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羅讀後感：拜讀花蛤兄的美文，恰巧這也是我近幾日思索的一個課題，我的思考過程如下，
1）、二十年前要知道房地產行業在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
2）、二十年前要知道萬科最後能拿下第一，並確保今天往後萬科還能市值成長，而不是長期萎縮。未來的二十年又如何呢？？
3）、要經過歷次大熊大牛的折磨，而讓你的錢的的確確沒有用做其他方向的可能，而不是被迫持有。
4）、經過二十年，你的的確確沒有發現更好的投資標的，你沒看見白藥、格力、茅台、蘇寧、阿嬌、港口、重型裝備、黃金股、醫藥等超低估值時機、超成長機會等等的更加顯而見的數倍機會。
5）、或者你乾脆就不是個投資人，只是個隨意買股放在那裡的世外高人。
1)、50%，雖然很淺薄，並不瞭解地產為何物，但如果有些靈氣的話有可能達到對半開的幾率。
2）、10%，第一個地產企業，有10%的蒙對概率。
3）、5%，大部分投資人經歷這麼長的時間，很難說那麼一筆錢對於自己生活改善無動於衷，除非是被迫持有。其實長期不能流通就是事實。最後雖然流通了，如果你已經家財萬貫了而不很年輕了，誘惑力顯然不如多年前了。
4）、1%，既然早期對地產行業的熟悉，我相信你很有眼力和魄力的，如果投資老人的話，面對地產業的未來你基本瞭如指掌，那麼關聯地產的一些消費行業呢？ 不更有機會？或許你也許早期就投入地產行業了呢？二十年內顯而易見的大好機會也許你不會錯過。除非三點：第一不是專業投資人，並無法流通所持股。其二，有 其他的資金已經佈局了二十年內的最好機會。其三：我只是為了持有而持有，並不在意，放在萬科裡的錢只是毛毛雨。
5）、1%，關注市場的極大可能都是專業投資人。像劉先生一樣入股模式的非企業創建者，目前就幾乎只有風投們，他們更講究落袋，因為他們是拿別人錢做，還要分紅和必須有持續投資能力。
也許大家會激烈的駁斥我，但我只你能這樣認為:如果保證能做好了以上幾點，的確是股神的材料。以上的概率是相乘的關係，我計算了我能做到概率，結果是極其渺茫。
綜上所講，劉先生這種現象的結果是值得敬佩和讚歎的，但要是客觀理性地研究，努力得出客觀結論：我們幾乎沒有做到的可能！！
沒有做到的可能是指沒有辦法只去持有一個企業成功二十年，恰巧他還正是萬科類。這說明，劉先生的現象只是偶然，但並不是說沒有二十年裡取得近似成績的可 能，並不否認有其他切實可行的辦法。我們可以分散買入幾個，我們可以在極度高估時候減倉或輕倉，我們可以在有把握的時候進行調整和換股，只要是堅持長期價 值眼光來做長期成長的投資，就有極大成功的希望！並沒有什麼絕對的長期持有的理論才是最正確的價值投資這一說法。從長遠來看，大多數資產可以與時俱進的得以增長，長期持有總會撈到甜頭，但如何保證你所選擇就是未來幾十年的「大多數」而不是一隻可能凋零的曇花，雖說有可能這是小概率，但往往是小概率毀滅了大多數投資人，風險控制是投資課程中永不過時的主題。
同樣，價值投資要作為一般投資者能夠成功的榜樣，哪怕是少數人的成功，也不能以偶然之舉來談必然，價值大家庭有不少成功的投資大師，如果能長期跟蹤花蛤兄 博客的人更會瞭解不少國際上的價值投資大師言行，因此我也主張投資一定要包容，一定找適合自己的東西，融會貫通後成為自己的風格。尤其是在成長中的中國，稍稍留意就有可能抓住未來高速成長的長期牛股。買股票的確就如買企業一樣，但不是說買企業就是為了簡單持有企業而去的，關鍵的是他能否產生持續不斷的利潤，是否能給你帶來長期的複利，並且他是優秀之中的最優選擇！
至於我在劉先生買萬科的事件上得到了些什麼幫助或有益的思考，正如花蛤兄以下所言，朋友們可以細細體會閱讀，相信會得到一些有益幫助。以上為我淺薄認識，希望得到大家指教，並相互討論！
摘自：一隻花蛤：http://blog.sina.com.cn/pubanyaobin
讓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劉元生如果賣出萬科，那將如何？
劉元生如果賣出萬科，那麼現在他擁有現金在30億元以上。因為在2007年11月，萬科A最高價為40.78元，那時劉元生總共持有8251.07萬股萬 科A股票，以最高價40.78元計，市值在33.43億元。只要他選擇在37元附近全部賣出，就可以坐擁30億元左右的現金。但是劉元生並沒有這樣做，他 依然堅定地持有。到2008年9月26日，萬科A的收盤價為6.53元。雖然經過6月份的一次轉增，劉元生持有13379.12萬股萬科A股票，但市值僅 為8.68億元，減少了24.75億元，縮水70％以上。24.75億，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以此按現有價格再次買入萬科A股票，則可以買到3.7億 股。而如果以30億元再次買入萬科A股票，則可以買到4.5億股，相當於控股萬科A4％的股權。當然，這一切都是假設，但無論如何，選擇賣出確實獲利豐 厚，其財富不可想像。這樣就引出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如果劉元生賣出股票，他可以得到30億元現金；而如果他不賣，則將面對24億元的縮水，事實上他現在 正在面對著，這也是目前許多人一直高度關注的難題。
不少人一直認為價值投資並非長期持有，從邏輯的角度考慮，這是正確的。因為一個企業在發展中，必須經歷由盛而衰的過程，這也是絕大多數企業的最終命運，基 業長青的企業畢竟鳳毛麟角，因此如果準備長期持有，那將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但是有些人，比如沃倫·巴菲特，他之所以願意長期，甚至無限期地持有，其一是他 以買入企業的思考方式持有股票的，其二是因為他買入的企業能夠為他的公司提供源源不斷的現金流，最後一個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既是公司的老總，又是下屬公司的 董事，參與企業的管理，很清楚自己公司及其下屬企業運營的狀況，所以即使其股票嚴重高估他也無動於衷。當年他的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股票一度達到8萬美元 一股，後來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又跌回4萬美元一股，使得巴菲特的市值坐了一次過山車，縮水在40％以上，但是從長期持有的角度上看，這並無礙他成為世界 首富。
當然，劉元生既不是萬科老總，也沒有參與公司管理，僅僅因為王石這位朋友讓他「認購」了萬科股票，他便持有到今天。我想其中劉元生也必定忍受許多常人不可 想像的痛苦與煎熬。看起來，劉元生如果要進一步成為中國的巴菲特，他就必須繼續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特別是數額巨大的縮水。也許他從不在乎，但實際上 他已經默默「忍受」了整整18年了，如果他沒有「忍受」18年，他是不可能將400萬演繹到今天這個奇蹟的。當初他動用400萬港元認購了萬科360萬 股，1992年變成370.76萬股，以後隨著萬科送股配股，加上他通過二級市場增持，擁有的萬科A的股票逐年增加。1993年為503.29萬 股，1995年為767萬股，2004年為3767.94萬股，2006年為5827.63萬股，2007年8251.07萬股，2008年超過1.33 億股。目前，劉元生持有的股票數量，不僅遠遠超過萬科董事長王石和總經理郁亮的持有量，而且超過了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萬科企業工會委員會、基金保險等各 自的持有量，現在劉元生是萬科最大的個人股東。
