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手表賣不動了 可穿戴市場或進入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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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7-11/929301.html
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狂熱“果粉”的追捧和第一批嘗鮮用戶後，外界對上市不到3個月的蘋果手表的熱情正在迅速冷卻，留下的是慘淡的銷售量數據。根據最近的一份第三方機構調查報告顯示，目前蘋果手表在美國的銷量已較上市初期下滑了90%。
每天早晨，家住舊金山市區的29歲的凱文· 奧斯本（Kevin Osborne）都會雷打不動地去公寓樓下的健身房內進行慢跑鍛煉。作為一名長期健身的人士，凱文關心自己身體的各項指標，一個Fitbit運動手環便滿足了他的這一需求。
凱文還有一塊可以在戶外進行精確GPS定位的佳明（Garmin）專業戶外手表，每次進行戶外長途徒步旅行時，凱文就會戴上它。
“有了這些，我不再需要一臺Apple Watch（蘋果手表）。”凱文這樣說。
像凱文這樣的運動愛好者和個人健康管理者原本是蘋果手表的潛在目標用戶，他們年輕、追求時尚、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並願意嘗試，他們對個人健康指標十分關心，會科學地通過自身的健康數據來指導自己的運動計劃。但現實卻是，這些人最終並沒有實際轉化為蘋果手表的用戶。
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狂熱“果粉”的追捧和第一批嘗鮮用戶後，外界對上市不到3個月的蘋果手表的熱情正在迅速冷卻，留下的是慘淡的銷售量數據。根據最近的一份第三方機構調查報告顯示，目前蘋果手表在美國的銷量已較上市初期下滑了90%。
和之前不少人所預期的那樣，蘋果並沒能成功地向市場證明，目前蘋果手表是一款人人都需要的產品。這款蘋果“後喬布斯時代”的全新產品，未能重現蘋果之前新產品上市所取得的輝煌戰果。蘋果公司過去“指導市場、教育消費者”的“神奇魔力”似乎也失去了效用。
無論在智能手機還是更寬泛的移動設備領域，蘋果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毋庸置疑，在可穿戴設備這一全新領域，蘋果的“出師不利”，或多或少會對整個行業的造成打擊。擁有可穿戴設備領域專利數量最多的三星電子的一位 工作人員向騰訊科技表示，蘋果手表銷量不佳，或將使行業不得不重新評估可穿戴設備市場，同時對於相關產品的研發、推廣等也將做出調整。
但一個令人樂觀的跡象是，在蘋果手表銷量慘淡的同時，另一支可穿戴設備領域的新軍Fitbit卻在市場中大放異彩，受到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雙雙追捧。除此之外，Jawbone、Misfit等專註於可穿戴設備領域的公司市場表現也都不錯，這樣的現象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目前這一細分市場的“痛點”，只需要更為廉價且功能實用的運動類手環產品就能夠解決了。
從可穿戴設備概念之初，眾多廠商的蜂擁而至，到蘋果手表的“滯銷”，或許標誌著可穿戴市場發展已經從開始的“狂熱期”進入新一輪“過渡期”：消費者和用戶的需求一如既往地難以捉摸，廠商在前期研發、推廣等大量投入後，則需要冷靜下來，更多地打磨內功，思考或重新定位策略，以期在下一輪趨勢中站穩腳跟。
用戶對蘋果手表熱情迅速降溫
這是一款帶著爭議上市的蘋果全新一代產品，早在蘋果手表正式上市之前，外界對於其質疑聲便不絕於耳，這些爭議主要集中在電池續航、智能手表功能實用性、性能局限性等方面。在蘋果手表上市後一段時間內，這樣的爭議聲似乎小了些：雖然電池仍撐不到兩天，但每晚充電並非難以接受的習慣，雖然受限於屏幕面積，在手表上看文字消息十分痛苦，但擡擡手臂就能得到簡短提示也算不錯的體驗。
但在經歷了上市初期的熱捧後，人們對蘋果手表的熱情驟減，“吐槽”聲又多了起來：聽到很多蘋果手表的第一批用戶抱怨，最直接的描述便是“不好用”。具體表現在打開程序卡頓明顯，打開幾乎任何一個蘋果手表上的程序都要等待很長時間。消息界面不友好，與其盯著手表的小屏幕看，不如直接掏出手機來看。
銷量數據的慘淡顯示了這樣的“吐槽”已經轉化為用戶“用腳投票”的行為。根據近期一份第三方研究機構的調查數據顯示，蘋果手表的銷量較最初上市時相比下滑了90%，每日賣20000只左右，上市最初幾天每天的平均銷量是目前的10倍。也就是說，無論是“果粉”也好，還是想“嘗鮮”的人也好，在第一批蘋果手表賣出去之後，對這款蘋果新產品感興趣的人已經不多了。
