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素來是科教資源大省,但從2015年統計數據來看,湖北省高校發明專利授權前三的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和武漢大學發明專利授權之和僅為1593件,不及浙江大學一所高校1865件的專利授權量。
對此尷尬現狀,湖北省近期發布的《關於加快知識產權強省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將系統推進高校知識產權工作,切實將湖北科教資源優勢轉化為知識產權優勢。
湖北省知識產權局局長張彥林表示,高校是知識產權創造的重要生力軍,擁有巨大的知識產權創造潛力。但目前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不夠規範、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等問題仍較為突出,嚴重影響了高校知識產權的創造及運用。因此,《意見》明確提出了要深入實施高校院所知識產權推進工程,加強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建設。鼓勵湖北高校將知識產權內容列入教學培養計劃,鼓勵有條件高校設立知識產權專業或學院。支持高校院所與企業協同創新、集成攻關,引導高校科研成果知識產權化等。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意見》還在推進高校知識產權轉化上進行了探索。比如提出要鼓勵高校通過許可專利的方式支持單位員工和大學生創新創業,支持高校建立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機構(公司),推動高校與企業、知識產權服務機構協同推進高價值專利培育,形成產業化導向的專利組合等。
據了解,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一直高度重視發展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2010年,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產值占美國GDP的35%,占歐盟總的經濟活動貢獻率39%。
在中國,經過多年的創新創造,專利數量實際上已有了相當的積累,因此如何實現專利價值的回歸,最終實現創新的價值正成為當前專利工作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
張彥林認為,盤活數量龐大的專利儲備已經勢在必行,但要充分認識和實現專利等知識產權的價值,則必須建立知識產權運營服務體系。因此,《意見》提出要設立湖北省專利運營基金,建立長江知識產權運營中心,依托長江知識產權運營中心這個平臺,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創新知識產權運營商業模式,並“建立以知識產權為重要內容的創新驅動發展評價體系”,將知識產權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9月7日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巴斯基的網絡安全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發現了一種能繞開安卓6版本智能手機操作系統安全功能的新型惡意軟件,犯罪分子將得以侵入銀行應用並盜取信用卡信息。
跟蹤網絡威脅活動的卡巴斯基實驗室稱,這種惡意軟件通過在真正的手機銀行應用和谷歌應用商店(Google Play Store)應用上形成覆蓋屏而盜取手機用戶的詳細信息。該惡意軟件攻擊安卓操作系統6版本;該版本於2015年末發布,具有旨在阻止這類攻擊的安全功能。
卡巴斯基表示,此次發現的惡意軟件是一直攻擊安卓操作系統所有版本的“Gugi”木馬惡意軟件的變種;而木馬是偽裝成合法軟件的惡意軟件。
卡巴斯基稱,公司在今年6月檢測到Gugi惡意軟件的這一變種,距離首次發現這種惡意軟件族已有六個月。
Gugi惡意軟件通常通過鼓動用戶點擊鏈接的短信息而感染智能手機,主要盜取短消息,因為很多銀行向用戶發送短消息,作為第二種交易認證手段。卡巴斯基表示,絕大多數Gugi攻擊事件發生在俄羅斯,但美國也是受Gugi影響的前五大國家之一。
安卓是Alphabet子公司谷歌開發的移動操作系統,以將近80%的全球市場份額占據移動操作系統主導地位。谷歌發言人未立即予以置評。
