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世行：美歐政策不確定性拉低全球貿易增長率

世界銀行在一份最新報告中警示，全球貿易連續第五年增長緩慢，2016年表現為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弱，而歐洲和美國的政策不確定性拉低了整體全球增長率，從而對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

在最新一期《全球貿易觀察：2016年貿易發展》報告中，世行作出了上述判斷。雖然世行在報告中避免直接點名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貿易保護主義言論，不過在該年度報告的圖表中，世行將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以及歐盟難民危機均列為政策不穩定因素，並強調，發達經濟體政策的不確定性陡增，是導致2016年世界貿易增長下降的一個因素。

該報告初步數據顯示，2016年世界商品貿易增長僅略高於1%，低於2015年的2%和2014年的2.7%。

不過，服務貿易增長率繼續保持相對韌性，在2015年下降後出現小幅回升。

雖然在過去幾年，貿易增長緩慢或者集中於高收入國家，或者集中於發展中國家，但2016年這兩類經濟體均呈現出貿易增長疲弱的特征。

報告對18個國家、歷時30年的廣泛數據樣本分析發現，2016年不確定性上升可能導致貿易增長率下降0.6個百分點，在造成2015年和2016年貿易增長率差異中占比約75%。

報告作者、世行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康斯坦丁尼斯庫表示，在不確定性增加的環境下，企業可能會選擇推遲投資和出口決策，消費者可能會減少支出。貿易協定解體可能也會增加政策的不確定性，對貿易增長造成傷害。

與此同時，報告還提出新的證據將貿易增長放慢與生產率增長放慢聯系起來。貿易增長緩慢反映出全球價值鏈停滯不前，後者通過國際分工效率提高和技術擴散縮小了生產率增長的空間。

具體而言，報告通過對15年期間、40個國家、13個行業的分析發現，參與全球價值鏈是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推動力，全球價值鏈參與率每上升10%，就能帶來生產率上升近1.7%。“我們目睹貿易增長和生產率增長雙雙下降，而全球價值鏈擴張速度放慢可以解釋其原因。” 康斯坦丁尼斯庫表示。

《全球貿易觀察》系列報告由貿易與競爭力全球實踐局、世行集團發展經濟學研究局貿易與國際一體化研究團隊的聯合推出，提供不同來源的最新數據及近期貿易發展趨勢分析。

美歐繼續收緊外資準入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風險警示

伴隨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第一次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

中債資信與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聯合發布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指出，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等問題相互交織，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展望2017年，美歐恐將繼續收緊外資準入政策，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呈上升趨勢；發達國家擬加強保護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企業不被外資收購，而部分發展中國家則出現了強化“本土化”政策的要求。

2016年那些收緊外資準入的政策

《藍皮書》指出，2016年發達經濟體複蘇情況整體不及預期，經濟增長乏力的壓力不斷向社會層面傳導，使得歐美等國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助推了民眾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上升。

與此同時，排外情緒上升反映為外資準入政策不斷收緊，美歐等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顯著提高。

回顧2016年，中國企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投資頻頻受阻：對先正達並購案的審查持續很久；中國企業對美國西部數據、仙童半導體公司的並購接連遭受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否決；澳大利亞農場和電網收購項目也接連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由被澳大利亞政府否決。東道國準入審查風險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

其中，對中國投資者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新增了兩方面的限制性政策：一是提高了戰略性行業投資的準入。例如，澳大利亞、美國等提高了農業、電力、化工、通信行業政府審查強度，而這些是中國企業原本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

二是加強了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通常具有不透明程度較高、缺乏可預測性等特點，主要取決於東道國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例如美國以國家作為劃分國家安全風險的依據，加大了中國投資“泛政治化”的可能性，投資受阻概率大大上升。安全審查機制為投資保護主義留下空間，還可能被東道國政府當作采取征收、違約等不利於投資者行為的辯詞。

全球經濟複蘇乏力推高準入審查風險

《藍皮書》指出，中短期內，全球經濟難以徹底擺脫疲軟態勢。受此影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還將持續發酵並繼續向政治層面傳遞，進而增加歐美發達國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確定性。

2017年歐美發達國家需要關註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國、德國大選、意大利政局走向以及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國的政策走向等。

受民眾對現政府經濟、難民政策不滿的影響，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歐盟主要成員國極右翼政黨力量快速上升，對歐盟的離心力不斷增強，為其政局穩定和歐盟的團結帶來不利影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為美國政府未來政策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藍皮書》預計，2017年美歐等相關國家將會繼續收緊外資準入政策的趨勢，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將呈現上升勢頭。其中，發達國家擬加強保護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企業不被外資收購。

譬如，英國相關監管部門就正在加大對中國投資者的審查力度。尤其是伴隨著英國新的資產透明法案（Transparency Laws）的實施，中國企業自身透明度問題（包括融資和所有權信息披露）將使其在英投資面臨更多監管和審查。

歐洲有報道稱，中國投資者正以大約每周一個企業的速度尋求收購德國企業，這引起了德國部分人士的擔憂，特別是美的集團收購德國機器人巨頭庫卡集團的交易，更是引起了廣泛關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甚至公開呼籲歐洲設立安全條款，阻止外商收購關鍵技術企業。他還提議建立一個歐洲聯盟來競標庫卡，從而阻止中國企業方面的收購。雖然德國經濟部發言人表示，加布里爾的講話不代表德國政府的態度，但這的確反映了歐盟內部存在呼聲加強對中資企業的並購限制和監管。

與此同時，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則出現了強化“本土化”政策的要求。譬如，非洲國家津巴布韋在2016年一季度末通過決議，要求未能達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資企業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否則將至少51%的企業股權收歸國有。

中國是津巴布韋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和主要貿易夥伴。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如果強力實施，將對當地中資企業產生較大不利影響。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將外資企業分為資源行業、非資源行業和保留行業。其中，資源行業必須嚴格遵守國有化51%股份的要求。而對於能源、金融、制造等非資源行業，如果是具有良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制造類企業只需轉讓小部分股權；如果是對津巴布韋國計民生做出巨大貢獻的企業，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獲得本土化政策的豁免。

由於該政策實施的靈活性和落實過程的困難程度，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對中資企業的影響沒有想象中大，不少中國企業得以豁免。

應對審查收緊風險

《藍皮書》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給出建議對策。

在政府層面，要兼顧中國“資本輸入大國”與“資本輸出大國”兩方面需要，積極通過雙邊投資協定和多邊組織公約保護本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具體而言，中方應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投資協定談判，加強多雙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投資規則制定，從市場準入、國民待遇、投資審查、爭議解決、外交和領事保護等多方面保護本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s）為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以引進外資為主，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從資本輸入國立場出發，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內容較為保守與謹慎，以保證政府對公共利益進行管理提供充足的政策空間。

隨著對外投資規模迅速增長，中國作為世界主要資本輸入國的同時，也逐步成為全球重要的資本輸出國。這要求中國政府在未來談判中更加註重對跨境投資的保護，兼顧不同方面的利益。

在企業層面，要充分嘗試多種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即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特別是在對準入審查等風險不斷高企的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時，可以考慮與歐美跨國公司聯合“走出去”，減少投資項目的受關註度和政治風險。

同時，探索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為輔，以民營企業打前線、國有企業隨後跟進的混合所有制海外投資模式，從而實現單獨依靠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都難以完成的海外投資項目，降低投資風險和壁壘，提高決策效率和精度。

美歐貿易保護主義遭WTO“不點名批評”

2017年全球商品貿易量的增長預計將在2016年溫和表現的基礎上反彈，達到2.4%，前提條件是全球經濟按預期的速度複蘇，並且政府會采取正確的政策組合。

這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當地時間4月12日對2017年全球貿易情況作出的預測。

WTO在這份預測中以“不點名”的方式批評了歐美區域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

2017年全球貿易複蘇

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僅為1.3%，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增速最慢的一年，且WTO承認，該增長數字甚至未能達到去年9月經修正後的預測值1.7%。

