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制困境之餘家頭樣本 被豔羨的金條，受質疑的分錢
http://www.infzm.com/content/80535發金條的余家頭村並非外界想像中那樣皆大歡喜。相反，許多村民，甚至村幹部，都有諸多不滿與苦惱。這個村莊，與無數因土地而暴富的城中村一樣，深陷改制困境。
2012年8月27日，武漢市余家頭村為紀念村慶20週年向1001名村民分別發放一根價值3.6萬元金條，這讓余家頭村一夜成名，坊間紛紛冠之以「中國最富村莊」等稱號。
不久，湖北余家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余家頭公司）監事會主席胡小清收到來自美國的短信，一位朋友問起這事，他才意識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很快，公司便對發金條的事諱莫如深。9月4日，南方週末記者剛提到「金條」二字，余家頭公司一名財務人員就大聲抱怨，「村裡窮的時候沒人理，（發金條）消息一出，稅務部門就來了。」
對余家頭公司來說，金條帶來的麻煩並不只有外界的圍觀。更糟糕的是，余家頭村內部因城中村改造引起的多年利益糾葛，因為金條而再次浮出水面。
從種地到賣地
之後三次「發錢」，皆是在村裡賣地之後。
余家頭村地處武昌、青山、洪山三城區交會處，是典型的城中村。因為城中村改造，多數人搬走了，另一些人，則躲在那些等待拆遷的房子裡。村裡隨處可見廢墟和老舊的店舖。
2005年，因城中村改造，余家頭村改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村集體資產量化到個人，一千多村民作為公司股東持有100%股份。
鄧訓才便是余家頭公司股東之一，持有近10萬股。他年過七旬，最近一些年什麼也不用做，每月可從村裡領取1050元生活費，全年還有近3萬元的旅遊與過節費。
早些時候，他在村辦企業工作，月薪150元。由於地緣優勢，余家頭村民一直以蔬菜種植為生。蔬菜直供市區，收入頗豐。
自有村子以來，這一直是村民們營生的主要行當。但很快，隨著城市的發展，許多菜地上長出來住宅或商廈。
1992年，全體村民籌資，在村子臨街建商業門面，一年創收三百多萬元。
一年後，村裡「武漢和平家庭用品大世界」投入使用，當年的銷售額便高達1.2億元。
同年，余家頭村投資一百多萬元，建成武漢市第一家大眾專用維修中心。隨後，金屬材料市場、家具城等相繼建成。
據《長江日報》報導，余家頭公司的前身是行政村的幾個工廠。最初產值不足800萬元，後發展成為總資產達4億元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銷售收入超過7億元。主要收入來源即為房屋出租、土地經營。
村民們先前靠種地或自家房屋出租過活，有的租為商舖，有的租做倉庫，這些人掙的錢要多過現在領取的生活費。
鄧訓才屬於改制的受益者，有的人則「越改越差」。村民姜還榮家房子近1100平米，其中倉庫300平米，家庭收入主要是房租，一年收入十四五萬；而改制之後，房子被拆，還建房只有800平米，公攤面積佔27%，姜算了筆賬，家庭年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
改制後，村民最大的受益來自公司「分錢」。
鄧訓才回憶稱，2005年改制以來，除了生活費，他領過4次錢，合計約24萬。
第一次是改制時，村民可用3萬股換3萬元現金。也就是說，村民以每股1元的價格「套現」自己所持有的余家頭公司的股票。
當時「套現」了的人沒有預料到，一場靠賣地發大財的財富盛宴即將拉開序幕。
之後三次「發錢」，皆是在村裡賣地之後。
「村裡歷經兩次大的賣地。一次是城中村改造，賣地所得13.48億元。另一次是二七長江大橋徵地款，款項不明。」村民、股東范建明說。
武漢市土地交易中心文件顯示，城中村改造13.48億的賣地款中，有6.45億用於安置補償，7.03億用於還建房建設。有股東多次申請二七長江大橋徵地款項明細，相關部門告知還未出台。
賣地，亦成為引發余家頭村資產爭議的導火索。
資產之謎
武漢洪發會計師事務有限責任公司的評估結果是：余家頭村市場價值約1.5億元。然而，《湖北日報》曾報導稱，2002年，余家頭村集體資產達到4.5億元。
2005年餘家頭村實施集體經濟組織改制時，村民們最為關注的是，余家頭身家幾何？
武漢洪發會計師事務有限責任公司的評估結果是：余家頭村市場價值約1.5億元。然而，《湖北日報》曾報導稱，2002年，余家頭村集體資產達到4.5億元。
這便引發了村民們的極大懷疑和不滿。「大家覺得評估的資產嚴重縮水。」股東姜還榮記得，憤怒的村民們彼時要求公開10年來村級財務明細，並罷免村委會主任。
除此以外，村民們還要求公開村裡重點企業收益情況、村裡地產項目的原始合同與手續，以及兩委幹部個人收入情況。
然而，村委會並未回應村民要求，以致2005年村民不斷上訪。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內參調查，記錄了一位村民代表的遭遇。她是城中村改造辦公室成員，她曾提議先公開村裡財務，再考慮資產量化方案，但未被採納；隨後，她的辦公室鎖被換，所有材料包括廢紙不翼而飛，並且受到電話恐嚇。
調查也記錄了當時評估者的回應，「審計是依法進行，我們明確要求村裡提供真實準確的財務狀況。如有隱瞞我們也不得而知。」而時任和平鄉人大主席團副主席魯久烈稱此事是「少數村民借反腐旗號，欲奪取領導權」。
上述調查亦記錄了事件進展，由鄉、村和警察組成8個小組深入村民家中，對資產量化方案進行填票表決。
「小組並不詳細說明方案。簽者發100塊錢，不同意和棄權者也發100元誤工費。最終， 99.2%村民同意該方案。」調查引用魯久烈的話稱。
余家頭公司一名董事會成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對這個評估結果，我們也很迷惑。這是政府指定的評估公司。我們希望評得高，但有些資產屬於國有，不能劃歸到村裡。隨後，政府派駐調查組駐村，也沒查出什麼問題。」
直到現在，余家頭的資產仍是當地敏感話題。
股東們的不滿
余家頭公司至今從沒召開過股東大會。
股東姜還榮的不滿也是從改制開始。當年開村民代表大會商議改制時，很多村民圍在會場外，姜還榮衝進了會場，提議開村民大會表決。
鄧訓才曾當過村幹部，所以被點名參加村民代表大會。「這個會找了些老幹部、黨員及村民代表參加。商討改制，當時並沒有具體方案。只問要錢還是要股份。」他說，「表決時沒人舉手，不了了之，只得宣佈散會。」
沒過多久，改制決定出台，隨即是評估結果出爐。
「改制後，公司依然不公開信息。」姜還榮多次要求提供公司章程、財務狀況、股東花名冊和高管薪酬等，均被拒絕。
余家頭公司至今從沒召開過股東大會。
姜還榮用一紙訴狀將余家頭公司告上法庭。
2011年6月17日，武漢市青山區法院認為姜享有股東權利，判其勝訴，要求余家頭公司自判決起10日內向其公佈相關信息。
即便勝訴，姜還榮稱公司並沒有按照法院判決執行，她去查詢依然吃了閉門羹。
結局頗具戲劇性，余家頭公司找了三名當事人向法院證明「曾配合姜還榮查詢資料」。
余家頭公司一位董事會成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因為考慮到股東人數眾多，公司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公示。例如相關資料發送到股東代表手中，由其上傳下達。財務報告交由股東代表大會予以審核，與財務信息一併貼在公司門前公示欄。
「公司的一些財務信息不是個人想查就查，必須通過相關部門來查。要向每個人公開也難，有些股東不知道搬哪了。」這名成員認為，「一些財務信息也不便透露，例如有些錢花了，老百姓不理解，很難溝通。」
至於高管的薪酬，他說都有據可查。儘管此人繫著LV牌子的皮帶，開著價值二十多萬元的日本某品牌越野車，但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我的生活費，加上公司兩千多月薪，每年只有幾萬塊。」
蹊蹺的「20人持股代表」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得知，余家頭公司100%的股份由董事長鄭大成等20名高管持有。
余家頭的股權量化方案亦是爭議焦點。方案具體是：在職人員人頭股3萬股；其次農齡（村民參加農業生產時間長短，鄉鎮企業員工不享有）一年可獲
2400股；村齡（戶口在村裡的時間長短）一年可獲2000股。村民根據實際情況，最高得股近20萬股，最低5萬股。總數佔淨資產70.5%。
剩下的部分，均分與未成年人或村裡其他人員。其中幹部任職補助股75萬股。
然而，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得知，余家頭公司100%的股份由董事長鄭大成等20名高管持有。
余家頭村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由於彼時股東達到一千多人，給辦理股權登記、轉讓及其他手續帶來很多麻煩。因此根據工商局建議，董事會召開會議，並立了一份協議書，決定選擇20個自然人作為持股代表。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上述協議書顯示，甲方是余家頭公司，乙方即為這20人。協議書稱，余家頭公司前身於1997年辦理執照時，「股東虛設了6個單
位」，分別為余家頭村民委員會（持股75.4%）、余家頭公司工會（持股18.4%）、武漢金鑫傢俬有限公司（持股1.8%）、上海大眾汽車（武漢）長江
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持股1.8%）、湖北新世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持股1.3%）、武漢和平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3%），為省去持股人數超過
