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幹部“回爐”再造“幹部召回”的貴州試驗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汽車可以召回，幹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幹部召回”的“運動”——

幹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幹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遊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幹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幹部召回之後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幹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幹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幹道上，宣傳“幹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後，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幹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雲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願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幹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雲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幹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幹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幹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幹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後，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是否執行得下來？召回後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麽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夥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幹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於“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於人數太少，召回幹部會影響工作，最後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於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幹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幹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幹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並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幹部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雲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譚雲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雲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幹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幹部148人（科級幹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幹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並不適用於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後者，原因在於“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幹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幹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幹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幹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後領導自己也笑了。

幹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後，幹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縣委宣傳部幹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麽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幹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幹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於“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幹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幹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幹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於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幹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幹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幹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幹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於上了保險，幹與不幹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幹部風氣。“幹部‘召回’引起大反應，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雲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幹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幹好，那麽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幹部召回後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幹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幹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誌‘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誌願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幹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幹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於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幹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於召回並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並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後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誌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後，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幹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後，2014年12月份僅發現並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人好管了。”一位官員說。

幹部召回的殺手鐧，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幹部不妥。“評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幹部零召回，但沒有幹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麽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梁喜明說。

實際上，幹部被召回後，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幹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後，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

重生課題》中藥鋪、南北貨要保留 不能只剩咖啡店 老街舊商圈再造仍有三大隱憂

2015-06-29  TWM

鳳梨王葉金塗古宅翻修，在歷史古厝疊上現代大樓，新與舊的對比組合，也正默默道出大稻埕所面臨的今昔轉折與處境，新經濟與舊產業如何共生相合，成為大稻埕面臨的首要挑戰與課題。

撰文•燕珍宜

台灣許多歷史老街被詬病「夜市化」、「商業化」，環境擁擠甚至髒亂，產品大同小異，都是便宜的中國貨，毫無地方特色。大稻埕作為台北唯一的老街， 是否也會同樣沉淪？

「未來假設中藥店一家一家收， 咖啡店一家一家開， 到時候如果整個氛圍被破壞掉了，我們就會離開，就會撤走。」ALL BLACK協理林文正語出驚人地說出他們的最大隱憂。

新勢力頻進駐，南北貨傳產亟待升級「我們只是配角，他們才是主角，傳統店家與新興店家最理想的平衡比例是七比三。如果屆時，中藥店、南北貨店都沒有了，全 部都變成服飾店或者是藝品店等的新興店家，那就跟其他的商圈沒有什麼差別了，只不過是另一個永康街或是中山區。」林文正補充解釋。

大稻埕如何在新勢力入侵之際，仍能保有原來的傳統店家和特色風貌？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林崇傑表示，「我也擔心原有產業逐漸消失，所以政府一直積極鼓勵輔 導傳統產業的轉型與升級，例如中藥材部分，就會結合漢方科技業者，共同研發新產品。至於南北貨面臨的挑戰更大，商業處會輔導業者推公平貿易、藥材履歷等 等，以維持品質、做出差異化。」「這裡與華山文創園區或松菸文創園區不同，在這裡，連空氣裡都有著歷史的味道。」台灣通青木由香如此形容大稻埕。如何在繁 榮的同時，又是一塊淨土？如何讓大稻埕在發展的同時，不被人潮淹沒而破壞原有的深度與價值？則為第二大難題與挑戰。

「對的客人比人潮數量更加重要，不合適的客人，人潮再多也沒用。」印花樂設計總監沈奕妤認為。「一個地方要讓一萬個人來十次，而不是十萬個人來一次。」負責大稻埕老屋修繕業務的呂大吉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也是大稻埕旅遊資訊站創辦人呂大吉表示。

保存在地特色，須要居民自覺與團結對此，林崇傑說明，政府正在加緊研擬﹁商圈自治發展條例﹂的法規，這將是全台最早推動，有了法源依據後，就需要當地居民的自覺與團結，共同決定大稻埕未來發展的新面貌。

他以日本為例，位於長野縣的妻籠宿至今仍保有江戶時代的完整街廓，就是依靠當地居民形成共識、共同訂出「三不政策」：不賣房、不租給外來人、不破壞房子的 規約，才能讓古老的景觀長久保存下來，是日本傳統聚落保存的先驅。又或者，像日本竹富島為了保護當地最大的資產──像星星一樣的砂子， 也訂出遊客不能將星砂帶走的規定，如此地方特色才能在發展的同時，又能永續保存。

目前，大稻埕的店面詢問度居高不下，當地房東連出租的字條都還沒貼上，就已經一堆人敲門。巷子裡的店面，三年前還是以倉庫的價格出租，如今變成店面價，翻漲一倍。「我每個月都會接到一堆電話，要我幫忙找大稻埕的房子。」呂大吉表示。

租金水漲船高，文創小店憂排擠效應隨著各界的關注度逐漸加溫，仲介也開始介入，租金行情水漲船高，大稻埕是否會步入松菸文創園區，大店趕走小店的排擠效應，也讓現有文創小店與青年創業者憂心忡忡。

然而，錢並不是所有大稻埕房東的唯一考量，曾經是大稻埕最大米行葉晉發商號的第四代、也是葉晉發公司創辦人的葉宏圖，對於傳承與保存祖宅的歷史與文化，抱 持著很深的使命感：「這房子裡的一磚一瓦、每個角落都充滿太多的故事，古宅的生命要延續，必須透過熱情與理念，才能傳承世世代代。」隨著大稻埕傳統街屋再 造修繕過程告一段落，陸續將有愈來愈多的老屋逐漸釋出或再利用，百年老城大稻埕能否再展新風華，讓人熱切期待。