劉元生有今天的成就，最大的原因就是把自己當作企業的所有者，然後長期持有，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當然，長期持有的前提必須是優秀的、可持續發展的企 業。北京天益泰德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史軍說得好：「如果每隔一段時間，比如一個季度，你對持有股票未來的可能回報進行衡量，結果是滿意的，那就繼續拿著 它；如果一直沒問題，那又何必是10年？」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長期持有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我想，如果劉元生賣出萬科股票，他確實可以坐擁30億，但是他的財富可能也就到此戛然而止了；而如果他繼續長期持有，雖然今天他縮水了24億，但若干年 後，誰敢說他的財富不會增值到百億呢？其實股票一時的漲跌並不代表什麼，重要的是，當我們買入一家企業的股票，就意味著買到它的資產，而有時這些資產所產 生的收益可能是不可估量的。
與技術一起繁衍和進化，這就是人類的未來。
最近有幸與《失控》和《科技想要什麼》的作者、《連線》雜誌創始主編、技術哲學家凱文·凱利（KK）再次進行了交流，也對他把「技術看做一種生命體」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我越來越覺得他讀起來有些晦澀的理論並不是一種虛幻的哲學。實際上，把技術理解為一個生命體對我們理解現實的社會和商業的變革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發。
比如，我們該如何看待創新與模仿？KK認為一個技術、一個模式、一個產品形態的發明者其實僅僅是發現者。因為往往很多人會在相同時間「發現」類似的技術和模式，所以更像是這些東西已經在那裡了，而不是被人們神奇地創造出來。
有意思的是，發現者往往不是最大的利益獲得者。繼承（也可以叫模仿甚至是抄襲）這個發明，讓最多人用起來的人和組織卻往往能夠利益最大化。
實際上，創造者（發現者）的利益低於最佳推廣者的利益，這是技術這個生命形態的需求，他要通過更快更多地使用來繁衍和進化，而不是被發現後緩慢的演進。誰能幫他做到這一點，誰就會獲得其豐厚的回報。這種技術生命的根本需求，不是人類的世俗道德能輕易約束的。
你看，跳出「技術僅僅是一種工具」的固化思維，我們可以更好地解答很多問題。比如，我們會發現很多科技創新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遵從技術生命的繁衍和進化規律。
科技的繁衍和進化不是生物體那樣縱向垂直的漸進進化。而是橫向的，是在與其他技術接觸和發生反應後突然爆發的。所以有時候已經看似「滅絕」的技術會被新的技術的雜交和點亮進而復活。
比如歷史上失敗的瘦客戶機，隨著云計算和無處不在的網絡正在全球範圍復甦；比如運營商很多年前沒有推行起來的語音短信現在因為3G網絡和智能終端而轉換成Push to Talk的模式通過微信等應用紅遍中國。
所以技術不是孤立的，是技術群體相互的作用才能最大程度釋放技術的價值。理解了這樣的習性和規律，我們才能在商業上把握技術創新的價值。
與此同時，把技術理解成生命形態也能更好地理解大眾對技術的好惡。因為技術元素這種生命體，是需要附著在人類身上才能發展和繁衍的，他們也需要滿足我們的需求。
蘋果公司的成功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充分意識到了技術元素的繁衍會強化其「仿真性」，也就是要儘可能通過自然人機交互的方式，消除與人類這個其附著的生命體之間的「排異反應」。所以3歲孩子都可以把玩的iPad，當年必然會橫掃所有技術男和刷機控們才能玩轉的安卓平板。
「技術元素」這個生命體的力量，在於他們並不僅僅是硬件層面的工具，他們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也是深層的。實際上，我們也完全可以把技術的自我繁衍訴求，看做促進人類科技創新和人類進化的體外推動力。
所以，KK的著作雖然難啃，但還是應推薦看一看。技術哲學的美妙，在於它並不是要形成公理性的方法論，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收穫和理解。我們沒必要把它看做「科技聖經」，但不妨把它看做是一種審視科技世界的全新思維方式。
正如KK所說：「科技只能回答他能回答的」，而去不斷探索和理解，這是人類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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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 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 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 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 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 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 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 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 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 「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 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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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認為不可能的事，往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２０年前，不光日本人，就連中國人也不會想到日本會失去以後的二十年。
