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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檢四分院約見“雷洋案”相關律師 聽取意見建議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約見“雷洋案”相關律師並主動聽取意見建議

6月8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職務犯罪偵查局分別約見了涉案警務人員和雷洋家屬聘請的律師，通報了檢察機關對邢某某等五人立案偵查的情況，聽取和征求了相關律師對檢察機關辦理此案的意見和建議，收取了有關人員提供的相關材料。檢察機關將認真分析研究所提意見建議和相關材料，確保偵查工作依法規範進行。相關律師對檢察機關主動征求意見建議、依法推進檢務公開表示了感謝和認可。

藍皮書：北京城遊蕩著大量“半城鎮化的人”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在北京城遊蕩著大量的“半城鎮化的人”。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報告作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曉壯介紹，此項研究使用了2014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職業為基礎，分析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現狀。

研究發現，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已經達到2170.5萬人，戶籍人口達到1347.9萬人，常住外來人口達到822.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占人口總數的37.9%。

“如此規模龐大的常住外來人口勢必對北京市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型態產生深刻影響。”李曉壯說。

調查發現，從出生年代上看，“80後”和“70後”是構成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主要群體，兩者共占86.3%，“90後”占比超過10%，“50後”和“60後”占比較小。

這說明，“50後”和“60後”等“一代”人口群體已經開始逐步退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這個舞臺，“80後”和“70後”以及“90後”等“二代”人口群體已經成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主力軍，同時，他們是勞動力群體中的青壯年，源源不斷地為北京勞動人口缺口提供補充。

從戶口性質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的70%為農業戶口。從第一個特點，可以得出，青壯年占較大比重的常住外來人口中約70%具有農業戶口身份，這表明他們中很多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來京的30%的常住外來人口為非農業戶口。

報告說，這兩部分群體都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那麽，他們中有多少被統計入北京市城鎮人口，並貢獻城鎮化率?北京市相關部門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說明，但是，他們只能被稱為“半城鎮化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從學歷上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有近60%為高中以下學歷，占有常住外來人口較大比重的青壯年大多是高中以下學歷，這表明，盡管他們能夠彌補北京勞動力不足的缺口，並貢獻一定人口紅利，但是，他們的學歷水平低，知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技能也較低。所以，他們並不構成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源，貢獻的人口紅利質量也不高，且亟須提升。

從戶籍所在地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主要是來自北京市臨近的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三省流入人口共計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約50%。

李曉壯說，從這三個省的情況看，他們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農業大省，尤其是河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很多發展指標均低於全國水平(例如城鎮化率)，至今還有300多萬的貧困人口。李曉壯預測，近階段在北京市產業轉移與河北省壓縮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汙染產能的轉接時期，河北省的產業人口擠出效應會大於產業承接吸納效果。上述這三個省份，尤其是來京的河北省的常住外來人口應該作為北京市以及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框架共同治理的主要對象。

分析顯示，從流動原因看，常住外來人口中90%以上都是來京務工經商，結合上述分析特點，可以得出，他們大都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務工而非經商。

報告稱，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進步，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就越趨合理，即中產階層比例較大。根據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基本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

但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並沒有按照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的邏輯發展，實際呈現的是，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越高。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區的東城區和西城區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分別達到86.9%和92.7%，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在70%左右，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懷柔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占60%、50%左右。

報告建議，提高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質量，壯大中產階層規模;創造下層向上層流動機制，提升其社會地位;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治理對策。

5G研發組織首會北京 中國謀求主導

從3G、4G到5G，中國正在從通信技術跟隨者成為引領者。

6月1日，第一屆全球5G 大會(The 1st Global 5G Event)落下帷幕，這次由中歐美日韓5G推進組織首次跨區域合作召開的大會，第一站選擇在北京舉行。

選擇在中國召開首次會議，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具有里程碑意義——既是中國通信技術實力的展現，也意味著中國在積極謀求5G領域的話語權。

“在國際電信聯盟(ITU)、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GPP)等國際組織、國際標準組織框架下，形成全球統一的5G國際標準”成為大會上中歐美日韓五大5G研發力量凝聚的共識。中方過去一直是該理念積極倡導者。

根據ITU時間表，到2017年，ITU將完成5G標準候選技術征集。“目前，統一標準化制定方面還存在困難，但最終標準會統一，”中興通訊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在這個領域是後來者，但中國從政府到企業都在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

對通信標準的爭奪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廠商專利技術寫入標準後，將成為全球共同使用的技術，不僅可能改變技術廠商在全球競爭中進行專利防守和進攻的能力，控制大量標準和必要專利的廠商，也可獲得授權收入，而未寫入標準的競爭性技術，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研發投入打了水漂。

