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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園林、北控水務聯合中標70億元通州副中心PPP項目

東方園林9月23日公告，公司於近期參與了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水環境治理PPP 建設項目的公開招標。根據預成交結果公示，公司為該項目的預成交單位聯合體成員。中標金額暫定70億元，其中：延芳澱濕地工程 50 億元，北運河水質凈化廠工程 20 億元。

公告顯示，該項目合作期限為 25 年，項目暫定總投資約 70 億元(不含項目用地移民征地拆遷補償費)。其中：延芳澱濕地工程 50 億元，北運河水質凈化廠工程 20 億元。延芳澱濕地工程項目主要是以水源凈化為主要核心功能目標，兼顧河道生態和景觀功能，建設集水質凈化、濕地景觀、科普教育、休閑娛樂等為一體的濕地公園。北運河水質凈化廠設計水量為 55 萬 m3/d。

公司為北控水務(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東方園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體成員。其中，北控水務(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占聯合體中的股權份額比例為 70%，本公司

占聯合體中的股權份額比例為 30%。

北京市水務局作為實施機構采用PPP 模式實施本項目，北京市水務局授予由社會資本在當地成立的項目公司經營權，負責本項目的投融資、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和管理工作，由北京市水務局對項目建設及運營進行全過程監管。合作期滿後，項目公司將項目資產無償移交給北京市水務局或北京市水務局指定單位。項目公司通過向北京市水務局收取水環境治理服務費收回投資並獲得合理回報。

公司2015年營業收入為53.8億元，預計該項目將對公司 2016 年度及以後年度的經營業績產生積極的影響。

落實杭州峰會成果 G20反腐追逃研究中心在華設立

據新華社報道，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9月23日在北京設立。這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做好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後續工作，落實會議成果，放大峰會效應，更好促進各項有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具體舉措。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出席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在9月初剛剛閉幕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各國領導人積極響應中國倡議，一致同意在華設立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這是第一個面向二十國集團成員國開展相關研究工作的機構。研究中心設在北京師範大學，將通過專題研究、學術研討和培訓等多種形式開展工作，為二十國集團成員國開展反腐敗追逃追贓合作創造交流平臺，為中國參與國際反腐敗合作提供智力支持，推動建立以追逃追贓務實合作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反腐敗新秩序。

中央紀委監察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蔡為表示，研究中心將圍繞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主要開展如下領域的研究：

一是G20國家中主要外逃目的國的追逃追贓相關法律法規，通過與國內法律法規相比較，尋找合作突破口；

二是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如何完善追逃追贓相關內容，如“違法所得特別沒收程序”；

三是與G20追逃追贓合作密切相關的內容，如引渡、司法協助、資產返還立法和實踐等；

四是相關重點研究領域，如跨國商業賄賂、投資移民政策等。

　G20杭州峰會上，國際反腐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圖：新華網）

據新華社此前報道，G20杭州峰會上，G20各國領導人一致批準通過《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在華設立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等事項，國際反腐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註意到外逃腐敗人員和資產造成的危害，各國應視情采取措施拒絕成為腐敗人員與腐敗資產的避風港。”這是《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高級原則》由中方起草並引導G20各成員凝聚共識、一致通過，是繼2014年APEC《北京反腐敗宣言》發表以來，中國在當前主要國際合作機制下主導通過的又一項影響深遠的反腐敗國際文件。

“是管理混亂，不屬於造假” 農科院轉基因檢測中心“造假”調查

2005年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就曾生產出能產人奶的轉基因老鼠。但在中國，轉基因動物研究進展緩慢，相關檢測中心也處於空轉。（視覺中國/圖）

一直沒有接到國家級的檢測任務，也沒有對外出具過檢測報告，魏景亮認為自己所在的機構就是“空殼中心”。

“舉報關於實驗室規範的大部分問題都是事實，但檢測技術沒有問題，主要是管理混亂，不屬於造假。”

一家農業部下屬的轉基因檢測中心被舉報了，舉報者是中心的博士肄業生。

2016年9月18日，從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下稱“農科院畜牧所”）肄業的魏景亮在網上實名舉報，稱為了“應付”2015年國家檢查，農科院畜牧所里的轉基因檢測中心大量造假。

“轉基因”“造假”“國家檢測中心”……文章一發布，立刻引發輿論潮水般關註。9月19日，中國農業科學院發布聲明稱，農業部聯合調查組將進駐農科院畜牧所開展核查。

接近調查組的專家林智透露，農業部對該事件極為重視，由負責監管轉基因安全的農業部科技發展中心官員帶隊，加上之前的評審專家和技術專家全程調查。

農業部調查組已經進駐。9月20日早上9時，行政樓二樓最里面的會議室，大門緊閉，首輪調查座談從早上九點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近三點。出入會議室的人員神色焦慮。中心的一位女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們已進入緊急預案狀態。這幾天，媒體一直不停地給他們打電話。

