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國內標準,我國目前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而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2億人口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每天的生活成本不足1.25美元,也就是人民幣8元錢。
7月9日,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市場化”分論壇上,世界自然基金會研究員胡立奧在現場演講時直白地提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財務資本和社會資本以及自然資本之間存在極大的不平衡。生態開發的程度遠遠超過了生態的承受能力。”
那麽,該如何平衡?胡立奧表示,首先要改進投資的結構,加大對於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資,從而確保自然資本的增長。他認為,只是簡單投入財務資本並不能有效提高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需要一個更加立體的發展範式來實現要素之間的平衡。
以貴州省的納稅大戶貴州茅臺為例,該公司的營收和盈利分別占到全中國18家酒業公司的27%和45%。2015年,貴州茅臺公司的營收為357億元,利潤為193億元。“但貴州的社會資本卻沒有那麽高。”胡立奧表示,位列中國31個省中第29位的地區,貴州省的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為20667元,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5434元。
胡立奧表示,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必須要用辯證的方法。比如生態補償機制就是要把自然資本跟社會資本連接起來,來監管財務資本。“並不是說我們反對財務資本的發展,而是要建立一個平衡的補償就必須在社會資本、窮人群體和自然資本之間形成統一。”他說,現在不能再像之前那樣先生成問題,再解決問題了,而是要一開始就積極參與其中。
自然資本指的是恢複生態系統的供給能力,比如減少水土流失以及提高水資源的質量。社會資本則包括讓人們可以產生收入的經濟活動和可持續的產業發展環境,同時還要為人們提供教育和醫療的服務。對於這些,胡立奧認為,財務資本必須要有可持續的投資,利用PPP模式吸引資本的回歸。
當天的論壇上,環境保護部副部長黃潤秋以貴州為例介紹了中國的生態補償機制。於2014年啟東的赤水河流域項目所采取的就是下遊受益企業補償上遊農戶的做法,嘗試探索一種雙贏的綜合流域管理模式。
最後,胡立奧提出,要實現上述三個資本的平衡,還須考慮幾個關鍵要素:“第一就是文化多樣性,特別在貴州省。如果不考慮文化多樣性就無法真正地保護並恢複自然環境。這邊有很多少數民族,必須考慮到他們的需求。”另外,還要尋求以權利為基礎的方法,保障當地人獲得水和教育等資源的權利。同時通過治理系統來診斷問題,從而恢複不同資本之間的平衡。
少年強則中國強,教育乃立國興邦之本。教育作為促進社會階層流動、調節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一直被寄予厚望。而這其中,作為弱勢一方的鄉村教育一直是關註的重點。
決策層對此亦十分重視。今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今年重點工作時即稱,要發展更加公平的教育,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部和邊遠、貧困地區傾斜力度,統一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善薄弱學校和寄宿制學校辦學條件。昨日,國務院又印發《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欲重點從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統籌城鄉師資配置、改革鄉村教師待遇保障機制和加強留守兒童關愛保護等方面辦好鄉村教育。
提升鄉村教育水平之所以如此重要,實因當下貧富分化頗為嚴重之際,教育對於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性促進在減弱,而社會階層固化對於一個國家的負面影響毋庸置疑。以當前中國最重要的人才培養機制高等教育為例,統計顯示,擁有優質教育資源的重點高校農村生源占比僅15%左右,如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京大學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下降速度遠高於農村城市化進度。隨著近年來自主招生等政策傾向於優質高中,農村學生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空間進一步被擠壓,而作為社會底層的農村寒門子弟欲實現向上流動,教育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渠道。
而且,在近幾年城鎮化進程加速、人口大量流動之下,鄉村與城鎮教育的馬太效應越發明顯。不少城市由於人口凈流入過快,教育資源一度出現緊缺,《意見》亦提到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大班額問題嚴重。但鄉村的情況卻是中小學撤並造成學生就學困難,以及優質師資缺乏、農村尖子生流失和“知識改變命運”觀念不再深入人心,造成鄉村教育水平低下、學習氛圍嚴重不足等局面。
從最近幾年的政策來看,教育部門為解決此問題也可以說用力頗多。如高校招生單獨在貧困地區設名額、將教育相對富余省份的錄取名額向中西部地區調整,複旦大學甚至今年開始定向招收不超過400名農村學生。然而,這種“照顧式”的手段,雖然有利於社會公平,但並非治本之策,長遠來看,欲較為徹底地解決好鄉村教育問題,還得從提升水平上下功夫。
