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式延遲退休·基金收大於支·增強支撐能力 人社部回應養老三大焦點問題

新華網北京11月20日電（記者徐博）近日，一些媒體對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和部分省份養老金發放問題非常關註，網民也有一些反映。為此，記者采訪了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

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

李忠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出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這是立足我國國情，深入分析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借鑒國際經驗，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舉措。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對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在制定延遲退休年齡方案過程中，會充分考慮社會各界的意見和看法，綜合平衡。

總的考慮是，根據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勞動力狀況，把握調整的節點和節奏，“小步慢走，漸進到位”，即每年只會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同時提前向社會預告，給公眾以心理預期。

“目前，我們正在抓緊制定這個方案，將適時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報黨中央和國務院決策。”李忠說。

養老保險基金收大於支

李忠稱，1997年國家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以來，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完善，基金規模不斷擴大，受益群體持續增多，在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進程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2014年以來，受多重因素影響，當期養老金支出大於基金征繳收入的省份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養老金待遇水平連續上調，基金支出增加；人口老齡化效應逐步顯現，參保人員中退休人數增速高於繳費人數；部分地區撫養比較高，負擔較重。

從養老保險基金收入支出情況看，今年前10個月，全國基金總收入超過總支出2100多億元，絕大多數省份基金累計結余額都超過8個月以上的基金支付額，基金運行總體平穩，能夠確保當期養老保險待遇支付。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籌資渠道中，財政補助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對於少數歷史欠賬較多、基金支付能力較弱的老工業基地省份，國家將繼續加大中央財政補助力度。

增強基金支撐能力

李忠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社會保障制度的要求，多措並舉增強基金的支撐能力。一是繼續加大社會保險擴面征繳力度，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強化基金稽核征繳，不斷提高參保繳費率；二是提高統籌層次，實行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按照社會保險大數法則，在全國範圍內調劑余缺、分散風險，增強基金的共濟能力；三是進一步拓寬基金籌資渠道。啟動實施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推動基金市場化、多元化、專業化投資。還將采取加大財政補助力度、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等方式增強籌資能力；四是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五是加快發展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推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展。

“我們將通過這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李忠說。

這位發言人稱，養老保險基金是群眾的養命錢，確保養老保險基金和其他各項社會保險基金的絕對安全始終是第一位要考慮的問題。國家對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實行嚴格監管，將社會保險基金存入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專款專用，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和挪用。

近年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加大對社保基金的監督檢查力度，對於侵占和挪用社保基金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確保各項社會保險基金的安全完整。

重啟互聯網彩票利大於弊

導讀 : 互聯網彩票只是彩票的一種銷售方式，移動互聯時代，已經不能忽視這個渠道對於彩票行業的影響。

　　

 

　　互聯網彩票在被傳了一段時間要重啟之後，又有了上半年不會有進展的消息。3月23日下午，國內A股上市公司高鴻股份在投資者關系互動平臺上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互聯網彩票上半年不會重啟。這次喊停互聯網售彩已經成為2007年至今國內互聯網彩票業務五次叫停中，停售時間最長的一次。

　　即使今年上半年互聯網彩票業務不會重啟，但能夠確信的是，互聯網彩票會重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從今年以來重啟互聯網彩票的利好信息不斷就可以看出。雖然存在吃票、坐私莊、違規促銷等問題，但互聯網彩票對於整個彩票行業來說，是具有促進作用的。重啟互聯網彩票利大於弊。

　　2015年行業發展停滯

　　從一組數據就可以很直觀的看出互聯網彩票的力量。2012年，中國大陸互聯網彩票滲透率約為8.8%，遠地低於同期香港37%和韓國20%的水平。而到了2014年，年我國互聯網彩票銷售規模達850億元，同比增長102%，占彩票市場的22%以上。在2015年禁令下達之後，中國共銷售彩票3678.84億元，同比減少144.94億元，下降3.8%。這是自2004年以來，中國彩票年銷量首次出現下降。

　　而從世界範圍來看，即便全球經濟遭遇低迷，彩票行業也一直保持整體5.38%的年增長率，在博彩業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中國，這一增速則常年保持在18%-25%之間。互聯網彩票自2015年初停售後，增速就馬上出現下滑，且持續下滑。今年前2個月累計，全國共銷售彩票550.96億元，同比下降13.9%。中國彩票業停售互聯網彩票的負面效應已經顯現。

　　對於互聯網彩票公司來說，這一年也是無比艱難。停售1年之後，互聯網彩票從業者表示，一些小公司已死，大公司也撐不下去了，開始裁員。鴻博股份作為互聯網彩票公司的代表，損失慘重，其2015年一季度凈虧損400萬元，同比下降161.81%;中報凈虧損700萬元，同比下降137.97%;三季度凈虧損1100萬元，同比下降152.3%。

