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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六中全會，人民日報社論披露關鍵信息

六中全會現場

明日（2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將刊發社論《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全文如下：

丙申金秋，碩果累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勝利閉幕。這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歷史節點，在全面深化改革、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充分肯定了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高度評價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的成就。全會全面分析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系統總結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就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和歷史擔當，體現了全黨的共同心聲，對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力量，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更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全面從嚴治黨，是這次全會的鮮明主題。作為一個有8800多萬名黨員的大黨，作為一個在有著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的黨，黨的建設關系重大、牽動全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先後召開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了部署，這次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這是黨中央著眼於“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的整體設計，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的漸次展開、深度推進。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課題，也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黨內監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證，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各種監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黨中央決定這次全會制定準則、修訂條例，正是著眼於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的一個重大安排。兩個文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繼承和創新的有機統一，既深入總結了我們黨在加強自身建設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繼承了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制度規定、發揚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又全面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生動實踐，對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進行了集納，並深入分析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直面當前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存在的突出問題，聚焦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要凝聚全黨、團結人民、戰勝挑戰、破浪前進，保證我們黨始終成為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力量，黨中央、全黨必須有一個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局面，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繼往開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偉大鬥爭實踐中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次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迫切需要。這對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機遇、戰勝挑戰，對全黨團結一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對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歷史使命越光榮，前進道路越寬廣，就越需要我們黨謀劃全局、引領方向。全會決定，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黨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信心，奮發進取，進一步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特別是要切實做好思想理論準備工作、組織準備工作、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意識形態工作，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召開。

夢想照亮前方，奮進正當其時。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深入貫徹本次全會精神，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更加紮實地把黨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社論】警惕惡性減持危及A股生態

今年以來，隨著減持禁令解除，A股就接連上演減持大戲，規模遠超往年，“圈錢”市場本性再次顯露。

統計顯示，A股年內減持市值已達900多億元，僅9月單月即減持192.71億元，這其中，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為減持主力軍。與減持套現相伴隨的是業績重挫，以備受關註的永大集團為例，公司上市後利潤連續下滑，減持前則制造概念，並以“高送轉”推升股價，最後套現近70億後留下一地雞毛，2016年上半年凈利潤同比下降85.77%。

從現行證券相關法規來看，這些惡意減持套現行為並未有明顯違規之處，被說成“不合理但合法”。然而，其對中國資本市場生態的破壞，卻是共識。

通常而言，一家公司通過上市籌集資金，從而獲得更好的發展平臺，其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本該珍惜機會、潛心經營，以業績回報股東和回饋社會。而在A股市場，卻有不少公司謀求上市主要為了原始股東“套現”，一旦原始股份鎖定期滿後，即絞盡腦汁盡快將自己手中的股份以高價變現，甚至不惜制造概念、濫用“高送轉”等手法先推升股價。套現之後，對於上市公司發展已不再用心，業績下滑也就成為常態，不少甚至淪為“ST”股，然後再通過“賣殼”榨取最後的利益。這一系列行為，不但背離了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助推實體經濟的初衷，也讓A股因淪為“圈錢”市場而飽受詬病。

更有甚者，在這些上市公司大股東惡意減持套現過程中，有諸如公募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與大股東聯合做局，合謀推高股價使得大股東能夠高位套現，然後分成。此類伎倆之所以能夠得手，主要是由於A股大多數投資者為散戶，高價接盤減持套現者也幾乎都是散戶。

根據中登公司數據，截至今年9月，A股市場投資者為11365.54萬，其中自然人11334.04萬，非自然人31.50萬;另從6月末投資者市值的分布情況看，持股市值在50萬元以下的投資者占比高達93.88%。而在股票的日常交易中，則有80%由個人投資者完成。

實際上，監管層也一直在改變以散戶為主方面發力，近日被敲定的養老金入市即是其例。從養老金入市的主要目的來看，養老金作為機構投資者，將成為A股重要的長線投資者和價值投資者，為A股市場穩定發展提供力量支撐。