WTO總幹事羅伯特•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表示，過去一年貿易表現糟糕，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新興市場貿易增速大幅放緩，進口基本停滯，貿易量幾乎為零增長。部分原因是經濟活動全面放緩的周期性因素，但同時也反映了貿易與經濟產出之間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

由於美國的投資支出下滑，中國繼續進行從投資到消費的經濟重新平衡，從而抑制了進口需求，去年全球需求中貿易密集度最高的部分顯得特別薄弱。

從歷史上來看，世界商品貿易量的增長速度一般比世界經濟產出高出約1.5倍。20世紀90年代，這一比例甚至是超過2倍。 但是，金融危機以來，貿易增長與GDP增長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了1:1左右。 去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1以下，僅為0.6:1。 預計這一比例將在2017年有所恢複，但仍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主要內容：1981~2016年世界商品貿易量增長速度與世界經濟產出之比 來源：WTO

從好的一方面看，2017年全球貿易額將擴大約2.4%。然而，由於短期經濟和政策走向的高度不確定性，預測風險有所增高，因此世貿組織將這一預測界定在1.8%至3.6%的範圍內。 世貿組織預測2018年貿易增長率將在2.1%至4%。

WTO指出，從2017年初的出口訂單和集裝箱航運指標觀測，貿易活動強勁，但貿易複蘇極其有可能因政策沖擊遭受破壞。

風險來源：貿易保護主義和貨幣緊縮

WTO稱，政策不確定性是破壞貿易複蘇的主要風險因素，主要包括實施貿易限制措施和貨幣緊縮政策。

WTO警告，近期全球經濟發展方向的不可預測性，以及政府貨幣、財政和貿易政策行動缺乏明確性，導致了貿易活動面臨受到極大遏制的風險。此外，通貨膨脹率高漲導致利率上漲，財政政策緊縮以及采取措施限制貿易，都可能在未來兩年內阻礙貿易額實現更高的增速。

過去幾年國際貿易增長幅度微弱，主要體現了全球經濟的持續疲弱。

阿澤維多認為，雖然貿易確實在某些地區造成了一些經濟錯位，但其不利影響不應被誇大，也不應掩蓋其在增長、發展和創造就業方面帶來的益處。貿易應被視作解決經濟困難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導致經濟困難的問題。事實上，80%的制造業工作機會的損失是由於創新、自動化和新技術的運用，但沒有人質疑技術進步對大多數人都有好處。因此，解決之道是采取能夠從貿易中獲益的政策，同時針對失業問題采取橫向解決辦法，包括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訓和社會計劃，迅速幫助工人恢複正常工作，並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包括WTO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內的國際機構在近來都針對歐美等國家所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作出不點名批評。

美國新一屆政府以來，不僅在貿易事務方面屢屢任命鷹派官員，還簽署了兩項行政令，要求對美國貿易赤字的原因以及其他國家的傾銷進行研究。而在法國等國，極端右翼政黨也發出了抵制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之聲。

對此，IMF總裁拉加德在12日布魯塞爾的一場演講中亦表示，隨著世界經濟增長勢頭加強，我們也看到，至少在某些發達經濟體，存在著對經濟一體化惠益的懷疑，存在著對七十多年來支撐世界經濟“建築”本身的懷疑。

IMF總裁拉加德

拉加德指出，眼下的好消息是，經過六年令人失望的增長後，世界經濟勢頭正在加強 ，周期性複蘇帶來了今後就業機會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榮程度提高的希望。

然而，目前顯然也存在著一些下行風險 ：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包括全球貿易受到保護主義威脅以及全球金融環境趨緊，這可能會導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出現破壞性的資本外流。拉加德表示，這些短期問題的根源在於生產率增長疲軟，這一趨勢繼續對強有力的包容性增長造成嚴重阻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出現人口老齡化、 貿易增長放緩以及私人投資疲弱等問題。

要促進更具韌性的經濟增長，需要開展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國際合作。

拉加德強調，限制貿易是“自討苦吃”，它會中斷供應鏈，影響全球產出，導致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價格上漲。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損害最為嚴重，因為他們的消費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4月10日，WTO、IMF和世界銀行三大機構一致發聲，警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該警告主要基於對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擔憂。

風向突變 美政府稱對重啟美歐自貿談判持開放態度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23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對重啟美歐自貿談判持開放態度。

羅斯在英國《金融時報》當天刊登的文章中說，減少美國對歐盟貨物貿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的優先工作之一。他表示，盡管特朗普政府通常被描繪為全球經濟中“保護主義”勢力的代表，但政府仍有意與大型貿易夥伴達成貿易協定。

羅斯指出，雖然特朗普政府上任後即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但政府已清楚決定不會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采取同樣的態度。他表示，很明顯等到某個時候美國需要與歐盟做成一些事情。

據《金融時報》報道，羅斯將與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24日在華盛頓首次會面討論如何推動TTIP談判。但這並不意味著美歐將迅速重啟TTIP談判，特朗普政府的首要貿易事務仍是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

此前，特朗普上任首日便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退出TPP，這也宣告著美歐TTIP的擱淺。

從2013年開始，美歐啟動了TTIP談判，但由於談判雙方均面臨選舉以及缺乏民意支持等因素而進度緩慢，原定於2016年之前結束的TTIP並沒有如期在奧巴馬政府任內結束。

美歐曾估計，TTIP的達成將造就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涉及全球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每年將分別給歐盟和美國經濟增加1190億歐元和950億歐元產值。

2015年，歐盟對美順差創下1550億美元的新紀錄，這一數字可能在2016年輕微下降。到去年11月為止，歐盟對美順差為1340億美元。

美歐方面的官員此前都仍謹慎樂觀地認為，要在法國、德國於2017年結束大選後，才有機會再次推動TTIP談判。原因在於，除了需要得到歐洲議會有關TTIP談判的法律授權裁決之外，歐盟成員國也無法在大選之年觸碰農產品關稅、數字經濟和服務業市場準入等敏感議題，但這些卻恰恰是TTIP談判的核心內容。

美歐想重啟TTIP 面臨特朗普“買美國貨令”阻礙

時過境遷，在上一次《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中明顯更加熱情的歐洲對於此次美國特朗普政府想要重啟TTIP談判的想法反應冷淡。

近日，多位歐洲消息人士對TTIP談判的走向給出了最新解讀。他們認為，如果美歐之間想要重啟貿易談判，需要徹底重新設置TTIP的談判議程，比如把“金融服務”等內容排除在外。另外，目前還看不清，歐盟想要通過TTIP進入美國政府采購市場的訴求，將如何與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原則相調和。

出於對特朗普政府上臺後“解凍”TTIP不易的預判，歐盟也將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的優先權鎖定在了日本等國家上。

歐盟不想重蹈覆轍

在上一次耗時三年多的談判中，受到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盟委員會強力推動的TTIP談判呈現出了“剃頭挑子一頭熱”的景象：當時的美國奧巴馬政府把更多的談判資源用在了沖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的談判中，這讓TTIP談判的時間和資源嚴重不足。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談判中，即便歐盟在出價中表示可以把多達8000個項目（總共97%）的美國商品征稅降至零，以敦促美國對歐洲企業開放其政府采購系統，並有策略地修改其“買美國貨(BuyAmerican)”的法案，美國彼時的談判團隊也並不為之所動。

此前，TTIP因談判僅取得有限進展，美歐雙方實質上放棄了在2016年完成談判的設想，TTIP談判正式擱淺。當時法德都嗆聲美國奧巴馬政府及其談判團隊沒有拿出真正的誠意來進行談判。時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更是評價美方團隊稱“激情活力都只停留在嘴上”。

導致TTIP談判擱淺的原因在於，美歐團隊在金融服務市場準入、政府采購、地理標識以及 “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等重要條款上的談判都陷入了僵局，比如由於爭議過大，有關ISDS的談判從2014年3月開始就被凍結了。

此次歐盟知情人士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表示，如果雙方再次在這些領域的談判中“卡住”，重啟談判就沒有什麽意義了。為此，美歐雙方的談判隊伍必須在重啟談判之前就列出一個清單，將此前的爭議內容大幅度削減。