1000人且有老人等「麻煩」，20個人作為持股代表，「2007年11月8日在省工商局辦理股東變更轉讓手續，真實股份仍由一千一百多原始股東持有」。
然而，不管真實情形如何，在法律上，這20人才是股東，他們依照法律享有制定公司章程等規則的權力。至於村裡是否另有規定來保障上千名真正的村民股東的利益，則不得而知——協議書中並沒有就分紅等權益分配事宜進行任何說明。
至於上文提及持股2025萬股的余家頭工會，姜還榮表示不解，並曾就此向湖北省工商局詢問。
得到的答案令她一頭霧水：余家頭公司當初註冊資本11008萬元，其中上述六家單位中的五家所持的法人股8983.9萬股，另批准募集個人股
2025萬股。因公司在辦理手續時，募集個人股尚處在待募集狀態，因而暫由公司工會代持。工會代持個人股不屬於工會投資認購的股份，工會不會是投資人，僅
是募集個人股臨時代持者。
湖北旗開律師事務所律師曾俊認為，這個股份的所有者，以及股份的收益流向是股東應該關注的。
另一名余家頭公司知情人提供了一種說法，他強調工會股為虛設，為應對當時公司註冊需要而設，實際並不存在。南方週末記者聯繫多名公司管理人員採訪，截至發稿前均未得到回覆。
2012年9月4日，村民胡德遲沉默地坐在村口小賣鋪。他戴著遮陽帽和墨鏡，看不到表情。問他名字時，便拿出老年證。
在村民們圍繞自己的利益是否遭侵蝕這個話題上，他代表著另一種態度。「村裡讓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養。小孩上學可以報銷，很不容易。」他說，老人可以
安度晚年，年輕人拿著生活費，能夠放心在外拚搏。「如果沒有證據還是要相信領導班子，畢竟書記（指余家頭村委書記、余家頭公司黨委書記鄭大成）當了二十多
年了。」
福建泉州：外貿困境 紅一方面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565470102e4mj.html
國內外服裝終端市場的慘淡，終於傳遞到了上游的紡織行業。7月6日，工信部發佈《2012上半年我國紡織行業運行形勢分析》，一改一季度的樂觀態度，直言
今年來我國紡織行業運行呈現下滑態勢，生產增速明顯下降，出口數量有所減少，企業效益出現下滑，產業鏈前端(棉紡、化纖)虧損加重，並預測今年下半年紡織
行業運行形勢難以明顯改善。
這份覆蓋面在全國的形勢分析報告，又對泉州的紡織行業釋放出哪些信息?福建省紡織服裝出口基地商會秘書長陳蒼松認為，今年泉州的紡織行業比2008年
金融危機還艱難，但是工信部的調研報告集中在規模以上紡企，泉州的紡織行業則以中小型為主，多數仍在撐著，沒有大面積停工。
通過對晉江、石獅多家紡織、印染企業和布行的走訪，記者切身感受到了今年市場慘淡帶來的寒意。外貿訂單的攔腰折半，化纖織造企業的大量庫存和價格驟
降，這些看似都是眾多市場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所帶來的惡果。然而，與冰一樣的行情相反，我們找到了一些在幾年前便謀求轉型並推進差異化的企業：他們的訂單
不減反增。隱藏在「市場疲軟」背後的問題癥結是，從改革開放至今紡織行業的「同質化競爭」、「盲目擴張」。「哪個產品成功，大家蜂擁上去一起做也能成功的
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石獅一位棉紡企業老闆說。
現狀
冰火兩重天的布行
要想知道如今泉州紡織行業的生存狀況，石獅鴛鴦池布料市場是最有效的「試金石」。作為全國四大布料市場之一，這裡聚集著6000多間商舖近1000家
經營戶。在一家開業近20年的老針織布行裡，老闆施先生連連向記者搖頭。「以前是"淡季不淡，旺季很旺"，現在可不行了」。施先生說，自己主要客戶是石獅
的服裝廠和一些外貿單，頂峰時期一個月營業額超200萬元不成問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不僅外貿單縮水大半，本地幾個老客戶的訂單也大大縮水，如今一個月
營業額只剩10多萬元，幾乎只夠人力和租金成本。他最近也聽到了幾家布行倒閉的消息，如果下半年形勢不見好轉，明年這家店也只能關門了。
而就在離他不遠的一家針紡布行，記者卻見到了另一番景象。在採訪的1個小時裡，該店總經理謝先生頻頻被下單電話打斷，起身翻找庫存。「我們公司今年不
但訂單沒有減少，反而略有增加。」謝先生說，該店去年才營業，但一開始就進行了差異化的定位，做一站式的採購超市，面料產品種類齊全，力圖品種多樣化。謝
先生是80後，儘管只是布行的新手，思路卻很活躍。他經常在全國各地考察市場，極其敏銳地抓住當下的流行款式，並不斷開發新產品。
外貿受挫，棉紡企業競相轉內銷
今年國內棉價大跌，對於泉州的棉紡企業而言，已經不能算是一個好消息了。因為即便如今棉價已降至每噸18000元左右，也比國外市場貴了整整4000
元/噸。「棉紗等棉織品以往是我們的優勢產品，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優勢，但是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這一形勢就遭到逆轉，出口大量減少。」福建省紡織服裝出口
基地商會秘書長陳蒼松說，國內外的棉價差是失去優勢的重要原因。去年，棉價差最高時達到7000元/噸，價差區間在4000~7000元/噸，對泉州許多
出口型紡織企業影響很大。再加上去年以來的國際市場萎縮，泉州紡織行業的生存狀況，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還艱難。
實際上，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正是在外貿受挫，泉州部分外貿型的紡織企業，從今年開始轉向國內市場，這加劇了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儘管比國際市場相對好些，但今年國內市場的需求也放緩。這些轉型的企業多半都無法成功開拓市場。.形勢逆轉，化纖市場異常慘淡
棉紡和化纖，一直佔據著紡織行業的大部分產量，這2個原料截然不同的紡織產品，在去年經歷了此消彼長的一年後，如今卻面臨著同樣的艱難環境。工信部的數據稱，今年上半年，化纖行業利潤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了50.1%，棉紡紗加工業利潤則同比下降了5.9%。
一週前，在晉江金井一家二線的化纖紡織公司，記者見到了愁眉不展的總經理林文(化名)。「今年跟去年真的是天壤之別啊。」林文抱怨說，去年一年，化纖
行業做得非常紅火，因為棉價太高，許多針織棉紡企業無法生產，化纖類藉機打進市場，需求量大增，公司加大生產投入。沒想到今年市場形勢逆轉，訂單量只有往
年的一半不到，公司庫存積壓著。可是為了養活工人，工廠機器還是不能停。他們公司還好，附近1家紡織企業早就把廠房設備租給別人去做。「今年大家的想法就
是，無論如何都要撐下去，絕對不能停產。只要撐過了這段困難時期，就是贏家。」林文說。陳蒼松則補充說，今年泉州化纖紡織的市場異常慘淡，化纖原料和製成
品的價格下跌了30%~50%。
出路
低端紡織轉至東南亞?
近段時間，不少媒體指出，國外不少紡織產品的訂單直接轉移至擁有廉價勞動力的東南亞國家。陳蒼松也認為，一部分國外紡織訂單確實轉移到了東南亞，而泉
州紡織業受影響程度比全國大。記者採訪過的紡織企業，則將問題歸咎於歐美等國對「中國製造」的貿易壁壘和差異化的稅收政策。
石獅祥芝一家漂染織造企業，則深受這種轉移之痛。「今年外貿訂單少了5成。」企業負責人說，不斷上漲的人工成本、棉價差等，讓「中國製造」的一些產品
已經失去了跟東南亞這些國家競爭的優勢。特別是美國市場，對越南的紡織品幾乎免稅。他們以前合作的一家美國公司，今年直接將訂單下到越南，但是越南的產品
質量不行，還要從這家企業進口面料，並運到越南進行成衣製作。通過越南運往美國，成本仍然更低。該負責人堅信，越南目前只有勞動力優勢，但是配套的產業鏈
完全跟不上，只能進行粗加工。在產品質量上，中國的產品更有優勢。
差異化之路
模仿、跟風、跑量……對於眾多仍走在傳統生產經營模式的紡織企業而言，今年這場自終端市場向供應鏈傳遞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讓他們嘗到了足夠多的教訓。
在慘淡的市場中，記者看到了一些逆勢而上的紡織企業。在石獅，不止一家紡織企業的老闆向記者介紹了公司正在推廣的新產品(基於避免行業模仿，企業婉拒
見報具體信息)，即便是國外市場萎縮的現狀，訂單仍然很多。「我只能說是"供不應求"」。石獅鴻山鎮一家紡織企業主說。來自面料企業聯邦三禾的信息是，依
靠公司的「低碳環保」面料，他們今年的發展情況也與去年持平。
「對於這些做了10多年生意的紡織廠老闆、布行老闆來說，以前賺錢太容易了。只要有一家企業的一個產品做得好，大家蜂擁而上一起做，然後開始比拚價
格，照樣能賺錢。但是這種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石獅鴛鴦池布料市場一家針織布行的負責人告訴記者，面對如今服裝市場的千變萬化，紡織行業長期以來同質
化競爭的惡果顯現。許多企業老闆不去研究市場，還是按照以往的經營思路和模式，被淘汰是遲早的事。「以前"跑量"的經營模式根本行不通，現在的市場千變萬
化，已不像以前那樣單純，你要揣摩市場。」石獅尚澤針紡布行總經理謝限生說，自己對所供應的服裝廠也精心挑選，要先瞭解服裝廠老闆的經營思路、服裝款式，
要有想法。
「走差異化之路，並不是說你完全做出一種新產品，而是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培育和市場驗證，客戶認同，消費者也要認同。」宏太(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邱志