中國有優勢

技術領先性、技術標準的演進軌跡、全球產業化可行性，將影響到未來5G標準制定及各國無線連接相關產業的發展軌跡。

“一個國家要想在5G時代領先，需要先進技術的積累、行業領先的公司和足夠的市場。中國廠商在5G技術領域已進行大量儲備，此外中國在市場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用戶規模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為中國加快進入5G時代奠定了基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員向記者表示。

全球通信發展史上，中國移動通信網絡設備曾經全靠進口，2G時期，中國在設備制造上獲得一定份額，但在通信標準競爭方面仍然落後3G時期，中國另起爐竈發展了TD-SCDMA標準，但其全球產業化卻並未成功4G時期，中國在3GPP框架下成為TD-LTE標準倡導和獲益者，GTI陣營實力逐步和LTE FDD陣營並駕齊驅。

從3G到4G，全球通信國際標準實現三變二，到5G時期，“形成全球統一的5G國際標準”的理念將標準體系推向二變一。由於3GPP主導了TD-LTE、LTE FDD標準，而中國廠商此前提出的“5G是對4G的持續改良而非革命”理念獲得全球主要5G推進組織認可，基於3GPP平臺實現4G+向5G的改良，事實上將有利於當前4G標準主導者。

由於TD-LTE、LTE FDD是4G兩大國際標準，3GPP、ITU是4G標準化的核心標準組織和國際組織，對“全球統一5G國際標準”的堅持，事實上鞏固了4G標準主要貢獻方在5G的地位。基於“5G是對4G的持續改良而非革命”，則進一步鞏固了現4G標準貢獻者在未來5G標準中的權重。

當前，TD-LTE是中國用戶最多的4G制式。和3G時期TD-SCDMA標準全球只有中國移動使用不同，4G時期的TD-LTE因為擁有同行者而成為事實上的國際標準，GTI(TD-LTE全球發展倡議)和FDD陣營在全球組網數量上有差距，不過憑借中國TD-LTE用戶規模，在影響力上直追FDD陣營。

業界已公認，在5G技術研發上，中國和歐洲是主角。第一屆全球5G 大會上，中國再次宣布將劃出200M頻段進行實驗，頻譜問題是制約5G發展重要瓶頸，中興通訊CTO向際鷹認為，中國的行動在全球5G研發組織中再次釋放了積極信號。

目前，ITU針對5G標準候選技術的征集正在進行，全球對於公認的5G技術也逐漸凝聚了更多共識。在今年巴塞羅那全球通信展上，中興通訊憑借Pre5G技術Massive MIMO獲得業界公認含金量較高的CTO選擇獎，將這一5G關鍵技術應用於對4G網絡的演進，也意味著從4G開始持續技術演進步入5G的理念獲得普遍認同。

國際電信聯盟(ITU)定義了5G的三類典型應用場景，分別是增強型移動寬帶eMBB、大連接物聯網mMTC和超可靠低時延通信uRLLC。上述三種典型應用場景對終端上網峰值速率、單位面積終端鏈接數量、高可靠低時延通信均提出了相應技術指標，從而滿足增強虛擬現實、視頻直播、海量物聯網設備接入、遠程醫療、自動駕駛等5G時代的典型應用。

大唐電信在ITU擔任5G評估組主席，並在3GPP標準化組織擔任多項重要職務。第一屆全球5G 大會上，大唐電信也展示了PDMA、車聯網等技術。其中，PDMA是一種非正交多址接入技術，1G到4G分別采用了FDMA、TDMA、CDMA和OFDMA的正交多址接入。

在大規模天線、非正交多址接入、超密集組網、低時延高可靠4個方向上，大唐電信相關人士告訴本報記者，作為我國IMT-2020(5G)推進組核心成員該公司取得了技術突破。

5G並非單人遊戲

工信部部長苗圩5月31日在大會致辭中建議，5G發展需要深化務實合作。

“各國的條件不同，優勢各異，我們需要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合作共進，我們要繼續在政府、產業組織和企業建立更加廣泛和深入交流合作的渠道，加強各有關國家和地區在科研項目、5G推進組織的對等開放。”苗圩說。

去年9月，中國和歐洲就5G簽訂重要夥伴關系協議，共同致力於5G技術全球標準化。“據說，中歐目前在識別無線電頻帶方面加強合作。”一位接近IMT-2020(5G)推進組的5G研究者對記者表示。

2015年初，歐洲電信設備商愛立信同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CAICT)簽訂了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表示將聯合開展5G研究和開發，涵蓋無線接入技術、核心網架構及5G應用場景等關鍵領域，針對電信和各種垂直行業融合、轉型、應用以及生態體系等開展合作、學習及信息共享，並共同推動3GPP和ITU組織的5G標準化和頻譜開發。

