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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魯:改革推進需要社會合力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413

資料圖:王小魯(視覺中國/圖)

5月25日上午,著名經濟學家,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演講,就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現象、原因及對策思路進行了深入探討。

兩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的王小魯,長期致力於中國經濟收入分配機制研究,近年來對中國“灰色收入”的系統研究彌補了國家收入統計方面的不足,為包括財稅體制改革在內的諸多重大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持。

王小魯在演講中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討了當下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關鍵因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投資和貨幣供應增速持續高於GDP增長,同時以“產能過剩”現象為代表的資本生產率持續下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2元錢的資本投入可以帶來1元GDP增長,而到了2014年已經變成每7元資本投入才能帶來1元的GDP增長。

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加入WTO,產能過剩現象一度在外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得到緩解,但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體系“再平衡”,中國出口增速迅速從20%以上下滑至負增長,並形成了更加龐大的過剩產能規模。

對此王小魯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經濟本來就不可能長期依靠外需拉動,真正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依然要靠內需。而在過去20年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從1990年代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49%,迅速失去了對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拉動作用。

“這個(消費率下降)的過程過去長期比較平緩,但從2000年之後就變動得非常迅速——消費率迅速下降,而儲蓄率和投資率迅速上升。”王小魯指出,這一結構失衡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來自“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行為和各類政策。

隨著“土地財政”模式下的政府和金融部門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占比迅速提升,龐大的政府產業性投資和行政管理支出,極大地擠占了居民收入的占比;同時在各類“特惠制”的產業優惠政策下,土地等要素資源壟斷和不公平競爭,變相保護了許多高成本、低效率的“特權式企業”,並帶來了大量腐敗和錢權交易現象。

“腐敗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令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王小魯指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形成經濟結構中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的現象,“因為高收入人群大部收入用於投資而非消費,低收入人群則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國家統計數據顯示,體現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1980年代約為0.3,1990年代超過0.4,到2008年已接近0.5——這是一個很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接近拉美國家水平。但王小魯表示,據他的團隊多年跟蹤研究顯示,中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遠遠大於統計顯示”。

以城鎮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收入差距為例,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大約為八九倍,但王小魯團隊的研究數據顯示這一差距“至少是20倍或30倍,這還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如此巨大的統計數據差異,除了部份統計誤差外,很大比重來自高收入人群不願意向官方統計部門公開的“灰色收入”:據王小魯團隊的研究估算,這一“灰色收入”總量在2005年約為2.4萬億元,到2011年已經驟升至6.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12%莫名其妙流失了,跑到少數人的口袋里去了。”

這一急劇膨脹的“灰色收入”體系已經直接威脅到了中國經濟體系的穩定,王小魯認為這也是本屆政府以空前決心強力反腐的意義所在,但他同時指出要真正解決“灰色收入”現象,改變居民消費在GDP結構中占比長期下降的趨勢,運動式反腐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根本上要靠制度改革來解決”,即政府職能轉型,以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現代政府治理機制的建立。

王小魯明確反對“刺激消費”的說法,認為居民消費是老百姓的合理選擇,“有什麽樣的收入水平和未來預期,我就會選擇一個什麽樣的消費模式和消費比例。”在他看來,目前, “不敢消費”和“高儲蓄”實際上是絕大多數居民的理性選擇。

而造成這一“消費乏力”現象的本質原因,則在於各級政府把本該投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大量資本與資源,不斷投入低效甚至無效的“生產性支出”領域。

“實際上過去可以說是經營性的,今後恐怕要向服務型的政府來轉變。”在分別探討了貨幣、財政和產業等諸多領域的改革方向後,王小魯坦言,這些政策和制度的轉型“都跟政府行為”有關,而要實現政府行為的有效轉變,首先要對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和政府部門的激勵機制加以轉變。

“這不是調整或增加幾個考核指標的問題,”王小魯表示,而是要讓政府部門和官員在行為上從“對指標負責”轉向“對老百姓負責”。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

盡管在這一艱巨的體制改革與轉型中,還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與不確定性,但王小魯依然樂觀地認為,如果能夠在未來數年的改革陣痛中實現體制和結構的改革調整,未來中國經濟完全有希望“保持10年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長”。

在其後的互動交流環節中,王小魯坦言他自己比較擔心的是此輪改革如何在推進與落實過程中取得社會性“改革共識”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便參與理論研討與政策研究的王小魯表示,當時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於全社會都形成了空前熱烈的“改革氛圍”和“改革共識”。

“我們的改革還停留在領導討論和職能部門分解執行任務的過程。”王小魯坦言,職能部門固然更加了解具體情況,但同樣有著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傳統觀念局限,“沒有社會的推動和公眾的參與,這些東西靠政府部門自身是很難突破的。”

王小魯以深圳特區的發展為例,表示深圳過去30年的發展與飛躍,就是在社會各方的“改革共識”下,不斷地創新和試錯過程中所形成的,而“深圳經驗”的出現又為國內傳統的僵化體制帶來了新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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