“調查組已經來了，相應的程序都在進行。”該單位一位副所長說，“我們和農業部的專家目前都不接受采訪。”

林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天會後初步結論是，“舉報關於實驗室規範的大部分問題都是事實，但檢測技術沒有問題，主要是管理混亂，不屬於造假。”

截稿前，最新的獨家消息是，農業部已經決定，接下來將會讓全國42家中心都進行自查，並合並一些檢測中心。如果之後巡查再出現問題，就撤銷中心資質。

舉報

舉報人魏景亮，本是農科院畜牧所動物遺傳育種專業2012級碩士研究生，2014年轉為碩博連讀，博士方向是動物基因工程，導師為李奎教授。

而李奎所在的實驗室同時為農業部轉基因動物及飼料安全監督檢驗測試中心(北京)（下稱“檢測中心”），該中心掛靠農科院畜牧所，李奎為中心常務副主任。2016年6月李奎當選為國家轉基因安全委員會委員。

魏景亮的舉報始於5月17日。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向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口頭舉報該事後，相關領導對舉報所涉及問題，態度反複。

兩個月後，有媒體記者幫他反饋到農業部，農業部回答已經上報領導。因為遲遲未等到處理結果，他決定公開舉報。

現在看來，退學是魏景亮與李奎師生關系的轉折。

由於從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長時間不在學校，曠課太多，2016年3月份魏景亮被勒令退學。在舉報信中，魏表示，“正值我心情低落，在外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與家人意見矛盾的時候，這樣的消息令我非常詫異。”

但農科院畜牧所相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魏是主動退學的，第一封退學申請將自己寫得極為“卑微”，導師李奎還幫他修改，為了留在檔案里“不那麽難看”。

魏承認是主動退學，但認為，“造假事件是我對學術失去興趣的主要原因”。

農科院畜牧所相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魏景亮並非在外做誌願者，而是自己成立了公司。工商資料顯示，魏和其他兩人在2015年11月30日成立了“北京凝時凍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魏的出資額為32萬。而這家公司主營業務，正是“人體冷凍誌願者活動”。

但魏景亮對此的回應是，“公司是我們做人體冷凍的誌願者一起註冊的，沒有實際運行過也沒有出過錢。註冊資金是認繳，不是實繳。”

2016年9月1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豐臺分局公告，132家涉嫌提交虛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詐手段隱瞞重要事實、取得公司（企業）登記，且於2016年6月20日被立案調查的企業，北京凝時凍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赫然在內。

“現在他（魏）已是瘋狂狀態。”對於魏的舉報，農科院畜牧所顯然沒料到會造成這麽大的影響。一位所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近半年所里一直在調查處理此事。

但沒人願談論細節。這位員工表示，農科院畜牧所已經準備了詳細的過程說明材料，等調查組結果出來後會第一時間對外公布。該員工強調，這事關單位的“臉面”和“榮譽”，他們比任何人都著急。

魏景亮對檢測中心造假情況最重要的指控有四點：“大規模的‘趕作業’式的檔案造假”“人員的冒名頂替和制作虛假勞動合同”“任用實驗技能不熟練的碩士研究生進行檢測”“對外推脫檢測委托，同時有可能私下開出虛假報告”。

他還用表格列出了37個各項虛假檢測——這些實驗記錄是巡查組評估資質的重要因素，“那些實驗實際都是沒有發生過，但是為了應付國家檢查，就假裝它發生了”。但他也說，這些實驗都只是對內的，包括新人員培訓、新舊技術對比等。

在舉報材料中，魏景亮稱“偽造”發生於2015年6月。由於三年一度的中心檔案檢查將在7月進行，李奎動員大家在一個月內“趕工”補齊所有檔案，需要補齊的檔案包括對環境的記錄，儀器檢查校準，標準物質和所用試劑的使用記錄，按年度進行的監督員監督工作記錄等。

而此前的5月，魏景亮已被導師安排為中心的“檔案員”一職，負責所有檔案的制作和管理。

“導師李奎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便與其他幾個老師開會決定由我擔任轉基因檢測中心的檔案員一職。”魏景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會後，他私下向導師指出該行為不妥，不願繼續擔任這樣的工作。但導師以“國家戰略需要我們這樣的空殼轉基因檢測中心作為技術儲備”“不能臨時更換工作人員”為由沒有接受。

此後近兩個月內，魏景亮與所里老師配合，補齊了從2012年到2015年三年來缺失的全部檔案。

2015年7月20至22日，檢測中心順利通過國家“2+1”現場複評審。

“不運作”的檢測中心

因為一直沒有接到國家級的檢測任務，也沒有對外出具過檢測報告，魏景亮認為自己所在的機構就是“空殼中心”。

但他表示，“我不希望輿論把這件事和轉基因技術放在一起炒作，這件事也和目前市場上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無關。”

