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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聚決定房市發展，未來轉變不可避免——回鄉樓市見聞點評 何田

http://xueqiu.com/5537986930/27528074
特別說明：對各城市的分析來自原作者「見聞」及我的梳理，僅代表作者和我的意見，有意挑起地域爭論就不必要了。不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結論準確性，僅供參考！

很高興參與@西峰發起、@萬科週刊 支持的「回鄉樓市見聞」徵集，在親自寫了我第一次去但一直關注的成都之後，對各個城市做個點評，具體如下：

2月8日@西峰發過來的21份見聞中，從城市來看，大體分為五類：一是直轄及境外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台北三峽區等3個；二是省會城市，包括杭州、南京、濟南、鄭州、武漢、成都等6個；三是計劃單列市，包括寧波、廈門等2個；四是東北沿海的三四線城市，包括浙江的慈溪（隸屬寧波）、樂清（隸屬溫州）、平湖，江蘇的南通，河北唐山某農村等5個（我特別感興趣這個村在哪裡，裡面提到宅基地重建、農民自建房等諸多現在「新型城鎮化」相關的東西了）；五是中西部的三四線城市，包括陝西漢中、湖北咸寧、湖北松滋、貴州安順、山西懷仁等3個。

除一份匿名外，以上城市見聞來自雪球網友@藍白蒼穹 @coffeebeanMM @投資筆記 @ LeoZhang999@大風飛揚 @imliver、Makalokaine  鶴鳴 JIM的春天 uvt125 風險控制第一 閒情偶不記 我家的黑皮皮 滄海一豆Isaac 水果沙拉liu woodpin  Amos Zhang  keke216 以及新浪網友陳達博 冷酷的Noah 胡曉山，感謝大家提供的材料，如有遺漏還請指出。

第一部分：各類城市特點總結

1、 直轄及境外城市：房價高、供應少、成熟市場特性逐漸顯現

北京、上海、台北（三峽區）三個城市見聞各有特色，北京只說了三環內的樓市，對改善性需求、房價、收入水平很樂觀，認為家庭年收入30-40萬很普遍（比魔都上海作者預期好多了），未來三環內房價突破10萬很普遍，最大問題可能來自政治危機；上海作者則認為本地人兩三套房不常見，很多朋友出國，拋出上海房子去海外置業，對未來預期不佳；台北三峽位於遠郊（把他跟北京、上海放一起是因為不想再單列一類，而他所屬的台北也算國際大都市），人口增長主要來自中心區和海外轉移的中老年人（離塵不離城），產業以旅遊/農業為主，當地特產黑豬肉有好多濫竽充數的，這一點跟我們倒是很像。

總體感覺，把北京、上海兩篇文章放在一起，給人的感覺是無論房價還是收入水平對比，帝都完勝魔都。我們的統計數據也是這樣，2013年北京新房價格累計上漲近30%，上海約15%。http://fdc.soufun.com/index/BaiChengIndex.html …，出現這樣的情況，應該更多是兩名作者生活圈子的差異而不是城市本身，比如北京也有很多對當地沒信心拋售房產的案例。但這樣的對比還是挺有意思，案例中提到的央企、政府官員、金融街、學區房等龐大的「剛需」，是北京不同於上海的重要特徵。

2、 省會城市：杭州從天堂到地面，南京、濟南補漲，鄭州、武漢、成都發展當中

作為少有經歷過暴漲與顯著下跌的城市，杭州案例對樓市歷史表現、當地政府規劃、各區域特點說的很細，民營經濟的興衰是決定當地樓市前景的重要變量。而南京、濟南2013年房價漲幅較大，恰好都是經濟一直不如同省蘇州、青島等地的省會，或許這是因為中央控制力加強帶來的。這也告訴我們，在分析各地樓市時在除了GDP之外還要考慮財富集中度、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集中度等。

鄭州有鄭東新區，武漢有「滿城挖」書記，成都有規劃和建設甚至好於北京的天府新區，三個中西部城市都面臨類似的供應過大問題，大家都表示買房壓力小於京滬，但需要注意的是，IT業發達的成都都難以提供豐富的晉陞空間，不知道更多的中西部城市，如何為新進城居民提供更多職業，這才是房市長久發展的根本。

3、 計劃單列市：寧波高峰已過，廈門因面積小、環境優勢而有長足空間

寧波房價上漲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前，近年來基本沒漲反跌，跌幅基本在20%以內。與同省的杭州類似（後面還有樂清、平湖等地也一樣），寧波房價的調整與當地民營經濟的困境密切相關，作者對未來走勢不樂觀。但廈門（我2012年春節在廈門過，城市不大，環境很好，島外正處於大規模開發期）則不同，過去一年房價漲幅居全國前列（百城指數顯示漲幅居第二位，僅次於北京http://fdc.soufun.com/index/BaiChengIndex.html …），城市面積小，人口增長多，作者認為未來房價可能「5-3-2」，即島內5萬，近島一圈3萬，再往外一圈2萬。

以前做研究時，我曾經想過把計劃單列市（除了上面之外還有大連、青島、深圳，以及雖然不是計劃單列市但經濟異常發達的蘇州）的樓市拿來單獨分析。對外開放早、本地人口少、城市面貌新、沒有大規模舊城改造、經濟發達、環境宜人是這些城市的共同特點，與南京、濟南、瀋陽等經濟相對一般但因為省會聚集大量「老錢」、「政府機構多帶來更多灰色收入」不同，這些城市要麼靠旅遊地產和外來投資性需求（如廈門、大連），要麼靠大量的外來普通階層，如蘇州，房地產市場與其他城市有一定區別。或許以後有機會詳細分析吧。

4、 東部三四線城市：浙江的平湖、樂清、慈溪等地高漲後正在下行，唐山某農村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有「亮點」

與杭州、寧波等發達城市類似，同屬浙江的平湖、樂清、慈溪，儘管目前房價較高，但普遍正在下跌當中，如樂清之前最高3.5萬，目前1.5-2萬，作者認為未來可能繼續微跌。供應量過大、本地居民房產多、當地經濟減速導致外來人口減弱或收入水平下降，是東部三四線城市的普遍困局。位於江蘇的南通，雖然沒有出現明顯的下行，但也表現出供應量大、銷售不暢的局面（數據顯示，2012年底南通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超過40平米，目前已賣出去的土地和在建項目相當於每人15平米左右，後面有詳細圖）。

