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虹紀委書記實名舉報董事長涉嫌濫用職權造成國資重大損失

長虹紀委書記實名舉報董事長涉嫌濫用職權造成國資重大損失

一財網 一財網綜合 2015-07-28 12:07:00

昨晚，長虹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楊學軍采取公開報案方式，實名舉報董事長趙勇涉嫌嚴重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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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當省會城市的書記

省會城市書記大多經歷過多崗位歷練，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歷練。

省委常委雖然是中央管理幹部，但在確定省會城市書記時，省委有提名、推薦權。

1992年以來，國內27個省會城市共產生175位市委書記，除在任的27位外，離任的148人中，有61人官至正部級以上，占41%。

2015年7月29日，空缺3個月後，昆明的“一把手”終於有了新人選。這天下午昆明市召開幹部大會，宣布北京市朝陽區區委書記程連元擔任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剛在29天前，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在前三任市委書記相繼落馬之後，程連元的“到任儀式”不同尋常：幹部大會由雲南省委組織部長劉維佳主持，並宣布任命決定，省委副書記鐘勉到會講話。依照慣例，地市黨政主官變動，一般只有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到會。

程連元調任昆明市委書記，級別暫未提升，但主政一個省會城市，施政舞臺無疑更大。此外，其他26個省會城市市委書記都是省委常委，程連元的仕途有足夠的想象空間。

包括昆明在內，十八大後已有7個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落馬，省會城市書記這個群體也備受關註。他們有多大權力？為何會高配為省委常委？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有什麽樣的履歷要求？日後去向如何？

南方周末梳理1992年以來175位省會市委書記的從政軌跡，試圖從中尋找答案。

在任者八成具有“條”“塊”經驗

8月2日，程連元開始了他到任後的首次調研，主題是滇池的治理工作。程連元說，滇池如果治理不好，對不起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和全體昆明市民。

昆明經濟總量在國內城市間排名不靠前，但在雲南省內一城獨大，2014年以3415.3億元的經濟總量，占全省30%左右。按經濟學界通行說法，一個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25%以上，說明該城市對所在省份十分重要，如果超過三成意味著所在省份對這個城市的依賴程度較高。

在內地，省會城市一城獨大已是普遍現象。2014年，除去四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經濟總量百分比中，有15個占比超過了1/4，其中有10個超過了30%。老工業基地長春的GDP為5342.4億元，占全省比重38.7%，中部城市武漢占比超過35.95%，西北的銀川更為突出，GDP占全省比重51.7%，占比超過一半以上。與中西部相比，省會城市一家獨大的現象在東部不太明顯，杭州GDP在浙江占比23.1%，這跟東部省份省內發展均衡、一些地級市齊頭並進有關。

省會城市經濟強勢多種原因，最基本的還是區位優勢，機場、鐵路建設大多都是以省會為中心展開布局，此外省會城市對土地、科技等資源的整合能力更強，城市發展更加迅速。

但一個城市的重要不能只看經濟因素，省會城市是一個省的政治中心，同時占據大量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資源。如高校集中的湖北共有123所高校，84所位於武漢；陜西有高校81所，其中有53所位於西安。

1990年代以後，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規格不斷提高，陸續高配為省委常委。2000年後，多個省會城市的書記還由省委副書記兼任。2006年黨委“減副”後，基本由常委兼任。由於省會城市黨政機構經常與省直部門打交道。在行政級別決定協調能力的現狀下，省委常委兼省會書記無疑增加了協調力度。

目前27個省會書記的年齡，多在51歲到55歲之間，50歲以下有4人，最年輕的是福州市委書記楊嶽，生於1968年7月。年紀大的要數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都生於1956年，已經59歲。

梳理他們的簡歷可以發現，省會書記大多經歷過多崗位歷練，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歷練。

據統計，27名省會書記中，有23人曾當過縣、（普通地級）市兩級的黨政“一把手”，他們至少在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四個崗位中擔任過一個職務，大多數都擔任過兩到三個職務，少數如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在四個職務崗位上都待過。他先後擔任過河南內黃縣縣長、縣委書記、新鄉市市長、市委書記以及鄭州市代市長。

作為省會城市的書記，僅有“基層”經驗並不完美，這23人全部還都有省級部門工作經驗，通俗的話說就是既有“條”（省直部門）的經驗，也有“塊”（市縣地方）的經驗。

他們大多數都“上上下下”好幾輪，不少人還在省里當過廳長，最後才當上省會書記。如合肥市委書記吳存榮一直在安徽省水利系統工作，1997年從水利廳處長一職“空降”擔任樅陽縣長、縣委書記，後又回到省水利廳擔任廳長，4年後轉任合肥市長，最終升任市委書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說，在國家部委和省廳局做“條”的工作，需要的是處理某方面事務能力，到地方需要綜合治理能力。省會書記對個人能力要求更高，所以一般都是“條”“塊”經驗都很豐富的人才能當省會書記。

南京市委書記黃莉新2003年前一直在江蘇省水利系統工作，2003年由水利廳長升任副省長，2011年從副省長位置轉任無錫市委書記後，開始有地方工作經驗，並在今年1月任南京市委書記。

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是從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一職空降擔任嶽陽市委書記之後，才積累了地方工作經驗，後從嶽陽市委書記升任省委秘書長，2013年又轉任長沙市委書記。

27名省會書記中，有4人沒有擔任過市縣黨政一把手，其中杭州市委書記龔正曾擔任深圳海關關長，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任過國企董事長，也有“一把手”經歷，只有福州市委書記楊嶽和西寧市委書記王曉在任市委書記之前沒有當過前述類似崗位“一把手”。

