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原董事長楊邁軍建議,應加快制定《期貨法》。
目前,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領域都已經有了法律,《證券法》也正在進行第二次全面的修改。但是,楊邁軍說,期貨市場一直沒有一部法律,只有《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從引領和規範市場的發展,從促進市場為我國經濟更好融入全球經濟,在對外開放當中發揮作用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
楊邁軍表示,《期貨法》、《證券法》同屬於資本市場的法律,有一些相關性,建議在《證券法》修訂的同時,加快制定《期貨法》,將其列入今年全國人大的工作。
3月4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傅瑩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根據目前的安排,今年4月份證券法修訂草案應該能夠再次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
楊邁軍表示,《期貨法》之前已經列入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但進展比較慢。“當然也有一些客觀的情況,證券期貨市場,本身就是發展當中產生的新事物,市場發展還不是特別的充分,問題的曝光也不是很充分。考慮到法律的穩定性,人大持比較穩健的態度,這是對的。”
但是,楊邁軍說,資本市場領域又確實需要有明確的法律來引領規範,保證健康發展。
同時,楊邁軍也表示,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也需要加快對外開放,要讓中國的投資者走向世界,也要讓世界的投資者參與到中國的期貨交易當中來。如果沒有《期貨法》,無法來保障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也會影響到國際投資者參與中國期貨市場的信心。
楊邁軍表示,加快制定《期貨法》,可以促進期貨市場功能的深化。他表示,現在《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只是對國家批準的幾家交易所的市場和交易品種作出了規定。但還有廣泛的場外交易需要,和需要量身定制的場外交易品種,這個市場目前尚沒有規範,迫切需要《期貨法》來作出規定。
此外,通過制定《期貨法》,合理設定不同主體的民事、行政法律責任,使這個市場規範發展,也是保護期貨參與者權益的需要。而國務院行政法規不具備這個權力。
楊邁軍說,加快制定《期貨法》對完善我國金融資本市場,更好地促進對外開放和服務“一帶一路”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外,楊邁軍說,原油期貨也需要加快推進。他認為,原油期貨推出的條件現在都具備了,今年應該推出。
考慮到原油期貨是面向國際資金投入的市場,必然涉及到境外投資者的參與。因此,楊邁軍說,對外開放以後,在交易當中出現的各種境內境外參與者所形成的金融糾紛,都應該有相應的法律規定。僅憑交易所的規則、僅限於國內期貨市場的條例,是遠遠不夠的。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石化油田勘探開發事業部主任孫煥泉在2017年全國“兩會”上建議,設立油氣資源風險勘探基金,促進石油工業持續健康發展。
孫煥泉認為,2014年至今,國際油價持續低位運行,石油企業經營效益下降,勘探開發投入減少,對石油工業的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
《石油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指出, 到2020年,國內石油產量實現2億噸以上,構建開放條件下的多元石油供應安全體系,保障國內2020年5.9億噸的石油消費水平。
孫煥泉說,為實現“2億噸以上”的目標,針對當前石油工業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國家需要加大對油氣資源勘探的支持力度,出臺鼓勵低品位油氣資源開發政策,延續油氣開發土地使用稅優惠政策,促進石油工業持續健康發展。
據中石化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全國原油產量降至1.98億噸左右,比上年下降6.6%,原油進口量比上年增長14%,原油對外依存度由2015年的60%上升到65%。
針對持續低油價對石油工業的沖擊和國家能源保障需求,孫煥泉建議國家出臺支持政策,促進石油工業持續健康發展。
孫煥泉說,油氣資源是石油企業賴以生存的根基,油氣資源勘探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鑒於低油價下石油企業盈利能力明顯下降,資源勘探面臨投資瓶頸,從保障我國中長期能源安全和石油企業持續有效發展的角度出發,孫煥泉代表建議設立油氣資源風險勘探基金,鼓勵企業加大勘探力度,促進我國油氣行業持續有效發展。
與此同時,孫煥泉建議國家實行鼓勵低品位資源開發的財稅政策;實行低油價下油田企業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免政策;延續對油氣生產企業土地使用稅減半征收的優惠政策。同時,根據油氣生產用地實際,合理確定土地使用稅征收範圍,對於油田企業已向當地國土資源部門提交退出申請的土地,不納入當期土地使用稅征收範圍。
“綜合運用財稅政策支持低品位資源開發,是世界上各產油國的通行做法。為充分挖掘低品位油氣資源潛力,美國、加拿大、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建立了資源耗竭補貼制度,設立專門的資源耗竭補貼基金,同時,實行低品位老油田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低品位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 孫煥泉說。
