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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業 用商業力讓環境變美好 台灣種子》社會的棘手問題 是他們的賺錢生意

學者反思中企海外投資失敗案例：社會責任理解不到位

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在持續增長。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下，預期將持續增長。

“走出去已成為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價值分工體系的一個主要法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旋律、新常態、新階段。”在日前由深圳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下稱“綜研院”)主辦的“2016中國智庫論壇暨綜合開發研究院年會”上，原財政部部長、綜研院理事長項懷誠說。

對於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具體情況，參會的專家以水電項目為例，表示海外水電項目補償機制不到位，延續國內思路，造成當地輿論反彈，需要改進方法。

對外凈投資元年

綜研院同期發布的《中國開放褐皮書》，有詳細的數據統計。該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實際對外投資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對外投資出超額約2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萬億美元。綜研院院長樊綱表示，“2015年是中國對外投資的元年”已被廣泛接受。

樊綱進一步解釋說，以2015年為元年，是因為去年ODI(對外投資)首次超過FDI(外商直接投資)，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具有元年意義。

這意味著中國已由資本輸入國轉變成資本輸出國。中國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戰略，“開放”被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發起並成立亞投行、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自貿試驗區縱深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都在推動中國對外開放及走出去進程。

在此形勢下，如何創新對外直接投資的機制體制，如何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方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互對接，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提前做好投資環境和市場風險評估，建立風險規避機制和必要的保障體系都成為新的挑戰。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王誌樂表示，從大的環境看，國際投資的環境已經改變，中國企業走出去要認識到新的治理環境，不能將舊的一套規則搬到國外，不然就會面臨各種代價。

對外投資要敬畏社會責任

對外投資增長的同時，很多國企承擔的項目在海外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擱淺，造成很大的損失。在高鐵、發電站、礦產等走出去的主要項目都有案例。

李開孟表示，中國企業在外興建的水電項目涉及征地拆遷、移民安置，但是當地的安置一旦出現問題，出現罷工、集會等，就會損害了中國在當地的聲望。

李開孟說，這種情況，中國企業不能埋怨人家，而要理解國外的環境，因為國內很多想法、理念跟投資所在國不一樣，“比如國內考慮水電項目補償，就是生活水平有保障，只靠利益補償。但其他有些國家的理念上，除了經濟資本之外還有其他的資本，比如綠色資本。”

水電建設通常會對環境有影響，使得生物多樣性減少，陸生植物、水生動物減少，有些是不可逆的。李開孟建議，要充分考慮社會責任，還要改變國內通行的做法。

王誌樂認為，對外投資的環境變了，跨國公司要更多考慮全球責任。此外，李開孟建議，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要慎言國家利益，企業投資還是以經濟考量為主，並學會“國際語言”，區分公共項目和私人部門項目的不同特點。

藍皮書：有些文學作品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藍皮書課題組11日發布的中國文情報告(2015~2016)稱，文學寫作的各種追求，似乎都無可厚非，但“疏離世道人心的作品，很可能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文學藍皮書：中國文情報告(2015~2016)》。藍皮書說，當前寫作的分化，傳播的變化，閱讀的泛化，批評的弱化，給進入新世紀十五年的當代文學，增添了新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挑戰。

藍皮書分析，各種沖擊與挑戰給當下文壇帶來的問題與難點，主要是四個方面：

寫作的分化

“文學寫作日趨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藍皮書說，這種分化從大的方面看，有靠近嚴肅文學的，有偏於通俗文學的。深入底里去看，嚴肅文學中又有為人生的，為人民的，為個人的，還有為藝術，為評獎的;為評獎的寫作中，還分別有為“茅獎”的，為“諾獎”的。而以網絡文學為主的通俗文學寫作中，有為興趣的，為娛樂的，為出名的，為掙錢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藍皮書說，作為一種個人化的精神勞作，文學寫作的各種追求，似乎都無可厚非，但實際上卻是大可予以追問的。如果寫作只是個人宣泄，只是文字遊戲，沒有更高的目標，缺少藝術的品質，不考慮讀者的觀感和社會的效益，這樣的疏離世道人心的作品，很可能是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文學與藝術創作中之所以經常會出現一些庸俗現象與低俗亂象，蓋因一些寫作者秉持的理念只有基本的下限，不求較高的上限。”藍皮書說，文學寫作作為一種精神勞動，文學作品作為一種藝術成果，怎樣在追求個人性中兼顧公眾性，在信守自主性中兼顧社會性，在適從市場性中兼顧藝術性，在圖求藝術性中兼顧思想性，需要寫作者不斷檢省自己和校正路向，也需要文學從業者和關系人理清自己的思想觀念，樹立正確的判斷尺度與健康的欣賞趣味。