這一表態同此前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在華盛頓參加活動時的表態類似。朔伊布勒表示，有可能在談判中，美歐雙方令TTIP太有野心、太複雜了，在重新開始的時候，“這次我們將把它簡單化和透明化”。

朔伊布勒所言的更簡單和更透明，在此前談判中有蹤跡可尋。實際上，在去年TTIP談判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歐美雙方商業界曾提出可以先達成一個TTIP簡約版，即令TTIP變得更簡單，例如在TTIP中避談政府采購等章節，僅在達成共識的領域先集結成文本等，不過這一提議後來被美歐雙方否決。

怎麽看待“買美國貨”

談判TTIP，歐盟方面看上的就是美國巨大的政府采購市場：比如歐洲建築公司可以競標美國公路合同，以及美國警察系統在采購警車時可以采購寶馬。

然而要美國對歐洲企業開放其政府采購系統，美國就必須修改“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法案。

實際上，歐盟從來沒期待“買美國貨”法案被徹底廢除，歐盟希望的是在州一級層面，美國政府可以創造行政性豁免條款等機會，並且這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奧巴馬政府的談判團隊對此毫不退讓。美方還拿出數據稱，歐洲企業在美國公共采購市場方面的準入已經是美國企業在歐洲的兩倍，而且這還是在剔除了“買美國貨”法案以及其他限制之後算出來的結果。

當地時間2017年4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買美國貨、雇美國人”行政令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後，更是在4月18日簽署了一項“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行政令。這項行政令號召美國政府機構優先考慮美國制造產品，並開展為期220天的研究，調查那些實際上令外國企業被視同美國國內企業的美國貿易協議。

歐盟方面知情人士指出，歐盟開展TTIP談判的主要興趣之一就是進入美國采購市場的機會將增多，但是特朗普的此項行政令表明，美國不太可能在此方面做出額外的讓步，更何況歐盟委員會此前對奧巴馬政府在政府采購市場準入方面的表現就已不夠滿意。

除此之外，由於英國脫歐，美歐若重啟TTIP，雙方在金融服務方面的談判內容也將大幅更改：金融服務準入是英國曾經力推的談判內容，作為交換，美國能得到的也將是英國極具吸引力的金融市場開放。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此次美歐雙方都對重啟TTIP表示歡迎，但是重啟TTIP均不是雙方的優先談判內容。

在美國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負責國際談判的美國候任貿易辦公室代表(USTR)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就任，並盡快開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談判。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還表示，除了NAFTA是首要任務之外，美國同和日本談雙邊貿易協定也很有興趣。

歐盟此次也並不急於求成。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為了對沖風險，歐盟已經開始同日本等國積極進行雙邊貿易談判，據第一財經記者查閱，目前歐盟正在談的貿易協定超過20多項。

此前，由於美國也在同包括加拿大在內的11個國家商談TPP，為防止貿易利益受損，歐盟也針對該11國家分別進行雙邊貿易談判。而在美國退出TPP後，歐盟表示將繼續推進或完成同這11個國家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其中，歐盟已經與秘魯和加拿大結束談判；與新加坡和越南的自貿協定即將生效；和日本的談判正在收尾；正在與墨西哥進行自貿談判;計劃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和智利展開談判。

為此，歐盟方面的人士表示，考慮到德國大選以及2018年意大利總統選舉等因素，也許最早TTIP要到2019年的早期才能正式恢複談判，不過2019年，美國將面臨中期選舉。

TTIP首輪談判於2013年啟動，根據此前計算，如達成TTIP，歐美雙方將建起世界最大自貿區，涵蓋全球約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

TTIP三年沒談成 三小時達成的美歐“零關稅自貿區”協議現實麽？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用近三個小時達成了一份細節不詳的意向性貿易協議：美歐雙方將朝著“零關稅、零非貿易壁壘和非汽車類工業產品零補貼”的目標共同努力。

不過，美歐間所謂的“零關稅”並非是空中樓閣。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時期，美歐就“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展開談判時，歐盟曾出價提議對超過97％的進口商品取消關稅，來換取美國對歐洲企業開放其政府采購系統，並有策略地修改其“買美國貨”的法案，但彼時的美國談判團隊並不為之所動。

與此同時，考慮到以往記錄，特朗普本身的態度也值得觀察。牛津經濟研究院美國經濟研究主管達克（Gregory Daco）在給第一財經記者的回複中表示，第一，此次零關稅自貿區協議僅具有象征意義上的重要性，缺乏細節令此次的成功僅成為了一個脆弱的“紳士協議”；第二，考慮到此前美國在同其他國家談判中表現出的反複行為，對未來的發展仍需謹慎關註，“雖然不想為跨大西洋關系的破冰潑涼水，但是我們也審慎地註意到，雙方均故意使用了含糊不清且極為籠統的言詞”。

對於相關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26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美、歐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和貿易夥伴。如果美歐能夠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貿易上的分歧，能夠順應全球化潮流，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這不僅符合他們雙方的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是好事。“當然，我們也希望美歐有關努力和舉措符合多邊貿易規則，比如非歧視原則等。”

汽車關稅獲“緩刑”

從白宮出來後，容克如釋重負。他對隨行的記者說，“雖然用了足足3個小時，但是我們還是做到了。”

此次容克得到了美方的兩點承諾：第一，在談判開始後，除非一方叫停談判，則雙方均將暫停對等互征關稅，容克暫時解除了汽車稅對歐洲的威脅；第二，特朗普方面承諾將重新評估現有鋼鋁關稅。

比起鋼鋁關稅，汽車稅更令歐盟擔憂。根據歐盟測算，歐盟受鋼鋁關稅影響的鋼鋁產品為64億歐元，而歐盟對美出口汽車和汽車零件出口到美國的價值每年則超過500億歐元。

5月23日，特朗普下令美國商務部對進口汽車及其進口零件進行所謂“232調查”， 即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授權，評估上述產品是否對美國造成國家安全威脅，責成美國商務部在2019年2月中旬之前完成上述調查。同時，由於歐盟對美國約32億美元商品實施的反制關稅已生效，作為反擊，特朗普表示如果歐盟不撤銷對美國的關稅和貿易壁壘，就將對所有歐盟對美出口的汽車施加20%的關稅。

作為回報，除前述“零關稅、零貿易壁壘、零補貼”的意向性協議之外，歐盟此次還承諾從美國進口更多的大豆以及液化天然氣。容克表示，“（歐盟）將會這樣做。”

他並表示，美歐必須合作“改寫”規則，而不是撕毀規則。對此，達克指出，除了承諾之外，宣布的協議中沒有涉及具體細節。

此前美國威脅要施加25％汽車關稅，歐盟則準備對從美國進口的200億美元商品進行關稅報複。如考慮到此次協議能避免這一場跨大西洋貿易戰，則這場會議和協議尚具一些象征上的意義。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全球商業和經濟項目總管奧斯特菲爾德（Bart Oosterveld）則指出，“避免災難並不能說是成功了。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是一些基本對話的重啟。像大豆和液化天然氣這樣的個別項目並不十分重要。我不認為歐盟會同意在不討論鋼鋁問題的情況下，就對貿易條款進行重大修訂。”

特別是對於關心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秩序的人而言，現在慶祝勝利還為時過早。他補充道。

特朗普的承諾靠得住嗎？

觀察人士均指出，鑒於特朗普在過去表現出的自相矛盾和反複無常，各方對於特朗普是不是一個可靠的交易對象仍存疑慮。

達克對此看法表示贊同。他指出，必須警告的是，之前已經觀察到這種類型的模式，即特朗普突然撤銷原先談好的協議，並再次對談判國家征收關稅，最終迫使談判對象針對美國實施“同等規模和強度”的貿易報複。

達克舉例指出，以近期美國對外談判的記錄可以看出，一條推文就可以阻止雙方之間的溝通，並迅速將事件升級為（對等）征收關稅。

為此，接下來的幾天和幾周對於確定美國政府與其歐洲談判方之間的溝通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會看到類似於TTIP重啟的討論將至關重要。達克表示，畢竟，若美歐在汽車和零部件產品上實施對等報複征稅，這將使兩個經濟體在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均減少至少0.2個百分點。