雖然這僅僅是第三方數據所呈現的結果，真實性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值得註意的是，蘋果過去歷來在新產品發布後不久，便會急切地對外公布該產品的銷量，以顯示自己的產品如何受到市場的熱捧，但這一次，蘋果罕見地拒絕對外公布蘋果手表的銷量，這一現象也不得不令外界猜測，蘋果手表的確賣的不好。
在蘋果已經賣出的蘋果手表中，大多數以最低端的利潤率相對最低的運動版為主，而更為高端、利潤率更高的純金打造的版本卻少有人問津。據市場調研機構數據顯示，從蘋果手表上市以來，純金版蘋果手表在全美總共才賣出2萬支。
有分析人士指出，蘋果手表針對不同消費人群的不同版本的市場定位也存在問題。普通版的蘋果手表和高端的鋼制或純金制蘋果手表在功能上沒有絲毫差別，僅僅是做工材料上的差別，這讓很多想“嘗鮮”的用戶紛紛選擇購買最低端的運動版蘋果手表。同時，在大多數人眼中，蘋果依然是大眾消費品品牌，與奢侈品品牌的概念相去甚遠，盡管蘋果剛剛宣布要推出高端“奢侈版”蘋果手表的消息讓很多頂級名表品牌著實緊張了一下，但事實證明，這樣的緊張起碼目前看來有些多余。
可穿戴設備市場前景撲朔迷離
對於蘋果公司，在營業收入越來越倚重iPhone時，蘋果需要在新的領域有所突破，實現產品收入的多樣化是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的必要條件之一，但蘋果手表的“出師不利”，讓蘋果公司這樣的努力遭遇挫折。
對於全新的可穿戴智能設備行業來說，蘋果的“遭遇”也是行業的一次“震動”。無論在行業的競爭者眼中還是普通用戶眼中，蘋果公司素來是智能移動設備行業的領軍者，無數雙眼睛都在盯著蘋果下一步的動作以及這些動作會給行業帶來什麽，蘋果手表的銷量慘淡，令整個行業的信心有所動搖，對於可穿戴設備的前景或許需重新評估。
在可穿戴設備領域擁有專利數最多的三星公司，是蘋果的勁敵之一，該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對騰訊科技表示，廠商未來在智能可穿戴設備的策略可能出現調整，更註重技術和功能的提升。
在蘋果手表遭遇低迷的同時，可穿戴設備領域另一支新軍Fitbit的表現則令人刮目相看。這家剛剛上市的初創公司，無論是銷量還是盈利數據，均令人振奮，盡管將蘋果手表和專註於個人健康運動數據采集的Fitbit手環直接對比有些牽強，但二者同屬於可穿戴設備這一大領域，從蘋果手表銷量的不盡人意和Fitbit手環的熱賣這樣的強烈反差可以看出，可穿戴設備市場的複雜性超出了之前很多人的預期。
作為可穿戴設備領域首支上市的公司，Fitbit對該領域具有指標性意義。上市首日Fitbit股價一度暴漲60%，足見投資者對於這一領域新軍未來發展的信心。從成立至今，Fitbit總共賣出了超過2000萬個設備。去年已經實現了1.3億美元的凈利潤。今年第一季度3.3億美元的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了2倍，凈利潤則同比增長了近6倍。目前，Fitbit的市值已經高達87億美元。
根據IDC的數據顯示，全球可穿戴設備出貨量在2014年從2100萬大幅增長至4560萬，預計到2019年這一數字將進一步增長至1.26億。在這一新領域中，Fitbit無疑占據著大部分的市場份額，截至今年第一季度，Fitbit在全美運動跟蹤設備的市場份額高達85%，在全球市場占比達34%。
無論從市場接受度還是公司業績角度來看，Fitbit無疑是該領域中目前來看最為成功的公司。
從其具體產品來看，與蘋果手表提供全面的功能所不同的是，Fitbit專註於個人健康數據管理領域，其手環產品線豐富，根據功能的不同進行劃分，從低端的僅能顯示時間和消耗卡路里的功能到最高端的提供GPS定位、消息顯示、音樂控制、實時心率等功能，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手環產品。
與之相比，盡管蘋果手表提供的功能更豐富，但對於用戶來說，功能顯得有些多余且不適用，尤其是手表有限的屏幕顯示是眾多功能影響實際用戶體驗的瓶頸。對於消息類應用，蘋果手表無法完全替代智能手機，而對於個人健康管理類應用，蘋果手表又不如Fitbit等健康手環實用，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蘋果手表的定位著實尷尬。
在智能手機市場趨於飽和，眾多廠商都在尋找下一個大規模的用戶興趣點所在，可穿戴智能設備是未來發展趨勢已經成為了行業的一大共識，但該行業目前正處在不穩定的發展時期也是毫無爭議的事實。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在智能手表“賣不動”，智能手環卻“大行其道”的現象，也許表明了市場目前的“痛點”，只需要更為廉價而實用的運動手環便能夠得到解決，未來智能手表能否隨著其功能、續航等當前瓶頸的突破而重新獲得市場歡迎，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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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車改革大限將至，大多省份按兵不動“大家都等著別人先搞”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376