圖說：

大稻埕最有名的年貨大街，已經逐漸失去特色與競爭力，如何升級轉型成為挑戰。

葉金塗古宅翻修，在歷史古厝疊上現代大樓，是北市難得一見結合新舊建築結構的建物。

“清華系”資本運作再添手筆 800億元定增“再造”同方國芯

“清華系”資本運作再添手筆 800億元定增“再造”同方國芯

一財網 吳豐恒 2015-11-06 17:42:00

這是一次“清華系”資本內部股權調整，其目的是幫助紫光集團獲得進軍存儲芯片產業能力，時機成熟時，定位為“清華系”企業“孵化器”的同方股份適時退出，作為智能卡和特種芯片供應商同方國芯將成為過去，作為存儲芯片制造商的同方國芯正在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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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再造華為還缺什麽？

國務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再造華為還缺什麽？

一財網 郭麗琴 2015-12-24 23:22:00

中國最高決策者已經明確，保護知識產權，就是要保護創新，讓真正創新的人有收益。如果延伸開去，就是只要在中國設立的公司，不論是外資還是內資，都要受到同樣的保護。

萬鋼：解決產能過剩不只是關廠 將再造管理體系

科技部部長萬鋼23日表示，解決鋼鐵產業產能過剩的方式並不是把工廠都關掉，而是促進鋼鐵產業的轉型升級。

在國務院新聞辦當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萬鋼說，鋼鐵產業是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鋼鐵產業的發展為我國經濟的發展，為改善人民的生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產能過剩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解決產能過剩的方式並不是說把廠都關掉，而是促進這個產業的轉型升級。”

萬鋼說，最近很多專家進行了這方面的討論，比如提高鋼鐵的質量，減少消耗，減少資源利用，提高能效。這是一個總的發展方向。具體來說，比如在建築業能不能推廣鋼結構。鋼結構是輕型的、回收也比較容易的，發達國家有很多好的經驗，“能不能轉到這個方向上提高它的效益。”

萬鋼說，也有的專家提出專業化特鋼的概念。按照需求來提高這方面的鋼材。在很多領域都有特殊鋼材的要求，鋼材需要精細化和提高質量。此外，要大力發展新材料。比如新興的合金鋼，需要在工藝流程、煉鋼的裝備、自動控制、信息化，包括銷售渠道和互聯網+結合在一起。

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綱要》提出，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的改革和優化科研經費的管理，再造科技計劃管理體系，改進和優化國家科技計劃的管理流程。

萬鋼說，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他說，這個平臺簡單地說是“一個制度、三根支柱、一套系統”。

“制度”是指國家科技管理的部際聯席會議，有30多個部門參加。到目前已經召開了10次會議，對“十三五”的科技創新規劃、重大科研任務的布局、重點研發、計劃的組織實施、重大專項的改革、專業機構的遴選與改建、監督評估體系等一些重大事項做出部署。

通過競爭擇優的辦法，遴選了7家專業機構開始承接項目管理，管理的能力和服務的質量正在接受著科技界的檢驗和應考答試。全程嵌入式的監督管理體系正在形成而且發揮作用，所有的申報和今後的管理都已經由國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統上線運行，有效支撐了統一發布指南、統一受理申報等項目的管理工作。“我們要求在整個的過程當中，真正做到全程留痕，可申訴、可查詢、可追訴。”

萬鋼介紹，我國目前已基本形成了新的五類科技計劃，原有的100多個科技計劃整合為89項。重點研發計劃根據國務院批複的方案，在信息、海洋、空間、國家安全等領域率先啟動了36個重點專項，已全部發布了指南，開展立項的評審。他表示，科技部將力爭加快項目的立項和經費的撥款。

萬鋼介紹，正在實施的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管理改革，已在寬帶移動通信、轉基因、新藥創制、傳染病這四個專項開展試點，年內將在具備條件的重大專項中全面落實。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已啟動的有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的引導基金，有新興產業創業投資的引導基金，有中小企業的發展基金。科技部近期還將會同各個區域創新，來實施區域創新引導專項，盡快完成優化整合的任務。

此外，基地和人才專項優化整合的方案已制定完成，科技部正在和相關部門協商，力爭年內完成改革任務。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納入到平臺管理工作，也有了共識，年內將實施啟動。

萬鋼對記者表示，“國家科技管理改革的過程中，我感觸最深的，是改革取得這樣的進展是廣大科技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他說，這項改革在實施過程中，改變了過去由上而下的布局，而是由下而上征求意見，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各地方、各部門、重點高校、院所，包括高新區、創新示範區，提出了2600多個建議。

“我看著這一本本建議的時候，每一個專項建議都有四五千字，真是感到肩上沈甸甸、心里暖和和。”萬鋼說，科技的計劃、體制的改革必須要得到大家共同的支持，與會的30多個部門包括相關的部門收到建議以後，采用大數據的方式進行了聚焦，和各領域的專家針對各地方提出來的建議進行凝練，僅去年就舉行了上百場重點專項的研討會。

萬鋼介紹，把這些建議和國家頒布的重大戰略進行相互的比照，有上千名專家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聚焦形成了60多個重大專項的建議，經過特邀咨評委認真的評議，提出了優先啟動的順序，也提出了有些專項的凝練不足或者聚焦不夠的問題，要求繼續完善。在新的系統當中，科技人員不僅參與申報和評審，還對現實碰到的問題進行質疑和提出新的建議。

科技部部長萬鋼。攝影/章軻

珠三角制造業“換血再造”：每分鐘都在虧錢，賣房產撐下去

制造業需求不振、訂單下滑的苦日子過去了?