強認為，紡織企業的差異化之路是以後的必然趨勢，比如該公司以前只做胚布，現在開始試水色布;開發一些高端品種，只有自己能做，別人做不了。
500多只中概股困境求生
http://www.21cbh.com/HTML/2012-9-13/0MNDA3XzUyMTY0MA.html
三年前打破頭要擠進美國資本市場的幾百家中國企業，現在正想方設法「逃」出去。
中國閥門公司成為最新一個例子。9月11日美股開盤前，中國閥門（NASDAQ：CVVT）董事會表示，願意主動申請從納斯達克全球市場退市，10月1日後公司普通股將轉到場外櫃檯（OTC）市場交易。該只股票7月13日被停牌。
上週五地產中概股思源經紀（NYSE：SYSW）則跟隨前不久分眾傳媒試圖私有化的路徑，宣佈收到CEO陳良生的無約束性私有化要約，或將成為第一隻通過私有化退市的中國地產股票。
「情況完全不同了。原來中介機構急切尋找需要上市的中國企業，現在市場則是靜待投資者重新樹立信心。」國際資本市場聯盟董事會主席兼CEO、美國長盛律師事務所律師郭智慧向本報記者表示。
但對於大多數股價持續低迷的中概股來說，是否等得到投資者信心復甦，是一個問題。在OTCQB交易股票、天科國際產業機構（TNBI）首席財務官李光耀告訴記者，當初花費巨資赴美上市，現在是走是留，很難下決定。
和主板上市企業選擇路徑較廣相比，遭遇這一困境的，主要是500多只在OTC各板塊交易的股價長期在1美元以下的中國股票。
中概股「退而不能」
李光耀最近的主要任務，是忙著和紐約的基金經理或投資經理會面。他拿著第二季度的業績報表，向華爾街的投資者們不斷推銷總部在廣州的這家中國企業。
但會面的結果如他所料：投資者們禮貌地聽完，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投資興趣。「現在對中國股票有興趣的投資人本來就少，尤其是對通過反向併購上市的企業。」他表示。
儘管他所在的天科國際二季度的收入達到743萬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漲49%，業績在國內同行業十分突出，但仍然沒能引起投資人的興趣。目前，該只股票的價格持續幾個月維持在0.51美元，交易量幾乎為零。
這家企業以生產經營飼料天然添加劑為主，幾乎所有的生產和銷售市場都在中國。2010年，公司通過反向收購在OTCQB上市交易。李光耀告訴記者，公司原先打算通過美國資本市場的融資擴大業務，同時以升至主板交易為目標。
但其股價在2011年短暫升至1.2美元上下後，受到中概股危機事件波及而一落千丈至1美元以下。通常情況下，1美元是衡量OTC板塊股票表現的一條基準線。
這家規模並不大的上市公司在美國維持交易的花費，每年至少在40萬美元以上，包括審計、律師、打理投資者關係、股票經紀、人力資源成本等各類基本費用。相比之下，公司當初的融資規模也只有幾百萬美元。
但是退市的花費更讓人望而卻步。李光耀解釋說，主要也是資金的問題，首先得找到願意投資的人，其次給出的要約價格也不能特別低。
大
多數動過退市念頭的企業都面臨類似的問題。此前高調傳出私有化方案的分眾傳媒（NASDAQ：FMCN），其私有化進程最近也受到股東之一
——英國保誠集團旗下資產管理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的阻力，認為要約價格過低，至少應當提高15%至30美元。
「現在我們進退兩難。」李光耀說。
同樣境遇的500多只中國股票，大多數處於類似的靜默狀態。記者根據OTC Markets提供的資料統計，目前大約有550只在OTC各類板塊交易的中國股票股價低於1美元，而超過1美元的只有200多家，不到前者的一半。
中介機構推波助瀾
鑑於中概股在美國資本市場的境遇短期內不會有大幅改善，當年極力動員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的各類中介機構，開始將業務目標轉向退市。
美國德匯律師事務所（Dorsey & Whitney）律師Geoffrey Sant向記者表示，在承接各類中國公司上市業務之外，目前他手頭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中國企業提供私有化的各類法律服務。
類似的業務在中國律所中也逐漸興起。國浩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淳此前向記者表示，他們正在為想要退市的中概股設計合理的方案與流程，爭取將一些資質較好但股價長期偏低的中概股吸引回本土或美國以外的資本市場。
「目前我觀察到的一大趨勢，是中國企業上市後私有化，然後可能選擇再次上市，也就是所謂的PPP（Public-Private-Public）。」郭智慧表示。
與
此同時，中概股上市市場的急轉直下，讓部分金融機構焦急不已。在日前舉行的「國際資本市場座談會」上，紐交所負責亞太地區上市業務的董事總經理Marc
H.
Iyeki仍然對中資企業的IPO前景表示樂觀，並透露目前仍然有不少中資企業排隊等待合適的IPO窗口。而花旗銀行負責美國股票資本市場的總監Adam
Rosenbluth則表示，目前投行已竭力降低費用門檻，虛席以待。
別叫我「黑車」 智能招車的中國式困境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433在遭遇「黑車事件」之前，27歲的張玉清一直是「搖搖招車」的鐵粉。
這是一款移動互聯應用軟件。過去你可能如候鳥般往返於CBD和城郊住處之間，在烈日或寒風中苦苦等不到出租車，而現在早晨起床時搖一搖iPhone手機上這款應用，等洗完臉，車可能已經到樓下了。
同樣路程，車費大多與乘出租車相仿。你需要額外支付的，僅是高峰時段每車次5元、平常時段每車次3元的「調度費」。
張玉清的生活曾一度被這個小軟件改變了。
2012年3月23日，「搖搖招車」登陸蘋果商店。上線一週後，風投們以每天兩至三家的頻率紛至沓來探訪，先後來了三十多家，IDG、紅杉等知名機構亦紛紛拋來橄欖枝。
三週後，會員數量突破五千。「搖搖招車」創始人、北京聚核眾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CEO王煒建很是意外：「我自認為設計很酷，但是沒想到這麼多人會這麼喜歡它。」
當時「搖搖招車」系統下運營的車輛不足五十台，這意味著，每100名用戶，才能共享一部車。
儘管用戶數與此後爆紅的「唱吧」等應用相去甚遠，但後一種類型是單純的「線上」模式，「搖搖招車」則是「線上訂購、線下消費」的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用戶使用可以直接帶來營收。
不過，用戶數量的增長同時受制於線下所能承載的服務能力，和中國特色的租車生態。半年過去了，這種O2O租車模式遭遇的本土難題並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轉型似乎成為必然。
遭遇「黑車事件」
「黑車事件」像是盆冷水，澆滅了張玉清對「搖搖招車」的狂熱。
北京已入秋。2012年9月9日夜裡10點多，路上行人已經很少。在北京東直門附近的張玉清搖了搖iPhone，不久有一位司機響應。張玉清隨後收
到系統發來的短信，上面有司機名字、電話、車型和車牌號等信息。她照例可以在手機屏幕上追蹤這輛車的實時方位。如果司機超時到達或者取消訂單，系統會自動
從司機的賬戶中扣款。
上車，一切如常。眼看拐一個彎就到了張玉清的住處，紅燈亮，車停在信號燈最近處。正在這時，一輛河北牌照的伊蘭特突然從右側包抄過來，橫攔在馬路中央。
沒有出示證件，車上下來四五個二三十歲的小夥，從車窗外伸手進來打開車門，幾下就把司機架上了停在一旁的北京交通執法大隊的車。原來他被當成「黑車」了。
馬文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他是「搖搖招車」招進來的第三批司機，此前因為健身行業不景氣決定轉行。
被分開的張玉清和馬文，不約而同地向各自車上的「執法人員」解釋「搖搖招車」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搖搖招車」採用「會員制」，扣款直接在線上完
成，司機並不接觸現金。所有的用戶需要事先向線上賬戶中充值。每單任務開始前，系統會向用戶的手機發送一個支付密碼。車到達目的地，司機在自己的終端（手
機或者平板電腦）上輸入密碼，完成交易。
但執法人員們完全聽不明白。「他們不能理解沒有經營執照卻還在經營租車業務。」張玉清說。
儘管大費周章做了解釋，執法大隊仍堅持按「非法營運」論處。馬文接到的罰單是9000元人民幣。半個月的拉鋸協商後，最後罰金降至3000元。
闖入公共領域壟斷行業的這家招車軟件公司，並非沒有採用中國式的妥協方式——「搖搖招車」背後的聚核眾信公司名義上只是個信息平台，運營車輛由「2+1」租車公司提供（屬王煒建名下）。既然規定不能附帶司機出租，那司機就以第三方代駕公司的名義提供服務。
儘管如此，一旦遇上抓「黑車」的執法隊，這些理兒似乎並不那麼管用。
「做一些巧事」
搖搖招車位於北京建外SOHO的辦公室的綠色牆面上，貼著兩行歪歪扭扭的字：「小小的搖搖招車，有改變世界的夢想。」
王煒建是河北人，生於1974年，沒拿過大學文憑，卻有過四次創業經歷。現在還擁有一家經營了十五年的康諾乳品公司。
他20歲時開過6個月的出租車。彼時發現公交大巴的車身上有廣告，一面就賣幾萬塊，而出租車上還沒有，於是開始做廣告代理。投入小、產出高，一年就
賺了20萬。兩年後，他又轉行辦起乳品廠，打「送奶上門」牌，員工一度多達500人；他25歲到35歲基本在「玩」，先是到加拿大讀商業管理，三年後覺得
浪費時間而放棄。不久後開始玩滑翔傘，2009年參加世界錦標賽，獲得世界61名，這是中國選手的最好成績。
2010年王煒建回國創業，看到租車行業特別火爆，於是用乳品公司賺的1000萬買了車，成立「2+1」租車公司，此後靠「搖一搖」定位功能脫穎而出。
