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兩會數字上看門道 釋老毛

充盈石油國庫新招：“兩會”委員提議組建能源儲備總公司

充盈石油國庫新招：“兩會”委員提議組建能源儲備總公司

一財網 江旋 2015-03-08 20:30:00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光匯石油董事局主席薛光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國家應該趁著油價現在大回調，加快步伐建立石油儲備。

李彥宏、馬化騰、雷軍交鋒兩會 均欲擴張互聯網勢力

李彥宏、馬化騰、雷軍交鋒兩會 均欲擴張互聯網勢力

一財網 劉佳 2015-03-06 16:00:00

這些互聯網大佬兩會關註的重點包括互聯網改造傳統產業、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熱門話題。

劉煜輝的“兩會”學習報告：中國經濟要“熬”

是否全面取消樓市限購成兩會討論熱點

是否全面取消樓市限購成為今年兩會中人大代表們熱議的話題。一些人大代表呼籲取消限購政策。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表示：「房地產經過一年多的調整，市場基本恢復均衡，放開限購不會對房價造成太大影響。」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惠州市委書記陳奕威稱：「限購只是調控手段，不是調控目的。控制房價，完全可以採取其他方式。」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奧林匹克花園有限公司董事長馮川建表示，市場的事情就應該交給市場。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海淀分公司副經理朱良玉稱:「一線城市的限購確實會影響到一部分人自住購房需求。基於一線城市房價過高、一度投資投機旺盛的情況，限購也是權宜之計，短期內是否放開應謹慎考慮。但隨著市場調節機制的不斷完善，限購應該儘早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樓市在過去一年出現疲弱走勢。截止去年年底，全國多數城市已相繼表態退出了限購政策。

目前，全國僅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和三亞仍在執行限購措施。其中，北京和上海官員明確表示不會取消限購。華爾街見聞提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在北京團開放活動中表示，北京市住房限購不會取消，是永恆的。上海市長楊雄在上海市代表團的全體會議上也表示，今年政策上沒有大的調整，住房限購政策不取消。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和深圳方面此前均發表不會取消限購的觀點。

關於一線城市限購政策是否調整的問題，住建部新聞發言人、住房改革與發展司司長倪虹在兩會期間表示，中央的政策是堅持分類指導、因地施策，「地方的負責同志對這個問題都有表述。」

中國政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定住房消費；堅持分類指導，因地施策，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倪虹8日在接受中國政府網採訪時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六個方面作為消費新的增長點，其中一個就是穩定住房消費。今年以來，地方對於穩定住房消費，特別是支持居民的自住和改善性需求採取了調整限購政策，改進住房公積金的提取和用公積金支付房租等措施。「所以我想，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需求，這將是2015年住房政策的一個很重要的導向。」

中國經濟網援引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觀點稱，限購政策或有步驟地進行調整。他曾表示，目前全國執行限購的城市以一線城市為主，直接取消的可能性很小，而通過工作居住證、納稅證明等繞道寬鬆的可能性較大。

【兩會特別報道·以法治“任性”】別人盯上了你的權力怎麽辦“一把手”眼里的依法治國

“作為領導幹部，不是說一定要對哪部法律有很精的研究，關鍵是要有遵守、崇尚法律的精神，有法治思維。”

如果審判的程序公正性能夠呈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沒有必要打招呼”。

有些地方依法信訪的工作越做越糟，動不動就是書記、市長接訪，現場辦公。

2015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一口氣提了5份帶“法”字的建議：盡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修改社會矯正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法……

受十八屆四中全會啟發，李建春把自己的兩會關鍵詞從去年的“民生”轉為了今年的“依法治國”。就在春節前，他所在的巴南區剛完成“依法治區”的部署。去年，巴南區區長陳剛也成為重慶主城區第一位出庭應訴“民告官”案件的區政府“一把手”，他出庭還有一個目的，“想扭轉近年來群眾‘信訪不信法’的尷尬局面”。

“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講的這句話，給李建春留下了很深印象，此後這句話也成為不少官員的作文題。

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全國人大、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檢察長馬永勝，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黨校副校長張伯里，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等人相繼發文闡述這一命題，文中亦直接列舉當地“一把手”落馬的案例。

今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具體到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乃至更小的行政區域，“法治”如何真切地落地生根？兩會期間，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中的地方黨政“一把手”，記錄他們對法治的理解和實踐。

“學法更多是在實踐中”

“你向醫生普及經濟法有什麽用？”

2015年3月7日晚，在重慶代表團的駐地北京金臺飯店，一身休閑裝的李建春說，今年重慶巴南區將依法治區的終極目標定位於“大善巴南”，“黨委、政府要澤善天下，普通百姓要從善如流，法治和道德都不可或缺”。李建春認為目前在推進依法治國時的主要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很多人目無法紀、有法不依，這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海南省東方市市委書記吉明江也認為，目前我國法律從數量上看已比較完備，但執法不嚴不到位、知法守法做得還不夠好。