　　互聯網售彩暫停，境外博彩網站占便宜

　　《2014年互聯網彩票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有超過1億以上的用戶通過互聯網渠道投註購買彩票，互聯網已成為廣大用戶的重要投註平臺和渠道，互聯網也已成為彩票市場發展的重要推力。而去年互聯網售彩整頓後，1億以上用戶中，部分年輕人轉到線下投註站購買，但更多人因為嫌麻煩而停止購彩。

　　而2016年，恰逢是體育大年，2月28日至3月6日，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2016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四年一屆的歐洲杯足球賽，這次是歐洲杯決賽階段擴軍後的首屆比賽，很有看點;8月5日至21日，第31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的四大滿貫賽貫穿全年。在這樣的體育大年里，一般體彩的銷量會大增。但互聯網彩票處於停售狀態，用戶只能進行線下投註。

　　但現實中，線下的投註站點比較少，國家規定1000米範圍內一般只能有一個投註點，甚至會有規定投註站只能銷售體彩或福彩的一種。這樣的設置造成線下購彩的可獲得性大大降低，很多彩民可能就因為不方便而放棄購彩，造成彩票業客戶流失。或者大部分年輕彩民幹脆就轉向海外博彩網站，造成我國資金外流。

　　據之前央視的報道，2014年世界杯期間，中國體育彩票競猜型的彩票累計銷售額為160億，而同時各地公安機關偵破的賭球金額為180億元，有大量的金額流向了境外以及賭球市場。而且，開私莊的情況可能也會增多。

　　綜合來說利大於弊

　　互聯網彩票之所以被叫停，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以下幾個。首先最大的問題是，互聯網引發的彩票躥貨改變了省區之間利益平衡。在彩票發行整個體制的變革，涉及到各省之間的利益格局，根據《彩票管理條例》中規定，地方彩票銷售機構，“負責本行政區域的福利彩票、體育彩票銷售工作”。

　　但網售的出現打破了彩票的地域壁壘，一家網站可以與多省彩票中心簽訂協議。有一些省份的福彩中心、體彩中心為擴大銷售，對一些大型互聯網售彩網站予以更高點數回扣，這樣一來，一方面打破了原本彩票行業的返點規矩，一方面，原本中央和地方涇渭分明的彩票收益分配鏈被打破，各省之間的利益格局有了變化，利益不平衡了，吃虧的省當然不願意。

　　第二個問題是，監管問題。互聯網彩票的銷售基本采用的是引用代購網站，代購網站與各地彩票中心合作，各自為政，在監管上無法形成實時，無法明確監管職責。如果出現吃票、坐私莊、違規促銷等問題，而導致不能兌彩等問題，彩民維權很困難。

　　從目前的消息來看，國家要推出售彩大系統，實行國家做平臺，彩票網站做代理的模式重啟互聯網彩票。代理的資格通過發牌照確定。這樣一來，彩票銷售的監管問題就解決了，國家將建立彩票業的監督機制、肅清互聯網彩票公司違規違法行為並完善行業規則。互聯網售彩全部納入監管之後，重啟互聯網彩票銷售，吃票、坐私莊、違規促銷等問題相信就會得到解決。

　　但被看做是重啟信號的互聯網牌照制度遲遲沒有準信。停售之前也只有500彩票網和中國競彩網兩家有財政部的試點批文，正式的牌照至今沒有一張。究其原因還在於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分配問題沒有解決。傳統的彩票銷售是區域銷售、區域監管，而互聯網彩票是面向全國，取消了地域的限制，傳統的利益分配體系不再適用，中央和地方如何重新分配需要博弈。

　　一旦重啟互聯網彩票，實行牌照制度，基本上就代表中央和地方就互聯網彩票利益分配和監管問題已經達成了共識。目前互聯網彩票重啟消息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與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也不無關系。

　　分析稱，重啟互聯網彩票，已經有互聯網銷售彩票的運營經驗和有一定規模的運營商有望首先獲得牌照。在嚴格監管條件下，行業準入門檻提高，只有優質的平臺才會得到國家的發行許可證，首先就淘汰了一批小網站。行業準入機制制定了，中央和地方關於公益金的分配達成共識，監管也能落實到細則並實施的話，規範網絡售彩就並非難事。

　　互聯網彩票只是彩票的一種銷售方式，移動互聯時代，已經不能忽視這個渠道對於彩票行業的影響。在彩票銷售通路的環節上，非常有必要讓互聯網和線下投註實行互補，打破現在的銷售模式，形成自然良性競爭。重啟互聯網售彩，不止是能夠提升彩民的用戶體驗，最終的受益者還是整個社會的公益事業。

　　【潮起創始人，微博@互聯網分析師於斌，微信個人號117821818，訂閱號『互聯網分析師於斌ityubin』】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於斌，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ID:iheima）。