在魏景亮提交舉報材料後，中國農科院研究生院已介入調查，農科院畜牧所領導也多次找魏景亮談話，但兩方在對中心編造檔案一事的性質認定上存在分歧。

魏景亮認為屬於“大規模造假”，而所里領導則強調“這和數據造假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們該做的工作都做了，只不過沒有專門的工作場所（檢測工作），所以後來集中補了記錄”。

業內人士解釋，這或與中心想維持資質有關。

掛靠農科院畜牧所的檢測中心，主要開展轉基因動物和飼料的成分檢測、轉基因飼料的飼用安全評價及轉基因動物環境安全評價工作。知情人士透露，檢測中心實際上一直沒有對外，等於空轉。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除了農業部的委托，該中心一直沒接過外面的業務，因此“造的材料不是委托檢測項目，而是內部檢測練兵”。

在魏景亮提供的與實驗室質量負責人崔文濤對話的錄音中，崔對此的解釋是，實驗室的條件有限、人員有限。外面不是沒有（活），但他們不敢、不想接外面的活。因為一來項目，就得把實驗室一封（做不了其他科研），劃不來。其次，萬一有交叉感染，怎麽辦？

但對此，魏景亮有自己的質疑，“檢測中心至今沒出過市場上轉基因產品的檢測報告，這本身也是不合理的，一開始買儀器買設備，做三年一次的這種檢查，每年的能力驗證，整個花費也不少，但為什麽從來不用？自己知道水平不行，為了防止出錯，檢測中心基本上避免接活，其實檢測能力值得懷疑。”

對此，轉基因安全資深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雲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全國轉基因生物安全機構測試清單有42家機構，由於目前中國還沒有任何轉基因動物產品獲批，也沒有產業化。雖然美國2015年底批準了轉基因鮭魚上市，但並未出口到中國。因此，包括農科院畜牧所在內的轉基因動物檢測中心並沒有真正運作起來，長期不運作，也就可能出現不管理的現象。

“這兩年農業部並沒有審批新的轉基因作物的生產、上市，故意去做這個假，有必要嗎？說白了就是管理不規範。”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陳曉亞說。

不運行並不能躲掉上級部門的監管。按照《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生產的單位，應當接受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每兩到三年會對這類機構進行評審，包括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機構考核、機構審查認可和實驗室資質認定。如果巡查合格，才會給該機構頒發檢測能力認證證書。

而巡查內容，就包含轉基因檢測中心日常工作中需要的所有過程性檔案，包括所有質量控制需要的對環境的記錄，儀器檢查校準，標準物質和所用試劑的使用記錄，按年度進行的監督員監督工作記錄等。

魏景亮指控，42家有資質的轉基因檢測中心中，大多數都是有科研任務的平時要用的實驗室，這樣實驗室平時要做日常的科研，轉基因檢測要用到的這些儀器實際上也都是日常科研必備的儀器。所以在沒有活的時候，這些實驗室都是做其它科研。只有在國家下了任務時它才變成一個檢測中心，並不是全職在做轉基因檢測。

但羅雲波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在他所在的中國農業大學，檢測中心和常規實驗室都有兩套設備人員，並有相當嚴格的管理規程。“這類檢測中心本身是不能做科研的，因為設備都是劑量認證校準過的，出具的數據是有法律意義的，不做檢測不能使用。”

“如果把這些檢測機構獨立出去就沒有問題了，但是買儀器、配工作人員需要一大筆經費，所以它本質上涉及國家科研投入、科研體制的問題。”有業內人士評論。

多少實驗室還在空轉？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發現，這42家機構中，大部分都為轉基因環境安全和產品成分檢測，只有兩家屬於轉基因食用安全檢測。具體到對象上，涉及轉基因動物的只有兩三家。

這和轉基因動物研究及產業化緩慢有關。2000年時申請的這批實驗室，農業部和專家組並未料到轉基因動物發展如此緩慢。所以，在出現符合條件的申請單位時，大多審核通過、批準成立。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這些“空殼”機構不接業務有一定普遍性，但不接業務也沒有質量控制的文件就會對考核有影響。所以，“沒任務”的檢測中心為了保住現有資質，必須證明有能力承擔檢測且實驗室規範，而具體方法就是“編造檔案”。

魏景亮發現，在人員檔案中，有一些早已離開實驗室的博士後、博士，依然承擔著“檢測員”的身份。於是在檢查過程中需要實際實驗操作時，實驗室便找幾名碩士生，冒名這些人的身份進行實驗操作。

以上種種問題，魏景亮推測，巡查專家應該是看出了問題，因為他們也提出過具體的整改意見，比如記錄不完全等問題。但最終還是頒發了資質認定證書。

在9月20日農業部調查組會議上，一位曾參與巡查的專家側面證實了這一點。他回憶，當時確實看出問題了，但沒有想到這麽嚴重，現在感覺是“被騙過去了”。

“只要稍微認真一些就能檢查出來，很多東西都是雷同的。但很多專家都對這樣的檔案記錄問題不以為然，一般只是整改、扣分，但不會摘牌。”一位曾是轉基因項目巡查組成員的專家說。