首先是教育和公共資源投入。針對目前城鄉學校標準化建設的差距,以及不少地區因學校撤並出現的入學難,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和學校標準化建設十分必要。《意見》即提到,要全面摸清情況,完善寄宿制學校、鄉村小規模學校辦學標準,科學推進城鄉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
其次是提升鄉村教育的師資水平。鄉村地區由於條件較差,待遇偏低,對於年輕、優秀教師的吸引力一直不高,這也直接影響了學生水平提升。因此,如何讓優秀教師為鄉村教育服務,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大課題。
此外,關註學生安全、探索促進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也是提升鄉村教育水平的題中應有之義。
“有教無類”是先賢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觀點,意在讓所有人都能公平地接受教育,讓全國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也是歷屆政府一直致力的方向。如今,鄉村教育出現了嚴重滯後局面,期待此番《意見》下發能夠推動徹底改觀。
近日,民政部發布了《關於加強和改進社會組織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民發〔2016〕101號,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從深化社會組織管理制 度改革全局出發,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關要求,明確了社會組織薪酬管理的總體思路、基本原則、政策措施和 組織領導。這是我國社會組織人才隊伍建設工作的一個重要文件,將對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社會組織專業化、職業化建設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加強和改進社會組織薪酬管理的基本原則
加強和改進社會組織薪酬管理,要堅持以下原則:堅持註重效率與維護公平相協調,使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既有平等參與機會又能充分發揮自身潛力,不斷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堅持激勵與約束相統一,按照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承擔的責任和履職的差異,做到薪酬水平同責任、風險和貢獻相適應;堅持薪酬制度改革與相關 改革配套進行,建立健全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薪酬水平正常增長機制;堅持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提倡奉獻精神,充分調動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社會組織的薪酬標準如何確定
社會組織對內部薪酬分配享有自主權,其從業人員主要實行崗位績效工資制,薪酬一般由基礎工資、績效工資、津貼和補貼等部分構成。基礎工資是從業人員年度或月度的基本收入,主要根據社會組織自身發展情況、所從事的業務領域和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綜合確定。績效工資應與個人業績緊密掛鉤,科學 評價不同崗位從業人員的貢獻,合理拉開收入分配差距,切實做到收入能增能減和獎懲分明。工資分配要向關鍵崗位和核心人才傾斜,對社會組織發展有突出貢獻的 從業人員,要加大激勵力度。津貼和補貼是社會組織為了補償從業人員額外的勞動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而支付的輔助工資,以及為了保證從業人員工資水平不受物 價影響支付的生活補助費用。需要指出的是,對市場化選聘和管理的社會組織負責人、引進的急需緊缺人才,結合社會組織發展實際,其薪酬水平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社會組織的內部管理
社會組織應建立薪酬管理制度,並將其納入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決策事項中,一經確定,應由社會組織在適當範圍內予以公布,接受民主監督。應 根據薪酬管理制度編制工資總額預算,並嚴格按工資總額預算執行,不得超提、超發薪酬。社會組織應建立工資臺賬,支付工資時應提供工資清單。工資臺賬須至少 保存兩年。退(離)休領導幹部在社會組織兼職期間,其薪酬問題按照《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規範退(離)休領導幹部在社會團體兼職問題的通知》(中組發 〔2014〕11號)規定執行。
各級登記管理機關的職責
《意見》要求各級登記管理機關切實引導和督促社會組織做好薪酬管理工作,將其作為加強社會組織內部管理和人才隊伍建設的重要舉措,列入日常管理 的重要日程,確保政策貫徹落實到位。地方民政部門要結合實際,重點做好本級社會組織的薪酬管理和服務工作。同時強調社會組織要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對財務人員的管理,建立規範的財務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榮譽激勵機制。
