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英國脫歐令然人始料未及，再到特朗普的意外當選讓新興市場前途未蔔，全球民粹主義的不斷崛起也使得“黑天鵝”漸漸變成了“白天鵝”。這些政治沖擊也已更迅速地傳遞到了金融市場——美元迅速走強，新興市場市場貨幣承壓，資本轉流入為流出，股市持續萎靡。這次新興市場會否再度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般的沖擊?全球格局又將如何變化?
在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社科院和第一財經主辦的名為“不斷演變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融合還是割裂”的論壇上，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David Lipton)表示，當前並沒有看到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情景，“隨著過去幾周美元不斷走強，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該制度實際上是緩沖了強美元的沖擊。”此外，利普頓也認為，人民幣的波動仍符合基本面。
針對未來的世界格局，馬來西亞專家、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胡永泰則認為，“全球化是應該擁護的，其使得東亞變成世界工廠，而且是加速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他認為，美元不會獨霸，中、印、美到2050年時可能會呈現“三極格局”。
浮動匯率緩沖強美元沖擊
強美元可謂是這場全球政治亂局中的產物，避險情緒越重、其他經濟體與美國的複蘇動能相差越大，美元便越為強勢。美元指數在上周五觸及13年半以來的最高水準101.48，而其上行趨勢有增無減。
近期，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跌幅巨大——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菲律賓比索已經下跌近3%，一度創2008年以來新低;馬來西亞林吉特昨日跌幅近0.5%，亦創1998年來新低;印度盧比昨日最低曾跌至68.86，創歷史新低。
眼下，美國進入了加息進程，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政策及匯率走勢開始分化， “這意味著全球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潛在階段。”IMF原副總裁朱民近期表示。
歷史上，美元走強曾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經濟危機，以及始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前，各界對於亞洲金融危機再現的討論空前高漲。
不過，利普頓在會上否認了亞洲金融危機重演的可能性。“如今，IMF中的越來越多成員國如今都啟用了浮動匯率制。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當時一些國家的貨幣盯住美元，因此美元走強時，其貨幣就會被迫和美元一起走強。”
他認為，當前浮動匯率制度正在發揮著“緩沖器”的作用，“隨著過去幾周美元不斷走強，我們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該制度實際上是緩沖了強美元的沖擊，我們沒有看到這些國家面臨著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那種風險。”
值得註意的是，令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惡化的原因是，相關國家通過加息以保護當時被高估的匯率掛鉤，因此這也導致他們最終無法守住底線，如泰銖等貨幣紛紛倒下。
瑞銀首席投資策略師Kelvin Tay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1997年的相同點在於，很多東南亞國家匯率都出現貶值，此外，當時的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余震也傳導至新興市場商品生產商。不過，“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債已經大幅收縮，因此本幣貶值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將進一步減緩。”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更高了，哪怕是印尼和馬來西亞。現在東南亞國家整體比拉美國家安全。
利普頓稱，“隨著新興市場政策環境的不斷改進，其中很多國家建立自己的緩沖區，有更加穩健的政策框架，能夠進行更好預算和宏觀經濟管理。IMF願意幫助成員國，也希望能夠做一些壓力測試，並給出建議。”
人民幣匯率仍符合基本面
與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一樣，人民幣近期也因美元走強而承壓。11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接近2%。此外，另一重壓力在於，特朗普上臺前，其在不同場合上屢屢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美國內部充斥著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進入美國，使得美國產品失去了競爭力，因此也導致美國此前失業率上升。
如今在特朗普真正當選後，其對中國和人民幣究竟會持何種態度? 對此，利普頓表示，美國政府的觀點當前無法評論，但“就IMF的研究，人民幣匯率大致和基本面相一致。”
多年來，IMF始終在對人民幣進行評測，“此前幾年中國的經常帳戶順差占GDP之比是比較高的，高出近10%，現在已經下降，”利普頓表示，“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有更加靈活匯率政策，中國也正朝著這一方面發展。”
其實，早在今年10月14日，美國財政部發布了最新的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此次並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轉述了中國的承諾和聲明——“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支持人民幣穩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高於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對於美國而言，其半年度報告的主要目的在於根據對其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雙邊貿易順差或逆差情況，來判斷貿易夥伴國是否開展了不公平匯率政策。
“2015年，雖然中國的經常項目仍然偏強，經常賬戶順差/GDP超過3%，說明存在國際收支不平衡，但IMF認為人民幣匯率和基本面相適應。此後，IMF也在新人民幣匯改後，支持人民幣繼續向浮動匯率轉變，並鼓勵央行更多采用市場化工具。”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此前告訴記者。
同時，利普頓也對中國的經濟再平衡改革表示認可。“我們意識到中國在積極推進經濟再平衡方面的改革政策，尋求更多內需動力，包括促進國內消費發展、發展服務業等。這種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IMF也非常贊同。”
不過他仍然表示，中國在治理還沒有完全跟上，“一個特點就是太多低效、產能過剩、沒有多少利潤的大型國企仍然在不斷地進行生產，應該對國企進行適當的重組與改革，當然中國也在推進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是相關改革要持續實施下去。”
全球或成三極格局
除了金融市場的波動，全球化逆轉也是政治亂局下的突出跡象。
胡永泰表示，全球化是亞洲人民所擁護的，但他也認為全球化倒退的可能性最近越來越大，“這一種方面是必須要抵制的，這並不是說全球化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問題。”
他稱，上一次全球化大規模倒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當時各國保護主義過度而使全球化倒退。“1900到1910年，英國經濟一枝獨秀，當時它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是一個很強勢的國家。但從1910年到1940年，全球經濟發展不太好，美國經濟的崛起對英國產生經濟產生了很大打擊，但之後美國並不是特別強大，同時精神上也並沒有做好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宰。當時有經濟學家假設，如果沒有一個經濟方面的絕對領導國，可能會對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
反觀今天的美國，“它也不再是占據絕對霸權地位的經濟大國。如果再看15年之後，中國將會越來越強大，”胡永泰預計，到2050年，中國人均GDP或已超過美國，未來35年，印度也有可能會像中國一樣迅速發展，“如果到2050年，印度人均GDP可能比中國少40%，但它的人口至少比中國高出15%。從中可見，好象已經不存在一個經濟體擁有主宰霸權了。”
因此他稱：“我們現在就進入一個多極世界，包括中國、美國和歐盟。到2050年，還包括印度，可能屆時第一集團中的成員情況都差不多。”
同時，針對當下特朗普當選後美國政局的潛在變化，紐約大學全球研究教授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表示，“我沒有那麽悲觀，尤其是如基礎設施等政策方面。特朗普可能當政經驗不太夠，他從沒有從事過政治，但他有很多共和黨人的支持。同時，他希望能夠降低企業所得稅、放松監管，希望能夠投資基礎設施的。他和奧巴馬不同，實際上國會也願意跟他一起齊頭並進，因此我覺得這還是合理的。 ”
此外，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經濟的增長，他也表示很難想象特朗普政府真的會對中國產品征收45%的關稅，“我覺得是不可能的。”布雷默稱。
在人大重陽金融學院客座研究員趙明昊看來，雖然國內政策應該是特朗普的優先選項，但美國不會停止亞太再平衡，“美國和中國應該考慮一下怎麽重塑中美之間的互動關系，確保亞洲經濟發展。”
“就中美合作而言，例如使亞投行變得更成功等方面還是有很多空間，雙方可進一步在亞洲合作。特朗普可能是個比較好的商人，問題是中美兩國怎樣能夠抓住這些機會，來創造一個雙贏局面，並在亞洲實現良性的互動。”趙明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