卡巴斯基公司的卡巴斯基實驗室擁有多國的病毒分析專家和產品研發人員,他們在全球24小時不間斷地獲取信息、評估新的威脅、設計新的應用程序,供公司內部及發布給用戶使用。十多年的經驗確保了高效的對新威脅的迅速反應能力,可最及時地向用戶提供病毒清除工具和信息,以專業和動態地對抗各種威脅。卡巴斯基公司的病毒數據庫是世界最大的病毒數據庫之一,擁有超過200,000個病毒樣本。許多病毒分析師都是計算機病毒學方面的知名專家,經常參加國際信息安全會議並有專著出版。
24日據日本共同社消息,俄羅斯總統府23日發布消息稱,總統普京日前決定新設負責對日經濟合作的職位,已指示總理梅德韋傑夫最晚於10月15日要提交相關人選和職務權限的建議。
報道稱,普京還要求經濟發展部部長烏柳卡耶夫就日方向俄方出示的經濟合作計劃匯總相應報告,在普京12月15日於山口縣舉行日俄首腦會談前提交。
有分析認為,該措施可能是為了與日本新設俄羅斯經濟領域合作擔當相表明推進對俄經濟合作的姿態相呼應。
9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出席在俄羅斯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普京在取得上述成果後作出了指示。
在“東方經濟論壇”上,安倍與普京握手。
報道指出,俄方欲通過吸引日本等國在落後的遠東地區投資以推動當地發展。普京顯示出加強日俄經濟關系的意願,就雙邊經濟關系設置高級別職位的做法實屬罕見。
建設銀行12月20日晚間發布公告稱,該行擬設立市場化債轉股專門實施機構——建信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建信資產”,公司名稱最終以監管意見為準),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20億元,為建行全資子公司。
公告顯示,建信資產註冊資本擬為人民幣120億元,公司住所在北京,本行持股比例為100%,作為本行所屬一級子公司管理。建信資產擬專司市場化債轉股業務,主要經營和辦理相關債權收購,股權投資,債權轉股權,持有、管理及處置轉股企業股權等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的金融業務。
公司表示,本次投資是本行適應內外部經濟形勢和金融市場變化,逐步改變以存貸利差為主的盈利模式,提高資本管理能力,進行戰略轉型,提升專業化、綜合化金融服務能力的需要。有利於本行利用客戶、渠道、品牌、人員等方面的綜合優勢,積極參與企業管理,延伸本行服務鏈條,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提升客戶體驗,推動業務創新,改善資產質量,提高風險防範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實現可持續的盈利增長和價值創造。
過去幾年,科技巨頭蘋果公司一直謀劃在印度修建生產基地,希望憑借該國巨大消費潛力提升銷量。但種種跡象顯示,蘋果公司的計劃可能因為印度政府拒絕給予稅收和其他優惠政策而擱淺。
據新華社報道,印度貿易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近日表示,不會為蘋果公司提供專門稅收減免。即便將來推出此類政策,也將面向所有的智能手機生產廠商,不會為蘋果“單開後門”。
2016年5月,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到訪新德里。印度總理莫迪在與庫克的會談中希望蘋果能夠在印度生產部分元件,以支持莫迪政府“印度制造”的整體戰略。
消息人士稱,此後蘋果公司向印政府提出了外國直接投資規則豁免請求,要求在關稅和生產稅等方面獲得特別優惠,作為向印度轉移產能的條件。此舉還可幫助蘋果公司降低在印銷售商品的整體成本,以應對該國收入水平較低導致的消費力不足。
此次並非蘋果首次遭遇印度政府“冷遇”。此前蘋果曾請求印度政府“網開一面”,放寬“進口品牌專賣店國產商品比例不低於30%”的規定,從而實現蘋果專營店在印落地,但隨即被印政府駁回。面向中低收入群體銷售翻新蘋果產品的要求也遭到拒絕。
作為全球唯一的“下一個十億市場”國家,印度對包括蘋果公司在內的眾多消費電子產品廠商充滿吸引力。由於定價策略和本地稅率等因素,以手機為代表的蘋果產品在印售價普遍比在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售價高約10%至17%,導致iPhone市場占有率不足2%,面向中低端用戶的iPhone SE產品線未達銷售預期,其他產品也呈現“曲高和寡”之勢。在中美兩大市場增長趨緩的現實面前,蘋果欲在印度打開局面尚需找到新的突破點。
貴州貧困戶李正營今年62歲了,他在畢節市大方縣住了大半輩子,心里一直覺得最對不起大兒子。因為窮,孩子高一只上了一學期,就輟學去廣東打工了,走時身上只揣了3000元,連這都是借的。
轉機發生在2015年底。這一年,恒大集團扶貧工作隊蹚著泥濘的小路來到家里,圍著破舊的土房拍照片,詢問李正營會什麽手藝……那會兒,他不會想到,大半年後,他將得到一棟免費的兩層小樓並在養牛場找到一份工作。