深圳小企業主曾明(化名)最近很疑惑：作為生產和代加工MP4的企業業主，今年開年後，他發現訂單量莫名地增多了。在參加了一次同行聚會後，他找到了答案。

那次聚會上，他驚訝地發現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問才知道去年一批同行企業關門了。

曾明的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翻倍，現在每個月的銷售額超300萬元。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去年大環境不好，一些工廠要麽不開要麽轉做別的行業，競爭對手變少了。”

可惜即使訂單增多，也並不意味著盈利增加。

日前，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現代創新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關於“中國經濟結構”的講座上表示，中國制造業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高新技術產業由於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和過繁的政府審批等門檻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際，過去那些依靠低附加值和廉價勞動力來支撐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在不斷地減弱。

在中國制造業重鎮“珠三角”，這一現象尤為突出。雖然高端制造業在崛起，不少企業接單接到手軟，但是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仍然在節衣縮食，試圖熬過冬天。

由於對成本非常敏感，部分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繼續走在將工廠撤離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道路上。與此同時，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一些大體量、領軍型的科技型企業加速在該區域內部重組和調整，比如，將研發總部放在深圳、生產基地搬到地價相對較低的地方。

在結構轉型的浪潮沖刷下，無論企業主們意願如何，他們無可避免地將被卷入。這一過程中，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斷上演。

“每分鐘都在虧錢”

電子業是珠三角支柱性產業之一。曾明已經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5年了，但是對明年的業務前景仍很茫然。

他吃不準明年形勢會怎麽樣。他在考慮，要不要跟隨身邊一些企業主朋友的步伐，將工廠搬到成本更低的城市。

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主而言，想到“往外挪一挪”的時候，很少會選擇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林波(化名)對本報記者表示，“企業搬去東南亞國家，雖然說會降低用工成本和租金，但是需要考慮政局的因素，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困擾，比如說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工人加班意願不強等。”

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被深圳這些企業主視為理想的遷入地——廠房租金和人力成本相對便宜，且距深圳只有兩三個小時車程，物流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但東莞也不是萬能的。隨著珠三角經營成本的整體上升，東莞的一些企業主也在考慮將廠房搬到租金更便宜和人力成本更低、用工更穩定的內地城市。

東莞一自動化設備制造商陳銘(化名)感嘆，經營成本上升得太快了，如果他不是本地人，也想把工廠外遷了。

陳銘的工廠現有兩三百位員工。其中研發人員30多位，每人月薪1萬多元;普工工資也在3000元左右。

工廠已經連續虧損兩年。2014年，陳銘的公司虧了300多萬元，去年虧了500多萬元，今年到現在月虧損30萬元左右。

讓人意外的是，虧損是在手握大量訂單的情形下發生的。

雖然比去年下滑了三成，但是今年每個月的訂單金額仍有3000多萬元。然而在刨除人力成本、原材料等之後，利潤所剩無幾。

陳銘面臨著和許多中小型企業同樣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戶的報價多年沒變，競爭又太激烈他不敢加價;而在支出上，人力等各種成本持續上漲。

“訂單接得越多，虧得越多。”他說。

本報記者從珠三角多家企業了解到，不少工廠都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而非賺錢。

陳銘說，春節工廠放假歇業期間是他最開心的時候。不僅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之後不用眼睜睜地看著工廠每分鐘都在虧錢。

為了支撐現在的工廠，陳銘賣掉香港的房產，套現了1800萬元。

和記者聊起這個話題時，他顯得有點難堪：“我也看過很多報道知道當下的情況，用賣房子的錢來開工廠有些傻，但是實在不甘心就此關門。”

和陳銘類似，很多還開著工廠的企業主除了現實的考慮之外，也有著濃厚的實業情結。東莞市電子行業協會秘書長尹建文告訴本報記者：“只要有單子接，即便虧一點，大家也都堅持著。”

持續遷移

尹建文在走訪中也發現，今年東莞部分電子企業雖然暫時沒有關閉在本地的工廠，但是受內地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吸引，去內地城市增設了工廠。

在外界擔憂這座曾經的“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時，也有區域經濟觀察人士認為這是產業結構轉型陣痛中必經之路：肯定會有一批不符合轉型條件的工廠被清出去。這些工廠，尤其是小的電子產業、來料加工廠等，或再往內地走，或搬到東南亞、非洲，或關門。

來自當地官方的聲音也強調，行業有進有出，實屬正常。

去年年底，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副局長吳柏安告訴本報記者，如果一個工廠關門，人社局很快會協調好後續事宜，釋放出來的勞動力70%很快能解決就業。並且，經過他們部門處理的企業數據都比較平穩，沒有大的變化。他補充道：“一些以加工制造為主的工廠和一些外資企業雖然關門或遷走了，但是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說，附加值低的傳統制造業處在產業鏈的底端，對成本很敏感，它們的利潤空間不足以支撐高成本，因而采取的搬離路徑都是從高成本城市向低成本城市走。

各顯神通

一味撤退不是辦法。它們的另一條路是往產業鏈的上遊走，從對成本敏感的、單純的制造環節向技術研發升級。

不過，資金讓很多傳統制造業中小企業主的升級夢想還未騰飛，便已跌落。曾明和企業主朋友們喝酒聊天的時候，發現80%的參與者都認為，企業要想有所突破，資金是最大的難題。