當時的日本旭日東昇，有凌駕美國的勢頭。感到不安的美國人走到街頭抵制日貨，用錘頭砸爛日本家電。有一本美國人寫的名為《日本作為世界第一》的書風靡全球，尤其在日本銷量特大，著實地讓日本老百姓飄飄然了一陣子。
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時房價居高不下的理論，那就是「土地不能生產」，意思說它只會越來越少，也就變相說它會越來越貴。很多人現在還在為當時的投資埋單，因為他們恐懼將來更買不起房子，就硬著頭皮貸款買房，而那一刻正是最泡沫的幾年裡的一刻。
我也忘不了日本政府刺激經濟的常用手段，那就是「加大公共投資」。ＧＤＰ成長率稍微下降了，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政府，是公共投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高興，利益鏈上的公司和個人也高興，大家都說應該修路，他們都個默認一個前提：人口會不斷增加，經濟也會持續增長。
最火的時候，我的日本同學都買了股票，很多主婦都成了投資名人。到了１９８９年，東證股指在接近４萬日元後，就開始跌跌不休，每況愈下，一時返回２萬多點之後，再也無利返回２萬大關。
我國２００７上證股指達到６千多點時，股民也是一片瘋狂，學生上課炒股，退休大媽排隊買基金。後來股市一洩千丈，一時返回３千以上後，再也難碰３千大關了。用倍數算算，你會發現這些拐點數據相似的多麼驚人。
不動產又怎樣了呢？當時的日本人見了外國人就嘆氣，說我們日本人拚命勞動讓經濟復甦了，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卻沒地方住了。他們也想了很多壓制房價的政策，也 蓋了好多公共房，連我都住過呢。不過最後房價還是被房價自己壓垮了，尤其是那些地方城市和大城市的郊區，如今房價是當時十分之一也不算稀罕。
我岳母當時就因扛不住壓力，為了我妻子的將來，在福岡買了塊地，現在那塊地長滿了雜草，恐怕白給都沒人要。日本實際上從９０年代就開始了人口減少，現在老 齡化已經非常嚴重。年紀大的人不喜歡不方便的郊區，寧肯擁擠點，也願住在市內，醫院近，購物方便。房間少點，更便於清掃打點。過去繁榮嘈雜的郊區小區，現 在都成了鬼城，只剩下些沒有去處的老人。
我們再看看汽車。我在北海道大學讀書時，正是日本泡沫經濟加深加重的幾年。家庭富裕的大學生們開始有車，和女朋友約會時有車是非常光彩的事。很多年輕人都省吃儉用攢錢買車，車是當時年輕人談話的焦點之一。週末你能常能看到一邊吃方便麵一邊擦車的年輕人。
可現在的日本呢，很少有人把車當做顯示身份的道具，只是當做移動工具，很多情侶們寧肯坐公交出遊，省心省力，更有情致。也許在我們看來他們缺乏熱情，老成愛靜，但我們中國的年輕人真的活得舒服嗎？他們是不是為了很多不必要的攀比而活得很累？
很多人以為日本產品原來就是安全精細，其實不然，２０年前日本也很不規範。撕不破的包裝袋，噴射果汁的包裝盒，我都記憶猶新。我記得有一次去一個食品公司，那裡的職員就告訴我他從不吃自己公司生產的東西，因為他知道用料和生產過程。
我不認為當時的日本食品質量就和現在的我國一樣，但起碼是現在的日本不可想像的。日本是一個不斷改良的國家，也是消費者輿論非常給力的國家。當發現某個企 業作假或摻入不當成分時，這個企業必須及時向消費者道歉，賠償損失，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類問題，不然這個企業必死無疑。因為它的產品再也無人問津，代理 商也不會將其放到貨架上。
北海道的「雪印」公司，是日本最有歷史和影響的食品公司之一，比我們的某個奶製品公司有名多了。就是因為一個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混進了毒菌，而且處理不當引 起民憤，就破產了。儘管看起來好好的一個老牌企業就為一件事倒產有點可惜，但是對整個產業卻起到了最好的示範作用。儘管倒產了一個公司，但一個產業得救 了，老百姓的健康得救了，一個國家的形象也得救了。
有人說，不讓作假公司倒產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因為國家是大股東，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無論誰持有這樣的公司，都應該讓其倒閉，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後代，也為了我們的國家。
告別高速成長之後，日本已經走過了２０多個年頭，這期間日本產生了很多問題，經濟成長率一直很低，為此有人說這２０年是日本失去了的２０年。但是這２０年 又是日本走向成熟，走向精細的２０年。當今我們為之誘惑的產品和服務，都是經過這２０年的進化而產生的，你說我們能說他們失去了２０年嗎？
我通過自己的經營和生活體驗覺得，我們現在的處境和２０年前的日本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我國今後的２０年如何發展，我不得而知，但吸收日本的經驗是讓我們２０年後活得更好的捷徑。如果你體驗了２０年前的日本，你會對此深信不疑。
[ 不過讓他沒想到的，並非消費者惡評如潮，在他看來，這是競爭對手的推波助瀾，而是：一、價格戰沒有想像中那麼慘烈，二、蘇寧的應戰 ]
京東商城創始人兼CEO劉強東8月13日晚間的一條微博引發了空前的「京東蘇寧」大戰。原以為會受到消費者追捧，最後卻落得「人人喊打」。這是一場鬧劇、一場陰謀，還是一場營銷？
這場電商大戰，讓劉強東成為「公敵」。
「劉強東太會演戲了，從『西紅柿』事件到這次的價格戰，劉強東就是個騙子。」微博上，對劉強東類似這樣的評價不在少數，其中不乏一些輿論領袖。更加「文雅」的說法則認為劉強東在此次事件中，利用微博營銷，「過度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讓消費者憤怒，甚至感到「被愚弄」的，是此次電商大戰中，無論是價格幅度還是價格範圍，都遠沒有消費者預想中那麼猛烈。儘管劉強東在微博上十分高調，但京東和蘇寧的產品，要麼型號不同，要麼顯示無貨，甚至還有部分產品出現漲價。
處於漩渦中心的劉強東近日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微博)》的獨家專訪，談起剛剛過去的這場大戰，他依然志得意滿。
「這時候打(這場價格戰)是最划算的時候，我們賬上資金充足，也沒有IPO的壓力，如果我們年底就要IPO，投資者會說，都難成這樣了，還怎麼上市啊？如果我們上市之後再打，我更不敢打，投資者肯定馬上把你的股票拋了，投資者都害怕沒有理性的投資。」 劉強東說。
超出預期的結果
「有很多都是超過我們想像的，與當初的預期有很大偏差。」當被記者問到如何評價這次價格戰的戰果時，劉強東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回答。不過讓他沒想到的，並非消費者惡評如潮，在他看來，這是競爭對手的推波助瀾，而是：一、價格戰沒有想像中那麼慘烈，二、蘇寧的應戰。