這和整個行業對檢測中心管理的態度有關：大家都看中“盲樣檢測”結果，而忽視實驗室操作規範，以為只要是不影響檢測結果和質量的因素，都無傷大雅。而調查組專家也證明，檢測中心在現場能力測驗中過關，技術沒有問題。

“為什麽李奎有底氣？因為他們檢測手段和水平沒有問題。”林智說。

不過，魏景亮稱，檢測中心所存在的造假，本身沒有直接的現實後果。

“主要是對實驗室資質的弄虛作假，這些報告不會流通到市場上來，也不涉及市場上轉基因產品的檢測。”但他擔心的是，檢測中心不做，其他實驗室會做，會流入市場，如果這個虛假報告是普遍現象也很危險。

“如果檢測機構進入到正常運轉，是不可能通過趕制檔案來應付檢查的。”農業部農產品及轉基因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杭州）常務副主任王強認為，趕作業式的情況會有，有些機構在剛開始時，沒有記錄習慣，平時再有一些疏忽，到了快檢查時，只能補充趕制，但這種情況決不允許。

他解釋，檔案記錄跟每個人都有關系，只要這個樣品正式進入了檢測體系，那麽從開始接收樣品到最後報告出來所有的工作都要記下來，什麽時候做就要什麽時候記錄，正規機構都會另設一個專門的檔案員來管理檔案。

但也有人表示，要完整執行整個實驗室體系，非常消耗人力物力，很多細節並無必要記錄。

譬如，一次性試劑都是即用即配即丟，但要求是要記錄各種試劑配了什麽、配了多少，試劑瓶上還要標註好什麽時間配置，什麽時間過期。配個試劑可能只要十秒鐘，用一下五秒鐘，但記錄要寫三分鐘。

“實驗室體系實際上是被濫用了，而濫用的結果就是審核不嚴，造假成風，各個實驗室都這麽幹，審核組的人也知道大家都這麽幹，所以一般來說重點抓的都是體系中的關鍵點，至於很多不痛不癢的記錄根本沒人去關註。”一位知情者評論說。

“這件事給各類檢測機構都上了一課，平時不能疏於管理，更不能憑空捏造，特別是一些小中心，要引以為戒。”羅雲波說，實驗室質量管理體系，目的是控制實驗室質量，犯了錯能有據可查。從客觀上看，魏景亮的舉報對整個行業都是一種拷問：有多少中心在空轉？又有多少沒有保存下來的必要？

“請找我們領導，我沒有什麽要說的話，謝謝。”魏景亮的導師、中國農科院教授李奎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稱。

而南方周末記者與農科院畜牧所相關人員聯系，其副所長、轉基因檢測中心主任文傑在聽到陳述之後便掛了電話，此後再未接聽。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林智為化名）

英國愛爾蘭爭奪歐洲科技創新中心頭銜

英國大學與科學國務大臣Jo Johnson在過去的一個周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英國退歐對於科研領域的影響還並沒有顯現出來,英國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國內科學研發,英國大學也在積極申請歐盟的種子基金項目。英國對於科研的重視程度絕不會因為退歐而削弱，政府將盡一切努力把人才留住。”

Jo Johnson是在率團出席上海浦江論壇時做出上述表示的。也是至今為止英國政府針對退歐在科研方面的影響做出的最為明確完整的回應，試圖消除外界質疑。他還表示：” 英國在科研方面雄厚的實力為英國與歐洲和全球頂尖的技術人才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不過愛爾蘭財政部國務部長歐文-墨菲上周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愛爾蘭尊重英國脫歐的決定，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決定對英國和愛爾蘭都存在影響。比如，在英國與愛爾蘭的聯合研發合作，特別是生命科學領域。醫藥聯合研發涉及很多英國學校和學生，英國脫歐以後他們是無法繼續開展基於歐盟範圍的聯合研發交流，而愛爾蘭將是一個最好自然的替代選擇。這得益於愛爾蘭和英國有同樣的語言基礎和法律體系。由於目前還未正式啟動脫歐流程，的確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墨菲承認英國和愛爾蘭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競爭歐洲“科技創新中心”的頭銜。他對記者表示，目 前已經有一些英國公司開始向愛爾蘭政府和投資機構咨詢如何落戶。對此，Jo Johnson沒有做出正面回答。

愛爾蘭駐華大使康寶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英國脫歐後，愛爾蘭將會成為歐盟里唯一一個使用英文的國家，這對於中資企業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大部分中國研發機構和留學人才基本上都是與英語國家合作。因此，脫歐後，愛爾蘭將是中資企業在歐的唯一選擇，事實上也是最好的選擇。”

英國於今年6月23日舉行退歐公投後，最大的反對聲音來自科學界。外界質疑英國脫離歐盟後，會影響科學研發能力。根據英國上議院今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如果退歐，英國科學界將失去作為歐盟成員國所獲得的巨大資金支持，並間接失去在歐盟中的影響力。