有意思的是位於河北唐山某農村，開始大規模平房改造，農民上樓如火如荼，一部分自住（水費、物業費免20年，收電費），一部分賣給外來人。村支書的權利很大，連春節發的每人1000元購物卡也只能在他家的超市買東西，但村支書也難呀，部分拆遷的賠償款沒結清，鎮委書記被抓，多出來的房子無人送也不好賣。展望未來，村支書將成為新型城鎮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節點。還有個不好評價的人情冷漠：車撞人後逃逸沒人管；老光棍在家死了甚至變臭，這可能是發展當中必然面臨的問題吧，有點像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圈地運動」。

5、 中西部三四線城市：陝西漢中、湖北咸寧/松滋、貴州安順、山西懷仁等，人口淨流出，經濟發展是大問題

中西部三四線城市應當聚集了中國最多的戶籍人口，但人口外流嚴重，如漢中2010年人口普查比十年前少了20%，房價基本不漲，大規模拆遷、集資建房，本地居民收入低，月收入2000是普遍現象。有個有意思的看點，如貴州安順，一樓商舖最高達13萬/平，地下商舖7萬/平，作者認為泡沫很大。

過去幾年，我在研究中國城市房地產投資吸引力時，將研究範圍從35個大中城市擴大到全國近300個地級城市（http://fdc.soufun.com/report/6730.htm  http://fdc.soufun.com/report/6731.htm），包括了大量東中西部城市，得到一個大體的結論：中西部絕大多數城市都可能面臨供應過剩問題，而東部沿海地區的三四線城市，由於經濟發達，吸引更多人，問題相對不突出，這次收到的文章體現出來的情況大抵如此。但這次還發現，東部三四線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擴張快、大拆大建供應規模大、房價已超出多數居民收入的問題也需要引起關注。

第二部分：對目前形勢和未來走勢的幾點看法

1、 全面把握各地市場困難之極，房地產市場沒有真正專家，實地查看至關重要

本次樓市見聞的意義在於，發現了更多非專業文字和觀察數據。雖然部分參與者屬於房地產或相關從業人士（包括我在內），但基本不依賴官方統計數據，而是憑藉草根觀察或親友訪談的方式來獲取當地信息，表現形式更加鮮活。對個人感知的關注，可能是這次活動的最大意義所在。正如微博興起後傳統媒體的逐漸消亡，話語權逐漸向普通人轉移。

另一方面，個人觀察難免以點帶面，並非當地市場的全面體現，比如北京的作者實際上只說了「三環內」的北京，與絕大多數剛需（80後或剛剛畢業沒幾年的外地進京「屌絲」）基本無關。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2年，五環外成為北京新房成交的絕對主力，其中五六環之間成交面積佔比突破50%（53.9%，2010和2011年分別為40.6%和44.4%），六環外接近30%，五環以內只佔約15%。2013年北京房價漲的多的就是五六環，比如房山區的萬科長陽半島2010年來從12000左右到現在近30000，四環以裡的高端住宅或二手房漲幅相對較小。比如上海是中國高端住宅需求最大的一個城市，2013年1-11月，上海800萬以上的新房共成交5451套/675億元，北京為3689套/488億元，比上海低約30%。

要真正把握各地房地產市場變化，唯有結合案頭的數據分析和實地的樓盤調研，長此以往才能獲得真正的感受。

2、 人口聚集是經濟發展和房市走勢的關鍵，城鎮化速度放慢和老齡化背景下，未來房地產市場走勢放緩是必然

無論是剛需猛烈的北京、上海，還是人口淨流出的陝西漢中等中西部三四線城市，一個城市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本質上取決於其對人口的吸引力及其這部分人口的創造力和購買力。成都、武漢等地由於較強的教育實力和區位，廈門由於環境和對外開放政策，樂清、南通等地由於民營經濟和相對較低的成本，引來眾多企業和人口進駐，最終帶來經濟發展和房地產市場起步上揚。

據聯合國的預測，2011-2020年，在城鎮化率達到50%之後，城鎮化速度將從過去1.4%左右降至1%左右，每年新增城鎮人口將從之前十年的2000萬人以上下降到1700萬人左右；另一方面，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已接近30平米，除廣東、北京、上海等外來人口多的省市外，絕大多數省市都在30平米以上。人口流入減少、現有居民住房充裕（就像多篇「見聞」中提到的很多城市人口淨流出、當地人均兩套房等），將使得未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空間縮小。

我們預測2011-2020年住宅需求總量約160億平米（包括120億平米的商品住宅和40億平米的保障性住宅，報告完成於2012年底http://fdc.soufun.com/report/6154.htm），其中50億來自新增人口，60億來自原有居民改善，50億來自拆遷（與前一項一起都可視為改善型需求），預計中國商品住宅的年高峰在13-14億平米之間（2013年已達到11.6億平米，未來個位數乃至負增長可能成為常態）。因此，居民收入水平能否持續增長、拆遷速度能否保持將是住宅市場發展的關鍵，改善性需求將逐漸取代首次置業市場絕對主力。

3、 供應過剩與不足、房價高漲與下跌同時上演，不同區域和城市的結構性矛盾難以緩解

圖：2010年及未來3-5年典型城市人均住房建築面積
查看原图註：住房潛在新增供應=2011-2012年竣工面積+2013年初在建未竣工面積+已供未開工土地*容積率；城鎮人口按2010年末城鎮人口及城市化率走勢估算。
數據來源：CREIS中指數據、fdc.soufun.com

在總量難有大幅增長、新建規模連續多年超過銷售和竣工規模的情況下（2011-2020年商品住宅總需求約120平米，但2013年在建商品住宅49億平米，其中15億平米新建，銷售11.6億平米，竣工7.9億平米），三四線城市供應過剩的問題需要警惕。據中國指數研究院測算，2010年，三類典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分別為30平米、30平米、36平米。據測算，所有在建及待建項目竣工後，三類城市的人均住宅面積將分別達到36平米、44平米、49平米，分別提高6平米、14平米、13平米，多個二三線城市潛在供應十分充足，明顯超出當地人口實際需要。

7億城鎮居民當中，近三億外來人口（他們可能是農民工，也可能是有小城鎮戶口但在大中城市工作生活）的居住需求如何滿足可能是影響未來住房市場的重要變量。目前政府的期望是放開中小城市落戶，政策落地能否改變大家都就業和居住習慣（以後清華北大之類高校畢業生，如果有一半甚至更多離開北京，可能北京的房價問題就解決了），是城市結構矛盾能否改變的前瞻性指標，我個人不看好。