然而，要改變A股以散戶為主的狀況，以及讓價值投資深入人心，非一朝一夕。因此，加強制度建設，在制度設計上堵住惡性減持這個頑疾，可以說是不二法門。

首先，現行制度對於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的約束稍顯寬松，只有鎖定期和不久前增加的提前披露。因此，有必要擡高減持股份門檻，如將公司大股東、高管們減持股份與公司的經營業績、每年分紅額、公司成長發展狀況、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等指標掛鉤。

其次，可對原始股份設定特定減持對象。如限售股解禁後，股份持有人只能通過證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平臺向機構投資者轉讓股份，且這部分股份不能以任何方式進入A股集中競價交易，即散戶不能參與買賣這部分股份。把限售股解禁後通過大宗交易平臺限制於機構投資者之間交易，隔離了散戶遭遇惡意減持套現的風險。同時，由於限售股解禁後僅限於機構投資者之間交易，機構投資者謹慎的投資態度將提高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提高經營業績的動力。

總之，A股市場建設，除了培育機構投資者和倡導價值投資之類的長期工程外，對於市場上出現的各類亂象，監管層應適時完善制度設計予以封堵。

【社論】農村土地改革：老有所養比承包權重要

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水平進展到相當程度，農村作為中國經濟下一個動力源，近年來頗受關註。而且，農村計劃經濟體制遺留較多，市場經濟大潮之下，改革勢必要觸及。

針對農村體制談及最多的土地問題，近日決策層印發了《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下稱《意見》)，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此舉被視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

“三權分置”內涵在於，將原本捆綁於一體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從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的兩權體系過渡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的三權體系。其中最大突破是放活土地經營權，在保護農民相應權益的同時，盤活土地資源要素市場。

實際上，在《意見》印發之前，不少農村地區已出現“三權分置”類似運作模式。不過這種模式同樣面臨難題，諸如中央每年對“三農”投入大量補貼，這些補貼是分配給享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而非享有土地經營權的真正種地者，這不符合補貼政策的本意——補貼出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此外，“新型地主”將出現，按照制度設計，將土地經營權轉讓出去的農民，部分盡管已經落戶到城鎮，但仍然享有承包權，而流轉土地的農戶需定期支付地租或其他利益給這些“地主”。

換言之，“三權分置”雖為土地經營者提供了保障，但因遺留問題不少，且未能達到“誰種地誰擁有土地”的改革初衷。因此可以斷言，如果停留在現行土地制度框架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將永無窮期。

回顧歷史，當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上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的產物，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包幹到戶乃80年代初所確立。這些政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作用，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勞動熱情，令農村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歷經數十年滄桑巨變，特別是隨著城市化進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進一步統籌協調，當前農村土地制度與框架存在的前提已發生根本變化。

以其中影響最大的城鎮化建設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6.10%，而1980年初不到20%，此外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常住”。農村人口城鎮化以及湧入城市“謀生”，改變了農民對於土地的依存關系，且由於糧食收購價格遠遠滯後於物價和勞動力價格漲幅，土地為農民帶來的收入貢獻越來越少，很多甚至不再將土地作為創收途徑。

土地已不是絕大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意味著農民的就業、養老不能再依靠土地。而現行制度框架下，農村勞動力沒有工作不計入失業統計，養老也只有每月數十元的補貼，這對曾經同樣為中國經濟騰飛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農民而言，很不公平，同時也成為了農村土地改革的主要阻力。

而且，在農耕文明時代已經遠去的今日，令農民依附於土地之上，或者認為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收入和養老的保障，都不再與現行經濟發展形態相符。換言之，土地對人的束縛關系早已被掙脫，農民對於土地的依存如今也已瓦解。

一言以蔽之，欲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把農村打造成經濟動力源，打破現行土地制度框架在所難免。當然，在改革土地制度時，要充分保障農民利益，防止對農民造成二次傷害，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讓農民老有所養。

【社論】個稅改革應早日孚眾望

個稅制度關乎民眾切身利益，自今年“兩會”期間決策層提出個稅改革方案已提交國務院，每逢相關信息傳出，無一例外成為關註焦點。

11月22日，新華社旗下媒體報道，個稅改革正在提速推進，方案有望在明年上半年出爐。將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為大方向，改革最受關註也是最核心內容之一的專項抵扣已經漸近破題，再教育支出或成為抵扣首選，首套房貸款利息也有望納入選項。