傳播的變化

藍皮書說，文學傳播較之過去，既在紙質化的方式上新增了電子化的傳播方式，同時也借用和借重其他方式，使文學傳播進而趨於多樣化了。

傳播的變化帶來的，不只是在紙質形式之外又有了電子形式，它還打破了傳統閱讀的靜態方式，超越了紙質作品的背靠背的閱讀方式。它的動態型閱讀，尤其是跟著作者跟貼閱讀的方式，使電子形式的傳播充滿了一種讀寫之間的密切互動，作者留意讀者的跟帖，讀者介入作者的更貼，這使傳統的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變為了偶像與粉絲的特殊關系。這種讀寫互動的共同體，也構成了網絡文學不同於傳統文學的最大特征。

文學傳播中的另一個新的現象，是影視改編作品對於小說原作的大眾化推廣。許多傳布於網絡之際的類型小說，通常先改編成影視作品，經由高水平的技術制作與藝術演繹賺取較高的收視率之後，再予出版紙質作品，進而占領出版市場，贏得更多讀者。前幾年的《後宮甄嬛傳》，《步步驚心》，近期的《瑯琊榜》、《花千骨》等，都是極為成功的典型例證。這種運作方式的叠獲成功，已使網絡小說作者把改編影視作品看成最為重要的傳播方式，而網絡小說也由此成為影視作品改編的主要來源。

閱讀的俗化

藍皮書說，現在的閱讀越來越趨於通俗，乃至低俗，是顯而易見的。

2013年間，廣西師大出版社作了一個“死活讀不下去的書”的網絡調查，數千名網友參與投票，把諸如《紅樓夢》、《百年孤獨》等已有定評的中外文學名著一概投了進去，而且還位列前茅。

藍皮書說，這里蘊含的問題，既有現在的一些文學讀者在觀念上疏遠經典的問題，也有一些青年讀者用電子閱讀的方式對待經典的閱讀錯位問題。

另一個實例是，2015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所作的學生借閱文學圖書排行榜上，兩所大學都是《盜墓筆記》排第一。即便《盜墓筆記》屬於網絡小說中的力作，但仍屬於通俗性的類型文學，那麽多的名校大學生競相閱讀，不免令人為之驚愕。現在的大學生，應屬“90後”一代中精英，而他們在文學閱讀上的取向與口味，無疑偏向了通俗。精英閱讀尚且如此，其他人的閱讀可想而知，這確實讓人很不樂觀。

批評的弱化

藍皮書說，當下的文學批評，無論是與批評的過去時期相比，還是與創作的現狀相比，都明顯地趨於弱化了。這既跟文學批評的自身更新求變不夠，未能與時俱進有關，更跟文學創作的發展日益泛化，新的文藝形態層出不窮有關。

“可以說，現在的情形大致是，相對滯後的批評，面對不斷更新的創作，相對萎縮的批評，面對一個不斷放大的文壇。”藍皮書說，就批評本身而言，如何在共識減少的情況下重建基本共識，在多元多樣的狀態下彰顯核心價值，在文學的認知與批評的尺度上求同存異，形成合力，已是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藍皮書認為，更為嚴峻的問題，可能還是對於以網絡小說為龍頭的新媒體文學，現有的文學批評，介入的力量既很顯薄弱，又很不內在，基本上難以起到以有力的批評影響創作、生產和傳播的實有功效。這既跟現在的批評隊伍年齡結構偏大、知識構成偏老有關，又跟具有新的理論知識和文化視野的新型人才相對缺乏，理論與批評的後備力量都明顯不足有關。

“而這樣一些涉及全局和代際的問題，顯然是批評自身所難以解決的，需要有關領導部門進行全面布局和總體部署。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而它的解決，既關乎文學批評的重振雄風，也關乎整體文學的協調發展。”藍皮書說。

加拿大山火燒出“臨危不懼”的社會力

麥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此前出名的不是酒吧，而是各種酒吧鬧事事件。這個位於北美洲寒冷北疆的石油新城聚集著來自加拿大各地的石油工人，他們個個都是一身牛仔打扮的彪形大漢。然而，5月2日開始的一場煉獄般的山火卻燒出了這個城市的社會本性：一個具有臨危不懼能力的文明社會。