展望未來，一線城市的高房價與二三線的高供應可能長期存在，政府的托市行動（或者任何一屆中央都力爭的「穩」）仍將持續，通過加息、控制流動性、允許地方政府或信貸違約等方式來刺破流動性泡沫是萬萬不敢的，房地產市場的糾結仍將持續。

4、 房市混亂局面難以緩解，在房價之外我們更應關注個人偏好的變化

房地產市場作為關注度最高的市場，承擔了中央、地方、個人、銀行等諸多「利益相關群體」，因此「回鄉樓市見聞」在春節期間得到這麼多人的響應。我畢業以來近8年都在房地產業，雖然近期轉向互聯網金融熱潮，但仍在搜房體系當中，肯定還是做跟房市有關的事情。房價上漲下跌與多數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也是大家感興趣的話題。我也一直樂此不疲，寫的報告和言論大都指向房地產市場量價變化和未來走勢判斷，經常為早一天完成所需報告並給客戶而興奮。

但實際上，在房價之外，還有很多可以關注的東西。比如我近期重看《浪潮之巔》，該書記錄美國IT行業的誕生、泡沫、回歸，IBM、微軟、蘋果等諸多知名企業的誕生和浴火重生；比如互聯網金融概念下的P2P貸款、眾籌、比特幣，在互聯網精神的指導下，通過對數據價值的重新挖掘，服務於中小企業和個人，改變了傳統金融的諸多弊端（當然，互聯網金融還在成長當中，問題也不少，但互聯網作為一種摧枯拉朽的工具，已經並將繼續改變我們的社會，房地產業也不例外）；比如《老二非死不可》、《商業的常識》等有關投資和商業的書，重構了我以前的部分偏見，讓我發現社會和商業的種種亮點。

展望未來，新一屆政府的長效機制仍在摸索（包括但不限於土地制度改革、房產稅收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城鎮化和人口政策等），短期難以改變市場運行態勢，房市混亂局面仍將持續。在房價之外，我們應當更加關注人的價值，關注人來人往背後的原由以及個人偏好的不斷轉移。對開發商及相關從業者而言，隨著85後、90後進入社會和房地產市場，我們以往對社會的判斷都會發生重大改變。萬科最近密切關注小米、阿里、海爾等房地產之外的企業，也是要借外力來完善組織架構和商業模式。

正如《浪潮之巔》、《偉大的博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等「史書」給我的感受：在這個時代，唯有變化才是最大的不變。積極擁抱變化並轉型，才能有未來。

祝大家馬年吉祥，想神馬就有神馬！

北京的門檻，北京的人口調控戰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793

新一輪人口調控之戰正在北京這個特大城市打響。除了2011年就開始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又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是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特大城市該有多少人口？

「我要上學！」在炎炎夏日的知了聲中，孩子們的口號顯得稚嫩而無力。2014年6月21日的北京正義路市政府門前，三百多位非北京戶籍家長攜孩子聚集，為孩子們爭取在北京幼（兒園）升小（學）的機會。

最近一個多月來，此類場景已經在北京各區數次上演。

非京籍家長因教育公平問題為子女維權，以前也曾發生過，還有家長將教育部門或地方政府告上法庭，但基本都是因「小升初」、「異地高考」等問題。大面積的「幼升小」維權是第一次，它的起因是北京市的幾個城區今年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學門檻。

家長們從教委和學校方面瞭解獲知，今年各區提高幼升小門檻，背後的主導者是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目的是疏散外地人。豐台區一位教委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這一說法，「教委沒有動力做這個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人口調控」四字一度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務管理」。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之後，北京開始高調提控制人口。

2013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長、市委書記都表示，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在孩子們的身後，是大人——已經打算離開的學生家長胡斌說，「趕走一個小孩，至少能趕走兩個大人」。

不過，用調控隨遷子女入學資格的手段來控制外來人口，在北京人口控制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突如其來的上學難題

居住在通州區的胡斌為了小孩上學，春節時就按照往年北京的要求，把「五證」都準備齊了，「各種證和證明材料二十多個，各複印了三份就花了一百多元，跟原件壘一起有20釐米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通州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據《2013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方案》，需要在通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適齡學童，在登記學齡人口信息後，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繫借讀。三十多歲，夫婦倆來京工作十多年，在海淀區上班，公司幫其繳納正規社保。五一節放假，他們全家出去郊遊，晚上回家上網胡斌看到一則4月30日的《通州區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程序和標準》，其中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兒童的家長「在我區務工就業」。

「當時有點詫異，也沒太當回事。」胡斌回憶說，但等到5月12日去街道辦事大廳去為孩子上學交審核材料時，「一下子就傻了」。保安讓社保跨區的家長「別排隊了」，胡斌連門都沒進去。

原來，今年通州區在「五證」細則中要求家長鬚在通州繳納最近一年的社保。這一條卡住了許多隨遷子女上學的機會——通州是北京著名的「睡城」，大部分居住在通州的外地人都在別的城區上班，社保一般都由僱主在工作地繳納。

另一條卡住眾多家長的門檻是居住證明，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等違建出租房屋內的外來家庭無法辦理暫住證。

除了通州，今年北京市各區都提高了非京籍兒童幼升小門檻，如豐台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台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東城區甚至要求父母雙方都在東城務工並住在東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之前。

要通過審核，胡斌有兩個選擇，一是捨棄已繳納十年累計金額數十萬元的海淀區社保賬戶，在通州找一家代理公司臨時掛靠，並補繳一筆社保。或者到海淀區想辦法開具一年以上的居住證明。

事實上，在朝陽和通州等區的政策出來後一個月內，真有家長為了孩子上學而捨棄社保，變換居住地，甚至「打飛的」回老家離婚——以繞開「夫妻雙方都在本區務工」的規定。

但家長們很快發現，5月1日之後臨時辦理的暫住證、補繳社保、離婚證明統統無效：暫住證上的來京時間要從辦理之日算起；社保記錄要與地稅完稅證明對應；臨時離婚也「白離了」。

一開始胡斌還寬慰自己別急，按照往年的情形，適齡非京籍兒童幼升小即使資格有問題，孩子的信息也會登記入教委的系統裡，到最後材料想辦法補齊，總會給安排一家或好或差的學校入學。但如今他已經絕望了，因為早過了5月31日的最後報名期限，而孩子的信息還沒錄入系統，「網上登記不上，去交材料人家不收」。