個稅改革之所以廣受關註而又如此迫切，很大程度上因為改革已成為國家和各收入階層民眾的共識。換言之，推進個稅體制，對國家和社會任何一個階層而言，都是“帕累托改進”。

首先，最為期待個稅改革破冰的無疑是中等收入階層。回顧上一次個稅調整，要追溯到2011年，時隔五年，物價上漲，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水平提高，而單一且偏低的起征點讓個稅變異為“工薪階層所得稅”，不但違背了調節收入的設定初衷，還增加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支出負擔。

其次，高收入者對於目前的個稅制度也頗有微詞。以目前個稅制度計算，年薪百萬者每年需要繳納30萬左右的個稅，中國的個稅稅率相較於發達國家而言雖然不高，但只減去3500元免征額，屬於“一刀切”，有別於發達國家可稅前抵扣教育、住房、養老等項目支出的綜合稅制。因此，高收入者普遍期待更多的稅前必要開支抵扣。此外，目前以公司代扣代繳的個稅征管模式，會遺漏部分高收入者，這種方式無疑有失公平。

更為重要的是，改革對於國家而言也是利大於弊。一方面，個稅在稅收總收入中占比較小，國稅總局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個稅總額為8616億元，占稅收的比重為6.3%，減少征收對財政收入影響並不顯著。且在深化財稅制度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過程中，相比其他稅制改革，個稅改革可以說是風險最小、獲益最大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通過個稅改革，以降低中等收入階層稅負，還能起到提振國內消費作用，契合決策層前期提出的擴大國內消費支撐經濟轉型戰略。且隨著近年來教育、住房、醫療在居民支出中占比日漸提高，適時增加如教育、養老、房貸利息等專項扣除項目，可以說是民生福祉。

當前個稅制度存在弊端已成為各界共識，改革可謂勢在必行，而下一個關鍵點無疑是如何改。首先，相比於目前“一刀切”式，主要針對工薪收入征收的稅制，綜合稅制明顯較為合理。以美國為例，主要以家庭全年收入計算稅率，每個納稅人都有唯一的社會保險號碼，納稅人各項收入信息匯集其中，政府在要求納稅人如實申報納稅的同時，建立了嚴密高效的信息稽核系統，實現了對納稅人誠信納稅的監控，對故意逃稅的人將給予嚴厲處罰。

同時，對於綜合稅制下的抵扣項目，首套房貸利息、教育、撫養子女以及贍養老人費用，需先行列入。首套房對個人而言是必需品，房貸支出往往占據個人甚至家庭收入重要部分，從而抑制了消費;教育不僅有利於個人未來發展，且對於提高民眾素質至關重要;而撫養子女和贍養老人，既屬於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亦為人類社會發展所必需，意義非凡。

總之，個稅改革不僅是稅制改革的重要一環，還與民眾生活狀況和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兩會”結束至今已過去8個多月，個稅改革的社會期待越來越高，期待新的個稅制度早日推出執行，以孚眾望。

人民日報社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入分析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認真總結今年經濟工作，全面部署明年經濟工作。明年將召開黨的十九大，也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這次會議對於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逐步形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今年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主動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引導形成良好的社會預期，堅定推進各項改革，妥善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質量效益提升，經濟結構繼續優化，改革開放取得新突破，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成績來之不易。

在肯定良好開局的同時，也要認清風險挑戰。面對錯綜複雜形勢和艱巨繁重任務，我們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這是我們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貫徹好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

穩中求進，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經濟社會發展穩，宏觀政策必須要穩，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預期穩，市場才能穩，大局才能穩，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擴大開放，加強產權保護，維護法治環境，增強企業信心。要加強同市場的溝通，增強政策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同時，要深入細致做好社會托底工作。