「我們原來以為大家一開始就會喪失理性，然後三百五百的往下降，我們安排了100多個員工盯住對方價格，每個人盯三十個左右產品。此外，還多加了一重保障，就是系統會自動每30分鐘做一次比價，一旦有人工沒發現的，系統會自動降價。」劉強東介紹說。
根據京東以往對信息系統的設置，價格到成本價之後，系統會自動停止降價，但在此次價格戰中，劉強東取消了系統的這個設置。
劉強東沒想到，對手蘇寧易購(微博)的網站一開始就「癱瘓」了，不管是京東進行比價的員工還是消費者，基本都無法登錄，而且長達兩小時，到11點左右，蘇寧易購的網站才逐漸恢復。
按照劉強東的說法，京東在當天9點開始後的20分鐘內就接到了5000萬的家電訂單，此時是價格戰剛剛開始，遠沒有到底。而在蘇寧易購網站恢復之後，京東 的大家電已經基本賣得差不多了。比價員工已經沒了開始打仗的心氣，消費者也因為雙方產品重疊率太小，更加失去了比價的耐心，不滿情緒開始蔓延。
雙方只是擦槍走火，兵不血刃？
「打還是打了，只是沒有那麼慘烈。」劉強東說，原本計劃京東18個庫房的大家電產品賣到一件不剩，最終8月15日當天賣掉了60%，原本計劃降價幅度遠在50%，最終經過京東統計，整體平均降價幅度只在23%左右，相當於每個產品平均降價500元左右。
當然，更被消費者詬病的，是京東在價格戰的同時，部分產品還出現了漲價的情況，這也嚴重損害了劉強東的個人信譽。
劉強東解釋說，價格戰背後是更複雜的博弈，當某款產品價格低到一定程度時，渠道商已經開始掃貨，也會有品牌廠商直接打電話抗議價格太低，此時京東就會把價 格往上調，因此會有價格的起起伏伏。「你可以看到一款產品從3000元降到2200元，然後又漲到2900元，但肯定不會高於3000元。」
價格戰是一場「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博弈，從某種維度來說，價格戰沒有贏家，只有誰輸得更慘。
經過京東財務人員的即時監測，如果不考慮運營成本，京東在8月15日當天的價格戰中虧損超過2000萬元。「不管是我們還是蘇寧，我相信都是賠錢的，因為有運營成本在裡面，他們的降價幅度應該也不低於20%。」劉強東說。
既然如此，如果蘇寧拒不應戰，這場戰爭是否會變成一場京東的「獨角戲」？
「我們本來沒想跟蘇寧打一場這麼慘烈的價格戰，我的想法是先跟他打一場小的，藉機把我們的供應鏈梳理一下，然後『十一』的時候再打一場大的，要知道國美、
蘇寧40%的銷售額都來自雙節期間。」劉強東說，沒想到，一打，他們應戰了，這是他沒想到的，「如果我是蘇寧，這場仗我肯定不打」。
京東的「算盤」
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不過，蘇寧的應戰在劉強東看來，是穿鞋的要跟光腳的應戰。
「你看噹噹天天在網上罵我們，我現在都不理他們，我不應戰，我的用戶也不會少，收入還在往上增長，大的應戰小的，穿鞋的應戰光腳的，絕對是傻子。」談起自己的戰略，劉強東信心百倍，志得意滿。
他分析稱，如果當天蘇寧不應戰，京東最多也就多個兩三百用戶，就算京東的價格真比平時低了20%、30%，最終也不會興起大風大浪。「我連發幾條微博，你都不理我，我還死皮賴臉去打，有意思嗎？」
「我以為蘇寧會在戰略上藐視我們，絕對不會回應，就是認為我們太小了，不值得搭理，無論我怎麼喊都不會理我，就像易訊，天天喊著跟我打，喊了四五年了，可 它一個季度的銷售額才7個億，跟小的打簡直是失敗，他們再喊五十年，我也不會理他們的，除非等他們規模跟我們差不多的時候。」
因此，蘇寧的強勢應戰有點出乎劉強東的預料。不過，對於這場從幾年前就已經注定的「戰爭」，早一天打或者晚一天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今年打還是明年打，其中卻有很大的學問。
到今年為止，京東包括大家電和小家電在內的銷售額已經超過百億，百億的規模意味著趕上了當年賣給國美的大中，而大中用了20多年時間才達到這個規模，從最早的賣3C產品到賣大家電產品，京東需要大量的用戶規模，如果這個群體規模不夠大，京東的增長就會放緩。
因此，京東第一步戰略目標是將用戶群體從線下轉到線上。按照劉強東的說法，只有轉到線上，才有可能將線下用戶變為京東用戶的可能。
「我們必須通過這時候的一戰，把大量的消費者吸引到線上，特別是過去認為在網上買家電不靠譜的消費者。如果一年網上家電的銷售規模只有200億，京東還有什麼可成長的？這個瓶頸必須突破。」對於京東此戰的真實目的，劉強東並不諱言。
甚至於說，選擇這個時機來打這場價格戰，更是劉強東的精明之處。京東的家電產品目前有100億的規模，虧10%，就是虧10億，等到京東的家電規模達到1000億，虧10%就是100億。
「如果我現在不打，兩三年之後，我到了三四百億，我也打不動了，他(蘇寧)一千億，一虧就是一百億，我一虧就是三四十億，那時候雙方都陪不起了，變成一場誰都輸不起的戰爭。」劉強東說。
「今天我虧十個億，絕對虧得起，投資人也不會跟我翻臉，只要我虧十個億之後，能迅速把大家電規模做到幾百個億，投資人肯定高興死了。你想想，這太值了，傻 子都會選。」根據京東的統計，京東在這場價格戰中，原計劃流量增長30%，結果UV、PV增長了兩倍，其中大家電翻了一倍。
不過，現在來評論這場戰爭是輸是贏還為時過早。「戰爭還沒結束，早著呢。」劉強東說。
本文是我兩年前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寫的。為此, 我被很多人罵; 但是,這是良心話。一個政府是否英明,就看他是否敢於挑戰大眾的愚昧,引導人民走出苦海; 鄧小平確實偉大。
如果中國的水價馬上漲五倍，會怎樣？多數人會回答，「那會嚴重傷害老百姓的！」有人甚至會說，「那會出現社會動亂！」，當然，很多沒有教養的人和文革的「遺老遺少」們還會罵粗話。文革還教會了他們專門挖掘作者的動機,出身,和三代歷史,而忘記事物的本質。顯然,我寫本文不是為了交朋友。
水價會不會漲五倍?我看「一切皆有可能」。十年前，甚至五、六年前，誰也沒有料到中國的地價和房價會是今天這麼高。誰也沒有料到煤價，油價，銅價，和金價會是今天的樣子。中國人喜歡嘮叨，「我們的政府肯定會進行調控的……所以，政府不會允許它們一直上漲。」好像我們的政府是萬能的。在談到鐵礦石的價格時，中國人喜歡說，「中國作為最大的買家一定會有話語權。」好像全世界都要取悅中國。當然，那些都已經被證明是可笑的無知。
關於電、水、糧食的價格，和資金的價格（利率和匯率），我們中國人喜歡死撐，儘管效果越來越差，節節敗退，而且代價也越來越沉重。我們有一套老掉牙的，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的藉口：無非是「國計民生，市場秩序，支持經濟，保護弱勢群體，不能讓投機倒把得逞」之類。
我的湖北老家在漢江邊上，兩大支流把我的村莊夾在中間。我的童年和少年是跟游泳、捕魚和划船連在一起的。可惜，那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多年的人口膨脹和免費用水，終於消滅了這兩條支流。連漢江也會消逝了。現在，每每聽到「水利建設，南水北調，抗旱，治水」這幾個詞我就非常壓抑，甚至失眠。