即使「五證」審核順利通過，也並不意味著拿到「非京籍適齡兒童借讀證」的非京籍家長就吃了定心丸。

6月中旬，海淀區四季青鄉田村中心小學和西山小學片區的180位拿到借讀證的非京籍幼升小兒童家長，被召集起來簽署一份「自願將孩子轉入尚麗外國語學院」的協議。田村小學和西山小學是離家不遠的公立學校，尚麗外國語學院則是遠在五環之外、收費昂貴且交通不便的私立學校。

家長們被告知，由於兩所公立小學一年級已招滿，他們的孩子必須轉入尚麗，後者將按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招收這180名孩子，否則孩子連尚麗也上不了。

據悉，目前已有178位家長在上述協議上籤了字，「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一位家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教委規定，6月1日到開學這段時間內，入學兒童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補審。但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通州、朝陽等區的大多數街道鄉鎮目前已經不接收材料，這意味著相當多兒童已經被擋在了首都的公立學校校門外。

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

民辦學校通州區紅星小學的一位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該校還沒有招到一名有學籍的幼升小兒童，沒學籍的倒是來了好幾百，而去年該校招了230多個學籍學生。「今年一下卡死了，『五證』不合格不讓收，我們一個人招不上來，」他說，「6年之後我們就成黑學校了。」

辦學資格還沒有批下來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海淀永豐實驗學校，今年幼升小生源興旺。該校一位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6月15日開始招生，5天時間已經招收了近40名學生，當然全是沒有借讀證的五證審核不合格孩子，「往年這時候家長們也就來看看學校，沒什麼人報名。」他說，該校幾百名學生都沒有學籍。

人口學研究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上撰文指出，所謂入托難上學難，實際也是資源配置不當的後果。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換句話說，孩子沒有太多。「孩子如此之少，上學為何還這麼難？根源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北京市教委的網站發現，過去10年來，北京的小學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一直在減少。從有數據的2003年至今，北京的小學數量從1652所減至1093所，縮減了三分之一；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相對不多，從4.98萬人到4.87萬人。而這十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從8.23萬到16.58萬。

三分之一的小學主要是在2010年之前撤並的。自2003年到2010年，北京小學生的增長還不快，從8.2萬人到10萬人左右。2010年開始，人口加速湧入，北京才開始暫停撤並小學——但這四年間入學兒童數量足足增長了近6萬人。

不過，以往非京籍學生高考、中考或小升初被「卡」，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教育資源緊張，但今年幼升小的突然收緊，這並非主因。

事實上，今年通州、朝陽的很多公立學校小學一年級招生規模比往年持平或減少。一位通州的教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通州公辦學校平均也就招收了往年學生數的三分之二，其中一所原計劃招20個班，實際只招了12個班，「但沒招滿也不敢收，違反規定」。

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的制定者是各區政府，審核權也在政府。這種人口調控方式加劇了小學教育資源的結構失衡。

南方週末記者見到的一份文件顯示，朝陽區政府要求，「五證」細則要求的各項資質均須經過嚴格審核，由各街道和鄉鎮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辦公室、公安分局、區教委和街道辦事處或鄉政府分工把關審核。

這種嚴格要求，引發了多次衝突，也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

政府也曾放寬條件。5月30日，通州區教委曾貼出一紙《通州區民辦小學招生工作介紹》，擬從6月3日起，通州14所民辦學校共招收1640名學生，其中規定民辦學校按北京市教委的規定執行「五證」標準即可，「審核由民辦學校自行完成，不許各委辦局聯審」。

但這份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救命稻草的民辦小學招生通知，卻沒有被實施。多位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事後學校告訴他們，並沒有得到可以自行招生的通知。甚至有學生家長頭一天晚上得到鄉幹部的保證和民辦學校校長的首肯，第二天早上又被告知不可以辦理。

「我並沒有要求孩子進公立學校，我多交點錢只要求孩子在身邊上學就知足了。」一位家長說。

規劃之痛

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

北京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卻是控制人口的措施最多、力度最強的近幾年。

近年來北京市控制人口的舉措包括遷出大企業與批發市場，「以業控人」，以及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限購住房、私家車搖號等。但這些門檻加上高房價、生活壓力和不宜居，卻並沒有阻擋北京人口增長的腳步。

從1998年至2006年8年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58萬人，而從2007年至2013年7年間，增加了533萬人。

「中國國情裡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等級化，等級越高可利用的行政資源越多，公共服務條件越好，因此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所以人們願意到大城市來，願意尋求就業和發展機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認為。

比如，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而且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後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

梁建章近日在「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一文中用數據表明，如果做橫向比較，北京的人口密度、土地和水資源承載的壓力都遠小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大城市。他指出，北京之所以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面臨壓力，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周邊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衛星城和城市帶；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太低。

事實上，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目標，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

「這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國情的產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位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修編規劃時，該院曾提出，北京將不會成為華盛頓、堪培拉那樣的小型政治文化中心，而會成為與巴黎、東京、首爾類似的超大型城市。他們推算到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400萬，並據此提交了未來北京的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設施規劃方案。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的意見則恰恰相反，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北京人口必將被控制在1600萬內。

兩方都堅持己見，談判的結果是按1800萬人上報國務院，但按照支持2000萬人口的需要來安排各項設施和用地。

實際上，2010年北京就已經超過了1800萬人口。

在周漢華看來，北京今天人滿為患，很多時候是「人為添堵」。比如北京有著全國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公用事業價格，北京的地鐵全線統一票價2元，公共汽車每人次0.4元，遠低於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北京的水價5年沒有上調過，而上一次調價僅上調了0.1元每立方米。

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城市政策，往往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模式而陷入左右手互搏。比如北京在2011年對住房和私家車進行限購之前，曾經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配套「四萬億」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外地人來北京購房的政策，如調低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催生了大量來京置業的房叔、房姐。同期還出台了小排量車減購置稅的刺激購車政策。

不過，北京作為首都，在人口控制方面確實也有其難言之苦。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每年新增戶籍人口10萬人，北京市僅能控制1萬人，另外9萬由中央部委控制。

周漢華認為，北京市政府控制人口的根本動力，來自為其財政減負。

由於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於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

沒有結束的尾聲

不管這場人口控制的原因如何，目前看來，壁壘沒有半點鬆動的跡象。

6月16日，北京市又宣佈取消小學初中自主招生權，全面啟用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嚴格信息採集和學籍管理，「通過實行嚴格的計劃管控，取消學校自主招生權」。