此外，2014年，華為與歐盟及產業界各方共同推動成立了歐盟5G公私合作聯盟(5GPPP)，當前，5GPPP是歐盟重點投入的5G旗艦研究項目群，華為在5GPPP歐洲技術平臺委員會中獲得了一個董事會席位。

“我們期待著國際合作，合作可以給我們提供一致前進的方向，”，歐盟5GPPP的一名負責人伯納德·巴拉尼(Bernard Barani)表示，“我們覺得5G和之前幾代通信技術大有不同，我們會看到不同的商業模式、不同垂直行業的要求，這要求我們統觀全局、統籌發展，也會有新的利益相關方加入進來，比如說醫療行業、能源行業，這會給我們帶來非常複雜的挑戰。”

不僅歐盟正在開始加強和不同利益相關方合作，中國也鼓勵不同垂直應用行業企業在5G研發時期參與其中。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WWRF、沃爾沃、富士康等都出現在了這次的全球5G 大會上。

“幾乎每個區域都可以看到5G的試驗，我想這些試驗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我們開發5G的標準，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試驗應該是通過開放和合作的方式來進行的。”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曹淑敏表示。

“全球的一個頻段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高效的一種推進5G發展的方式。”日本5GMF秘書長Kohei Satoh表示。美洲5G Americas主席克里斯·皮爾森(Chris Pearson)則表示，協作可以發生在每一個層面，“可以是社會的層面、政府的層面，還可以是私營公司的層面。”

北京副中心如何點亮環首都貧困“陰影區”？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燕山—太行山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以下簡稱“燕太片區”)將迎來新機遇。

日前，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求有力有序有效開展工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這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陳劍撰文認為，“副中心”所承擔的職能不僅負責北京市的行政、經濟、文化等核心職能，而且還將構成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其在各方面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都將強化。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興起，以及京津雙核驅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推動各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空間重組，這樣的經濟結構梯度所形成的資源雙向流動，將助力燕太片區的扶貧攻堅。

大都市陰影區

由於地處北京、天津周邊，跟兩大直轄市的繁榮形成強烈反差的燕太片區格外引人關註。這一區域地處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過渡地帶，域跨河北、山西、內蒙古三省區，涉及33個縣，環衛京津。

2012年國務院批複的《燕山—太行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年)》稱其為國家新一輪扶貧攻堅主戰場之一。

不過，在京津冀城市群內部有兩點值得關註。

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學者孫東琪等曾發表論文稱，通過建立模型發現，京津兩中心城市之間的產業聯系強度相對較強，各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的產業聯系強度為次強，但其兩兩之間產業聯系強度相對較弱。這表明北京、天津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較弱。

此外，該論文還發現，產業聯系強度呈現南高北低的態勢。在北京、天津北部的張家口-承德平均產業聯系強度，遠低於南部的石家莊-保定、保定-滄州、滄州-廊坊、廊坊-唐山、唐山-秦皇島平均產業聯系強度。

對於集中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及南部的保定、廊坊等地的京津冀“大都市陰影區”，前述論文基於產業空間聯系視野對其形成進行了實證研究。這其中的原因包括，“陰影區”自身受首都政治制約太多，開放程度普遍較低;燕山—太行山的區位因素限制物流、交通流;產業結構不合等。

受限於地理條件，從歷史階段來看，燕太片區也是發展滯後的地區。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宏對本報記者稱，“陰影區”地處燕山和太行山腹地，屬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過渡地帶，生態脆弱，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後，存在限制經濟發展的諸多客觀因素，“跟全國其它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特征是相似的。”

此外，“陰影區”的人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外流現象嚴重。趙宏稱，這跟大城市過於強大的集聚能力是相關的。大城市越是功能過多集聚，周邊資源就越會向更高效率的平臺流動，這也是符合一般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大樹底下不長草”、“燈下黑”等說法即是由此導致貧困帶的形象比喻。

在方塘智庫創始人葉一劍看來，固然燕太片區的貧困與長期以來因為靠近京津導致更容易遭遇人才和勞動力流失，包括水資源和環境也更多時候需要做出犧牲，在上一輪工業化過程中，確實失去了一些發展的機會，且增加了很多的限制，但在這些地方調研的時候，他也發現，這些地區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等靠要的心態，導致內生性的發展動力不足。

副中心的梯度效應傳遞

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提出，圍繞北京、天津這兩座中國北方大都市周圍的貧困帶“陰影區”，《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4-2015)》將這部分連片特困區放置在燕太片區。該報告由吉首大學“中國連片特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研究”課題組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

對於這一片區的貧困，新華社主辦刊物《半月談》記者在河北張承地區和太行山一線貧困縣走訪後發現，該片區因災致貧返貧突出，“戶里窮、村里空、鄉鎮背著大窟窿;行路難、吃水難、脫貧致富難上難”，仍是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