「我喜歡做一些巧事，整合一些資源。四兩撥千斤，比如出租車廣告、乳品廠，其實都是這一個套路。」王煒建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
他現在依然沿用了這一路子。2011年成立聚核眾信時，他借鑑了總部位於美國舊金山、名叫Uber的一款移動互聯「明星」應用。
Uber與租車公司合作，通過加載自己的技術來分成。剛起步時Uber只提供高級黑色轎車，費用比普通出租車高出40%-100%，後來陸續開始提供混合動力車，費用只比普通出租車高10%-25%。此外，成千上萬的出租車也開始採用Uber的技術。
Uber的攻城略地堪稱摧枯拉朽。自2010年10月上線至今的兩年間，已搶灘美國、加拿大主要城市，並進駐巴黎和倫敦。
事實上Uber進駐公共交通領域，也伴隨著硝煙瀰漫。例如，Uber進駐波士頓，波士頓警方突然宣佈Uber司機違規並扣留了汽車，原因是Uber
使用GPS追蹤來計算乘客的費用，即用地圖計算距離，而不是依靠里程表。馬薩諸塞州官員稱，GPS還沒有被授予執照作為商業衡量裝置，因此不能被用來決定
出租車費用。
好不容易在波士頓獲得許可，又在紐約受挫。出租車行政官員認為這個項目有個大問題：城市條例不允許黃色出租車有預訂服務，他們也禁止出租車開車的時候使用電子設備以及拒載（Uber的車被預訂後一路便不再載客）。
但和「搖搖招車」們的本土式生長策略不同，Uber對「保守勢力」的抗爭顯得十分強硬。
華盛頓就曾為了避免Uber和出租車直接競爭，提出了一個最低收費法案，要求Uber資費必須高於出租車最低3美元收費的5倍，也就是15美元。
Uber聯合創始人兼CEO（首席執行官）Travis Kalanick隨即發給所有客戶一封郵件，強烈指責這一行政限價行為。第二天，華盛頓委員會的委員們從早餐開始便被無數封「熱情洋溢」的Email包圍了。華盛頓議案在7個月後終於得到了降溫。
Travis Kalanick的計劃是：到2012年底，Uber到達的城市所提供的租車數量皆多過當地的出租車。
本土化轉型
王煒建的計劃恰好與此相反。他的目標是，自己提供的租車控制在50台左右，而所有的出租車都能裝上「搖搖招車」的系統。這是他不得已的轉型之舉和突圍之計。
半年來，搖搖招車用戶數升至近四萬，但公司提供的租車數量也不過50台。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其後台數據顯示，訂單成交率僅四成。於是，用戶們開始怨聲載道，滿意度急跌。
2012年5-6月份，王煒建甚至不敢接受媒體採訪。「車子不夠，如果曝光越多，對客戶的傷害越大。」加上無法擺脫的「黑車風險」，9月中旬，「搖搖招車」的策略開始轉向——大範圍網羅出租車司機。
據王煒建稱，截至2012年9月底的半個月時間裡，已有一千多輛出租車安裝了「搖搖招車」系統。
28歲的首汽公司司機劉征，就是最早「應徵」中的一員。一般從城郊家中往返北京城區前，他會用「搖搖招車」看看附近有沒有合適的訂單。中午吃完飯歇會兒，也拿出來擺弄擺弄，「要是附近有活兒，就接上一個。」
「搖搖招車」的自有司機，根據車型不同，每月向公司交1200-2600元不等的「份子錢」。為了培育市場，如果出租車司機採用「搖搖招車」系統，所有乘客的付費，甚至「搖搖招車」公司每車次向乘客收取的3元到5元的調度費，均歸出租車所有。
「搖搖招車」對自有司機的規定是，不能「接私活」，且平均每天必須拉至少8單生意，或者完成240塊錢的作業量。而出租車不受任何限制。
「鐵粉」張玉清認為，出租車「挑活兒」嚴重，儘管大量出租車加入，也無法解決成交率低的問題，甚至有客戶在訂車要求裡明確拒絕出租車上門。
「其實用的人和車越多，匹配成交率就會越高。」王煒建說，「當我只有100輛車，100個用戶的時候，成交率20%-30%，若用戶達到10000個，成交率就可能達到60%-70%。」
「搖搖招車」迄今還在「燒錢」。王的思路是等用戶群體龐大了之後可以向出租車公司提出分成要求，「也可能有其他途徑，比如投放廣告」。
儘管「搖搖招車」步履蹣跚，但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和風投加入到租車O2O爭奪戰中。
嘟嘟快捷租車即將推出的叫車應用「嘟嘟叫車」，同樣定位於中端市場，資費比定位高端的「易到用車網」低，比「搖搖招車」高。
「為了保證服務質量，我們只為每台車分配20名充值會員。」「嘟嘟叫車」創始人云濤說。
國產智能手機崛起背後：平台依賴與同質困境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10/08/233401.html
近兩年來，藉著智能化的浪潮，國產手機正在全面崛起，並在逐漸掌握國內市場主導權的同時，將發展的觸角一點點延伸到海外。而中國手機廠商的爆髮式增長，對全球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不過，要想在市場上長久立足，中國手機廠商還要面臨平台依賴、低價依賴、渠道依賴、自主創新等諸多隱憂。
國產手機廠商借智能化浪潮崛起，普及移動互聯功不可沒
有人戲稱，今年的通信展是國產手機廠商的狂歡派對。事實上，這只是國產手機近幾年狂飆突進現狀的一個縮影。
過去，中國手機市場一直是諾基亞、摩托羅拉等洋品牌為大，雖然是在自家門前，但國內廠商一直都扮演著不起眼的角色，無論是在質量還是品牌美譽度方面都與洋巨頭存在不小的差距，甚至被稱作是山寨的代名詞。不過，在移動互聯網大浪的沖刷下，國產手機的容顏已經煥然一新。
工信部最新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1-8月，全國手機市場出貨總量為27425.2萬部，比上年同期增加10.1%，其中2G手機出貨量達
到12523.4萬部，比上年同期下降27.1%，3G手機出貨量達到14901.8萬部，比上年同期增長92.4%。在國內外手機品牌構成方
面，2012年1-8月，國產新品上市2580款，佔手機上市新品總量的94.5%，出貨量21317.3萬部，佔手機總貨量的77.7%。3G手機中，
國產品牌出份額分別為TD-SCDMA手機84.6%，WCDMA手機59.4%，CDMA2000手機82.5%。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據美國權威市場調查公司HISiSuppli在8月底發佈的《中國智能手機市場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12上半年，以「中華酷聯」為代表的4家本土手機品牌出貨量，將近整體份額的50%，整體已大幅超越國外品牌所佔份額。
一個個抽象的數字背後，是國外品牌影響力的下降以及國產手機的迅速上位。近兩年來，以中華酷聯為代表的傳統硬件廠商在智能手機時代不斷深耕細作，將
自身固有的優勢不斷擴大；以小米科技、盛大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則試圖將自身的互聯網經驗與移動互聯網實現嫁接，打造出獨有的特色；另外，市場上還有諸如魅
族這樣獨樹一幟的手機廠商，以過硬的產品籠絡了不少用戶的心，逐漸在市場上樹立起自己的品牌大旗……陣營林立，新品迭出，國內智能手機市場上呈現出一幅繁
榮的景象。與此同時，國產手機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也為全球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立下了汗馬功勞。
國產手機欲舉起全球市場領軍大旗，尚需闖過數道關卡
然而，狂歡背後，國產手機潛在的隱憂也一點點浮出水面，橫亙在其面前的大山一重接一重。
自主創新能力的匱乏與專利積累的不足。這幾乎是所有國內手機廠商都存在的硬傷，與蘋果、三星等國外廠商相比，國產手機無論在創新能力還是在專利積累
方面都有比較大的差距。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三星與蘋果之間的「世紀大戰「以及谷歌與阿里云之間的風波，都為國產廠商敲響了知識產權方面的警鐘。
平台依賴與同質困境。如今智能手機市場上共有Android、iOS、WP、Blackberry、Bada、Symbian、WM、MeeGo等
數十家操作系統，其中，Android與iOS兩家佔據了八成以上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其他廠商則在剩餘的逼仄空間裡苦苦掙扎。鑑於Android的開放性
與主導性優勢，國內廠商90%以上都採用安卓系統，這種借雞生蛋的做法，確實為國內手機廠商節省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然而，隱憂也如影隨形，過度依賴
Android，除了帶來產品的同質化問題外，也使得國內手機廠商在發展過程中容易受制於人。
低端手機「代言人「？國產手機之所以可以在市場上迅速上位，與其產品的高配低價不無關係。國內廠商在千元智能機領域優勢明顯，但在中高端市場卻鮮見
亮眼的產品，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給消費者留下低端的印象，不利於品牌的樹立；二是過多的價格戰往往使廠商陷入增量不增收的困境。
因此，未來如何撕開中高端市場的口子，將成為橫亙在國產手機前進道路上的一塊大石。
另外，對運營商渠道的過分依賴以及品牌影響力的不足，也是國產手機無法迴避的問題。總而言之，要想沖上市場制高點，插上中國「智」造的大旗，國內手機廠商還需闖過重重關卡。
體驗行銷大師 破解台灣品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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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行銷教授伯恩‧
施密特（Bernd H.