收藏

分享

標簽 互聯網彩票

上海市率先升級普通柴油 含硫量不大於50mg/kg

上海市率先升級普通柴油 含硫量不大於50mg/kg

一財網 任小璋 2016-04-01 12:45:00

從2016年4月1日起，上海率先在長三角地區開始供應、銷售與國Ⅳ標準車用柴油相同硫含量要求(即含硫量不大於50mg/kg要求)的普通柴油，同時全面停止供應、銷售和使用不符合上述硫含量要求的普通柴油。

退歐公投對中企在英投資影響幾何 王健林：弊大於利

今天進行的英國退歐公投給英國、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造成了許多不確定性和風險。無論結果是“留歐”還是“退歐”，公投本身都深深傷害了英國和歐盟的關系。

那些把英國看作進入歐洲市場的門戶、在英國設立歐洲總部的外國投資者已經開始擔心了，包括近幾年來高歌猛進不列顛的中國投資者。

一旦公投結果是退歐，英國的金融市場可能更加自由開放，但中國投資者和很多外國投資者一樣，可能不再將英國當作歐洲市場的門戶。

中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看來，一旦英國脫歐，英鎊肯定會下跌，歐元也會受到負面影響。英國和歐洲的經濟都會受到拖累。英國和歐盟都是中國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其經濟下滑肯定也會給中國造成負面影響。

中國銀行倫敦分行

目前英國是中國在歐盟內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則是英國在歐盟外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英國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不過張建平強調，英國脫歐，更主要的將影響英國和歐盟各自的經濟實力及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英國脫歐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經濟層面，而不是直接的外交政策。中國對英國和歐盟都有比較成熟的外交政策。”

退歐將致英鎊貶值、在英資產縮水

中國中車英國公司總經理丁彪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他認為，在英國退歐問題上，在英國發展的中企企業會有兩個擔心。

首先是擔心英鎊貶值，英國外匯儲備下降，英國政府財政將面臨一定困難。

丁彪表示，一些企業會擔心目前已經立項、由英國政府投資的項目，一旦退歐，會由於資金不足而直接造成項目無法實施。

企業的第二個擔心是一旦退歐，英國政府大部分時間可能無法顧及目前的常規工作，而要解決屆時最突出的退歐談判和因為退歐而損失的就業崗位問題。

“政府工作效率可能會慢下來。很多事情會延期。”丁彪說

張建平表示，一旦退歐，對英鎊匯率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英鎊會貶值。已經在英國投資的投資者會覺得資產有縮水的風險。因此企業要考慮是否用其他資產來做對沖準備。

歐洲總部何處安放

英國一直是很多歐洲以外企業進軍歐洲的跳板，也是其設立歐洲總部的首選地。

張建平表示，最近兩年，中國在英國投資爆發式增長。其中兩個主要原因與多數其他外國企業相似：一是在英國設立歐洲總部，二是將英國作為進入歐洲市場的跳板。

英國工商業協會今年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75%的外國投資者將歐盟成員國身份看做英國吸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退歐”將影響英國對外資的吸引力。

張建平認為，如果英國脫離歐盟，意味著從英國進入歐洲市場的成本會增加，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程度會下降，會影響英國作為跳板和歐洲總部的作用。

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中心訪問學者、前法國國防部長政策顧問陸克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若英國離開歐盟，將在經濟上變得孤立。倫敦將繼續是金融中心，但在其他行業，中國的利益很快將轉移到歐洲大陸。”

至於已在英國投資和打算前往的企業如何應對，張建平表示，這需要企業家自己回答，他們必然會考慮英國投資環境的穩定、匯率狀況及企業所在行業的起伏。

萬達集團是近年來投資英國的中企中受關註頗多的一個。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牛津大學演講時被問到：如果英國退歐，英國的投資吸引力是否會下降？他回答說：英國脫離歐盟，弊肯定大於利。

他表示，首先從歷史上看，英國在歐洲從來沒有獨立過。第二，現在經濟全球化，英國很難獨善其身。離開歐洲可以活得更好嗎？現在很難說，不要說退出就更好，有可能退出更壞。第三點更重要，退出來容易，再想進去就難了。

王健林說，萬達非常願意把英國作為整個歐洲的中心來看待。英國是世界上市場自由度最高的國度。一旦項目落地，可能考慮把整個歐洲的總部放在英國。

金融業利好 無礙人民幣國際化

張建平表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多地取決於中國在境外貿易投資中使用人民幣，還取決於中國子賬戶的開放步伐。英國脫歐，在金融方面有利於英國進一步提升金融行業的自由化水平，英國將能夠獨立自主地制定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人民幣國際化不會有太多負面影響。