省委秘書長更有“競爭優勢”

27名省會城市書記中，盡管大多數都有“條”“塊”雙重經驗，但大多也沒能立即擔任省會書記，有20人先是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其他職務，熟悉了省委常委會運行規則後再擔任省會書記。

例如，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當初卸任四川阿壩州州委書記後，又當了4年的省委宣傳部長，才於2011年就任成都市委書記。朱海侖從新疆和田地委書記升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後，先兼任了3年政法委書記，2009年改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

常委們轉任省會城市書記前，當省委秘書長的最多，共有7人。除太原市委書記吳政隆是從重慶市委秘書長跨省空降，其他都是在省內由省委秘書長轉任，如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南昌市委書記龔建華、福州市委書記楊嶽、海口市委書記孫新陽、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

省委常委雖然是中央管理幹部，但在確定省會城市書記時，省委有提名、推薦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省委秘書長作為“大管家”，協調能力強，對省會也熟悉，在競爭省會書記時更有優勢。

另外不是由省委常委轉任的7名省會城市書記中，哈爾濱市委書記陳海波原來是沈陽市長（副省級），石家莊市委書記孫瑞彬原是河北省副省長，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原是天津市副市長，這3人本來就是副省級。另外城市4人則由廳級幹部直接被提拔為省會書記，分別是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委書記那順孟和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吉林通化市委書記高廣濱任長春市委書記、合肥市長吳存榮任合肥市委書記、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調任昆明市委書記。

4名廳級幹部中，除了程連元，另外三人在被宣布為市委書記的同時就升任省委常委。

十八大以後，已有廣州、南京、西寧、南寧、濟南、太原等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落馬，但“救火者”都是已經在副部級崗位上履職多年的“老資歷”，唯有程連元是從正廳級崗位提拔為昆明市委書記，這在講究論資排輩的官場是個突破。

根據黨政幹部任用條例，加強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交流，是近年幹部任用的思路之一。省會書記也不乏從中央空降者，但中央幹部到地方很少一開始就主政一方，一般都是先進省級黨政領導班子鍛煉適應一下。

龔正從海關總署副署長空降到浙江後，先擔任副省長，後又擔任常委兼常務副省長，5年後才改任杭州市委書記。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曉2013年空降青海，也是擔任了兩年常委、副省長之後，今年5月擔任西寧市委書記。

1992年以來，四成省會書記官至正部級以上

從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履歷看，從政經歷不僅比一般地級市市委書記豐富，甚至也超過一些省級幹部。豐富的履歷，也使得省會書記們的仕途被看高一步。1992年以來，27個省會城市共產生175位市委書記，除去在任的27位，已有148人離任，其中有61人官至正部級以上，占41%。

近年來知名度較高的正部級幹部中，原山西省委書記、現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袁純清曾任西安市委書記。從袁純清手中接棒的現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曾任長春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羅誌軍曾任南京市委書記。

已退休的正部級官員中，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吳新雄曾擔任過南昌市委書記，原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曾任長沙市委書記，原廣電總局局長王太華也當過合肥市委書記。

61名日後官至正部級的省會書記中，還有13人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中就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1990年，習近平在37歲時擔任福州市委書記，3年後升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1995年38歲任青海省副省長，兩年後以省委副書記身份兼任西寧市委書記。當過省會城市書記的國家級領導人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當過西安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當過南京市委書記，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楊晶擔任過呼和浩特市委書記。

這些後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省會城市書記們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升至副部級幹部時年紀輕，13人升副部時平均年齡為43歲。現任27位省會書記中，除程連元還是廳級，另26人升任副部時平均年齡是48歲。

27個城市中，鄭州、烏魯木齊自1992年以後，歷任市委書記中還沒有出現過正部級幹部。1992年後，武漢歷任市委書記都升至正部，1991年到1998年擔任市委書記的錢運錄日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其繼任者羅清泉官至湖北省委書記。

省會書記雖然仕途光明，但直升正部的不多。現任部級官員中，陳政高是從沈陽市委書記直升遼寧省長的，後來又調任住建部部長。車俊是從石家莊市委書記直接升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楊松直接升省政協主席，不過後兩人都是以省委副書記的身份兼任市委書記的。

從近幾年的人事調整看來，如果不是年齡到屆，省會書記離任後，先升任省委副書記或改任常務副省長的幾率較大，這兩個職務都是省長的熱門人選。現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陳潤兒等人，都是從省會城市市委書記升任的。各地常務副省長中，湖北省常務副省長王曉東曾任貴陽市委書記，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此前是昆明市委書記。

在省會書記的去向中，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崗位，如原哈爾濱市委書記林鐸現任遼寧省紀委書記，原鄭州市委書記連維良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27個省會城市的上一任市委書記中，除了幾個落馬者之外，沒有一人的仕途會止步於省會城市市委書記，都會在其他省部級崗位繼續工作。即便是年齡到了60歲才離任的原濟南市委書記焉榮竹和原海口市委書記陳辭，也都進入當地省政協擔任黨組副書記，並兼任排名第一的政協副主席。而同級別的其他省委常委，到了60歲後大多都直接退休。

1992年以來，148名已離任的省會城市市委書記中，除了落馬的，仕途止步於省會城市書記的也不過10人左右。

（本文數據資料截止到8月9日，10日杭州市委書記龔正已擔任山東省委副書記）

17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獲提拔如何當好“一把手”，“老優秀”們來支招

現在提倡幹部年輕化，有些人30歲出頭就當了縣長、縣委書記，但“並不是越年輕越好”。

“縣委書記調動過於頻繁，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調動都過於頻繁。”