Schmitt）是國際知名的行銷與消費者權威，一九九○年代就以《體驗行銷》著作聞名，?近年更應新加坡政府之邀，投身亞洲消費者研究。《商業周刊》特
別邀請他來台在二十五週年慶活動「商周之夜」演講，並在接受獨家專訪，為台灣國際品牌發展提出針砭之言： 找定位：必須觸及人心從情感的觀點出發思索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台灣品牌，似乎都在全球戰場陷入瓶頸？ 伯恩‧施密特答（以下簡稱答）：建立品牌需要「形象管理（image management）」以及「品牌管理（brand management）」。早年台灣以高品質科技創新定位自己，但卻正陷入，忽然發現自己必須擁有品牌管理能力的處境。 問：那要擁有品牌管理的能力，第一步該怎麼做？
答：第一，你要有流程來建構與管理品牌（branding），這意味著，你要明白這個品牌的核心（core），以及它希望傳遞給消費者的。你必須觸及人
心，從「情感」的觀點出發，從那一群人所擁有的生活方式開始思索，如何建立打動人心的品牌定位。你看，蘋果電腦（Apple）是其中翹楚，他們很清楚科技
不只是為了提供消費者解決方案存在，更是人們表達自我的方式。 在找到不同於其他品牌的差異化定位之後；其次，是確保品牌建立流程中，每一環節的一致性（consistency of execution）。品牌要成功，需要簡單而有力的訊息﹐來傳遞你對消費者的承諾，且你要讓這樣的訊息夠性感。 不管企業用什麼方式與消費者溝通，傳統的電視廣告或是新媒體、店鋪、產品包裝，所有你想得到與消費者接觸的媒介，傳遞的訊息都必須統一。如果你（為了銷售）太常改變你的定位，你溝通的方式，消費者會被搞混，所以最終根本不記得你是誰。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做好上述事情的人，好的人才、創意的先驅者、設計師、媒體導演……。 做行銷：建立品牌門檻降消費者變便宜的傳播管道 問：一場國際好秀需要大量金錢，但是台灣企業建立國際品牌，因為缺乏足夠規模的國內市場支撐， 第一個兩難就是，要先衝銷量？還是建立品牌形象？如果看宏?痋]Acer）或是看宏達電（HTC），最初始的階段都是從增加銷量做起。 答：這是觀點的問題，如果你把品牌行銷視為成本，而非投資，那就會有這樣的兩難。你如果把錢投資在了解消費者對於產品與品牌的需求上，基於這樣的知識深度，你可以發展出更有競爭力的產品。 問：然而品牌或行銷的投資並不保證成功！台灣企業走向全球品牌許多都由代工製造起家，毛利率往往最低到二％或三％，錢要花在刀口上是這些企業骨子裡的信仰，心態要改變談何容易？
答：是的，品牌投資沒有成功保證，沒有保證成功的生意，生意就是意味著承擔風險。（他指著休息室桌上的星巴克咖啡舉例）三種賣咖啡的方式：一，將咖啡視為
大宗物資；二，你試圖為咖啡做加值，以不同方式烘焙，加上包裝放在超市的貨架上賣；三，你是星巴克，你不只創造品牌，還創造出一套體驗咖啡的生活方式。三
種方式的獲利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我也想問台灣企業，在建立了科技實力，建立了對全球經營的知識之後，為什麼不突破格局來思考（Think Big）﹐另外一種搭建品牌的途徑？ 其實，對今日的企業而言，建立品牌的門檻在下降之中，你看看，新的媒體（指諸如Facebook等網路媒介）﹐今日，消費者不再是局外人（getting involve），如果你有好的創意、好產品，他們會為你做行銷。這是比傳統媒體便宜得多的傳播管道。 找優勢：亞洲主體性興起可將科技強項與文化結合 問：品牌或行銷教科書上講的那一套，是建立於西方企業成功經驗的結果，今天包括宏達電（HTC）或是宏?痋]Acer）等亞洲新興市場品牌要站上全球，這套真的可行？ 答：你們當然不需要不帶著疑問的，全盤接受西方企業的成功經驗。 過去，美國市場一向是全球的標竿，在美國市場成功了， 就等於可以將那套成功經驗推行到全球其他地方，然而，情況正在改變，二十一世紀，不僅是中國，亞洲的主體性已然建立，試想﹐亞洲重視家庭的傳統，如果放在科技產品上，去發想銷售的各種形式﹐結果會如何？ 你們必須將自己的優勢結合起來，真正的投注在消費者與市場研究上，將你們在科技上的強項，與文化特性結合。 看看新加坡航空吧！講穿了，所有航空公司不過就是提供安全載送的服務罷了，然而，新加坡航空提供的是「亞洲風格的服務」﹐然後，這家企業將這樣的形象帶到全球。 再看三星，它是科技產品的公司，十五年前它不過提供的是低品質、低價，第二流（2nd rank）的產品，但它們現在是第一流的了。如果你問他們，他們會說，我們全力投注在產品設計、品質，更重要的是消費者體驗的改善。 問：韓國有五千萬人口，有足夠國內市場支持國際品牌！ 答：等等，那新加坡呢？它才只有數百萬人口！我想關鍵是，你是否真的將國際化當作一回事（The Oritation Toward The World）。新加坡航空在一九九○年代決定走向全球時，新加坡才只有三百萬人口呢！ 亞洲的中產階級人口正在不斷增加，這是歐洲或是美國都沒有的，這群人都正渴求可以滿足他們的消費產品與服務。如果，你決定用比較長期，而非兩到三年的期間，來看待這樣的機會的話﹐未來，捉住這樣機遇的企業，甚至可以成長到足以與西方企業抗衡。 問：但如果你看中國大陸市場，消費者還是偏好西方品牌！
答：是這樣沒錯！但我相信未來五到十年情況會有所改變。亞洲對自己越來越有自信，因為全球的政經重新平衡，向亞洲偏移，我認為，文化也會因為重新向亞洲偏
移。你看，韓國的K-POP，還有台灣的電影，在全球的能量，更不用說，企業與政府正有系統的推升這股能量。台灣大可以大聲對外說，
我們不是只會科技製造﹐我們有創意！ 想創新：除了比拚功能也要展現對客戶的洞察力 問：你是說，台灣人其實不太知道自己的優勢是什麼嗎？
答：我會說，台灣可能待在舒適圈裡太久了。二十年前，
我決定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來了解興起的亞洲，當時台灣是四小龍之首，二十年來，我旅行亞洲各國各城市，台北在這二十年有了一○一，風貌有很大的變化，然
而，世界的轉變非常的快速，香港、新加坡、上海改變得更多，更為快速。 我想說的是，創新不只是「科技」﹐創新也可以是對消費者的洞察力（customer insight），了解技術是不夠的，你須建立一種自信，對消費者的深度了解。你有最好的技術，最好的人才，但沒有對消費者洞察，就不知如何銷售，也就沒有生意可做。
所以你要真正在乎消費者﹐研究他們，不只了解他們想要什麼，還要知道他們想擁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問問自己，「我們的產品在他們的生活中要扮演什麼樣的角
色？」而不是，「我有一項產品，它比競爭對手的功能更好。」如果蘋果電腦今天發展產品時說，「嘿，它可以播一千首歌喲！」就不那麼酷了。 問：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在「商周之夜」上首映的紀錄片﹐可是明白主張不要去做消費者研究的，他說，消費者不會告訴你他們需要什麼。 答：我就知道你會問這個問題！（笑）你知道嗎，賈伯斯不必問是因為他對消費者有令人驚異的深度了解，但坦白的說，賈伯斯絕對是例外，你看看那些成功的品牌企業，像寶僑（P&G）、聯合利華（Unilever）他們做不做消費者研究呢？ 問：你對台灣現階段要提升品牌競爭力有何建議？ 答：就國家來說，建立一個幫助企業轉型的生態系統（eco system），協助企業來研究消費者的行為，並且協助企業建立轉型戰略所需的知識，就像是新加坡政府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 |
王老吉的困境（原創冷笑話） 管我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db8fda0102e2na.html斌旦很久沒有提廣藥了，不會是學了董建華，不提就是不存在了吧？
最近股市有點冷，創作一段冷笑話讓大家輕鬆一下吧！
一燒烤攤老闆重倉了廣藥，於是決定只賣廣藥的王老吉。
來了一桌客人，＂老闆，來兩罐加多寶。＂心想，加多寶與王老吉還不是一樣，送上來兩罐王老吉。＂不好意思，我們不支持卑鄙的國企＂，說罷轉身向隔壁燒烤攤要了兩罐加多寶。
又來了一桌客人，＂老闆，來三罐王老吉。＂老闆心裡想，識貨！
送上來了。＂不好意思，叫習慣了，我們想要加多寶。＂"......$&€£@"
斌旦來了。＂斌旦斌旦，你終於來了。（感動中）＂說罷老闆立馬送上王老吉。
＂最近喝太多正宗涼茶了，有點涼。還是來一罐假的吧！＂".....$&@€£!!!!"
操！叫加多寶的不要王老吉也就罷了，叫王老吉的也不要王老吉，現在連斌旦也不要王老吉了。這貨還怎麼賣呀？
這裡面包含了廣藥王老吉的三大難題。
這一段是廣藥王老吉體制上的弱點。
第二段是品牌的認可度太差（不是認知度了），兩面針認知度夠也高了吧？
第三段是廣藥真把王老吉當中藥了，藥效太歷害，連我南方人都受不了，更別說北方人了。不適合作為常規快消飲料。
跳出增長的困境
http://www.21cbh.com/HTML/2012-12-22/xNNDE1XzU4OTgxNA.html 當任何一項成熟技術都有可能被新技術完全替代的情況下，大公司如何做到對市場變化的審時度勢，自我革新？對此，博斯公司全球CEO馬賽斯（Cesare R.Mainardi）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瞭解這些，無疑對所有企業都有所啟示。
增長的困境
《21世紀》：過去的一年，我們見證了許多大公司的隕落，您認為這些公司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馬賽斯：多年以來我們關注的都是如何增長，企業經常問的問題是，我們會在哪些方面取得增長？如何做才能增長？這些問題會帶來一個困境：當時機好的時候，關注增長沒有問題；而如果時機不對，一味關注增長就會變成一種災難。所以，我們當前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取得增長，而是要搞明白自己是誰。只有明確自身的定位，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長，把握市場變化，從而取得長久的成功。
《21世紀》：那麼，企業如何才能明確自身定位，構建獨特的競爭力？
馬賽斯：我認為這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企業要作出明確的，同時也是艱苦的選擇。首先他們要明白自己的優勢在何處，與對手相比的差異化在何處。如果能夠用這種方式思考，就能在衰退期內成功轉型。
保持創新
《21世紀》： 在新技術和模式層出不窮的今天，企業如何才能打造深入和持久的創新能力？
馬賽斯：創新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它並不僅僅指開發新產品，很多情況下還意味著技術的創新，客戶體驗的創新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比如，一個食品如何才能更加方便攜帶和食用，這是一種創新；通過流程或組織的改變，來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這是成本角度的創新；iPhone所代表的是一種商業模式的創新，它形成了一個新的生態系統。對一家企業來說，最關鍵的不是你在創新上進行了多少資金投入，而是你是否能培養起一批人，使他們具備在創新方面的競爭力。
《21世紀》：您認為，在當前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企業該如何度過困境，從短期的危機中獲得長遠的發展？
馬賽斯：在整個全球經濟下滑的過程中，我看到許多公司的管理層都做了「瘦身」的工作。大概有七成的管理者都削減了財務、市場、運營等部門的預算，但我並不贊成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實際上，我們應該對這些成本進行分析，判斷哪些是業務增長或核心能力培養所需的必須的成本。在明確了成本的不同性質後，我們就能用更加明智的方法去解決這些領域的成本。某些成本非但不能削減，相反還要增加投入。從這個角度看，當我們短期面臨挑戰的時候，必須從長遠的戰略角度進行一個綜合的考慮。當你真正以核心能力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你就可以看到短期行為和長期目標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支持的。