“自古就有‘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樸素說法。但隨著社會向多元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到現今階段，需要一個法器了，就是‘依法治國’。”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說，“十八大後，中央查處了這麽多腐敗案件，說明了依法治國的緊急和迫切。”

黨委“一把手”們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均提到，落實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絲毫不能動搖。”浙江臺州市委書記吳蔚榮說，“黨委要在法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依法治市必須要通過領導的強力推進，才會有好的部署。”海南東方市委書記吉明江說。

吉明江說，除此之外，還要通過學校、行政院校進行宣傳，並把普法教育納入政府培訓。多名“一把手”認可從政府機關入手，發揮好行政部門的帶頭作用。而黨校學習、黨委理論中心組學習和自學，是黨政“一把手”提高自己法律素養的主要途徑。

“我個人學法更多的還是在實踐中，以問題為導向。”李建春說，實踐遇到什麽問題，跟什麽樣的法律有關，就去學習什麽法律。“但作為領導幹部，不是說一定要對哪部法律有很精的研究，關鍵是要有遵守、崇尚法律的精神，有法治思維。”

普法也是領導幹部學法的途徑。列席全國兩會的貴州省高院院長孫潮相信，對案件的判決可以在公眾普法方面發揮作用，“每一個案子都判得比較公平、公正，然後大家就知道，這個世界不怕爭議，怕的是沒有解決爭議的好機制。如果解決爭議的方法是恰當的，人們就會建立起對法律的信心。”

不過李建春認為，過去傳統的普法方式“太被動”。首先是沒明確普法主體，例如公安、工商、衛生等部門都有執法權，但很少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理念去執行，一般都是司法局去普法，“貼點標語、背背條文，法律沒有深入人心，對涉事當事人起不到教育作用”。另外，這種普法方式也缺乏針對性，“你向醫生普及經濟法有什麽用？”

“書記也是人”

“有時不能斷然拒絕，只能婉拒。”

法治與人情，是“一把手”們無法回避的糾葛。

浙江臺州市委書記吳蔚榮說，法和情是不能混淆的，作為領導幹部，如果別人找他辦事，首先自己要有強烈的“不能謀私”的意識，要學會拒絕，要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海南東方市委書記吉明江眼中的這條“尺度”是，“合法的就辦，不合法的就不辦”。

“我們說法治，但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托關系辦事是客觀存在的。”內蒙古烏海市市委書記侯鳳岐說，“一把手”有很大權力，但他有自己的底線，“那就是不能違反黨規和法律，不能違反道德良知”。

但他也坦言，具體處理起來確實很難，“有時不能斷然拒絕，只能婉拒，畢竟是人情社會，不得得罪太狠”。

“親戚朋友知道我的脾氣，一般都不願意找我。”福建三明市委書記鄧本元說自己“基本不幹‘批條子’的活”，如果在職責範圍內，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不管是大企業家是小老板，“都按一樣的規則給予關心”。而如果別人的要求過分，就要把不能辦的原因說在明處，否則對方還要找人，最後還要轉到他那里去。

“書記也是人。”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不諱言，如果有同學、朋友找他辦事，他的處理方式是：告訴對方有什麽機會，找什麽人、走什麽程序更便捷，但不會去打招呼，“這樣既不顯得自己六親不認，也不會因權力為他們謀私利”。

書記們都表示不打招呼，但如果遇到更大的領導“打招呼”，“一把手”該如何應對？貴州黔南州州長向瓊紅表示，“上級也沒有誰直接跟我說，這個項目非要拿給張三做或者李四做，幾乎沒有，頂多就是說，這個團隊很有實力，能不能參與公平競爭。這個是可以的。”

“一般不會。”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說，即使有打招呼的一般也是符合辦理條件的，且大多發生在經濟項目上。梁建勇認為，從招商引資角度看，有人給推薦項目也是好事，但前提是“符合條件”。

梁建勇還會對請托人聲明，如果是在當地受了欺負、有不公平待遇，或辦事中遇上梗阻可以找他，如果想獲得額外優惠就別找他。

“說到底，都找書記，還是因為一把手的權力太大。”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說，稍有不慎就會形成權大於法，容易形成監督的真空，如何推進依法治國，“一把手”是關鍵的關鍵，必須形成一些制度來制約領導幹部的權力。

目前，重慶巴南區已制定了“一把手五不分管”的制度，不直接管財政、人事、工程招投標等。貴州黔南州的政府部門也很少直接面對項目和資金，很多項目都是通過各個縣去具體實施，就是部門實施的項目也很少，政府不直接面對資金和項目。