2015年9月7日，雲南省發布幹部任前公示，福貢縣委書記李紅文擬任怒江州委常委。如不出意外，他將在知天命之年實現仕途上的一次跨越，成為副廳級幹部。

李紅文生於1965年，是白族人，卻能講一口地道的傈僳族語，跟當地的少數民族群眾交往頗深。今年6月30日，他獲得“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全國2800多名縣（區、市、旗）委書記中，有102人獲此表彰。

表彰兩個月來，已有17名優秀縣委書記獲提拔。最近的是9月8日，福建公布了兩名擬提拔為副廳級幹部的任前公示——都是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中組部上一次表彰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是在1995年，當時有100人受表彰，日後大多獲得晉升。時任安徽亳州（縣級）市委書記饒益剛當時榜上有名，現年68歲的他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縣級上對市、省甚至中央，對下直接與百姓打交道，縣委書記“再大的本領都能用上，才華不會被淹沒”。從這個意義上說，選好用好縣委書記至關重要。

這次獲提拔的都有誰

這次被表彰後，第一個獲提拔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是安徽合肥市包河區原區委書記胡啟生。7月2日，他從北京回到合肥的當天，就被宣布調任巢湖市委書記（縣級）。9月，擬任合肥市委常委。巢湖市位於合肥南部，環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系安徽省轄市中唯一的縣級市，由合肥代管，其市委書記一直由合肥市委常委兼任。

44歲的胡啟生，是優秀縣委書記中為數不多的“70後”，也是少有的有全日制博士學位的縣委書記。1993年，22歲的胡啟生從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進入安徽省蕪湖市人事局工作。1998年，已是局辦公室副主任的胡啟生考入北京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2001年畢業。

獲得博士學位後，胡啟生到安徽省委辦公廳綜合室工作，2004年被任命為綜合室副主任，2005年“下放到”安徽滁州，擔任正處級的市委副秘書長。經過兩年地方鍛煉後，他回省城擔任包河區長，2011年擔任包河區委書記直到今年7月2日改任巢湖市委書記。

安徽這次共有4人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目前已有2人升至副廳。提拔最多的是雲南，全省4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中已有3人獲提拔，廣東、福建各提拔了2名，北京、湖南、山東、河北、黑龍江、四川、新疆、江西各提拔了1名。他們當中，最年輕的湖南中方縣委書記張霞生於1973年，她也是102名優秀縣委書記中唯一的女性少數民族縣委書記，目前已被提名為懷化市副市長人選。17人中原江西蓮花縣委書記夏興年齡最大，今年55歲，8月份被提拔為萍鄉市副市長。

原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是17人中唯一一個級別沒有提升的，調任昆明市委書記後級別仍是正廳級。但根據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由省委常委兼任的慣例，程連元未來的仕途有很大的想象空間。

獲提拔的17人中，已升任山東淄博市委常委的原淄博市淄川區區委書記楊洪濤，簡歷不詳。另外16人中，原廣州市越秀區委書記武延軍是唯一從基層拾階而上的。現年50歲的武延軍起步於廣州東山區司法局，從一名普通幹部一直走上區長、區委書記的崗位，今年8月升任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其他16人在擔任區縣黨政“班子”成員前，都有在省市擔任部門領導的經歷。

在當縣委書記之前，17人中有12人先當縣（區）長，其余的都是直接從上級部門空降。今年7月升任雲南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的李建陽，此前是石屏縣委書記，再往前是雲南紅河州委辦公室主任。8月升任新疆吐魯番市副市長的原托克遜縣縣委書記馬健，是從吐魯番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一職空降擔任縣委書記的。

就“一把手”的從政經歷看，17人中大多數只在一個地方當過縣委書記，僅3人當過多地“一把手”。安徽巢湖市委書記胡啟生和剛被公示要提拔的雲南福貢縣委書記李紅文，都擔任過兩個地方的縣委書記。當“一把手”地方最多的是黑龍江綏芬河市委書記李大義，先後在3個縣當過縣委書記。

“老優秀”們的仕途

今年獲表彰的縣委書記們，仕途能走多遠有待觀察。但20年前獲表彰的那100名老優秀縣委書記，現在大多已“船到碼頭車到站”。

20年前那批優秀縣委書記中，有些名字至今耳熟能詳，如時任江蘇張家港市委書記秦振華、時任山東諸城市委書記陳光。秦振華在擔任張家港市委書記前，曾在該市下屬的楊舍鎮當了14年黨委書記，將一個窮鎮變成蘇州（張家港隸屬蘇州）名鎮的排頭兵，擔任張家港市委書記之後，又讓張家港接連獲得34個全國先進。

截止到今年9月，100名老縣委書記中，已經2人升至正部級，目前還在任，他們分別是湖南省長杜家毫和海南省政協主席於迅，杜家毫時任上海松江縣委書記，於迅時任海南省儋州市委書記。此外還有15人升至副部級，在任的有陜西省委組織部長毛萬春、廣東省委組織部長李玉妹、山東省政協副主席陳光等。

大多數在1995年受表彰的優秀縣委書記的仕途止於廳級，其中正廳級約42人左右，副廳級約35人。也有被表彰後在縣處級崗位原地踏步的，但只有5人。時任西藏南木林縣縣委書記白朗日後職務不詳。

造成這些優秀縣委書記日後仕途懸殊較大，能力之外，年齡也是個重要因素。以升至省部級的17人為例，1995年時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8.5歲，比百人群體的平均年齡低了10歲左右。這些年輕人在年齡、學歷上已占優勢，而1995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抓緊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通知》又將他們向前推了一步。這份《通知》提出“保證有一批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優秀年輕幹部能及時選拔進縣以上黨政領導班子”，於是這批受表彰的年輕人又更進一步。