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會關門。這是個兩難的命題。

也有人在瞅準行業後投入巨額資金，放手一搏。

許明旭此前在揭陽開了七八年的工廠，生產電纜。201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觸控屏行業，判斷其應用前景廣闊，就開始生產手機和電腦觸控屏，先後投入一個億。這筆資金主要用於從臺灣購買先進設備，以及引進20多位研發人員，包括在臺灣銷售點上班的2位博士。

現在回想起來，許明旭慶幸自己走了一步正確的棋。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當時一狠心就重新創業了。我們設備先進，自動化程度高，生產工藝好，目前在華南地區鮮有對手。”

如今，他已經成功轉向高技術行業，他的新公司廣東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成為揭陽政府對外重點宣傳企業之一。

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只是謹慎投資，小心翼翼地試探市場對新產品的接受程度，或者另辟蹊徑：抱緊高科技企業的“大腿”，尋找合作機會。

生產3D傳感器的深圳高新技術企業奧比中光負責人黃源浩告訴記者，身邊有不少從事制造業的朋友羨慕他所在行業的誘人前景，但是奈何技術門檻高、投資資金龐大，退而求其次想做他們的代工廠，或者做配件提供商。

從美國回來創業的黃源浩完全感受不到上述企業主們經歷的寒意。現在，他最大的煩惱是如何盡快完成應接不暇的訂單。

值得一提的是，附加值高的科技型產業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工業中的比重正日益加大。

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廣州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5.3%，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對該市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達71%。東莞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也分別高速增長13.3%和17.0%。

傳統產業年輕人流失

一些優勢傳統制造業正面臨一場悄然襲來的危機。

深圳服裝企業藝之卉時尚集團的創始人趙卉洲對本報記者表示，很多傳統工藝未來可能招不到人了。

她對記者舉例說：“比如說紮染工序，年輕人不願意幹，現在的工人平均年齡已經四五十歲了。再過十年，等這批工人老了之後，就可能無人可招了。這不是工廠轉移到哪里能解決的問題。”

她所擔憂的事，確有可能會影響該行業的走向。

深圳在短短30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6大優勢傳統產業，除了服裝業外，還包括機械、鐘表、家具、印刷包裝和黃金珠寶。

不過隨著深圳產業布局的調整，新興產業發展的勢頭漸漸蓋過這些優勢傳統產業。2009年，深圳開始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至今日，深圳已經形成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目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35%，遠高於全國8%的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已成為穩定深圳經濟增速的強大動力。

在新興產業成為拉動深圳經濟發展的“引擎”之時，優勢傳統產業的地位仍然不可小覷。

深圳服裝行業協會秘書長張洪濤向本報記者介紹，深圳服裝行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乎都是代加工，但是現在90%以上的企業都擁有自有品牌了，其中有很多大品牌。

他補充道，去年整個行業的銷售額達到2100億元，包括內銷和外銷。在國內大城市高端商場的占有率高達60%以上。

然而，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這些優勢傳統產業的制造業企業主被迫花費高額資金更新設備。

趙卉洲上周拜訪一些工廠時，發現很多傳統工藝環節已經招不到工人，工廠只能購買設備，讓機器來替換人工。

此前，趙卉洲和幾家頗具實力的同行也試圖合作辦一所職業學校，培養技術型人才，並定向輸送工廠。但是市場調查後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多是獨生子女，父母不願意他們進工廠了。

當地政府正在大力推動 “機器換人”。去年3月份，廣東省出爐了一份《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根據計劃，廣東省未來三年工業技改投資總額將達9430億元，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此外，工業機器人示範應用重點覆蓋紡織服裝以及汽車、摩托車制造、家電、五金、電子信息、建材等珠三角傳統優勢產業。

深圳工廠關門的更多？

在新一輪結構調整中，珠三角正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高科技企業在這個區域內重組和調整中擔當主角。

上述深圳電子行業協會人士林波常年與中小企業打交道。他感覺今年經營狀況並未好轉，企業對短期的看法也不樂觀。很多出口型的企業抱著希望去參加展會，如果能接到單，就有續命的資本，但是即便續命了，也擔心維持不了多久。

而在東莞，尹建文發現今年訂單量比去年穩定，有些企業甚至還有增長，招人相對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紹，協會會員企業有230多家，從去年到現在關閉的會員企業不到10家。

針對上述兩種不同的感受，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記者分析：“這幾年，華為的終端公司從深圳搬去了東莞，東莞市政府也從其他地方引進了一些大型高科技企業。這些巨量級的企業一過去，就把周邊的中小企業都搞活了。對於這些企業來說，主要是升級，從低端的加工制造升級到為高端的產業提供零配件。”

他說，而對於遷出地深圳的企業來說，更多是轉型，要麽是轉到第三產業，要麽是將工廠遷出深圳了，所以工廠關門的看起來比較多，但其實深莞兩地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都是在順應當地的發展趨勢。

2012年，華為在東莞松山湖註冊了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2014年9月，中興通訊斥資百億在廣東河源建研發生產基地。2015年11月，比亞迪與廣東汕尾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將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等6個項目。

今年5月份，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為東莞營收和納稅第一大戶的消息傳出來後，引發了外界對深圳制造業的憂慮，“華為跑了”、“中興跑了”等言論甚囂塵上。

