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了30多年，但其帶來的問題也是「驚人的」——經濟結構中消費與投資比重的失衡。很多人會認為這是長期金融壓制政策造成的結果，但前世行中國主管黃育川認為，這種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更多是一個小農經濟大國快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結果——這是自然而然的。他還指出，誤讀經濟失衡的根源會導致錯誤的針對性政策。他寫道：
中國經濟增長不平衡是事實。在過去10年了，消費佔GDP的比重已經穩步跌至了35%——這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的最低水平，同時投資的比重上升至超過45%，同樣也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如下圖所示）。但這些不平衡是脆弱的一面（正如大部分觀察者認為的），還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結果，因此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問題呢？
（藍線代表私人消費，紅線代表投資）
很多分析師把這些不平衡歸咎於低利率，加上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支持，它們被認為是壓制消費，鼓勵過度投資的因素。但這個觀點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這些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壓制，而是一個廣泛成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這個過程已經導致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下降，儲蓄率上升，加在一起解釋了過去15年裡，消費佔GDP比重的下滑。
上述的一切都可以利用Arthur Lewis贏得諾貝爾獎的模型得到，該模型顯示了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轉移到現代經濟體系中，是怎麼與投資上升相伴而生的，並導致了高速但不平衡的增長。他的分析還預測了其它情況，當勞動力供應收緊，增長放緩，經濟將變得更為均衡——現在普遍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這些不平衡來源於城鎮化後勞動收入佔GDP比重變化帶來的影響，因為工人從農村轉移到以城市為基礎的經濟活動中。比如說，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種大米產出1萬元，在支付投入成本後，淨收入為9千元。那麼，他把2千元存起來，並消費了剩下的7千元。在國家宏觀經濟的統計中，他的經濟活動轉化成了佔生產總值70%的消費水平。
假如他轉移到深圳，並在富士康（蘋果）找到一份工作，每年的收入變成了3萬元。象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一樣，他存一半消費一半，也就是1.5萬元。蘋果把他的勞動與資本和進口部件結合在一起，生產出附加值為6萬元的iPad。那麼，現在他的消費佔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降到了25%。
如下圖所示，這種特定的勞動力轉移，在國家宏觀經濟的統計上會顯示出，勞動收入佔產出的比重從90%下跌到50%，同時消費佔GDP的比重從70%下跌到25%。
這個過程通過每年數千萬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不斷重複。這已經導致農業部門工人佔總勞動力的比重從約50%大幅下跌至35%，同時工業和服務業的工人比重也出現了同等的上升（如下圖左圖所示）。因為在工業領域中，勞動收入佔產出的比重低多了（相對於農業部門的接近90%，工業部門只有約50%，如下圖右圖所示），勞動收入佔GDP的比重已經大跌。
（藍線為農業，綠線為服務業，紅線為工業）
但這種下滑並不存在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因為外來務工人員賺的錢和消費水平都是過去的幾倍，企業又能夠通過不斷增加吸收勞動力和投資來擴張，同時國家也有益於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兩位數的經濟增長。
（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
（中國不同地區的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紅線代表西部，藍線代表東部，綠線代表東北，紫線代表中部）
....（如上圖所示）如果金融壓制或人民幣匯率是中國增長不平衡的根源，那這種消費的下滑就不應該存在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因為全國的定價體系都是類似的。此外，如果存在地區性差異，那麼就應該認為，鑑於東部處於工業和商業的中心，這種消費比重的下滑應該更明顯。但實際上情況是相反的。從2000年開始（90年代末中央政府實施開發大西部戰略），大西部而不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歷了家庭收入佔GDP比重大跌40%，同時其它地區過去幾十年出現的下跌則更為平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