今天，我們花很多錢買LV的手袋(自己用,或者送給局長夫人)，或者買長期空置的住房，卻不肯花錢挽留青山綠水。沒錯，中國的老百姓確實很窮。但是，河流的消逝會讓他們更窮;他們會被迫付出慘痛的代價。長期以來，我們用假慈悲和居高臨下代替了嚴肅的經濟政策。這已經不能再繼續了。
不管中國實行怎樣的水價政策，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在未來二十年，水價必然會上升幾十倍。這不會因為政府的調控而改變，也不會因為我們大家不高興而改變。中國人要麼盡快、主動地把水價提高五倍或者十倍，要麼若干年後被迫這樣做。主動做比較好，因為我們可以爭取到緩衝餘地，會保留青山綠水。相反，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缺水會成為饑荒，疾病，瘟疫，和動亂的源頭。到那個時候，不管多高的水價，我們也要被迫承受。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從這個角度看，討論水價該不該上升十倍或者幾十倍，其實沒有多大意義。它會的。它會上升五倍甚至十倍的。僅有的區別是主動和被動，早十年還是晚十年。
六，七年前，每桶石油的價格只有20多美元。當石油價格開始漲的時候，很多人疾呼：「不得了啦！天要塌了！如果油價超過60美元，世界經濟會崩潰的！」後來，隨著油價超過60美元，80美元，120美元，這些人的嗓門兒越來越大。但是現在，大家習慣了：140美元也到過，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也許250美元也沒什麼了不起。關於房價，匯價，利率，水價，和鐵礦石的價格，道理也都一樣。我們不要大驚小怪。
利率控制的結果是有特權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和人們享受巨大的補貼，犧牲存款人的利益。同時，低利率所創造出來的過大的資金需求會導致資金短缺，迫使那些沒有特權的企業和人們從銀行以外尋找資金，付出更高的利息（比如典當行和高利貸），或者望梅止渴。
壓低價格必然刺激需求，鼓勵消費和浪費，導致短缺。時間長了，政府覺得騎虎難下，因為利益集團會反對改變現狀，加上公眾的愚昧和官員的得過且過（誰也不想做惡人），改革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作為自私自利的股民，我最關心的問題是，如果水價上漲五倍或者更多，會對經濟和股市有何影響。
首先，醫療和醫藥行業會因為水價大漲而萎縮。這是大好事。為什麼？中國人因為水污染，以及與此相關的空氣污染而導致的各種疾病太多了，太嚴重了。在街上走走，你就會聽到國人的咳嗽和隨地吐痰的比例為世界冠軍。而水價大漲，全民節水所帶來的青山綠水會大大改善全民健康狀況。
其次，水價大漲對於居民消費沒有什麼影響。水佔家庭消費的比重太小，漲了十倍也會不大。相對於食品，衣服，住房，教育，電話的支出還是太小。節約水的空間也很大。
第三，耗水大戶（鋼廠，化工廠，桑拿房，等等）會需要多付很多錢，但這是應該的。早就應該如此。而且，部分的支出增加會得以向下游轉嫁，部分會通過節約來解決。大家也會被迫發明新工藝，和新產品。畢竟，人是需要有壓力的。
第四，污水處理行業（從設計，設備製造到運營）會大獲其利。到目前為止，這個行業一直靠財政補貼，萎靡不振。它們該賺錢了。
第五，海水淡化遇到的最大障礙是水價太低。如果大幅提高水價，海水淡化會前景廣闊。
本人也就相關話題寫過另外一篇文章，「年年抗旱, 越抗越旱」。讀者可以參考。
（註：本文是特地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寫的,它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作者的僱主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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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跟我吃飯，要不要跟你的老闆報備？」 一天中午，我與鴻海前高階主管用餐，聊到郭台銘先生的管理風格，他以此問題取代了答案。難道，鴻海集團上百位高階主管，連出差、外出洽商用餐，都需要上報老闆？ 不可思議。 傳統的管理論點是，一個人的管理幅度平均以七人最適當，若是工作相對不複雜、不多變等狀況，管理幅度隨之擴大。但這個理論，明顯不適用於郭先生。 還記得十一年前我到捷克訪問郭先生，前一年鴻海營收不過一千四百億元，如今卻已近四兆元；當時他的全球員工五萬人，如今卻達一百五十萬人。這個企業是怎麼樣的在成長？ 每年，關於鴻海資金調度吃緊的消息，總要在市場演練一遍；每一段時間，關於鴻海可能規模大到無法管理的接班議題，也會被拿出來檢視一番。但十一年過去，鴻海一天比一天大；過去三年，硬是多長出一兆元的營收。 想像，世界上如果沒有郭先生會如何？iPhone等系列產品可能會延後上市兩年；台灣名目GDP會縮水三分之一；全球近一百五十萬員工會失業……。 也有論者認為，沒有郭先生，市場仍將運轉，而且將更效率、分配更平均。因為少了一個獨大者，林先生、李先生等更多的老闆將順勢而生；少了一個「Low Cost Kuo」，科技業的殺戮可以少一些，台灣可能也不會落入「摳文化」循環……。 不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似乎已「大到不能倒」，太多人靠他吃飯，各國政要得爭相拉攏這個政績鐵票，消費者更因他享受了便宜的產品。 郭先生現年六十三歲，在國內外企業家裡不算高齡，但他曾這樣對我們說：「四十幾歲到五十幾歲之間是將帥打仗最好的年齡；到了六十歲，在電腦業界都不適合了。我要樹立一個制度，五十五歲到六十歲，所有高階主管都必須退到第二線……我寧願五十八歲交棒錯誤，不要等到八十八歲才交棒錯誤。」 但二○○九年，郭先生遇到當時高齡八十六歲的亞洲糖王郭鶴年與身邊的三十歲兒子，郭先生改變主意，決定再拚下十年。 我好奇，郭先生寫下持續坐大的傳奇之餘，又要如何創造他的接棒傳奇？這，將成為郭先生對台灣企業最有學習性的一堂課。 | ||||||
一個體制內聲譽正隆的名醫，和一個在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在制度與社會環境變化的當下，同時選擇離開公立醫院，為尚在半途的醫改闖出另一條縫。
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從體制中解放醫生，讓他們自由流動與充分競爭，才能真正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讓好醫生為醫院帶來高價值，從而改變醫院靠藥品供養的畸形現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當一些探索者勇敢走出醫院，卻發現能否繼續走下去，依然有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如果不能納入醫保範疇，如果公立醫院不接受他們開出的轉診單，他們就不會有多少病人。