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不是不敢作為，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今年，我們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後頭，明年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去除沒有需求的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同時，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決管住貨幣總量，摸清風險隱患，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明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要進一步把思想、行動、工作重點統一到黨中央要求上來，增強定力、鞏固成果、乘勢而上。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去庫存要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降成本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補短板要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實現農業向提質增效、可持續發展轉變。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必須蹄疾步穩地推進關鍵性改革，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有重點地推動對外開放。

明年經濟工作的大政方針已定，任務艱巨，責任重大，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信心、知難而進，盡心盡力把經濟工作做好，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社論】“騙子交易所”不應屬地監管

從現貨黃金、白銀，到現貨原油、瀝青，再到郵幣卡，各類“類期貨”、“類證券”交易平臺近年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利用各種手法進行金融詐騙，雖監管層一再整頓，仍禁而不絕，甚至愈演愈烈。

以整治市場亂象知名的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近日也對此發難。1月9日，劉士余主持召開了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部際聯席會議，對下一階段開展交易場所清理整頓“回頭看”活動做出動員和部署。不過涉及到監管舉措，仍未突破2011年國務院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38號文所規定的屬地監管原則。

所謂屬地監管，即38號文所明確的各省級政府是省內交易平臺監管主體，平臺只要經過省級政府批準，即可運作。然而時隔五年多，監管效果仍未顯現，截至2016年底，國內大宗商品電子類交易市場共計1231家，同比增加兩成。其中不以實物交割為目的、僅僅炒作虛擬標的，甚至操縱價格致投資者虧損的市場亂象日益猖獗，上當受騙者眾，涉及金額巨大。

即便監管層頻頻發文整頓也於事無補。如在現貨黃金禁令下，地方現貨交易平臺隨即轉向白銀，近年又以金融創新和支持實體經濟為幌子，上線原油、瀝青、重油等品種。此時，亂象引發對屬地監管的質疑之聲越來越大，其弊端也日益明顯。

一方面，地方政府與交易平臺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由於“類期貨”、“類證券”交易平臺容易牟取利潤，往往是地方納稅大戶，加上各種利益關系，地方政府往往由交易平臺的監管者變為庇護者。如天津貴金屬交易所，早在2011年即納稅1.6億元，38號文發布後，天津市政府同意其正常運營，在隨後的現貨黃金、白銀、原油等現貨投資騙局中，天津貴金屬交易所從未缺席，數年來涉及多起訴訟，但卻躲過了一輪又一輪整頓。

而且，在針對交易平臺的訴訟案件中，也表現出明顯的轄區特點，案件如果在平臺的所在地審理，以平臺勝訴居多;如果異地審理，則以投資者勝訴居多。以江蘇一度最大的貴金屬和原油現貨平臺大圓銀泰商品合約交易市場為例，2015年以來其與會員單位共涉及41起與投資者間的民事訴訟，審理地點在南京市的25起，有21起投資人訴訟請求被駁回，而在異地審理的所有同類案件中，投資者都同意協調並主動撤訴。

另一方面，屬地監管已不符合交易平臺業務全國化的現實情況。目前情況是，交易平臺在杭州、上海、深圳、廣州等地有諸多會員單位(代理商)，這些會員單位通過互聯網等模式向全國招攬客戶，因此每次由現貨投資、郵幣卡交易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受害者來自全國各地。而全國性的交易所，審批和管轄權在國務院層面，並不是地方政府。

與此同時，針對此類金融騙局的立法一直滯後。雖然日前浙江省高院以詐騙罪終審判處南京一家現貨交易平臺總經理無期徒刑，被業內認為具有標桿意義，但在至今為止的眾多訴訟中，判罰不一，投資者敗訴的也不在少數，且在全國1000多家現貨交易平臺中，被公安機關偵查的寥寥無幾。

因此，對於此類金融騙局，需加強法制建設，加大違法懲處力度，如將通過金融騙局牟利的行為認定為詐騙，對涉案人員、“老賴”加強懲治，必能達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一言以蔽之，禁而不絕的金融騙局，社會影響與風險隱患日增，監管者應改變思路，找準久治不愈的癥結，建立監管長效機制。而改變屬地監管，將監管主體改到國務院層面，並加強相關法制建設，無疑是對癥下藥。

