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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大調整：CTO、數據中心、中國區移動業務集體換帥

在PC和手機市場廝殺成一片紅海的當下，老牌IT企業聯想集團近兩年似乎習慣迅速而大膽的人員和架構大調整。

11月3日，聯想集團宣布一場涉及PC、移動、企業級三大業務集團的調整。

具體來看，聯想手機中國區業務的掌門人產生了變更，原聯想集團人力資源負責人喬健將接替陳旭東出任聯想移動業務集團(MBG)中國區總裁，領導移動中國業務。

聯想集團公司高級副總裁喬健

此前陳旭東負責中國市場的端到端業務管理，包括產品研發、銷售和市場營銷，而Aymar de Lencquesaing負責負責全球除中國市場以外的移動業務運營管理，二人共同作為聯想全球移動業務聯席總裁。

對於這一次移動業務中國區換帥，楊元慶給出的解釋是主要是考慮到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王曉巖即將退休。

陳旭東將接替即將退休的王曉巖，擔任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負責全球服務業務，匯報給聯想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Gianfranco Lanci。

“我們認為旭東更適合接替曉巖的職位，而喬健國際運營整合和營銷推廣經驗的能力和特質對聯想在中國手機市場的發展更加有效，聯想手機的中國需要大大加強市場營銷的能力。”楊元慶這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據聯想內部人士透露，聯想內部的高管也有一定的輪崗。

此外，Gerry Smith 將擔任執行副總裁兼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業務集團首席運營官，領導聯想全球運營，直接匯報給 Gianfranco。負責全球供應鏈的副總裁關偉和負責個人電腦與智能設備集團(PCSD)業務集團戰略的副總裁 John Pershke 將匯報給Gerry。公司全球供應鏈將不僅支持PCSD，還會支持移動業務集團和數據中心業務集團，數據中心業務集團供應鏈虛線匯報給 Gerry。

值得一提的是，聯想還將對手機品牌進行整合。

“Moto將成為智能手機唯一的品牌，類似於三星galaxy，聯想的智能手機中聯想(Lenovo)是公司品牌，而Moto是手機品牌，此外聯想將會對Moto品牌下面會把手機產品線進行完整的整合。”楊元慶解釋道。

今年3月份，聯想集團宣布重新組建了四大業務集團，分別為個人電腦與智能設備集團(PCSD)、移動業務集團(MBG)、數據中心業務集團(DCG)、聯想創投集團(LCIG)。

其中，數據中心業務集團是由原PC業務集團旗下的企業級服務器業務獨立出來，而聯想創投集團致力於通過戰略投資打造聯想的智能生態體系，以投資推動未來布局，以孵化帶動新技術創新。

而這一次，聯想給數據中心業務集團找了新的負責人。

原英特爾數據中心業務負責人Kirk B·Skaugen加盟聯想，出任聯想數據中心業務集團總裁。Kirk 曾經在英特爾負責數據中心業務，後負責PC和移動業務。

“在數據中心這個領域，聯想之前還是缺乏經驗人才。”楊元慶坦言希望Kirk能給聯想的數據中心業務帶來改變。

此外，聯想還空降了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常務副院長芮勇出任聯想集團CTO，任命了知識產權專家Laura為首席法務官。

公開信息顯示，芮勇在微軟任職18年，領導關鍵的人工智能團隊和研究院的所有工程團隊。他擁有60項美國和國際專利，是人工智能領域的權威專家。

芮勇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加盟聯想之後將籌建很大的人工智能團隊，而聯想也將在人工智能研發上有很大的投入。

對於一口氣招攬三位高管，楊元慶表示是為了聯想向“設備+服務”的方向重要助推力量。“聯想的戰略就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種著田里的’。所謂碗里的業務就是個人電腦業務，要保證這一塊市場的領導者和利潤;鍋里的業務是指移動和數據中心業務，這是我們正在打造的新引擎;設備+雲則是田里的業務，就是打造下一代智能設備和未來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而聯想集團今天發布的財報顯示，其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的3個月內，聯想集團收入為112.31億美元，同比下跌8%﹔集團除稅前利潤為1.68億美元﹔權益持有人應占凈利為1.57億美元，去年同期為虧損7.14億美元。

以下為楊元慶內部信全文：

各位同事：

今天我們發布了FY16第二季度財報，但我首先要跟大家溝通的不是當下的業績，而是未來。

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團結一心、努力拼搏，共同把聯想打造成為了一家業務覆蓋160多個國家與地區的國際化公司，同時也成為了全球個人電腦領域的領導者。這些成績的取得，不僅源於我們擁有立足當下的超強執行力，更因為我們擁有著眼於未來的戰略布局。

無論是我們拓展業務邊界到移動通信領域，還是發力企業級數據中心業務，都是多年前我們布局未來的戰略決策。最近兩年，我們又看到了“設備+雲”領域的戰略機會，吹響了進軍智能互聯和下一代人工智能領域的號角，這是我們定位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戰略目標，聯接全球用戶與世界的想象是聯想今天與未來的公司使命。

簡言之，聯想的戰略就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種著田里的。”所謂“碗里的業務”對聯想來說，就是個人電腦業務，我們已經成為市場的領導者;“鍋里的業務”是指移動和數據中心業務，這是我們正在打造的新引擎;“設備+雲”則是“田里的業務”，就是打造下一代智能設備和未來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過去，我們只有PC業務，我們通過努力，成為了當之無愧的個人電腦領域最專業、最出色的領導者;而現在，我們的業務更加多元化，不能僅僅依靠過去的經驗、能力和人才，我們需要吸引更多的專業人才加盟，驅動各個新業務成長為新的行業領導者。