2012年所謂「世界末日」這一天，上海東方醫院知名血管外科醫生張強，和北京協和醫院腎外科醫生朱岩，都選擇離開他們棲身多年的公立醫療系統。
一個告別自己業已積累二十年的體制內聲譽，一個告別有百年歷史的中國一流醫院，他們的選擇，在公立醫院依舊是醫療市場絕對主流、無數人打破頭擠入體制內的今天，成為一種罕見的標誌性事件。
張強和朱岩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瞄準醫療市場金字塔的頂端，進入外資背景的私立高端醫療機構；一個走向塔基，按國外的家庭醫生模式創建社區診所。有趣的是，他們都選擇了提供相對高端的服務，因為這裡管制最少。
無論何種路徑，他們想擁抱的都是一個自由醫生的職業尊嚴。
他們的個人選擇，為尚在半途的中國醫改闖開了另一條縫隙——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讓醫生從體制中走出來，才能讓市場真正為醫生定價，也才有可能讓醫院不再全靠藥品供養，從而讓醫生回歸為醫生，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所謂自由執業，就是醫生不再僅僅受僱於一家醫療機構，而可以在多個醫療平台之間自主選擇執業地點。目前衛生部的規定在幾經放寬之後，依然尚未批准完全自由執業，而是限定醫生在得到第一家執業點的允許後，最多在三家執業點工作。
「從單位人，到社會人」
2012年的最後一天，張強一大早趕到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辦理了最後的離職手續，年終獎和12月的工資都沒打算要。
47歲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決定脫離體制，成為一名自由的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海裡泡了20年，終於上岸了」。
在體制內工作了20年，張強稱得上功成名就。他的專長是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在他任主任期間全國知名，患者絡繹不絕。體制內的各種榮譽，他也都享受過：五四勞動獎章，各種協會頭銜，專業雜誌編委。
正因為成功，他的出走顯得很「另類」。
自1990年代後期，社會資本逐漸進入醫療領域以來，也有少部分醫生離開體制，但大部分是退休的、在原單位「待得不好」的、想賺大錢的，或者難於找到工作的新畢業生。像張強一樣年富力強的「體制受益者」離開的，鳳毛麟角。
「已經觀望了半年，只是需要一個導火索。」張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把這稱為是一次「自我重新探索」。他在東方醫院曾經努力探索特需門診，也就是高端服務，掛號費300元，患者享受高質量服務，預約看病，至少半小時的問診時間，甚至在做手術時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是張強理想的工作方式，「最好手術後還能來杯咖啡」。
然而，在公立醫院的平台上，發展特需醫療瓶頸頗多。
首先是政府統一定價，很難高收費，先進的技術和好材料不能用。公立醫院的就醫環境也使特需大打折扣，「只是病房好一點，護士漂亮一點，推到手術室，一樣要排隊」。而他想改進醫療質量而推出的當日手術理念，也受限於公立醫院緊張的病床和手術室而難以實現。
最根本的是，特需醫療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天然存在矛盾，特需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佔用普通患者的就醫資源。
「公立醫院無法滿足高質量的醫療需求。」張強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市場上漸漸傳出的特需門診會從公立醫院剝離的消息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晚走不如早走」。
這種圈內人看來非常冒險的選擇，張強本人並不糾結。1992年剛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就已面臨過類似的選擇：當時，全套引入美國辦醫理念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剛剛籌辦，美方院長寫了一封信給他，期待他能參與創辦邵逸夫醫院的血管外科平台。這位當時浙江省唯一的血管外科碩士，已經拿到浙江一所著名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卻不顧全家人反對，去了邵逸夫醫院，只因為「聽說美國先進。很好奇，還會去香港培訓，我很喜歡」。
在那個中國醫院還是綠油漆的年代，邵逸夫醫院被中方認為「像賓館，哪像醫院」，「老外們在大廳裡放盆景，椅子全是沙發」。
對張強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本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醫療理念一下子鋪展在眼前，他第一次接觸了可以電動的病床，第一次看到氧氣管不用塞在鼻子裡，第一次知道要用簾子把病人隔開尊重隱私權，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用筆記本電腦，用互聯網查資料——張強因此成為浙江省第4000個互聯網用戶，很早便用互聯網查閱國外免費的醫學文獻。
也是在這裡，張強學習了腹腔鏡技術，掌握他日後行醫的殺手鐧。
這種遠遠超前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興趣和所有選擇的取向。而他的自由能成為現實，還與一系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9年以來，公立醫院一直佔據著中國醫療市場的主流，也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醫生們唯一的「棲身之所」。在1990年代後期民營醫院大量出現後，出現了許多「醫生走穴」的狀況，曾一度備受社會抨擊。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台，醫生多點執業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衛生部出台《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在不超過三個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不過，雖然制度允許了，但現實卻依然是無法打破的一塊堅冰。多位受訪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哪個公立醫院院長會同意讓自己的醫生出去執業。