制約我國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大瓶頸“社會信用標準化”有望在近期實現突破。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15日獲悉,全國社會信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簡稱“信用標委會”)已於當日宣布成立。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陳鋼表示,信用標委會的成立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標誌著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逐步規範化和制度化。
社會信用標準體系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基本技術支撐,其建設對於規範社會信用信息的征集,實現社會信用信息的共享,促進社會信用信息的管理和應用,提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質量和效益,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社會信用基礎性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基本建立。《國務院關於建立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也要求“建立健全標準規範。制定信用信息采集、存儲、共享、公開、使用和信用評價、信用分類管理等標準”。
陳鋼介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如果沒有健全的標準化體系作為支撐,將會出現不同行業、不同地方之間信用信息面臨信息源多頭采集,數據交換共享困難,信用結果表示不統一等各種問題,難以在全國範圍內建成邏輯集中、物理分散的統一的社會信用體系。
“當前以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為重點的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市場監管體制加快構建,與此相關的標準建設迫在眉睫,亟待加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標委會主任委員連維良在信用標委會成立大會上說。
他介紹,近年來,我國在信用體系建設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實施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實現“三證合一、一照一碼”;建立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共享信息超過3億條;開通“信用中國”網站;推動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信息在7個工作日內雙公示;40多個部門聯合分別出臺了90多項聯合懲戒措施,包括稅收征管、工商監管、上市公司、法院執行、安全生產等領域的失信聯合懲戒備忘錄。
“所有這些激勵和懲戒措施,最終都有一個對懲戒對象的認定的問題,具備什麽條件、程序才能被列入,這迫切需要標準的支撐。”連維良說。
陳鋼介紹,由於各部門和各行業在信用信息系統建設上各取所需、各自為政,信用數據庫重複建設和技術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已經顯現。
連維良表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本身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凝聚社會各種力量,共同建設社會信用標準體系,不僅要充分發揮各地區、各部門和社會信用服務機構的作用,而且要充分發揮國家和地方信用信息中心、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的作用,更要充分發揮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和全國社會信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的作用。
連維良介紹,新成立的信用標委會近期將加快建立完善信用標委會及秘書處的工作機制,加快提出社會信用標準的總體框架,抓緊研究制定一批亟需的標準,全面梳理已發布的標準。
7月15日,全國社會信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成立大會。攝影/章軻
(視覺中國/圖)
近日,民政部發布《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社會服務機構和設施176.5萬個,比上年增長 5.8%;職工總數1308.9萬人,比上年增長4.6%,其中全國持證社會工作者共計20.6萬人,比2014年增長 28.8%,其中社會工作師 5.2萬人,助理工作師15.4萬人。全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4926.4億元,比2014年增長11.9%,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為2.8%。
據《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66.2萬個,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734.8萬人,比上年增長7.7%,全年累計收入2929.0億元,支出2383.8億元,形成固定資產2311.1億元。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說明社會組織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服務能力提升了。”深圳國際公益學院院長王振耀對此解釋,社會組織分為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共三類。而公布的2929億元收入中,王振耀說其中大部分來自社會服務,比如民辦教育、福利院等民辦非企業,不斷上漲的數據表明中國社會組織的社會服務能力和社會服務功能在逐年提升。