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江漢石油管理局局長、江漢油田分公司總經理孫健建議國家出臺激勵政策,加快推進頁巖氣產業發展。
頁巖氣作為一種新型清潔能源受到全球高度關註,2012年以前僅在地質條件相對穩定的北美地區獲得成功開發。與北美相比,我國南方海相頁巖氣層埋藏更深、層位更老、改造更強、地表也更複雜。
我國實現頁巖氣商業開發面臨諸多世界級難題,包括缺乏成熟的頁巖氣開發理論和評價技術;缺乏頁巖氣商業開發配套優快鉆井與壓裂增效關鍵工程工藝技術;關鍵裝備、工具和材料受制於國外公司,導致開發成本居高不下;在人口密集、喀斯特地貌條件下實現高速高效綠色開發面臨諸多挑戰。
基於上述情況,孫健建議國家出臺相關政策,對於掌握核心技術、具備開發能力、示範區建設通過驗收的頁巖氣建設單位,給予同等規模新的勘探開采礦權區塊,並下達新的任務要求,讓其承擔新的示範建設任務,發揮形成的勘探開發優勢,推動頁巖氣產業加快發展。
孫健介紹道,目前江漢油田承擔建設的國家級頁巖氣示範區、示範基地——涪陵頁巖氣田建成70億立方米生產能力,在頁巖氣勘探開發技術、生產組織管理、關鍵裝備研發、開發管理人員培訓等方面走在國內前列,成為頁巖氣理論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典範。
涪陵頁巖氣田消除了頁巖氣開發的多項技術瓶頸,初步形成頁巖氣藏綜合評價技術、水平井優快鉆井技術、長水平段分段壓裂技術、試采開發配套技術、綠色開發配套技術等五大技術體系,建立了100多項技術標準,申報或產生數十項國家專利成果。
與此同時,涪陵頁巖氣田全部開發裝備實現“中國制造”。江漢油田堅持整合技術與資源,形成研發合力,共同推進頁巖氣開發關鍵裝備和配套工具全部實現國產化。
“國家《天然氣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要加大頁巖氣等低品位、非常規天然氣科技攻關和研發力度,力爭2020年頁巖氣產量達到300億立方米。江漢油田在頁巖氣勘探開發上具有較強優勢,在推動頁巖氣產業發展上具備承擔更大責任的能力。”孫健說。
備受關註的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方案有了新消息。
3月8日,財政部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歐文漢接受中國政府網采訪時表示,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目前已經基本形成政策建議。基本思路是實施遞延納稅政策支持,即由個人自願建立個人養老賬戶,對在規定額度內進入該賬戶的收入,以及在賬戶中投資運營的收益暫不征稅,其應繳個人所得稅可延期至將來領取養老金時再征收。
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司副司長劉寶柱今年2月撰文稱,今年研究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將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試點政策推廣到全國,助力民生保障。
個人稅收遞延養老保險是由保險公司承辦的一種商業養老年金的保險。社會公眾投保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稅收延遲繳納的優惠。而政府通過稅收延遲繳納的激勵來籌集養老金,建設或者豐富保障體系,成為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
早在2009年,國務院曾明確提出來要探索發展個稅遞延的養老保險。2014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提出,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並計劃於2015年開展試點。
歐文漢表示,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和國務院有關文件要求,自2015年以來,財政部一直在會同稅務總局、發展改革委、人社部、人民銀行、保監會等相關部門,對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涉及的相關政策和技術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已基本形成政策建議。
“這項政策對促進我國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發展、構建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將發揮積極作用。”歐文漢稱。
據了解,通過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激勵政策,可以鼓勵社會公眾積累幾倍甚至十幾倍的養老金,這樣不僅有利於促進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而且可以大大減輕財政負擔,並有利於豐富養老保障層次,促進商業養老保險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保障需求。
歐文漢稱,考慮到政策內容涉及稅收優惠模式及標準、個人養老賬戶、投資產品範圍、稅收征管及信息平臺對接、風險監管等多個方面,政策操作較為複雜,具體政策將按程序報批後實施。