日後成為副部級幹部的優秀縣委書記中，時任海南瓊海縣委書記韓至中年齡最大，獲表彰時54歲，但韓至中當時已經高配為正廳級，離副部級只有一步之遙，次年便升任海南省副省長。

那些後來官至廳級的縣委書記，大多出生於1940年代，受表彰時已超過45歲，上升空間有限。張家港市委書記秦振華生於1936年，受表彰時已經59歲，最終，這位創出“張家港模式”的帶頭人，在退休前被提為蘇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解決了副廳待遇。另外5位在縣處級崗位退休的縣委書記，受表彰時都已經超過50歲。

100人中，朱愛群當時是泰州市委書記（縣級）。1996年，江蘇省成立地級泰州市，朱愛群任市委副書記兼常務副市長。朱愛群在任期間，發現並提拔了春蘭集團的“一把手”陶建幸，在陶建幸的帶領下，春蘭集團一步步成長壯大。但朱愛群後來辭官下海，出任春蘭集團執行總裁，成了陶建幸的“手下”。

縣委書記要限權

1995年受表彰時，100名優秀縣委書記堪稱同輩中的翹楚。但20年之後，也有數人從當年的翹楚變成階下囚。據統計，100人中至少已有6人落馬，其中包括副部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原政協副主席李達球。李達球生於1953年，1995年任賀縣縣委書記時被評為“全國優秀”，2008年從賀州市委書記任上升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2014年因受賄獲刑15年。

近年來縣委書記已成腐敗的重災區，2014年，全國至少有38名縣委書記落馬，山西就有18名前任或現任的縣委書記落馬。這些新老縣委書記們的落馬，當為前車之鑒。“腐敗的事情千萬不能碰。”已經74歲的“老優秀”、原河北涉縣縣委書記張樹山說，他當縣委書記時就一再強調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老想著自己。

1995年的優秀縣委書記饒益剛說，縣委書記權力確實很大，一是經濟方面特別是在工程承包時有很大尋租空間，另一方面就是用人了，“黨委書記在用人時差不多能起到70%的決定作用。”饒益剛認為要減少縣委書記的腐敗，就要限制書記的權力，既要靠制度，也要靠個人素質，上級組織部在選人時要慎重考察。

“十八大之後，限制書記權力方面進步很大。”饒益剛說他最近跟一些年輕的縣委書記有過交流，書記們覺得權力受限，壓力大，不好幹了。“這是好事。”饒益剛認為，“不好幹”說明約束起作用了，能減少腐敗的發生幾率。

如何當好“一把手”

現任長沙市委顧問余合泉，也是1995年的百名優秀縣委書記之一，當時是長沙市委常委兼長沙縣委書記，余合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縣委書記不容易，當好的縣委書記更不容易，成了優秀就更麻煩。”他的當好縣委書記的“招法”，首先就是用人唯賢而不是用人唯親，此外，“決策敢斷而不武斷”、“工作統攬而不包攬”、“品格大度而不失度”都是他總結出的“書記招法”。

在原安徽亳州（縣級）市委書記饒益剛看來，縣委書記首先要摸清縣情，知道縣里發展的優劣勢，並要多培養一批廉潔、勤政、創新、務實的幹部。說到培養幹部，不得不提到書記和縣長的關系，書記和縣長的關系如何處理，直接影響到決策效率。

“一般來說，市長、縣長都不會過問幹部任用。”饒益剛離開亳州後，擔任過地級市市長，他的主要經驗是，書記要民主一點，多尊重縣長的意見，而縣長則要多站在書記的角度考慮，讓決策集中一些。“書記跟縣長這樣相處，跟其他副職也應該這樣相處。”遵循這樣的原則，饒益剛在擔任縣委書記時，被安徽省委組織部當成黨政關系處理較好的典型。

“現在當縣委書記與20年前面臨的社會環境已經大不一樣。”饒益剛說，1990年代縣委書記的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面，現在經濟建設還是中心，但強調科學發展，對縣委書記的要求更高。同時新時期面臨一些新的社會矛盾，維穩壓力更大，而且老百姓法治意識在增強，今天的縣委書記在處理問題時要有更加科學的方法。

饒益剛說，20年前抓計劃生育，要采取什麽行動，縣委書記一聲號令下面就執行，現在肯定不行。再如修路、征地等事項，20年前憑政府一紙行政命令可以動手，“雖然當時政府內部也論證過”，饒益剛說，但現在更講究程序，不是政府認為是對的就可以強行推進。

“縣委書記總體狀況跟20年前也有區別。”“老優秀”張樹山說。今年受表彰的縣委書記中有鄉鎮工作經歷者的比例，遠低於1995年那批，張樹山認為缺少基層經驗，會有功力不足的缺點，也難以提出有針對性的想法。他還註意到，現在提倡幹部年輕化，有些人30歲出頭就當了縣長、縣委書記，但“並不是越年輕越好”。

饒益剛則註意到，“縣委書記調動過於頻繁，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調動都過於頻繁。”“但這個問題不是‘下面’能解決的。”他說。

受訪的老縣委書記們有個共識：中央對縣委書記的培養、使用正越來越重視。2009年，中共中央明確了縣委書記屬省管幹部，“統籌全省優秀幹部，把最優秀、最合適的幹部選配到最需要的縣委領導班子擔任班長”。2014年底，新一屆中央又啟動了對全國縣委書記的輪訓計劃。今年6月30日，習近平會見優秀縣委書記時，明確表示，“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關心愛護縣委書記，支持縣委書記幹事創業。”