不過,王振耀也表示,相對734.8萬社會組織就業人數,其年收入還有待上漲的空間。他認為,隨著社會服務機構相關管理條例的明確和出臺,未來社會服務組織將迎來大發展。目前,我國有33萬家民辦非企業,而美國已達到100多萬家。
在慈善捐贈方面,《公報》顯示,2015年共接收社會捐贈款達654.5億元,比2014年增長8.2%,由民政部門直接接收社會各界捐款額為44.2億元,占比6.7%,各類社會組織接收捐款額達610.3億元。
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對比2014年數據發現,民政部門直接接受社會捐贈款額在數額以及占比上,呈現減少的趨勢。2014年,全年各地共接收社會捐贈款物604.4億元,其中:民政部門直接接收社會各界捐款79.6億元,占比13.2%,各類社會組織接收捐款524.9億元。
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助理兼慈善法律中心主任章高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政府部門接收捐贈額度近幾年持續下降的現象,與國家提倡建立現代社會組織管理體系等改革有關,“為了將財政資金與社會捐贈資金分開,除了自然災害等突發情況,民政部門基本上已不接收社會捐贈了。”此外,數據的變化還跟統計口徑的變化有關,章高榮說,慈善會等其他相關事業單位接收的捐贈已不納入政府部門接收的範疇。
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公益學院博士余誌偉則認為,社會組織接收捐贈比例逐年上漲,說明社會組織的發展越來越健康,“大眾積極參社會公益捐贈,社會捐贈總額在增長,而且更傾向於捐贈給社會組織,是個良性的循環。”
《公報》還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建立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站、點和慈善超市3.0 萬個,其中慈善超市9654個。而2014年全國共建立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站、點和慈善超市3.2萬,其中,慈善超市10174個。
慈善超市即接受、處理和銷售市民捐贈的舊物,並且用銷售這些物資得到的善款為殘疾人、失業者等興辦各種類型的福利工廠、職業培訓機構和就業安置場所,最早起源於美國。
事實上,有媒體報道,近幾年來不少慈善超市運行狀況不容樂觀,有些慈善超市經營只是勉強維持甚至虧損,處在“慈善功能缺位,超市功能不足”的尷尬境地。
為了促進慈善超市發展,2013年民政部發文要求民政部門逐步從慈善超市的全包全攬中退出,交給社會組織或企業來負責運行。
還在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擔任院長的王振耀認為,慈善超市等社會捐助工作站、點要辦好,需要改變發展機制。據他介紹,美國、英國等地的慈善超市基本由政府主導,由政府提供場所、免稅等優惠政策,再交由社會組織運營。“應該官民合辦,慈善超市離開政府辦不了,需要政府給予支持。”
註:詳情請閱讀民政部《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27日,公安部網站發布消息,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近日召開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會議,決定從即日起至10月底,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
公安部稱,為切實加強對網絡直播平臺的安全管理,依法打擊利用網絡直播平臺實施的各類違法犯罪活動,進一步凈化網絡環境,近日,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召開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會議,決定從即日起至10月底,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
數據顯示,近年來,網絡直播發展迅速,用戶規模快速增長。據不完全統計,當前境內各類網絡直播平臺已達150余家,用戶規模超過2億,一些大型網絡直播平臺註冊用戶過億、月活躍用戶超千萬,高峰時段部分“房間”用戶數可達數萬人。網絡直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突出的安全問題。一些網絡直播平臺傳播色情低俗信息,屢屢挑戰社會道德底線,個別網絡直播平臺存在色情表演、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網絡環境,危害社會公共秩序。
公安部表示,專項整治期間,全國公安機關網安部門將全面檢查網絡直播平臺安全管理制度措施落實情況,指導網絡直播平臺全面清理各類違法有害信息,依法關停傳播違法信息的賬號、頻道,查處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網絡直播平臺。工作中,重點整治三類網絡直播平臺:一是群眾舉報、網絡曝光或網民反映問題集中的;二是涉嫌存在色情表演、聚眾賭博以及其他違法行為的;三是企業自身管理秩序混亂、安全管理制度措施不落實的。同時,公安機關將監督指導網絡直播平臺加強安全管理,履行法定責任義務,嚴格落實違法信息防範處置以及網上案件線索發現報告等措施,推進網絡主播和管理員實名制、普通用戶手機註冊登記等安全管理制度,促進網絡直播平臺的健康發展。