但不同行業受到的影響可能不同。張建平表示，金融這樣的行業會受益於脫歐，有一些行業則可能受到負面影響，比如制造業，後者長期受益於英國與歐洲經濟的一體化。英國退歐後，將導致制造業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英國有吸引力的行業非常多，包括金融業、高端制造業(汽車、機械設備、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研發設計和商務咨詢服務。張建平說，同意脫歐的英國人所占比重相當高，這說明英國對行業競爭力有充分的信心。

“英國脫歐會打擊一部分投資者的信心，但我想有些投資者仍然會考慮在英國投資。”張建平說。

“一帶一路”沿線的環境風險大於經濟風險

8日在貴州貴陽舉辦的生態文明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新發展理念下的“一帶一路”戰略”分論壇上，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余衛平分享的高鐵“走出去”案例給現場註入了活躍氣氛。

“高鐵就是綠色文明的產業！一年半前，貴陽的第一條高鐵開通，使得貴陽到廣州的時間從20小時縮短到4個小時，貴州一夜之間變成了珠三角的後花園。交通瓶頸瞬間被突破了。”余衛平顯得有些興奮。交通便利後，中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貴州開始變得越來越吸引人，成為中國城市快速發展的縮影。

在全球，中國高鐵也是一張靚麗的名片。“在已經過去的一個月里，中國中車向泰國輸出了米軌客車，向越南提供了赤道輕軌，極大緩解了當地人的交通問題，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和貿易往來，還增加了就業。余衛平介紹說，2011年，中車進入馬來西亞後實現了本土化生產，員工本地化率達到了80%以上，累計獲得訂單近100億人民幣。

然而，在鼓舞人心的案例和數據之外，現場也有人提出疑問：如何看待中國高鐵“走出去”的虧損問題？

余衛平回應稱，中國高鐵“走出去”並不能單純考量運營模式的盈利與否，而應該有總體的考量。因為修鐵路的最終目的不是企業的盈利，而是要建立一個互相依存的共同體。

除了虧損問題外，在當天的論壇上，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區首席代表李來來也分享了他們關於“一帶一路”風險的考量和應對建議。

李來來表示：“走出去的中小企業面臨的風險和失敗教訓，以社會和環境的教訓為主，經濟的風險反而不是那麽大。”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面臨巨大的水風險，水資源極其短缺。另外，多數沿線國家的森林植被資源也很短缺，生態系統非常脆弱。“80%左右走出去的中小企業後來都不見了，大多是社會和環境風險所致。”李來來說。

那麽，企業“走出去”要如何化險為夷？

李來來建議，要把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同“一帶一路”結合起來。在2015年12月的巴黎氣候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黎向全世界宣布將拿出200億元人民幣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李來來說：“這一基金可以讓中小企業加強對環境的關註和綠色發展，其實是在降低我們企業的風險，抵禦環境和社會風險造成的損失。錢用到了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上，與此同時又打開了綠色技術的市場，培養了我們自己的人。另外，如果能和應對氣候變化結合在一起，利用我們的綠色技術幫助當地降低碳排放，也可以算為我國節能減排的貢獻。”

二季度勞動力需求大於供給 收銀員、餐廳服務員等職業很缺人

據人社部網站最新消息，人社部今日公布《2016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分析》指出，三大區域市場勞動力需求均略大於供給。與去年同期相比，三大區域市場的供求人數均呈下降態勢;與上季度相比，除東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略有增長外，中、西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均有所減少。

全國十大城市崗位需求和求職排行榜顯示，推銷展銷人員、營業人員、收銀員、餐廳服務員、廚工、電子元件、器件制造人員、機械冷加工人員、簡單體力勞動人員等職業的用人需求較大，財會人員、行政辦公人員、治安保衛人員、機動車駕駛人員、秘書、打字員、行政業務人員等職業的用人需求相對較小。

圖片來源網絡

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98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進行了統計分析。

從供求對比看，用人單位通過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招聘各類人員約497萬人，進入市場的求職者約472萬人，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約為1.05，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0.02和0.01，市場需求略大於供給。

與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50.8萬人和45.3萬人，各下降了9.5%和9%。與上季度相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25.3萬人和22萬人，各下降了5.1%和4.8%。

與去年同期相比，三大區域市場的供求人數均呈下降態勢;與上季度相比，除東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略有增長外，中、西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均有所減少。

東、中、西部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02、1.07、1.15，市場需求均略大於供給。

與去年同期相比，東部地區市場用人需求減少了30.7萬人，下降了10.5%，求職人數減少了28.6萬人，下降了10%;中部地區市場用人需求人數減少了13.9萬人，下降了9.9%，求職人數減少了8.2萬人，下降了6.6%;西部地區市場用人需求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6.2萬人和8.5萬人，各下降了6.3%和9.5%。