隨後，深圳市市長許勤公開澄清。據媒體報道，5月29日，許勤表示，中興、華為等企業不僅為深圳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更是深圳對口支援廣東東部地區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但是華為、中興不會離開深圳。

宋丁也認為，大企業將制造環節遷出深圳，是重新進行戰略布局和產業調整的結果，也有利於珠三角區域的整體發展。“珠三角內部整合的最大好處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產業平臺，企業騰籠換鳥的成本低，政府政策的落實也非常快。” 他說。

城市定位謀變

2008年，廣東開始實施“騰籠換鳥”戰略，即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騰出產業調整、升級空間。

由此，當地政府對東莞市的戰略定位也發生了變化。

2015年，東莞市明確提出了城市發展目標——“建設國際制造名城、現代生態都市”。東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羅永峰說，從“世界工廠”向“制造名城”的轉變，就是從來料加工型、生產車間型向創新驅動型、品牌生產型轉變，是更加註重品牌化、科技化和美譽度的產業鏈轉型升級。

而深圳，在土地資源緊張和工業“肥水”溢出的背景下，究竟是該堅持以工業為主導，還是應該轉向服務業?

幾年前，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曾經就深圳企業出現外遷趨勢做了一項調研，“最後政府還是認為應該牢牢抓住制造業的優勢。”

盡管沒有大力扶植，深圳第三產業發展勢頭依然迅猛。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第二產業增加值7205.53億元，增長7.3%；第三產業增加值10291.80億元，增長10.2%，增幅高於第二產業。同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8.8%，高出第二產業將近18個百分點。

深圳本地有一種意見認為，2020年，深圳的第二產業比例可能下降到35%以下。而如果第二產業比重降至35%以下，意味著深圳的產業發展變得不均衡。

劉國宏認為，經濟孵化是個天然的過程，與深圳GDP總量接近的新加坡工業比重已經跌到了25%。“一味地說保留工業用地和工業體量，是不現實的。但從城市的健康發展角度而言，深圳市政府還是要維護一定的工業體量，還會向工業有比較多的傾斜。”

收購豌豆莢 阿里再造一個“手淘”？

針對上周末有關阿里2億美元收購豌豆莢的傳聞，《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向多位接近交易的人士獲悉，該傳聞屬實，目前阿里巴巴已派人進駐豌豆莢做盡職調查，交易應該很快就會宣布，成交價尚未被最終坐實，但比兩年前估值超10億美元縮水已成事實。

此次收購是由位於北京的阿里巴巴移動事業群總裁俞永福主導，被收購後，豌豆莢的分發、搜索等業務很可能將與UC、優酷土豆等整合，阿里移動業務多了一個數億級別的流量入口。

收購之後，個性鮮明的豌豆莢聯合創始人王俊煜去留成謎，但留任可能性更大，阿里也需要移動互聯網人才補齊相對的短板。此前“創新工場出品”的創始人中也有在被收購後留任並主掌核心業務的先例，比如友盟創始人蔣凡，現全面負責手機淘寶業務。

身價縮水數倍

如果2億美元的收購價落地，豌豆莢可謂“起大早趕晚集”。豌豆莢在2009年上線，是最早一批安卓應用市場，並引領了多個創新模式。2014年B輪融資時，其估值曾一度超過10億美元，躋身獨角獸行列，但估值現在已觸達歷史低位。外界認為，不錯的品質和低身價讓阿里的這筆買賣賺到了。

從2013年百度收購91助手，手機應用分發市場慢慢進入發展成熟期，增長率在放緩。盡管360公司創始人周鴻祎曾在該交易過程中擡價，但91助手當年還是賣出19億美元的天價。這個身價放在現在已不敢想象。

盡管阿里與豌豆莢方面均未給出官方回應，且豌豆莢創始人王俊煜以不知情做出回應，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向不止一位接近該交易的內部人士核實，阿里已開啟對豌豆莢的盡職調查，這意味著離最後交割只剩時間問題，很可能這兩天就要對外宣布。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豌豆莢第一次傳出被收購傳聞，早在2014年這個市場最火熱時，市場傳出騰訊欲收購豌豆莢的消息，後被王俊煜否認;隨後它又與聯想旗下神奇工場傳出“緋聞”。當時王俊煜用連續融資、轉型豌豆莢業務的方式向外界表明，他根本沒打算賣掉公司。

阿里巴巴這兩年一直在尋找移動互聯網入口。早在2013年、UC尚未被阿里收購時，市場上就傳出阿里巴巴有意買下同步推的消息，後又有聲音稱阿里欲15億美元拿下豌豆莢，但這些傳聞都隨著2014年阿里入主UC而破滅。此次雙方走到一起並未讓外界感到過於驚訝，只是時間早晚的區別。

巨頭接管時代來臨

在阿里之前，騰訊應用寶、百度手機助手、360手機助手這些移動產品已經展現了巨頭在手機應用分發平臺領域的布局野心。阿里巴巴在並入UC、PP助手、組建移動事業群後，總算在該領域站了位，但橫向比較仍屬於薄弱環節。像應用寶和騰訊旗下遊戲分發的結合，給騰訊帶來了規模可觀的流量與現金;百度系分發渠道仍牢牢占據市場第一名的位置。

整體上看，豌豆莢處於這個市場的中間層。“中間廠商的角色被市場壓榨了。”易觀國際分析師朱大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稱，豌豆莢在市場的上一級有騰訊、百度和360，巨頭的活躍用戶基數保證了這些應用的持續發展;向下有小米、華為等手機廠商自建的應用平臺，手機出貨量保證了這些內置應用平臺的用戶數。安卓應用市場的過於分散，讓處在中間位置的廠商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易觀數據分析，豌豆莢的流量在2015年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