“燈下黑”這種情況的形成，學術解釋為，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存在著的不合理城市梯度和薄弱的中心城市輻射。

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張亞明等曾發表論文稱，與長三角都市圈的城市分布層次清晰，結構合理相比，京津冀區域內城市結構梯度不合理，大城市處於絕對優勢，缺少發揮“二傳手”作用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收稿於2012年5月的該文章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該文稱，由此導致發達地區出現的產業聚集、形成的產業規模和產業鏈因為找不到適宜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沒有能力向周邊落後地區推廣和擴散。因此，更加加劇城市結構梯度的不合理，形成惡性循環。

文章稱，由於梯度不合理，相較於長三角的首位城市上海，京津不僅不能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反而呈現吸收模式。於是，與上海所在的長三角區域的“群芳競秀”相比，北京在京津冀區域內發展成為“一枝獨秀”。且京津“雙核”在產業布局等方面的交叉也減弱了“雙核”整體對河北經濟的綜合拉動力。京津經濟總量偏小，城市首位度偏低，致使中心城市難以發揮對整個地區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心城市與圈內城市在產業分工方面容易出現矛盾，很難實現共贏。

趙宏稱，“不但河北沒有發展起來，即使是北京遠郊區縣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不過，放大來看，這也跟國家多年來實行的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有很大關系。改革開改之前，依靠剪刀差來支持工業化，後來改革沒有深化到位，使得農村變成人才輸出地，城市變成人才集中地，失血問題嚴重。

一年來，通州從“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升格為“北京市副中心”，陳劍在前述文章中稱，行政副中心主要是把行政功能搬過來，城市副中心則是把幾乎所有的城市功能都搬過來。他預言，非首都功能的全面搬遷，通州將成為北京的第二個中心，並且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中心節點。隨著時機成熟，北京城市副中心或許將會升格為新北京城市中心。

這對破除“環京津貧困”有何裨益呢?

雖然通州副中心的建設在地理位置上，輻射帶動的是北京周邊郊縣，聯動發展天津的武清、寶坻區域，尤其是夾在京津之間的河北“飛地”三河(燕郊)、大廠、香河三縣市，對位於西部、西北部上遊生態涵養地帶的燕太片區，比如張家口、承德、保定等集中連片的京津大都市陰影區並無直接作用，但是葉一劍稱，兩者背後都是基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戰略。

他說，北京副中心的建設是這一協同發展戰略推進中比較關鍵的一環，而對於解決環京津貧困帶，雖然不是這一協同發展戰略的最直接目標導向，但是，客觀上將帶來積極的影響，比如產業、交通和環境的協同推進，將為這些地區帶來積極的影響，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的重新布局，這是很大的改變。

事實上，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背景下，不符合北京直轄市定位的產業紓解到周邊城市，由副中心以降而形成的梯度效應，通過這種效應的傳導，若各城市尋求錯位發展，借鑒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形成既競爭又合作，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

尋求內生的可持續增長動力

在地方調研時，葉一劍發現，這些地區因為在行政轄區上不屬於京津兩地，使得出現很多的斷頭路。往往一路之隔，兩地發展水平就是兩重天。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背景下的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再布局，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將對這些貧困地區的發展帶來重大利好。比如旅遊業的發展，一旦解決了抵達性問題，這些之前的貧困地帶，其區域價值一下子就會被重新發現。

同時，在討論京津大都市陰影區這個話題上，葉一劍認為，不應該依然停留在對京津發展模式的指責上了，甚至說過多的寄望於兩地產業和資源的溢出，而是更應該充分審視這些地區的獨特的資源，然後立足於京津冀巨大的消費市場來尋找到新的消費時代的服務和產品的供給，進行差異化發展，找到自身的發展優勢和發展道路。

他說，面對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只要能夠提供很好的產品和服務，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比如旅遊，固然以前這些地區因為受制於京津兩地的影響一直沒有太多的工業布局，但這恰恰使得這些地區保留了比較好的自然生態環境，現在反而都成了最為稀缺的發展旅遊的資源，這幾年像白石山、崇禮、懷來等地的旅遊發展之所以這麽快，就很說明這個趨勢。

葉一劍表示，要徹底解決京津大都市陰影區問題，更值得期待的是，這些地區的脫貧應該更多的思考京津冀龐大的消費人群和消費市場需求，然後充分挖掘當地的資源和潛力，從而發展起相應的產業。而且，這些地區的發展也應該破除對國家扶貧戰略的過度依賴，較多的基於對新興消費市場的洞察，引進更多的社會資本，加以相應的管理體制改革，為這些地區找到內生性的增長動力，才可以獲得可持續的發展。