南方週末記者未能通過公開電話聯繫上北京市、朝陽區、通州區教委及政府。

而已經陷入絕望的非京籍家長則在各自選擇，有人留下傷心的打油詩後變賣家產捨棄事業回到原籍，有人明知道沒有贏的希望，也準備起訴政府違反憲法和教育法，「為了明年、後年入學的孩子們」。

胡斌這一個月都跟公司請了事假，成天在通州新華大街區教委門前轉悠，也沒有明確目的。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交3萬元就能辦北京戶口，他沒好意思跟父母要錢，如今非常後悔。

他和妻子見證了通州和北京十多年的巨變，如今卻因為孩子上學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夫婦倆從沒跟孩子提過這事，只是描繪老家的美好，「肯德基、麥當勞都有」，但孩子前幾天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社保的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這些時，2003年SARS時曾衝進佑安醫院做志願者的胡斌，眼裡噙著淚花。

（應採訪對象要求，胡斌為化名）

北京的門檻，北京的人口調控戰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793

新一輪人口調控之戰正在北京這個特大城市打響。除了2011年就開始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又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是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特大城市該有多少人口？

「我要上學！」在炎炎夏日的知了聲中，孩子們的口號顯得稚嫩而無力。2014年6月21日的北京正義路市政府門前，三百多位非北京戶籍家長攜孩子聚集，為孩子們爭取在北京幼（兒園）升小（學）的機會。

最近一個多月來，此類場景已經在北京各區數次上演。

非京籍家長因教育公平問題為子女維權，以前也曾發生過，還有家長將教育部門或地方政府告上法庭，但基本都是因「小升初」、「異地高考」等問題。大面積的「幼升小」維權是第一次，它的起因是北京市的幾個城區今年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學門檻。

家長們從教委和學校方面瞭解獲知，今年各區提高幼升小門檻，背後的主導者是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目的是疏散外地人。豐台區一位教委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這一說法，「教委沒有動力做這個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人口調控」四字一度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務管理」。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之後，北京開始高調提控制人口。

2013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長、市委書記都表示，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在孩子們的身後，是大人——已經打算離開的學生家長胡斌說，「趕走一個小孩，至少能趕走兩個大人」。

不過，用調控隨遷子女入學資格的手段來控制外來人口，在北京人口控制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突如其來的上學難題

居住在通州區的胡斌為了小孩上學，春節時就按照往年北京的要求，把「五證」都準備齊了，「各種證和證明材料二十多個，各複印了三份就花了一百多元，跟原件壘一起有20釐米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通州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據《2013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方案》，需要在通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適齡學童，在登記學齡人口信息後，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繫借讀。三十多歲，夫婦倆來京工作十多年，在海淀區上班，公司幫其繳納正規社保。五一節放假，他們全家出去郊遊，晚上回家上網胡斌看到一則4月30日的《通州區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程序和標準》，其中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兒童的家長「在我區務工就業」。

「當時有點詫異，也沒太當回事。」胡斌回憶說，但等到5月12日去街道辦事大廳去為孩子上學交審核材料時，「一下子就傻了」。保安讓社保跨區的家長「別排隊了」，胡斌連門都沒進去。

原來，今年通州區在「五證」細則中要求家長鬚在通州繳納最近一年的社保。這一條卡住了許多隨遷子女上學的機會——通州是北京著名的「睡城」，大部分居住在通州的外地人都在別的城區上班，社保一般都由僱主在工作地繳納。

另一條卡住眾多家長的門檻是居住證明，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等違建出租房屋內的外來家庭無法辦理暫住證。

除了通州，今年北京市各區都提高了非京籍兒童幼升小門檻，如豐台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台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東城區甚至要求父母雙方都在東城務工並住在東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之前。

要通過審核，胡斌有兩個選擇，一是捨棄已繳納十年累計金額數十萬元的海淀區社保賬戶，在通州找一家代理公司臨時掛靠，並補繳一筆社保。或者到海淀區想辦法開具一年以上的居住證明。

事實上，在朝陽和通州等區的政策出來後一個月內，真有家長為了孩子上學而捨棄社保，變換居住地，甚至「打飛的」回老家離婚——以繞開「夫妻雙方都在本區務工」的規定。

但家長們很快發現，5月1日之後臨時辦理的暫住證、補繳社保、離婚證明統統無效：暫住證上的來京時間要從辦理之日算起；社保記錄要與地稅完稅證明對應；臨時離婚也「白離了」。

一開始胡斌還寬慰自己別急，按照往年的情形，適齡非京籍兒童幼升小即使資格有問題，孩子的信息也會登記入教委的系統裡，到最後材料想辦法補齊，總會給安排一家或好或差的學校入學。但如今他已經絕望了，因為早過了5月31日的最後報名期限，而孩子的信息還沒錄入系統，「網上登記不上，去交材料人家不收」。

即使「五證」審核順利通過，也並不意味著拿到「非京籍適齡兒童借讀證」的非京籍家長就吃了定心丸。

6月中旬，海淀區四季青鄉田村中心小學和西山小學片區的180位拿到借讀證的非京籍幼升小兒童家長，被召集起來簽署一份「自願將孩子轉入尚麗外國語學院」的協議。田村小學和西山小學是離家不遠的公立學校，尚麗外國語學院則是遠在五環之外、收費昂貴且交通不便的私立學校。

家長們被告知，由於兩所公立小學一年級已招滿，他們的孩子必須轉入尚麗，後者將按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招收這180名孩子，否則孩子連尚麗也上不了。

據悉，目前已有178位家長在上述協議上籤了字，「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一位家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教委規定，6月1日到開學這段時間內，入學兒童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補審。但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通州、朝陽等區的大多數街道鄉鎮目前已經不接收材料，這意味著相當多兒童已經被擋在了首都的公立學校校門外。

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

民辦學校通州區紅星小學的一位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該校還沒有招到一名有學籍的幼升小兒童，沒學籍的倒是來了好幾百，而去年該校招了230多個學籍學生。「今年一下卡死了，『五證』不合格不讓收，我們一個人招不上來，」他說，「6年之後我們就成黑學校了。」

辦學資格還沒有批下來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海淀永豐實驗學校，今年幼升小生源興旺。該校一位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6月15日開始招生，5天時間已經招收了近40名學生，當然全是沒有借讀證的五證審核不合格孩子，「往年這時候家長們也就來看看學校，沒什麼人報名。」他說，該校幾百名學生都沒有學籍。