2015年初，豌豆莢曾通過官方微博指責百度手機助手屏蔽豌豆莢，並呼籲開放心態。可見，互聯網巨頭之間的競爭產品的生存空間並不舒適。

目前，應用分發市場已進入成熟期，2016年的總體用戶規模比去年增長百分比僅有個位數，依托人口紅利實現高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同質化較為嚴重，模式創新是下一步要考慮的方向。在這個趨勢下，資源整合能力更強的BAT更有機會接管應用市場的主導權。

另一方面，相比於社交、購物等功能性App，手機助手類App屬於低頻應用，行業平均月啟動次數不足10次，且每次開啟App後的停留時間很短。提升用戶黏性和留存率是擺在所有廠商面前的難題。王俊煜兩年前曾主導豌豆莢的轉型，從單純的分發渠道向內容搜索平臺拓展，也是想增強入口效應。

孵化下一個“手淘”?

85後創始人王俊煜在業內被視為一位個性鮮明、有情懷的創始人，這也保持了豌豆莢的“調性”。周鴻祎曾對此表達自己觀點稱，“你們做的事太陽春白雪了，是打不了仗，生存不下去的。”在被阿里收購後，王俊煜的去留仍是個懸著的問題。

但從阿里的角度看，將豌豆莢並入UC，王俊煜向俞永福匯報不失為得意算盤，王俊煜在移動互聯網的經驗對於阿里移動布局將帶來幫助。事實上，買下豌豆莢，阿里移動業務的心思並不僅在於應用分發這麽簡單的領域，王俊煜兩年前轉型沒能實現的內容搜索理想，有可能借助阿里系的資源重新上路。

具體來說，UC頭條、神馬搜索是阿里移動旗下的重要業務，豌豆莢此前做的對視頻、遊戲娛樂、電子書等內容的搜索業務，與UC有整合空間。俞永福現在是阿里大文娛領導小組實際負責人，旗下還有視頻、影業、音樂等內容資源，像優酷土豆與UC、豌豆莢如果整合好，娛樂內容入口價值將被放大。

豌豆莢屬於創新工場投資孵化項目，在王俊煜之前，已經有另一位“創新工場出品”的創始人在阿里創出了一片天地。當年創新工場投資了天使輪的友盟被阿里收購，創始人蔣凡留任阿里。2013年年底，阿里啟動“all in 無線”戰略，蔣凡在2014年接管負責手機淘寶業務。與負責技術後臺的現任淘寶移動平臺資深總監莊卓然一起，牽頭轉型無線化。現在手淘已成為阿里旗下最成功的一款移動App，讓阿里拿到了一張移動互聯網船票。

強美元再造亞洲金融危機? IMF利普頓：浮動匯率制是緩沖

先是英國脫歐令然人始料未及，再到特朗普的意外當選讓新興市場前途未蔔，全球民粹主義的不斷崛起也使得“黑天鵝”漸漸變成了“白天鵝”。這些政治沖擊也已更迅速地傳遞到了金融市場——美元迅速走強，新興市場市場貨幣承壓，資本轉流入為流出，股市持續萎靡。這次新興市場會否再度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般的沖擊?全球格局又將如何變化?

在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社科院和第一財經主辦的名為“不斷演變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融合還是割裂”的論壇上，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表示，當前並沒有看到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情景，“隨著過去幾周美元不斷走強，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該制度實際上是緩沖了強美元的沖擊。”此外，利普頓也認為，人民幣的波動仍符合基本面。

針對未來的世界格局，馬來西亞專家、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胡永泰則認為，“全球化是應該擁護的，其使得東亞變成世界工廠，而且是加速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他認為，美元不會獨霸，中、印、美到2050年時可能會呈現“三極格局”。

浮動匯率緩沖強美元沖擊

強美元可謂是這場全球政治亂局中的產物，避險情緒越重、其他經濟體與美國的複蘇動能相差越大，美元便越為強勢。美元指數在上周五觸及13年半以來的最高水準101.48，而其上行趨勢有增無減。

近期，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跌幅巨大——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菲律賓比索已經下跌近3%，一度創2008年以來新低;馬來西亞林吉特昨日跌幅近0.5%，亦創1998年來新低;印度盧比昨日最低曾跌至68.86，創歷史新低。

眼下，美國進入了加息進程，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政策及匯率走勢開始分化， “這意味著全球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潛在階段。”IMF原副總裁朱民近期表示。

歷史上，美元走強曾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經濟危機，以及始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前，各界對於亞洲金融危機再現的討論空前高漲。

不過，利普頓在會上否認了亞洲金融危機重演的可能性。“如今，IMF中的越來越多成員國如今都啟用了浮動匯率制。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當時一些國家的貨幣盯住美元，因此美元走強時，其貨幣就會被迫和美元一起走強。”

他認為，當前浮動匯率制度正在發揮著“緩沖器”的作用，“隨著過去幾周美元不斷走強，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該制度實際上是緩沖了強美元的沖擊，我們沒有看到這些國家面臨著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那種風險。”

值得註意的是，令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惡化的原因是，相關國家通過加息以保護當時被高估的匯率掛鉤，因此這也導致他們最終無法守住底線，如泰銖等貨幣紛紛倒下。