趙宏稱，優質資源向效率更高的市場集聚是市場的力量，政府也要發揮積極的作用，用“有形的手”來矯正市場失靈，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集中搬遷改善貧困帶居民的生產條件，增加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品的投入，縮小跟大城市的落差，還要做好規劃政策，建立對生態涵養地區建設的利益補償機制。不過，他也承認，生態補償由於計算定量的複雜性，操作上仍然有難度，目前仍在探索。

郭樹清：山東品牌建設比廣東、北京等差遠了

今天在濟南召開的山東品牌建設大會上，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演講時說，山東企業不能把貼牌當成習慣。

郭樹清顯然對這次會議很重視。他說，“今天的大會，在山東歷史上是第一次，在全國歷史上是不是第一次，我們還沒有查證。”

郭樹清很冷靜客觀地面對山東品牌建設的現狀。他說，近年來，山東在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培育了一批標桿企業，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截至2015年底，全省擁有有效註冊商標51.2萬件，馬德里國際註冊商標1666件，地理標誌商標427件，中華老字號66家。

但他話鋒一轉，指出山東在品牌建設方面存在的短板。“山東在國內外市場上具有顯著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知名品牌屈指可數。世界品牌實驗室發布的2015年‘中國最具價值品牌500強’，山東入選品牌42個，僅為北京的44.6%，廣東的52.5%。2015年，山東276家國際自主品牌企業完成出口167.5億美元，僅占全省出口總額的11.6%。”

郭樹清認為，山東的很多企業存在惰性，習慣於貼牌。“在山東，很多企業都在做貼牌生產，我們問他們，為什麽不做自己的品牌，他說貼牌挺好的，搞了二三十年，資金也不用自己籌措，產品也不用自己研發，已經習慣了。說來說去，還是品牌意識不強，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不少企業現在對創新恐怕還有顧慮，也沒有勇氣。”

不註意自己的品牌建設，會把山東帶入死胡同。“如果我們能夠培育一批具有市場美譽度的知名品牌，那麽我們的規模優勢、質量優勢，就完全可以轉化為價值優勢、效益優勢。否則，就會越走越難，甚至是步入死胡同。”

“事實上，山東的不少產品已經達到國外同類產品水平。但是，有的產品，我們自己賣就賣不出去，貼上人家的牌子，就能夠銷往國內外，價格也會提升。其中一個原因，可能還在於企業缺乏有影響力的自主品牌。大家都知道，山東農業增加值始終保持全國第一的位置，食品生產占全國六分之一，出口占四分之一。工業產業體系發育良好、門類齊全，有100余種產品產量居全國前列。我們必須增強危機意識，轉變發展理念，積極順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把品牌建設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深入實施品牌強省戰略，不斷培育壯大產業產品的市場競爭新優勢。”郭樹清說。

郭樹清對山東在品牌建設方面失敗的案例很痛心，他舉了白酒方面的例子。“多年前，我們有些白酒企業曾經名震華夏，但由於不重視質量和品牌建設，特別是無視消費者的體驗和感受，最終企業自己垮掉了，而且對全省整個行業都有沖擊。目前山東白酒產量居全國第2位，但每噸酒平均利潤只有0.24萬元，與許多省份相比都有明顯差距。”

郭樹清沒有直接說明，但大家都知道山東白酒之敗，很多程度上是當年秦池之敗。

1995年，秦池以6660萬元中標央視黃金廣告段成為“標王”，由此一夜成名，其白酒也身價倍增。1996年，秦池以3.2億元的天價再度成為“標王”。但媒體有關秦池是勾兌酒的一則報道瞬間擊垮了秦池。其影響之深遠，至今無法完全消除。

郭樹清還引用了另一個維度與發達省份做比較，這就是在阿里巴巴平臺上的“逆差”：山東省與發達省份的一個明顯差距是，賣出去的比買進來的少。

數據表明，2015年，山東省在阿里巴巴平臺上有效買進1747億元，有效賣出1062億元，逆差為685億元。這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前山東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總體上還處於價值鏈的中低端，賣出去的大多是原材料、初級產品，附加值低，買進來的多是附加值比較高的最終產品。

北京豪宅均價超10萬每平 ，5月環比上漲14%

北京豪宅成交均價已超10萬元/平方米。

亞豪機構旗下的亞豪君嶽會日前提供給第一財經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5月，北京成交價在7萬元/平方米以上的豪宅產品共簽約216套，成交面積4.38萬平方米，環比分別增加2%、10%。與此同時，5月北京豪宅市場成交均價高達100317元/平方米，環比上漲14%。

“這也是豪宅市場整體成交均價首超10萬，代表著北京豪宅市場真正進入了10萬+時代。”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自去年開始，受高價地的推升，北京住宅市場開始進入豪宅時代，單價超過10萬元/平方米項目不斷增多，隨著這些項目的入市，豪宅市場中10萬元/平方米的產品的成交占比也不斷提升。據郭毅給出的數據，今年5月，北京成交均價10萬元/平方米以上的項目多達8個，共實現60套產品成交，占到豪宅總銷量28%的比重，單價超過10萬元/平方米的項目增多，也直接拉動了豪宅市場成交均價的快速攀升。