在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TTIP談判陷入“冷藏”之中。TTIP首輪談判於2013年啟動，根據此前計算，如達成TTIP，歐美雙方將建起世界最大自貿區，涵蓋全球約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不過由於美國政府未能在換屆前完成談判，TTIP的談判在2016年陷入停滯：歐盟貿易司網站上有關的談判文本信息，就一直停留在2016年7月14日；而特朗普一上任，其團隊就把長期掛在白宮網站上的TTIP專題刪除幹凈了。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享受世貿組織（WTO）最惠國待遇，在關稅方面，美歐之間的關稅其實已經很低，平均低於3%，實際上即便是在美歐就TTIP進行談判時，也並不是以降低關稅為主要目的。

在此前的TTIP談判中，可以說美歐在繼續降低關稅談判中出價都很爽快，真正糾結的領域是有關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其中導致TTIP談判擱淺的原因在於，美歐團隊在金融服務市場準入、政府采購、地理標識以及 “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等重要條款上的談判都陷入了僵局，比如由於爭議過大，有關ISDS的談判從2014年3月開始就被凍結了。

另外，目前還看不清，歐盟想要通過TTIP進入美國政府采購市場的訴求，將如何與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原則相調和。如前所述，談判TTIP，歐盟方面看上的就是美國巨大的政府采購市場：比如歐洲建築公司可以競標美國公路合同，以及美國警察系統在采購警車時可以采購寶馬。

然而要美國對歐洲企業開放其政府采購系統，美國就必須修改“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法案，然比奧巴馬政府更甚的是，在2017年4月18日，特朗普簽署“買美國貨、雇美國人”行政令，這預示著美國不太可能在此方面做出額外的讓步，而歐盟此前對奧巴馬政府在政府采購市場準入方面的表現就已不夠滿意。

（實習記者林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楊小剛

剛兩天就成羅生門：美歐零關稅區現裂痕，這份協議還脆弱

來自特朗普政府有關美歐零關稅區的美好宣傳撐了兩天就出現裂痕。

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通過美歐貿易停戰協議，他已為美農民打開歐洲農業市場的言論傳回歐盟後，舉座震驚。

當地時間27日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安德麗娃（Mina Andreeva）嚴正表示：“我在這方面說得很清楚了，農業不是（美歐協議）的一部分，（該協議）涵蓋的領域僅僅包含在（美歐）聲明之中。”

安德麗娃所指的是美歐特朗普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會面後發表的一份美歐聯合聲明。

“當你讀這份聯合聲明時，你會看到沒有提到農業，你會看到提到了農民，提到了大豆，這些都是對話的一部分。我們會對此繼續進行商討的。”她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通讀這份美歐聯合聲明後，發現了其中的奧妙：歐盟僅僅只是降低了大豆壁壘而非承諾購買大豆，且在液化天然氣和鋼鋁關稅這兩個關鍵問題上，美歐均使用了在談判語言中法律意義較弱的“想要（want）”來表述。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且不談具體監管融合方面的障礙，僅僅說在奧巴馬時代那種美歐交好的氣氛下，雙方在“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框架下都沒有達成共識，現在這種氣氛下能達成共識更是談何容易。

歐盟稱：需要由市場來決定美國大豆銷路

7月25日，特朗普和容克用了近三個小時達成了一份細節不詳的意向性貿易協議：美歐雙方將朝著“零關稅、零非貿易壁壘和非汽車類工業產品零補貼”的目標共同努力；在會後特朗普興致勃勃地宣布了歐盟要從美國進口更多的大豆以及液化天然氣的消息。

不僅如此，在接下來7月26日於農業州重鎮——艾奧瓦州的一場集會上，特朗普對著集會上的農民們大聲宣布：“我們剛剛為你們農民打開了歐洲的大門。”

“你們剛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特朗普還在集會上拿出了一打綠色棒球帽，上面繡著“讓我們的農民再次偉大（MAKE OUR FARMERS GREAT AGAIN）”的標語。

特朗普的話傳回歐洲引起軒然大波。如前文所述，歐盟並未在協議中答應開放歐盟的農業市場，第一財經記者查閱這份美歐聲明發現，實際上有關零關稅、大豆以及農民這三個關鍵詞，是分布在兩個自然段落、三句獨立的表達之中，體現了美歐談判隊伍在形成文字期間的博弈；需要指出的是，在談判文本中，句號代表的是非包含關系。

其中，在提到零關稅時，美歐雙方指出：“首先，美歐雙方將朝著零關稅、零非貿易壁壘和非汽車類工業產品零補貼的方向一同努力。”

在同一段的第二句話中，美歐雙方指出：“我們也同樣要在服務、化工、醫藥、醫療產品以及大豆方面降低貿易壁壘並增加貿易。”

可以看到歐方在此段中僅僅承諾了大豆，而非降低農業整體的貿易壁壘，同時歐方承諾的是降低貿易壁壘，而非大量購買大豆。

在接下來的一段中，美歐雙方表示：“上述行為將為農民和工人開辟市場、增加投資，並促進美國和歐盟更加繁榮，還將使貿易更公平、更互惠。”

實際上，在容克返回歐盟後，歐盟方面就開始以官員匿名接受主流媒體采訪的方式試圖澄清這份聲明中的有關疑問，特別是在有關大豆方面。

據外媒報道，歐盟官員指出，歐盟執行的不是計劃式經濟，最終需要市場來決定歐洲要進口多少美國大豆。

目前美國已經是歐盟的第二大大豆出口國，美國大豆約占歐盟進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不過總額僅在16億歐元左右。

“即便是大豆，歐洲又能買多少？”周世儉並強調了一點，即在歐盟現行政治結構下，容克沒有實際元首權利，談判也需得到授權，且無任何能力強迫成員國購買美國大豆，而歐盟作為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買大豆必須是市場化行為，這份美歐清單如何落實成疑。

兩個“想要”顯示這份協議還脆弱

在美歐達成和解協議後，美國財長姆努欽和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都對這份共同聲明大肆吹捧。羅斯更是說出“如果沒有鋼鋁關稅，我們就永遠不會達到現在的水平，這（份聲明）是對特朗普總統貿易政策的真正證明”這樣的話來。

然而仔細研讀這份文本就會發現，這並不是一份雄心勃勃的合作聲明：通常在談判文本中，“想要”或“希望”這類表達的法律意義是非常微弱的，而在這份美歐共同聲明中，就在關鍵問題上出現了兩次“想要”的表達方式。

其一，在有關液化天然氣（LNG）的段落中，其表述方式僅僅為“歐盟想要（want）增加從美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來促進歐盟能源供給的多元化。”

這與特朗普的表述完全不同。特朗普在會後立即在推特上寫道：“歐盟代表告訴我，他們立刻就要開始從我們偉大的農民手中買大豆。而且他們還要買大量的液化天然氣。”

其二，在歐盟此前最無法忍受的鋼鋁關稅方面，美歐雙方僅在聲明中表示“我們同時也想要（want）解決鋼鋁關稅和報複性關稅問題。”

在對成果的評估方面，牛津經濟研究院美國經濟研究主管達克（Gregory Daco）在給第一財經記者的回複中也表示，此次零關稅自貿區協議僅具有象征意義上的重要性，缺乏細節； 同時“我們也審慎地註意到，雙方均故意使用了含糊不清且極為籠統的言詞”。

此前，在法國的強力敦促下，歐盟表態堅決不能在“槍頂在頭上”情況下談判，並要求以美方先放棄鋼鋁關稅作為恢複談判的前提，而此次容克的訪美之旅則在實質上放棄了這一前提的情況下，也並未得到美方放棄該關稅的承諾。

這也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對此美歐聲明表達嚴重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6日，馬克龍在馬德里的一場記者會上再次重申，美歐貿易正常化前提是美國先取消鋼鋁關稅，美方應作出清晰的姿態，撤銷其此前的非法關稅，“這對於我來說才構成了一個向前行進的前奏。”