瑞銀首席投資策略師Kelvin Tay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1997年的相同點在於，很多東南亞國家匯率都出現貶值，此外，當時的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余震也傳導至新興市場商品生產商。不過，“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債已經大幅收縮，因此本幣貶值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將進一步減緩。”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更高了，哪怕是印尼和馬來西亞。現在東南亞國家整體比拉美國家安全。

利普頓稱，“隨著新興市場政策環境的不斷改進，其中很多國家建立自己的緩沖區，有更加穩健的政策框架，能夠進行更好預算和宏觀經濟管理。IMF願意幫助成員國，也希望能夠做一些壓力測試，並給出建議。”

人民幣匯率仍符合基本面

與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一樣，人民幣近期也因美元走強而承壓。11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接近2%。此外，另一重壓力在於，特朗普上臺前，其在不同場合上屢屢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美國內部充斥著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進入美國，使得美國產品失去了競爭力，因此也導致美國此前失業率上升。

如今在特朗普真正當選後，其對中國和人民幣究竟會持何種態度? 對此，利普頓表示，美國政府的觀點當前無法評論，但“就IMF的研究，人民幣匯率大致和基本面相一致。”

多年來，IMF始終在對人民幣進行評測，“此前幾年中國的經常帳戶順差占GDP之比是比較高的，高出近10%，現在已經下降，”利普頓表示，“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有更加靈活匯率政策，中國也正朝著這一方面發展。”

其實，早在今年10月14日，美國財政部發布了最新的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此次並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轉述了中國的承諾和聲明——“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支持人民幣穩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高於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對於美國而言，其半年度報告的主要目的在於根據對其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雙邊貿易順差或逆差情況，來判斷貿易夥伴國是否開展了不公平匯率政策。

“2015年，雖然中國的經常項目仍然偏強，經常賬戶順差/GDP超過3%，說明存在國際收支不平衡，但IMF認為人民幣匯率和基本面相適應。此後，IMF也在新人民幣匯改後，支持人民幣繼續向浮動匯率轉變，並鼓勵央行更多采用市場化工具。”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此前告訴記者。

同時，利普頓也對中國的經濟再平衡改革表示認可。“我們意識到中國在積極推進經濟再平衡方面的改革政策，尋求更多內需動力，包括促進國內消費發展、發展服務業等。這種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IMF也非常贊同。”

不過他仍然表示，中國在治理還沒有完全跟上，“一個特點就是太多低效、產能過剩、沒有多少利潤的大型國企仍然在不斷地進行生產，應該對國企進行適當的重組與改革，當然中國也在推進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是相關改革要持續實施下去。”

全球或成三極格局

除了金融市場的波動，全球化逆轉也是政治亂局下的突出跡象。

胡永泰表示，全球化是亞洲人民所擁護的，但他也認為全球化倒退的可能性最近越來越大，“這一種方面是必須要抵制的，這並不是說全球化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問題。”

他稱，上一次全球化大規模倒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當時各國保護主義過度而使全球化倒退。“1900到1910年，英國經濟一枝獨秀，當時它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是一個很強勢的國家。但從1910年到1940年，全球經濟發展不太好，美國經濟的崛起對英國產生經濟產生了很大打擊，但之後美國並不是特別強大，同時精神上也並沒有做好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宰。當時有經濟學家假設，如果沒有一個經濟方面的絕對領導國，可能會對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

反觀今天的美國，“它也不再是占據絕對霸權地位的經濟大國。如果再看15年之後，中國將會越來越強大，”胡永泰預計，到2050年，中國人均GDP或已超過美國，未來35年，印度也有可能會像中國一樣迅速發展，“如果到2050年，印度人均GDP可能比中國少40%，但它的人口至少比中國高出15%。從中可見，好象已經不存在一個經濟體擁有主宰霸權了。”

因此他稱：“我們現在就進入一個多極世界，包括中國、美國和歐盟。到2050年，還包括印度，可能屆時第一集團中的成員情況都差不多。”

同時，針對當下特朗普當選後美國政局的潛在變化，紐約大學全球研究教授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表示，“我沒有那麽悲觀，尤其是如基礎設施等政策方面。特朗普可能當政經驗不太夠，他從沒有從事過政治，但他有很多共和黨人的支持。同時，他希望能夠降低企業所得稅、放松監管，希望能夠投資基礎設施的。他和奧巴馬不同，實際上國會也願意跟他一起齊頭並進，因此我覺得這還是合理的。 ”

此外，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經濟的增長，他也表示很難想象特朗普政府真的會對中國產品征收45%的關稅，“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布雷默稱。

在人大重陽金融學院客座研究員趙明昊看來，雖然國內政策應該是特朗普的優先選項，但美國不會停止亞太再平衡，“美國和中國應該考慮一下怎麽重塑中美之間的互動關系，確保亞洲經濟發展。”

“就中美合作而言，例如使亞投行變得更成功等方面還是有很多空間，雙方可進一步在亞洲合作。特朗普可能是個比較好的商人，問題是中美兩國怎樣能夠抓住這些機會，來創造一個雙贏局面，並在亞洲實現良性的互動。”趙明昊稱。

三星內憂外患 再造重生還是短期斷臂？

11月29日，三星發布公告稱，該公司正在考慮是否要分拆成兩家公司，以便提升股東長期價值，而這個決定的背後是三星所面臨的巨大經營壓力。Note7事件，再加之後來的洗衣機召回和賄賂醜聞，如今的三星已經傷痕累累，而在手機和家電市場中，三星更是面對著來自競爭對手的有力挑戰。業內人士對三星的業務裂變前景表示擔憂，“分拆重組”會在未來再造一個三星，還是只是為了取悅資本市場的短期斷臂行為，目前還未可知。