因此我很高興地宣布，即日起，我們迎來了三位新同事：

芮勇博士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加入聯想，擔任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技術官，領導研發與技術團隊。芮博士在微軟任職18年，成就斐然。加入聯想前，任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常務副院長，領導關鍵的人工智能團隊和研究院的所有工程團隊。他擁有60項美國和國際專利，是人工智能領域的權威專家，作為國際電氣電子工程學會(IEEE)院士， 2016年獲得IEEE計算機學會技術成就獎。芮勇博士的加盟，將有助於我們打造在下一代智能設備與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Kirk Skaugen，擔任聯想集團執行副總裁兼數據中心業務集團總裁，直接向我匯報。Kirk年輕有為，在科技領域享有盛名，他曾在英特爾任職24年，任高級副總裁，曾領導客戶端計算業務，數據中心和互聯系統事業部。Kirk 是英特爾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裁及高級副總裁。隨著Kirk的加入，他在數據中心領域的專長和經驗將幫助我們拓展企業級業務，再創佳績。

Laura Quatela，擔任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Laura 在國際知識產權方面有豐富的專業經驗和領導力，曾經供職柯達公司和阿爾卡特朗訊。在柯達期間，她曾擔任全球總裁。此外，她還擔任過柯達公司歷史上第一位首席知識產權官，並於2011年被任命為公司的總法律顧問。在阿爾卡特朗訊期間，Laura 擔任知識產權執行副總裁一職，專註於實現公司的專利組合變現。

這三位新同事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享有盛譽，並且是對技術和創新充滿熱情的優秀領導人，我相信，他們的加盟將大大加強聯想在各個新業務領域的領導力!

這就是我先要跟大家溝通的“未來”，我們將通過積極的戰略布局、專業的人才引進，有條不紊、一步一步實現我們的願景。

今天，聯想發布了第二季度財報。上個季度，盡管市場環境依然挑戰嚴峻，但聯想仍然取得了穩健的業績。雖然我們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了8%，但是較前一季度增長了12%。我們的稅前利潤達到了1.68億美元，如除去一次性措施所帶來的收益和費用，我們較去年同期增長了7%。

盡管全球個人電腦和平板電腦市場均有下滑，智能手機市場僅有輕微增長，但我們的業績依舊穩健。個人電腦業務保持了冠軍地位和強勁盈利;服務器業務在中國市場和跨國企業市場的營業額持續增長;智能手機業務營業額和利潤都實現了改善。

其中，最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移動業務，我們在全球市場實現了強勁增長，特別是 Moto Z 模塊化手機的成功發布，有效推動了移動業務的持續向好。第二季度，我們移動業務整體的經營利潤率比前一季度提升了4個百分點, 平均單價年比年提升了18%。尤其突出的是Moto產品的銷量大幅提升，相比前一季度增長了近40%。得益於此，我們的智能手機整體銷量比前一季度增長了近25%，市場份額較前一季度提升了0.6個百分點。在所有大區，與上季度相比，我們的銷量都超過了市場平均，並且提升了市場份額。

目前，Moto Z 模塊化手機在全球範圍內一周的銷量已經攀升到了6萬臺，作為一個新的品類，Moto Z 發布後前三個月的勢頭可以與iPhone當年上市時相媲美。其中北美和拉丁美洲的銷售業績更加突出，在美國我們一周的銷量已經接近3萬臺，即使在像墨西哥這樣的市場，一周的銷量也接近1萬臺，並在墨西哥AT&T高端手機中迅速超過Apple，成為第一。我們的目標是在發布後的12個月內銷售三百萬臺Moto Z 手機，這對於模塊化手機這個新的品類來說，將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開端。

總結起來看，上個季度我們在持續落實“設備+雲”戰略的同時，我們的核心業務保持了穩健的盈利，移動業務的業績穩步改善，數據中心業務也在積極應對挑戰。接下來，為了進一步加強戰略落地與執行，我們還對其他領導團隊做了調整：

Gerry Smith, 將擔任執行副總裁兼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業務集團首席運營官，領導聯想全球運營，直接匯報給 Gianfranco。負責全球供應鏈的副總裁關偉和負責PCSD業務集團戰略的副總裁 John Pershke 將匯報給Gerry。公司全球供應鏈將不僅支持PCSD，還會支持移動業務集團和數據中心業務集團，數據中心業務集團供應鏈虛線匯報給 Gerry。Gerry 擅長卓越運營、快速響應市場需求和滿足客戶需要。當前全球市場的供應情況較為緊張，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強有力的、具有豐富經驗的領導，以支持業務的成功。

帶著複雜的心情，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高級副總裁王曉巖即將退休。曉巖經過認真考慮，決定要翻開生活的新篇章。曉巖自1994年加入聯想以來，帶領過很多團隊，包括BT/IT、財務，直至近年領導全球服務業務。她在擔任CIO期間對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並購IBM PCD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她的領導下，並購業務不再依賴IBM原有平臺，這為聯想節省了數億美元的成本。讓我們一起祝願曉巖在今後的生活中，健康幸福!

陳旭東將接替即將退休的王曉巖，擔任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負責全球服務業務，匯報給Gianfranco。旭東在穩定中國區手機業務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前還帶領中國PC業務達到新的高度，他曾經主導中國區的服務模式轉型，創造了客戶滿意度的新高，是帶領服務向互聯網化和客戶中心轉型的合適人選。

喬健將擔任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兼移動中國業務負責人，移動業務集團聯席總裁，直接匯報給我。喬健不僅成功領導了全球人力資源團隊，而且在擔任首席戰略官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她還擔任過中國的市場營銷負責人。在高速增長的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喬健在市場營銷領域的深厚背景和成功經驗，將幫助中國移動業務加速發展。

中國手機市場依然是必須贏的戰場，旭東已經成功讓中國手機業務企穩回升，確定了明星產品戰略;喬健接棒旭東管理中國手機業務，將借助她豐富的國際運營整合和營銷推廣經驗，充分發揮全球協同效應，在中國市場聚焦資源，持續發力，打贏這場手機攻堅戰。

高嵐將擔任負責全球人力資源的副總裁，直接匯報給我。此外，集團副總裁兼首席信息官Art Hu之前匯報給高級副總裁王曉巖，現在將直接匯報給我。

這些調整將從即刻起生效。接下來的幾天，每個領導人將與各自的團隊直接溝通，分享與組織架構和管理團隊相關的具體信息。

同時，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為了全面提升大家的辦公環境，我們在北京新建了36萬平方米的全球總部園區，在深圳也將新建20萬平方米的辦公區。北京的員工將從中關村原有的兩個十年以上的辦公樓陸續入住新園區。