他並指出，目前有許多問題亟待澄清，為此他不贊成美歐開始就類似於TTIP那樣的大型貿易協定進行談判，而且他認為在之後與美國進行的任何貿易談判中，都應排除有關放寬歐洲農業市場準入的討論。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也對這份美歐協議持謹慎態度。他表示，美歐達成協議是個好的跡象，表現出雙方在多邊框架下恢複貿易談判的意願，然現在評估歐美貿易協議的真正內容還為時過早。

責編：繆琦

零關稅並非主要訴求，美歐WTO改革同盟初現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多少有些誇大其詞的言辭引導下，美歐貿易休戰的消息迅速被演繹成了一起陰謀論式事件：在這種敘事方式中，美歐“珠胎暗結”建立零關稅貿易區並力拉日本入夥，而世界貿易組織（WTO）將從此形如虛設。

而當籠罩在這份美歐協議上的迷霧散去，其顯露出的文本事實，卻幾乎與上述猜測截然相反：此次美歐協議的四項核心合作原則包括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增加美對歐盟能源貿易出口”、“降低美歐雙方貿易障礙（就標準進行對話）”以及“對WTO進行改革”，在建立零關稅貿易區方面，美歐之間僅僅是達成了有限共識；而雙方表述和立場最為接近的恰恰是在“對WTO進行改革”這一訴求上，且其指向性非常明顯，即談判聚焦於WTO規則的更新，種種跡象表明在此方面日美歐已達成共識。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亦指出，在貿易戰之中，可以說這可能是最為核心的事情，即貿易戰的最終目標即為規則鎖定。

值得註意的是，就WTO規則更新進行談判的內容，僅是歐盟團隊拿到華盛頓的三項建議中的一項，很明顯，此次在歐方希望力推的WTO爭端解決機制（DSB）改革和推進開放的諸邊（Plurilateral）主義談判方面，美歐並未達成共識，但歐盟已經成功鎖定了未來的討論空間：就WTO改革，歐盟分別同中美建立了高級別工作組。

當地時間7月25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雙方將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避免當前一觸即發的貿易戰。視覺中國圖

歐盟推動WTO改革向美表誠心

在事後複盤中可以看到，這並不是一次組織有序的談判。到目前為止，美歐談判已過去近一周，而雙方甚至都沒有發布統一的會後文件。

除去特朗普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7月25日發布會上的講話實錄，美方也僅在白宮網站上發布了一份名為《特朗普總統開啟了同歐盟的新互惠貿易關系》的事實清單，歐盟則在其網站上發布了一份美歐共同聲明（註：為統一出處，以下引用的聲明語句均來自於歐盟發布的聲明）。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采訪求證和文本對比後發現，上述三份材料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特朗普的發言，美國和歐盟各自在其網站發布的兩份文件，在大豆與天然氣的采買、取消汽車關稅及鋼鋁關稅等方面的言辭均更為謹慎，立場也更為保守，承諾少、願望多；然而，雙方在“WTO規則改革”方面的用詞卻達成了高度統一，且歐盟對推動WTO改革表現得十分積極主動。

不過，就如前文所述，在此次美歐磋商中，歐盟實際上拿出了三項建議，第一，改革WTO爭端解決機制；第二，更新WTO規則以面對21世紀的挑戰；第三，改善組織的日常工作（在談判中推動開放的諸邊主義談判方式）。

此次，美歐雙方率先鞏固了在第二條建議方面的共識。歐盟貿易委員馬姆斯特羅姆在赴華盛頓之前，曾詳細闡述了歐盟對於目前WTO體系不滿的原因及歐盟中意的改革方向，在更新規則方面，她表示，歐盟加強了與日本、美國之間的三方合作，這種合作方式除了可以給三方一個增強WTO規則的機會之外，還可以向美國表明“他們的貿易夥伴對於改革是認真的”這一態度。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推動WTO規則改革方面，歐美日在WTO層面及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等場合均維持著統一戰線，歐美日三方並在今年5月底達成了“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然而，由於彼時全球貿易沖突危機重重，這份指明歐美日在WTO規則改革方面聯合立場的聲明，在喧囂聲中被大部分人所忽略。

這並不是歐美日第一次發表就WTO問題的聯合聲明，實際上歐美日三國貿易部長此前曾兩次進行會談，討論補貼和國企同競爭環境之間的關系，並曾同意聯合采取多項初步行動，作為制定更嚴格產業補貼規則的基礎。

彼時三方均認為，應當明確並改進WTO現行的產業補貼規則，以確保新加入的發展中國家成員無法規避這些規則的使用。

比如，在2017年12月WTO部長級會議後，日美歐就曾發表三方聲明，稱將增強協作，以消除其他國家產能過剩等問題帶來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上述5月底的這份最新三方聲明，則表明美日歐在共同立場方面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即三方在規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方面達成一致。三方表示計劃在2018年底之前開展各自的內部行動，以便在此後不久展開談判，且必須確保主要的貿易夥伴們參與這些未來的談判。

在此次美歐的聯合聲明中，雙方確認了上述立場並形成兩項共識。首先，在WTO規則改革的內容方面，美歐雙方表示：“將推動在知識產權盜竊、強迫技術轉移、產業補貼、國企制造的（經濟）扭曲以及過剩產能方面的改革。”

其次，為了落實這一立場，美歐雙方宣布，“立即建立一個執行工作組”，成員將包括“最緊密的顧問”。值得註意的是，與美歐聲明中其他言語不詳的“希望”、“想要”等用詞相比，這個“立即（immediately）”一詞在短短的聲明中十分顯眼。

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WTO規則改革的問題上，美國在推進，歐盟提供了方案，此次雙方成立了聯合工作組，算是進了一步。

WTO規則改革內容方面，則可以參考今年5月31日發布的“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崔凡認為其重點在於，三方很可能在明年就要發起產業補貼與國企競爭規則的談判，且保證關鍵貿易夥伴參加。

在WTO中貿易量最大是美中歐日，而在上述議題方面，美歐日三方態度一致。崔凡表示，美歐目前達成的共識是停戰，美日之間雖然存在著嚴重分歧，但也有可能遲早會達成一致。

崔凡解釋說，考慮到今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面臨黨內選舉，此外，日本接下來包括國會在內還將進行一系列的選舉，因此，目前日本對美國進行讓步的難度很大，不過，美日遲早會在今明兩年中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停戰。

WTO總部大樓 視覺中國圖

美國需停止阻撓WTO法官的任命

美歐之間既有統一立場和“表決心”，亦存在著嚴重分歧。在此次歐盟團隊帶到華盛頓的三條建議中，有關WTO爭端解決機制改革方面，目前還看不到雙方拿出破局方案的前景。

近日，同WTO關系密切的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發布了一份題為《重振WTO的多邊管理》的報告（下稱《報告》），報告回溯了爭端解決機制的緣由和目前沖突焦點所在。

《報告》指出，許多國家加入WTO的一個關鍵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和“激進的美國單邊主義”之間的沖突。自1995年以來，這些國家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美國一直借助WTO的法律框架來挑戰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此外，在WTO框架下，（貿易）小國也可以成功挑戰（貿易）大國的政策，這證明該機構的制度是有效的，但這這一成就並非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對此制度感到滿意。

《報告》指出，美國對上訴機構的職能就表現出了十分的不滿：在美國奧巴馬政府2016年的決定中，該政府就曾經反對重新任命上訴機構成員，而特朗普政府則延續並發展了這種做法，目前已經阻止了所有的新成員任命。

WTO爭端解決機制下設的上訴機構常設7位法官，因美方阻撓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目前上訴機構的正式法官僅剩4人。按照規定，上訴機構處理每個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即使有4~5名正式法官，在實際工作中也會因為合法性問題，難以處理案件。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上訴機構的一位法官斯旺森（Shree Baboo Chekitan Servansing）的任期即將在今年9月30日結束，如果斯旺森不能連任，從今年10月開始，上訴機構將僅剩下3位正式法官。屆時如果上訴大法官不夠用，那麽各方也就無法實現上訴。WTO最重要的仲裁體系也將陷入名存實亡的癱瘓狀態中。