據了解,公安機關網安部門還將與網絡直播平臺建立協同處置違法信息工作機制,對利用網絡直播平臺傳播、散布淫穢色情、暴力、恐怖、教唆犯罪等違法信息,或組織色情表演、聚眾進行賭博、實施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堅決依法打擊,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
中國央行發布2016年上半年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統計數據,其中江蘇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934億元人民幣,在各省市中排名第一位。廣東省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706億元人民幣,排名第二位。
國企“辦社會”曾被專家比喻成遊離於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的“怪胎”,國資委正在推進改革,剝離國企“辦社會”職能。
國資委日前公布的上半年國企改革進展情況通報顯示,今年要在全國推開國企“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並分類處理企業辦醫療、教育、市政、消防、社區管理等機構,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今年分離移交“三供一業”的改革進度顯著加快,但也面臨著分離移交費用分擔、人員安置等方面的難題和阻力。
央企職工有喜有憂
今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印發的《關於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國企職工家屬區的供水、供電、供熱(供氣)及物業管理的分離移交將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2019年起,國企不再以任何方式為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承擔相關費用。
一位央企職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很多國企家屬小區的物業公司雖然叫“公司”,從歸屬上看仍舊處於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行政管轄範圍,並非按照現代產權制度要求所建立起來的。物業費從工資中扣除,也有一部分住房補貼。“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後,不少職工擔心這項隱性福利從此消失,可能會繳納更多的物業費。
“還有一種擔憂是人員的問題。”他說,物業公司很多員工是原央企職工轉崗、內退或退休返聘的,與原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冗員問題比較突出。物業完全市場化後,這些人往哪里去、如何安置和移交,是個大問題。
不過,也有央企員工對此表示歡迎。部分央企家屬小區的物業公司是自建自管,也不是專業化的物業人員來管理和服務,引發業主諸多不滿,卻又投訴無門。分離移交之後,物業公司從組織形式和運行方式上與市場接軌,物業服務也有望從之前的以行政指令為尊轉向以客戶、業主為尊。
移交費用從哪來
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認為,國企“辦社會”職能在計劃經濟時期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甚至推動了一座城市的發展,但現在已不符合現代公司治理體系。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本報記者表示,國企承擔了大量本不應由企業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每年要支出數額巨大費用來補貼,還造成了部分國企員工的依賴心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認為,此前一些國企將“辦社會”職能作為職工福利和隱性補貼,在國企效益好的時候或許可以承擔,隨著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的變化、經營收入壓力的增大,這已經成為沈重的包袱和負擔。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央企擁有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需年度費用約800億元,大約占到總體利潤的50%。以黑龍江龍煤集團2014年數據為例,龍煤集團“三供一業”職工近8000人,年現金負擔7000多萬元。
根據《意見》,中央企業的分離移交費用由中央財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補助50%,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及移交企業的主管企業承擔比例不低於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業自身承擔。
項安波表示,“三供一業”問題的核心在於分離移交所需的費用巨大,費用從哪來、如何分擔是個大問題。此前相關部委進行過摸底,這筆費用彈性空間很大,難以精確測算,而分離移交費用的承擔主體也比較難以確定。國企、政府、移交企業的出資比例難以達成一致。
應一企一策分類處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對一些地方國企做過估算,四川省屬國企“三供一業”改造移交費用需14億元,黑龍江龍煤集團移交費用高達43億元,是每年現金補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
在分離移交成本上,根據權責一致的原則,中央財政對央企承擔更多責任,地方財政則對地方國企負擔相應的成本。但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資金,而大多數地方政府也不願意把本來就緊缺的資金花費在這里。