而譚君鐵也坦言，去年梅州的項目建設投資多達407億元，“還沒有在工程廉政建設方面有什麽反映”，主要原因是梅州沒有具體管理這個投資，是由每個項目法人在具體管理，“我們最近幾年沒有發生大的工程腐敗，這個功勞主要歸功於相關的業主單位”。

“簡政放權”也在一定程度了減少了部門和領導的權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指出，從去年審計發現的重大違法違規案件線索看，60%以上發生在行政管理權或審批權集中、掌握重要國有資產資源的部門和單位。

議事規則上，重慶巴南實行一把手“兩個末位”規則，即“開會發言時末位發言，防止事先定調，在審批時實行末位審批”。“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希望今後所有的辦事程序都能公開、透明。

誰能監督一把手

“靠個人覺悟是沒有用的。”

福建三明市委書記鄧本元看過不少領導幹部“懺悔錄”，第一條幾乎都是批判自己的價值觀，中間有很多條則在講“自己是如何目無法紀、藐視黨紀國法”，然後再講領導幹部要加強法治意識、常敲法律警鐘，接受各方監督。

誰來真正監督“一把手”？鄧本元認為“一把手”的自律應被放在首位，之後才是組織部、巡視組、班子成員等外部監督。“受黨的培養多年，也受到過高等教育，一點覺悟沒有嗎？內因還是首要的。”

海南東方市委書記吉明江認為，外在制度更重要，通過決策民主化、規範化、工作透明化來監督“一把手”，“該‘一把手’定奪的定奪，不該定奪的不要逾規”。而吳蔚榮也認為，光靠個人覺悟是沒有用的，首先要心底無私，心懷坦蕩，主動接受監督，同時要構建有利於監管的制度，“要靠上級紀委和組織部門來監督”。

“有兩重管，一個是黨委系統在管，另外政府也接受人大監督，同時重要的還有輿論監督，除非你不想幹了，關鍵是把名聲給搞壞了，今後很難在社會立足。”廣東梅州市長譚君鐵說。

兩會期間，貴州省省長陳敏爾在會上說今天是“人在幹、雲在算、天在看”。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理解的“天”就是“人民的眼睛”，“今天的環境跟過去大不一樣，你的一言一行都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

福建龍巖市委書記梁建勇覺得“監督一定是上級監督”，他時時都感到省紀委、省委巡視組的監督，特別是現在群眾跟以前也不一樣，會時刻盯著官員，可以向紀委、上級黨委、新聞媒體反映，“監督渠道還是很多的”。

“中央一再強調，十八大以後不收手、不收斂的，從重查處。一而再再而三講，如果一個黨員幹部依然不明白，哪些事情他該幹，哪些事情不該幹，這個幹部還能用嗎？”貴州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說。

“說‘一把手’監督不到，那是假話，只不過容易形成監督的真空。”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說，上級監督到位了，一把手不敢也不能為所欲為。

如何保證司法公正

“關鍵是領導不能過問案件。”

在談及依法治國時，習近平曾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但在近年不少已經平反的冤案中，“領導批示”、“打招呼”往往讓公平正義走向了反方向。

“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貴州高院院長孫潮的印象中，“貴州法院的外在環境，改變得非常明顯”。他的前任曾告訴他，過去辦案“打招呼”的人確實挺多，而目前其他部門和領導打招呼幹涉案件的情況幾乎沒有，“這個變化是加速度進行的”。

孫潮從上海調任貴州還不到一年，東西部法治環境的對比較為鮮明。在司法公開等方面提升空間很大，而另一方面，西南地區人際關系更密切，“打招呼”成了一種習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整個社會還是不信任你（法院）會去做恰當有效的判斷”。他認為，如果審判的程序公正性能夠呈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沒有必要打招呼”。

“司法中的公平正義太重要了”，梁建勇認為，哪怕是0.1%的案件判決不公，對當事人來說就是100%的不公，其負面影響會發酵。而要實現每個司法案件的公平正義，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加強對司法的監督、加強律師隊伍的建設、要喚醒民眾的法律意識等等，“關鍵是領導不能過問案件”。

“現在我們常委會從來不研究案件。”福建三明市委書記鄧本元說，“領導也不能過問具體案件，不做批示。”周建琨介紹，在貴州安順，如果哪位領導對具體案件打了招呼、作了批示，要被記錄在案。

雖然領導說不“打招呼”了，但在福建龍巖，有時檢察院、法院還會主動向市委匯報案件。市委書記梁建勇介紹，這主要是一些敏感案件，市委遇到這種情況通常讓政法委召集各方面進行討論，“畢竟處理時還要考慮社會穩定，但最後如何判決還是法院自己定”。

在孫潮看來，政法委“作為政法機關協調部門的定位越來越準確”，在具體案件中越來越少去承擔幹預的職能，更多的是發揮協調的作用，幫助各方能夠更好地理解事實。“中國在一定階段，有這樣的協調機制還是很重要，我相信會越來越好。”他說。