反對退歐的英國科研人員認為，英國的體量不足以獨自承擔世界性的科研項目，歐盟成員國地位為他們提供了重要的在歐盟框架內的合作機會。退歐將會令英國失去在歐盟科研政策方面的影響力。不過支持英國退歐的科學家認為，英國即使退歐，也應該能夠通過成為歐盟的準會員來獲得資助。他們還認為，歐盟的限制性監管將會阻礙英國前沿科技的發展。

根據英國上議院科技委員會的數據，英國大學16%科研經費來自歐盟，歐盟也有近五分之一的資金用來支持英國的科研項目。根據Jo Johnson介紹，英國劍橋大學所申請到的歐盟資助科研項目的數量超過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申請數量，“我們相信在脫歐之後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英國咨詢機構化險咨詢全球風險分析師，西歐問題專家David Lea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隨著科研與高科技初創企業給跨國企業帶來好處之間的關系越發明顯，科研對英國經濟的未來至關重要。留離雙方的觀點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毫無疑問，歐盟是英國醫療健康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而對歐盟來說，把經費撥給歐盟成員國順理成章，尤其是競爭激烈的時候。”

Jo Johson堅稱，英國退歐之後，仍然有能力吸引來自全世界的科學家。“我們並沒有看到有顯著的人才流失和企業撤離的現象。”他表示，“我們可以對歐盟外的科研人員敞開大門，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對歐盟以外的世界其它國家的科研人員充滿限制。我們歡迎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學生來英國的大學做研究。事實上，已經有上百萬學生來到英國。” 

他還說英國將會拿出更多資金來保證已經進入研發階段的科研項目順利地實施。而在脫歐後省下的歐盟會費一部分也可以用於科研投入。調查顯示，自2014年以來，每年英國向歐盟貢獻了170億歐元的“會費”。

據Jo Johnson介紹，退歐之後，英國將會更加加強科研方面的項目保護和投資力度，包括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合作。Jo Johnson以中英牛頓基金為例，他表示：“牛頓基金是中英非常強有力的合作機制，中英雙方各投資了1億英鎊打造了這樣一個基金，是為了應對將會影響全球幾十億人口的科研技術領域的挑戰，比如在氣候變化空氣汙染、抗生素耐藥性、食品安全和能源安全。”

英國在生命科學、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領域擁有全球頂尖的技術。Jo Johnson以航空航天為例，他表示：“英國在各種大小的衛星上都占有主導地位，英國在全球衛星領域的市場份額將有望在2030年前從目前的6% 至7%增長到10%左右，成為英國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他還補充說，這也是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潛在的合作方向。

不過和英國相似，愛爾蘭也是以創新為本的國家，在近期聯合國對193個國家所進行的創新指數評比中，愛爾蘭位列第八。愛爾蘭在免疫學、材料學、納米技術、食品技術、計算機學科等諸多研發領域里位列世界前五位。因此未來誰將會主導歐洲的科研項目令人期待。

墨菲說：“在過去幾年里，愛爾蘭是全世界最熱門的生物制藥產業投資地，所吸引的投資金額約達一百億美元。”他舉例稱，英特爾陸續在愛投資或承諾投資金額約為80億美金，並在愛建立了大型制造廠，開啟技術研發專項，雇傭員工將近4500人；新興公司Airbnb和Uber也在愛爾蘭擴大運營，愛爾蘭能幫助Airbnb迅速匹配合適的跨國人才，成立建立運營中心。“這種產業聚集和人才優勢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墨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取代去中心化 分布式特性更適合區塊鏈金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第一份數字貨幣報告中指出，區塊鏈具有改變金融的潛力。

近兩年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研發和實驗如火如荼。然而在高速發展中，隨著實踐的摸索，相關理念已經在“實踐見真知”的過程中逐步蛻變，同時在落地過程中大量的現實困難也被“抽絲剝繭”擺在市場面前，而這成為當前區塊鏈更多炒“概念”而不見“項目”的主要原因。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針對區塊鏈在細分金融領域的落地，“分布式”已經成為被市場和業內人士驗證的更為合適的特征，而非在初期階段大量輿論聲音所提到的“去中心化”。

分布式而非去中心化

“區塊鏈金融的第一個特點是分布式。”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研究工作組組長李禮輝在2016第二屆區塊鏈全球峰會上明確指出，對於高頻次、跨平臺的金融應用場景而言，去中心化的金融機構無法適應，由此區塊鏈金融的特點應該是分布式。

從目前區塊鏈技術現實可以發現，比特幣的區塊鏈技術是通過構建分布式的機構體系和參與者的共識協議，形成不需要中心的數據庫系統。所有約定的參與者均參與數據的記錄和驗證，再通過分布式傳播發送給各個節點，即使部分節點失效，也不會影響整個數據庫的完整性和信息更新。