改變他命運的,是精準扶貧,是一批飲水思源、回報社會的企業的積極參與。
在大方縣,像李正營這樣的貧困戶不少。畢節是我國西部貧困地區典型,而大方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截至2015年底,全縣11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還有18萬,其中94.8%處於烏蒙山連片特困區。
2015年11月底,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12月1日,恒大集團響應中央號召,結對幫扶大方縣,計劃3年無償投入30億元,通過一攬子綜合措施,到2018年底助力大方縣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企業力量進入大方,新農村建起來了。500戶住在深山區,水不通、電不通的貧困戶搬進了首批建成的10個新農村。嶄新的二層小樓,配有簡單的家具家電,拎包入住。今年6月30日,還有40個新農村將迎來新主人。
企業帶來了產業。往年過完年,貧困戶郭光華的一雙女兒總要哭鬧著阻止他出去打工。今年不會了。自從搬進幸福二村,他開始在村里配套的蔬菜大棚里務工,每天70元工錢,自家分到的兩個蔬菜大棚還入股了合作社,年底有三七開(農民占七)的分紅收入。只要勤快點,把3146元的貧困線甩在身後不成問題。
到2018年底,1000個以合作社形式運營的農牧業產業基地將在大方建成。目前已建設蔬菜、肉牛、中藥材和經果林基地284個,引進了27家上下遊龍頭企業。政府負責協調土地流轉,貧困戶提供勞動力,地利集團負責生產指導,在蔬菜成熟後,到田間地頭收購並供給全國各地。這種供產銷一體的扶貧模式,解決了農民“種什麽、種多少、怎麽種、賣給誰”的問題。
王家利是雨沖鄉油用牡丹基地合作社的負責人,他介紹,合作社對改善生活幫助很大,有的用土地入股,有的用資金入股,“300名左右社員,年前臘月二十八共發了99萬元工資。”
大方縣素有養牛傳統,以農戶散養為主,養牛產業卻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在多家企業的幫扶下,目前大方全縣已建設154個肉牛基地,引進基礎母牛5609頭,從加拿大引進安格斯、西門塔爾種牛凍精9萬支,改良當地土種牛1.5萬頭。
扶貧牛超市,第一次在大方亮相。以每頭1萬元(低於市場價3000元)的價格,由貧困戶全額無息貸款購買優質基礎母牛,企業及縣政府3年內全額擔保、全額貼息、全額保險,每繁殖成活一頭犢牛3個月以上,企業再獎勵貧困戶一兩千元。這種“買牛不愁錢,養牛沒風險,產牛有獎勵,賣牛有保障”的一條龍扶貧模式,深受貧困戶歡迎。
“我們貧困戶以前沒辦法,現在有人幫我們,我們一定要拼命往上爬,才會有出路。”李正營動情地說,現在年人均收入可以超過4000元。
當地的教育資源短板正加快補齊。在民企的幫扶下,預算5億元,11所小學、13所幼兒園、1所完全中學和1所職業技術學院都將在6月30日前交付。
而在三元鄉幸福五村,27歲的楊躍誌終於夢想成真,開起了自己的盲人按摩店。3億元貧困家庭創業基金,就這樣播撒出去,變成一家家農家樂、小超市,現已扶持貧困戶10976戶。
不僅出資金,還出人才。為了幫大方,恒大專門成立了集團扶貧辦公室,專門設立了大方扶貧公司,全集團300多名“誌願軍”主動請纓,帶領4000多人的扶貧隊伍紮進大方。地方全力支持,畢節市委、市政府每年抽調100名優秀幹部到扶貧公司辦掛職,一起辦公,共同參與扶貧攻堅。
“張正英,鳳山鄉銀川村村民,80歲,家有4口人,每年家庭收入不足1000元,願意種植大棚蔬菜……”一進入扶貧公司,上百本入戶調查情況表擺放整齊,匯成精準扶貧的大數據中心。
2014年,大方縣開始對貧困戶建檔立卡。企業結對幫扶後,先後分了二三十個工作組,與縣鎮村工作人員一起,挨家挨戶,訪談核查。“很多貧困戶住在深山老林里,下了車還要走三四個小時,有時候一天也跑不了幾家。”扶貧公司入戶調查人員深有體會,“精準不是嘴上說說,而是要用雙腳去丈量。”
“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我們堅持精準扶貧,因戶施策、因人施策。”恒大集團副總裁兼扶貧辦主任姚東介紹。
2月末,貴州大地上春寒料峭,雨沖鄉的油用牡丹基地里已經忙碌了起來。
“這片牡丹基地有4500畝,綿延44公里,開車半個小時都繞不完一圈。”畢節市林業局林場科科長洪林介紹,他是畢節市第一批選派到企業掛職的幹部。有件小事洪林一直記憶深刻,常讓他感慨企業扶貧之務實。2016年8月,牡丹基地開始建設,種苗一車一車從河南運過來。一般情況下,買主卸貨後看看就算驗苗了,而扶貧公司的員工竟拿著遊標卡尺一株一株量,只有根莖粗度、根長、側根數量、地上枝條長度4項同時達標,才算合格。這讓供貨商傻了眼,種苗合格率第一期只有76%,從第二期開始都達到95%以上。
“既然花了錢,就得讓錢實實在在能生根。”洪林說,“否則,三年後扶貧企業撤出了,種苗半死不活,一方百姓怎麽弄?”