各位同事，上個季度，面對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和激烈的市場競爭，我們苦練內功、迎難而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盡管短期內市場環境依然艱難，但我們相信，聯想已經有了牢固的基礎，清晰的目標，強有力的團隊，讓我們在向各位履新者表示祝賀的同時，齊心協力，紮紮實實，把戰略落到實處，再創新高!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匯率有條件繼續保持基本穩定

2016年10月31日，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4.22，較9月末上漲0.16%;參考BIS貨幣籃子和SDR貨幣籃子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分別為95.07和95.52，分別較9月末上漲0.34%和0.49%。三個人民幣匯率指數均穩中略有升值，10月份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始終在94上方運行，全月年化波動率為2.11%，保持著較小的波幅，顯示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繼續保持基本穩定。

10月份以來，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有所加大。一方面，美國經濟數據繼續改善，美聯儲官員開始釋放更多年內加息的信號，市場對美聯儲12月加息的預期大幅升溫;另一方面，市場對英國“硬脫歐”、埃及貨幣貶值等方面的擔憂有所加劇，避險情緒也進一步升溫。美聯儲加息預期和避險情緒共同推動美元指數升至8個月來新高，10月當月美元指數升幅達3.12%。在“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相應有所貶值。10月31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7641元，較上月末貶值1.28%;人民幣對美元市場匯率收於6.7708元，較上月末貶值1.49%。不過，從全球橫向比較看，無論是與新興市場貨幣，還是與發達經濟體貨幣相比，人民幣貶值幅度都是比較小的。10月份，歐元、日元、英鎊分別較美元貶值2.05%、3.02%和4.67%，俄羅斯盧布、新加坡元、韓元、土耳其里拉分別較美元貶值1.75%、1.87%、3.74%和2.43%。而且在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貶值的同時，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仍保持了基本穩定，還略有升值，總的看市場對人民幣匯率波動並沒有擔憂。

從下一階段來看，根據歷史經驗，美聯儲加息預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會被市場提前消化，未來美元走勢有較大不確定性，在既有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繼續雙向浮動、有升有貶。但總體上，由於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常項目保持順差、外匯儲備充裕、財政狀況良好、金融體系穩健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特別是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成長，近期各項主要經濟數據都出現了積極變化，加之人民幣正式加入SDR後境外投資者增持人民幣資產也有助於平衡跨境資本流動，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有條件繼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加拿大養老基金1.62億美元收購柏威年大連購物中心40%股份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2016年11月3日)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公司(CPPIB)今日宣布出資1.62億美元收購柏威年集團(Pavilion)旗下的柏威年大連購物中心項目40%的股份。

此次收購是CPPIB在中國東北主要經濟中心大連投資的首個零售商場項目。柏威年大連於2015年4月開業，目前已全部租賃給包括頂級國際、本土品牌在內的各類商戶，可為顧客提供現代化的購物體驗。該商場地處大連市中心的青泥窪商圈。

CPPIB亞洲房地產投資部董事總經理Jimmy Phua表示，“購入柏威年大連購物中心股份符合我們的房地產投資戰略，即與當地優秀的合作夥伴投資高質量、地段優越的零售地產。我們很高興通過這次收購擴大與柏威年集團的合作。我們相信，從長期來看，這次合作可以帶來可觀的風險調整後收益。”

柏威年是馬來西亞最大的高端零售商場、高端住宅和甲級寫字樓開發商和運營商之一。2015年8月，CPPIB和柏威年成立合資公司，共同投資位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繁華地帶的一個多用途綜合開發項目Pavilion Damansara Heights。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當前中國經濟要警惕行政化回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在11月4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國經濟要防止行政化回潮。

他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其中，排在前位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其實，市場化和行政化是一對矛盾，行政化回潮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起到一定的幹擾。政府改革的方向是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放管結合，但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利幹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進程越來越加大，我擔憂的是行政化在回潮。”

那麽，在他看來，行政化回潮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體現在去產能上。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經濟問題在於，產能過剩、庫存積壓、杠桿率過高。

盧中原說，三降一去一補過程中，行政化強力推動的最新例子就是去產能，例如，鋼鐵和煤炭去產能過程，6月份鋼鐵、煤炭去產能的規劃只完成了30%左右，行政強力推動後8月份完成了70%--80%。

他認為，從去產能任務來說，8月份一下子完成70%到80%，全年的計劃可以如期完成，可以騰出市場份額，騰出市場份額以後可以更好地使供給、需求銜接，這是供給側改革最根本的要義。

他說：“但是，作為市場化配置資源的主體，企業應該遵從什麽?這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反思，是第一個需要警惕的。可持續的新動力依舊是要靠市場形成而不是靠行政的強力推動。”

此外，他認為行政回潮的另一個表現是老工業基地到現在問題積重難返，尾大不掉。

他舉例說，某些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上市公司，應該向市場化導向發展，企業的利潤增加值、股東回報、凈資產利潤率等才是企業應當追逐的數據。

在他看來，跳出行政化、計劃經濟的思路解決經濟問題，是未來應該探索的方向。他以此前外界廣為關註的科研經費審計為例，“新型科研機構是國務院定的新概念，新型科研機構和科研院所、高校、企業是不大一樣的，其上述功能兼而有之。就是這樣的新型科研機構，我們現在面臨的仍然是一些用行政化的思路、辦法去巡視、審計，應該多考慮新型科研機構的章程和當時設立的性質，這還是行政化回潮的表現之一，值得憂慮。”

國家氣候中心：今年以來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多

國家氣候中心4日下午發布消息稱，今年以來，我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多，強對流天氣多發重發，氣象災害重。當前，需關註氣象幹旱和霧-霾及拉尼娜的可能影響。