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政策雖然還在完善中,但2015年財政部、稅務總局和保監會已經推出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試點地區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31個城市,試點地區個人購買符合規定的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按照2400元/年的限額標準在個人所得稅前予以扣除。
去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擴大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見》稱,適時向全國推廣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
振興實體經濟,離不開生產性服務業的配套和支撐。2017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建議,把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振興實體經濟的戰略舉措。
生產性服務業涵蓋面廣,包括研發設計等技術服務、物流與供應鏈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商務服務等,既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量。
徐冠巨表示,國際上的主要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競爭力之所以強,其中生產性服務業發揮了關鍵的支撐作用。以德國為例,因為信息技術和智能化、金融服務、物流和供應鏈服務在制造業中得到了有機應用,推動德國率先走向工業4.0時代。在一些主要發達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又占服務業的70%,德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45%-50%。
相對於主要發達國家,徐冠巨稱,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總體發展還比較滯後。近年來,盡管我國服務業年年有增長,目前已經超過“半壁江山”,但比主要發達國家還低約20個百分點,差距主要體現在生產性服務業上。
徐冠巨表示,據有關機構估計,我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只占到GDP的15%-20%,還不到主要發達國家的一半。
數據顯示,在信息服務方面,我國中小企業互聯網使用率和雲服務滲透率與美國的差距有3-4倍;在物流服務方面,我國企業物流成本占生產成本的比重達到30%-40%,而美國只有10%-15%;在金融服務方面,我國制造業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是美國的3倍以上。
值得關註的是,近年來,我國部分經濟較為發達的省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出現了較好的勢頭。比如浙江省生產性服務業已占全省GDP的25%左右,高出全國平均5-10個百分點,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但已經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為全面提升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重塑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支撐我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徐冠巨建議,要把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振興實體經濟的戰略舉措,出臺專項規劃和專門政策措施,引導各級政府和社會提高對生產性服務業重要性的認識,加強對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協調和指導,鼓勵和推動更多資源要素投入到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中來。
其次,要以更大力度探索政企協力新機制。生產性服務業在整個經濟運行體系中,具有很強的基礎性,特別是一些平臺型的項目具有公共服務或準公共服務屬性,應當創新政企協力新機制,適應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的新要求。
徐冠巨還建議,要引導支持民間資本加大投入,在服務生產端形成濃厚的“雙創”氛圍。民營經濟是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力量,要高度重視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鼓勵和支持更多的民營企業投身生產性服務業開展創業創新。
除此之外,還要推動形成“生產性服務與生產制造協同發展”的產業新生態。生產性服務業包含產業門類眾多,要打破各自孤立發展的局面,應用好互聯網的時代元素,以“搭平臺、建生態”的思維,建設“開放、共享、共生、連接”的生產性服務業公共服務平臺,整合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發展,系統服務制造業轉型升級。
外貿新業態已經出現,但是監管政策仍滯後。