“像我們這樣坐公車的，其實並不願意車改。外出辦公，公車隨叫隨到，車改後工作變得不方便了。” （CFP/圖）
除四省正式公布車改方案外，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多個省份發改委，得到的答複要麽是中央車改辦尚未批複，要麽就是在完善方案細節。
“之所以車改在許多省份還沒有動靜，是因為沒有人願意當出頭鳥，大家都在觀望。”
一場涉及全國地方黨政機構的公車改革，正在醞釀進行中。
改革的動力來自中央。2014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決定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幹部用車、取消一般幹部公務用車，並按照行政級別發放汽車補貼。
更重要的是，兩個文件明確了公車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中央和國家機關應力爭在2014年底前基本完成公車改革；地方黨政機關則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公車改革。
2015年已過大半，地方公車改革的推進力度並不一致。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官方公開報道發現，截止到8月18日，全國正式公布公車改革方案的省份只有廣東、陜西、湖北和安徽四省。這四個省份的方案內容是怎樣的，改革的效果如何？車改大限將至，其他省份為何遲遲不推出方案？
陜西動作最快
2015年8月19日，早上10點整，淘寶網進行的一場公車拍賣活動即將展開。每輛車號牌都對外公開，頁面上端是“德系公務車”，第一輛奧迪車起價3.5萬，在起拍前1個小時，已經吸引了11.4萬次圍觀。
這已是陜西省車改辦第六次公開拍賣公務用車了。在四個已經亮出方案的省份中，陜西動作最快。
2014年7月28日，中央公布公車改革方案僅過去半個月，陜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就在省委十二屆五次全會上，提出了陜西車改時間表，“要確保年底前省級黨政機關率先完成”。一周後，陜西公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組建。3個月後，《陜西省省級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正式在全省印發。
陜西省的車改時間表也比中央的要求大為提前：陜西要求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省級機關及省級參公管理的事業單位公車改革；2015年6月底前，力爭完成各市（區）、縣（市）、鄉（鎮）級機關的公車改革；從2015年7月至12月底，對全省公車改革工作檢查驗收。
不過，要是以國務院的批複時間為節點看，陜西和廣東並列成為全國最先推出公車改革方案的兩個省份。2015年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春洪對媒體表示：“廣東是第一個提交公車改革方案的省份，目前了解到的情況是廣東和陜西兩省，一個代表東部一個代表西部，將首先批準公車改革方案。”
“陜西省原本是全國第一個推出公車改革方案的省，但不願意成為領頭羊，以免面臨過多關註。於是等到廣東方案審批下來後，與廣東一同進行改革。”一位接近陜西省委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依照陜西省方案，取消公車後，省級機關公務交通補貼標準分為七檔，科級以下補貼最少，每人每月550元；正廳局級最高，每人每月1690元。正廳局級幹部原則上屬於改革範圍，但方案的態度是“鼓勵參加”，“確因環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車的，可以保留，但不得領取公務交通補貼。”
據《華商報》2015年5月29日報道，“目前，省級機關車改基本完成，公車處置正加速進行，繼4月首批公車網絡競拍後，5月第二批公車拍賣也於昨日完成。”
陜西車改方案出爐後，其他省份立刻慕名前往取經。據陜西省公車改革辦人士對媒體透露，陜西省公車改革方案批複前後，江蘇、湖北、安徽、天津、內蒙古、寧夏、青海、山西、河北、重慶、湖南、雲南、山東、河南等省分，有的派員考察學習，有的來電來訪交流。
副廳長騎自行車去開會
作為第一批推進公車改革的省份，廣東要求在2015年底前完成全省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改革的順序從上到下，其中省直機關公車改革於6月底前完成，地級以上市、縣區將於9月底前完成，鄉鎮於12月底前完成。
“目前省直機關的車改已經完成得差不多了，除了一把手，副廳級幹部都沒有車。”廣東省監察廳原副廳長謝谷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在職的時候副廳長還配有公車，司機也是相對固定的。”