紀委書記舉報董事長長虹：豪賭之後，一地雞毛

作為曾經的彩電大王，長虹在屢次豪賭損失慘重之後，一方面要突圍自救，另一方面還要改革以擺脫國企的桎梏。在這起舉報事件背後，隱藏著的是這家彩電巨頭的內憂外患。

兩個月多前的2015年7月8日，四川長虹電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簡稱長虹集團）發出公告，面向海內外市場化招聘公司總經理。這被視為長虹集團國企改革的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當月底，長虹集團總經理、紀委書記楊學軍就在凱迪社區公開指控說，長虹集團董事長趙勇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

一位長虹集團集團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網絡公開報案之後，楊學軍和趙勇仍都在正常履職，作為長虹集團的三號、一號人物，甚至還坐在一起開過會，坐在他們中間的是長虹集團二號人物、副董事長劉體斌。

其實楊學軍的舉報早在2012年就開始了，在舉報事件背後，長虹這家昔日的“中國彩電大王”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麽故事？

預期中的“宮鬥劇”並沒有再繼續。除了四川長虹（600839.SH）的兩封公告，和楊學軍針對公告的文字聲明，兩人都沒有再對外多說什麽。

無論是主管長虹集團人事、資產的綿陽市委組織部、綿陽市國資委，還是長虹集團內部，都沒有人公開提及此事，打起了“肚皮官司”，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豪賭等離子

四川長虹的財報顯示，2011-2014年間，虹歐公司虧損超過20億元。

“啊，長虹還在做彩電？”2015年年中，周蜀向朋友推薦長虹內購會的彩電時，沒想到遭遇了這樣的尷尬。這讓在長虹工作多年的周蜀很無語。

長虹集團的前身，是一家生產軍用雷達、代號為”780“的軍工企業，1974年抓住“軍轉民”的機遇，啟動中國彩電業第一條生產線。在靈魂人物倪潤峰主導下，長虹分別在1989年、1996年通過主動降價，迎擊“洋品牌”，贏得市場占有率，1997年其市場份額最高去到35%，即中國市場上每銷售三臺彩電，就有一臺是長虹。

國家統計局中國行業企業信息發布中心的數據顯示，2009年長虹彩電在國內的市場份額為16.89%，這是它自1990年以來，連續20年保持國內銷量第一。自那以後，長虹彩電的排名到了前三、接著是前五，而今已經跌落第二陣營。

今天看來，長虹彩電由盛而衰，與其押寶等離子（PDP）有著直接關聯。而在楊學軍對趙勇的舉報信中，長虹在合肥的等離子項目占據了很大篇幅。

2002年年底，四川長虹首席技術官、執行副總裁鄭光清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稱，“隨著視屏顯示技術的發展，產品更輕、更薄，畫質更清晰，功耗更低的液晶電視將會蓋過等離子彩電而成為未來彩電的發展主流。”

此後多數家電企業在平板電視時代到來時，做好了液晶、等離子兩條技術線路的兩手準備。長虹在2007年6月出資9750萬元參股彩虹集團的玻璃基板項目，聯合建設國內第一條液晶玻璃基板生產線，2009年還與臺灣友達光電共同出資1億元，在綿陽組建合資公司生產液晶電視模組。但與其在等離子上的巨資押寶相比，液晶的布局只是小把戲。

2007年4月下旬，一封署名為“四川長虹電器公司多媒體公司設計所十二個設計師”的信，送到了當時四川省省委書記的案頭，這封信從全球顯示器件發展趨勢、等離子與液晶屏幕技術比較、合作方歐麗安公司實力、長虹自身實力四個方面，闡述長虹投資60億進入PDP（等離子）屏的項目，將是一項對長虹和四川產生重大影響的錯誤決策。

這封信並沒有阻止虹歐公司等離子項目啟動。2007年6月12日，四川虹歐顯示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虹歐）註冊成立，註冊資本金為3.5048億美元。

虹歐公司如願建成了中國本土第一條等離子屏幕生產線。2009年6月，四川長虹和合肥新站綜合開發試驗區管委會簽署了《H3項目戰略協作備忘錄》，雙方計劃在合肥新站投建等離子屏生產線，先由合肥方面投資，四川長虹提供技術支持，並約定在適當時機通過市場方式整合該項目。

H3項目，也就是後來楊學軍舉報中提到的鑫昊項目，參照了合肥市與京東方合作模式，即：先由地方政府代建，再由合作公司融資收購股權的方式進行。

前述長虹集團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H3的名稱意指長虹在合肥的第三個項目。此前的兩個項目分別是：四川長虹通過資本運作控股合肥美菱，以及2007年成立、從事平板電視整機制造的長虹實業有限公司。

2009年7月，四川長虹發行30億可轉換債券獲證監會批準，這一可轉換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稱，四川虹歐已於2008年7月底進行試生產，2009年3月剛剛進入量產的爬坡期。

隨後四川長虹2009年半年報顯示，其上半年營收132.77億元，凈利潤僅0.30億元，同比下滑22.56%。這募集來的30億資金，可以說是四川長虹的“救命錢”，其中10億元用來增資虹歐等離子項目，5億元投資數字電視項目，10億元用來償還銀行貸，5億元用來補充流動資金。

