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當前，很多民營企業，尤其是溫州民營企業的破產，主要是由於借貸資金投機情況的惡化。將這種現象定性為貨幣緊縮擠壓中小企業是完全錯誤的。正常企業不會僅僅因為借不到錢而破產。只有燒錢的投機行為才需要不斷借錢求存。

　　如果現在放鬆貨幣政策來緩解投機者流動性緊張的壓力，將會對經濟造成巨大傷害。實際上，2008年至2010年間的過度貨幣擴張，通過成本膨 脹，以及由資產通脹造成的獎勵性投機擠壓了真正的企業。另一波貨幣擴張將會再次放大投機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最後的崩盤將會更加慘烈。

　　在很多二三線城市，高利率借貸已經發展成為龐氏騙局或金融傳銷。金融傳銷的破壞性遠遠超過普通傳銷，如果不能及時抑制，明將帶來廣泛的社會不穩定。

　　中國正面臨勞動力和能源短缺。要獲得另一輪高增長，中國必須實現經濟再平衡，從勞動力和資源密集型行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

刺激措施不可重複

　　地下借貸在中國興旺已久，原因在於中國國有金融體系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地下融資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繁榮的主要推動力。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企業從其融資能力上獲益良多。

　　非正式渠道融資是全世界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正規金融機構缺乏能夠有效服務中小企業的成本結構。因此，政府不應該因為非正式融資渠道的弊端而取締之。

　　然而，過去五年，中國地下融資已經從實體經濟活動轉向了房地產和金融投機。由於大規模金融擴張，投機利潤很高，同時實體企業由於全球需求疲軟和成本上漲的壓力受到很大抑制。

　　應當批評地下融資本身創造了泡沫嗎？事實並非如此。沒有金融機構可以對抗宏觀環境。即使是管理最好的銀行也很難在寬鬆不變的貨幣環境中生存下來。沒有金融機構可以對抗宏觀環境。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當前的歐元債務危機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中國的貨幣擴張發展成為房地產泡沫的過程中，銀行發揮了主導作用，地下借貸則起到了支持作用，常常為獲得銀行借貸資格所需要的虛假股權融資。

　　地下融資市場的借貸利率從20%到100%不等。幾乎所有實體經濟企業的利潤都難以負擔如此高的利率。其借款人只能希望通過資產升值來償還貸款。

　　比如，在貨幣緊縮限制了銀行借貸的情況下，土地所有者就轉向高息貸款來保有土地持有量。例如，2008年很多房地產開發商把緊縮看成是暫時的， 因此把高息貸款看成是捱過短期緊縮的橋樑貸款。緊縮很快結束後，一如他們所願，土地價格大幅上升，遠遠高於他們所要支付的利息。

　　銀行借貸限制和地下融資市場高利率所反映的流動性問題，是由於需求過高，而不是供應過低造成的。當前的貨幣增長在正常情況下是足夠的。過高的需求主要來自房地產行業。根據去年的價格，真正開發中的房地產價值超過了GDP50%。

　　走出當前流動性問題的途徑是房地產業要緊縮。價格下降之後，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需求就會減少。相當一部分開發商的破產是必要的。若非如此，緊縮政策就會無效，經濟就會像往常一樣依靠泡沫獲得增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國政府的思維，從打擊通脹轉向了支持發展。這一決定似乎並不明智。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在當時已經非常明顯了。經濟 刺激大大加劇了通脹問題，同時，由於實體經濟機會短缺，貨幣增長基本上都已經進入房市。當時不明智的經濟政策造成了現在的很多困難。

　　期望政府現在能夠放鬆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是極不明智的。另一輪像2008年那樣的刺激措施將會在中國引發超級通脹和超級投機。後果將不僅僅是另外一場泡沫，而是可能會導致全面的政治變革。很難想像中央政府會如此鋌而走險。

　　高息借貸的繁榮始於房地產市場，近來已經發展成為一場「龐氏騙局」。由於實際利率過低，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受到抑制，並且實體經濟活動利潤率也很 低，儲戶們便會輕信像高息借貸這樣的機會。他們擔心銀行存款按實值計算會貶值。同時，20%至100%的利率會帶來迅速致富的希望。許多人寧願相信其可持 續性，夢想幾年之內即可致富。