當前湧現的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簡稱“綜服企業”)就是基於我國外貿事業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而誕生,主要面向中小企業的外貿服務新業態。對於外貿企業來說,新業態的出現為其降低成本、促進成交、開拓市場、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2017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商務廳副廳長曾曉非稱,綜服企業緩解了阻礙中小企業進行國際貿易中“流通+信用”二大瓶頸,在整合流通服務資源的同時,有利於大數據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在國際交易中的融資、訂單、運營及監管等難題,有利於我國外貿結構調整和供給側改革,提升中國出口價值和國際競爭新優勢。
此外,綜服企業也符合WTO及國際貿易公平性、安全性原則,既有利於全球中小企業貿易發展,也有利於增強我國在國際規則、標準、制度制定的話語權,主導互聯網時代全球貿易新秩序建立等。
近年來,綜服企業新業態在全國迅速擴展,也被市場廣泛接受及驗證。正因為解決了外貿企業的痛點,以阿里巴巴一達通為例,2016年服務企業數達8萬家,同比增長48%,一般貿易出口額225億美元,同比增長87.5%,發放各類中小企業融資貸款24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50%。
一達通可提供通關、退稅、物流、金融等一系列的外貿服務。客商可以通過交易積累數據,獲得數據紅利反哺、獲得信用背書,成功融資。阿里巴巴外貿綜合服務事業部總經理魏強稱,這種通過“供應鏈+數據服務”的方式轉型幫助中小企業進入了“外貿2.0”時代。因為在大數據時代,通過建立了信用體系,可以打通金融機構“大金融產品”流向中小微企業“小資金需求”的管道。這使得此前貸款難的小微企業,如今也能快速得到銀行的貸款。
從2013年起,國務院多次發文鼓勵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發展,並兩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但對新業態的政府相關法律定義和配套政策尚未落實。
曾曉非稱,要明確綜服企業的法律(條例)地位及權責界定標準。
在提案中,他提到,綜服企業是利於互聯網技術,為貿易主體(外貿客戶)做通關、退(征)稅、結匯、融資、物流等綜合服務的機構,要與外貿企業簽訂委托服務協議,並對所提供的服務負責,在操作中實行“雙擡頭”申報,需要厘清貿易主體(委托人)與服務主體(綜服企業)的法律地位和權責義務。還有,要改變現行的視綜服企業為單一貿易主體(經營單位)的傳統監管、考核辦法。
另外,在確定綜服企業創新業態法律地位的同時,也要配套出臺適應綜服企業特色的政府性職能機構的運行管理體制和操作辦法。海關、國稅、商檢、外管、商務等政府職能部門,應嘗試設立針對綜服企業新業態的專門機構,創新內部審理流程及考核管理辦法,利於互聯網、大數據、新技術、新模式來提升監管服務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曾曉非認為,政府的管理服務職能也要適應並支持市場創新,要勇於擔當,為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8日下午,已經人大常委會三次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提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這對於開展已久的民法典編纂工作而言,無疑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並將為中國社會的民事、商事關系確立更權威的準則。
3月9日上午,在滬全國政協委員對民法總則草案展開了討論,大家都對民法總則草案給予了高度的贊同,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原秘書長陳海剛認為,民法總則將進一步促進政府轉變職能和更好履行職能。“法律進一步清晰地厘定了權力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益與私益的關系,這將大幅度提升民事權利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的地位,也為各級政府更好履行職能,尊重和保護民事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主席王誌雄認為,啟動民法典編纂是依法治國的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政協討論民法總則草案是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重要作用的一大進步,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常委、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段祺華認為,民法總則的制定是全面依法治國新的里程碑,特別在對財產權、胎兒權利的保護,以及下調無民事行為能力年齡等方面,充分體現了對保護人格權利的高度重視。
同時,委員們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王誌雄提出,一是要通過民法典的編纂對相關民商事特別法中有沖突的條款作相應修改和調整;二是要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加大民商事案件的“庭前協調”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表示,“我國制定的法典,現在就要考慮其可操作性。有些事情可以預留一些空間,不要只是從現在出發。當然民法不能規範的那麽具體,但應該把未來可能出現的人的行為,給與一定程度上的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原局長、黨組書記徐金記建議,一是要在中小學課本中,加入普法內容,深化青少年法制教育;二是要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加大對民法等相關法律的普法力度;三是要將法律知識納入公務員晉升及領導幹部提拔使用的考核標準。