與上季度相比，東部地區市場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增加了11.5萬人和12萬人，各增長了4.6%和4.9%;中部地區市場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35.6萬人和32.1萬人，各下降了23.5%和23.9%;西部地區市場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1.2萬人和1.9萬人，各下降了1.3%和2.3%。

從行業需求看，與去年同期相比，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用人需求增長幅度較大，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房地產業等行業用人需求減少較多;與上季度相比，除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國際組織、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用人需求有所增長外，其他各行業的用人需求均有所減少。

市場對具有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勞動者的需求均大於供給。與去年同期相比，除對高級技師的用人需求有所增加外，對其他各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的用人需求均有所減少;與上季度相比，除對初、中級技能和初級專業技術職稱的用人需求有所減少外，對其他各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增加。

太和智庫：債市資產泡沫風險大於樓市

“目前風險最大的泡沫點是在流動性最強的地方，不是樓市，是債市。我所說的泡沫點並不是指它的大小，而是後面的風險或者難易程度，債市的泡沫貨幣比樓市要快的多，因為它是一個流動資產。”7月31日，太和智庫發布其《全球經濟在懸崖邊“漫步”——2016年半年度全球經濟回顧與展望》報告(下稱“太和年中報告”)。期間，太和智庫研究員張超回應第一財經關於資產泡沫問題時稱。

張超認為，樓市相比於債市來說，套現或者價格下跌，要相對困難。同時，樓或者房子還有一個根本的屬性，那就是住房需求，把房子的基本屬性發揮到無限大，不去參與市場，就不存在任何泡沫的問題。

太和智庫研究員張家瑞在提到流動性陷阱時表示，“金融危機可能會導致流動性陷井，但不是絕對的。金融危機出現以後，實體經濟、金融部門去杠桿的速度直接決定了它未來複蘇的基礎。在一個企業資產負債表失衡的情況下，不修複資產負債表，再怎麽刺激，也不會重新激發投資。”

房地產：地位特殊，前景堪憂

每年年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於研判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重大意義。今年7月26日的會議提出，要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在“降成本”方面，“抑制資產泡沫”的提法引起了廣泛關註。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哪類資產存在泡沫，但近來多名業內分析人士就資產泡沫問題對第一財經表示，房地產泡沫是顯而易見的。

在太和智庫的“年中報告”對於房地產方面表示，房地產這個行業在中國很特殊，不但連接上下遊各個行業，同時也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

“太和年中報告”中認為，2012年左右，政府性基金(政府外地收入)已經占到地方政府總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依賴外地。

張超提到，在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初，地產的熱潮恢複中，地方政府收入增速非常快。“但是，5月份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發表講話以後，限制了地產，沒有土地出納的收入，或者說土地出納的收入在降低，地方政府的收入回到個位數，而且非常低。在年初時，央行放松了購房的門檻，把首付降低，那時預期依靠地產來刺激中國經濟不可能持續，但是沒有想到這個拐點會這麽快，在5月份就出現。”

“太和年中報告”中還提到了中國房產空置率極高的問題。極高的房地產空置率，說明了去庫存的壓力的非常大。

張超在做報告時介紹，中國有一個特有的現象：一、二線房地產暴漲，三、四線房地產不跌但沒人買。一線房地產已經從實際需求轉變為金融需求，它的走高與走低和需求無關，只是金融周期的過程。在股市、債市輪動完了以後，資金和流動性自然會進入房市，房市也許是這一輪流動的最後一棒。

債務：懸而未決

對於債務問題，“年中報告”顯示，現在中國非金融類企業債務總規模在90萬億，是GDP的130%。政府債務是24萬億，占中國GDP的42%，而且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到全世界債務的1/3，或者說33%的錢是中國企業界的錢。

如此高的債務率，中國面臨著極強的去杠桿的壓力。

張超稱，其實債務問題是和房地產緊密相關的。房地產投資刺激了工業的增加，而下半年，房地產不可能再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往前走的時候，我相信工業增加值可能會馬上出現回落。

“我認為PPI回升和中國經濟恢複增長沒有關系，是一種風險增長的價格對沖。”張超說。

象征大於實質? 中外機構稱“深港通”意義更超“滬港通”

市場期待已久的“深港通”終於提上了議程。李克強總理在8月1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表示，“深港通相關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國務院已批準《深港通實施方案》。”

早在2014年滬港通推出之前，市場預期強烈，但正式推出後的反響不溫不火，A/H股之間的溢價並未如期收窄。正因早前的經驗，部分人士認為深港通的象征意義大於實質。不過，第一財經采訪眾多中外機構策略師後發現，各界仍認為風物長宜放眼量，“深港通”的現時意義實則更超當年的“滬港通”。

