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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山火燒出“臨危不懼”的社會力

麥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此前出名的不是酒吧，而是各種酒吧鬧事事件。這個位於北美洲寒冷北疆的石油新城聚集著來自加拿大各地的石油工人，他們個個都是一身牛仔打扮的彪形大漢。然而，5月2日開始的一場煉獄般的山火卻燒出了這個城市的社會本性：一個具有臨危不懼能力的文明社會。

傻瓜總是重複自己的教訓，聰明人則從他人經驗中學習。大災來臨，臨危不懼的社會能力是救護神，大災大難當前時，每個地方的應急措施都可以研習加拿大的這一樣本。

5月2號，麥克默里堡遠郊一撮山火演變成火龍，龍舌舔到哪兒，哪兒就瞬間被火海吞噬。大風助虐下，山火躍過一千米寬的阿薩巴斯卡河。幾分鐘內，城市的房屋已經被卷入火風暴。72小時後，一千平方公里，10個曼哈頓大的區域被呼嘯的山火摧毀。逃亡中，碎瓦、火屑不斷砸落在汽車上，嗶嗶作響。逃離的居民們用手機自拍記錄下這一切，包括人們驚恐萬狀的神情。

這場由山火引發的火風暴席卷了麥克默里堡整個城市。警報拉響，30分鐘內，8.8萬人被迫撤離。災難制造了毀滅也見證了奇跡：唯一能逃生的63號高速公路上，8.8萬居民驚恐卻有序地向南北方向疏散。網傳的自拍畫面中，逃出火海的汽車因堵車慢行7小時，許多車耗盡汽油而拋錨，但沒有一輛車爭搶行駛在輔道上。得益於自發的秩序，8.8萬人安全逃離這場突如其來的火風暴，除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二人死亡。逃離到周邊城鎮的市民也迅速安頓下來。

應對一場突發災害的反應，凸顯出一個社會臨危不懼的組織能力。一般來說，難民難講公德，特別是在生死攸關的場景之下，但少數人堅定勇敢的標桿行動卻能影響大眾。逃亡中曾發生多輛汽車欲強行突破警察的封鎖線，冒險抄小路。現場只有八名維持秩序的警察面對一萬名逃生的居民，但強行抄小路的車隊沒有得逞，不是因為警力強大，而是人群中少數“耿直哥”自發出列，幫助警察維持秩序。危難情形下，少數人為公眾利益的聯合行動能夠引發共鳴和共振，他們的意誌和行動成為秩序形成的風向標。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一書中，奧森（Mancur Olson）指出，如果等待集體形成統一意見再行事，一切將付諸流水。但若少數人組織起來，主動行動，他們能引發集體跟隨行為。上世紀中國小崗村人分田承包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災難情境下，少數主動行為者的自我組織活動很可能解救大眾於生死之間。但上述可實現的前提條件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平時就允許和鼓勵這樣的自發善行，使之成為一種制度習性。如果平時把“逆經叛道”的少數人都剪滅了，災害時必然群羊無首。

截至當地時間2016年5月7日，這場森林大火面積已擴大至1010平方公里，近10萬人被迫疏散撤離。逃離現場不易，迅速安頓近10萬人更難。如果全部依靠政府，那絕對做不到。這時，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力量就顯現出來。逃到省府愛民頓（Edmonton）的2萬多人發現，當地有名的餐館都開門迎客，憑災區身份證明，就可以免費用餐；沿途修車胎的鋪子、寵物店和藥店也提供“同情關心”價格的服務；Airbnb民宿網站為災民取消服務收費；加拿大紅十字會開發手機短信捐款第一天，10萬人發來短信，且數量每天遞增；教會和其他慈善機構各自組織安頓災民的行動。甚至因為當地的誌願者組織報名人數太多，只能按先來後到的順序接受誌願申請。

大災突降，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承擔全部的救援任務。因此，多元化的非政府組織就成為不可缺少的互補。災民的想法和行為多種多樣，民間組織五花八門，它們剛好完美地匹配。多元多樣的民間組織活動也帶來彌漫整個社會的關愛情調，它對災民心理療傷止痛的作用也是政府機構無法比擬的。民間組織參與所產生的情感力量和情緒資源是社會臨危不懼能力的營養液，認可並鼓勵它們不可替代的功效，政府組織才能專註於自己擅長的領導角色。

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 Q. Wilson）曾詳細說明人在物質獲取之外的另外兩個動機：社會歸屬和追求意義。多元化的民間組織允許社會人追求各種各樣的歸屬感和意義感，民間組織的多樣性和活躍程度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生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它們越多、越廣泛，災時成員互救能力越高，社會就越能做到臨危不懼。

那麽災難來臨，政府該做什麽？首先，做坦誠的溝通。艾伯塔省長在新聞發布會上坦言，除非老天降雨，人為控制火勢難以立即做到。其次，對優先任務排序：省政府優先處理人身安全、食物衣物和暫住地的要求，其他排後。政府向每個災民發放臨時紓解款，不問收入情況。再次，有序向全省疏散災民，防止次生災害。從5月6日開始，在警車和直升機的護送下，每隊50輛汽車，災民分批向南部疏散。政府還要做的是不幹擾前線救災。加拿大總理表示，他一定要等省政府緊急事項完成之後再去探望，以免幹擾前線工作。

大學者牟宗三曾解釋“政道”和“治道”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政道事關價值觀和憲法原則；治道涉及公共行政的方法和過程。政道要既長且久，不動搖；治道可以與時俱進，與事皆行。加拿大總理謹守地方自治的憲法政道；地方救災中，省長為元帥，總理做後盾，在“政”與“治”中平衡，方可推動社會臨危不懼。

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質疑，預警時間如此短促，政府的責任何在？但在此之後，卻沒有看到一篇媒體問責的報道。並非當地媒體失職，而是他們知道，事後一定會有一個調查組，做全面責任分析。這早就是制度的必選動作，就像演出，問責這一幕，它很重要卻不緊急，但它也一定會上演。有這樣的制度習慣，記者才會先問後寫，相信制度化的問責，災民便能從容配合政府行動；同理，可靠的問責制度，可以免去緊急狀況下多余的辯解環節，相關部門也可以全心投入救災。

臨危不懼的社會能力不是口號喊出來的，而是平時培養出來的文明習慣和完善制度。允許少數人的主動行動、多元化的民間組織、保持進退有序的政治行為、可靠的問責制度，這四項文明的修煉，能救民於危難。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