國家氣候中心有關專家介紹，受2015/2016年超強厄爾尼諾和近期赤道中東太平洋拉尼娜狀態的影響，今年我國氣候十分異常，氣溫波動大、暴雨頻數和強度大、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多，城市內澇和高溫熱浪等氣象災害重。

氣象數據顯示，今年我國入汛早、降水多、暴雨強、南北洪澇並發。1-10月全國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5%，接近1954年和1998年。3月21日華南入汛，較常年偏早16天。入汛後共出現44次大範圍暴雨過程。長江中下遊出現嚴重汛情，華北部分地區暴雨洪澇重。

同時，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多、強對流天氣多發重發。今年汛期，強對流天氣過程次數(59次)為2010年以來同期最多，強降水導致26個省(區、市)出現城市內澇，13個省(區、市)發生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夏季72個縣市最高氣溫突破歷史極值;三是登陸臺風多、平均強度強。有8個臺風登陸我國，平均登陸強度達13級(常年10級)，其中6個達到強臺風等級;四是氣溫波動大、夏季氣溫創新高。1-10月全國平均氣溫較常年同期偏高0.8℃，位居歷史第3位。1月，我國遭遇多次大範圍寒潮和雨雪冰凍天氣過程，廣州、南寧等地出現建國以來首次降雪天氣。夏季平均氣溫創歷史新高。

氣象數據顯示，10月，全國平均氣溫10.9℃，較常年同期(10.3℃)偏高0.6℃;全國平均降水量55.4毫米，較常年同期(35.8毫米)偏多55%，為195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太湖流域降水偏多3倍，出現秋汛。京津冀地區出現了4次霾天氣，其中10月13-15日過程最為明顯。

國家氣候中心有關專家介紹，目前，赤道中東太平洋依然維持拉尼娜狀態。10月赤道中東太平洋表層冷海溫異常較上月有所發展，其中尼諾3.4區海溫指數為-0.8℃。拉尼娜狀態已連續持續3個月，預計到今年12月會形成一次弱拉尼娜事件。

上述專家同時表示，今年以來，我國幹旱和霧霾總體偏輕，7月下旬至8月底，東北地區西部及內蒙古東部等地發生較為嚴重的夏伏旱。10月，京津冀地區出現了4次霾天氣，這4次過程持續的時間是1日-3日、13日-15日、18日-19日以及24日-25日，其中13日-15日過程最明顯。

國家氣候中心提示，冬季我國北方冷濕南方暖幹，需關註氣象幹旱和霧-霾及拉尼娜的可能影響。分析表明，冬季氣候可能呈現前冬暖後冬冷、北方冷濕南方暖幹的分布，西南東部氣象幹旱可能發展，出現類似於2008年初南方大範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的可能性不大。

國家林業局自然保護區研究中心創始人細數“切膚之痛” 自然保護區：數量掛帥六十年，該改革了

陳建偉（李欣/圖）

由於自然保護區單純追求數量、不求質量的錯誤傾向，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沒有得到及時糾正，管理上多頭伸手、部門利益沖突升級，對保護區指導不力、投資不足，到本世紀，自然保護區建設處於緩慢發展甚至停頓狀態，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倒退。

1956年，中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建立，如今，全國已建成兩千余個自然保護區，占國土面積16%，然而卻爭論不斷、風波不止。

2016年，中國首個國家公園——三江源國家公園啟動試點，邁出體制改革第一步。

“現在是只顧著做國家公園，對中國自然保護區60年的經驗教訓沒有認真總結。”2016年10月18日，國家林業局自然保護區研究中心及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的創始人陳建偉向南方周末記者談到，對於過去60年中，自然保護區劃建依靠地方積極性、數量及面積掛帥、未及時進行分級分類分區管理等弊病，他有“切膚之痛”。

陳建偉曾任原林業部野生動植物保護司副司長、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與自然保護區管理司巡視員。這位“學者型官員”在退休後首次接受媒體專訪，作為自然保護區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希望未來國家公園體制的建設能少走彎路。

數量上的3次“高潮”

搶救性保護的遺留問題

國家級保護區應是處級單位

中央應設國家公園局

分級分類分區管理

成都建設西部金融中心 實施五大行動計劃

“這是我這個月第二次來四川。”10月30日，在天府金融論壇上，最近剛履新中國投資公司總經理的屠光紹就感慨地說。

隨著成都金融地位的崛起，像屠光紹這樣的金融大咖已經越來越頻繁地來到四川成都。

當前成都正按照“157”整體發展思路，以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加快建設西部經濟中心、科技中心、文化創意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西部綜合交通樞紐。成都提出要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內陸自貿區等重大歷史機遇，積極提升資本市場、財富管理、結算中心、創投融資、新型金融等核心競爭力。全力推動西部金融中心建設邁上新臺階，加快構築與國家中心城市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

按照規劃，預計到2020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將達2000億元，占服務業比重26%，占GDP比重14%;存貸款規模有望分別突破5.1萬億元和3.8萬億元，在2014年基礎上增長近87%;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分別達到350家和420家;上市公司總數達280家;直接融資總額達到5000億元，占全社會融資比重的50%。

中西部領先優勢

去年9月，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發布了第七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CDI·CFCI)。成都金融中心綜合競爭力排名中西部第一，全國第六。這個排名反映了在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個全國性金融中心保持領先的同時，區域金融中心“成層化”發展格局趨於穩定。

成都金融業的優勢是有數據支撐的。截止到2016年9月末，全市轄區內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3.24萬億元，貸款余額是2.53萬億元，實現保費收入698億元，證券交易額5.72萬億元，資本市場累計融資391.4億元，金融業增加值991.9億元，GDP比重11.5%。各項指標均位居中西部第一。

不僅如此，成都擁有銀行、證券、保險等組織形式齊全、功能完備、運行穩健的金融體系，是西部金融機構數量最多、種類最齊全、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目前已有西南聯交所、四川金交所、川藏股權交易中心、成都金融資產交易中心等要素市場，成都還在西部率先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試點和個人本外幣兌換特許試點。

