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並非都是好事，尤其在生意圈

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了30多年，但其帶來的問題也是「驚人的」——經濟結構中消費與投資比重的失衡。很多人會認為這是長期金融壓制政策造成的結果，但前世行中國主管黃育川認為，這種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更多是一個小農經濟大國快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結果——這是自然而然的。他還指出，誤讀經濟失衡的根源會導致錯誤的針對性政策。他寫道：

中國經濟增長不平衡是事實。在過去10年了，消費佔GDP的比重已經穩步跌至了35%——這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的最低水平，同時投資的比重上升至超過45%，同樣也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如下圖所示）。但這些不平衡是脆弱的一面（正如大部分觀察者認為的），還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結果，因此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問題呢？
（藍線代表私人消費，紅線代表投資）
很多分析師把這些不平衡歸咎於低利率，加上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支持，它們被認為是壓制消費，鼓勵過度投資的因素。但這個觀點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這些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壓制，而是一個廣泛成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這個過程已經導致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下降，儲蓄率上升，加在一起解釋了過去15年裡，消費佔GDP比重的下滑。
上述的一切都可以利用Arthur Lewis贏得諾貝爾獎的模型得到，該模型顯示了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轉移到現代經濟體系中，是怎麼與投資上升相伴而生的，並導致了高速但不平衡的增長。他的分析還預測了其它情況，當勞動力供應收緊，增長放緩，經濟將變得更為均衡——現在普遍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這些不平衡來源於城鎮化後勞動收入佔GDP比重變化帶來的影響，因為工人從農村轉移到以城市為基礎的經濟活動中。比如說，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種大米產出1萬元，在支付投入成本後，淨收入為9千元。那麼，他把2千元存起來，並消費了剩下的7千元。在國家宏觀經濟的統計中，他的經濟活動轉化成了佔生產總值70%的消費水平。
假如他轉移到深圳，並在富士康（蘋果）找到一份工作，每年的收入變成了3萬元。象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一樣，他存一半消費一半，也就是1.5萬元。蘋果把他的勞動與資本和進口部件結合在一起，生產出附加值為6萬元的iPad。那麼，現在他的消費佔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降到了25%。
如下圖所示，這種特定的勞動力轉移，在國家宏觀經濟的統計上會顯示出，勞動收入佔產出的比重從90%下跌到50%，同時消費佔GDP的比重從70%下跌到25%。
這個過程通過每年數千萬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不斷重複。這已經導致農業部門工人佔總勞動力的比重從約50%大幅下跌至35%，同時工業和服務業的工人比重也出現了同等的上升（如下圖左圖所示）。因為在工業領域中，勞動收入佔產出的比重低多了（相對於農業部門的接近90%，工業部門只有約50%，如下圖右圖所示），勞動收入佔GDP的比重已經大跌。
（藍線為農業，綠線為服務業，紅線為工業）
但這種下滑並不存在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因為外來務工人員賺的錢和消費水平都是過去的幾倍，企業又能夠通過不斷增加吸收勞動力和投資來擴張，同時國家也有益於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兩位數的經濟增長。
（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
（中國不同地區的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紅線代表西部，藍線代表東部，綠線代表東北，紫線代表中部）
....（如上圖所示）如果金融壓制或人民幣匯率是中國增長不平衡的根源，那這種消費的下滑就不應該存在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因為全國的定價體系都是類似的。此外，如果存在地區性差異，那麼就應該認為，鑑於東部處於工業和商業的中心，這種消費比重的下滑應該更明顯。但實際上情況是相反的。從2000年開始（90年代末中央政府實施開發大西部戰略），大西部而不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歷了家庭收入佔GDP比重大跌40%，同時其它地區過去幾十年出現的下跌則更為平緩。

被動投資（Passive Investment）的概念常常被人誤解。被動投資的過程並非波瀾不驚，其結果也會因為市場波動或行業變化而產生差異。要想很好地管理被動投資資產，投資者需要以更積極的手段來駕馭市場波動。

以上論述或許讓人困惑。由於資產價格的波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資產風險。因此，當市場出現整體性波動時，指數投資的風險同樣出現變化。

舉例來說，如果你在年初投資100美元購買MSCI世界指數（MSCI World Index），那時的指數波動幅度約為11％，則此筆投資所承擔的風險約為11美元。而去年同期，該指數波動幅度為近25 ％，則意味著投資者需承擔損失25美元的風險。

進行指數投資需要考慮資金集中風險（concentration risk）。例如，2000年，高科技企業板塊在S&P500中的佔比升至近30%，意味著大量投資者處於風險之中。那時，投資者並未注意到行業板塊的離奇波動。

下圖左展示了1992至2012年間MSCI世界指數中能源業（紅線）、金融業（藍線）、高科技行業（黃線）的行業風險在指數總體風險中的佔比。

那時，科技股板塊愈發臃腫。該板塊風險上升四倍，佔指數總風險的50％。當中東緊張局勢帶動油價上升後，能源板塊的波動幅度同樣出現上升。此外，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金融業風險佔比上升至逾30％。

換句話說，指數投資意味著你已經放棄以積極的態度進行資本投資，而是讓市場管理著你的資金。在一個動態的世界對投資組合進行被動管理將把自己置於不斷變化的風險之下。

那麼，有沒有方法可以創建一種投資組合以規避被動投資風險？或許是有的，但關鍵在於要採用動態方式消除波動幅度的隨意性。如上圖右側所示，一個最理想的結果是將波動幅度轉換至一條直線。直線反映出各個行業承擔著相同且不變化的風險承擔。因此，如果指數中包含七個行業，則每個行業約承擔15％的風險。

以上說法似乎說來容易做來難，但它卻是可以實現的。具體而言，這個想法的核心就是在指數波幅上升期間規避風險。

例如，當伯南克在今年開始談起縮減QE規模時，S＆P500的平均波幅從12％躍升至20％。也就是說，股票風險近乎翻了一番。因此，進行100美元投資可能遭受的損失從之前的12美元上升至20美元。如要保持風險承擔狀況，審慎的做法是將投資總額下調40美元。如此一來，即使指數波動幅度增加了近一倍，但投資者並未因此承擔更多的風險。這樣，不斷變化的指數風險就可以保持在一個穩定狀態。

下圖中曲線為實際指數投資波動率，直線為理想波動率。

在行業層面，此種做法同樣適用。若某個板塊的波動幅度大幅上升，則應將資金部分轉移至其它板塊。如此一來，即使某板塊波動加劇，也可以保持投資組合內相對靜態的風險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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