廣東省人社廳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單位公用車還有，但數量比以前減少了。人社廳現在只有廳長配專車，其他副職一律沒有公車坐了。”
從一位廣東幹部7月份的工資單來看，車補已按級別發到每個人的賬戶上。以前有車用的幹部也在逐步習慣沒有車的日子，8月初，人社廳一位副廳長騎著自行車去省政府開會，消息立刻傳遍了機關。上述人社廳公務員覺得這並不誇張，“如果開私家車去省政府根本沒停車位。人社廳的處長去省府開會也有很多騎自行車。”
省直機關車改完成之後，廣東省的下一步重點是地市車改。廣東韶關一位處級幹部透露：“市里的方案要9月份才出，補貼從10月1日開始發放。”對這位幹部來說，車改影響不大，“單位本來就只有一輛車，車改後估計這輛車也保留不了”。
廣東早在22年前就嘗試進行公車改革試點。1993年，東莞市沙田鎮在全省第一個“吃螃蟹”，試點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由於廣東省經濟發達，地方財政預算充足，在給公務員汽車補貼方面較為大方。對於已經參與貨幣化改革的廣東省地方政府公務員來說，新的改革方案會讓他們的車補減少。
“珠三角的試點開展得較早，大部分縣鄉都把補貼控制在3000元以內。現在中央要求金額不能超過統一標準的30%，其實補貼還是有縮水的。”廣東省監察廳原副廳長謝谷梁說，“之前在珠三角的試點，一個處級幹部可以拿到一個月2000多塊的補貼，現在只有差不多1000塊。”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廣東省的車改方案出臺後，科級幹部的反響最為強烈。主要原因是廣東省的車補標準低於湖北、陜西，也比之前廣東推行的地方車改補貼低。以東莞公務員目前的交通補貼看，正科級幹部補貼1800元，廣東省的標準正科級只有600元。
早先在佛山、惠州等地的車改試點中，補貼標準沒有完全按照行政級別來確定，而是分為領導幹部、中層幹部和一般幹部。市長、縣直局長、鄉鎮長都是一線領導，補貼相同；市直中級幹部要比屬於領導幹部的縣長領得少。
“全國各地情況不一，要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很難。”謝谷梁也理解中央和省里的苦衷，“用真正的公務量去評判也不可能做到，按級別發放補貼是一個相對合理的辦法。”
“像我們這樣坐公車的，其實並不願意車改。外出辦公，公車隨叫隨到，車改後工作變得不方便了。” （CFP/圖）
“推行不下去之後，只能暫停了”
像廣東一樣在多年前就試點公車改革的地方，全國還有很多。
比如江蘇已有47個縣（市、區）“試水”推行公務用車改革。江蘇南京市下轄的所有區縣和街道，至少於十年前就進行了公車改革。那次車改，除了公檢法部門沒有參與，區縣中的所有部門一把手、副職都取消了公務用車。
汽車補貼的標準是正處級每月發1800元，副處級補1400元。“有些街道由於路途遠，會稍微多一些額度。還有的街道，直接一次性向幹部支付兩年的汽車補助。”南京市一位副處級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從各級幹部的反映來看，南京市的這次車改比較順利，由於區長、副區長都屬於市管幹部，車改與他們無關。利益相關方主要是區縣所屬的局長和副局長們，這之後所有局長都是自己開車，很多人當時沒有駕駛證，特意突擊學開車。
按照江蘇省政府2014年公布的計劃，江蘇於2015年上半年完成省級機關車改，地方黨政機關車改在下半年基本完成。但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截止到2015年8月上旬，江蘇省直機關的車改並未啟動。
一位接近江蘇發改委的人士透露：“江蘇先在武警搞了下試點，發現所有人都要貼錢辦公，推行不下去之後，就只能暫停了。”
“現在車改的風聲都是模糊的，不讓議論。”江蘇某省直機關幹部錢光耀（化名）發現，處以下幹部都希望車改，廳以上領導不想改，“副廳長沒明確是專車，但有個車，也有司機，對於個人相對固定”。
對於廳級幹部來說，公車意味著權力和政治待遇，不只是上下班有專車接送，還省去了領導自駕車的麻煩。出差時，廳領導也普遍喜歡坐專車。“正廳級領導出差肯定是兩輛車，他自己坐一輛，下屬坐另一輛。”錢光耀透露，“副廳級幹部可能好些，如果為人和氣好說話，出差時會跟下屬共用一輛車。”
處以下幹部反而更喜歡不帶車出差。江蘇省財政廳有個規定，出南京市下到其他市出差，如果坐高鐵或者大巴，每天給個人補貼180元；如果帶車，只能補貼100。算下來不帶車更劃算，更何況省級機關幹部出差，哪個地市不是車接車送，安排周詳，完全不用為交通勞心。
事實上，在中國行政體制內的各級官員，都能理解車改是國家層面的決策，地方上所做的只有執行，所以一般地方領導都能夠理解。
“之所以車改在許多省份還沒有動靜，是因為沒有人願意當出頭鳥，大家都在觀望。”蘇南公務員王強認為，“誰要是第一個搞改革，領導盯得緊，記者盯得緊，下面人還罵你出風頭。所以，大家都等著別人先搞，機關在這種事上有濃重的隨大流思想。”