社論：短視頻新平臺不是法外之地

近年來，短視頻與直播平臺很火爆，但也充滿良莠不齊。一些平臺不斷被曝出低俗、色情、造假等亂象，甚至在平臺內還隱藏有混亂的少年兒童交往圈，傳播涉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這不僅毫無底線，還觸碰了法律的底線。

日前，國家網信辦依法約談了“快手”和今日頭條旗下“火山小視頻”相關負責人，提出嚴肅批評，責令全面進行整改。

一些平臺快速做出反應，比如“快手”方面在清明假期期間宣布緊急擴充審核員隊伍，並已清理5.1萬條問題短視頻，封禁用戶1.1萬余個。

但我們認為，這還遠遠不夠。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從業者和互聯網平臺，其實是公共媒體的一部分，不但要維護國家利益、國家安全，還要維護“公序良俗”的基本準則。這是從事民事活動的基礎。誰違犯了這一準則，誰就應該付出更大的代價。

國家網信辦的態度十分明確：“快手”“火山小視頻”未能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出於博取眼球、獲取流量目的，疏於賬號管理，任由未成年人主播發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會道德底線、違背社會主流價值觀，汙染網絡空間，嚴重影響青少年健康成長。

國家網信辦相關負責人指出，各地直播短視頻平臺應引以為戒、舉一反三，主動加強自查自糾，及時處置違法違規及低俗不良信息。

今年3月以來，國家網信辦已依法關停“夜車直播”“月光秀場”等70款涉黃涉賭直播類應用程序。相關平臺累計封禁涉未成年人主播賬號近5000個，刪除相關短視頻約30萬條。下一步，國家網信辦將繼續會同有關部門加大對網絡直播和短視頻的監督管理，凈化網絡環境，為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短視頻即短片視頻，是一種互聯網內容傳播方式，一般是在互聯網新媒體上傳播的時長在5分鐘以內的視頻傳播內容；隨著移動終端普及和網絡的提速，短平快的大流量傳播內容逐漸獲得各大平臺、粉絲和資本的青睞。

事實上，去年短視頻的火爆讓整個內容產業出現了偏離的跡象，內容平臺流量的偏離、內容工作者的偏離似乎都在下意識地迎合這場內容產業高峰，但對於一味追求流量的很多平臺來說，往往只重視資本對流量的追求，忽略了對內容的監管，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跡象。

“快手”出手的初衷無疑是好的：“快手”最初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讓每一個人都有能力記錄自己、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把自己呈現給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讓世界發現自己，消減一點點的孤獨感、提升一點點的幸福感。但其在缺少充分審核的情況下，任由少女懷孕等不良內容通過這個平臺直播，帶來的社會負面效應遠遠比其正面效應大。

其背後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就是互聯網時代的“流量為王”。如果一切“向錢看”，逐利者為了吸流量自然什麽都敢做出來，這必然會催生各種嘩眾取寵的內容，而真正的文化卻因為過度娛樂化、庸俗化、碎片化而逐漸失去生命力。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作為新興事物，互聯網更應該遵守法律。國家“網絡安全法”第13條明確規定，“國家支持研究開發有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網絡產品和服務，依法懲治利用網絡從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動，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網絡環境。”

但這一條在“網絡安全法”中並沒有看到切實的處罰規定。不良信息的傳播對“公序良俗”帶來的潛在危害，甚至比我們看到的互聯網帶來不良信息的現實危害更大。基於這一點，對“快手”、“火山小視頻”等決不可以“一談了之”。當然，這還需要繼續加強立法建設。這需要互聯網從業者的自律，更需要執法部門的“嚴律”。

顯然現在不是“一談了之”的事了。針對社會輿論強烈關註的某些網站播出有違社會道德節目等問題，國家相關部門已經會同屬地管理部門嚴肅約談了網站主要負責人，並責令整改。這包含其內容的下架及廣告平臺這個賴以生存的基礎的下架。