“現場辦公不是法治的辦法”

“什麽事都要書記、市長來解決，那不成了封建社會？”

“歷史上凡是昌盛的朝代，當朝的律法都能上一個臺階。”內蒙古烏海市委書記侯鳳岐理解的依法治國核心是，要對公民的權利進行保障，對政府的行政權力進行限制，政府要在法律的監督下運行。

“但現在政府的權力過大。”侯鳳岐以信訪為例，認為信訪與法治本來並不矛盾，只要信訪是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就行，但有些地方依法信訪的工作越做越糟，動不動就是書記、市長接訪，現場辦公。

在侯鳳岐眼里，現場辦公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但不是法治的辦法。現場辦公越多，越說明治理能力的低下，“什麽事都要書記、市長來解決，那不成了封建社會？”這樣的情況過去很多，但今後肯定要改。

大多數市委書記都認為信訪與依法治國並不相悖。重慶巴南區委書記李建春說，只要是正常信訪，信訪局的大門一定是敞開的。

“如果都去法院，司法成本太高了。”福建龍巖市市委書記梁建勇認為有些社會矛盾還是要通過信訪途徑解決，不能因為推進依法治國就否定信訪的必要性，去法院也可以進行司法調解，但量太大。

梁建勇還有一個觀點，依法治國的理念下，“調解”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個辦法，行政調解還可以成為單位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徑和渠道。

貴州高院院長孫潮則認為，即便到了法院，解決具體案子時，也可以運用調解方式，調任貴州高院院長之前，孫潮在上海擔任過區長、區委書記。當過黨政一把手的他覺得，法院應該更清楚地意識到解決矛盾就是服務，而且是一種稀缺的服務，不要急於說判了多少案子。

長期主政地方的梁建勇很推崇“村規民約”的功能，認為那也是化解矛盾的一個有效途徑。福建龍巖市長汀縣河田鎮當年治理水土流失時，村規民約就發揮了作用。為實現保持水土，當地村規民約中做了一條規定，砍伐1根樹枝罰款0.5元，砍伐超過5株的加重處罰，除罰款外還要處殺豬一頭、放電影一部，就是通過這樣的村規治理好了水土流失。

“村規民約可以彌補人大立法速度慢、成本高的問題。”今年兩會期間，梁建勇還提了一份題為《發揮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推進依法治國》的建議。他說村規民約維系著鄉村社會有序運轉，要賦予村規民約一定的法律地位，可以先試點，成熟之後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立法建議，他同時還建議地方要加強對村規民約的引導，以德治鄉。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新常態一年考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互聯網+，李克強的新工具

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本屆政府在兩會上又開出了諸多藥方，包括制定國家互聯網戰略，推動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等。互聯網會成為中國政府拉動經濟發展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救星麽？

一直以“IT民工”自嘲的中國互聯網人，最近揚眉吐氣了一回。

2015年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國家要制定“互聯網+”戰略。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小米創始人雷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聽到總理的這個表態時，感到“特別振奮”。

總理的工作報告對“互聯網+”戰略描述得相對簡單：國家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國家已設立400億元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要整合籌措更多資金，為產業創新加油助力。

對於這些信息，雷軍感到不解渴，他花了很長時間去搞清楚總理說的“互聯網+”到底是什麽，背後又意味著什麽。

最大的資本是解決就業

雷軍在國家發改委一份報告的名詞解釋中看到了具體內容，他用手機逐字逐句把這些內容發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互聯網+”代表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於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高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坦承，目前國際經濟複蘇乏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為此，政府開出了很多藥方，其中重要手段就是鼓勵大眾創業。從數據來看，過去一年雖然經濟增長放緩，但就業增長迅猛，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互聯網對此功不可沒，這是互聯網行業能納入國家經濟頂層設計的最大資本。

教育部主管的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發布的《微信社會經濟影響力研究報告》顯示，從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微信帶動直接就業人數是192萬，間接就業人數815萬，共計1007萬人。

今年的主要經濟預期目標壓力更大：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按照總理的說法，隨著服務業比重上升、小微企業增多和經濟體量增大，這個7%左右的速度可以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其中，互聯網至少能對於小微企業的增加有直接拉動作用。早在2013年，馬雲參加總理的經濟座談會時，就跟總理說，阿里巴巴2萬多人，拉動了1000萬左右的就業。

互聯網行業的整體體量也已經到了政府難以忽視的規模。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GDP的總量超過60萬億元。而阿里巴巴集團2014年全年平臺上的交易額是2.3萬億元，跟福建、上海、北京和安徽當年的GDP總量差不多，是山西這一數據的一倍。馬雲就曾在內部說，阿里很幸運，國家給了“相當於一個省份那麽大的經濟體”讓阿里人來管理。