2012年9月，隨著鑫昊項目啟動，合肥方面開始催促四川長虹履行整合承諾，100%收購鑫昊。趙勇前往合肥，代表長虹集團簽署了四份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及補充協議，主要內容是長虹集團以評估價格受讓鑫昊項目，合肥方面以約定的價格掛牌出讓土地給鑫昊。生產線建成後，並未真正生產過等離子屏幕的項目，只能稱得上地產項目。

2013年開始，松下、三星、LG等家電巨頭先後宣布退出等離子領域，長虹也難以為繼。2014年11月，四川長虹發布公告稱，公司擬以協議轉讓的方式向綿陽達坤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綿陽達坤）轉讓持有的虹歐公司61.48%股權，交易價格為6420萬元。

綿陽達坤，是綿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下屬的獨資公司。四川長虹2015年半年報稱，2014年底前達坤公司支付了股權轉讓全款，並向虹歐公司委派了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截至目前，虹歐公司61.48%股權轉讓涉及工商變更登記的手續正在辦理中。

四川長虹的財報顯示，2011-2014年間，虹歐公司虧損超過20億元。四川長虹和等離子說了再見，長虹集團卻無法擺脫這個燙手山芋。工商資料顯示，H3項目，也就是楊學軍在公開報案書里提到的合肥鑫昊等離子項目，此刻長虹集團仍持有其68.75%的股權。

紀委書記為何舉報董事長

楊學軍寫了一封《致公司幹部的公開信》，抄送參會者中的一百多人，解釋自己為什麽要向上級黨委致信反映安徽鑫昊問題。

楊學軍對趙勇、合肥鑫昊的舉報，始於2012年9月。舉報信先是通過EMS寄給了四川省委，隨後又被轉到了綿陽市，因為當時長虹集團的人事屬於四川省委組織部、資產則劃歸綿陽市。

公開資料顯示，和長虹前掌舵人倪潤峰一樣，楊學軍也是山東人，今年56歲。1980年大學畢業後，楊學軍先是在當時的長虹機器廠子弟學校教了5年書，隨後任長虹機器廠團委副書記，2000年開始任長虹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一直從事政工工作，自2005年9月起至今任長虹集團董事總經理。

周蜀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楊學軍的日常主要工作就是抓黨建。因為集團主要業務在子公司，集團就沒什麽具體事務。等到新總經理全球選聘出來，楊書記的職位就讓出來了。”

倪潤峰是帶領長虹走向彩電業巔峰的風雲人物，在前述長虹集團人士看來，倪潤峰帶領長虹和松下、東芝等外資品牌抗衡，很了不起，但他是個窮慣了的人，即使富了也要過窮日子，在他執掌長虹期間，盡管企業營收從三千萬做到了一百多個億，但對職工卻很摳。

倪潤峰待趙勇不薄。趙勇是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博士，是倪潤峰請來的技術人才，1995年，在長虹工作才兩年的趙勇，分到了一套180多平方米的躍層式專家房，當時這是綿陽最好的房子。

2000年5月，倪潤峰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線，時任長虹總工程師的趙勇被委任為四川長虹總經理、長虹集團董事長。8個月後，倪潤峰複出，趙勇轉任主管信息工作的副總，隨後出走長虹，任綿陽市副市長。

2004年7月，正在北京出差的倪潤峰被免職，趙勇再次回歸長虹。這次回歸後，趙勇就一直住在長虹酒店的豪華套房。這一問題在後來針對合肥鑫昊舉報的調查中被提出來，但趙給出的理由是這一次長虹沒有分給他房子。

政工和技術工作交集並不太多，楊學軍和趙勇之間的交道，從趙勇二次回歸後才多了起來。

2013年春節過後，長虹集團照例在正式上班前一天召開主要幹部的“收心會”，一共有三百多人參加。一位參會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那次大會上，趙勇暗示自己已知曉舉報信的事，稱“謠言四起、舉報信滿天飛”。

這次會議，讓合肥鑫昊問題在長虹內部傳開。一周後，楊學軍寫了一封《致公司幹部的公開信》，抄送參會者中的一百多人，解釋自己為什麽要向上級黨委致信反映安徽鑫昊問題。

和後來的公開報案書一樣，他認為，安徽鑫昊項目前期決策，繞開了董事會，沒有報經證券監管機構審核，更沒有履行法定的信息公開披露程序，僅由個別當事人決定，是典型的獨斷專行、濫用職權行為，將對公司的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趙勇也向綿陽市委匯報了此事，這一事件沒有再向外擴散。

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楊學軍繼續通過網絡、EMS郵寄材料向向中紀委實名舉報。2015年7月27日在網絡發布公開報案書之前，楊學軍甚至還曾經向公安部、四川省經偵局報案，向證監會報案，不過都沒有結果。

當年8月，中央巡視組到四川時，楊學軍前去面談了一次。這才有了2014年10月－2015年4月，綿陽市委、市政府牽頭，十多個相關單位組成聯合調查小組，就鑫昊問題展開了三次調查。

2015年4月29日，在綿陽市委五樓會議室，舉行了有關合肥鑫昊問題調查結果通報會，參會者有長虹集團主要高管、總部各部門主要負責人、主要子公司負責人約120人，綿陽市聯合調查組、相關領導約20人。一位參會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進門前被告知，不允許攜帶手機，不允許錄音、拍照。

四川長虹在公告中提及了這次調查結論，即H3項目建設運營階段、整合收購階段，有董事會議審議，屬於集體決策，合肥鑫昊項目進行了戰略調整及產業轉型，經濟效益須待實施結束後方可進行最終評估。

一位參會者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通報會上的結論還包括：長虹集團投資整合鑫昊公司事項未獲得綿陽市政府批準，違反了綿陽市國有企業投資管理的有關規定。