馬姆斯特羅姆在此前也對此表達了強烈不滿，她表示，為使各方可以遵守WTO規則，必須確保WTO的有效性。

換言之，基於歐美日可以推動規則改革，若不存在執法能力，那麽規則又有何意義？

她指出，在此背景下，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解決上訴機構目前的危機，而美國需要中止其對法官任命的任意阻撓行為。

馬姆斯特羅姆還表示，歐盟也意識到上訴機構並不完善的現狀，並願對其工作進行改革。她認為，該上訴機構應當更加透明、更加可靠。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最近一次在7月20日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例會上，美國再次拒絕了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的建議。

一位日內瓦貿易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南非、歐盟等國家均在會議上對美方此舉表達了反對意見。洪都拉斯則拿出了一份有關爭端解決機制下上訴機構功能的建議，這其中重點討論了美方關心的法官任期合法性問題。

目前的麻煩也就出在上訴機構上。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工作流程，通常在爭端解決機制下建立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將在限期內於爭端解決機制的會議上通過“反向一致”原則提出裁決報告。隨後，如某一當事方向爭端解決機制正式通知表示將進行上訴，則進入上訴程序。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程大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造成上訴機構癱瘓是美方有意為之。

WTO具有三大功能，即談判功能、政策審議和爭端解決。目前，WTO的談判功能實際上是處於停滯狀態，多哈談判並沒有進展；政策審議就是撰寫報告，還在運行；而WTO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爭端解決機制。

程大為認為，若因美方通過阻撓人事任命的方式，造成了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質性癱瘓，此舉是很惡意的。一方面，這阻礙了中國使用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性，因為若上訴機構癱瘓，就算走到上訴這一步，也沒有法官進行審理；另一方面，這已經對世界貿易體系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改造WTO談判：開放式的諸邊主義未來

誠如程大為所說，目前WTO極其重要的功能之一——談判功能實際上也停滯了。

自經歷了西雅圖會議（1999年）的失敗後，美國感覺到在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組織中想要投票，其決策過程太困難。程大為表示，為此，美方開始選擇更多轉向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

在此方面，歐盟也有自己的看法：正如歐盟內部存在雙速歐洲一般，WTO成員在談判方面也不一定非要做到步伐一致。

馬姆斯特羅姆也指出，WTO需要適應世界變化。首先目前WTO談判的方式存有局限性，歐盟渴望改革。

“一次又一次，因為少數國家追求狹隘而自私的利益，（談判）進程受挫。”而由於WTO協商一致的規則，又無法對此現狀作出改變。”她指出，在歐盟看來，成員應自由地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從而在不同的時間完成談判並符合標準，且在去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之後就應用了這一方法，並在電子商務、國內服務規則和投資便利化方面得到了很大進展，“希望將這種方式能被納入世貿組織系統中”。

前述《報告》亦在此方面表示：“考慮到協商一致將繼續是WTO的工作原則，（那麽就）不應阻止WTO成員方的一些集團，通過開放的諸邊倡議在具體問題上尋求合作。”

《報告》認為，在諸邊倡議方面，各WTO成員方可以利用兩套機制來進行合作：關鍵群體協議 (CMA) 以及WTO第二章第3條下的諸邊協議(Plurilateral Agreements)。近年來通過CMA，WTO成員方成功地在信息技術協議 (ITA)和達成一項基本電信協議方面有所斬獲，且後者還是有關服務領域的。而CMA的一個主要特點是，WTO相關成員方可以就貿易規則進行談判，且該貿易規則只適用於簽署這些規則的國家，但其福利必須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包括那些不參與談判的WTO成員方。

不過，考慮到CMA這樣的特性，該談判方式也就限於那些不怎麽會出現“搭便車”現象的貿易領域。

諸邊協議則不同。《報告》指出，簡而言之，諸邊協議並不會將談判成功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為此是否要將諸邊協議納入WTO也需要WTO各成員方的共識，為此對於諸邊合作而言，在那些需要降低貿易成本的領域則更有空間。

無論如何，通過美歐對話，目前的WTO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崔凡表示，若積極應對，世紀性貿易戰有可能轉化為世紀性的貿易規則談判。

開放的諸邊主義的確是推動WTO的改革的較好方式，特別是關鍵群體協議如果能定得比較合適的情況下。崔凡表示，需要觀察的是，美歐是否會在其中放入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條款和較低的關鍵多數標準，為此我們也要有所考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7月26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美國、歐盟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和貿易夥伴。如果美歐能夠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貿易上的分歧，能夠順應全球化潮流，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這不僅符合他們雙方的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是好事。“當然，我們也希望美歐有關努力和舉措符合多邊貿易規則，比如非歧視原則等。”

責編：應民吾

外資買房都成國家安全威脅！美歐外資審查不斷加碼

“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仍將完全聚焦於國家安全問題。”這是在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正式生效後，美國財政部近日對CFIUS的授權給出的澄清。

醞釀了近兩年後，美國終於完成了十余年來針對CFIUS的首次現代化改革。美方認為，在對美外資投資性質和美國國家安全範疇均有顯著變化的今天，急需對CFIUS的執法範圍和程序進行一系列更新。

偉凱律師事務所（White&Case）在發給第一財經記者的最新報告中指出，FIRRMA法案擴大了須經CFIUS審查的交易範圍，四種新的受限交易類型包括特定房地產領域交易與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或敏感數據的特定“其他投資”；同時，FIRRMA延長了CFIUS審查流程的時間，也限制了預審流程的時間。

值得註意的是，在美國以“國家安全”受到新威脅為名升級其外資審查立法行為的帶動下，歐盟委員會（下稱“歐盟”）及德、法、意等核心歐盟成員國亦隨潮流而動。

歐盟層面除了有可能在2019年生效的審查法律之外，在其核心成員國中，以德國為例，它近期正擬加強立法，將審查外資的門檻降低至15%，且更加密切地審查在軍工、關鍵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潛在外資投資行為。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數位在歐洲進行投行以及法律業務工作的人士則均對此表示不解，其主要原因在於：第一，上述可替代產業仍可以在其他投資審查較少的國家獲得，比如以色列；第二，歐盟及其成員國加強立法，恐會造成交易審批時間延長，將給企業和各交易相關方帶來更多成本。

在美國以“國家安全”受到新威脅為名升級其外資審查立法行為的帶動下，歐盟委員會及德、法、意等核心歐盟成員國亦隨潮流而動。

授權CFIUS審查外國人在美投資房地產

美國國會為了協調眾議院和參議院版本的《國防授權法案》（NDAA）而成立了會議委員會，該會議委員會在2018年7月23日的一份會議報告中發布了NDAA的最終版本，該版本包括了FIRRMA。

需要註意的是，NDAA中還包含了最新版本的《2018年出口管制法案》（ECA），同時還引入了由美國商務部牽頭實施的新程序，以定義和保護“新興和基礎技術”。

偉凱律師事務所在其最新報告中指出，該新程序被設計為解決技術轉讓問題的替代辦法：FIRRMA最初版本包含了部分條款以擴大CFIUS審查涉及技術轉讓交易的範圍，這些條款最終被上述ECA中的規定所替代。

而在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中旬正式簽署NDAA後，FIRRMA和ECA已經成為了正式法律。當然，美國財政部也已經做出聲明，其中有些條款需要在頒布滿18個月之日才會正式實施。

目前，CFIUS只能審查可導致外國人控制美國公司的兼並、收購或並購。鑒於其他類型的跨境交易也可能帶來國家安全風險，且交易各方越來越多地利用其他交易類型來規避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FIRRMA擴大了前述四種新的“適用審查的交易”。

在房地產領域的交易方面，上述報告指出，近年來，CFIUS對一些交易表現出了擔憂：該類型交易中的美國企業所擁有的設施或資產，非常靠近敏感的政府設施。

然而，CFIUS目前的審查權並不允許其審查某些房地產交易，比如，短期租賃交易或不涉及“美國商業活動”的交易，即使該等交易存在上述風險。為應對這一問題，FIRRMA擴大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權，使其能夠審查房地產交易，同時也設定了一些限制，使該審查權僅針對可能存在國家安全問題的交易。