8釐錢的困境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28/100478063.html
中國針對可再生能源的電價補貼，目前僅發放到2010年9月份。這對於依靠補貼生存的中國風電、光伏企業來說，是一個雪上加霜的悲劇現實。
「兩個問題：一是量不足，一是拖欠時間太長，我們企業也在呼籲解決這個問題。」2012年12月上旬，提到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源向財新記者表示。
所謂可再生能源補貼，是中國根據特許權招標對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電確定一個上網標竿電價，這一電價比常規的火電脫硫上網電價要高。結算時，電網公司負責結算當地火電脫硫上網電價部分，剩餘部分即為可再生電價補貼，由國家財政組織資金發放。
補貼資金的來源，是從電力消費者那裡按度電徵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從2006年7月至今，每度電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費已從1釐錢漲到8釐錢，但仍跟不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增長的步伐，補貼資金缺口不斷拉大。按照財政部的說法，2011年的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缺口已達100億元。一位能源局官員透露，2012年可能要翻倍，達到200億元。
2012年12月4日，國家發改委網站發佈《關於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和配額交易方案（2010年10月-2011年4月）的通知》。這意味著拖欠多時之後，中國終於展開新一輪電價補貼結算。但是，即便本輪結算完成，在2011年4月到2012年12月之間，還有近20個月的電價補貼沒有著落。
儘管財政部近期預撥86億元資金預付2012年1月1日以來的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但總量仍然遠遠不夠。
遲遲拿不到手的補貼，變成了巨大的應收賬款，對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的現金流帶來考驗，影響進一步向上游設備供應商蔓延，形成了困擾整個風電和光伏產業的三角債難題。對這兩個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來說，賬期都是一個不能碰的敏感話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資金缺口和這麼長的賬期？部門之間的意見分歧和協調失措是主因。標竿電價越高，企業上項目的積極性就越大，補貼資金的規模就要求更大。但現在，制訂新能源規劃、確立標竿電價以及管理和發放可再生能源補貼分屬三個不同部門負責，彼此之間缺乏有效協調，最終暴露出中國在發展新能源上的野心和實際能力並不匹配的現實。
中國已經制定了一個新的野心勃勃的新能源發展計劃，「十二五」（2011年-2015年）規劃的光伏裝機為20GW，而且這個目標還可能進一步上調，達到40GW。在這個龐大的目標之下，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補貼欠賬問題，進而理順整個可再生能源管理和補貼機制，這對中國未來的新能源發展至關重要。
補貼可望而不可即
談起新一輪電價補貼結算，河北德和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鄧輝告訴財新記者，「說是馬上要補，具體還得等通知。」
德和新能源所在的河北省張北縣，之前已進行過一輪統計工作，由縣財政局牽頭，各風電開發企業將在補貼名單裡的項目情況彙總到能源局上報。
在2010年10月到2011年4月的補貼項目統計中，德和新能源的四個風電項目在列，總計應付電價補貼款超過3000萬元。但鄧輝覺得，比起龍源這樣的開發商，德和被欠的「還不算多」。
這也是2012年年初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告別電網代收代管之後的首次結算。2012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徵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由財政部駐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下稱專員辦）按月向電網企業徵收，實行直接繳庫，收入全額上繳中央國庫。由此，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成為國家財政公共預算安排的專項資金。
大唐河北新能源開發公司華北區域經理崔旋表示，火電脫硫上網電價部分電網公司每月結算一次，「電網倒是不欠我們錢」。被拖欠的是電價補貼部分，之前可再生能源附加的收取和補貼發放都主要由電網負責。他表示對新的補貼發放方法並不清楚。
財新記者從發改委內部瞭解到，電價補貼目前由發改委價格司牽頭做賬，能源局負責統計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和補貼金額等，之後財政部撥付相應資金，最後由電網企業向各電力開發商發放。
2010年前，基本上能在後一年度上半年完成前一年的補貼計算和發放。2011年2月開始，對2010年1月-9月的電價補貼進行了結算，此後逾20個月未進行結算。
「為什麼現在只結算七個月？因為賬上的錢只夠結算這段時間的。」一位能源局官員告訴財新記者，而這七個月的錢光數據統計就花了約十個月。
國網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長李瓊慧的建議是，部委可以把數據核對工作交給一個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去做，自己一筆一筆核所需要的時間太長，「核對完成後就是劃個賬，應該盡快給發電企業。」
核對只是技術問題，關鍵問題還是收上來的錢不夠支付。對可再生能源附加的徵收始自2006年7月，最初為1釐/千瓦時，2008年7月提高到2釐/千瓦時，2009年11月起調至4釐/千瓦時，2012年1月1日起上調至8釐/千瓦時。
比電價附加增加速度更快的，是整個可再生能源電價的補貼量——2006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貼金額合計僅2.6億元，而2010年前九個月補貼金額約90億元，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補貼金額超過118億元。
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資金的窟窿也越來愈大。2012年年初，《人民日報》曾援引財政部人士的話稱，2010年度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缺口20億元左右，2011年缺口100億元左右。
「早就不夠了，三四年前就發現不夠了。」前述能源局官員告訴財新記者，2012年缺口很可能要增加到200億元。
產業鏈財務惡化
僅2010年10月-2011年4月的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部分，就有多個風電場電價補貼超過5000萬元，把時間軸拉到現在更是每家數億元的電價補貼拖欠。
截至2012年6月底，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00916.HK）、大唐集團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01798.HK，下稱大唐新能源）、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00958.HK）、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00816.HK）的應收賬款和票據分別為63.95億、34.78億、26.17億和23.78億元。其中絕大部分都為應收電費收入，累計逾140億元。
多家開發商均曾在公告中表示，這部分應收賬款並非壞賬，且電價加價部分由中國政府資助，故此類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將可全數收回。但這種拖欠，對於企業的現金流和還本付息情況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賣電只有一半錢回來，標竿電價電網給我們結算，剩下的已經兩年多沒給我們結算了，這麼高的成本還有財務費用，現在我們又重新借錢在還本，負擔在逐漸加重。」大唐新能源副總經理胡國棟在2012年11月的北京風能大會上表示，為瞭解決發展的問題，他還表示在探索開發商和生產商、銀行共同進行項目開發的模式。
風電整機、光伏組件市場由於供應寬鬆，供應商在賬期方面的議價能力本就不強，項目開發商的現金流情況受到影響也會惡化供應商的現金流情況。以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202.SZ/02208.HK，下稱金風科技）為例，2009年，其應收賬款周轉期為92天，2010年增至147天，2011年惡化至290天。
金風科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武鋼在2012年稍早時候曾向媒體表示，投資商的電費不能及時得到支付，就會引起三角債，現在風電企業包括龍頭企業的風機製造業務都在虧損經營，而且都有巨大的應收賬款，長此以往，企業就沒錢去做研發和質量改進，零部件的質量也會下滑，最後必然導致整個行業設備質量下滑。
「現在上游零部件商的問題就是現金付得更多，收錢收得更慢，賺錢賺得更少，虧得特別多。」中國複合材料集團董事長張定金如此描述風電零部件商現在的日子。
與風電生產商主要面向國內市場不同，光伏廠商主要面向海外市場，國內光伏裝機存量不算大，目前還是一個被寄予厚望的新興市場，但由於全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企業的現金流情況也已不容樂觀。國內光伏組件的銷售回款賬期常在半年以上，項目設備投標保證金等費用也在增加，三角債情況亦不罕見。
「現在好多欠款用組件存貨抵債，價格比市場上的價格還要高，能到每瓦5.5元，要債的各家恨不得還要搶。」一家江蘇光伏企業的市場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存貨也要啊，總比什麼都沒有強。」
電價附加徵收糊塗賬
電價補貼資金捉襟見肘，一來是因為近年來可再生能源裝機迅速增長，二來是因為電價附加徵收情況不盡如人意。
根據電監會的統計，2009年、2010年全國徵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分別為42.36億元和96.16億元；根據當年的電價附加徵收標準和全社會用電量計算，徵收率不足60%。前述發改委內部人士透露，2012年的徵收情況與之相似，應收約400億元，但實際徵收僅200多億元。
目前，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由電網先行代收，各地財政專員辦每月再從電網企業收繳。河北專員辦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財新記者，目前收支兩條線，直接上繳國庫，他們的工作只是開個票。
各地徵收情況差異較大。根據浙江專員辦的數據，2012年5月-10月，共徵收8.88億元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同期全社會用電量1682.59億千瓦時，徵收率約66%。安徽省2012年3月到11月的徵收率僅為32%。
「這是管理的問題，管理層次程序太複雜，就不可避免地在資金流通過程中少報了，截流了。」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向財新記者分析。自備電廠等的電價附加徵收是問題之一。安徽專員辦曾表示，一是對各自備電廠尚未做到應收盡收，尤其是轄區內部分大型集團企業還存在大量欠繳資金；二是徵收工作還是建立在自備電廠企業自主申報的基礎上，徵管力度不夠。