人口學研究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上撰文指出，所謂入托難上學難，實際也是資源配置不當的後果。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換句話說，孩子沒有太多。「孩子如此之少，上學為何還這麼難？根源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北京市教委的網站發現，過去10年來，北京的小學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一直在減少。從有數據的2003年至今，北京的小學數量從1652所減至1093所，縮減了三分之一；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相對不多，從4.98萬人到4.87萬人。而這十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從8.23萬到16.58萬。

三分之一的小學主要是在2010年之前撤並的。自2003年到2010年，北京小學生的增長還不快，從8.2萬人到10萬人左右。2010年開始，人口加速湧入，北京才開始暫停撤並小學——但這四年間入學兒童數量足足增長了近6萬人。

不過，以往非京籍學生高考、中考或小升初被「卡」，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教育資源緊張，但今年幼升小的突然收緊，這並非主因。

事實上，今年通州、朝陽的很多公立學校小學一年級招生規模比往年持平或減少。一位通州的教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通州公辦學校平均也就招收了往年學生數的三分之二，其中一所原計劃招20個班，實際只招了12個班，「但沒招滿也不敢收，違反規定」。

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的制定者是各區政府，審核權也在政府。這種人口調控方式加劇了小學教育資源的結構失衡。

南方週末記者見到的一份文件顯示，朝陽區政府要求，「五證」細則要求的各項資質均須經過嚴格審核，由各街道和鄉鎮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辦公室、公安分局、區教委和街道辦事處或鄉政府分工把關審核。

這種嚴格要求，引發了多次衝突，也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

政府也曾放寬條件。5月30日，通州區教委曾貼出一紙《通州區民辦小學招生工作介紹》，擬從6月3日起，通州14所民辦學校共招收1640名學生，其中規定民辦學校按北京市教委的規定執行「五證」標準即可，「審核由民辦學校自行完成，不許各委辦局聯審」。

但這份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救命稻草的民辦小學招生通知，卻沒有被實施。多位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事後學校告訴他們，並沒有得到可以自行招生的通知。甚至有學生家長頭一天晚上得到鄉幹部的保證和民辦學校校長的首肯，第二天早上又被告知不可以辦理。

「我並沒有要求孩子進公立學校，我多交點錢只要求孩子在身邊上學就知足了。」一位家長說。

規劃之痛

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

北京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卻是控制人口的措施最多、力度最強的近幾年。

近年來北京市控制人口的舉措包括遷出大企業與批發市場，「以業控人」，以及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限購住房、私家車搖號等。但這些門檻加上高房價、生活壓力和不宜居，卻並沒有阻擋北京人口增長的腳步。

從1998年至2006年8年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58萬人，而從2007年至2013年7年間，增加了533萬人。

「中國國情裡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等級化，等級越高可利用的行政資源越多，公共服務條件越好，因此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所以人們願意到大城市來，願意尋求就業和發展機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認為。

比如，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而且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後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

梁建章近日在「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一文中用數據表明，如果做橫向比較，北京的人口密度、土地和水資源承載的壓力都遠小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大城市。他指出，北京之所以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面臨壓力，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周邊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衛星城和城市帶；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太低。

事實上，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目標，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

「這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國情的產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位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修編規劃時，該院曾提出，北京將不會成為華盛頓、堪培拉那樣的小型政治文化中心，而會成為與巴黎、東京、首爾類似的超大型城市。他們推算到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400萬，並據此提交了未來北京的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設施規劃方案。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的意見則恰恰相反，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北京人口必將被控制在1600萬內。

兩方都堅持己見，談判的結果是按1800萬人上報國務院，但按照支持2000萬人口的需要來安排各項設施和用地。

實際上，2010年北京就已經超過了1800萬人口。

在周漢華看來，北京今天人滿為患，很多時候是「人為添堵」。比如北京有著全國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公用事業價格，北京的地鐵全線統一票價2元，公共汽車每人次0.4元，遠低於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北京的水價5年沒有上調過，而上一次調價僅上調了0.1元每立方米。

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城市政策，往往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模式而陷入左右手互搏。比如北京在2011年對住房和私家車進行限購之前，曾經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配套「四萬億」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外地人來北京購房的政策，如調低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催生了大量來京置業的房叔、房姐。同期還出台了小排量車減購置稅的刺激購車政策。

不過，北京作為首都，在人口控制方面確實也有其難言之苦。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每年新增戶籍人口10萬人，北京市僅能控制1萬人，另外9萬由中央部委控制。

周漢華認為，北京市政府控制人口的根本動力，來自為其財政減負。

由於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於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

沒有結束的尾聲

不管這場人口控制的原因如何，目前看來，壁壘沒有半點鬆動的跡象。

6月16日，北京市又宣佈取消小學初中自主招生權，全面啟用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嚴格信息採集和學籍管理，「通過實行嚴格的計劃管控，取消學校自主招生權」。

南方週末記者未能通過公開電話聯繫上北京市、朝陽區、通州區教委及政府。

而已經陷入絕望的非京籍家長則在各自選擇，有人留下傷心的打油詩後變賣家產捨棄事業回到原籍，有人明知道沒有贏的希望，也準備起訴政府違反憲法和教育法，「為了明年、後年入學的孩子們」。

胡斌這一個月都跟公司請了事假，成天在通州新華大街區教委門前轉悠，也沒有明確目的。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交3萬元就能辦北京戶口，他沒好意思跟父母要錢，如今非常後悔。

他和妻子見證了通州和北京十多年的巨變，如今卻因為孩子上學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夫婦倆從沒跟孩子提過這事，只是描繪老家的美好，「肯德基、麥當勞都有」，但孩子前幾天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社保的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這些時，2003年SARS時曾衝進佑安醫院做志願者的胡斌，眼裡噙著淚花。

（應採訪對象要求，胡斌為化名）

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級 約12%全球人口卷入戰爭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1428

上月末，華爾街見聞分享過德意誌銀行的以下地緣政治熱點圖表。 轉眼將近一個月過去，全球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主要地緣政治風險並未緩和。烏克蘭危機因馬航客機被導彈擊落更趨緊張、侵入加沙的以色列註定要與哈馬斯死磕、恐怖組織ISIL還在敘利亞和伊拉克興風作浪……本月全球多地的地緣沖突繼續升級，只有哥倫比亞多年的沖突看來總算要畫上句號。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全球投資策略負責人Michael Cembalest近日在報告中用以下圖表展示： 爆發戰爭的國家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11.7%；產油量占全球總產量的9%；FDI合計占全球總規模的3.8%；GDP合計占全球的3%。 對投資者來說，到目前為止，如此多的地緣政治沖突卻沒有對全球主要股市造成很大影響，這可能比較詭異。 Cembalest解釋說，也許這體現出，除了石油產量以外，戰亂地區在全球資本市場和經濟中占比都不算特別高。