“成為金融中心需要各種各樣的條件，成都也具備了很多的條件，我覺得成都的條件是各種條件的綜合。”來自美國芝加哥的美國中西部協會執行副會長薛雨川表示，同時成都也存在這樣的機遇，就是中國進一步向西部發展的背景。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認為，建設好金融中心要從不流動性要素入手，大概分人力資本和人文環境、營商環境、金融部門發展、基礎設施、聲譽和一般因素等方面。“人力資本和人文環境成都肯定是排在全國前列的，金融機構在考慮進入成都時，這方面一定是優選。”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認為成都面臨的重大機遇還有“互聯網+”科技，“成都有人才、宜居、經濟體量大、基礎條件好、民間資本發達，還有非常強的創新能力，我認為成都要抓住人工智能等科技和人才優勢，大力發展金融業，成都會成為西部金融中心”。

琨玉資本創始人楊戈表示，這些年互聯網和金融技術的發展給傳統金融市場生態環境帶來的改變是非常大的。有時甚至是顛覆性的，能不能夠順應趨勢抓住變化?對於成都來說，也是一個機遇。

楊東也表示，西部具有新的機會。“成都具有非常強的創新能力和包容能力，尤其是新金融方面，無論西部、東部甚至是國外，大家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領域位處同一起跑線上，成都在這些領域率先有所布局，成立大的機構或者是交易機制完全能夠做到。”

成都的五大行動計劃

事實上，對於金融的戰略意義，成都很早就給予重視，提出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目標包括建成西部金融機構集聚中心、西部金融創新和市場交易中心、西部金融外包及後臺服務中心，從而構成西部金融中心，並取得積極的進展。

很快成都又在“三個中心”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化，著眼於金融更多地服務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服務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了打造“資本市場、財富管理、離岸中心、創投融資、新型金融”五大功能。

這也是成都根據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戰略部署，積極順應現代金融發展趨勢，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差異化發展，對金融中心的戰略功能的調整強化，繼而開始實施資本市場、財富管理、結算中心、創投融資、新型金融五大行動。

成都提出要努力打造區域性國際資本市場。深化與全國性證券交易所對接聯系，依托蓉歐快鐵沿線及“一帶一路”南線多條經濟走廊，實現成都與亞歐知名資本市場在商品期貨、證券、股權、債券等領域互聯互通，推動支持金交所、蓉交所等交易機構，現有要素市場做大做強，系統謀劃重要的交易機構。

不僅如此，成都還提出打造西部重要的結算中心。不斷擴大傳統離岸金融業務規模，鼓勵開展新型貿易、資金結算以及跨境投融資等離岸金融業。

另外，成都更強調差異化的創新發展路徑，推進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金融產業及財富資產管理行業發展。

薛雨川就表示，金融中心成立實際上跟金融創新有很大的關系，芝加哥今天金融中心的地位跟CME在全球地位關系密切，金融期貨產生以後，現在CME交易產品里95%以上都是金融期貨的產品，如果CME當時還是做農產品交易，可能今天也沒有芝加哥這樣的金融中心，所以創新是很有意義的。

在財富管理方面，成都是目前整個中西部地區高凈值個人總數最高、增長最快的地區。成都與香港、新加坡、法蘭克福等全球著名的財富管理中心合作，構建良好的私人銀行生態系統。同時，著力完善財稅、法制、人居環境以及人才保障等財富管理發展環境，打造西部第一財富管理基地。

成都還要奮力打造中國新型金融先行區。積極爭取全國融資租賃設備交易中心、商業保理試點資格和金融租賃等牌照。適時探索科技小貸、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創新業務;大力發展第三方支付、線上融資、網絡保險、移動支付等金融創新業務;積極推動信托融資、產業基金、保險直投等多種直接融資業務;推動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積極發展互聯網金融。

李揚表示，成都要想成為西部金融中心，就必須在一些更紮實的基礎上下功夫，非流動性的因素、別人不具有的因素要打好基礎，來吸引流動性的因素。“成都無疑在全國居於前列，是西南的中心，在西南地區無疑是領先的，所以我對成都的金融中心前景看好。”

互金平臺瞄準金交中心 謀轉型金融資產交易

越來越多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將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作為轉型的選擇。

11月3日，國開行旗下互聯網金融平臺開鑫貸表示，經江蘇省金融辦批準，該公司發起成立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此前，其網上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已正式上線。在此之前，包括百度、螞蟻金服等互聯網巨頭，已先後參與發起互聯網金交中心。

“各地成立的互聯網金交中心，要做的是實現業務區別於P2P。”業內人士認為，金交中心的業務要做到與P2P區別開來。

試水金交中心牌照

開鑫貸近日表示，其發起的金交中心為江蘇開金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下稱開金中心)。今年8月，其已上線交易平臺“開金網”。在此基礎上，開鑫貸將集團品牌升級為“開鑫金服”。

資料顯示，除了開鑫貸，開金中心股東還包括無錫市金融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開金泰資本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開鑫金服總經理周治翰稱，開金中心負責對接資產、產品包裝、登記結算等，開金網則是企業理財、交易的流量平臺。

最近以來，參與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已經成為各路資金追逐的一大熱門，其中不乏百度、螞蟻金服等互聯網巨頭。公開信息顯示，2016年6月、7月，京東金融、百度兩家互聯網巨頭，先後在陜西西安註冊成立西安合眾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百金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更早些時候，螞蟻金服已於2014年成為浙江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的發起股東之一。

而進入2016年以來，P2P平臺也競相進入互聯網金交平臺。2016年4月，恒大旗下的一家互聯網金融平臺，就已註冊了金融資產交易平臺。此外，大量P2P平臺還以會員等形式，與各種互聯網金交平臺合作。如2016年8月註冊的大連京北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其會員就包括漢金所多家P2P平臺。

從各家金交中心的情況來看，業務基本集中在金融資產的撮合、交易等方面，為交易提供登記、托管、交易、結算等服務。而交易的資產性質，既有互聯網金融類產品，亦有來自正規持牌金融機構的資產。如2016年9月，天安財險、貴州銀行、中信信托等金融機構，就與貴州一家金交中心簽訂了合作協議。