此外還有躉售電價、稅費扣除，以及地方出台的各類減免政策等。山西省甚至曾經出現過因文件規定不清附加徵收範圍和徵收標準不一致的情況。
「這事我說不清，政府也說不清，為什麼錢不夠？誰也不回答，每年老缺那麼多，只能問政府算過賬嗎？怎麼管理的這個賬？」孟憲淦表示。
之所以從2012年1月起將電價附加納入財政部管理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各方自有考量。李瓊慧告訴財新記者，之前電網代收代管，這部分電價附加也要徵稅，使電網遭受了一些損失。
電價附加由電網轉至財政部管理，最初也是發改委的要求，其一是考慮國家收的錢還是應該以基金形式確定為財政性收入；其二是希望納入財政之後能在更大的資金盤子中解決電價補貼總量不足的問題。但這個「如意算盤」至今仍未完全實現。
不少可再生能源界人士仍表示樂觀。「我想國家有決心擴大市場的時候，會增加這方面的資金安排。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力附加徵收的幅度，擴大財政補貼的力度。這不會是一個大問題。」2012年11月初，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曾向財新記者表示。
2012年12月18日，財政部在官方網站上公佈了《關於預撥2012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的通知》，安排85.97億元用於預支2012年1月1日以來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其中風電58.5億元、光伏7.23億元、生物質20.23億元。但這一數字，與2012年所需總量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前述發改委人士亦認為，比起財政解決資金缺口，更現實的可能性恐怕還是調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儘管也有觀點認為，目前的8釐/千瓦時的徵收比例已不宜再上調。
「過去每次調電價附加，不是專門給可再生附加來調，而是電價調一些，分給可再生一點。還沒有跡象說專門給可再生能源調，有人說要調到一分甚至更多,但根子上還是要把現有的管好，如果沒管好，管理體制上出問題還是不解決問題。」孟憲淦認為。
你訂你的，我補我的
從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遭遇的困境，也折射出目前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各個部委之間的職能分離與缺乏協調。
儘管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賬由財政部來管，但財政部對於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每年的「金太陽工程」示範項目以及太陽能光電建築應用示範項目上。
與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按上網電量來補不同，「金太陽」專項補貼是按裝機容量直接補給企業。有觀點認為，考慮到減小開發商的初始投資規模，初安裝補貼不宜立即取消，但金太陽工程示範項目的補貼效率一直受到批評。有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列入「金太陽」和「金屋頂」示範工程補貼名單的總裝機量為1470兆瓦，實際完成608兆瓦。安裝進度慢、組件以次充好、實際發電量不佳等情況亦飽受批評。
據財新記者瞭解，能源局早就針對金太陽項目提出過改初裝補貼為度電補貼的方案，但始終沒有被財政部採納。
能源局目前已從發改委獨立出來，它與發改委價格司一起管理可再生能源補貼，但各有分工和側重。價格司負責制定可再生能源上網標竿電價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徵收標準，能源局則負責此前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特許權招標工作及項目審批。
能源局的思路是希望經過特許權招標發現價格，從而制定較低的標竿上網電價，以逐漸減少補貼。一位德國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者將其稱為「聰明的做法」，但特許權招標也帶來了低價競標的問題。
2010年的光伏發電站特許權招標，最低中標價僅0.73元/千瓦時， 13個項目的中標價無一例外都低於1元/千瓦時。
2011年7月，價格司推出了光伏發電上網標竿電價，在2011年7月前核准建設的、在當年年底前建成投產的項目，執行1.15元/千瓦時電價；7月1日以後核准，以及在年底前未投產項目，則按照1元/千瓦時電價執行。
「這樣一來，我們特許權招標就沒法弄了，按1.15元的電價在西部搶裝了多少我們都不知道，一度電要補7毛多錢啊。」前述能源局官員表示。
「上網電價還有好多問題，不能執行統一的上網電價，資源區域還沒搞清楚。風電是搞了六次特許權招標，才搞清了價格，價位是多少，最後出來四類價格，光伏這個工作還沒做呢。」孟憲淦提醒。
有一條好消息是，2012年12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根據資源條件制定光伏電站分區域上網標竿電價，對分佈式光伏發電實行按照電量補貼的政策，根據成本變化合理調減上網電價和補貼標準。
最後一條對於發電項目投資至關重要。「現在這個補貼電價的年限就像頭上懸著一把刀一樣，隨時可能掉下來。」天華陽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蘇維利曾表示。沒人期待1.15元/千瓦時或是1元/千瓦時的電價能夠持續25年，但不少開發商都在各種公開場合呼籲過希望現有電價能夠維持較長一點時間。此前，業界曾有消息稱光伏上網電價可能下調至0.8元/千瓦時，但由於國內光伏行業近期的困難局面，下調標竿電價顯得不合時宜，另有說法稱現行標竿電價將維持到2014年。
40GW需謹慎
舊的問題沒解決，新的問題已經來了。
與新一輪電價補貼結算幾乎同時傳出的一個消息是，「十二五」規劃的光伏裝機可能將從20GW進一步上調，甚至可能達到40GW。從目前地面電站、金太陽示範工程和分佈式光伏集中示範區這幾塊項目的規划來看，超過20GW幾乎是板上釘釘。
裝機規劃一漲再漲，中國政府急於通過擴大國內光伏市場來拯救整個中國光伏產業的決心可以想見，但配套舉措跟上了嗎？2011年光伏上網標竿電價確定時，「十二五」光伏裝機預期是10GW。之前結算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主要用於補貼風電，已出現很大缺口——前述能源局人士稱，2012年可能達200億元，光伏裝機帶來的增量問題如何解決？此外，還有並網消納的問題等。
項目開發是帶動整個國內光伏市場的關鍵，但開發企業面對裝機規劃多次上調的「政策利好」，心態已趨於冷靜。「我們等不起這個補貼，現在整個行業還是觀望為主，比較謹慎。」蘇州一家進行光伏開發和EPC的企業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現在銀行對整個光伏上下游都是謹慎介入，拿項目本身作抵押貸不到款，得靠豪宅、豪車來貸。我們做項目也只能量力而行。」
兵馬未動，糧草需先行，補貼資金不解決，企業很難真正規劃大規模投資，即便進行投資，補貼資金不到位也會帶來產業鏈上游的噩夢。
補貼與裝機規模之間的平衡本非易事，即便在德國這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先鋒國家也不例外。
在德國，所有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Feed-in Tariff，下稱FiT）都來自電力消費者的賬單——居民上繳電費的近10%用於支付FiT。發電運營商從區域電網運營商處取得這部分收入，後者將這一支出轉移至四家大型電網企業，電網企業再通過公開市場上銷售可再生能源去平衡這一費用。每年，整體的FiT支出除以用電量，以確定下一年向消費者徵收的水平。隨著德國裝機的不斷增加，這一費用在不斷增加，從2011年到2012年，每度電中用於支付FiT的金額從3.6歐分增加至5.2歐分。如何降低補貼金額，也是德國的熱門討論話題。
智庫生態研究所（Ecologic Institute）研究員凱瑟琳·烏芬巴赫（Katharina Umpfenbach）向財新記者分析，並沒有什麼一勞永逸的辦法，為裝機量設置限制會增大監管的難度，同時不利於可再生能源價格的有效下降。目前在光伏領域，德國採取的是一種靈活的限制——根據前三個月的裝機量來下調每月的FiT標準。不過，這一方式剛剛開始實行，效果還有待觀察。
對於中國來說，在擴大裝機規模之前，有必要對已經發生的和未來可能加劇的補貼難題認真思考，解決存量問題的同時，對增量部分進行統籌規劃。數位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人士都提到，電價補貼僅僅是一方面，如果對於發電側徵收碳稅或化石燃料稅，也能夠幫助解決部分補貼來源問題。
本刊實習記者黃凱茜對此文亦有貢獻
三峽全通困境調查
http://www.eeo.com.cn/2013/0112/238674.shtml經濟觀察報 記者 程久龍 湖北宜昌猇亭區正大路南側，一排現代化的車間比鄰而立。沿著廠區外圍步行，約30分鐘才能到達臨江而立的大門，右側一座車間頂部掛著四個大字——三峽全通。
直到2012年初，這個原計劃投資高達200億、產能達1000萬噸，致力於打造「亞洲最大的超薄涂鍍板基地」，都一直是宜昌對外招商引資的「典範」。特別是其一期320萬噸產能生產線，從開工到投產業界週期通常三年，而三峽全通僅用了一年三個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被視為宜昌產業建設中引以為榮的「全通速度」。
但「全通速度」背後，產能擴張過快、融資結構不合理、宏觀經濟下行等風險，則被一一掩蓋。直到2012年9月，因資金鏈「斷流」，超過2000名員工被通知「歇崗待業」，生產一度陷入停滯，三峽全通的困局才逐漸曝光。
這個宜昌歷史上最大的招商「旗艦企業」，為何在一夜之間光環退去？1月10日深夜，履新僅三個月的三峽全通涂鍍板有限公司總經理趙大河，在武漢錦江國際大酒店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因為流動資金的問題，目前公司僅能小規模作業，尚不能恢復正常的規模化生產。」談及三峽全通困境溯源，趙大河深吸一口香煙，「回過頭看，在那個時點擴張的速度快了一點。」
而本報獲得的最新消息顯示，宜昌國資委旗下的宜昌市夷陵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將參股三峽全通。「我們的確在積極尋找戰略投資者，但目前尚未有定論。」趙大河看來，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生產，「我們已經爭取到了7億到8億元封閉貸款，產能至少可恢復到月產15萬噸。」
在宜昌政商兩界，三峽全通的困境，儼然是一個公開而又隱秘的話題。「市委、市政府的意思是『三峽全通不能倒』。」1月7日上午，宜昌市招商局一負責人坦言：「如果沒有處理好三峽全通的問題，對於宜昌招商引資工作的影響就太壞了。」
總負債約70億
在三峽全通廠區大門對面臨江，五個單臂天車高高聳立——這是三峽全通的專用碼頭，也是其涂鍍板產品的主要運輸通道。1月6日，本報記者在現場看到，整個碼頭的作業平台空無一人。
「往年，每天從碼頭的出貨量都有8000噸左右，今天也就1300多噸的貨。」碼頭旁側，一工人告訴本報，「這還是趕上運氣好，最近一段時間，經常是整天空置。」
與此同時，規模龐大的現代化廠區，生產幾乎陷入停滯。
據悉，目前三峽全通已建成90條生產線。「往年效益好的時候，有時候30條以上的生產線同時開工。目前僅兩到三條生產線維持生產。」多位員工告訴本報。據本報瞭解，公司在冊員工超過4000人，但目前在一線上崗的大約僅千人。
不止於此，自2012年9月開始，員工工資開始出現嚴重拖欠。「最近幾天才把去年8、9月份的工資補給我們，去年四季度的工資至今還沒發。」多位員工說道。
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趙大河承認，大規模拖欠工資和員工歇業待崗的情況的確存在。「當前的現狀是小規模生產，多的時候五六條生產線開工，少的時候兩三條。」趙大河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因為缺少流通資金，導致公司不能恢復正常的規模化市場。