就高端市場分布而言，北京目前高端項目有向南北兩個方向分別聚集的趨勢，目前已經形成了南北兩個別墅區。其中，作為北京有明確規劃的別墅區，從2013年開始，位於北邊溫榆河區域的“壹號別墅區”已陸續聚集了龍湖、泰禾、首開、保利、中糧、懋源等開發商。據記者了解，龍湖地產與首開、保利、平安聯合打造的別墅新品景粼原著也將入市。另外，北京“南中央別墅區”本周也正式揭幕。借力北京新機場建設，目前北京南城的大興瀛海區域別墅項目逐漸聚集，首開、旭輝、融創、城建等開發商都將這個區域推出低密業態項目。

針對上述兩個別墅區的特點，龍湖地產北京公司副總經理李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壹號別墅區是一個在現在就能看到未來的別墅區，明確的規劃將進一步提升區域的價值，且壹號別墅區是北京唯一被一湖三園包圍的城市別墅區。與此同時，在李亮看來，從地產發展的邏輯來講，北京第二機場的建設，京開、京滬，規劃中的京臺、新機場軌道線，以及南海子公園一期與二期的建設，註定了南中央別墅區會像北邊溫榆河一樣成為別墅誕生的重要的先決條件。

環境資源，被認為是牽引別墅項目逐漸聚集的原因。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人居環境委員會專家組長開彥認為，北京向南的發展是必然的，北京市政府3960億投資的南城計劃的實施，是北京歷史絕無僅有的一次巨大投資，其次是新機場的建設將極大拉動南城經濟發展。而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頤武則對記者分析，北京城“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老格局正逐漸被改變，北京北城宅地稀缺，北郊多山，南中央別墅區的崛起，是地理位置、經濟、環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舌尖險”待發展： 北京餐飲企業投保不足10%

俗稱“舌尖險”的食品安全責任保險(下稱“食責險”)投保率有待提升。“舌尖險”的作用在於在傳統食品安全監管的基礎上再為“舌尖安全”增加一道防線。

食責險起步於2004年，2015年2月食責險制度初步建立，相關試點在全國範圍內啟動。但據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食責險一直發展緩慢，投保率很低，保費收入也較少。”記者由北京保險行業協會獲悉，截至2015年，北京地區經營食品安全責任保險保費收入共計400余萬元，累計提供風險保障80億。不過，食責險一直處於叫好不叫座的境地，北京餐飲企業投保率不足10%。

據記者了解，北京市多數的財險公司都已報備了食品安全責任保險條款，行業費率維持為1‰到3‰之間。各財險公司產品及保費收入有所不同，具體費率水平根據投保企業類型、經營情況、保障額度有所調整。

目前，北京市參與經營食品安全相關的產品主要有三類：餐飲經營者/餐飲場所責任保險;公眾責任保險及附加食品、飲料責任保險以及專門的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其中前兩種方式產品開辦時間久，各家公司均有承保。據長安保險方面透露，目前，長安保險在北京地區承保食品安全責任險累計限額45億，收取保費達到千萬。

從數據上看，食品安全責任險賠付率並不高，平均僅在百分之十幾。而餐飲企業投保情況並不理想，據長安保險相關負責人透露，洋快餐幾大巨頭在國內企業都投保了餐飲責任險，且每年理賠額度相當高。

目前國內亦有針對食責險的進一步創新，此前寧波市海曙區曾推行公益性+商業性食責險。據了解，商業食責險根據食品生產經營單位的規模和性質，年度保費從1000萬元到數萬元不等，企業可自主選擇投保方案，參保企業第一年都將獲得一半的保費補貼。

長安保險也在摸索一套消費者索賠機制，未來消費者可以通過手機app快速查詢到鑒定機構，估算出索賠成本。今後在火鍋店吃壞肚子，也可以知道如何索賠。

北京出臺低氮改造獎勵政策 落實清潔空氣行動計劃

北京市近日出臺燃氣(油)鍋爐低氮改造以獎代補資金管理辦法，以進一步落實清潔空氣行動計劃，鼓勵燃氣(油)鍋爐業主單位開展低氮改造。

7月7日，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綠色金融分會秘書處楊秋生表示，該辦法對於促進北京市低氮改造，落實排放標準實施，持續改善首都大氣環境質量具有重要作用。