根據周治翰介紹，自8月上線以來，開金網已有定向融資產品、收益權產品等上線掛牌交易。其中，定向融資產品是企業在開金中心發行和轉讓，並在一定期限還本付息的直接融資產品。而開金中心未來也將與銀行、券商、保險等持牌機構進行合作，目前與保險的合作已經開始。

金交中心業務與P2P不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交易金額相對較大，並尋求與正規的持牌金融機構合作，是各個金交中心的共同做法。

周治翰亦稱，集團品牌升級為開鑫金服後，下屬各個平臺將在業務上進行明確分工，開鑫貸仍經營原有的P2P小額借款業務，開金中心、開金網則進行金融資產交易業務，兩者互相隔離，各自獨立開展業務。

“開金中心的項目金額比較大。”周治翰說，開金中心目前的業務，主要是對接供應鏈上下遊的資產，開金中心從中負責撮合，國開金融也會在項目、資產來源上提供一定支持。

除了企業直接融資項目外，開金中心也計劃通過與金融機構合作，進行資金、資產交易撮合。如在保險方面，由於受資產荒影響，保險公司也需要獲得項目。而銀行、券商等金融機構也有部分客戶，存在融資需求。在此情況下，該平臺可以居間撮合，實現資金、資產對接。同時，平臺自身也在謀求獲得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網絡小貸等業務牌照。

在這種情況下，P2P平臺的大額標的就成為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今年8月，P2P監管辦法出臺之後，大額借款成為P2P平臺必須解決的問題。而與金交中心合作，或參與發起金交中心，成為P2P平臺轉型的一大路徑。

“現在監管對金交中心的這類業務，態度還不明朗，各地政策也不一樣，金交中心還是面臨政策考驗。”網貸之家創始人徐紅偉認為，真正區別於P2P大額借款，以及實現合規，是互聯網金交中心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另一方面，一些P2P平臺已有將互聯網金交中心當作“避風港”的傾向。業內人士擔心，一旦數量眾多的P2P平臺以此作為出路，金交中心的秩序將走上P2P老路。“遭在監管政策出臺之前，我們就開始籌備金交中心，並同時與其他金交中心開展合作，作為項目來源，和P2P平臺並不一樣。”周治翰說。

徐紅偉認為，由於金交中心牌照需要各地金融辦批準，審批將會比較嚴格。據其了解，面對這種情況，目前監管已經開始關註，未來政策可能也會有所收緊。P2P想以此作為轉型出路，可能性並不是很大。各地成立的互聯網金交中心，要做的就是真正實現業務區別於P2P大額借款。

“假以時日，中國將成為商品生產和思想創造的全球中心”

從上倒下、從左到右依次為：吳敬璉、李榮融、許善達、曹遠征、許小年。（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6年11月4日-5日，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大梅沙論壇在深圳舉行，以“創新與‘十三五’”為主題的本屆論壇，設置了國企改革、金融創新等多個專題論壇，包括南非前總統德克勒克、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森及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等在內的一百五十多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這些議題進行了演講和討論。

南方周末記者受邀與會，記錄了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中國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等部分嘉賓的發言，以饗讀者。

“早期產業政策由於允許政府可以隨意挑選贏家與輸家，從而加大了政府被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俘獲的風險。”

“講建現代企業制度更要突出兩條，政企分開是第一條，第二條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問題，這兩個不解決其他不用談。”

“創新來自哪里？來自私有產權的保護，所以我一再呼籲在這個時候要堅定信心，堅定信心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通過司法改革，保護私有產權。”

吳敬璉：產業政策爭論只關註了現象層面

我們官產學各界的有識之士，這些年來對改革和發展做了很多的貢獻，但是也存在一個很明顯的缺點，就是較多地關註那些現象層面的討論，而沒有更多研究這些現象背後本質性的、規律性的基本問題。

最近討論得很熱烈的產業政策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各方正在討論產業政策有效還是無效，其實這個問題已經討論了二十幾年了，但討論並沒有逐步深入，常常出現在表面層次上打轉的情況。

中國是從日本引進產業政策的，日本在1970年代就開始執行一套產業政策。在二戰後初期和1960年代的高速增長時期，產業政策表現出它很多積極方面的作用。但我們沒有註意的是，在高速增長時期所采取的這類產業政策，早在1970年代日本國內就進行了反思。在1980年代初期，以東京大學的小宮隆太郎教授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組織起來，對日本的產業政策進行了全面的總結。

他們經過兩年多的工作，在1984年出版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報告站在現代經濟學理論的高度，對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和實際內容、執行後果，進行全面的回顧和檢討，得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產業政策由於允許政府可以隨意挑選贏家與輸家，從而加大了政府被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俘獲的風險。

應該說我們在接受日本經驗的時候，由於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論的高度，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定的偏差。

而在國際學術領域中，對產業政策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多新的進展。在小宮隆太郎他們編的那本書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們認為產業政策是需要的，在什麽情況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現了市場失靈的時候，用產業政策來彌補市場失靈。

後來的研究比“彌補市場失靈”更進了一步，就是怎麽能夠通過政府的產業政策來強化競爭。比如說201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他開創的產業組織學第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用公共政策來控制市場失靈和強化競爭和約束。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們因為忽視對基本問題的研究，所以就不能夠與時俱進。我最近看一些關於產業政策的討論文章，他們所講的產業政策都是日本在二戰後初期和高速增長時期那個產業政策，這一套產業政策是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現在人們討論的產業政策已經是另外一類的產業政策，但我們的討論都沒有涉及，這是很不利的。

要研究基本問題，才能夠提出有效的建議。怎麽才能夠在基本問題上取得進步呢？這就要開拓思想市場。

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斯在他100歲的時候，就是2011年在北京的財經論壇上做了一個視頻致辭，他說，如今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思想市場的發展，將使中國經濟的發展以知識為動力，更具有可持續性。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多樣性的現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能夠使中國複興和改造其豐富的文化傳統，假以時日，中國將成為商品生產和思想創造的全球中心。