一些基層公車服務平臺“變了味”
除了上述提到的四省正式公布車改方案外，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個省發改委，得到的答複要麽是中央車改辦尚未批複，要麽就是在完善方案細節。
吉林省發改委一位李姓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吉林省公車改革方案8月7日向國家申報，大約20天左右可以批複下來。
河南省發改委一位負責車改的工作人員說：“我們的方案已經批了，但是流程和細節還在商量，等待省長（車改組組長）確定。”作為第二批上報成功的省份，河南省將於近期出臺相關規定。河南省發改委工作人員透露，現在只是確定宏觀的框架，補貼標準要等相關文件下發後，才能統一對外公布。
山東省某市發改委副主任王建成（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山東省公車改革方案已提交國務院，正在審批過程中。”王建成坦陳，“像我們這樣坐公車的，其實並不願意車改。因為車改後工作變得不方便了，外出辦公，公車隨叫隨到。開私家車去，先要找車庫停車，萬一找不到停車位或者堵車，這不耽誤事嗎？”
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許多地方官員如王建成一樣，擔心公車改革會影響工作。對這種說法，已經倡導了近20年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並不認同。葉青認為公務交通補貼應當依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適度調整標準。“但是各省還是比較謹慎，畢竟數字一公開就不能改了。”葉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葉青一直踐行和推廣自己的“3510法則”，即3公里左右走路，5公里左右騎車，10公里左右坐地鐵、公交、打的或者開車。說得多了，葉青對周圍同事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許多坐慣了車的都開始走路，打車上下班也不覺得麻煩。
為了方便機關公務人員辦事，湖北將組建公車服務平臺，湖北省公務用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相關負責人透露，“（這個平臺）集中保障省直機關保留執法執勤用車17個部門及其他具有執法職能部門的工作需要，兩年內到位。”
廣東省監察廳原副廳長謝谷梁在職時，也推動試點單位組建服務車隊，但規模不大。“試行車改之後，很多人就買了私家車，車隊服務市場發展有限。”謝谷梁認為，現在全省範圍內的車改推進之後，建立社會化管理車隊還是需要的，“和私家車相比，（服務車隊）對公務出行肯定有更好的保障，更高的安全性。”
不過，上述江蘇省直機關公務員錢光耀發現，一些基層單位的公車服務平臺變了味，有一次某縣的一個直屬單位領導到省里開會，表面上好像是通過機關車隊租來的車，“但他的車好像是專車，司機跟他熟得很。吃飯的時候，我們都問他，司機怎麽安排吃飯。”
“剎住了勢頭，才能談人情談道理談規範”
湖北省是7月下旬公布的車改方案，方案提出“力爭在8月底前，基本完成省級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
湖北省各省直機關立刻行動起來。葉青透露：“每個單位都在核查公車數量，把結果報到車改領導小組，等通過了就開始進行第一輪收車，湖北省大概是8月20日交車，8月底全部繳清，到9月份就開始發放公車補貼了。”
湖北省統計局總共上交了大約一半車輛，留下9輛車，都是轎車車型，主要用於機要通信、應急公務等。“局長保留了用車，副局長沒有。”葉青在8月初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估計到8月15日左右車輛全部上交。”
另一個公布車改方案的省份安徽省，明確今年8月底前完成省直機關和參公事業單位改革任務。安徽省直機關一名公務員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單位落實情況很好”，以前領導車牌都是特殊號段，如今已經換成普通車牌；現在也不敢用公車幹私事，去學校門口接孩子再也看不到公車了；甚至以前員工上下班的班車，現在也取消了。
“矯枉必須過正。”蘇南公務員王強覺得，有時候一些改革雖然看似不近人情，但是必需的，“比如機關福利全部取消，重病需用猛藥。剎住了勢頭，才能談人情談道理談規範。”
一些黨政機構出現的“消極怠工”現象，就是矯枉的代價之一。一位省直機構處長告訴科員說：你們不要去開拓新業務，只要不出事就行。
對於全國各級地方黨政機構車改，某副省級城市人社局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除了有公車可以用的領導，所有人都盼著改。改革給錢，反正平時也沒公車坐。”他擔心車改會跟以往政策一樣，越到基層越糊弄，“就看推行力度怎樣了”。