考慮拆分

11月29日，三星電子發表聲明稱，將增加向股東的現金回報，今明兩年將把50%的自有現金流用於回報股東。三星曾表示2017年底之前計劃把30%-50%的現金流大約5.7萬億韓元用於回報股東。三星電子計算，將向股東回報現金計劃提高到9.5萬億韓元（約合81億美元）。

在此份聲明中，三星稱將認真考慮由國際投資股東提出的增加設立獨立董事席位的建議，聲明指出，三星正在尋覓擁有全球企業經驗的“高素質的”董事，並計劃在2017年3月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上增設至少一名新獨立董事。

此外，三星將考慮未來將公司轉化為投資控股的公眾公司，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削弱創始人第三代繼承人的控制力。聲明中稱，在過去的幾年中，一直在采取措施簡化業務，專註於核心能力，確定優化結構是高度複雜的工作，涉及重要的戰略、運營、法律、監管和財務方面的考慮，公司已聘請外部顧問進行企業優化結構的深入研究。三星電子決定采納投資人的部分建議，對公司企業架構進行評估。而對公司分拆並具體在美國資本市場監管市場上市，則沒有確定的響應。三星稱探索新的架構至少需要6個月時間。

三星做出這項決定源於今年10月美國對沖基金給出的一個建議。美國對沖基金持有三星0.62%股份，該公司建議三星電子轉型為一家控股公司，分拆後於首爾和美國納斯達克分別上市。據了解，三星其他基金類股東如APG和HGI也支持上述建議。

多事之秋

今年對於三星來說無疑是個多事之秋。

8月，在韓國和其他國家出現多例三星Note7電池爆炸事件，隨後，事件蔓延至全球市場。這家占據全球手機市場最大份額的韓國企業，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面對數十起Note7手機起火事故，不但沒能控制住事故量的增長，甚至依然不能給出讓人信服的事故原因，終於暫停生產了曾野心勃勃的Note7。

但這次事件給三星帶去的創傷是不可估量的，在業內人士看來，三星不僅要承擔超百億元的經濟損失，更要面對此次事件帶去的品牌傷害。世界通信網總編輯劉啟誠認為，三星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的品牌傷害完全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消費者以後都會對三星的產品存在質疑，進而影響三星產品的市場表現，這是三星這麽多年最大的一個坎兒，對於一家如此規模的跨國企業來說，打擊很大。

但事情遠沒有結束，手機召回事件之後，三星電子美國公司又宣布擬主動召回部分2011年3月以來生產的約280萬臺揭蓋式洗衣機，稱大件衣物在高速甩動模式下，洗衣機存在內桶失去平衡，進而引發過度震動並導致頂部脫落的風險。

此後，由於涉嫌向韓國總統樸槿惠閨蜜行賄，三星被韓國檢方調查。檢方懷疑三星秘密行賄這兩家機構的控制人也是崔順實，韓國19家企業集團旗下的53家公司總計捐款數百億韓元，三星捐款最多。11月，韓國檢察官突然檢查三星首爾總部，沒收了電腦硬盤、賬冊及其他相關文檔。在此之前，檢察官已經傳喚一批三星高管，包括三星電子副董事長李在镕。

而在三星遭受一系列打擊的同時，三星的競爭對手卻在有力地沖擊市場。華為在上個月發布了高端年度旗艦機Mate9，其手機利潤甚至超過三星。

有利有弊

JackdawResearch分析師簡·道森表示，雖然三星考慮分拆並非是對最近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回應，但卻可以成為三星重新評估其長期結構的一部分。

“分拆重組”會在未來再造一個三星，還是為了取悅資本市場的短期斷臂行為，分析師們仍莫衷一是。家電網主編李韜認為，從三星電子公布的聲明來看，該公司對股東提出的結構性改革建議表示了足夠的誠意。ConstellationResearch分析師霍爾格·米勒也表示，分拆可以提升三星的專註度。分拆後各項業務的總估值將超過多項業務融為一體的估值。

“但是當前三星電子正深陷產品停產危機未能自拔加之集團涉及政治醜聞等，顯然不是立即實行的良好時間窗口。”李韜如是說。

國外分析師認為，三星的所有權架構很複雜，重組可以簡化結構，增強企業透明度，為三星增加價值。一些投資者認為，如果李氏家族和其他三星子公司增加所有權公司的股份，他們可以獲得更多回報。三星董事長李健熙已經74歲，如果他過世，李在镕與他的兩個妹妹需要支付幾十億美元的遺產稅。

不過，也有專家表示，三星電子向控股架構轉移需要考慮許多的潛在因素，比如稅收及其他監管方面的變化。據悉，韓國法律要求，控股公司必須持有上市子公司至少30%的股份。如果真的分拆，三星電子必須購買子公司股票，比如三星SDI、三星電機、三星SDS的股票，從而達到法律的要求，開支可能會達到幾十億美元。

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三星電子產業涉及芯片制造、消費電子、手機、電池等多領域。過去十年三星電子執行了27起跨國公司並購案，而在今年就投資了包括美國哈曼、QDvision、NewNetCanada在內的7家海外企業。如果真如聲明所言在2017年年中實行，必然首先將其旗下產業進行激進式的重組。預計將以芯片制造和屏幕制造兩業務為分拆後的各自核心，但新興布局的汽車事業也應在獨立上市考慮之列，這意味著該史無前例的改革承諾必將曠日持久以年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