你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將有機會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李榮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國有企業

十二屆三中全會是1984年10月份開的，這次會議是最早有系統地安排我們經濟體制改革，全會做的決定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當時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決定中說，“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死，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32年前的話，再到32年後的今天來看，我認為當時的環節抓得很準，為什麽要搞國有企業改革？解決活力問題。

在這個決定的指導下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權讓利，我是1984年無錫市第一位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廠長，在企業幹了18年。我18年的體會是什麽？我上任以後抓得最重要的是責任，誰負責？不管書記也好、廠長也好、董事長也好，都可以，沒人負責搞不好企業。

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次會議。如果現代企業制度不解決，我認為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因為這是搞好一個企業的必要條件。搞國有企業的得牢牢記住四句話：一是產權清晰；二是權責明確；三是政企分開；四是管理科學。

當時的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所以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現在我要說的是，應該要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國有企業。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後，選了一批虧損企業試點現代企業制度，這個試點到後來也不了了之。再到後來國企越搞越困難，三分之二是虧損的。1998年全國25萬戶國有企業利潤才214億，是今天中央企業一個月利潤的零頭。那個時候多困難，改革真改，國家政府機關裁員一半，三個月到位。一次撤掉了九個工業管理部門，在管理層級上甩掉了一級，就是那樣困難的情況下做的改革。

但國企改革依然走著走著沒路了，下了這麽多功夫還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是什麽？體制沒動，老體制走新路絕對不可能。所以2002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至今我認為所確定的原則是對的。2002年到今天14年了，國有企業改革又成為中心環節，又在議了。

後來領導出了一個題目，讓我帶一個隊做做這個課題。我要做就不能回避現在的現實，不能避開矛盾，還是要針對難題做，這個課題剛剛做完，我們會陸續發表。

我做的題是效率與國有企業改革，從全要素生產率這一個指標，第二個是總資產貢獻，第三個是工業增加值率，做了計量分析。我們是用央企的數據，因為比較可靠。分析的結果是，中央企業在體制改革後生產率的提升從32%到40%，其中來自體制的貢獻30%，說明這個體制改革是有效的；關於國有產權的結構與效率的關系，分析下來國有占股比例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絕對控股，

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上說兩個一以貫之，一個是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第二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講建現代企業制度我說更要突出兩條，政企分開是第一條，第二條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決公司治理結構問題，這個不解決其他不用談。

許善達：社保支出責任將收歸中央

現在我們的決策層已經完成了新常態下財稅戰略的調整，跟以前的財稅戰略有了重大的變化。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講新常態的財稅戰略。

第一，從十八大以後，在宏觀稅負問題上，我們的提法是“穩定宏觀稅負”，但是今年7月份政治局會議已經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調整降低宏觀稅負。

營改增方案從5月1日出臺，據測算要減稅5000億，這是非常重要的減稅措施；我們的社保有“五險一金”，這“五險”去年之前平均的繳稅率45%，現在總的費率是40%，減了1000億；又允許地方政府在收支結余的地方可以進一步降低繳費率，廣東、浙江都把養老保險中企業的繳費率從20%降到了14%。這樣一算，今年會減去六千多億的稅和費。

第二，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也做出了巨大的調整。有四個數字反映：一個是中央的收入占到50%略低一點，地方的收入占到50%略多一點。但是地方的支出占整個支出的85%，中央支出占15%，這四個數字反映出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失衡，地方承擔的支出太多而收入相對偏少。

具體的調整思路上，政治局決定保持現有的中央地方收入格局大體不變，就是各一半左右，但同時決定中央政府要上收若幹由地方政府現在負責的支出責任，來調節中央地方財政關系的失衡。

現在看，多數專家意見比較一致，要上收的支出責任還是社會保障，我們的社會保障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形成，當時歷史的原因形成了兩個制度性缺陷，一個是繳費率比較高；二是由於中央財政財力不夠，最後定為“分省統籌”，而國外市場經濟國家都是中央政府來負責社保的。現在已經決定由中央統籌，同時要降低交費率，已經降了幾個點，還要繼續降低。

同時要研究如何把“分省統籌”改為全國統籌。改成全國統籌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承擔社保這個職能了，現在大概每年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給社保的補貼，大概有八九千億之多，這個負擔還是相當大的。

中央負責也有一個問題，中央財政一般預算沒有能力拿出這麽多錢來補現在的社保缺口。目前比較多數的意見是，把我們的國有資本拿出一部分來，劃到社保基金。我們曾經寫過一個報告，建議五年之內每年劃4萬億，能夠降低繳費率4%左右。五年之內劃轉20萬億，能夠降低20%，也就是把現在的社保繳費率從40%降到20%，這樣比較符合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當然我們只是一個建議。

曹遠征：中國經濟基本上已觸底

供給側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中，去產能、去杠桿和去庫存中間有一個操作適度性的問題，產能去得過快經濟就會下行，如果杠桿去得過快就會風險過大。

我們註意到中國PPI經過54個月下降以後開始緩升；第二個指標更為重要，中國工業企業的利潤14個月度來突然轉正，無論民營還是國有企業都在增長之中。這兩個變化對金融來說，意味著企業銷售收入的增長，現金在增長，企業的利潤在增長，還款能力在增長，杠桿有可能穩住。

我們認為，如果是一個“L”形的增長，現在是接近底部或者已經到底，中國經濟基本上觸底。

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就是去產能的問題。我們也註意到所謂的產能過剩部門都是高杠桿的部門，過剩嚴重的都是高負債企業。目前去產能取得了初步成就，但許多產能只是關停了，並沒有退出市場。下一步的關鍵是實質去產能，它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物理層面的產能消失；第二是在資產負債表上產能的消失，這兩者之間一個結合點就是戰略重組。鋼鐵業中最明顯的就是寶鋼武鋼合並重組，武鋼的產能開始退出市場，這個退出市場就是實質性的去產能，就是把這些爐子給炸了。