　　「龐氏騙局」就是一場再分配遊戲。不幸的是，最後拿著袋子的人常常是最脆弱、最容易受騙的人群。這是傳銷首次在中國成為金融問題，中央政府現在就應當調動安全機構處理此事，控制風險，以免釀成災難。

通脹仍是主要挑戰

　　在正常情況下，中國當前的貨幣增長水平可謂綽綽有餘。今年8月，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了13.5%，遠低於前幾年20%的水平，但是仍然遠遠高於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中國儲蓄總資產是2011年GDP的2.3倍。因此，高於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貨幣增長將變成通脹。

　　另外，目前的M2增長率可能低估了真實的貨幣增長幅度。商業銀行積極從事表外活動，以應對更嚴格的貸款限制；信託業蓬勃發展；地下高息借貸市場方興未艾。這些都並未完全體現在貨幣統計數據中。如果把這些都考慮進來，我懷疑廣義貨幣增長率將達到16%。

　　通脹仍是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過去十年間，貨幣供應大幅增長，正在造成通脹的後果。現在的貨幣增長尚未低到可以消除通脹的水平。中國仍然沒能真正控制住通脹問題。

　　結構性調整讓中國經濟更容易發生通脹。持續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現在的勞動力供應。中國體力勞動力供應完全沒有增長。除非能夠大幅降低增長率，勞動力短缺只會更加嚴重，從而推高通脹。

　　能源短缺是推動通脹的另一個因素。包括超過政府批准份額之外的生產在內，2011年煤炭消耗總計約為40億噸。建立在如此高消耗基礎上的兩位數 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運輸系統也將運力不足。同時，各個產地的生產水平可能都已經達到頂峰。中國增長模式是高能源密集型。如果煤炭消耗增長率仍然在如此高的 基礎上保持兩位數增長，能源價格將會持續通脹。

　　儘管月度通脹數據可能會有波動，有時甚至會出現冷卻跡象，但基本力量依然是推動通脹的。如果把宏觀政策重點從價格穩定上移開，必將鑄成大錯。

放緩沒有不利影響

　　跟十年前不同，現在的經濟放緩不會帶來什麼不利影響。體力勞動短缺仍在加劇。放緩不會造成就業問題。將要破產的中小企業可能會讓員工下崗。但是，受到影響的工人可以很快在別處找到工作。

　　每年大約有600萬高校畢業生面臨就業問題。至少在剛入職階段，大學畢業生和非大學畢業生工資幾乎沒有差距。大量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滿意的白領工作，只能在家待業。考慮到他們父母為大學教育所支付的費用，情況難以令人接受。這是一項社會不穩定因素。

　　然而，在當前模式下，建築業和製造業是推動增長的力量，它們需要的是藍領工人。大學畢業生就業不足的解決之道在於增長模式向高附加值業務轉型。

　　中國下一輪增長必須降低勞動力和能源密集程度，否則通脹將會破壞任何推動增長的努力。中國必須推進經濟改革，更多發揮市場和民營行業的力量。如果仍然由國有企業主導，勢將造成大項目主導型增長，這很容易造成通脹。

　　中國經濟再平衡的起點應該是限制政府收入。2011年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利潤佔GDP的30%。考慮到國有企業的資本支出遠高於其利潤，地方政府也在增加純借款來加大支出，可以得出結論，政府和國家花掉了經濟一半的錢。

　　中國民營企業和家庭部門在過去十年被邊緣化了。消費只佔GDP的一小部分，因為家庭部門沒有能夠支撐高消費的現金流。除非政府能夠從經濟中少拿錢，把更多的錢留給家庭，大項目建設就會繼續主導經濟。

　　同時，當前的經濟結構把盈利機會大都留給了國有企業。留給民營企業的都是低利潤行業，比如輕型製造業和零售業。只有房地產業能夠通過地價高漲帶來較好的回報。這就是大量民營企業轉向房地產發展的原因。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民營部門會更加壓縮。