500彩票網：世界杯紅利盡，人口紅利剛剛開始

來源: http://xueqiu.com/4719424561/30781606


8月11日，500彩票發布的2014Ｑ2財報顯示：期間彩票網銷量20.93億元（同比增長199%），營收為1.56億元（同比增長185%），凈利潤7540萬（去年同期虧損）。通過對運營數據的分析，500彩票的確享受了世界杯紅利，但更重要而且長久的增長因素是人口紅利。仍屬外延式增長 500彩票從體彩中心獲得傭金費率約為10.6%，扣除發行費用後凈收入為彩票銷售金額的7.5%（2013Q4為9％，2014Q1為8.5%）。 銷售金額與活躍用戶數是基本同步增長的。2014年第二季活躍用戶活達到2530萬，較一季度增長121%；2013年二季度，活躍用戶環比增長率僅為31%。這當然要歸功用世界杯的巨大影響力。


根據500彩票官方預測，今年第三季度彩票銷售金額在22億到23億元之間。盡管增速大幅放緩，但沒有象一些人預測的那樣出現滑坡。另據財報披露，在500彩票的活躍用戶中移動端占比已達40%，銷售金額占比達到30%。 但500彩票的活躍用戶人均季度購買金額卻是呈現下降趨勢。2013年在1800元~2000元一線，2014年二季度僅為827元。

總體來看，500彩票仍然屬於粗放的外延式增長，沒能用更好的產品或更有效的營銷提高人均消費，ARPU值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大幅下滑。如果不能扭轉這種情況，500彩票可能淪為“啟蒙老師”：彩民在這里入門，然後被其它在線彩票網分流，甚至被更“刺激”的私彩吸引。   毛利潤率高，規模效益更顯著 在線彩票銷售的毛利潤率極高。2013年第四季度開始，500彩票連續三個季度的毛利潤率都是91%。


毛利潤率越高行業的吸引力越大，正如馬克思所言，利潤會讓人“鋌而走險、藐視法律、踐踏一切”。所以，毛利潤率越高的領域越要有寬闊的護城河。極少數情況下，護城河是品牌、技術，大多數情況下是行政壁壘，彩票銷售屬於後者。 毛利潤率高，規模效益會更加顯著。去年一季度500彩票虧損360萬，今年二季度營收增長4倍（從5.4億增至21億），市場、行政、研發等三項費用增長一倍（從4400萬增至9900萬），凈利潤一下竄至7540萬元。     人口紅利剛剛開始 盡管有寬闊的護城河，數不清的玩家還是各顯神通泅渡了過來。於是，有人驚呼彩票銷售行業已成紅海。從500彩票的獲客成本看，情況並非如此。   500彩票披露了活躍用戶數，但沒有披露用戶流失情況（沒有公司願意做這種事）。假設每季度活躍用戶“殘留”到下個季度的比例為50%。參照財報披露的市場費用，得到最近五個季度的平均獲客成本。


隨著彩票銷售玩家增多，500彩票的獲客成本不升反降。最近三個季度低至30元一線，今年二季度的水平相當於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這一切不能全部歸結為“世界杯紅利”。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500彩票等銷售機構享受的是人口紅利。由於對博彩的認識偏於保守、管得過死，彩票業發展沒有跟上經濟發展步伐，在人口中的滲透率偏低。 彩票銷售機構即是彼此的競爭對手，又是共同普及博彩文化、培育市場的夥伴。

全球正以驚人速度奔向人口老齡化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6055

全球正以驚人的速度邁向老齡化，這對世界經濟可能是個壞消息。（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據穆迪的報告，到2020年，13個國家將成為“超高齡”國，即20%以上的人口超過65歲。

而到2030年，“超高齡”國家數量將升至34個，其中只有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是“現役”的“超高齡”國家。

該報告的兩位作者Elena Duggar和Madhavi Bokil警告稱，我們終於迎來了人口轉型。史無前例的人口老齡化將對全球未來二十年經濟增長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穆迪，希臘和芬蘭明年就將步入“超高齡”。包括法國和瑞典在內的另外8個國家會在2020年加入這個行列。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國則在2025年，隨後是美國——2030年。

該問題並不局限在歐洲和北美。新加坡和韓國也將在2030年加入該行列，同時，中國也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壓力。

為什麽全球老齡化會打擊經濟？因為驅動經濟增長、養活退休人口的勞動力減少了。

報告的作者認為，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導致家庭儲蓄減少，轉而降低全球投資。

但各國當局可以通過鼓勵移民來擴大勞動力，使人口老齡化影響降到最小，也可以加大科技投資幫助工人提高生產力。其他措施還包括延後退休年齡，及鼓勵全職媽媽們重回工作崗位。

人口趨勢如何影響通脹和債券收益率？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7840

全球經濟增長在過去幾年已經放緩。Larry Summers等經濟學家正開始討論長期滯漲。（更多精彩財經資訊，請到各大應用商店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如果這真的發生，那人口結構的變化或許是最好的解釋。

二戰後的嬰兒潮一代人現在已經接近60歲。在全球範圍內，人均壽命不斷延長，這導致了政府財政的壓力不斷加重。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緩解財政壓力，而並沒有創造出任何產生收入的資產。這加重了年輕一代的負擔。

人口結構的變化解釋了美國通脹和國債收益率驚人的下降。

人口潮流（勞動力中16-34歲人口所占比例），通脹趨勢和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

下圖顯示，隨著勞動力中，年輕人（16-34歲）的比例下降，通脹和國債收益率也出現明顯的下降。

最富的10%人口控制了全國多少財富？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438

瑞信最新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非常有趣。其中一項數據是各個國家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了這個國家多少財富。

下圖顯示了全球各個國家最富的10%人口控制財富比例的密集度：

可以看到，俄羅斯最富的10%人口控制了該國84.8%的財富。而只有兩個國家的最富10%人口控制的財富占全國財富一半不到：比利時為47.2%，日本48.5%。

財富不平等的情況在過去十幾年里如何變化也令人深思。下圖反映了各國最富的10%人口占全國財富的比例在2000年和2014年之間的變化。藍色越深說明上述比例降低得越多，紅色越深說明上述比例上升得越多。