具體而言，FIRRMA授權CFIUS審查外國人在美國購買或租賃私人或公共不動產或獲得與不動產相關的權益，如果該不動產位於美國的航空港或海運港內，或涉及對航空港或海運港的運營；或接近美國軍事場所或涉及國家安全的政府的其他敏感場所或不動產（外國人能夠對在該等設施、場所或不動產內進行的活動搜集情報，或在該等設施、場所或不動產內進行的國家安全活動存在遭遇外國監視的風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CFIUS須進一步界定“外國人”一詞，並制定標準，將適用審查的不動產交易限定為“特定類別的外國人的投資”。該等標準“應考慮到外國人與其國家或政府的聯系，以及該聯系是否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在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或敏感數據的某些“其他投資”方面，上述報告指出，近年來，CFIUS也對某些少數股權投資表達了擔憂，雖然該等投資未使外國投資者得以“控制”美國企業（因而不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目前的審查），但是，該等投資仍可能引起國家安全問題，因為外國投資者可能影響或接觸美國企業的敏感設施、系統、信息或技術。

與涉及不動產的條款一樣，FIRRMA擴大了CFIUS審查該類敏感交易的權限，同時也要求CFIUS將其管轄範圍縮小至僅針對最有可能產生國家安全問題的交易。

具體而言，FIRRMA授權CFIUS審查外國人對任何獨立的美國企業的任何“其他投資”，如果該等美國企業擁有、經營、制造、供應或服務“關鍵基礎設施”；生產、設計、測試、制造、構建或開發一項或多項“關鍵技術”；或持有或收集美國公民的敏感個人資料，該等資料可能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方式被利用。

FIRRMA還規定，受限於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隨後頒布的行政法規，“關鍵基礎設施”是指“對美國至關重要的系統和資產，無論是有形的或是虛擬的，如果使該等系統或資產喪失功能或破壞該等系統或資產將會削弱國家安全”。

其中，“關鍵技術”將包括根據ECA項下新的出口管制程序確定的新興和基礎技術。

同時，與不動產交易一樣，FIRRMA以幾種方式限制了該項新權限的範圍,其中，FIRRMA將“其他投資”定義為沒有獲得控制權的投資，但排除了被動性投資。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條也是此前基金類遊說團體集中抗議的內容。

不僅如此，FIRRMA還對涉及投資基金的問題做了具體規定，這些規定可能將大量私募基金的投資排除在CFIUS的審查權外。

比如，FIRRMA規定，如果某一基金由美國普通合夥人、管理成員或具有同等職權的人士或機構獨家管理；其咨詢委員會或委員會沒有能力控制該基金的投資決定，也沒有能力控制由普通合夥人、管理成員或獲得該基金投資的具有同等職權的相關實體作出的決定；外國人未通過其他方式控制該基金；且外國人無法通過參加咨詢委員會或委員會而獲得重大非公開技術信息，則“其他投資”不包括此類外國人通過投資基金進行的間接投資——不論該外國人是否為基金咨詢委員會或基金委員會的成員。

與此同時，此次FIRRMA還延長了CFIUS的期限，將其首輪審查的期限從30個工作日延長到45個工作日。上述報告指出，這為美國相關機構提供了額外的時間，為每筆交易制備《國家安全威脅評估》（下稱《評估》），《評估》目前應於第20天完成，但根據FIRRMA，將於第30天完成。

對於美國外資國家安全審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跨國投資方興未艾。中美企業在深化投資合作方面有強烈的意願、巨大的潛力。兩國政府應順應企業呼聲，提供良好的環境和穩定的預期。美方應客觀、公正對待中國投資者，避免國家安全審查成為中美企業開展投資合作的障礙。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CFIUS在2001至2016年的年度報告，自2007年以來，中企收購美企的被審查案例和失敗案例均逐年遞增，而中企被審查交易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1.56%上升至2013年的21.6%。2012年和2013年，中資受審查案件急劇增加，位列各國之首。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政府在外資審查方面的縮進也不能堵住中國企業以及在科技方面的進一步探索，比如在某些關鍵技術方面，以色列等國也都擁有技術，並願意同中國進行合作。

圖片來源：普華永道報告

德國領頭收緊外資審查

兩年來，與CFIUS改革同期進行的，是歐盟內部對於加強對外資審查的討論，以及其隨後的實際行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德國精品投行律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歐盟有一些人想搞一個歐洲版CFIUS，不過可能性不大，因為歐盟是一個政府間機構，歐盟成員國並不願意將外資審查權讓渡給歐盟，如果想讓渡早就讓渡了。

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推動之下，自2017年起，歐盟就在醞釀對進入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查框架（下稱“框架”），現在該框架草案已經進入了立法程序，並有望在2019年正式生效，其重要內容包括，非歐盟類企業未來在歐盟投資能源和電信等重要基礎建設領域，以及人工智能、機器人、半導體、網絡安全等關鍵技術領域時，恐怕會面臨更多的監管程序。

不過，目前歐盟層面立法最大的意義，在於同歐盟國家展開在外資投資方面的信息交流，並希望其決策對成員國產生一定的參考影響。上述投行律師表示，真正要關註的還是成員國內部的外資審查立法程序。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在28個歐盟成員國中，目前有對外資審查法律的有12個，分別是奧地利、丹麥、德國、芬蘭、法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意大利、波蘭、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國，而近年來，德、法等國都在醞釀加強對外資審查立法。

其中，德國最為迅速，也恐對中國的影響最大。根據安永的一項數據研究，2017年中期，中資在歐洲投資額為576億美元，其中對德投資占到了最大份額，為137億美元，且投資率在2018年上半年仍有所增長：德國公司是中國買家的主要選擇。

不過，榮鼎集團跨境投資部總監韓阿曼（Hanemann）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則坦言，在中資收購了戴姆勒約10%股份這一事件後，德國國內的輿論風向就有些變化，畢竟這是德國企業中“皇冠上的明珠”。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自中企成功收購庫卡到最近收購德國萊菲爾德金屬旋壓機制造公司（Leitfeld Metal Spinning）失敗的八個階段性案例後，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國政府是如何在輿論以及各種遊說群體的壓力之下，在三年內不斷收緊對外資投資的審查限制，且其針對方向也相當明顯。

在2016年的庫卡收購案中，雖然存在著德國政府沒有充分保護德國核心企業的質疑之聲，但是，德國政府並未對庫卡收購案進行幹預。

在隨後的中企收購愛思強(Aixtron)案件中，德國政府並沒有做出最後決定，僅表示出在新的信息的基礎上，此案必須進行深入審查，不過，德國經濟部也以該收購案涉及“安全問題”為由收回了此前的收購許可。

最終，該交易由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總統令阻止了中資對愛思強的收購，其原因是美國表示，此收購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原因在於愛思強的科技同時也應用在美國軍方設備上，存在國防安全隱患。

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也表示，希望美方停止對中國企業的捕風捉影，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公平環境和便利條件。

2017年，在中企收購歐司朗(Osram)的成功案例中，德國政府開始進入了深入審查階段：最初德國政府拒絕簽發相關準許證明，在深入研究了約三月後，政府才為並購開了綠燈。

同年，在中企收購位於薩克森的航空航天（材料）供應商科特薩（Cotesa）期間，德國政府的深入審查時間加長了：在7個月之後，該並購才得以完成。

在中企收購英國企業德國子公司賽普樂(Sepura)期間，德方開始同中方企業進行談判，由於賽普樂為德國政府提供數字通信，德國方面對此相當敏感，在對收購進行幹預後，中方成功完成收購。

在戴姆勒收購案後，德國爆發了關於收購低於25%門檻的全面大討論：由於中企在2018年收購了戴姆勒約10%的股份，德國政府開始探討在收購低於25%股權的情況下，政府如何能有發言權。