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國家和城市各自不同的訴求,以及不同的發展戰略,中國學術研究機構最新建議,以“絲路城市走廊”構築“一帶一路”戰略主通道,構築“絲路城市走廊”。
3月11日,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在京發布《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7)》。
藍皮書課題組認為,借用“一帶一路”沿線國際城市走廊思路提出建設絲路城市走廊的做法,實際上是尋求不同區域發展設想的兼容,實現多層次地域發展的融合,這要比單純從中國出發的“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更容易被各國和地區所接受。
3月11日,“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網絡與中國戰略支點布局研討會。攝影/章軻
充分考慮各自區域發展戰略
課題組介紹,從當前我國“一帶一路”具體實施和推進的戰略中,“六大經濟走廊”成為走廊組織的基本框架。六大經濟走廊實際上分別有著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合作重點。
其中,中蒙俄經濟走廊主要承擔基礎設施投資和資源能源安全功能;中國—中亞—西亞主要承擔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安全的功能;新亞歐大陸橋主要承擔國際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功能;中巴經濟走廊則主要承擔能源安全、園區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元功能;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主要承擔資源能源和國際貿易、投資等功能;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主要承擔國際投資和貿易等功能。
“不同經濟走廊基於我國對外戰略所承擔的不同功能,決定了絲路城市走廊的功能體系。”課題組同時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地域國家城市發展情況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近20年人口增長的速度看也存在很大差別,從超過100%增長到負增長的情況均存在。
藍皮書介紹,如果不考慮彼此之間的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僅從地理區位角度考量,對照2015年各區域超過100萬人口規模城市的空間分布情況看,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三個大國所在的南亞地區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共有74個城市。
其中德里—孟買—金奈—加爾各答“金四角”城市群最成熟,能夠強力支撐起絲路城市走廊的發展;蒙俄兩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有14個,但是在西伯利亞地區和蒙古只有烏蘭巴托、新西伯利亞以及鄂木斯克等規模較小城市,其他城市多在歐洲地區。
課題組介紹,從實際發展看,盡管我國存在對外輻射方向不同的六大經濟走廊,但“一帶一路”沿線地域國家紛紛提出自己所制定的區域和國家層面發展戰略。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文件中跨境線路的設計、俄羅斯推進的“歐亞經濟聯盟”、歐洲“琥珀之路”、哈薩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來之路”規劃、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與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規劃相繼提出發展通道建設等。
“這些區域和國家戰略不會完全按照我們的戰略推進自己的城市體系的建設,例如中巴經濟走廊就與巴基斯坦當前正推進的區域開發戰略存在空間錯位問題。因此,必須充分考慮沿線城市所在國及區域組織在當前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藍皮書說。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在研討會上表示,“一帶一路”沿線發展和投資戰略,要“往下沈”,深入重點城市,甚至要深入城市的工業園區。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在研討會上致辭。攝影/章軻
“絲路城市走廊”構想的提出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屠啟宇介紹,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由倡議階段進入實質性建設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迫切需要確定戰略支點,走“選點”、“串軸”、“結網”進而“拓面”拉動全局的路徑。其中,“串軸”對象是主要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地域的國際城市走廊,特指為“絲路城市走廊”。
