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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辦社會”職能剝離 費用分擔難題待解

國企“辦社會”曾被專家比喻成遊離於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的“怪胎”，國資委正在推進改革，剝離國企“辦社會”職能。

國資委日前公布的上半年國企改革進展情況通報顯示，今年要在全國推開國企“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並分類處理企業辦醫療、教育、市政、消防、社區管理等機構，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今年分離移交“三供一業”的改革進度顯著加快，但也面臨著分離移交費用分擔、人員安置等方面的難題和阻力。

央企職工有喜有憂

今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印發的《關於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國企職工家屬區的供水、供電、供熱(供氣)及物業管理的分離移交將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2019年起，國企不再以任何方式為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承擔相關費用。

一位央企職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很多國企家屬小區的物業公司雖然叫“公司”，從歸屬上看仍舊處於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行政管轄範圍，並非按照現代產權制度要求所建立起來的。物業費從工資中扣除，也有一部分住房補貼。“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後，不少職工擔心這項隱性福利從此消失，可能會繳納更多的物業費。

 “還有一種擔憂是人員的問題。”他說，物業公司很多員工是原央企職工轉崗、內退或退休返聘的，與原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冗員問題比較突出。物業完全市場化後，這些人往哪里去、如何安置和移交，是個大問題。

不過，也有央企員工對此表示歡迎。部分央企家屬小區的物業公司是自建自管，也不是專業化的物業人員來管理和服務，引發業主諸多不滿，卻又投訴無門。分離移交之後，物業公司從組織形式和運行方式上與市場接軌，物業服務也有望從之前的以行政指令為尊轉向以客戶、業主為尊。

移交費用從哪來

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認為，國企“辦社會”職能在計劃經濟時期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甚至推動了一座城市的發展，但現在已不符合現代公司治理體系。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本報記者表示，國企承擔了大量本不應由企業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每年要支出數額巨大費用來補貼，還造成了部分國企員工的依賴心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認為，此前一些國企將“辦社會”職能作為職工福利和隱性補貼，在國企效益好的時候或許可以承擔，隨著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的變化、經營收入壓力的增大，這已經成為沈重的包袱和負擔。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央企擁有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需年度費用約800億元，大約占到總體利潤的50%。以黑龍江龍煤集團2014年數據為例，龍煤集團“三供一業”職工近8000人，年現金負擔7000多萬元。

根據《意見》，中央企業的分離移交費用由中央財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補助50%，中央企業集團公司及移交企業的主管企業承擔比例不低於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業自身承擔。

項安波表示，“三供一業”問題的核心在於分離移交所需的費用巨大，費用從哪來、如何分擔是個大問題。此前相關部委進行過摸底，這筆費用彈性空間很大，難以精確測算，而分離移交費用的承擔主體也比較難以確定。國企、政府、移交企業的出資比例難以達成一致。

應一企一策分類處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對一些地方國企做過估算，四川省屬國企“三供一業”改造移交費用需14億元，黑龍江龍煤集團移交費用高達43億元，是每年現金補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

在分離移交成本上，根據權責一致的原則，中央財政對央企承擔更多責任，地方財政則對地方國企負擔相應的成本。但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資金，而大多數地方政府也不願意把本來就緊缺的資金花費在這里。

項安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宜一企一策、分類處置。“辦社會”職能對某些國企來說是包袱，但對一些專業性企業來說或許是優質資產。“這些社會職能，有政府事務類的，有社會公益類的，也有具有產業化前景的。應該堅持市場化方向，根據地區發展、企業條件、本地的標準來確定如何分離。”

項安波表示看，對於那些有產業化前景的國企“辦社會”職能，可以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結合起來，鼓勵社會投資者來參與，采用外包、出售、合營等多種方式。對那些沒有條件進行移交的，比如偏遠的礦區等，可以與棚戶區改造、舊城改造、城鎮化建設等政策結合起來，財政資金統籌安排、分步推進。

2012年以來，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先後在黑龍江、河南、湖南、重慶、遼寧、吉林、廣東、海南、四川、貴州等10省(市)開展了中央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為全面開展分離移交工作積累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