　　中國經濟再平衡應當始於並且止於限制國有部門的規模。舍此之外的其他舉措，都只是在轉移注意力。要限制政府規模，首先需要減稅。比如，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應當從45%降至25%，增值稅稅率應當從17%降低到12%。

　　通過再平衡，中國經濟將會轉向高附加值的增長。只有到那時，中國的高增長率才不會引發通脹。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dation）的研究，中國在2005年至2010年的海外投資中，對澳大利亞投資金額位居首位。自2007年開始，中國已經累計在澳投資700億 澳元。2010年，中國是澳大利亞第三大投資者，四分之三的投資流向礦業領域。不過，最近兩三年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開始聚焦非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澳大 利亞感受到威脅了嗎？

　　儘管澳大利亞資源、能源和旅遊部部長馬丁·弗格森（Martin Ferguson）對這一問題不置可否，競爭的壓力是實實在在的。2011年11月6日，在天津召開的第13屆中國國際礦業大會的開幕式上，緊隨弗格森之後發表演講的加拿大資源部部長奧利弗（Joe Oliver）在發言裡強調：「在加拿大沒有意外。」在熟悉澳大利亞礦業的人士看來，這句話頗有針對澳大利亞礦業政策變化之意。

　　2011年11月2日，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向議會提交了爭議一年有餘的礦產資源租賃稅（MRRT）法案。11月8日，經議會投票，政府力推的碳稅法案以36票支持32票反對的微弱 優勢獲得通過，正式成為法律。當天在北京與各路投資者會面的弗格森表示，「政府將要採取新的稅收機制，這會給大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可投資者並不這樣看。「這肯定對中國在澳大利亞的礦業投資有影響。」台下一位在澳大利亞從事審計工作的人士悄聲說，現在有不少資源類企業都在評估兩項新稅法對其盈利帶來的影響。

　　第七次訪問中國的弗格森在接受財新《新世紀》專訪時表示，他堅信澳大利亞對中國投資者將繼續保持吸引力。除了口頭上的信心，弗格森帶來的最實際禮物，是澳大利亞可能放寬技術工人簽的消息。

新稅爭議

　　MRRT脫胎於前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2010年5月提出的資源超額利潤稅（RSPT）。這項旨在讓更多澳大利亞人享受資源行業繁榮紅利的政策，卻直接導致陸克文下野。吉拉德上任 後，迅速與大的礦業公司達成妥協——只對鐵礦石和煤礦徵稅，稅率下降至30%。如獲議會通過，這一新稅種將從2012年7月1日開始實施。

　　弗格森特別強調，徵收MRRT並非不鼓勵投資，因為只對利潤超出行業正常水平的企業徵稅（起征點為5000萬澳元），而且這將最大程度上確保將資源帶來的利益留給澳大利亞子孫後代。

　　這個起征時間對於中國投資者很不利。過去幾年是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高峰期，不少項目將在2012年後逐步投產，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中信泰富從2006年開始投資開發的中澳磁鐵礦項目（SINO IRON）。

　　國家開發銀行向中澳磁鐵礦提供了一筆數量不小的貸款。一位國開行內部人士對澳大利亞稅收政策變化評論說，「一點招都沒有，這種事談判前如能鎖定應儘量鎖定。成本上去後，將來如果鐵礦石價格下來了，還貸就困難了。」

　　不過，弗格森解釋說，MRRT徵收的利潤指標與成本有關。「如果你仔細看看稅制，會發現中澳磁鐵礦以MRRT名義繳納的稅金將會很少。」他還表示，「在新舊稅制轉變期間，我們會提供協助，確保中信泰富的投資保持盈利。」

簽證有望放鬆

　　政治穩定、法制健全、市場開放自由，是澳大利亞吸引外資的優勢所在。但基礎設施建設和勞動力供應是最大的挑戰。西澳和昆士蘭州是澳大利亞礦業項目集聚的兩個省份，目前都面臨港口、公路和鐵路運輸瓶頸。今年6月，中國中鋼集團公司宣佈，暫停在西澳的Weld Range鐵礦項目，停止與之相關的所有工作，並對在建項目收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沒有鐵路，而基礎設施的建設權又不在手中。