其原因在於，根據德國《對外經濟法》規定，外國投資者在德國投資享受與本國企業一致的國民待遇，依法承擔同樣的義務。外國企業對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收購在達到25%或甚至更高時，審查才會發生。

然而最終在近期的兩個案件上，德國政府幹脆放棄了上述原則，開始主動幹預和阻止中資投資。

譬如，在7月27日，德國政府指示德國國有開發銀行——德國複興信貸銀行（KfW）收購德國高壓電網運營商50Hertz 20%的股權，以阻止中資企業的收購。德國政府辯稱，KfW的收購是出於保護德國重要能源基礎設施的安全的需要。

8月1日，德國政府則以“安全策略考量”叫停了中資企業通過旗下的法國公司間接收購德國萊菲爾德金屬旋壓機制造公司（Leitfeld Metal Spinning）的案件，在德國律師界看來，此次阻止措施是史無前例的。

前述德國精品投行律師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德國政府實際上發出了一項預防性的命令，並聲稱這一收購對德國公共秩序或安全構成威脅，從而禁止具體的收購，這是沒有先例可循的。

德國中國商會也在聲明中指出，德國政府在此次中方收購比例不超過20%的情況下，強行進行幹預的做法不僅違背了基本的“國民待遇”原則，也幹擾了市場的公平交易。這更是對中國投資者的歧視性做法。

隨後在8月7日，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表示，目前德國正擬法案將審查門檻降低至15%，並且更加密切地審查在軍工行業、關鍵基礎設施領域和與安全相關的民用技術方面的收購行為，且該法案有可能在2018~2019年初生效。

德國中國商會並指出，在中國逐漸開放能源市場的同時，德國反其道而行之，以“安全策略考量”為由，針對中國投資者設置額外的投資壁壘。這與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實施針對鋼鋁的特別關稅的做法如出一轍，不禁使人對德國政府的政策走向產生擔心。

精品投資銀行離子太平洋（Ion Pacific）董事總經理兼歐洲、中東及非洲主管霍伊（Claire Hoey）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德國可能在這方面是個輸家，一方面德國存在這種持續的抵抗情緒；另一方面在北歐國家，則有非常吸引人的科技企業，此外以色列也具有能成為大贏家的潛力，他們在未來有極大的機會同中國投資者進行合作。

（實習記者林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編：楊小剛

特朗普又對歐盟汽車稅“開火“，美歐“停戰”協議要作廢？

在汽車稅問題上，美國特朗普政府內部再次發出自相矛盾的信號。

當地時間21日，在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表態將推遲針對汽車稅的“232調查”報告之後幾個小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一場公開集會上親口表示，“要對從歐盟進口到美國的每輛汽車征收25%的關稅。”

第一財經記者求證獲知，8月20日，歐盟委員會還剛剛派出兩位高級官員赴華盛頓談判，其中一位還是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的高級智囊--首席貿易顧問德爾沃（Léon Delvaux），不過由於尚不具備正式談判條件，歐美之間的部長級接觸恐怕要推遲到9月份。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表態不僅同美歐在7月25日達成的共同聲明中的核心內容南轅北轍，且同近一個月來美國多位政府官員對外放風方向相左：譬如羅斯就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坦承，目前與歐盟以及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啟談判正是導致報告延期的原因之一。

曾參加針對汽車和零部件產業“232”調查聽證會的資深法律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在汽車稅問題上，不可預期的，始終是特朗普的行為：在此前的同類型談判中，可以看到特朗普決策上的反複。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過他得知的實例可以知曉，在涉及國際間談判的問題上，最終一切都要特朗普說了算，羅斯等級別官員的權限十分有限。

美歐停戰協議就此作廢？

在西弗吉尼亞州的競選集會上，特朗普重提了此前他對歐盟的威脅，即要對從歐盟進口的車輛征稅25%。

特朗普並向集會上的選民們透露了他同容克的對話。特朗普說，他告訴容克“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車這件事兒”。

“我們將對來自歐盟的每輛汽車征收25%的稅，”特朗普說他就這樣告訴容克，隨後特朗普就犯了一系列數學錯誤，包括將美國同歐盟之間2017年的貿易逆差說為1510億美元，但實際上是1010億美元；隨後特朗普宣稱如果征收該汽車稅，將令美國對歐盟的貿易逆差翻轉為151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美國與歐盟的貿易不僅僅包括汽車，且原產國實際上並不會支付關稅——支付關稅的是進口商。

此外實際上美國進口的完全是歐洲制造的汽車相對較少，只占美國汽車銷量的7%左右，而包括寶馬、戴姆勒等歐洲汽車廠商在美國都有生產基地。

特朗普的此次發言令人感到非常困惑。

首先，延遲征收汽車稅被視為特朗普政府收縮在全球貿易戰中四面樹敵的重要策略，即以延遲征收汽車稅籠絡歐盟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

除羅斯對此進行證實之外，特朗普在美國參議院的“親密戰友”，美國參議員格林漢姆（Lindsey Graham）也在近日接受采訪時表示，特朗普的博弈思路是在今年9月完成NAFTA重啟談判，並同歐盟達成相關協議，將歐盟看做長期戰友，隨後統一戰線，一致對外。

目前，特朗普政府同墨西哥政府在NAFTA談判方面出現積極進展，不過已經有加拿大官員出面否認稱“並沒有收到‘短期內即將就NAFTA達成協議’的通知”。

其次，美歐在7月25日的共同聲明中曾明確在征稅問題上有詳細說明。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法律界和業界人士均用“停戰協議”一詞來描述美歐所達成的聲明。

實際上，容克在該協議中得到了美方的承諾，即在美歐談判開始後，除非一方叫停談判，則雙方均將暫停對等互征關稅，容克暫時解除了汽車稅對歐洲的威脅。而此次特朗普的發言則顯示了在此方面的出爾反爾。

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如果真要對美國的高額貿易順差問題下手，特朗普的確非要對汽車征稅不可，此前的鋼鋁關稅總額過小，是沒有什麽實際意義的，而且通過特朗普的多次表態可以看出，他對於美國滿大街跑高檔德國汽車非常介意。

歐盟的數據顯示，從受影響的貿易量上來看，歐盟受鋼鋁關稅影響的鋼鋁產品為64億歐元，而歐盟對美出口汽車和汽車零件出口到美國的價值每年則超過500億歐元。

雙方談判並不順暢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此次德爾沃的華府之行並無太多成果，雙方的分歧主要在達成協議的時間框架問題上。

美方此前認為，美歐可以在7月25日之後的120天之內達成一個美歐自由貿易框架協議，但此次歐盟的談判官員們拒絕這種看法，認為人為對談判設定時間限制，不利於最終的談判結果。

而特朗普政府希望盡快在中期選舉之前達成貿易協議的原因在於特朗普和共和黨對於選情的憂慮：特朗普目前公開表示，他要回到競選模式，每周要多花時間在各州參加集會。

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歐盟方面目前存在多重問題，第一，歐盟委員會缺乏授權，開啟任何談判都需要28個歐盟國家的談判授權，“容克拍不了板”；其次，歐盟內部對容克的協議多有微詞，認為容克代表了德國利益向美國妥協，卻忽視了其他國家譬如法國等國的利益。

確然，由於法國基本不存在汽車出口，且擔憂歐盟在同美國的談判中會在農業市場領域出現讓步，所以對一個美歐自由貿易協定持深度的懷疑態度。

歐盟此前已經表明態度，指出若美國開征汽車稅，歐盟必將報複。歐盟並在一份報告中指出，2017年美國進口的汽車和零部件總額在3300億美元左右，而全球反擊的總規模則可能在2940億美元左右，這相當於美國2017年對外出口總額的19%，而各國反擊的領域則將“橫跨美國經濟”。

與此同時，歐盟企業在美制造的汽車占美國汽車產量的1/4（2017年歐洲汽車廠商在美制造了290萬輛汽車），且上述企業在南卡羅來納州、亞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納西州等地都擁有工廠。歐盟曾在一份評估報告中指出，上述州均為共和黨鐵桿州，且60%的這些汽車都是用於出口的。

責編：吳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