生產趨近於停滯的同時，三峽全通的債務壓力步步緊逼。據趙大河透露，目前三峽全通的資產負債率在62%到63%之間，總的債務規模大約70多億。超過10家金融機構參與其中，包括銀行貸款、信託借貸、融資租賃、財政調度借款等。
據瞭解，目前銀行貸款方面，規模從2000萬到十幾億不等。其中，建行以項目貸款最早在一期開始進入，其抵押物以土地、廠房居多，亦有少量設備抵押。「建行開始的貸款規模達到13億，在償還了約2億元的項目貸款後，目前大約還有11億貸款。」趙大河透露。
此外，漢口銀行與交通銀行的貸款規模相當，大約都在5億到6億元。湖北銀行貸款約4億元、民生銀行貸款約2億元。北部灣銀行亦有貸款，「但規模並不多。」據趙大河透露，貸款規模最小的銀行，大約在2000萬元。此前傳言的中國銀行和國開行，趙大河證實並不在其中。
除了銀行借貸之外，三峽全通的負債至少還包括中信信託的約10億元的信託，其中宜昌市夷陵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認購3.3357億元。
「全通速度」虛實
三峽全通投資人梁士臣，此前曾為唐山恆通精密薄板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2007年，唐山恆通被中冶集團收購，後者一度因此巨虧。此後，梁士臣開始「轉戰」宜昌。
「當時，梁士臣正在全國各地尋找涂鍍板項目的投資，宜昌是被考察地之一。」宜昌市招商局一位高層人士告訴本報，「宜昌政府主動去對接，最後爭取到了這個項目。」
而據本報瞭解，為了引進三峽全通項目，宜昌政府在政策支持上，可謂不遺餘力。本報獲得的一份宜昌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文件顯示，政府按照每畝19.2萬元給予項目配套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還給予該項目3億元人民幣貸款額度的3年貼息支持。
2009年2月，年產320萬噸的涂鍍板項目一期工程正式開建，並於2010年5月正式建成投產。一期工程的建成時間不到業內正常建設週期的一半，「全通速度」一度被稱為業內奇蹟。
「現在客觀地來看，當時有些宣傳是誇大了，與真實的情況有差異。」趙大河坦言。根據此前三峽全通官網信息，一期項目總投資高達70億元。「事實上，一期的投資從廠房到設備大概也就20多個億吧。」趙大河告訴本報。
不止於此，據趙大河透露，2010年的實際產出遠遠沒有達到320萬噸：「當時，僅只有一車間的部分生產線在試生產，月產出大約在十幾萬噸。」
但彼時，受四萬億政策刺激和家電下鄉政策的雙重拉動，涂鍍板行業遇上了一個「短暫的繁榮」。「當時的利潤還是比較可觀的。」趙大河透露，2010年涂鍍板利潤每噸可達千元左右。
在此背景下，儘管一期項目尚未足產，二期項目的啟動亦是馬不停蹄。「當時，無論是公司、政府還是銀行，對這個項目都是熱情高漲。」據趙大河透露，因為一期項目投資規模有限，僅有建設銀行等少量金融機構參與，「大量的銀行貸款，是在二期項目主動找上來的。」
公開資料顯示，2011年年初，在湖北省2011年重點項目銀企對接會上，三峽全通作為重點項目之一受到了參會的銀行和投資機構的廣泛關注。其中，深圳發展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興業銀行分別現場授信各5億貸款合同，中國進出口銀行湖北省分行、漢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現場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近70億元。
本報調閱其資產負債表顯示，三峽全通2010年其短期借款，由2009年的7500萬，快速增加至9.9億元，增長近13倍；其長期借款，由2009年的6.58億元，增加至11.3億元。
與此同時，三峽全通的投資規模迅速膨脹，趙大河透露截至二期項目完成，總投資已超過140億元。這意味著，自2010年5月之後，僅兩年時間，累計投資規模高達120億元。「每個月都有貸款到期，做長期的項目貸款不多，基本上都是短期。」趙大河透露，貸款以新還舊，循環進出，資金鏈環環相扣。
不止於此，三峽全通廣泛採取融資租賃模式。本報獲得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底，興業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中鐵租賃、光大金融租賃、新疆長城金融租賃均為三峽全通有融資租賃業務，欠款由4億元到2億元不等，總規模超過12億元。
商標作價出資
在三峽全通高槓桿融資背後，也閃現其實際控制人梁士臣的「財技」。
2010年5月，三峽全通一期項目建成，但鮮為人知的是，梁士臣此時才以自然人身份入股，而其全部出資，竟然是以兩個原唐山恆通的註冊商標使用權作價。
工商資料顯示，三峽全通於2009年1月登記註冊，其初始註冊資本為13.6億元人民幣，出資方宜昌恆達投資有限公司出資8.16億元，佔股60%；唐山恆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出資5.44億元。
宜昌恆達投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為鄭威勇，為梁士臣在唐山恆通時的舊部，兩家公司均由梁士臣實際控制。此後，三峽全通歷經多次增資、股東變更。2010年5月，梁士臣以自然人身份增資入股。
來自工商資料顯示，梁士臣於2010年5月增資13.42億元，竟然來自兩件商標使用權作價。本報查閱發現，兩件商標均為原唐山恆通商標，一件是圖形商標；一件是HENG TONG（恆通漢語拼音）字母商標。
本報記者在三峽全通公司實地採訪發現，上述圖形商標三峽全通的確在沿用，但HENG TONG字母商標未見使用。1月10日，多位三峽全通核心高管，在查閱本報記者出示的HENG TONG字母商標時，均明確表示：「公司並未使用過這個商標。」
不止於此，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鋼鐵物流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盛志誠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在涂鍍板行業中，市場公認有口碑和聲譽的品牌，基本是寶鋼、武鋼這類鋼廠的產品，原來的唐山恆通僅屬一個中小規模企業。
而事實上，唐山恆通因經營不善被中冶集團收購，並一度導致後者巨虧。即便如此，唐山恆通的兩件商標作價高達13.42億元，被梁士臣當做註冊資本入股。
利用商標使用權作價13.42億出資，意味著梁士臣以自然人身份的出資中，沒有拿出一分真金白銀。不僅如此，來自宜昌天成會計師事務所的驗資報告中顯示，截至2010年5月18日，三峽全通的累計實收資本為33.37億元，但其中全體股東累計貨幣出資金額僅5億元，佔註冊資本總額的14.98%。
而根據現行《公司法》規定，公司註冊資本中，實際貨幣出資額不得低於30%。本報輾轉找到宜昌天成會計師事務所總經理張軍，重新審視這份兩年前出具的驗資報告後，他明確告訴本報：「三峽全通貨幣出資額不足30%，的確跟《公司法》規定有衝突。」
通過低於法定的貨幣出資和商標使用權等虛擬資產注資，三峽全通可以爭取到更高的銀行授信額度和貸款規模。這意味著，梁士臣可以用較小的現金代價，撬動更大的融資槓桿。
市場寒流
2011年9月份開始，整個涂鍍板市場陡轉直下，並經歷「最寒冷的半年」。「當時最直觀的感受是價格的下跌。」趙大河表示，「等我買回來了原料，生產出來後，市場價跟我買回來的原料價格是一樣的。」其中，還有近三個月時間，一度出現了「價格倒掛」。
來自中國鋼鐵價格網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1年，鍍鋅卷板的市場價格從高位時的每噸7500元，跌落至每噸4900元；彩涂產品由高位時的每噸9000元，跌落至每噸7500元。
市場下滑，加之前期產能擴張過快，造成的債務壓力此時開始集中爆發。「每個月都有數億元到期的貸款需要償還。」趙大河告訴本報，企業造血功能差的時候，又急需還款：「當期的現金流不足，就把後期的錢透支，長此以往缺口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三峽全通在融資結構上，也存在不合理的問題。據趙大河介紹，目前，由於三峽全通的上下游均跟中間商合作，但很少採用貿易融資模式。「公司很少佔用上下游資金，這令上下游一度佔據了我們現金流空間的60%。」趙大河表示。在融資結構上，三峽全通過於依賴貸款模式。
其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在資金趨緊之際，三峽全通的工作重心長期置於緊張的倒貸工作上。2012年5月，董事長梁士臣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談到：「從去年9月份開始，公司情況一個月比一個月嚴峻，到今年3月份甚至是一小時比一小時嚴峻。」
2012年2月，近20億元的到期貸款，面臨難以償還壓力。此時，宜昌市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小組駐廠辦公，並撥付2億元的財政調度資金。而本報瞭解到，此時已有多家金融機構駐廠，監控資金運營。
2012年9月，已有金融機構跟三峽全通的關係驟然緊張。多位員工證實，民生銀行一度因為鋅塊原料的封存問題，跟廠方發生爭執。「民生銀行對於貸款的抵押要求較高，除了做資產抵押的同時，還要求做貨物質押，即雙重抵押。」趙大河坦言，「雙方一度在貨權的監管問題上，關係僵化了一點。但目前已經緩和了。」
與此同時，現金流捉襟見肘之際，超過2000名員工被通知「歇崗待業」，僅給予每月700元的生活補助，工資亦開始長期拖欠，公司生產一度陷入停滯。「當前最大的困難是，現金流出現壓力，沒有資金投入恢復正常的規模生產。」趙大河表示。
事實上，「全通速度」的快速擴張，除了給三峽全通帶來超過70億的債務壓力之外，還給產品質量帶來隱患。三峽全通副總經理黃世昆對本報直言：「事實上，在2011年9月份之前，公司的產品質量，我們是不滿意的。」
此前，有傳言稱，導致三峽全通產品質量問題之一，是其設備來自唐山購入的淘汰設備，和湖北江重機械製造有限公司的關聯交易。江重機械法人代表安宗泰，此前曾為唐山恆通機械製造有限公司總經理，業界據此猜測，江重機械為梁士臣實際控制的公司。對該說法，趙大河、黃世昆均予以否認：「梁總跟江重機械沒有關聯關係。」
對於唐山購入淘汰設備一說，黃世昆回應稱：「唐山購入的那批設備，是從我以前的公司購買的，並不是淘汰設備。」但據黃世昆介紹，此前其在唐山從事涂鍍板機械設備的生產，在將其設備銷售給三峽全通之後，其本人也加盟了三峽全通。
「此前產品質量的確是有問題，但主要原因是，產能擴張太快，員工技能跟不上，出現了人才斷檔。」黃世昆表示，在2011年9月遭遇市場下滑困境後，原計劃上馬的三期1000萬噸項目，立刻停止了：「此後，我們轉入到狠抓產品質量。直到2012年元月份，產品質量才有了質的飛躍。」
據趙大河介紹，下一步三峽全通將對員工規模進行精簡瘦身，待8億元封閉貸款到賬後，產能至少可恢復到每月15萬噸：「整個運營恢復正常後，銀行的信心就會慢慢提升。」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鋼鐵物流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盛志誠則認為，未來幾年國內涂鍍板市場產能過剩的局面，難以短期改觀。前述研究報告指出：「產能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下游主力消費行業——汽車、家電的行業增速明顯放緩等等，為涂鍍薄板的行情埋下種種不利，在鋼鐵產業與上下遊行業趨弱的情境之下，2012年涂鍍薄板市場行情演繹將更為艱難。」
在此背景下，作為宜昌歷史上最大招商引資項目，三峽全通能否「起死回生」仍待觀望。而中信信託一位副總經理表示，「目前與政府的銜接順暢，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把這個企業救活。各方溝通關係尚屬平和，對於這個事情的妥善解決，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本報記者朱熹妍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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