傻瓜總是重複自己的教訓，聰明人則從他人經驗中學習。大災來臨，臨危不懼的社會能力是救護神，大災大難當前時，每個地方的應急措施都可以研習加拿大的這一樣本。

5月2號，麥克默里堡遠郊一撮山火演變成火龍，龍舌舔到哪兒，哪兒就瞬間被火海吞噬。大風助虐下，山火躍過一千米寬的阿薩巴斯卡河。幾分鐘內，城市的房屋已經被卷入火風暴。72小時後，一千平方公里，10個曼哈頓大的區域被呼嘯的山火摧毀。逃亡中，碎瓦、火屑不斷砸落在汽車上，嗶嗶作響。逃離的居民們用手機自拍記錄下這一切，包括人們驚恐萬狀的神情。

這場由山火引發的火風暴席卷了麥克默里堡整個城市。警報拉響，30分鐘內，8.8萬人被迫撤離。災難制造了毀滅也見證了奇跡：唯一能逃生的63號高速公路上，8.8萬居民驚恐卻有序地向南北方向疏散。網傳的自拍畫面中，逃出火海的汽車因堵車慢行7小時，許多車耗盡汽油而拋錨，但沒有一輛車爭搶行駛在輔道上。得益於自發的秩序，8.8萬人安全逃離這場突如其來的火風暴，除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二人死亡。逃離到周邊城鎮的市民也迅速安頓下來。

應對一場突發災害的反應，凸顯出一個社會臨危不懼的組織能力。一般來說，難民難講公德，特別是在生死攸關的場景之下，但少數人堅定勇敢的標桿行動卻能影響大眾。逃亡中曾發生多輛汽車欲強行突破警察的封鎖線，冒險抄小路。現場只有八名維持秩序的警察面對一萬名逃生的居民，但強行抄小路的車隊沒有得逞，不是因為警力強大，而是人群中少數“耿直哥”自發出列，幫助警察維持秩序。危難情形下，少數人為公眾利益的聯合行動能夠引發共鳴和共振，他們的意誌和行動成為秩序形成的風向標。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一書中，奧森（Mancur Olson）指出，如果等待集體形成統一意見再行事，一切將付諸流水。但若少數人組織起來，主動行動，他們能引發集體跟隨行為。上世紀中國小崗村人分田承包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災難情境下，少數主動行為者的自我組織活動很可能解救大眾於生死之間。但上述可實現的前提條件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平時就允許和鼓勵這樣的自發善行，使之成為一種制度習性。如果平時把“逆經叛道”的少數人都剪滅了，災害時必然群羊無首。

截至當地時間2016年5月7日，這場森林大火面積已擴大至1010平方公里，近10萬人被迫疏散撤離。逃離現場不易，迅速安頓近10萬人更難。如果全部依靠政府，那絕對做不到。這時，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力量就顯現出來。逃到省府愛民頓（Edmonton）的2萬多人發現，當地有名的餐館都開門迎客，憑災區身份證明，就可以免費用餐；沿途修車胎的鋪子、寵物店和藥店也提供“同情關心”價格的服務；Airbnb民宿網站為災民取消服務收費；加拿大紅十字會開發手機短信捐款第一天，10萬人發來短信，且數量每天遞增；教會和其他慈善機構各自組織安頓災民的行動。甚至因為當地的誌願者組織報名人數太多，只能按先來後到的順序接受誌願申請。

大災突降，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承擔全部的救援任務。因此，多元化的非政府組織就成為不可缺少的互補。災民的想法和行為多種多樣，民間組織五花八門，它們剛好完美地匹配。多元多樣的民間組織活動也帶來彌漫整個社會的關愛情調，它對災民心理療傷止痛的作用也是政府機構無法比擬的。民間組織參與所產生的情感力量和情緒資源是社會臨危不懼能力的營養液，認可並鼓勵它們不可替代的功效，政府組織才能專註於自己擅長的領導角色。

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 Q. Wilson）曾詳細說明人在物質獲取之外的另外兩個動機：社會歸屬和追求意義。多元化的民間組織允許社會人追求各種各樣的歸屬感和意義感，民間組織的多樣性和活躍程度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生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它們越多、越廣泛，災時成員互救能力越高，社會就越能做到臨危不懼。

那麽災難來臨，政府該做什麽？首先，做坦誠的溝通。艾伯塔省長在新聞發布會上坦言，除非老天降雨，人為控制火勢難以立即做到。其次，對優先任務排序：省政府優先處理人身安全、食物衣物和暫住地的要求，其他排後。政府向每個災民發放臨時紓解款，不問收入情況。再次，有序向全省疏散災民，防止次生災害。從5月6日開始，在警車和直升機的護送下，每隊50輛汽車，災民分批向南部疏散。政府還要做的是不幹擾前線救災。加拿大總理表示，他一定要等省政府緊急事項完成之後再去探望，以免幹擾前線工作。