易觀國際董事長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預測，今天中國的GDP總量里，九成是傳統企業貢獻的，但未來四成的GDP將由傳統企業的互聯網化來完成。

自然而然，近幾年來，互聯網企業掌舵者們成為了決策層的座上賓。

馬雲、馬化騰、雷軍、劉強東和張朝陽等互聯網行業大佬級人物，都先後參加過李克強總理這兩年的經濟座談會。

座談中有時候提的是行業遇到的具體問題，比如2014年7月那一次，馬化騰直接跟總理反映了打車軟件在一些地方被禁用，以及企業並購額在4億元以上要經過商務部審批以至於影響企業發展等問題。據中新網報道，總理隨即對相關部委負責人說：“你們認真了解一下，給我一個報告。”隨後，總理又補充說，“我不是‘以言代法’，你們要認真調查研究，如果有問題一定要切實解決。”

那次座談會雷軍跟馬化騰一起參加了。總理表揚說小米變成了大米，雷軍提出要將互聯網上升到國家戰略，幫助傳統行業轉型。這一建議，馬雲以前在總理座談會上提過；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馬化騰和雷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彥宏，在過去幾年里，也通過建議和提案呼籲過。

沒想到，今年兩會上就等來了“互聯網+”。

爭奪新時代的話語權

1994年，中國開始接入國際互聯網，中國經濟的格局和產業版圖就此發生了巨大改變。

在被當做國家戰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前，中國互聯網行業受到政府的最高規格重視是幾個月之前在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簡稱“烏鎮峰會”），這是中國目前舉辦的最高規格的互聯網大會，由中國互聯網官方主管部門主辦。

互聯網實驗室創始人方興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中國召開烏鎮峰會的一個主要考量就是，要主動爭取互聯網時代的世界話語權。

重視互聯網已經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共識。以美國為例，2015年2月13日，奧巴馬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演講時表示，互聯網世界就像當年蠻荒時代的西部，美國政府應當成為那里的警長。可見，美國的互聯網戰略已升級到整個全球互聯網空間的管理上。

早在1993年，美國就推出了為期20年規劃的信息高速公路國家戰略，重點是互聯網的普及和網速的提高。2009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表示，數字化基礎設施是美國的戰略性國家資產，並出臺了網絡空間國家戰略等政策。

“中國的互聯網+戰略有點像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戰略的升級版。”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於揚看來，中國已經意識到互聯網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具備普遍服務業務的特征。但思想轉變的同時，在管理體制上也要改革。比如，對於互聯網盒子的發展上，相關監管部門可以有更加開放的心態。

按照馬化騰的理解，“互聯網+”應該先建好基礎設施，包括：網絡基礎設施、數據基礎設施和標準接口的基礎設施。

對於網絡基礎設施，主要就是網絡的進一步普及和網速的提高。

跟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相似，中國的互聯網也呈現出巨大的城鄉差距。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3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城鎮網民數量占比達到72.4%，而農村網民僅占27.6%。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李士強建議，國家的“互聯網+”戰略實施後，應盡快實現村村能上網。鄉鎮補貼一點、村里出一點、電信企業優惠一點，使寬帶網絡連到農家。同時，降低農業信息費的收費標準，鼓勵農戶上網。

而數據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是政府要對現有的互聯網數據資產進行管理，並開放給社會使用——這些數據目前多半控制在政府和國企手上。比如鐵道部門已經在開放數據給第三方訂票軟件，讓民間力量幫助政府分擔天量訂單帶來的網絡壓力。

這些工作美國同樣剛剛起步不久。今年2月，曾在LinkedIn、eBay、PayPal、Skype等諸多美國互聯網巨頭工作過的互聯網人DJ Patil，通過了奧巴馬的面試，正式擔任白宮首任數據科學家，為美國制定數據戰略。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王文京也建議國家對數據資產專項立法。他認為，數據已成為繼財務資產、人力資本、知識產權之後第四種形態的資產。在這方面亟須專項制定和完善有關數據資產的法律。

而互聯網標準接口的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其重要性則在於讓大家的產品研發出來後能互相兼容，相互適配。比如雷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智能家居國家標準缺失，行業里產品五花八門，很多相互不兼容、不適配、不互聯互通。

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匕首

如此看來，“互聯網+”戰略可以理解為，第一，政府看到了大數據等幾個互聯網行業最熱領域的重要性，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待。二是政府希望互聯網成為水電煤一樣的基礎設施，成為提升實體經濟生產力的重要工具。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希望互聯網將來能為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服務。

3月9日上午，工業和信息化部產業政策司司長馮飛在接受中國政府網的在線訪談時表示，目前全球正在進行新一輪工業革命，這輪革命的工具是互聯網。而互聯網+工業就是德國人說的工業4.0。