“雖然現在車改從紀檢委牽頭變成發改委全權負責，但我覺得紀檢委也應該參與進來。”謝谷梁建議，“應該從紀律監督的角度出臺相關督查規定，對公車拍賣如何杜絕內部處理、國有資產流失，補貼如何按時按量發放，司機怎樣安置等各個環節，進行全方位監督。”
特朗普 “我會自己掏錢競選，誰也買不動我”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479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編者按
“我不是搞政治的！”“我不是政客！”“我沒有在華盛頓的泥淖中滾過！”
類似的話在以往的選舉中也總會聽到，但候選人也不過就是說說而已。拿政界的行話來說，厭惡首都政治的選民在競選的初期有時會會找些“幹凈的政治處女”來“眉來眼去地談戀愛”，到最後卻總是會選出一個政治情場的老手來“結婚”。這是選舉政治中的正常狀況。
事情在今年似乎起了變化。如今，美國看來是進入了一個非正常的年代，一個政治上分裂而躁動的年代，一個選民普遍不信任politician的年代。離2016年的總統大選還有整整一年，數月來占據了競選新聞中心的是幾位非正常候選人--地產大亨特朗普、小兒腦神經外科醫生卡森、惠普前女總裁菲奧莉娜。無論最後的選舉結果如何，他們的風頭已經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版圖。
2015年11月底民調：特朗普在共和黨內支持率為27%。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
又一個獨立總統候選人？
2015年6月16日，唐納德·特朗普在紐約市的特朗普大廈召開集會，宣布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提名競爭。曼哈頓第五大道與57街交界上的特朗普大廈是這位地產大亨成功的標誌，里面最貴的公寓價值數千萬美元，便宜的也要一千多萬。在這次會上，特朗普拿出一份會計師事務所的證明書，驕傲地宣稱他自己擁有870億美元的身家。他說：“我會自己掏錢競選，誰也買不動我。”
曬身家固然引人矚目，但卻不是特朗普最吸引公眾註意的方面。歷史上有錢之後任性地在政治上玩一把的大有人在，哪怕是在總統選舉這個級別上也如此。最近一次的例子，就是偏向右翼的億萬富翁佩羅在1992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得到了19%的選票，將與他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的老布什總統連選連任的夢給攪黃了，也讓一位來自阿肯色的名不見經傳的46歲帥哥比爾·克林頓以43%的票數進了白宮。那一次，佩羅掏腰包花了1個億。
競選經費比通貨膨脹速度快了許多倍。到2008年，總統大選的經費兩黨相加已經超過了10個億。在佩羅之後，不少資深選舉分析家斷言，佩羅的敗選，證明了美國的兩黨制不可動搖。再有大腕想要試水，頂多只是攪局而已。這個說法在2000年的大選中再次得到證明——民主黨的左翼、環保主義者拉爾夫·內德以綠黨的身份參選，得到了2%的選票，攪黃了克林頓的副總統戈爾的白宮夢，讓右翼的小布什上了臺。布什家族也算報了1992年敗選的一箭之仇。
因此，在2015年8月6日共和黨參選人第一次電視辯論時，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的第一個問題就讓所有觀眾都屏住了呼吸。該臺傍晚6點的金牌新聞主播布列特·貝爾說：“你們中有誰要是輸了初選便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請舉手。”在場的10位參選人中，只有特朗普緩緩地將手舉了起來。
見到這個場面，在座的共和黨大佬們都倒抽了一口涼氣。所有的人里面，的確只有特朗普的錢袋有這個底氣。特朗普接著說，他是否會以獨立身份參選，要看共和黨對他是否公平。言下之意是，如果他認為不公平的話，就要不客氣了。
辯論過後，共和黨主席萊恩斯·普利博斯很快就找到特朗普，滿口允諾會公平對待他，並說如果他能夠贏得初選的話，也會得到共和黨的全力支持。其實圈內人都清楚，普利博斯根本沒有期待特朗普的影響會延續多長。就在與特朗普會面之前幾天，普利博斯還對媒體說，特朗普受歡迎對共和黨不是個好消息。到9月初，特朗普簽下了一份文件，承諾他將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無論這個候選人是誰。“當然，我期待我會贏。”特朗普在向公眾展示這份文件時補充說。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共和黨的民調中領先了至少六個星期。
他哪來這麽多錢？
特朗普以心直口快甚至粗魯的任性，除了充實的錢袋給他的底氣之外，也是他做人一貫的風格。他的第一任妻子、來自捷克的美女滑雪運動員伊凡娜由於英文欠佳，不小心管自己的丈夫叫“那個唐納德”（the Donald），聽起來就像迪士尼的卡通唐老鴨，結果讓這成了特朗普膾炙人口的外號。的確，在人們心目中，這個億萬富翁的骨子里總帶著唐老鴨般的土頭土腦——他那一個比一個年輕、一個比一個漂亮的三任妻子，他那用黃金和大理石堆砌起來的豪華公寓，無不帶有暴發戶的痕跡。