大學者牟宗三曾解釋“政道”和“治道”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政道事關價值觀和憲法原則；治道涉及公共行政的方法和過程。政道要既長且久，不動搖；治道可以與時俱進，與事皆行。加拿大總理謹守地方自治的憲法政道；地方救災中，省長為元帥，總理做後盾，在“政”與“治”中平衡，方可推動社會臨危不懼。

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質疑，預警時間如此短促，政府的責任何在？但在此之後，卻沒有看到一篇媒體問責的報道。並非當地媒體失職，而是他們知道，事後一定會有一個調查組，做全面責任分析。這早就是制度的必選動作，就像演出，問責這一幕，它很重要卻不緊急，但它也一定會上演。有這樣的制度習慣，記者才會先問後寫，相信制度化的問責，災民便能從容配合政府行動；同理，可靠的問責制度，可以免去緊急狀況下多余的辯解環節，相關部門也可以全心投入救災。

臨危不懼的社會能力不是口號喊出來的，而是平時培養出來的文明習慣和完善制度。允許少數人的主動行動、多元化的民間組織、保持進退有序的政治行為、可靠的問責制度，這四項文明的修煉，能救民於危難。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搶救社會底層的孩子

藍皮書：政府過度幹預市場與社會行為仍存在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行政改革藍皮書”課題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雖然中央政府已啟動了七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政府與公務人員過度幹預市場與社會的行為仍然存在。

5月16日，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在京發布《行政改革藍皮書：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報告No.5(2016)》。藍皮書稱，目前，各種行政審批涉及面廣，權力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部門之間重複審批、多頭管理、相互牽絆的現象仍然嚴重，民眾辦事難卻不得不辦，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就利用手中的行政審批權力進行尋租、設租、創租、抽租等錢權交易。

課題組表示，簡政放權的目標並不是簡單地放權、簡單地放利，也更不是對市場與社會不管不顧，而是要分辨清楚哪些“權+利”應該放、哪些“權+利”應該管，真正做到“放管結合”，不僅為市場松綁，還要為社會松綁，實際上也為政府減了負，輕裝上陣的政府組織才能更好地承擔其公共職能，在全國實現“大道至簡，政府有管理權但不能任性越權、市場有富貴錢但不走邪路歧途、社會有個性欲但不可恣意妄為”的治理目標。

就社會廣泛關註的簡政放權中“放管結合”的問題，藍皮書回應了三個方面的社會關切：

何謂“放”與放“什麽”?

藍皮書說，簡政放權中的“放”就是政府要通過下放與取消一系列行政審批事項、建立與完善各級政府面對市場、社會的“權力、責任、負面”三單建設，讓各級政府真正做到公開透明地提供行政服務，讓市場能夠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轉、在資源配置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讓社會能夠按照群體與個體互動的規律活動、具有縱向橫向自由流動的可能性與開放度，並讓政府全面接受市場、社會的監督，以“放權”實現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減少直至消除尋租的可能。

具體要“放”的是——將政府原先越俎代庖、直接參與市場活動、抑制社會活力的行為放棄，將以“審批權”為具體形式的，對於市場、社會管得過多、管得過細的制約放開，將所有能夠促進市場自由運行、社會自主管理的權力下放，通過與市場、社會的協商，找到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能集合，確立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分工邊界，明確政府的行為空間、行為方式、行為範疇，扮好“主導者+設計師”的角色，而不是去搶市場與社會的戲份。

何謂“管”與管“什麽”?

藍皮書說，簡政放權中的“管”就是政府要通過公共行政服務與民眾行動指導，加強對市場與社會中各種行為的規範與監督，以防止損害公共利益與他人利益的事情發生，從而保障促進市場與社會健康運行的內在活力與發展動力，也就是在放松事前“審批權”的同時，要註重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權”。只有更有效的“管”，才能促進更積極的“放”。

課題組表示，先前只重審批，忽視了事中事後的監管，各種違背市場規律的經濟行為、違背社會道德的人際行為悄然滋生，導致目前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生產安全、人居安全等方方面面的突發事件頻發，影響惡劣。而政府簡政放權的核心目標是要營造一個健康活躍有序的市場環境與公平正義安全的社會環境，所以“管好”、“管對”與“及時管”是放管結合中“管”的核心內涵，政府要扮好“服務員+督導員”的角色，而不是做個四處奔波、忙於救火“消防員”。