顯而易見，本世紀以來，最富的10%人口擁有的全國財富比例變化劇烈，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埃及和中國。事實上，中國最富的10%人口掌握了全國64%的財富，而這一比例在2000年至2014年大增15.4%。而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和波蘭則有所下降。秘魯、美國和澳大利亞在這一時期的富人財富比例則幾乎沒有變化。

以下為每個國家最富的10%人口占全國財富比例的具體數據，以及這一比例在2000至2014年之間的變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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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人口密度的時空變遷擴張的城市，收縮的人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082

“建設用地存在外延擴張、粗放利用的情況。2000-2011年，中國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了76.4%，但同期城鎮人口增速是50.5%。”

2014年11月30日，國土部規劃司司長董祚繼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著重談及了城鎮化中的“人地失調”問題，“人的城鎮化，是城鎮化推進中的明線，而正確處理人地關系，實現人地和諧是一條重要的暗線”。

從官方到民間，人地關系正成為關註城鎮化的一個重要視角。

在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BCL合作機構解譯的遙感數據等信息基礎上，北京城市實驗室（Beijing City Lab,以下簡稱BCL）就借助Geocoding Map等工具進行空間分析，探尋中國人口密度的時空變換，這種變換也恰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人地關系的一個“切面”。這是一家民間學術機構，由龍瀛、吳康、王江浩等青年規劃師和地理研究者共同成立。

對1980和2010年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的城鎮建設用地面積進行統計分析後，BCL發現六成以上的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翻倍，有19個城市的面積甚至翻了五倍以上，其中京津翼、長三角和珠三角正是城市擴張程度較為顯著的區域。城市範圍的擴大，是中國近30年城鎮化進程中最鮮明的現象之一。

擴張之最是東莞，這個曾經的小縣城三十年間城鎮建設用地面積擴大了26倍。也有少量城市擴張有限，11個該指標增幅不超過20%的城市里，7個位於黑龍江和內蒙古。另外，“北上廣深”這四個超大城市的城鎮建設用地這30年下來，擴張倍數分別是4.05、2.07、3.72和3.49。

有趣的是，一些城市大幅擴張，並不是伴隨著人口的進一步集聚，而是伴隨著人口密度的稀釋。44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翻了四倍以上的地級市里，有8個人口密度沒有增加甚至減少了，其中四川廣安、山西呂梁和雲南普洱同時還位列十大面積擴大幅度最大城市。

單純觀察人口密度的話，全國654個城市中有超過27%出現了人口密度收縮，其中包括一個省會城市烏魯木齊和四十余個地級市（市轄區）。

BCL特別註意到，除了內蒙古呼倫貝爾周邊人口密度嚴重下降，湖北省內也存在連片的城市人口密度減少——6個地級市、21個縣級市，另外人口總量進入下降區間的東北三省，人口密度減少的城市數量和面積也“不容小覷”。

在國際上，對城市人口密度收縮的關註由來已久，這時常被看作是一個城市人口流失、失去活力的標誌。究其原因的話，經濟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城市的郊區化、人口老齡化、戰爭或災害、制度變遷等都是常見原因。但在中國這個人口大國，收縮現象還沒進入主流視線。

和國外情況不同，BCL分析認為，中國的城市人口密度收縮，主要是基於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城市內人口由邊緣向中心集聚，以及市轄區範圍調整等原因。

為了更精準地觀察，BCL進一步將“人地關系”、“人口密度”的研究單位細化到了鄉鎮和街道這一最小的區域劃分單位上。

當然，中國人口密度的基本格局並沒有突變，2000-2010年間，華北平原、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關中平原等依然是中國最主要的人口密集區，人口密度普遍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從總量上來看，人口密度也是在增長的，2000年全國39007個鄉鎮街道的平均人口密度為873人/平方公里，2010年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不過，整體增長背景下的“局部收縮”更引人側目。

BCL計算獲知，這十年間，全國有超過兩成的鄉鎮街道常住人口密度出現顯著變化（增減幅度超過25%），但也有超過三成的鄉鎮街道人口密度處於下降狀態，大大多於人口密度增加的鄉鎮街道——這些意味著2000年以來中國人口的再分布具有明顯的空間不均衡性和進一步集聚性。

從面積上看，十年里人口密度下降的鄉鎮街道範圍，總計超過324萬平方公里，覆蓋中國陸地的三分之一。

總的來說，在人口密集、人口自然增長率較低的中東部地區，呈現出人口由鄉鎮向街道流動和從欠發達的城市群外圍區向經濟發達的城市群核心區流動的趨勢。

在西部，還有另外一些因素影響著人口密度的變化，比如，邊境地區的開發促使人口大量遷入新疆和雲南，同時這兩個省份作為少數民族聚集地，人口自然增長率也較高，而資源的開發則刺激勞動力大量湧入內蒙古和山西。

與之相關的是，全國呈現出兩大明顯的人口流出連綿區。一是西南的川渝黔連綿區，除了成都、重慶和貴陽等少數中心城市的街道，大部分鄉鎮均呈現常住人口顯著流出的狀態；另一個是浙西南-閩西連綿區，這一帶屬於山區，是這兩個沿海發達省份里的不發達區域，人口便流向了附近繁榮的長三角和珠三角。

老齡化憂思：日本2014年人口下降創新高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692

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2014年日本人口下降了26.8萬人，創歷史新高。2014年日本全國出生人口100萬人，同比下降2.8%，而死亡人數則升至127萬人。

老齡化一直是壓在日本經濟身上最大的結構性問題。長期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福利開支飆升，已經讓日本政府的債務增加至GDP的兩倍。

安倍政府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改善日本的財政狀況，縮減政府債務。支持央行實施QQE，去年4月提高消費稅都是其重要舉措。在高企業稅和消費稅上調的影響下，日本政府下個財年的稅收收入有望創下22年新高。

如果日本現有的生育率維持在1.4不變，那麽2060年日本的人口將比現在的1.27億下降三分之一，2110年下降三分之二。

即便生育率到2030年快速上升至2.07的平衡點，日本人口仍將在未來的50年里繼續減少，並下降至一億以下。

放開目前嚴格的移民管制可能會減緩老齡化的趨勢，但安倍已經明確表態“強烈反對打開移民的口子。”

根據日本國內媒體報道，2015財年日本政府的支出可能會增加至96.9萬億日元（8040億美元），為歷史新高。但同時稅收收入也將增加至54萬億，為1993年以來新高，而新發債券也將降至40萬億日元以下，為金融危機以來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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