其實特朗普盡管賺了不少錢，卻算不上真正的暴發戶。特朗普家族的發跡，是從他祖父的餐館生意開始的。在歷史不長的美國，三代也就算有點根基了。
1946年出生於紐約皇後區的唐納德·特朗普，是在相當優裕的環境下長大的。他的父親在1920年代便開設了一家地產公司，專門在紐約市的布魯克林、皇後等幾個區開發中產階級的住宅。老特朗普的公司趕上了美國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到六十年代的時候已經成為美國有數的千萬富翁。唐納德·特朗普從小是個好動、淘氣的人。親朋們回憶說，他向來大膽、有創造力、不安分。特朗普在福德漢姆大學讀經濟學本科的時候便開始參與父親的房地產生意，大學畢業後他又進入著名的沃頓商學院深造，畢業後一頭紮進了房地產界。
雖然如今是房地產大亨，特朗普的經商並不算順利。1972年，他用50萬美元開設的公司賣出了675萬美元的好價錢。可是到了1973年，特朗普和他的父親卻都被美國司法部告上了法庭。司法部指控說，特朗普的房屋在出租時歧視拿福利的低收入者和少數族裔。兩個月之後，特朗普反告美國政府破壞他生意，要求政府賠償1億美元。官司打了兩年之後，特朗普同意在美國貧窮的社區組織中每個星期提供空房的單子，為期兩年。不過，條件中也包括特朗普公司不承認任何過錯。
在這以後，特朗普除了繼續在紐約市發展之外，還將生意擴展到全國甚至全世界。在房地產之外，他又進軍賭博業和酒店業，三十歲上下就成了有名氣的大亨。1988年，特朗普買下了大西洋城著名的泰姬陵賭場和酒店，當時成為轟動全國的新聞，因為人們都知道這個公司已經債臺高築。公眾眼睛盯著特朗普，看看他在這筆大膽的交易中會如何收場。結果是，一年之後特朗普公司就已經無法還債，到了1991年，特朗普公司只好宣布破產，讓債權人和投資人遭受了數億美元的損失。根據破產法庭的裁定，遭受了這次打擊的特朗普，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才從經濟上翻身。
這是特朗普經商歷史上的第一次破產，但不是最後一次。他大膽經營的方針令他的公司又破產了3次。當福克斯的主持人華萊士在那次電視辯論中提到關於他破產的問題時，特朗普大言不慚地回答，他不過是和其他生意人一樣，用破產的方式來撈取好處。
特朗普=炫富
做房地產這種生意，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靠運氣。賺了大把銀子的特朗普是否算得上天才投資者，在商界爭議很大。不過誰也不會否認，特朗普非常會利用媒體。在美國比特朗普有錢的人不少，但是像他那樣出名的確沒有幾個。他主持的美國小姐選美秀和世界摔跤娛樂活動等等，都為他掙來了名氣，以至於特朗普這個名字在美國成了炫富的象征。
有件事情很能說明這個人的特點。
2006年，《紐約時報》周日經濟版的編輯提姆西·奧布萊恩出了一本書，名為《特朗普帝國：成為那個唐納德的藝術》。書中說，特朗普的身家大約是一億五千萬至兩億五千萬美元之間。認為自己的財富遠不止這麽多的特朗普立馬大怒，到法庭去控告作者誹謗，要作者賠償50億美元。結果法官裁定證據不足，訴訟不能成立。
正是因為看中了特朗普的個性，美國廣播公司NBC才在2004年邀請他擔任電視真人秀《飛黃騰達》的制作與主持。參加節目的競爭者用各種手段爭取在特朗普公司中獲得一個高管的職位。每次特朗普都會告訴被淘汰的人：“你被開除了！”這句話成了他的名言。
另外，給特朗普帶來了高知名度的，還有他的三次婚姻。他的三任妻子都是著名的金發碧眼大美女，三人甚至長得都有幾分相似，只是第二任妻子比第一任年輕了21歲。在每次婚姻的間隔期間，特朗普總是與美女模特出雙入對，引得八卦媒體窮追不舍。
特朗普介入政治，著實使人大跌眼鏡。在奧巴馬上臺之前，他與民主黨的關系要遠遠近於共和黨。作為大財東，特朗普在政治捐款中出手闊綽，他大力支持的候選人就包括曾經擔任過紐約州參議員的希拉里·克林頓。特朗普第三次結婚的時候，克林頓夫婦都出席了婚禮。當然，他也給共和黨的候選人捐錢。對於這點，特朗普毫不掩飾地說，生意人就是這樣，兩邊都捐，最後無論誰上臺他都有政治關系。
不過2008年奧巴馬上臺之後，特朗普的政治立場忽然從偏左轉向了極右。他公開聲稱，奧巴馬並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不是美國公民。最後，在各方面的追問下，奧巴馬只好公布了他的出生證明。2012年，特朗普將他的全部捐款都給了共和黨人，也成了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的積極支持者。
參加2016年總統大選，特朗普繼續以他歷來直言不諱甚至在許多人看來是肆無忌憚地粗魯的作風在贏得支持。他在競選中的崛起，成為美國今日政治的奇觀。
二孩抉擇：70後怕養不動，80後怕沒空養，90後怕養不起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1-10/976703.html
網絡上曾有人為北漂族育兒算了一筆賬，以一個北漂三口之家為例，從懷孕開始到孩子大學畢業，按照最基本的花費標準估算，大概需要花費40多萬元。
