溫。隨著歐洲進入多事之秋,社會矛盾集中顯現,近六分之一的荷蘭選民受極右翼政黨吸引,並非不可理解。

事實上,一些選民未必全心支持極右或民粹主張,而是希望借助選票抒發不滿、敦促變革。荷蘭有一家名為普羅德莫斯的政治傾向測試網站,其執行主任埃迪·揚森告訴記者,維爾德斯的支持者或許並不相信自由黨能夠解決問題,但他們希望釋放出“喚醒”加“警告”的強烈信號。

“向右轉”與“真相”

面對這樣的現實,選戰中的主流政黨會不同程度地開始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張,以求獲得更大支持。圍繞歐洲議題,民調得票率居前的荷蘭主要政黨都主張歐盟停止擴張,收住歐洲一體化的腳步,專心管好歐洲貿易、單一市場和邊境管控。自由民主黨提議建設“多速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張采取措施確保成員國履行財政承諾,社會黨要求加強成員國獨立性,工黨也認為“現在不是歐盟走向聯邦化的好時機”。

關於移民、荷蘭價值觀等議題,所有參選政黨都明確承認問題確實存在,大多數政黨主張對移民和難民限制準入、強化融入,對非法移民和違法移民加緊遣返,呈現明顯“向右轉”的趨勢。

尋求連任的首相呂特甚至發表公開信,要求不尊重荷蘭價值觀與習俗的人離開荷蘭,因此被指“充滿民粹主義色彩”。由此可見,不論自由黨最終得票多少,“維爾德斯效應”已經使得荷蘭政治生態加速變化。

另一方面,荷蘭主流政黨均已表示拒絕與自由黨聯合執政,即便維爾德斯只是繼續以反對黨姿態高調發聲,也會讓新一屆多黨聯合政府的政策協調難上加難。

曾在荷蘭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就職的退休外交官泰爾·哈爾認為,歐洲國家大多面臨本土利益與國際合作之間的艱難選擇。他告訴記者:“擺出短視民族主義者的姿態去取悅選民的政客越多,就越需要敢於說出真相的政治家。真相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只是為過去這個世紀取得的偉大進步所付出的、事先沒有預料到的代價;世界始終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任何一國家不可能自我切割、不為世界承擔共同責任,國際合作是唯一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荷蘭議會選舉是對浮動民心的首場摸底,主要政黨在選後組閣談判中的堅持與妥協,更能揭示歐洲政治生態的深層脈動。如果新一屆政府在“向右轉”與“真相”之間找到平衡,曾在歐洲文明史、歐盟發展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荷蘭,或有望在深陷挑戰的歐洲再度發揮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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