具體要“管”的是什麽?藍皮書說，“市場”不願意管的事項，如提供“公共服務”、改善“公共福利”、建設“公共設施”、執行“公共制度”、保障“公平正義”、維護“公共安全”等，因為追逐利潤、追求效率是市場的天性，它對成本高且微利或無利的“公共產品”的供給是沒有興趣的。

“社會”做不了的事項，如治理資源的調配、緊急事件中的動員、複雜行動的協同、公益資金的管理等;社會由一個個單獨的人組成，家庭是基本單元，城鄉社區自治有助於滿足日常情境下的各種個性化需求，但不能勝任突發情境與特殊任務下的大規模的人員組織、資源調配與行為疏導。

市場與社會中的非法行為與投機行為，如不法經營、偽劣產品與各種犯罪等。

“怎麽放”與“怎樣管”?

藍皮書說，高質量的簡政放權需要做到“放管結合”，齊頭並進。唯有放管並重，才能做到“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把該放的權力放掉”。在“放”的同時，要明確事中事後監管職責，避免出現權力真空或監管空白。

課題組表示，“放”——要從行政權與審批權放起;“管”——要從市場與社會對公共行政服務的需求調查做起。

藍皮書說，此次簡政放權變革剛拉開了新的行政體制改革序幕，以三單建設為最新標誌，將逐步引領中國進入政府-市場-社會三元主體協商治理、互動共贏的良好格局之中。

課題組表示，“放”與“管”的具體內容、實現形式、執行方法、法律依據等，都會在三元主體的互動協商中，按照時間序列而不斷細化，先形成一市、一省的三單目錄，再組合形成中央層面、面向全國的三單目錄，“放”與“管”將密切結合、協調步驟、統一行動，目前各省各市“進度不一、內容不同、數量差異”的紛繁情況將不再出現。

王小魯：改革推進需要社會合力

資料圖：王小魯（視覺中國/圖）

5月25日上午，著名經濟學家，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演講，就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現象、原因及對策思路進行了深入探討。

兩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的王小魯，長期致力於中國經濟收入分配機制研究，近年來對中國“灰色收入”的系統研究彌補了國家收入統計方面的不足，為包括財稅體制改革在內的諸多重大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持。

王小魯在演講中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討了當下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關鍵因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投資和貨幣供應增速持續高於GDP增長，同時以“產能過剩”現象為代表的資本生產率持續下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2元錢的資本投入可以帶來1元GDP增長，而到了2014年已經變成每7元資本投入才能帶來1元的GDP增長。

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加入WTO，產能過剩現象一度在外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得到緩解，但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體系“再平衡”，中國出口增速迅速從20%以上下滑至負增長，並形成了更加龐大的過剩產能規模。

對此王小魯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經濟本來就不可能長期依靠外需拉動，真正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依然要靠內需。而在過去20年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從1990年代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49%，迅速失去了對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拉動作用。

“這個（消費率下降）的過程過去長期比較平緩，但從2000年之後就變動得非常迅速——消費率迅速下降，而儲蓄率和投資率迅速上升。”王小魯指出，這一結構失衡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來自“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行為和各類政策。

隨著“土地財政”模式下的政府和金融部門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占比迅速提升，龐大的政府產業性投資和行政管理支出，極大地擠占了居民收入的占比；同時在各類“特惠制”的產業優惠政策下，土地等要素資源壟斷和不公平競爭，變相保護了許多高成本、低效率的“特權式企業”，並帶來了大量腐敗和錢權交易現象。

“腐敗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令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王小魯指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形成經濟結構中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的現象，“因為高收入人群大部收入用於投資而非消費，低收入人群則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國家統計數據顯示，體現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1980年代約為0.3，1990年代超過0.4，到2008年已接近0.5——這是一個很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接近拉美國家水平。但王小魯表示，據他的團隊多年跟蹤研究顯示，中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遠遠大於統計顯示”。

以城鎮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收入差距為例，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大約為八九倍，但王小魯團隊的研究數據顯示這一差距“至少是20倍或30倍，這還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如此巨大的統計數據差異，除了部份統計誤差外，很大比重來自高收入人群不願意向官方統計部門公開的“灰色收入”：據王小魯團隊的研究估算，這一“灰色收入”總量在2005年約為2.4萬億元，到2011年已經驟升至6.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12%莫名其妙流失了，跑到少數人的口袋里去了。”