2015年8月8日下午15點，楊學軍在四川長虹的公告出來之後，繼續在凱迪社區發表聲明，稱公告答非所問，並繼續質疑。

這次的隔空喊話，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在論壇里也應者寥寥，有人罵他“利用特定的時間讓股民損失慘重，你是個小人”，也有人跟帖質疑他在長虹轉型的關鍵時刻，出來阻擋改革。

長虹集團企劃部部長兼新聞發言人劉海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公開報案書一事，四川長虹已經有過公告，綿陽市政府也已經有了明確結論，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何時能改到董事長才是真正的改革”

倪潤峰曾經兩次試圖推動長虹的產權改革，均告失敗。

2014年6月，四川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全面深化省屬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專項方案》，長虹集團是四川省確定的首批國企改革試點企業。

在這份方案發布之前，趙勇在2014年5月28日舉行的四川長虹股東大會上宣布，長虹將加快推進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重點是“理順三個關系”，即長虹與政府的關系、董事會與經營層的關系、母公司與子公司的關系。

兩個月後，四川長虹發布公告，首度披露長虹集團擬定的國企改革方案，涉及改組為四川長虹電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制定中長期激勵管理辦法、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六大主要內容。

2015年6月4日，四川長虹披露，長虹集團的公司名稱變更為“四川長虹電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由9億元提升至30億元。改組後的長虹控股公司董事會目前由8名董事組成，其中包括5名外部董事和3名內部董事（含1名職工董事）。其中，趙勇為長虹控股公司董事長。

改組董事會，是迄今為止長虹改革中動作最大的一個。不過，在前述長虹集團人士看來，這依然流於形式，不涉及產權的話，外部董事就相當於上市公司聘請的獨立董事，形同擺設，難以避免引發爭議的鑫昊事件中的決策程序問題。

倪潤峰也曾經兩次試圖推動長虹的產權改革。第一次是在1999年，試圖通過管理層收購（MBO）等方式，逐步使長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為國有股所占比例不超過20%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隨著國家有關部門對國有股減持叫停，此計劃落空。2002年，他再次提出產權改革，未能取得官方支持。

關於長虹的國企改革，長虹集團內部論壇有人拋出一句，“何時能改到董事長才是真正的改革”。

2015年7月8日，長虹集團宣布即日起向全球公開選聘總經理，這在四川省國企中尚屬首次。到目前為止，國企主要高管的任免，由其主管單位的黨委決定。長虹集團高管人事權，在2015年8月剛剛從四川省委下放到綿陽市委。

合肥鑫昊事件，讓很多人都聯想到長虹Apex事件。2001年11月，倪潤峰主導長虹與美國公司Apex簽下合作協議，以貼牌生產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2004年3月，四川省審計委在例行審計中發現，長虹的產品出去了，相應貨款卻沒有回來。在這一年長虹的年報中，凈利潤為－36.8億元，主要是Apex拖欠的貨款。

長虹和Apex之間的貨款糾紛，至今沒有一個確切說法。在外部解讀中，這一事件是促成倪潤峰“因年齡問題”第二次離開長虹的原因。但真相究竟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2015年8月3日，在楊學軍公開報案書發布一周後，綿陽市委書記前往長虹控股公司調研，長虹集團官網發布了這一新聞並配上趙勇陪同調研的照片。

長虹艱難轉型

四川長虹2014年度最賺錢的業務是房地產。

前述長虹集團內部人士認為，過去倪潤峰是“強人風格”，主要靠嚴格的獎懲制度來調動人的積極性，而趙勇是靠利益分配、價值導向，確實推動了長虹的技術發展。

2004年趙勇回歸兩個月後，在長虹內部發起經營機制改革，向各業務公司放權、放責、放利，請來咨詢公司羅蘭貝格，對長虹的二級經理進行培訓。成立國虹通訊、信息技術公司等子公司時，還給骨幹員工預留了股權激勵空間。

2005年上半年，經濟學家郎鹹平曾炮轟長虹MBO之事，同時批評趙勇和朝華科技的關聯。當年年底，在郎鹹平的一次成都演講活動中，趙勇在觀眾提問環節里對話郎鹹平，試圖為自己澄清，表明沒有MBO的企圖，郎鹹平乘機質疑趙勇購買不良公司業務，追問他掌管長虹期間，為何長虹股價從六十多元跌到幾元。

十年過去，趙勇確實沒有MBO的舉動，但長虹在家電業中的地位不複從前。

2011年，長虹集團展開內部討論，提出要從裝配型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從純制造業向以制造業為基礎的服務業轉型、從本土企業向國際化企業轉型。

最後，長虹選擇了一個更輕巧的切入口——智能化。兩年後，長虹在綿陽舉行“讓想象發生”主題發布會，長虹推出一個實現互聯、互通、互控的家庭互聯網產品形態。

自稱連外出旅遊都西裝革履的趙勇，以牛仔褲、短袖T恤衫登臺演講，試圖傳達出長虹擁抱互聯網、向智能化轉型的決心。

2014年，長虹啟動了智能戰略，先是發布了中國首款三網融合智能電視CHiQ電視；接著發布搭載雲圖像識別技術的CHiQ冰箱。

這一年，長虹成立了創投基金，辦了孵化器，設立電商公司不僅賣家電還賣電池、保健品、酒水飲料、農副產品、農機具，甚至還與天津力神簽署共同投資建設動力電池的協議。

2004年11月12日，趙勇在長虹2004年度技術創新大會在本次技術創新大會上表示，作為傳統家電整機企業的長虹，可以向關鍵部件和軟件服務領域、信息家電和IT領域、系統技術三個方向發展。這些年長虹集團的子公司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長虹集團最主要的資產是四家上市公司：四川長虹（600839），美菱電器（000521）、華意壓縮（000404）和長虹佳華（08016）。2005年，四川長虹以1.45億元的價格收購了美菱電器20.03%的股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2007年，四川長虹通過公開競價，購得華意壓縮（29.92%）的股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2013年在港交所上市的長虹佳華，實際控制人為四川長虹，主要從事IT解決方案、產品分銷、位置服務、數據中心等IT綜合服務。