屠啟宇說,“絲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發展前提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基於“五通”聯系的國際經濟合作走廊的骨幹城市通道,是相對於原先基於基礎設施通道聯系的區域走廊的全面升級版本,是由走廊上多個核心國際城市與腹地內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次級城市跨區域乃至跨國擴展聯合形成的,是空間整合的結果,並最終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尋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提供平臺支撐。
“絲路城市走廊”由沿線多個城市群組組成並通過快速交通體系連接,這些城市群由某個或某幾個核心國際城市與腹地城市跨區域或者跨國整合發展而成,在群組內部的經濟聯系、資金聯系、社會聯系、信息聯系等領域各城市來往密切,並借助國際經濟走廊的發展快速成長。
藍皮書介紹,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正式生效和人居三大會“新城市議程”的通過,已從頂層設計層面完整構建了“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和城市包容性增長行動計劃。正如“新城市議程”所言:“城市連通著地區,國家甚至連接著全球網絡”,是“更平衡的地域開發的樞紐”。
“現在正是超越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心—邊緣等傳統地緣政治史觀,在世界城市網絡建構領域予以思想和行動響應的絕好時機。”藍皮書說。
屠啟宇說,“一帶一路”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洲際尺度地域開發領域最振奮人心的倡議,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域“樞紐”城市的互聯互通與結網研究,完全可以在學術上提出更為公平和包容的新型世界城市網絡理論,而“絲路城市走廊”將是重要的開始和著力點。
課題組認為,“絲路城市走廊”構想的提出,包含多層戰略價值。第一,“絲路城市走廊”將秉承絲路傳統,在“一帶一路”沿線形成多國際城市走廊,保證聯通的靈活性,最終多條走廊又能縱橫對接結網拉動全局;第二,“絲路城市走廊”有助於兼容不同區域發展設想,可以成為各類開發開放構想的最大公約數,實現多層次地域發展部署的融合,比單純從中國出發的“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更能夠被各利益相關方所接受;第三,“絲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聯互通的高級形態,這類走廊平臺所能承載的活動將大大超越單純依托交通基礎設施聯系的區域發展通道。
屠啟宇認為,“絲路城市走廊”可以實現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系統集成。這種系統性力量可產生經濟效應,文化效應、社會效應、生態效應和地方政府治理合作的效應。
2010年10月16日,新疆伊寧。哈薩克斯坦一家食品制造商在交易會上向記者展示精美的食品。攝影/章軻
2015年9月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國際運輸汽車站,哈薩克斯坦母女三人正準備乘坐中哈客運班車返程。攝影/章軻
2013年9月,中國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自貿區”)在上海設立。經過3年多的發展,自貿區圍繞制度創新這個核心,開展了一系列先行先試,推進了外資負面清單管理、證照分離等重大改革,部分改革經驗向全國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
然而,自貿區建設還存在著一些瓶頸有待突破。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鄭惠強在其題為《自貿試驗區制度的配套性和協調性有待加強》的提案中表示,這些瓶頸中較為突出的是制度配套性和協調性問題。
比如,在實際執行中,外資準入存在“大門開、小門關”現象——國家推出了新的開放政策,但行業規定、許可審批、配套措施等依舊維持不變,外資準入仍然存在準入門檻、許可審批或行政審批(如資質要求、業績要求、持續經營年限要求)等障礙。
再比如,上海自貿區2013年、2014年推出的兩批服務業開放措施,早於2015年全國版負面清單,且兩者處於同一法律層級。但與前者相比,後者在某些服務業,特別是管理措施中的開放程度明顯較小,但國家並沒有明確兩者的關系和適用性,導致實際操作中出現混亂。
鄭惠強在提案中表示,一些領域的改革呈“碎片化”,制度創新的系統集成度不夠。比如,事中事後監管需要高效的信息共享和社會信用信息體系支撐,但目前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地區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尚待完善,守信便利、失信懲戒的聯動機制沒有有效建立。
為此,鄭惠強建議,首先加快國家層面就自貿區的統一立法。在總結《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和其他自貿試驗區地方立法實踐的基礎上,結合形勢發展,將其核心內容加以擴充,抓緊制定《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法》,提高自貿區整體立法位階。