社論：有沒有貿易戰，中國創新都在崛起

中美貿易爭端近來備受關註，隨著一輪輪升級，中方的態度已從呼籲、告誡轉為堅決回擊。

關於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有觀點認為是兩種經濟發展模式，這是想把經濟問題向政治方面引導，以混淆視聽。實際上，近年中國方面多次在國際場合倡導自由貿易，並一再強調會持續擴大開放；反觀美國，自特朗普上任後，把“美國優先”奉為圭臬，不惜損害全球經濟複蘇勢頭、破壞世界貿易體系。換言之，中美貿易戰本質上是多邊貿易與單邊貿易之爭。

3月中旬，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涉及中國商品約30億美元；23日，中國商務部發布針對美國進口水果、葡萄酒等128個稅項產品加征關稅，涉及金額30億美元。4月4日，特朗普政府根據所謂的301調查，公布對華加征關稅產品建議清單，涉及中國約500億美元出口；數小時後，中方亦宣布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對等采取加征關稅措施，涉及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約500億美元。

可見，美國方面的一再挑釁，讓中國堅定了反擊的決心。4日的回擊不僅有備而來，且反應快速、指向精準。以美國大豆為例，2017年出口中國占總出口六成以上，將嚴重影響美國南部農業州，而這正是特朗普所屬共和黨的傳統票倉。

中方的態度從外交部、商務部回應特朗普6日責成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考慮對從中國進口的額外1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可見一斑。重申不想打，不怕打貿易戰，但如果美方不顧中方和國際社會反對，堅持搞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行徑，中方將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必定采取新的綜合應對措施予以堅決回擊。同時，針對美方不同官員表達中美正在就貿易問題進行談判，商務部回應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一段時間以來，雙方的財經官員並沒有就經貿問題進行任何談判。

實際上，美國不顧一切發動貿易戰，很大原因是想阻礙中國科技崛起，4日公布的500億美元征稅產品，涉及的航空航天、信息科技、通訊工程、自動化機器人、醫療設備等高科技，就是《中國制造2025》計劃中受益的領域。中國曾經是“世界工廠”，制造業大國，日後必定要朝著制造業強國邁進，而這將影響到美國的根本利益。

美國也曾在上世紀80年代打壓過日本，當時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日本產品遍布美國，美國采用的廣場協議等措施，雖然沒能阻礙日本科技創新的持續，但讓日本經濟發展停滯數十年。殷鑒不遠，城下之盟不可能是中國的選項。

貿易戰雖然短期對中國部分行業會有沖擊，但中長期看，中國經濟需要擺脫對美國依賴過大的現狀，將高端制造業向其他國家布局，例如“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加速高端產業的全球布局，也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增加，中國正在逐漸轉變為內需驅動型經濟，只要不斷創新和提升制造業水平，龐大且有著消費能力的人口，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源源不斷的動能。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所擔心的中國技術崛起是不能阻擋的。因為科技創新與市場聯系緊密，歷次技術革新驗證，市場在哪里，創新成果往往就誕生在哪里。當下高鐵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制造的“拳頭”，人工智能研發中心之所以多設在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有廣大的市場需求，未來系列創新成果亦將在中國落地。

總之，中國創新崛起乃大勢所趨，美國試圖利用貿易戰這種手段加以阻擋，結局註定是徒勞無功的。

社論：降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大銀行應有大作為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成為重要議題。這次會議對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不但有了時間表：今年要確保；也有了具體標準：三個不低於；還有了檢驗方式：通過“第三方”檢查。

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多項政策措施，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尤其是，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的“三個不低於”，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助於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李克強總理在上述會議上6次提及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並要求確保今年實現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的目標，這說明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仍然是困擾發展的重要瓶頸。

當前，我國有7000 萬戶小微企業，貢獻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65%左右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成品開發。推動小微企業發展、壯大，對於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造成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因素很多，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金融體制方面。目前的金融體制使金融機構更傾向於為國有企業、大型企業提供支持，雖有政策扶持，但小微企業融資仍難以獲得平等待遇，這就是所謂的“玻璃門”“彈簧門”。

有觀點認為，大的金融機構不願意持續支持小微企業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它們自己首先是企業，需要商業化市場化，自然要規避風險，融資對象首選必然是大型企業，小微企業應該得到大中銀行之外的一些小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支持。