據北京市環保局介紹，6月4日，經北京市政府批準，北京市環境保護局、北京市財政局、北京市質量技術監督局三家聯合發布了《北京市燃氣(油)鍋爐低氮改造以獎代補資金管理辦法》(簡稱《辦法》)，對燃氣(油)鍋爐低氮改造項目進行補貼，推進清潔空氣行動計劃落實，加速空氣質量改善。

根據上述辦法，在減排幅度大於等於50%的前提下，氮氧化物排放達30毫克/立方米以下的，北京市政府按改造投資額的1/3給予補貼;排放達30毫克/立方米至80毫克/立方米之間的，按改造投資額的1/4給予補貼。

楊秋生說，這意味著改造後減排幅度越大的企業獲得的補貼越多，這樣可有效引導改造單位取得更大的減排效益。

北京市環保局介紹，該補貼對象涵蓋了中央、部隊在京單位。由質監部門負責安全監察，確保改造安全穩妥推進。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當前北京市大氣汙染治理主要面對的問題，從結構上，一是超大型城市運行剛需帶來的排放;二是與2000多萬人口生活直接相關的生活類汙染源排放。從汙染類型上，重點攻關氮氧化物、采暖季燃煤和揮發性有機物(VOC)汙染治理。

1998年起，北京市實施第一階段大氣汙染防治措施，推進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替代作為大氣汙染治理的根本性措施堅持多年。經過近20年的努力，與燃煤直接相關的二氧化硫濃度大幅下降，從1998年的12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5年的13.5微克/立方米，下降幅度高達89%，優於國家標準，達到南方非采暖城市水平。

通過持續的機動車汙染排放治理、工業結構調整等措施，北京二氧化氮濃度也呈下降趨勢，但降幅不如二氧化硫明顯。從1998年的74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5年的50微克/立方米，下降32%，目前北京還未達到國家標準(40微克/立方米)。

氮氧化物不僅是北京市PM2.5的重要前體物，同時還是夏季臭氧生成的重要“原料”，是大氣汙染防治的重點。北京市環保局表示，目前迫切需要進一步深挖氮氧化物減排潛力，加速減排。

楊秋生說，“許多企業認為將來北京排放要求可能更嚴，不如一步改造到位。在此背景下，低氮改造的技術問題就凸顯了出來。”

而對低氮改造技術，上海華之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寶明表示，目前國內已具備適應各類燃氣低氮燃燒的超混合技術、濃淡燃燒技術、分級燃燒技術、超級乳化技術、煙氣再循環技術及爐膛分級技術等先進技術，並具有競爭實力。

目前北京市20蒸噸以下的鍋爐有1.5萬至2萬臺，根據環保部門要求，2017年4月1日前，北京市需要完成9500臺鍋爐的低氮改造。

74城空氣質量最差排名：北京天津並列倒數第十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8日從環境保護部獲悉，今年6月，74個城市中空氣質量排名相對較差的後10位城市分別是：唐山、邢臺、邯鄲、濟南、保定、鄭州、太原、廊坊、衡水、北京和天津(北京、天津並列倒數第10位)。

環境保護部環境監測司司長羅毅當日通報了2016年6月全國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及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空氣質量狀況。監測數據顯示，6月，空氣質量排名相對較好的前10位城市依次是珠海、中山、海口、廈門、深圳、江門、舟山、惠州、南寧和麗水。

監測表明，北京市優良天數比例為36.7%，同比降低6.6個百分點，主要汙染物為O3和PM2.5。PM2.5平均濃度為5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8%;PM10平均濃度為6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5%;SO2平均濃度為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3%;NO2平均濃度為3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4%;O3超標率為63.3%，同比升高18.5個百分點。

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84.7%，同比降低0.3個百分點。PM2.5濃度為3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3%;PM10濃度為5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8%。

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48.3%，同比降低6.1%個百分點。PM2.5濃度為4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5.5%;PM10濃度為8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0%;O3超標率為46.4%，同比升高16.3個百分點。

長三角區域25個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83.9%，同比升高7.5%個百分點。PM2.5濃度為33微克/立方米，PM10濃度為55微克/立方米，今年以來PM2.5和PM10濃度首次均達到國家二級年均濃度標準;O3超標率為15.1%，同比降低6.0個百分點。

珠三角區域9個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97.0%，持續保持在較高水平。PM2.5濃度為17微克/立方米，PM10濃度為30微克/立方米，均達到國家二級年均濃度標準;O3超標率為3.0%，同比升高3.0個百分點。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境保護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國範圍內實施按日連續處罰案件共47件，罰款數額達4532.129萬元;實施查封、扣押案件共714件;實施限產、停產案件共230件;移送行政拘留共332起;移送涉嫌環境汙染犯罪案件共195件。

與4月情況相比，適用限產停產案件數量上升39%;適用查封扣押案件數量上升25%;移送拘留案件數量上升18%;按日計罰案件數量持平，罰款數額增長10%;移送涉嫌環境汙染犯罪案件數量基本持平。