但是，李禮輝指出，這種結構對於硬件要求較高。第一，海量數據存儲需要巨大的空間;第二，數據同步需要高速的網絡;第三，各個節點的容納能力需要達標和均衡。一旦交易頻次超過系統的容納能力，或者超過最弱節點的容納能力，那麽交易就將自動進入隊列排隊，大量的耗時給使用者帶來不良體驗。

“完全‘去中心化’的結構適用於比特幣這類流量很低、每秒幾筆的低頻次交易。而金融應用場景中，高頻詞是常態，以銀行卡、股票、外匯等金融業務為例，該類業務的交易峰值每秒可達萬筆之上，同時金融產品和服務通常是跨平臺的。”李禮輝舉例道，以應用區塊鏈技術構建數字票據為例，即首先要解決數字票據系統與電子票據系統等平臺的對接問題、數字票據交換與資金清算的實時對接問題。

銀行間市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瑞勇亦表示，不能將區塊鏈技術與去中心化等同起來。

從目前行業更多的理解來看，區塊鏈技術所謂的去中心化更多是指取代資本投入極大、市場份額集中、標準高度統一的現有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但從現有實際探索中可以發現，並不能等同。”李瑞勇表示，截至目前，區塊鏈技術在金融市場技術設施領域的探索更多是革新。

此外，基礎設施處於金融市場核心地位，與其他市場機構以及各類基礎設施相互連接，區塊鏈技術難以單兵突進，構建全新的生態系統，因此更難做到完全去中心化。

“從現實發展來看，單純提供交易便利、保障市場安全的基礎設施機構已經走向了多元競爭，但是清算機構卻在加速集中。”李瑞勇進一步闡釋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國際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即是一個徹底去中心化的市場，沒有任何交易清算數據，完全依賴大機投資者之間的相互信任。危機之後，全球即達成共識，要在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全面引入集中清算機制，應對系統性風險。

此外，李立輝還指出，金融的本質是“用別人的錢做自己的生意”，因此要裝進法律和監管的籠子里，新技術的金融應用不應“去中心化”，更不能“去政府”、“去監管”。在分布式結構中，“多中心”之間存在競爭性合作關系，只有效率最高、可靠性最高的中心才有可能被大多數參與者認可，也才能成為“主中心”。由此，金融監管機構對各項金融交易的監督和控制，必須通過主中心和多中心來實現。

區塊鏈落地難題：法幣與代幣市場不連通

雖然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應用的前景已經可期，並且已經在多個領域不斷嘗試落地，但是仍然面臨著大量現實障礙和挑戰。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文華指出，目前中國登記結算市場管理了將近3億賬戶，18000只證券，總市值達到54萬億元，相當於美國GDP的三分之一，日結算總額約為5000多億元。作為區塊鏈最容易突進的清結算領域，面對如此龐大的結算機構，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諸多問題。

“區塊鏈技術最大作用是在比特幣和代幣之外，形成資產分布式的登記、轉移、擁有以及支付。”戴文華指出，在這過程中，首先面臨的障礙即在資產登記、擁有、轉移過程中的法律保護問題，目前中國較多法律限制資產登記。“在哪些條件下屬於違反法律，又如何解決商業隱私的問題，都需要考慮。”戴文華說。

此外，試圖利用區塊鏈技術解決結算環節問題的前提是將虛擬貨幣和現實貨幣連接起來，但是，目前我國銀行體系不允許法幣市場和代幣市場相互連接，相繼而來的問題是如果做資產的登記、轉移、擁有和交易時如何回歸至人民幣?

區塊鏈分布認證如何面對目前在中國市場每天高達幾千萬筆海量交易，以及如何建立整體經營基礎設施的理論框架和邊界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全球金融體系建立需要在金融基礎設施上有統一的標準和統一的共識，這需要政府去面對和解決。”戴文華表示，由於目前中國金融市場的證券發行和資產產品的發行是審核制，所以進入門檻較高，相應對投資者門檻較低。基於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金融產品的門檻低，那麽投資者的金融門檻就要提高，否則無法控制全球性金融風險的挑戰。

此外，近年，區塊鏈技術仍然在局部領域和個別環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風險，以以太坊自治組織The DAO眾籌資金被劫持事件以及Bitfinex交易所比特幣被盜的事件為例，均暴露了區塊鏈現有技術結構上仍有漏洞。

李禮輝表示，已經被監管層關註的行業性動態現象共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方面，“自流通貨幣”監管缺失。類似於比特幣、自稱為“數字貨幣”的“自流通貨幣”陸續出現，在參與者認可的範圍內已經可以作為支付工具和記賬單位，但它目前是無國別、無監管、無法律責任主體的。“這類遊離於監管之外的‘自流通貨幣’有可能成為洗錢和非法融資的工具，必須註意防止新的技術被用於非法領域。”李禮輝說。

另一方面，區塊鏈技術尚存技術風險。在金融領域，規模化應用高新技術必須通過具有安全性、可靠性的權威驗證和認證，防範技術壟斷風險和技術性操作風險。

此外，區塊鏈技術的金融領域的應用依然存在技術瓶頸。從已經公布的研發成果看，在區塊鏈的共識算法、加密算法、智能合約等核心基礎技術領域已有一些進展，但尚未達到生產級別。“一些專家預計，區塊鏈核心基礎技術要取得突破，實現規模化應用，可能需要1-3年的時間。”李禮輝說。