這種觀點當然有它的道理，在金融機構中，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的確存在分工需要。但也應該看到，我國的金融機構，特別包括五大銀行在內的大型金融機構除了按照市場化運作，獲取利潤，自我發展之外，還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職能，比如保證金融穩定、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保證充分的就業等。為小微企業降低融資成本，應該是大型金融機構的應有之義。

目前，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已經都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但李克強總理說：“現在關鍵是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句話的指向比較明確，各大銀行普惠金融事業部的作用發揮還有待進一步到位。除了成立普惠金融事業部之外，各大銀行在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方面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去年，五大銀行利潤總額為9639.05 億元。作為國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機構取得這麽高的利潤，有條件也應該嘗試通過制度設計，在幫助小微企業融資方面承擔更多責任、承擔更多風險，甚至“補貼”小微企業。

任何企業的成長都有個過程，現在的小微企業，將孵化出很多未來的“巨無霸”。支持和幫助小微企業融資，實際上是給整個金融界培育和營造正向循環生態圈。

前述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中央財政發起、聯合有意願的金融機構共同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首期募資不低於600 億元，采取股權投資、再擔保等形式支持各省（區、市）開展融資擔保業務，帶動各方資金扶持小微企業、“三農”和創業創新。

根據初步測算，今後3 年該項基金累計可支持相關擔保貸款5000 億元左右，約占現有全國融資擔保業務的四分之一。

這當然是個好消息，也是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的具體舉措，但還可以進一步深化。比如，不是“聯合有意願的金融機構”，而是通過頂層設計使得大型金融機構“反哺”小型金融機構、反哺小微企業降低融資成本，上升為一種制度。

總之，大型金融機構處於市場的優勢地位，占用了更多的優質資源，也更應該在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多責任。

社論：以更大開放邁向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國再一次向世界宣示對外開放的決心。

4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他還就下一步擴大開放的戰略公布系列重大新舉措，內容涉及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四個方面，且強調盡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遲。

回顧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外開放功不可沒。同時，中國開放步伐一直沒有停滯，從40年前決定對外開放，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積極履行各項承諾，對外開放步伐持續加快；再到近年來進一步自主擴大對外開放，積極進行貿易協定談判，不斷擴大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可以說，發展與開放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開放造就了發展，繼續發展需要擴大開放。

當下重申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並將擴大開放提升到新的高度，也是由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所決定。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發展依賴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以價格換取市場等因素，很明顯這類較為粗放的模式難以持續。未來，中國必須更加充分地進入全球市場，通過全球競爭來增強國內各產業的肌體。

備受關註的金融領域，國際上一直期待中國擴大開放，其中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存在對外資的持股比例限制，外資行與外資券商的持股比例限制為20%、49%，外資券商與壽險公司無法在國內設立獨資公司，合資券商牌照把控嚴格等問題也一度令海外金融機構在中國發展較慢。

可以說，此前中資金融機構在國內一直處於不完全市場化競爭的環境。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與金融開放互相作用，金融市場發展越好，開放的負面影響就越小，也會越開放。發展至今，中資金融機構需要擔憂的並不是外資進入，而是要修煉內功、提升能力。同時，開放反而會促進金融機構加強內功的緊迫感，雖然開放也可能帶來不容忽視的風險。去年11月取消外資投資部分金融機構的持股限制，正是金融開放的重要一步。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則是近年一直在推進的，習近平在發言中強調，今年將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完善執法力量，加大執法力度，並鼓勵中外企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作，保護在華外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展示了中國的自信與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

與此同時，中國需要充當全球化的積極推進者。近年來，世界經濟呈現分化格局，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一向倡導貿易自由主義的美國，一反常態地先後退出TPP、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以“美國優先”為借口，單方面破壞世界貿易規則。此時，世界需要中國這樣的大國順勢而為，推動全球化和維護自由貿易體系。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當然，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所言，中國的開放是自主的開放，將繼續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確定的路徑和規劃的節奏有序推進。

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制勝法寶，理應一以貫之，當前中國需要以更大力度的開放，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