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介紹，新疆、黑龍江、遼寧等地按日連續處罰案件查處有較大突破。其中，葛洲壩新疆供熱有限公司因大氣汙染物超標排放被新疆烏魯木齊市環保局按日計罰800萬元。雞西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因脫硝設施未建設，汙染物超標排放，被黑龍江雞西市環保局按日計罰300萬元。大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大連普灣新區松木島化工分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大連石化分公司因汙染物超標排放被遼寧省大連市環保局分別按日計罰290萬元。

霧霾中的北京城。攝影/章軻

這麽多北京企業為何都跑到天津落戶？

7月9日，百家企業與天津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下稱“中心商務區”)戰略合作和落戶協議在濱海新區簽約，涉及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眾創空間、服務類企業，總註冊資金達到612億元。

簽約當天，京津冀眾創聯盟同時揭牌成立，三地57家雙創機構和企業加盟，在創新創業領域開啟三地協同統籌、要素開放、資源共享的發展新篇章。

此次集中簽約呈現出明顯的產業聚集特點，簽約企業門類涉及總部經濟、金融、科技創新、國際貿易、文化創意等各個方面。值得關註的是，百家簽約企業中來自北京地區的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中心商務區的政策優勢、交通優勢、載體優勢逐漸發力，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取得實效。

有將公司從北京落戶到天津的創業者表示，天津的眾創空間標簽是稅收窪地，這對創業者來說很有幫助，尤其是對做電商的創業企業來說更是如此。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等五大戰略疊加的背景下，自2015年以來，天津中心商務區圍繞自貿區和雙創特區建設，在改革創新、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等方面駛入快車道。

2016年上半年，中心商務區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勢頭，預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39億元，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相較去年同期增長104.3%。上半年累計新增市場主體2800家，是去年同期的1.3倍，合計註冊資本金857.7億元。

中心商務區的主要產業任務是發展創新型金融，一年多以來，區內聚集了金融市場交易所、投資基金、金融租賃總部、銀行、保險、商業保理、跨境投融資平臺等諸多業態。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心商務區內註冊企業總數超過1.4萬家。其中，金融及類金融企業896家，管理資產規模超過1.8萬億元。

“雙創特區”自去年9月21日掛牌以來，月均新增“雙創企業”超過300家，總數已達到2788家，其中金融類企業336家、科技樓企業756家、商貿類企業1544家、文化創意類企業152家。

同期揭牌的“京津冀眾創聯盟”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背景下，為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由天津市科委、河北省科技廳作為指導單位，由行業龍頭企業及創新創業服務機構自發組織的。這也是京津冀地區首個跨區域眾創聯盟組織。

京津冀眾創聯盟成員包括以騰訊、阿里、百度、360為代表的行業龍頭企業，以創業黑馬、中信國安創客、優客工場、東升科技園為代表的眾創空間運營機構，以清華工研院、北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研究院、浙大產業技術研究院為代表的科研機構，以IDG、真格基金、經緯創投、紅杉資本為代表的投融資機構，以國家超算中心、獵聘網、中細軟知識產權中心為代表的專業服務機構組成，其中70%的聯盟成員為跨區域服務機構。

在聯盟成立大會上，來自京津冀三地的行業龍頭企業及創新創業服務機構共同發布了“於家堡宣言”，將以開放、共享為原則，打破區域資源要素壁壘，服務京津冀經濟體質增效升級。

中心商務區管委會主任鄭偉銘表示，從傳統角度來看，招商引資主要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政策等。但是，在新經濟形勢下，僅有政策還不夠，如何把雙創特區真正建設成全國創新創業示範基地，還需要打造一個創新創業生態圈。

據中心商務區管委會貿發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2015年，京津冀眾創空間已經超過了300家，服務企業和團隊數量超過了1.5萬家。隨著眾創空間的遍地開花，服務同質化、資源分散、單一機構的服務能力無法覆蓋到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和專業板塊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創新創業生態服務體系亟需完善。他表示，“京津冀眾創聯盟以‘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優選服務’為服務機制 ，將打破區域資源壁壘，充分整合三地各類資源，為創新創業者提供專業服務，比如提供空間共享服務，整合京津冀地區眾創空間、孵化器資源，建立辦公空間互換機制，為創業團隊提供空間支持等。”

此外，聯盟還將提供融資對接服務、創業輔導服務、市場推廣服務、數據共享服務等各類服務。在此基礎上，未來還將進一步拓展服務深度，通過組織京津冀跨區域創新創業大賽、創新創業品牌峰會等活動，為創新創業項目打造展示與對接資源平臺，搭建投融資機構與企業級創業項目對接橋梁，從而助力創業企業解決最為關鍵的渠道擴展、資金積累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