“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大優勢。第一是市場敏銳性強,按照市場思維來布局扶貧,用經濟手段激發貧困戶的內生動力。如果沒有產供銷的渠道,扶貧就會大起大落。”姚東認為,“第二則是執行力強,這是企業能夠發展壯大的秘方,獎罰分明。”誠然,在大方各個幫扶現場,都可以看到“決戰630”的標語,時刻提醒著效率。
自2015年12月進駐大方,截至目前,恒大幫扶大方的20億已經到賬,助力大方縣8.05萬人初步脫貧,占總脫貧人口的45%,103個重點援建項目今年6月30日全部交付。
精準扶貧,政企如何分工?以已經入住的10個幸福新村和特色小鎮奢香古鎮為例,爭取到國家易地扶貧專項資金的大方縣負責“三通一平”等基礎建設,企業則用援建資金負責房屋建設、裝修和簡易家具置辦;企業負責慈善醫院、兒童福利院、養老院的前期修建,當地負責後期運營。在姚東看來,當地政府是最了解主戰場的人,是總指揮部。企業來幫扶,一方面要給新鮮的建議,不要被動適應;另一方面,要充分溝通、彼此尊重。
“從市場競爭中磨煉出來的企業速度,有力地帶動了大方進步。”大方縣委書記張瀚時觀察,大方人的精氣神也在變,激勵全縣人民“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致富”。
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常常感慨,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無不得益於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全社會的理解、幫助與支持。飲水思源、回報社會,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姚東透露,近日集團董事局決定,在大方縣之後再幫扶一個縣,把精準扶貧經驗推廣出去。
榜樣的力量,召喚出更多參與者。截至目前,大方縣305名企業家自願擔任298個村的名譽村主任,積極參與社會扶貧。據不完全統計,貴州共有1772家民營企業、148家商會參與結對幫扶2014個貧困村,投資120.24億元,實施項目447個,帶動4萬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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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這個智能手機時代,人們習慣於用音樂流媒體方式不限量聽歌,音樂播放器早已經被無所不能的手機所淘汰,別說磁帶機、Walkman這些“上古詞匯”,回想一下,你幾年前買的MP3、MP4播放器已經多久沒用過了?