這一急劇膨脹的“灰色收入”體系已經直接威脅到了中國經濟體系的穩定，王小魯認為這也是本屆政府以空前決心強力反腐的意義所在，但他同時指出要真正解決“灰色收入”現象，改變居民消費在GDP結構中占比長期下降的趨勢，運動式反腐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根本上要靠制度改革來解決”，即政府職能轉型，以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現代政府治理機制的建立。

王小魯明確反對“刺激消費”的說法，認為居民消費是老百姓的合理選擇，“有什麽樣的收入水平和未來預期，我就會選擇一個什麽樣的消費模式和消費比例。”在他看來，目前， “不敢消費”和“高儲蓄”實際上是絕大多數居民的理性選擇。

而造成這一“消費乏力”現象的本質原因，則在於各級政府把本該投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大量資本與資源，不斷投入低效甚至無效的“生產性支出”領域。

“實際上過去可以說是經營性的，今後恐怕要向服務型的政府來轉變。”在分別探討了貨幣、財政和產業等諸多領域的改革方向後，王小魯坦言，這些政策和制度的轉型“都跟政府行為”有關，而要實現政府行為的有效轉變，首先要對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和政府部門的激勵機制加以轉變。

“這不是調整或增加幾個考核指標的問題，”王小魯表示，而是要讓政府部門和官員在行為上從“對指標負責”轉向“對老百姓負責”。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

盡管在這一艱巨的體制改革與轉型中，還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與不確定性，但王小魯依然樂觀地認為，如果能夠在未來數年的改革陣痛中實現體制和結構的改革調整，未來中國經濟完全有希望“保持10年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長”。

在其後的互動交流環節中，王小魯坦言他自己比較擔心的是此輪改革如何在推進與落實過程中取得社會性“改革共識”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便參與理論研討與政策研究的王小魯表示，當時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於全社會都形成了空前熱烈的“改革氛圍”和“改革共識”。

“我們的改革還停留在領導討論和職能部門分解執行任務的過程。”王小魯坦言，職能部門固然更加了解具體情況，但同樣有著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傳統觀念局限，“沒有社會的推動和公眾的參與，這些東西靠政府部門自身是很難突破的。”

王小魯以深圳特區的發展為例，表示深圳過去30年的發展與飛躍，就是在社會各方的“改革共識”下，不斷地創新和試錯過程中所形成的，而“深圳經驗”的出現又為國內傳統的僵化體制帶來了新的沖擊。

社會資本如何進入基本醫療服務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以及人口老齡化進程，公共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公共事業和醫養服務的發展主要由政府投資主導，供給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2014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公益性養老床位數達到660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有33.3個床位，840個信息平臺，但調查數據顯示，因缺乏醫療服務和失能護理服務，空床率達到48.7%。可見，在中國醫養服務領域亟待引進PPP合作模式，政府(public)和社會資本(private)建立合作夥伴關系(partner-ship)，以提高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

但是，社會服務(或稱公共服務)領域的PPP與基礎設施不同，只能購買服務、不能私營化，如同媽媽的餃子，可以購買餃子皮、肉餡和菜泥，以便提高生產餃子的效率，但必須是媽媽做的味道和形狀，不能用超市餃子來替代。

基本醫療服務供給是政府責任

誰是醫療服務領域的Public?

世界衛生組織將醫療保障定義為國家責任和“人人享有的合理的基本醫療服務”。人人即指醫療保障全覆蓋。合理即指可及的(首診醫生和分級診療)、安全的(診療合規、循證研究)、可持續的(有定價機制、有人埋單)。基本醫療服務取決於定期修訂的服務包，包括診療、用藥和材料設備的三個目錄。可見，由財政預算、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和參保人自付埋單的(基本醫療保險、榮譽國民特需服務、貧困人群醫療補貼)、三個目錄內(應當包括大病)的基本醫療服務是第一個Public，而不是所謂的公立醫院。公立不足，也沒有公益性，是中國公立醫療機構的弊病。魏則西事件看似私營機構的暴利行為與非職業化所致，其實暴露了公立醫院敞開大門夥同私營機構斂錢的黑幕。在基本醫療服務領域里，醫療非交易、藥品非商品。為此，國家需要建立合理補償醫務勞動機制，醫生收入是公共服務薪酬市場的標桿，教授和公務員的收入理應低於醫生，因為醫生的職業風險大於教授和公務員;要建立醫療服務大數據平臺與合理用藥的評價機制;建立財政預算、醫保按照病種付費和“醫藥護技管”的分配比例，實現醫療服務利益相關人的共贏。