我們認為通過資產負債表的重組和收購兼並來去產能，可能使中國的杠桿狀況有所改善。宏觀上杠桿要穩住，貨幣政策不應該寬松也不能收緊。與此同時在微觀上加快兼並重組，通過去產能來去杠桿。

關於去杠桿，中國債務的風險問題有三個，一個是銀行的不良資產上升，第二是影子銀行有沒有違約風險，第三就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

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確實是在上升之中，現在很多人說房價一旦下跌會不會引發銀行的困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的覆轍。但是中國不是美國，我們房貸要求三個條件，第一你得有首付；第二你得有收入證明，證明你有還款的能力；第三你還得把房本押到我這里，實在不行賣房還款。

而次貸是零首付，也不需要證明還款能力。所以美國的次貸危機不是窮人沒錢還不起房貸，而是富人有錢也不願意還房貸了，因為沒有首付房價一跌有錢的也不願還銀行了。這是為什麽銀行在房貸管理上必須堅持不能降首付的原因。

關於影子銀行有兩種監管思路：要麽徹底回表接受資產負債表的監管；要麽徹底出表變成資產證券化，受市場的陽光化、透明化的監督。

這兩年銀行都在嘗試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包括不良資產的證券化，但更重要的領域是按揭貸款的證券化，因為這一項業務和資產占了銀行資產的比重高達12%，這方面中國剛剛起步。

第三個問題，中國地方債務的問題，它很嚴重也很不嚴重。先說很不嚴重，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相對比較低，我們測算大概是41%左右；第二，中國政府地方的債務一半是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這跟其他的債務不一樣。

嚴重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期限錯配很嚴重，一半的地方債務發生在2008年以後，借錢搞基礎設施，借的都是短期的，修的都是長期的；第二很嚴重是負債的主體過多，債務管理很困難。

去年開始通過債務置換來解決期限錯配問題，對銀行來說，好消息是壞賬會減少，壞消息是去年一年損失了2000億的利息收入。

許小年：重要的是回到經濟增長的本源上來

最近兩三年我把時間和精力更多地用在微觀經濟的研究上，宏觀分析如果說還有什麽意義的話，那就是時刻提醒我們，要高度關註長期依賴宏觀政策來驅動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時，它有可能造成的系統風險，特別是宏觀政策所導致的系統性的金融風險、財政風險、債務風險，以及正在積累的房地產風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始終認為是由於美聯儲在2000年初采取了錯誤的貨幣政策，貨幣濫發造成的房地產的資產泡沫，泡沫破滅以後引起的金融海嘯。

我認為中國經濟走勢近期是否見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回到經濟增長的本源上來，增長的源泉到底是什麽？在我看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就是經濟效率的提高。這個經濟效率的提高粗略來講是兩大部分，一部分來自市場的擴大，我們知道市場機制能夠更有效地進行資源的配置，隨著市場的擴大，經濟的效率一定是提高的。

我們搞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精力都集中在產品市場上，要素市場長期被忽視。我們的要素市場是極度扭曲的，在誤導型的價格信號指導下，要素的流動不能夠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配置，這是我們的問題。

而除了市場的擴大以外，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企業效率的提高。企業效率的提高靠什麽？靠創新。我想做一個澄清，所謂創新不一定需要高技術。

創新的定義是兩個，一個是你向市場提供了別人沒有提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這就叫創新；第二，你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實現了比別人更低的成本，這也叫創新。所以我們對創新的理解是廣義的，不要太狹隘。

創新來自於哪里？來自於私有產權的保護，沒有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就沒有創新，所以我一再呼籲在這個時候要堅定信心。堅定信心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通過司法改革，保護私有產權。

第二個是放松管制，打破壟斷，縮小國有經濟的範圍。管制太多就阻礙了創新，打車軟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案例，它向我們很清楚地表明管制如何阻礙創新。第三個方面是全面減稅，把更多的資源留給企業、留給市場去支配。

宏觀的情況不是很樂觀，但往往宏觀形勢越不好，微觀越好。因為窮則思變，宏觀上政府的政策已經沒指望了，反而倒逼企業進行創新，一旦企業行動起來，中國的企業家資源很豐富，中國的企業活力是很強的，使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據現場演講整理，未經發言嘉賓審閱）

樂視籌到資金了？賈躍亭在香港金融中心發微博：糧草先行

11月13日下午，樂視創始人賈躍亭發微博稱：“糧草先行，生態戰略第二階段堅實起航，Mark一下。”該微博的標註地址是香港地標性建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據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位於香港中環，是恒基集團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總部所在地，這里聚集了瑞銀集團、美國道富銀行、法國巴黎銀行等全球金融機構。

上周，賈躍亭發布全員信《樂視的海水與火焰：是被巨浪吞沒還是把海洋煮沸?》，承認了樂視存在資金緊張的問題，“蒙眼狂奔、燒錢追求規模擴張”的同時，“糧草供應不及時，後勁明顯乏力”，同時宣布樂視生態戰略進入第二階段。

在全員信發布之後，樂視網在上周一延續了此前3個交易日的低迷，大跌4.68%，收報37.85元。連跌4天後，樂視網市值已經蒸發了128.31億元。

面對股價頹勢和外界猜測，樂視開始籌劃應對措施。 11月8日，樂視網發布公告稱，公司目前運營一切正常，各業務線與供應商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並未出現所謂的拖欠供應商款項事件，更沒有緩發員工工資，停止出貨來籌集現金流的情況。

隨後11月11日，樂視網發布公告稱，該公司收到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核心骨幹人員共計10人的通知，增持該公司股票，增持總金額不低於3億元，增持所需資金由高管及核心骨幹自籌。此次增持的股票在增持之日起6個月內不得轉讓所持有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樂視網第三季財報顯示，其總資產約288.7億元，比去年底增長了70%，但負債余額約189.7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65.7%，雖然較去年的77.5%有所下降，但高額的負債和負債率無疑加大了資產管理難度，存在一定的償債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