當前，中國的工業3.0還沒有完成，但要通過互聯網抓住工業4.0的新機遇。馮飛提到，我國每萬名工人機器人擁有量為二十多臺，德國是二百多臺，日本、韓國超過三百臺。

“這種差距不是技術和人才上的差距，而是跟市場競爭的環境不充分，以及政府對互聯網的限制過多有很大關系。”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於揚最近一直在美國矽谷，他說自己感觸很多。比如他看到美國大街上有很多谷歌的無人駕駛車，一邊測試車輛性能，一邊收集地圖信息。但在中國，無人駕駛車輛還沒法上路，而且很多地方不允許地圖導航公司的車進入拍攝。

回過頭去看，過去的20年時間里，互聯網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經濟的格局和產業版圖。第一個十年里，互聯網行業和傳統行業和平共處，互聯網催生了很多新經濟，比如門戶、遊戲和電商等。第二個十年里，互聯網逐步開始改變甚至顛覆了很多傳統行業。

於揚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互聯網對傳統行業的改變，大概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營銷的互聯網化，比如廣告主從在報紙上做廣告到在網絡上做廣告。二是渠道的互聯網化，其最大推手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最典型的案例是京東的出現，逼著國美和蘇寧開始轉型互聯網。三是產品的互聯網化，這個進程從2010年開始，其最大推手是智能手機的爆發，典型的案例如小米。四是當下正在進行運營的互聯網化，企業完全數字化和網絡化。

過去被互聯網深度改變的行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現在這種改變正在向第二產業甚至第一產業滲透。第二產業被互聯網改變最大的，就是手機和電視產業，小米先是攪動了手機產業，又跟樂視網等一起去顛覆傳統電視產業。這種顛覆開始蔓延到汽車領域，比如樂視網要造汽車了。顛覆還在向第一產業滲透，比如本來生活網，改變了農業的銷售模式，讓農民的產品直接在網上賣給北京的市民。

經歷了20年的沈澱，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優劣勢已十分明顯。

騰訊的一個數據顯示，2015年1月，全球接入互聯網的移動設備超過70億臺。我國互聯網用戶6.49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滲透率達到85.8%，高於全球58%的滲透率。

雖然發展迅猛，但中國互聯網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盤子里占額還很小。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一個數據是，目前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只有7%。

不過，中國互聯網行業是中國為數不多能跟國外同行一拼高下的領域。比如社交軟件，目前全球四大社交產品，中國占有一席之地：微信、日本的Line、韓國的KakaoTalk和美國的Whatsapp。

在不少人看來，中國互聯網行業在應用場景上比國外要豐富，有很多產品和應用被開發出來。但在核心互聯網服務，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和機器人技術上，跟國外的差距不小。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背景，李彥宏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這次提出的一個提案就是建議國家主導建立“中國大腦計劃”，扶持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

就在政府把互聯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時，於揚也提醒，要警惕未來的互聯網壟斷者。在他看來，在國家資源的支持下，互聯網時代里一旦形成新的壟斷者，可能比傳統行業里的壟斷者更加可怕。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缺錢可怕，用不好錢更可怕”訪甘肅財政廳長張勤和

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2015年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

今年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中，來了十余位主政地方財政廳的“財官”。他們通過各種場合，表達著自己的訴求。

曾任北京市財政局長的楊曉超提出預算編制不夠細，使得對次年的項目安排往往只停留在概念上，最終預算和真實情況不符，錢花不出去，一邊在擴大支出規模，另一邊又有大量資金剩下。

在貴州團的分會場，擔任財政廳長8年之久的李岷跳過了大而化之的發言，直陳訴求。例如建議中央充分考慮像貴州這樣稅源單一的西部省區，對煙草、白酒行業繼續在生產環節征收消費稅；將貴州5座大型水庫的中央出資比例從50%上調至70%；發行“西部地區特殊建設國債”等等。

財政部一位副部長列席地方代表團會議時，聽到一位市長提出中央本級預算單位公開度太低、專項轉移支付亂象叢生時，頻頻點頭、插話說“我百分之百贊成”。

同時他也有“苦水”，“真的能把中央各部門的專項轉移支付整合起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就像在市里面整合一樣，那幾個分管副市長不同意啊。”

在場的代表們都笑了。

置於地方債、專項轉移支付、財政預算公開化等多項改革之中，地方“財官”們處境如何、在想什麽？就此，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甘肅省財政廳廳長張勤和。

財政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是救助，不是兜底

【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摸底地方債

債務金額多報一點還是少報一點，政府負責兜底的比重調高一點還是調低一點，對於地方官來說，這關系到的是當地經濟下一步的發展騰挪空間，尤其是在經濟換擋降速、財政收入也連續放緩的“新常態”的當下。

“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能不能多給點出路？”2015年3月8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的一個小組會議上，南方周末記者見到一位來自中部地區的市長就地方債問題向財政部一位副部長進言。