鄭惠強表示,目前自貿區采取的通過全國人大授權暫停區內實行外資三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企業法》)和部分行政法規的準入限制,都屬於臨時調整,難以在短時間內突破現行法律法規,使得管理部門常常面臨依法行政約束與改革創新的矛盾,影響開放措施的真正落地。
鄭惠強還提出,為加快推進自貿區的制度創新、先行先試,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自貿區改革領域,專門制定較為便捷的暫停相關法律法規實施的程序,減少耗費的時間,確保相關改革舉措盡快落實到位。
在完善行政審批許可制度方面,鄭惠強提出,針對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外的領域,中央部委和各地政府應嚴格實行外資項目備案制管理,堅決取消違法違規的行業規定、準入門檻、許可審批或行政審批,切實破解外資準入“大門開、小門關”的難題,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形成正確的市場準入預期。
針對地方與中央相關主管部門在對接協調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如部分領域改革創新因缺乏實施細則、配套政策不到位或得不到明確答複而長時間擱置等,鄭惠強建議,加快完善部際聯合決策機制,吸收自貿區管委會及地方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參與聯席會議的定期會議,強化相關部委對自貿區訴求的及時反饋,提高中央與地方的溝通協調效率,增強出臺政策舉措的適應性和針對性。
農業在我國是用水大戶,農業用水量約占全國總用水量的63%。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用水正逐步被工業和城鎮生活用水擠占,環境生態需水與農業分享用水的問題愈來愈突出。我國水資源嚴重緊缺,總量僅為世界的6%,旱地面積近10億畝,每年農業灌溉用水缺口超過300億方。
在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萬連步稱,為解決或緩解農業缺水問題,我國農業必須從傳統的粗放型灌溉農業和旱地雨養農業向現代高效節水型灌溉農業、旱作農業和生態農業轉變。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把農業節水作為方向性、戰略性大事來抓”。加快發展節水高效農業,不僅是解決我國水資源短缺、實現水資源高效利用的有力保障,同時也是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水資源安全的重大基礎戰略,可以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有力地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水肥一體化發展是實現節水、減肥、減少環境汙染和降低資源消耗的重要手段。提高水肥資源利用效率,大力推廣水肥一體化,實現水分和養分的綜合協調和一體化管理,對我國農業轉變發展方式,走綠色、高效及可持續發展之路具有重要意義。
節水農業技術在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發達國家一直受到廣泛重視。以色列水肥一體化應用比例達90%以上,美國是微灌面積最大的國家,25%的玉米、60%的馬鈴薯、33%的果樹均采用水肥一體化技術。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在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園藝作物生產上均存在著水資源匱乏和肥料利用率不高的問題。近年來,節水農業雖然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但發展迅速,取得顯著成效,已逐步從經濟作物向糧食作物拓展。
全國節水灌溉面積達4億多畝,水肥一體化面積已經超過8000萬畝,並形成了一系列水肥一體化技術模式及配套的農資、灌溉設備,大幅度降低了投入成本,基於信息技術的控制技術和控制系統也日趨成熟,為推廣水肥一體化技術、精準調控水肥管理奠定了基礎。
我國重視節水農業的發展,國家陸續頒布了諸多政策。水肥一體化也頻頻見諸國家文件。
2013年,農業部發布《水肥一體化技術指導意見》,提出到2015年水肥一體化推廣總面積達到8000萬畝以上;2016年,農業部發布《推進水肥一體化實施方案(2016-2020年)》,要求到2020年水肥一體化技術推廣面積達到1.5億畝,節水150億方,節肥30萬噸,增效500億元。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普及噴灌、滴灌等節水灌溉技術,加大水肥一體化等農藝節水推廣力度。因此,節水、減肥已經成為“國家行動”,水肥一體化在我國的實施條件已經成熟。
但是,目前我國農業節水還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重投入輕管理、重建設輕使用、重設備輕技術等問題普遍存在,阻礙了節水農業功能和效率的發揮,亟待進一步解決完善。當前東北節水增糧、河北地下水超采治理等國家重大項目中,節水灌溉和水肥一體化是重要的項目內容,但在項目實施中,普遍存在這些問題,個別地方十分突出。
在建議中,萬連步提到,國家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考慮水利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耕地質量提升、化肥零增長行動、地下水超采治理等多方面因素,統一規劃,協同推進。不斷完善支持農業節水的政策體系,統籌安排資金、項目,形成節水農業發展的政策合力。如在東北節水增糧、西北節水增效、華北節水壓采、南方節水減排等節水行動中,統籌發展農業節水技術和配套的肥料等農資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