“能不能生二孩”、“生不生二孩”、“生二孩後怎麽辦”，全面兩孩政策放開後，諸如此類的話題一直被民眾街談巷議。今年年初，隨著全面兩孩政策正式實施，不少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正式把二孩計劃提上日程。但生育熱情背後，經濟壓力、職業影響、心力精力等都是這些家庭需要面對的實際問題。
90後小兩口搶生二孩：高育兒成本是障礙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90後開始走入婚姻殿堂，其中，不少人更已早早地為人父母，兩孩政策來臨，這些90後組建的家庭也開始考慮起生育二孩問題。
全面兩孩政策，對於90後福建姑娘鄭潔就是個好消息。鄭潔自己雖不是獨生子女，但她深知身邊獨生子女朋友的那種特有的“孤獨”，因此，她就下定決心不讓自己的孩子今後在孤單中成長。
如今，鄭潔的孩子馬上四歲了，不再需要過多的照顧，在她看來，這是她可以考慮再要一個孩子的重要前提。然而，生兒容易養兒難，對於月收入尚未過萬的鄭潔家庭，如今的高育兒成本是她和丈夫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網絡上曾有人為北漂族育兒算了一筆賬，以一個北漂三口之家為例，從懷孕開始到孩子大學畢業，按照最基本的花費標準估算，大概需要花費40多萬元。
在中小城市，雖然育兒成本不如北京那麽高，但細算下來，高額花費也可想象。按鄭潔自己的換算，在他的家鄉，這樣的“育兒成本”至少也得二三十萬元。
“高育兒成本差點讓我們打了退堂鼓，畢竟同時撫養兩個小孩對於我們而言，並非易事，孩子上個學，隨隨便便就可能要花上萬元。”鄭潔說，最後還是雙方父母做堅強後盾，在自己父母和公婆的強力支持下，她和丈夫決心再要一個孩子。
“雖然育兒成本單靠父母承擔並不一定夠，但我們堅信，只要通過努力，我們還是能讓孩子健康成長的。”鄭潔說。
80後忙備孕：恐個人職業前程受影響
全面放開兩孩政策後，80後成了許多人眼中生育二孩的主力軍。
相比90後擔心生二孩後，要面對十分實際的經濟問題，80後年輕人如今已經工作多年並且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然而面對再生一個孩子，他們也有自己憂慮。
1984年出生的上海姑娘盧雲，目前正忙著備孕。雖然個人生二孩的意願並不高，但丈夫的心願以及6歲兒子的熱情，讓盧雲很難拒絕二孩計劃。不過，面對懷孕，盧雲如今擔心這會影響自己的職業前程。
盧雲是職場上的女強人，目前正在上海某地產公司擔任設計師，一心想盡快走入管理層的她，害怕因生二孩的原因，影響自己在公司里的“仕途”。
“從懷孕到哺乳，前前後後我可能就要休整兩年，才能重新進入工作狀態。而這就意味著，領導會擔心我不能出差去和客戶談業務，到時，總可能會有人來頂替我。”
盧雲說，“現在行業競爭大，能拿到訂單很難，有時拿一個訂單所需要的周期特別長，而我休整期那麽長，這不僅會讓我失去晉升的機遇，同時難免會讓領導感到不舒服。”
70後家庭拼二孩：最憂精力不夠，心力不足
不同於90後與80後，1978年出生的林然，她生二孩最擔心的是自己的身體和精力。
今年就要38歲的林然，已打算成為一名高齡產婦。林然和丈夫都是教師，此前，由於政策不允許，絲毫沒有動過生二孩的念頭。如今，全面兩孩政策的放開，一直就希望再要一個孩子的林然，也產生了生育二孩的沖動。
林然說，“現在醫學技術那麽發達，高齡產婦生孩子的安全問題，我並不擔心，因此，我決定再要一個孩子。”
“這可能是我生二孩的最後機會了，再過幾年，身體就真的受不了了。”林然說。
去年11月，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階段全國符合全面兩孩政策條件的夫婦大約有9000多萬對，其中60%育齡婦女超過35歲，40歲上下的各占一半，城鄉比重差不多。其實，像林然這樣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高齡備孕人群並不少。
“兩孩政策，對於我們70後，確實是及時雨。”林然的丈夫陳易表示，自己還是希望再多一個孩子，很支持妻子的生育意願。
“但有些問題也需要我們直視，其中我最擔心的還是我們夫妻倆的心力精力問題。”陳易說，“如今，我們夫妻倆都38歲了，如果現在再生一個孩子，以後等到他讀初中、高中，我們都已經50多歲，那時，再去照顧撫養他，就怕有心無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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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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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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