而這也影響到了蘋果古老的音樂播放器業務。據外媒最新消息,蘋果已經關閉了兩條重要的播放器產品線,實際上,蘋果播放器業務基本上走到了盡頭。
蘋果放棄iPod Shuffle和Nano
據美國科技新聞網站Apple Insider報道,蘋果已經決定停止銷售iPod nano和iPod shuffle兩種播放器產品,未來只保留iPod Touch產品。
需要指出的是,iPod Touch這一產品名字中雖然帶有iPod,但是實際上這種產品更像是沒有通信功能的iPhone手機,給學生等消費群體提供了一個低成本嘗試iOS應用生態系統的機會。因此這款產品更接近於一個移動互聯網設備,而不是一個簡單的音樂播放器。
此次調整,實際上上意味著蘋果已經放棄了音樂播放器業務。
據報道,蘋果零售店未來將只銷售兩款播放器的存貨,將不再增加供貨。
蘋果官方通過一份聲明證實了關閉兩條播放器產品線的消息,蘋果也表示將會把iPod Touch的閃存容量增加一倍,售價為199美元。
據報道,在近日作出官方宣布之前,蘋果已經在官方網站撤銷了兩類播放器的頁面。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查閱蘋果中國官網,同樣找不到Shuffle和Nano的頁面,取而代之的是“Music”字樣,和少了這兩款產品的“合影”。
據悉,iPod shuffle推出時間是2005年,最後一次升級是在2010年,iPod nano也是發布於2005年,2015年推出了新款顏色,不過從2012年之後再也沒有進行硬件升級。
另據鳳凰數碼報道,2015年,蘋果曾對零售商店的展示規劃進行過一輪調整,iPod從主展廳被挪到了旁邊的“配件”區,這或許也暗示iPod已逐漸喪失自己的地位。
時代變了:從“下歌”到“在線聽歌”
蘋果關閉播放器業務,實際上並非突然之舉。實際上,隨著智能手機全面普及,手機已經取代了古老的MP3播放器,成為普遍的音樂欣賞設備。另外,不限量聽歌的音樂流媒體服務也已取代古老的下載模式。
在淘汰落後業務方面,蘋果的動作其實上算比較慢的,因為全球大部分廠商基本上已經停產了古老的音樂播放器。在音樂服務市場,Spotify、亞馬遜、谷歌等公司都在大力發展包月十美元的音樂流媒體業務,蘋果也推出了蘋果音樂服務。
不過時至今日,蘋果依然保留著古老的音樂下載業務。在不限量欣賞數千萬首歌曲的背景下,單獨購買歌曲的服務其實上已經沒有必要,也降低了蘋果相關產品的用戶體驗。
iPod播放器是喬布斯重返蘋果之後推出的重大產品,一度改變了蘋果的命運,後來蘋果再次推出了iTunes音樂商店,帶來了全球數字音樂的一場革命。人們放棄了古老的隨身聽(用磁帶或CD的那種),改用小巧的播放器下載歌曲進行欣賞,便攜性大幅提升。
iPod甚至成為一種流行文化,讓蘋果品牌在全球逐步家喻戶曉。
隨著iPod的流行,數字音樂取代了傳統的CD,iTunes商店成為全球音樂公司重要的收入來源,蘋果也在音樂市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
如今數字音樂迎來了第二次革命,那就是音樂流媒體的流行。各種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音樂下載量出現了斷崖式的暴跌,流媒體的收入則出現了超過一半的高增長。作為行業老大的Spotify,全球活躍用戶超過了一億人,正準備在年底上市。
蘋果改造了收購來的Beats音樂,推出了蘋果音樂客戶端。依托全球的十多億iOS用戶,蘋果音樂獲得了2000多萬用戶,每月給蘋果貢獻了兩億美元的收入。為了壯大這一業務,蘋果甚至推出了原創影視計劃(在音樂客戶端中播出)。
不過,蘋果出於自身考量關閉iPod這兩款播放器的產品線,並不意味著專門的隨身音樂播放器都已過時。舉個簡單的例子,對那些三句話不離“解析力”、“推力”、“控制力”的音樂發燒友來說,可以隨身攜帶的HiFi播放器,和高端耳機、音響一樣,都是他們願意燒錢的玩意兒。
比如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隨手在某貓商城截的這張圖,其中不少播放器都比iPod Shuffle和Nano更貴,但貴在哪里呢?只能說,“懂的人懂”。
每經編輯 趙雲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騰訊科技、Apple Insider、蘋果中國官網、鳳凰數碼等
繼昨日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掛牌後,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等情況,也在今日向社會公眾發布。
8月21日上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稱上海高院)舉行新聞發布會,上海高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盛勇強向社會公眾發布了上海近年來金融審判的工作情況、上海金融法院成立的背景、意義和工作目標,上海高院黨組成員、上海金融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趙紅詳細介紹了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情況。
盛勇強表示,“設立上海金融法院,是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是服務保障金融改革發展的需要,也是營造良好金融法治環境的需要,更是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需要。”
管轄範圍界定清晰
上海金融法院,是全國首家金融專門法院。其在案件受理範疇、各方主體認定、審判規則適用等層面,對於民商事金融糾紛的解決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意義。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8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轄範圍為上海市轄區內應由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審證券、期貨、信托等金融民商事糾紛,以金融機構為債務人的破產糾紛,以上海市轄區內金融監管機構為被告的涉金融行政案件,以住所地在上海市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為被告或者第三人與其履行職責相關的第一審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等。上海金融法院審理對上海市基層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審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決、裁定提起的上訴案件。當事人對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審判決、裁定提起的上訴案件,由上海高院審理。