「公立醫院是一個封閉體系，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來。」張強說，「習慣了小農思維，你出去執業他們會擔心帶跑病人。」
於是，隨著在公立醫院探索高質量醫療的空間日益狹窄，加上上海又將成立兩個醫療中心，讓他覺得醫改的氣氛越來越好，他終於決定走出來，「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2012年12月12日12點整，張強正式確定了他的第一執業點：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這是一個外資背景的醫療平台。在這裡，他將名片上的「張主任」改成「smile醫生」，辦公室擺著家人的照片，病人送的超人肖像畫掛在牆上，一盒鮮豔的紅玫瑰擺在茶桌的一角。
幾乎同時，年輕的朱岩也選擇像張強一樣出走體制內。
「協和的醫生都非常嚴謹，有奉獻精神，在目前的體制下，勢必收入非常低，年輕醫生根本買不起房子，更不用說結婚生子養老人啦。」朱岩今年32歲，山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進入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但九年之後，醫生的尊嚴感卻一點點幻滅。作為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在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僅僅5元，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稅後七八千。這樣的工資現狀在北京生活並不容易，醫生要不甘於清貧，要不就收紅包、拿回扣。
而且，這個龐大體系裡淤積著大量醫生——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對媒體說，協和醫院婦產科正高職稱有30位，副高職稱的也有三十多位——從上到下一層層排下來，資歷越淺的醫生機會越少。
在這個體系裡，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這也讓更注重臨床技能的朱岩並不喜歡。
「我身邊的醫生，一半以上動過走的心思，」朱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和醫院很重視年輕醫生的培養，也一直在努力改善年輕醫生的收入，但體製出了問題。」2011年，僅協和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就有十餘人辭職，有的出國行醫，有的去了大型醫藥公司，有的回老家繼續當醫生。而朱岩自己，在2012年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後，離開國內最好的醫學平台協和，辭職創業，打算走一段「很長的黑暗路」。
有趣的是，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無論對張強還是朱岩來說，都是一個福音。比如，微博的出現，使得醫生無論在哪裡都能被「粉絲」找到。10年前張強從邵逸夫醫院離職到另一家醫院時，深深感受到的痛苦是，病人沒有渠道知道你去了哪裡，最初一個月他連一個病人都沒有。而如今，他不僅在微博上發了公告，收穫許多轉發與評論，而且他一直參與的網絡診療平台「好大夫」網站，也在他加盟沃德後首次把私立醫院納入網站關注範疇。
對朱岩來說，微博也是一個推廣平台。他的新浪微博名是「回到明朝當醫生」，他說明朝只是一種虛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裡可以做一名有尊嚴的醫生，重建醫者與患者之間古老的信任。
兩條道路
同樣離開體制，張強和朱岩卻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走向醫療市場金字塔頂端——私立高端醫療，一個走向塔基——社區連鎖診所。
張強看好高端醫療市場，他認為市場需求有層次，醫療服務就應該有差異。他對未來職業的規劃也是立體的，計劃分三步走：先簽約一個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再簽一個公立醫院，借助其大型醫療設備，建一個靜脈血栓學科的培養基地，也可給普通病人看診，履行醫生的公益價值。此外還會再簽約一個國際化的醫療機構，組建醫療團隊。
沃德是張強簽約的第一家機構。這家成立於2009年的外資高端醫療中心，意在打造一個醫療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行政、護士、設備，而各類優秀醫生則在這個平台上貢獻他們的醫術，但不隸屬於這個平台。上海沃德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方瑞敏說，「不組劇團，只搭舞台。」
張強和沃德的合作，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他在沃德幾乎不拿底薪，而是按照歐美的一般標準，和沃德按一定比例分成。「如果拿個百萬年薪，我就又成了它的僱員，又要受制於它的指標壓力。」而分成制，除了相應承擔風險之外，所有的社會保險、公積金等，都由張強自己繳納，他戲稱，「自由的代價是很高的」。
在沃德醫療中心，醫生是一切的核心。每個樓層都設有行政總監，專門為醫生協調各種事務。一台手術確定後，沃德要為醫生提供手術室，護士、麻醉師也要配套。在這裡，診療費遠高於公立醫院，達到次均1600-1800元，醫生與醫院都無需再靠藥品回扣「養」——據方瑞敏介紹，沃德的藥佔比（藥物佔醫院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公立醫院通常高達50%左右。
有一個下肢靜脈曲張的菲律賓女病人，當張強還在公立醫院時為其做了一條腿的手術，另外一條腿則在私立醫院完成。兩相對比，看出區別：公立醫院的手術室很冷，病人下半身暴露，男性醫生與護士進進出出，術後住院兩三天；而在私立醫院，雖然價格貴了一倍，但一切都很安心，手術日期確定，護士先開好空調，麻醉師提前和病人交流15分鐘，術後幾個小時就可以下地走路。
不僅病人，醫生也獲得了尊嚴感。「以前在公立醫院當主任，大量的醫藥代表來巴結，很多病人求著你，那種體制帶來的權力感很醉人，但自由的感覺更好。」張強說，「世界比原來的圈子更大了，我的出診和手術流程，都是精益管理專家的朋友幫我設計的，幾點出診，怎麼跳台，非常科學。」
不過，在朱岩看來，專科路線更適合那些功成名就的「名醫」，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還要尋找新的道路。