項安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宜一企一策、分類處置。“辦社會”職能對某些國企來說是包袱,但對一些專業性企業來說或許是優質資產。“這些社會職能,有政府事務類的,有社會公益類的,也有具有產業化前景的。應該堅持市場化方向,根據地區發展、企業條件、本地的標準來確定如何分離。”
項安波表示看,對於那些有產業化前景的國企“辦社會”職能,可以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結合起來,鼓勵社會投資者來參與,采用外包、出售、合營等多種方式。對那些沒有條件進行移交的,比如偏遠的礦區等,可以與棚戶區改造、舊城改造、城鎮化建設等政策結合起來,財政資金統籌安排、分步推進。
2012年以來,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先後在黑龍江、河南、湖南、重慶、遼寧、吉林、廣東、海南、四川、貴州等10省(市)開展了中央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為全面開展分離移交工作積累了經驗。
北京市政府今天正式出臺《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試行))》,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政策的整體框架是“4+2+7”,即4個資格條件,2項基礎指標和7項導向指標。4個資格條件包括:需持有北京市居住證、法定退休年齡以下、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7年以及無刑事犯罪記錄。
正式文件中將申請人年齡“門檻”由不得超過45周歲變更為“不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同時增加了年齡指標及分值:“申請人年齡不超過45周歲的,加20分”。
在教育背景指標設定中,專科畢業生積分從征求意見稿的9分增加為10.5分,本科生不變,而碩士和博士的分值較征求意見稿時分別降低了1分和2分。
文件還明確了榮譽表彰指標及分值,申請人獲得以下榮譽表彰之一的,加20分:被評選為省部級以上勞動模範;全國道德模範或首都道德模範;全國見義勇為英雄模範或首都見義勇為好市民。國家相關表彰另有規定的,按照國家規定執行。以上情況積分不累計。
與意見稿相比,正式文件還刪除了部分減分指標,如疏解行業就業、遷入六城區居住和就業、企業信用記錄等方面。
根據規定,積分落戶每年申請一次。為了讓積分落戶政策實施更加“陽光透明”,文件中明確,積分達到規定分值的申請人,要經過公示環節後才能落戶。對於政策實施過程中弄虛作假的單位及個人,將被取消當年及以後5年的申請資格,已經落戶的也將予以註銷。
北京市積分落戶管理辦法(試行)
第一條 為深入貫徹落實戶籍制度改革精神,堅持和強化首都城市戰略定位,進一步加強人口服務和管理,逐步有序推進長期在京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落戶工作,緊密結合本市實際,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積分落戶是通過建立指標體系,對每項指標賦予一定分值,總積分達到規定分值的申請人,可申請辦理本市常住戶口。
第三條 堅持公平公正、總量控制、存量優先、有序推進的原則,穩步實施積分落戶政策。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積分落戶應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持有本市居住證;
(二)不超過法定退休年齡;
(三)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7年及以上;
(四)無刑事犯罪記錄。
第五條 積分落戶指標體系由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以及教育背景、職住區域、創新創業、納稅、年齡、榮譽表彰、守法記錄指標組成。總積分為各項指標的累計得分。
(一)合法穩定就業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與在京用人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並連續工作滿1年及以上,或在京投資辦企業並連續經營滿1年及以上,或在京註冊登記為個體工商戶並連續經營滿1年及以上;以連續繳納社會保險年限作為合法穩定就業年限的計分標準,每連續繳納社會保險滿1年積3分。
(二)合法穩定住所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擁有取得本市房屋所有權證的自有住所;或簽訂正式房屋租賃合同,合法租賃符合登記備案、依法納稅等有關規定的住所;或居住在用人單位提供的具有合法產權的宿舍。申請人需連續居住滿1年及以上。在自有產權住所每連續居住滿1年積1分,在合法租賃住所和單位宿舍每連續居住滿1年積0.5分。當連續居住年限多於繳納社會保險年限,以連續繳納社會保險年限作為連續居住年限。
(三)教育背景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取得國民教育系列及教育部認可的學歷(學位)的,可獲得相應的積分。具體積分標準為:大學專科(含高職)10.5分,大學本科學歷並取得學士學位15分,研究生學歷並取得碩士學位26分,研究生學歷並取得博士學位37分。學歷(學位)的認定以申請人獲得的最高學歷(學位)為準,不累計。取得學歷(學位)期間連續繳納社會保險年限及連續居住年限的積分與學歷(學位)積分不累計。
(四)職住區域指標及分值
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申請人居住地由城六區(東城區、西城區、朝陽區、海澱區、豐臺區、石景山區)轉移到本市其他行政區域的,每滿1年加2分,最高加6分。申請人就業地和居住地均由城六區轉移到本市其他行政區域的,每滿1年加4分,最高加12分。