招商證券(香港)首席策略師趙文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滬港通，深港通是開放式、內容會不斷豐富和完善。比如ETF在2017年會納入開放範圍，A股還增加了中小板、創業板的部分標的(市值不少於60億人民幣的中小創新指數成分股)。按港交所的戰略，未來FICC(固定收益、外匯及貨幣、大宗商品)也會逐步納入，這標誌著深港通是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而不是終點。”

野村董事總經理、中國股票研究主管劉鳴鏑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港通的意義可能更大。“盡管深港通正式開通還需近4個月，但是滬港通總額度取消於公告之日起即時生效，且深港通也不再設總額度限制。”她認為，可持續的資金流有助於進一步收窄A/H股間的價差。

（A/H股溢價指數變化。資料源自野村證券）

總額度限制取消是亮點

今年4月以來，港股通交易持續火熱，而北向交易略顯冷清。截至8月16日，原先滬港通安排下總額度僅剩18%，或452億元。

根據現行規定，深港通北向每日額度130億元人民幣，每日南向額度105億元人民幣，總額度限制取消;深港通的股票範圍是市值60億元人民幣及以上的深證成份指數和深證中小創新指數的成份股，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深港通正式實施需要4個月左右準備時間，正式實施時間將另行公告;滬港通總額度取消於此公告之日起即時生效。

“取消總額度限制令滬港通和深港通框架更具透明度和靈活性，有利於滬港通、深港通平穩運行，避免市場受總額度耗盡預期影響，出現集中買入、爭搶額度的現象,也避免對未來政策不確定性的無謂猜測。”招商證券(香港)首席策略師趙文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值得註意的是，總額度限制取消後，更為充足的南向資金將有助填補A/H股溢價。“盡管每日額度仍存，我們預計南向資金將更穩定、可持續。當前，約84只H股對其A股存在較大溢價，其之後有望收窄，這也是潛在的投資機遇。”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分析師Trinh Nguyen對記者表示。

趙文利認為，深港通下的港股通南向單日額度105 億人民幣，並與滬港通下的港股通額度並行，令實際單日總額度增加至210億人民幣，兩個港股通重疊的恒生大中型成分股繼續成為市場交易的重點。

他表示，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新增開放範圍比預期的收窄至市值50億元港幣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的成份股，體現審慎原則，令小盤股標的更加集中。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共有205只成分股，剔除14只滬港AH股，再除去82只過去12個月平均市值低於50億港元的個股，共有109只新增標的。再加上13只非小型股指數中的深港AH股(共17只深港AH股，其中4只已包含在恒生小型股指數中)，本次深港通南下新增標的預計共122只。

中信證券則認為，受益板塊為：直接受益於深港通開通的券商和香港交易所；恒生小盤股指數成分中可能會被A股投資者喜歡、估值更有優勢、流動性不太差的部分個股，主要集中在消費、醫藥、TMT、環保等領域的個股；H股相比A股折價較多的兩地上市且基本面尚可的股票；深成指成分股中可能符合海外投資者選股標準的基本面穩健、估值不算高、有一定增長的個股。

監管層擺脫“開放恐懼”

盡管短期而言，深港通對於市場的作用可能有限，但各界仍然肯定其長期的開放價值。

九州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評論稱，深港通在現在的時點推出，展現了監管層對於股市的信心以及開放的願望。“如果政策層認為股市還可能有新一輪暴跌，那麽對於股市改革會非常謹慎，特別是經歷熔斷機制的教訓之後。”

他表示，深港通的最大意義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賬戶開放在股市層面的體現是，未來國內投資者可以通過合法渠道投資香港乃至美國市場，同時國際資本可以通過合法渠道投資中國股市。” 他表示，國內投資者投資海外市場的需求目前遠未得到滿足，前期證監會點名三家“互聯網券商”非法，投資海外的合法渠道亟待建立。

深港通與滬港通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深市有由科技股主導的中小板和創業板，深市的成長股是滬港通和港股市場的補充。然而，是否能夠吸引更多外資流入內地市場仍取決兩點——“海外投資者希望擁有內地科技股敞口的急迫性，以及中國監管層如何通過其市場管理為投資者註入信心。” Trinh Nguyen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左圖為深市板塊構成，右圖為上證綜指板塊構成。資料源自Natixis）

就市盈率(P/E)而言，深市在亞太市場中遙遙領先。Trinh Nguyen 稱：“標普500信息科技指數的P/E為21倍，只有深市的一半。換句話說，高企的估值水平意味著北向資金流需要更具有動力的買家。”

（深市（SZ）P/E位居亞太地區之首。資料源自Natixis）

盡管如此，中航信托首席宏觀策略師吳照銀對記者表示，目前新興市場股市處於增配期，海外投資者對深市的興趣仍在加大，看好消費、金融板塊。

就港股而言，趙文利稱，雖然證監會僅設定了 50 億港元的總市值門檻，但他們仍然認為小盤股流動性、基本面及公司治理風險相對較大。一定的流通市值，交易量及研究覆蓋是投資者降低風險的重要保證之一。基於以上考慮，其設定了更加嚴格的深港通標的選股規則：1）流通市值在50億港元以上；2）日均成交金融大於300萬港元；3）覆蓋研究員不少於5個；4）過去3個月有研究報告更新。