　　此次弗格森訪華，在各種場合均強調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的基礎設施建設。

　　可是，在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郭濂看來，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澳雙方都需要進一步的規劃。中方企業在澳為了項目建設和運輸，自行修建公路等設施，效率低、投資大，而澳大利亞的多數公路並不收費運營，因此對中國投資者無較大的吸引力。

　　今年5月，澳大利亞政府提出一份關於企業移民協議（Enterprise Migration Agreements）的倡議。對於價值超過20億澳元且在用工高峰期工人超過1500人，但在澳大利亞無法找到足夠技工的項目，將可以引進海外勞動力。11月4日，在北京參加東方礦業俱樂部晚宴發表演講時，弗格森也強調了這一政策變化對外國投資者的好處。

　　這對於中國企業不啻為一個好消息。此前，參與中澳磁鐵礦建設的中冶集團總經理沈鶴庭就多次公開向澳方呼籲，向中國工人發放特殊簽證，引進他們到 西澳礦業項目，但總有不少澳大利亞官員表示難以接受。必和必拓中國區前總裁戴堅定認為，工會出身的弗格森能如此為礦業企業著想，殊為難得。

對話弗格森

　　財新《新世紀》：作為資源和能源部部長，你認為澳大利亞在資源能源領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你將如何解決？

　　弗格森：目前，澳大利亞已經取得了大量的投資，挑戰是建設這些項目並確保有足夠的熟練和半熟練技術工人進行長時間的施工。這正是澳大利亞政府就勞工培訓追加30億美元投資的原因。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措施，能夠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來解決目前的短缺問題。

　　此外，基礎建設投資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需要及時修建港口、公路和鐵路設施滿足礦業項目和運輸的要求，確保我們的礦產品和其他產品順利到達中國和其他地區。

　　財新《新世紀》：澳大利亞政府近期正在推行碳排放稅。這一政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有怎樣的機會？

　　弗格森：和中國一樣，澳大利亞也已經承諾向低碳經濟轉型。這不僅僅是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時也是通過改 善空氣質量來改善生活質量。作為政策制定者，我們也已經推出一些措施鼓勵企業在減排技術領域進行投資，並鼓勵可再生能源在澳大利亞的發展。這也為中澳兩國 企業的合作創造新的機會。最大的贏家將是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者。

　　我們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能源供給中的20%將來自可再生能源。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清潔能源領域正在進行投資，一個價值50億澳元的項目 正在進行中。很多中國企業正在和中國政府、不同的機構以及澳大利亞的大學合作，並可能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突破性的表現。中澳兩國通過合作，可以在出口、 擴大市場份額、減少排放以及降低成本方面獲益。

　　財新《新世紀》：BP的研究認為，澳大利亞將取代阿聯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LNG（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你對此預測有何評價？

　　弗格森：到2015年-2016年，澳大利亞將成為世界第二大LNG出口國，這當然會帶來進一步的投資。目 前我們每年大約出口2000萬噸LNG，到2015年-2016年，可能會達到7000萬噸。澳大利亞目前有很多這一領域的投資，所以會成為最大的LNG 出口國。但這不是關鍵的問題，關鍵在於我們要吸引投資，並確保成為可靠的供應者，這是目標。

　　財新《新世紀》：中國企業漢龍礦業的管理層在澳大利亞涉嫌內幕交易的行為，是否會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審批造成影響？

　　弗格森：澳大利亞證券監管委員會的工作與海外投資本身並無關係，實際上這是對澳大利亞企業的監管，這並不事關中國投資，而是法律對澳大利亞企業運營的要求，最終將使海外和澳大利亞的投資者受益。

　　財新《新世紀》：你出身工會的背景對現在的工作有何影響？如何平衡礦業企業和勞工之間的利益？

　　弗格森：處理勞工關係是管理層的職責，而非政府的職責。我們會有一個制度框架，對企業如何自我管理給出一些指引。但生產和勞資關係是管理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