誰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醫療保險行政部門制定了基本醫療服務的機構、醫保醫師和藥店的評價標準、準入退出機制，而且醫療保險經辦機構正在實現全程、實時和100%的智能審核，無論醫生在公立醫院(公助型社會醫院)和私營醫院(股份型私營醫院)，在大型機構和小型機構，在城市和農村，在本地和外地，只要使用醫保一分錢，必須進入醫保智能審核系統，經過診療分組及其風險評價權重的評估(DRGs)，獲得醫保基金的預付補償。可見，公立醫院和私營醫院(private)均可以提供基本醫療服務，醫療保險基金付費的標準和水平是一致的。

社會資本進入基本醫療服務有三個通道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進入基本醫療服務有如下三個渠道：

一是創造條件進入社會醫療保險協議醫療機構的目錄，直接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包括股份醫院和私營診所。但是，一般情況下，基本醫療服務只能占私營醫療機構收入的20%~30%，獲得微利;股份醫院和私營診所的大部分收入應來自自費型高消費的醫療服務、健康管理和醫養服務，由商業健康保險和個人埋單。

二是與政府合作共同建設公助型社會醫院。公立醫院是中國計劃經濟的產物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怪物。基於日益增長的醫療服務需求、醫療保險的大目錄支付、快速人口老齡化，預算約束下的政府無力供養如此大規模的公立醫院，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中國公立醫院改革的出路是發展公助型社會醫院，類似發達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非營利公益醫院。公助型社會醫院的主要特征是：(1)以政府投資為主，社會資本投資為輔;(2)有營利、沒有股東，政府投資免稅負、社會資本投資還本付息;(3)以基本醫療服務為主(還可以承擔榮譽國民的公費醫療服務)，自費高消費為輔。

三是參與基本醫療的管理與服務，如醫療保險智能、第三方服務、藥品監管等。2014年我國就醫人次達到76億，基本醫療管理服務的專業性很強、海量業務，政府受到預算、編制、專業性等因素的約束，實行全面監控是不可能的。為此，中國出現了醫療保險智能審核的海虹現象(覆蓋到8億人口)和藥品監管的阿里巴巴現象(暫時停止)，在不增加預算和編制的情況下，大大提高了政府對醫療服務(包括醫藥護技)的監管效率。

社會資本進入基本醫療服務的三大原則

第一，處理好公立醫療機構和民營醫療機構的關系，二者業務有分工、有交叉。公助型社會醫療機構(原公立醫院)應以基本醫療服務為主，適度提供高消費的特需服務，如果後者超標，即減少政府投入;不能既占用公共資源、又擠占高消費的個性化的醫療服務、健康管理和醫養服務市場;要為社會資本推動中國大健康產業發展創造空間。無論基本醫療服務，還是個性化高消費醫療服務，均應以患者為中心。社會資本投資基本醫療服務和個性化高消費醫療服務的優勢是增加服務，而不是濫用藥品、醫用材料和檢查的大處方。

第二，處理好社會醫療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的關系，二者都是買方市場的主體，需要互補，不能替代、更不能錯位。社會醫療保險要做到全覆蓋、保基本(包括大病)，消除因病貧困、降低大病風險、減少家庭醫療負擔，讓更多的人具有購買健康服務和護理的高消費能力。商業健康要提供個性化的健康保險產品，並輔之以高質量的服務，以創新的能力、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客戶，成為家庭理財師(CFP)和健康管理師，成為大健康產業發展的推動者。

目前在中國，一方面，部分統籌地區的社會醫療保險不覆蓋大病，卻為普通門診的藥費埋單，具有淪為醫藥福利的傾向;另一方面，鼓勵商業保險公司承保大病醫療保險，由於缺乏控費能力，商業保險僅僅提供一些補貼。顯然，這是社保缺位和商保錯位的表現，長此下去會出現“政府責任流失”和“商保利潤流失”的兩敗俱傷的結果。德國正在鼓勵擁有5000歐元以上的雇員退出社會醫療保險，稅前列支購買商業健康。