(五)創新創業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在科技、文化領域以及創新創業大賽獲得國家級或本市市級獎項的,可獲得相應加分。其中,獲國家級獎項的最高加12分,獲本市市級獎項的最高加6分。只計最高分,不累計加分。
申請人在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擔任高級管理人員、核心技術人員,且在持股比例、工資收入等方面符合一定條件的,工作每滿1年加2分,最高加6分。
申請人在經認定的科技企業孵化器及眾創空間中符合一定條件的創業企業投資或就業,且在投資金額、持股比例、工資收入等方面符合一定條件的,投資或就業每滿1年加2分,最高加6分。
申請人在經認定的科技企業孵化器及眾創空間、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專業科技服務機構投資或就業,且在投資金額、持股比例、工資收入等方面符合一定條件的,投資或就業每滿1年加1分,最高加3分。
上述創新創業指標各項加分不累計,同時符合多項加分條件的,只計最高分。
(六)納稅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近3年連續納稅,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的,加6分:工資、薪金以及勞務報酬的個人所得稅納稅額平均每年在10萬元及以上;依法登記註冊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自然人股東、合夥企業的出資人,根據企業已繳納的稅金,以其出資比例計算納稅額,平均每年納稅20萬元及以上。以上情況積分不累計。
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有涉稅違法行為記錄的個人、企業法人和個體工商戶經營者,申請積分落戶的,每條記錄減12分。
(七)年齡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年齡不超過45周歲的,加20分。
(八)榮譽表彰指標及分值
申請人獲得以下榮譽表彰之一的,加20分:被評選為省部級以上勞動模範;全國道德模範或首都道德模範;全國見義勇為英雄模範或首都見義勇為好市民。國家相關表彰另有規定的,按國家規定執行。以上情況積分不累計。
(九)守法記錄指標及分值
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申請人在本市因違反有關法律被公安機關處以行政拘留處罰的,每條行政拘留記錄減30分。
第六條 市有關部門另行制定積分落戶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包括積分落戶指標的具體認定標準和政策執行具體操作流程等。
第七條 積分落戶每年申請一次。符合第四條規定的申請人,可向用人單位提交申請,由用人單位統一向有關部門申報。
第八條 市政府根據年度人口調控情況,每年向社會公布積分落戶分值。市有關部門根據申請人積分情況和落戶分值,初步確定年度積分落戶人員,並將其積分情況向社會公示。公示通過後,申請人可按相關規定辦理本市常住戶口。
第九條 獲得積分落戶資格的申請人,其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未成年子女可以隨遷落戶;其配偶、父母申請落戶按照本市現行親屬投靠落戶政策辦理。
第十條 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應當依法履行職責。對在積分落戶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索賄受賄等行為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監察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申請人及所在單位應當保證所提供申請材料的真實性。對申請材料弄虛作假的,取消申請人當年及以後5年內的積分落戶申請資格;已經落戶的,予以註銷。對所在單位協助提供虛假材料的,當年及以後5年內不受理其積分落戶申請事項。以上情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十一條 根據本市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由市有關部門對積分落戶指標體系適時提出調整方案,經市政府批準後向社會公布。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據韓聯社11日報道,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今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薩德”入韓是否影響中國參與對朝制裁表示,國際社會對朝制裁意誌不會輕易被削弱。
趙俊赫說,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涉朝決議後,國際社會積極且全方位地參與對朝制裁,已形成“國際社會對朝鮮”的格局。朝鮮不顧國際社會共識持續發起挑釁,韓國政府將致力於與國際社會合作加強對朝制裁力度。
就“安理會針對朝鮮挑釁未作任何反應的局面可能出現長期化”的觀點,趙俊赫表示,安理會理事國就朝鮮挑釁嚴重違反安理會決議沒有任何分歧。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
鑒於朝鮮最近以調整“舞水端”中程導彈和“蘆洞”導彈發射角的方式威脅韓國和駐韓美軍,上午,美國導彈防禦局局長詹姆斯·敘林在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與韓軍高層人士商討了“薩德”反導系統的部署事宜。雙方還評估了朝鮮的核武及彈道導彈水平,並就韓美導彈防禦合作方案交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