離中心城太近但未實現同城 這類縣市的房子最難賣

來自中國社科院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由於受到“虹吸效應”的影響，一些縣(市)房地產“去庫存”目標實現有難度。報告建議，應著力從釋放存量需求、培育新增需求和嚴格控制土地供給節奏等方面入手。

“所謂虹吸效應，是指這些縣(市)距離所屬地級市距離較近，但又達不到同城的程度，受到後者虹吸效應影響較大，這類縣(市)的潛在住房需求者有相當部分選擇到地級市購買住房。”9月22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2016)》稱，“全國大部分縣(市)都屬於這種情況。”

許多縣域經濟體為短期的經濟增長和財力增加，過度開發房地產。攝影/章軻

多數縣房庫存處於高位

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發展嚴重依賴該地區的人口變化狀況。上述報告稱，對於一個縣域經濟體而言，除非地處成熟經濟圈，它的總體人口通常是減少的。

“當然，對於縣域內的城鎮而言，由於城鎮化的推進，目前其人口仍然可能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幅度卻可能是變化的。”上述報告認為，從長期來看也可能存在著拐點，到了這個拐點，城鎮人口無法繼續增加甚至會趨於減少。

中國社科院此前一項調研發現，縣域經濟體目前房地產“去庫存”的速度遠遠低於政策目標，全國許多縣(市)商品房存量都處於高位。

上述報告羅列了多個縣(市)目前的房地產建設和待售情況：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縣是一個具有130萬戶籍人口的大縣，縣城人口20萬。2015年底，南部縣存量住宅9159套，面積96.06萬平方米，已完工未取得預售許可的住宅815套，8.76萬平方米。除此之外，進入施工階段未取得預售許可的項目和已取得土地使用權未開工項目規劃建設住宅約8500套，面積110余萬平方米，已開發或已規劃立項未開發的住宅合計約1.8萬套，面積超過200余萬平方米，消化庫存時間約為3-5年;

四川省資陽市安嶽縣戶籍人口約160萬，縣城人口約35萬。2016年3月底全縣共計商品房約270萬平方米未出售，其中包括鄉鎮在內的住宅約200萬平方米、商業用房約70萬平方米;

安徽省安慶市宿松縣戶籍人口約84萬，縣城人口約13.5萬。該縣商品房待售面積從2014年底的5.75萬平方米，上升到2015年的28.87萬平方米，另有43.62萬平方米商品房在建;

湖北省監利縣戶籍人口156萬，縣城人口30萬人。2014年該縣商品房存量為60.97萬平方米，其中住宅存量約47萬平方米，2015年底商品房存量上升到約86萬平方米，住宅存量約64萬平方米;

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常住人口57萬，城鎮人口占比56.3%，2015年初商品房存量為350萬平方米，當年銷售109.38萬平方米，年底下降為284萬平方米，庫存壓力仍較大。

“以上案例縣(市)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全國許多縣(市)商品房存量都處於高位。”報告說，“去庫存”仍然是各縣域經濟體未來需要努力推進的重大任務。

“受限購、限貸政策的影響，一些房地產企業的主戰場從限購、限貸城市逐步轉向沒有限購、限貸的地區或城市，導致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開發量增加。”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土地經濟與不動產研究室副主任尚教蔚說，而這些地區或城市的經濟狀況、人口增長等均不如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供給增加的同時需求並不旺盛。部分房地產企業沒有深入研究政策及市場變化，致使投資、布局不合理，造成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增加。

第四類縣域房地產最難賣

社科院研究顯示，從房地產發展情況來看，縣域經濟體房地產可以大致分為四類：

第一類：特大城市近郊區縣(市)。這類縣(市)由於受特大城市的輻射影響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實現與特大城市的日常通勤，其房地產發展與核心特大城市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去庫存”目標基本得以實現，例如環京、環滬的諸多縣(市);

第二類：到所屬地級城市的距離相對較近，同時人口眾多，自身承擔了較多中心城市功能的縣(市)。這類縣(市)具有獨立發展的空間，並且可能對周邊地區產生一定的輻射效應，“去庫存”目標也相對容易實現，例如安徽的臨泉縣;

第三類：在房地產發展過程中，土地供應和房地產開發都比較有節制的縣(市)。這類縣(市)由於很好地將房地產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匹配管理，庫存數量相對有限，“去庫存”任務較輕，“去庫存”的目標自然也相對容易實現。但這類情況在全國並不具有普遍性。