朱岩的創業夥伴，都是三十出頭，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多年三甲公立醫院從業經驗但又不甘於在體制內熬日子的年輕人。反覆商討後，他們決定深入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家庭醫生服務。
「強基層」是過去三年新醫改的重中之重，但儘管政府向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卻依然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多少好醫生願意去基層，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得到患者的認同和信任，成為醫療市場最底層最大的難題。
朱岩們正是瞄準了這個困局中的機會，試圖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區醫療平台，推廣家庭醫生理念。他給診所取名卓正，是希望醫療服務卓越，為人做事正直。
三個合作者之一的王志遠曾在花旗環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為卓正找來了河山資本做天使投資人。朱岩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額，但其稱資金不會是壓力。「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而不是買賣，不會為了賺錢而降低服務標準，這點雙方都有共識和契約保障。」
經過八個月籌備期，2012年12月，首批三家社區診所在深圳開門迎客，第四家正在籌備中。選擇深圳，是因為這裡行政效率相對高，且離香港近，患者更易接受新的就醫模式。包括朱岩在內，卓正目前有五名醫生，三家診所均開在深圳比較高檔的商業區或社區，診療收費參考香港模式，每次380元，包括診療費、三天的常用藥物和基本的化驗。
不過，運行近一個月以來，形勢並不樂觀——每天兩三個人的就診量顯示，建立口碑尚需時日。朱岩說，「雖然做了最壞的準備，困難依舊比想像的多。」
比如，問題之一是，轉診渠道的建立困難重重：目前公立醫院在設備、專科診療等方面依舊享有社區診所不具備的優勢，必須要在醫療市場上建立從社區診所到大型醫院之間的轉診渠道。
另一個問題則是無法接入醫保體系。診所定位是收入較高人群，他們往往繳納社保，在公立醫院看病不用掏錢，在診所卻得全部自費。
無論張強還是朱岩，他們都認為個體探索的最大風險來自政策的不明朗，「不知道我們這個方式政府會不會持續支持」。
萌芽的力量
在醫生仍基本留守體制內的背景下，張強和朱岩等人的逆向流動，會給既有體制帶來多大觸動？
「很多醫生在觀望，有好的平台可能就會離開。」張強的前同事、上海東方醫院微創外科主任胡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若有更多的平台和機會，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他舉例說，上海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醫療中心，已讓很多體制內的醫生躍躍欲試。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社會資本投資醫療日趨開放，使更多比1990年代民營醫院品質更高的醫療機構開始出現，為出走體制的醫生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平台。
「我們的探索若能成功，將給體制內的人走出來的信心。」朱岩說，這就撕開了一條縫，新的體系生成，會倒逼舊有體系改變。
不過，早在2010年就已離開公立體系到民營昆明同仁醫院就醫的周樂今醫生卻並不那麼樂觀。曾經以80萬年薪力邀他加盟的這家民營醫院，在管理層幾經變化後，和周樂今理念不容，合同期未滿就將其辭退。2012年12月14日，他和昆明同仁醫院的官司剛剛二審勝訴。
「雖然從戰略角度看，民營醫院一定會越來越多，但目前90%的本土民營醫院管理方式還是很落後的，好平台還是不多。」周樂今說。
除此之外，依舊偏向公立醫院的既有政策體系，使體制內外落差巨大，不僅不能幫助醫生走出來，反而處處形成束縛。比如，在社會資源、學術資源、研究資源多被體制內「壟斷」的背景下，出走成本極高。
「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人不敢『冒險』。」多年跟蹤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恆鵬說。他舉了一個案例說明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
2009年，昆明曾在全國率先開展醫師多點執業，時任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兼心內科主任的李易，帶領二十多位醫務人員以「社會人」的身份在多家醫院自由執業。但現在這個團隊卻逐漸回歸公立醫院了，體制束縛是很大原因——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並不取決於你是否有能力，而是取決於你的「公家人」身份。自由執業的醫生評不了職稱，當不了研究生導師，更為要命的是，退休後能夠拿到的養老金明顯低於擁有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醫生，儘管前者繳納的養老保險並不低於後者。
不過，生性樂觀的張強把這些看得很淡：「國內的學術機構排斥你，可以到國外更好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像李娜一樣！」
不過張強也有對市場成熟度的兩個擔憂。一是國內的保險市場尚不發達，而這是醫生自由執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一方面提供埋單者，降低患者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對醫療機構的第三方監督。
另一個懸在自由執業頭上的風險則是醫患矛盾的處理機制。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不再是僱傭關係時，醫療風險如何承擔？「在國外，有專門的責任險可以購買，而國內尚不成熟」，如何在醫生、醫療機構、保險和患者之間建立更有效的信任與制約，仍是自由執業面臨的一道難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張強醫生的樂觀和自信。」周樂今說，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雖然很謹慎，但已經走出體制的周樂今依然很讚賞張強與朱岩，「雖然目前還是萌芽，慢慢不失為一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