人民幣跌穿兩大關鍵點位，專家稱匯率浮動利大於弊

人民幣15日迎來兩個“創近八年新低”，一是中間價，二是對美元匯率。

“今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6.85，超出了市場預期。這表明中國央行在人民幣市場化方面的做法比我們想象的更有魄力。”澳新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耶特森加(Richard Yetsenga)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近一個月來，人民幣已先後跌穿6.7、6.8兩個關鍵點位，各界心里都有一個問號——央行究竟有何目的?人民幣要貶值到什麽點位才算是基本均衡?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誌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外部因素來看，美元指數的上漲給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貨幣帶來不小的貶值壓力；內部原因則在於，市場預期人民幣會繼續貶值，並由此引發了避險情緒。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日前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上，作了題為“8·11後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演講。余永定贊同“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支持匯率長期大幅度貶值”的觀點。不過，他認為現在人民幣確實面臨貶值壓力，但我們應該克服貶值恐懼癥，而且現在貶值利大於弊。

外因主導人民幣下行

新一輪人民幣貶值始於國慶之後，有觀點認為，不可預期的外因起了主導作用。

早前就有預測，人民幣正式納入SDR(特別提款權)後，央行維穩的動力就會減小，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將重新開始釋放。

不過，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則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人民幣一路下行與上述猜測並無關系。

“相對於CFETS(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匯率指數的一籃子貨幣，人民幣還是保持相對穩定。可能央行暫時發現了一個平衡點，不想馬上做出很大的變化，始終強調的是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在這個前提下，才出現了這一輪對美元的貶值。”丁爽表示，“巧合的是，國慶期間出現了英鎊的急速貶值，使得美元指數暴漲，為了保持對一籃子貨幣穩定，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應該說是，央行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

相比之下，“8·11新匯改”則是央行的主動“糾偏”，當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下調1000點，人民幣一次性貶值2%。

除英鎊外，特朗普意外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則是另一個外因。丁誌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當選後，他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引起了市場的波動。比如，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減稅可能導致財政赤字的進一步擴大，包括近期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的飆升等，都可能助推美元走強。市場都在感嘆——這就是“特朗普效應”。但長期來看，特朗普當選前倡導的各項政策是否會落地，還存在不確定性。

此外，美聯儲12月加息幾已“板上釘釘”，這也是美元走強的動能之一。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美聯儲12月加息概率已攀升至84%。

在丁誌傑看來，人民幣對美元下行的內部原因在於，市場預期貶值會繼續，並因此引發了避險情緒。

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也表示，目前國內人民幣匯率的主要壓力並非來自於美元的漲跌，而是來源於國內企業和個人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在美元走強的情況下，如果收盤價跟隨中間價持續走弱，市場會自動將此理解為官方對人民幣貶值持寬容態度，從而持續增強購匯沖動。”

法興銀行中國區環球市場部董事總經理何昕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最近幾日人民幣貶值主要原因是美元過於強勢，市場也沒有出現過度恐慌，從遠期、期權及境內外人民幣的價差來看，貶值預期沒有顯著增強。

克服浮動恐懼癥

無論升貶，人民幣當前正不斷向市場化方向前進。

“如果人民幣貶值，把資本轉移到國外的成本就會更高，這樣能夠抑制資本外流。”余永定表示，我們對匯率貶值沖擊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和過度的。如果一個國家有大量經常項目的順差，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經濟增長速度全球第一，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政府，那麽其匯率發生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幾乎不可能。

余永定表示，人民幣加入SDR後，釘住一籃子貨幣而不是某一種貨幣(如美元)是有益的，有助於保持我國的競爭力，不會由於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相對變化而造成麻煩。

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貿易夥伴包含眾多新興市場國家，過去幾年人民幣的強勢偏離了均衡水平，使得中國外貿出口承壓。雖然當前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以促出口的目的而使貨幣貶值，但必須讓人民幣回歸到合理的位置。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

管濤在新書《匯率的本質》中寫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經濟表現亮麗，成為新的國際投資熱土，就是因為經歷了2013年的資本外流、本幣下跌。亞洲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匯率彈性普遍增強，也被認為大大改善了這些經濟體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韌性，“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優先，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成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2016年2月之後，央行明確宣布實行“收盤價+24小時籃子貨幣穩定”的定價機制。新的匯率機制的成功之處在於，大大增加了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不可預測性。

匯率制度無法同時解決“四難問題”：匯率穩定、保住外匯儲備、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項目適度開放(或維持適度的資本管制)，必須在四個目標中選擇三個，或滿足於達成某種折中。

自從今年10月以來，央行的市場幹預已經顯著弱化，人民幣匯率波動已經日趨市場化。

余永定表示，匯率市場化問題的關鍵是，不能因為風暴暫時平息而放過推進改革的時機。

無獨有偶，管濤也在上述新書中呼籲：“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需要極端環境的考驗，不能老是平平淡淡的，就要看現在這種機制下，市場怎麽反應，央行怎麽反應，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管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資本大規模外流?