長虹集團的多元化投資，涉足範圍包括黑電、白電、手機、機頂盒、影音、小家電、房地產、廚衛、電源、動力電池等等。盤子越做越大，但每一個業務板塊都不是很出彩。用周蜀的話說，“體積大了，體能卻沒有提高”。華意壓縮2013年制冷壓縮機產銷3400萬臺，成為全球第一大家用壓縮機企業，這是其中最漂亮的成績單。

綿陽市政府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長虹集團以803.12億元的營業收入位居“2014四川企業100強”名單第二位，這一年，長虹集團對外公布，2013年要實現營收1000億元。不過，這一目標至今仍未實現。2014年長虹集團躍居榜首，總產值為875.1億元。

營收高了，盈利水平卻沒有提高。財報顯示，四川長虹2014年度最賺錢的業務是房地產，利潤總額近5億元，彩電業務虧損1.3億元，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僅為0.59億元。在甩掉了虹歐等離子這個包袱之後，2015年上半年凈利潤為－1.9億元。“作為支柱的四川長虹業績尚且如此，集團的財務狀況更糟糕。”前述人士表述。

對於長虹正在推進中的國企改革，前述內部人士認為，要引入社會資本很難，因為長虹集團的財務數據“拿不出手”——這也是近年來長虹集團涉及公眾公司的投資並購項目都是由四川長虹出面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這次舉報事件過後，“客觀地說，以後長虹不管是誰來當董事長，都很艱難，不是一般的艱難”。

（應被訪者要求，周蜀為化名。）

東風汽車黨委副書記兼總經理朱福壽被調查 中央巡視組此前已握個別領導人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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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李溯婉 王佑 2015-11-02 16:35:00

去年至今，席卷國內各大汽車企業的“反腐”風暴仍在持續並深入中。11月2日下午15點30分，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稱，東風汽車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朱福壽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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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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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2015-11-11 11:16:00

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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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調任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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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林小昭 2015-12-01 19:13:00

在區域均衡發展方面，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目前浙江所有地級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堪稱是全國各省份均衡發展的典範。因此，連續兩任浙江省委政研室“一把手”進京擔任要職，也許有助於浙江轉型升級和改革創新的經驗在更大範圍內推廣。

15個副省級城市中居後三位 濟南書記“急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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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李攻 2016-01-10 10:26:00

王文濤認為，更大的危機在於有些幹部仍然安於現狀、甘於落後、不思進取，自我感覺良好。

武鋼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鄧崎琳被開除黨籍

1月8日，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鄧崎琳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鄧崎琳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幹擾、妨礙巡視工作，對抗組織審查，長期搞迷信活動；嚴重違反組織紀律，違規選拔任用幹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不按規定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組織進行談話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嚴重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違規多占住房，違規領取獎金，長期占用賓館客房供個人使用；嚴重違反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進行權色交易。其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問題涉嫌受賄犯罪。

鄧崎琳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和中央管理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主要負責人，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鄧崎琳開除黨籍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紀委書記的“古城保護”情懷

2016年1月，福建省委宣傳部長李書磊履新北京市紀委書記。身為“文化史學者”的李書磊，對古城保護的文化情懷令人感動。

早在十年前，李書磊即有在周秦漢唐古城西安掛職的經歷，相信彼時的他已對城市高速擴張進程中的古城保護作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2006年兩會期間，李書磊發表《古城保護是政治問題》一文，一針見血地指出“利益問題”是妨害古城保護的首要問題：“古城的歷史街區往往是市中心的寸土寸金之地，拆古建新的巨大利潤使不少人饞紅了眼，直到了見魔魔斬、見佛佛斬的程度，哪還聽得進金玉良言”，“保護古城不僅是文化問題（留存古跡），也不僅是經濟問題（擴大旅遊消費），而且是政治問題”，“還是重要而急迫的政治問題”，“應從提高政治能力、鞏固執政地位的高度來維護古城保護的剛性。”

2015年11月，在福建泉州舉行的第三屆亞洲文化論壇開幕式上，時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李書磊，就泉州的歷史文化和古城保護向海內外賓朋如數家珍的同時，再次深刻剖析古城保護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他把“各方的利益沖動”列在首位：“要強力遏制各方的利益沖動，制止要在寸土寸金的歷史文化街區開發房地產的念頭。現在保護城市文化遺產往往不是因為觀念問題，而是因為利益問題，拆毀文物行為的背後往往有不正當利益，應當依法依紀追究。”此前，我也曾親見李書磊向清華建築學教授陳誌華，請教泉州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規劃。

十多年間，文化史學者的李書磊在仕途上歷經中央黨校副校長、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紀委書記的遷升，但他對“利益問題”妨害古城保護的認識始終如一，且明確提出從“政治問題”的高度認識和從“黨紀國法”的角度來解決。履新的紀委書記如何面對北京的古城保護問題？李書磊當年在北京西郊閉門苦讀中國古典，一天傍晚看到紛紛揚揚的大雪，一下子想起艾青詩作《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淚流滿面。或許，從這個場景中不難找出答案。

（作者為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