這位市長說，目前中央對地方債管理很嚴，首先是控制總體規模，其次還債之前要拿出預算，再次要化解存量債務。但目前地方政府面臨兩大“要命的”問題，一是存量債務怎麽辦，“地方政府的預算盤子中央是知道的，盡管給了這個口子，現實性有多大呢？能夠化解嗎？何年何時？”二是一部分在建的工程資金鏈如何不中斷，“（某重點項目）我已經花1個億，5個多億要繼續花，但既不允許搞政府融資平臺，又不能按企業貸款的辦法作為政府投資，到底怎麽辦？你們說發地方債券，但是只能到省一級人民政府，那麽市縣這一級的在建項目怎麽辦？”

“我感到這個出路給得不寬，很窄，有時候可能有點走不下去。”他說。

面對地方官員的直言，之前也做過地方官的這位財政部副部長回答說，“你說的都是對的。實際上剛才你提到後面這兩個問題，都已經有辦法。在建項目銀行會繼續放貸，存量債務我們允許發新債替換舊債，規模還可以。”

雖然他並未就此具體說明，但據經濟觀察網3月6日報道，財政部已經批複了3萬億的存量債務置換，其中1萬億的額度已經批複到各省財政廳。這一消息在資本市場上廣為流傳，但財政部尚未對此做出回應。市場分析認為，若能把原來融資平臺期限短、利率高的債務置換成低成本、期限長的債務，可以降低地方債的期限錯配風險。

這樣的對話，在兩會期間並非孤例。敏感的地方債問題，在今年兩會上被數位地方代表提及，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新聞發布會上也首先被問及此事，大背景正是中央正在進行著一場地方債摸底。

多報還是少報，是一個問題

對這次財政部摸底地方債的目標——將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的不同解讀，決定了地方政府的不同選擇。

2014年10月23日，財政部下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的通知，要求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財政廳（局），按三類統計口徑分類填報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新增債務，以及之前的舊債務在這一時間段的增減變化，並於2015年1月5日前上報給財政部。三類統計口徑分別是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

這一紙通知讓全國的地方政府官員們陷入了糾結權衡之中。

對這次財政部摸底地方債的目標——將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的不同解讀，決定了地方政府的不同選擇。一種解讀認為，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後，中央會適當考慮各地的債務情況，給予其相應的發債額度，或者多給債務負擔重的地區一些轉移支付，以避免債務違約。

這種解讀無疑會激勵地方政府多報債務數字，類似的情形發生在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處置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年內從33%飆升到41%。

另一種解讀認為，此次摸底是中央為了讓缺乏管控、一團亂麻的地方債變得公開透明和可控，要將地方政府自行發債配額和政府信用掛鉤。政府信用與債務率密切相關，如果未償債務規模過大，地方政府發債配額將被降低，相關人員還將承擔責任。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中也提出，把政府性債務作為一個硬指標納入政績考核，政府主要負責人要作為第一責任人。

“我的觀察，中央沒有要替地方埋單的意思，不僅沒有，而且是要地方政府自己講清楚債務自己扛的意思。”海通證券高級策略分析師陳瑞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月5日大限之後，財政部一直沒有公布地方上報債務的匯總數據。但從媒體的報道和財政部隨後的一紙通知來看，地方政府的選擇應該是多報了債務。

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1月5日的一則報道稱，其從多省財政部門和城投公司人士處獲悉，地方在上報數據時傾向於做大現有債務的盤子，致使從上報的結果看，近期政府債務激增。

而在1月29日，財政部印發了《關於開展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初步清理甄別結果自查工作的通知》，指出此次地方債清理甄別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債務數據錯報、虛報等問題，要求各地進一步核實，“重點核查是否存在將不應由政府償還的企事業單位債務調為政府債務、將以後年度擬舉借的債務列為存量債務、多報合同金額、重複統計等情況”，自查結束後於2015年3月8日前將存量債務清理甄別結果上報財政部。

3月7日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審計署原副審計長董大勝在發言中說，“一些地方政府傾向於多報地方存量債務，使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債務增速較快。債務增速數據飆升的背後，不排除地方政府把一些本不該納入地方政府債務的債務也納入到這個範圍內，這是個值得註意的傾向。”

更直接的佐證是，3月6日的兩會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回答關於地方政府抓住最後機會多報債務，地方債規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激增”的提問時，並未否認這一說法。“我覺得你好像是做過財政工作的，特別理解各個地方的心理。”他說，“你的心理摸得很準，但是審計的時候各地是不是盡量搞得少點，這次甄別工作布置後，他們是不是就多報一點？”

樓所說的審計數額是指上一次審計署對截至2013年6月份全國政府債務的審計結果，總額17.9萬億的地方債盤子中，地方政府負有直接償還責任的債務10.9萬億，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7億，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4.3億，分別占比61%、15%和24%。

更早的2011年，審計署首次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結果是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萬億元。