人民幣的快速貶值引發了市場的擔心：資本正在大規模外逃?

韓會師表示，人民幣貶值速度加快並不意味著資本外流規模的快速增大。從監管當局的立場來看，這意味著目前的市場情緒和資本流動管理能力仍處於相對均衡的狀態。

“在貶值預期占據市場主導地位，且結售匯為逆差格局的情況下，市場決定的人民幣波動方向必然是貶值。此時作為監管當局，須在外匯儲備、貶值預期、資本外流壓力和資本項目開放程度之間進行權衡。”韓會師表示，假如資本外流的規模較小，比如單月結售匯逆差只有50億美元，監管當局很可能將其解讀為，市場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並不強烈;或是，在現有資本項目開放程度下，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相當有效的，即使有比較強的貶值預期，在現有的資本項目管理能力下，也難以轉化為大規模的結售匯逆差。

因此，在韓會師看來，人民幣近期快速下行並未觸及市場心理承受的底線，或者說並未觸及資本流動管理能力的極限，“即使人民幣貶值的速度快一些，也未必導致結售匯逆差飆升，外匯儲備的下滑也未必會加速。”

“沒有看到大規模的資本流出，這也並不是人民幣貶值的主要驅動力。”耶特森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短期內人民幣對美元存在一定的貶值，中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對沖人民幣貶值的風險，因此資金在短期內流到其他外幣市場，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也是資本賬戶開放的一個必然結果。只要沒有像此前希臘那樣對本幣完全失去信心，就無需過度擔心。

余永定：克服貶值恐懼癥 人民幣浮動利大於弊

北京時間11月15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6.86大關，創近八年新低。此前，人民幣中間價下調204點報6.8495，創近八年新低，為連續第八天下調。

近一個月來，人民幣先後跌穿了6.7、6.8的關鍵心理點位，各界心中都有個大大的問號——央行究竟意欲何為?人民幣要貶值到什麽點位才算是基本均衡?

近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共同舉辦第122期沙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席余永定作了題為“8.11後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演講。

余永定贊同“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支持匯率長期大幅度貶值”的觀點。不過，他認為現在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但我們應該克服貶值恐懼癥，並且目前貶值是利大於弊。

“現在其他國家都拼命地公開或者暗地貶值，唯獨我們幾乎不貶值。如果人民幣貶值，把資本轉移到國外的成本就會更高，這樣能夠抑制資本外流。”余永定認為，我們對匯率貶值沖擊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和過度的。如果一個國家有大量經常項目的順差，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經濟增長速度全球第一，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政府，那麽其匯率發生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幾乎不可能。

余永定認為，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後，釘住一籃子貨幣而不是某一種貨幣(如美元)是有益的，有助於保持我國的競爭力，不會由於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相對變化而造成麻煩。

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貿易夥伴包含眾多新興市場國家，過去幾年人民幣的強勢偏離了均衡水平，使得中國外貿出口承壓。雖然當前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以促出口的目的而使貨幣貶值，但必須讓人民幣回歸到合理的位置。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也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

管濤在新書《匯率的本質》中寫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經濟表現靚麗，成為新的國際投資熱土，就是因為經歷了2013年的資本外流、本幣下跌。亞洲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匯率彈性普遍增強，也被認為大大改善了這些經濟體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韌性。“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優先，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成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2016年2月之後，央行明確宣布實行“收盤價+24小時籃子貨幣穩定”的定價機制。新的匯率機制的成功之處在於：大大增加了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不可預測性。

匯率制度無法同時解決“四難問題”：匯率穩定、保住外匯儲備、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項目適度開放（或維持適度的資本管制），必須在四個目標中選擇三個，或滿足於達成某種折中。

自從今年10月以來，央行的市場幹預已經顯著弱化，人民幣匯率波動已經日趨市場化。此外，近期的貶值主要由外因推動，例如英鎊閃崩導致美元被動走強，從而使得人民幣額外承壓;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且市場情緒意外強勢回暖，推動了此前疲軟的美元再度走強，加大了人民幣回調壓力。

余永定稱，匯率的市場化問題關鍵是不要失去風暴暫時平息時推進改革的時機。

無獨有偶，管濤也在新書中呼籲，“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