針對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的管轄,趙紅院長作了四點重要說明。
其一是審級定位和訴訟標的額。上海金融法院的審級是中級法院,其受理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訴訟標的額是人民幣1億元以上、5億元以下,如果案件的一方當事人不在上海市,其訴訟標的額是為人民幣5000萬元以上、3億元以下。
其二是對於新型金融民商事糾紛的管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明確,除了傳統的金融民商事案件之外,上海金融法院還可以管轄獨立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網絡借貸、互聯網股權眾籌等新型金融民商事糾紛。比如包括私募股權、私募證券基金等私募基金糾紛,以及涉及百姓金融消費的第三方支付糾紛,都可以由上海金融法院受理。
而對於上海金融法院管轄的網絡借貸糾紛,趙紅院長強調其正確表述應是“以網絡借貸平臺為被告的金融民商事案件,不包括網絡借貸的民事案件和因平臺違法活動所引發的刑事案件”。而符合上述條件的網絡借貸案件,只有在訴訟標的額高於人民幣5000萬元的情況下,才由上海金融法院作為一審受案法院來受理。
另外,對於諸如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為被告或者第三人與其履行職能相關的第一審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集中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轄。而哪些機構屬於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在實踐當中一般都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等主管部門認定為準。
談到機構設置,趙紅表示,“上海金融法院按直轄市中級人民法院組建,設立案庭、綜合審判一庭、綜合審判二庭、執行局、政治部(司法警察支隊)、綜合辦公室(研究室、審判管理辦公室)等6個內設機構,院長1名、副院長2名。”
而在人員分配上,目前上海金融法院在編幹警共66名,碩士以上學歷55名,占比達83.3%。其中入額法官28人,具有研究生學歷以上的法官26人,占比達92.8%。具有博士學位的法官有6名,占比達21.4%。
發布會上,上海金融法院官方網站(http://shjrfy.hshfy.sh.cn/jrfy/gweb/index.jsp)正式上線,該站分中英文版,全方位公開上海金融法院各項工作情況,並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良好的金融法治環境。
還需要其他配套機制
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決定》,歷時8年,上海金融法院正式獲批成立,並受到國內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
“上海法院已經初步形成相對獨立的金融審判體系。2009年以來,上海高院、上海一中院、二中院以及8家基層法院設立了金融審判庭,其他基層法院也設立了金融審判專項合議庭。”盛勇強說。
以金融民商事案件為例,2013年~2017年,上海法院受理的涉金融案件數量,年平均增長率為51%。近五年來,上海法院共審結一審金融案件47.8萬件。除了數量多以外,上海法院還審理了一大批重大、新穎、疑難、複雜的案件,受到國內外的普遍關註。
盛勇強介紹說,“比如上海法院依法審理了全國首例跨市場金融衍生品內幕交易‘光大烏龍指’系列案,確立了投資者損失與內幕交易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認定規則。先後審理了涉‘雷曼公司’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糾紛案、全國首例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支持證券投資者起訴案等案件,得到了金融業界與金融監管部門的高度認可和贊同。”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教授吳弘認為,在金融創新的大背景下,司法要對很多新問題、新現象作出認定與處理,可謂被頂到了第一線。盡管我國並非判例法國家,但是法院對於一個案件的判決和法律適用等在互聯網時代以及重視司法公開的背景下,會起到一定的示範效應,進而影響類似法律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
除了通過專業靈活的審判機制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一系列配套機制也逐步完善。
“司法是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絕對不是唯一的防線。”盛勇強說,“推動形成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除了通過法院訴訟來解決金融糾紛外,還需要包括金融監管機構、行業協會、律師群體等社會各方面的參與。”
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立斌認為,多年來上海在金融糾紛調解制度與建設方面進行的探索和嘗試,實踐表明,第三方居中調解機制是化解金融糾紛的有效途徑,有助於營造穩定的金融法制環境,完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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