某沿海發達省財政廳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省綜合各方面因素的上報數據比真實的債務還要“略微少一點”，而且他認為80%以上的省市都會少報一點。但即便如此，各省匯總數據還是大大高於之前的審計數據。

債務結構里的玄機

“金融機構希望借助這次甄別把它的貸款都列為地方政府直接償還債務，通過各種渠道向政府和部門反映，甚至跟地方政府遊說。”

截至目前，財政部和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沒有公布本次地方債上報的數據，但有一個省例外。

2月9日，海南省在其2014年預算執行報告中披露了海南省政府性債務余額情況：截至2014年末，海南省政府性債務余額1719.0億元，比2013年6月底審計的債務余額增加了21.84%，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448.9億元，占84.3%；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120.4億元，占7.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149.7億元，占8.7%。

相比上次審計署數據，海南披露的債務數據有兩個顯著變化，一是債務總量在一年半之內增加了21.84%，快於2014年海南GDP的增長率8.5%；二是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占比從74.5%上升到84.3%，而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從15.96%下降到7.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占比從9.57%下降到8.7%。

也就是說，應由海南各級政府來償還的債務比例顯著上升，但舉債主體不是政府部門但政府負有擔保責任或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占比則顯著下降——這部分債務包括城投債、融資平臺債務等。

長安信托常務副總裁陳英2月初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上表示，截至去年底，地方債歸類已與上述審計署數據發生很大變化，“據了解在2014年未公布的數據中，第一類政府要承擔的占90%，第二類政府部分承擔的占6%，第三類政府有救助責任的大概占到3%到4%。”

地方政府調整上報債務結構，是由於財政部規定，直接政府債務可以用政府預算收入償還或者轉換成地方政府債券，一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行的債券則將轉變成正常的公司債。“政府具有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如果按現在細則，很可能政府不管了。”一位中部省份的城投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前信托公司、銀行、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忙著為獲批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擴大信貸額度，前提是政府承諾將這類信貸歸入政府直接債務中。

而之前，地方政府為了卸責，則傾向於向審計署少報直接債務，將這類債務上報為或有債務。

“金融機構希望借助這次甄別把它的貸款都列為地方政府直接償還債務，通過各種渠道向政府和部門反映，甚至跟地方政府遊說說中央會豁免地方債務、債務越多今後中央核定的發債規模會越大等等，嚴重幹擾了債務甄別工作。”西部某省財政廳預算處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下級政府也在猜測上報債務大小對今後的影響，怕政策會變化，怕影響當地利益。”

摸不清楚的地方債

當地政府想把地鐵公司定為政府性債務是有辦法的，把它定為非政府性債務，也可以找出無數條理由。

地方與中央此種博弈的根源在於，過去地方政府無法自行發債，只好通過融資平臺、城投公司等企業負債渠道，融了大量資金用於政府開支和公益性項目，在技術上這部分負債實際上很難甄別是否為政府債務。

“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最複雜，最難統計清楚，原因在於中國政府擁有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春榮對南方周末記者舉例說，北京的地鐵在票價“2元”時代長期政策性虧損，可以算作地方政府債務。而香港地鐵收費高，港鐵公司還能盈利。現在假如某市要修一條地鐵，那麽地鐵公司債務算不算政府性債務，要看其投資回報能否償債。

“但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因為投資預期回報受許多因素影響。當地政府想把地鐵公司定為政府性債務是有辦法的，把它定為非政府性債務也可以找出無數條理由。”鄭春榮說，“地方國有企業可能是政策型企業和市場經營企業兩者的混合體，這樣區分地方政府性債務和企業市場化債務，就較為困難了，因此有操弄的空間。”

事實上，大多數地方政府及下屬部門控制的城投公司等融資平臺都存在身份模糊、債務難以甄別的問題。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多地城投公司上報兩套債務數據，這兩套數據最大相差30%。

目前財政部正在對地方上報的債務進行逐筆審核，但市場人士並不看好結果。“有些數據本身就是模棱兩可的，如平臺公司投向非城市建設項目和公共設施項目的資金，算政府債務還是其他債務？”

江蘇省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浩俊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並不是說甄別辦法本身存在什麽問題，而是地方可能不會按照要求上報，上報的數據本身有問題，甄別得再認真也不可能是一個非常準確的數據。”

陳瑞明曾在2014年對地方債做過專門的草根調查和研究，他也深感地方債難以調查清楚，“很多是或有負債，比如當地人大批準的政府對公用事業企業的債務擔保，但這些企業本身有現金流，到底需要地方政府兜底的債務有多少，就看你概念上怎麽界定了，有很多的操作空間。”他認為，地方債規模成謎，根源在於缺乏關翔實可靠的基礎數據，“現在的數據都是層層上報來的，只有等將來政府有了資產負債表，這個問題才會比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