第三，處理好政府監管和第三方服務的關系。2009年中國醫改的方向正確，三明經驗切入點也很好，但都需建立綜合治理機制為其保駕護航，確保各方利益相關人參與合作，才能實現共贏目標。在綜合治理過程中，醫療保險支付方式具有引擎作用，需要做好醫保基金的會計、醫療服務監督的風控官、根據診斷合理補償醫患的專家。為此，政府的醫療保險經辦機構需要加強能力建設，解決信息不對稱、財力人力不足、專業性不足等問題。解決“小馬拉大車”的路徑即購買服務和與第三方聯合共建醫療保險管理服務體系。以對醫療服務進行智能審核為例，政府責任是給出審核需求、制定智審標準、做好數據統計分析並用以支持決策等，技術開發、信息采集和日常維護等工作可以通過招標，委托幾家專業的服務商打理。專業服務商必須是具有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經營戰略和專業能力的微利機構，即社會企業(這在中國將是一個待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新生事物)。

(作者系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小英總統的功課：如何彰顯社會價值 三位民選總統都愛「趕進度」授勳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前副部長王東進：公立醫院改革整體上還沒破題

“三醫聯動”今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定義為“協調推進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

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18日主辦的第12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會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前副部長王東進表示，“三醫聯動”提出十多年了，目前依然存在聯而不動、不聯自動，甚至亂動，使得醫改的許多領域、環節出現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的被動局面和互相掣肘的問題。

王東進說，三醫聯動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醫改能不能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問題，是深化醫改的不二方略，“如果醫療、醫藥、醫保聯而不動，各唱各的調，深化醫改將阻力重重、困難多多，談不上整體性、系統性和協同性。很可能一步向前一步錯，幾分用力幾分差，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

而要真正實行“三醫聯動”，王東進說，要堅持三醫聯動與堅持“四分開改革”(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與非營利分開)方向相結合，同時要堅持政府與市場兩手並用，不要排除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要補上市場經濟這一課，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就缺這一課。”

改革獲得感不強

“三醫聯動”實踐多年，目前國內也探索了多種“三醫聯動”的醫改模式，比如福建三明的綜合改革模式、安徽的新農合大病保險模式以及上海的家庭醫生簽約模式。

但王東進說，“三醫聯動”還沒有得到很認真的貫徹實施，問題有三方面：國家的投入、個人的負擔雙增加;藥品價格越降越高;群體對醫改的獲得感並不強。

根據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1.45萬億元，占GDP的4.83%。到了2014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3.54萬億元，占GDP的5.56%。

王東進說，與此同時，老百姓自付的費用也大幅增長，出現了雙增長。

數據顯示，個人衛生支出由2008年的5875億元增長到了2014年的11745億元，人均費用從2008年的1094.5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2580.5元。

對於2009年新醫改方案提出的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王東進說，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在新的層面上又更難更貴了。

“舉個例子，2009年新醫改之前，在某一個醫院做一個闌尾炎手術是2000元，現在漲到了8000多元，漲了4倍。”王東進說，這其中存在過度診斷，過度檢查、過度用藥、過度醫療，以及價格虛高。

“過”和“虛”的背後，王東進說，這是一舊、二偏、三失衡在作怪。

一舊就是陳舊觀念，對什麽是政府主導、公益性，如何回歸公益性等概念並沒有真正弄清楚。管辦不分的舊體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公立醫院的改革一直處於試點，整體而言還尚未破題。“只是在取消藥品加成和以藥補醫，甚至讓醫患雙方簽訂不送不收紅包的協議上大施筆墨，這既是對醫生的不尊重，也是對患者的不尊重。”

“二偏”，則是對市場或市場機制的偏見，刻意把醫療機構的公立等同於公益性，把發揮政府重要作用與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對立起來，使市場不能在醫療資源的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導致了醫療市場必須具有的公平競爭機制、優勝劣汰機制、價格形成機制、談判議價機制遲遲不能建立健全，不能按市場規則運行。同時也導致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長期被排斥在體制門檻外，社會辦醫長期形不成氣候，唯公獨大的局面不能打破。

“把公立醫院等同於公益性這個觀點我一直認為是站不住腳的，這是對公立醫院體制性的歧視。”

三失衡，則是指目前既有總量供給不足的問題，又有資源配置結構失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後者更突出。

補上市場經濟的課

王東進說，真正實行“三醫聯動”，要堅持三醫聯動與堅持四分開改革(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與非營利分開)方向相結合。

“其實四分開的本質最核心的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清晰，關系處理好，改革就順利。”王東進說。

此外王東進說，要堅持政府與市場兩手並用，不要排除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要補上市場經濟這一課，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就缺這一課。”

而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好，王東進說，要做到五不要：不要腿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腦袋在計劃經濟時代；不要只是用政府的有形的手，而不用市場無形的手；不要固執唯有公立醫院才有公益性，民辦醫療機構就沒有公益性;不要將不以營利為目的，誤認為不能有盈利;不要輕易給人戴政府派或市場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