第四類就是受虹吸效應影響較大的縣(市)。

報告分析稱，這類縣(市)房地產售賣難，因為這類縣市距離更高層級和更大規模的地級城市並不很遠，商業設施和醫療服務相對鄰近的地級城市毫無優勢可言，農民更願意去地級城市購物和就醫，而這類縣(市)的高中教育基本上又是全域統籌，初中教育一定比例上也是全域統籌，只有小學教育比農村具有較大的質量優勢，農民進城享受縣(市)的商業和公共服務的積極性不高，進一步削弱了農民進城的決心。

更主要的，是農民進城容易，但獲得足夠的就業機會卻不容易。總體上，第四類縣(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就不充足，如果仍然依賴外出務工來獲得就業機會的話，農民就沒有太多必要留在城鎮生活。

但對於上述判斷，房地產企業有自己的“小算盤”。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今年5月發布的2016年《房地產藍皮書》稱，“隨著針對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刺激政策的落實，一些房企開始擴大其土地儲備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需求量上漲。”

我國的城鎮化存在著質量不高、缺乏科學規劃等問題。攝影/章軻

縣域經濟體的致命問題

“房地產市場發展的任何波動，都會對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產生遠比其他行業更加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對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和房地產營業稅具有高度依賴性的縣域經濟而言，這種影響就更加明顯而強烈。”上述報告稱。

報告介紹，去年以來，縣域經濟體房地產“去庫存”采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制定購房補貼政策、加大購房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農民進城購房支持力度、鼓勵貨幣購買安置房、打通房地產庫存轉化渠道、加大對房地產企業的支持力度以保證在建項目及時完工等。

但報告認為，總體來看，縣域經濟體在房地產“去庫存”中仍存在五個方面的問題：缺乏房地產與城市人口的協調發展規劃，盲目開發;為短期的經濟增長和財力增加，過度開發;產業發展不足，無法為進城農民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城鎮服務水平滯後，抑制農民進城的積極性;土地充足抑制房地產升值空間，無法創造投資需求。

研究發現，縣域經濟體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被大量的農村土地所包圍，土地供給根本不存在稀缺性，加之農民進城的積極性不足，縣城規模普遍較小，通勤成本相差無幾，使縣城無論是中心區還是外圍區，房地產都缺乏足夠的升值空間，只能發揮其消費屬性，而無法發揮其資產屬性，無法像大中城市那樣創造出大量的投資需求者。

上述報告稱，2016年以來，全國一線甚至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都掀起來一輪價漲量增的熱潮，但眾多縣城的房地產市場卻依然在水深火熱之中，在一系列“去庫存”政策的刺激下，還是無法刺激足夠多的需求者購買住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投資需求不足的影響。

針對縣域經濟體房地產“去庫存”存在的主要問題，上述報告認為，應著力從釋放存量需求、培育新增需求和嚴格控制土地供給節奏等方面入手。

尚教蔚認為，國家層面出臺政策時應主要面向房地產庫存較高的地區或城市(主要是三四線城市)，使各地區或城市盡量做到“一線一策、一城一策”，對於某些城市甚至可以具體到“一盤一策”。對房地產庫存較大的地區或城市，應該取消對二套住房貸款利率、首付的限制，以及放開現有城鎮居民購買三套及以上住房的限制。

“縣域經濟體房地產與大中城市房地產的最大區別，是其消費屬性明顯，而投資屬性不足，不僅抑制了對房地產的純粹性投資性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性需求。”上述報告建議，縣域經濟體通過供求關系的平衡和預期管理，促進房地產價格與經濟發展程度同步提高，特別是要避免房地產的實際貶值。通過完善房地產租賃市場，使房地產在發揮消費功能的同時，顯化其投資功能。

“不過，在引導房地產價格適度上升的同時，一定要特別註意避免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否則，不僅會在一段時期帶來與大城市一樣的房地產價格過高的問題，而且長期來看比大城市更可能發生房地產價格的向下調整，也會對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帶來危害。”報告提醒說。

縣域經濟體在房地產“去庫存”中仍存在諸多困難。攝影/章軻

轉基因檢測中心未查實數據“造假” 專家稱成立有必要

從18日魏景亮的實名舉報，到19日農業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入駐，核實調查舉報問題，再到22日農業部官方發布通報調查結果。針對這一事件，官方用4天時間調查來回應社會關切，平息“躺槍”的轉基因輿論。

這在過去難以想象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黃大昉稱，應該肯定農業部這次的工作是及時的，跟以前的工作作風是不一樣的。

不過，在這4天時間里，舉報者的身份被反轉人士利用，盡管舉報者言之鑿鑿稱“自己支持轉基因技術，舉報僅針對轉基因檢測中的程序造假問題”，卻阻擋不了反轉人士試圖再次將轉基因安全管理的程序問題與轉基因的安全性混淆的努力。當然，舉報的背後也折射出轉基因無法產業化所導致的大量轉基因檢測實驗室閑置的問題。

農業部查實有轉基因中心管理不規範但非“造假”

日前，官方公布的通報公布的調查結果稱，魏所舉報的轉基因檢測中心存在違反檢測中心檔案管理和人員管理規定的行為，“有檢測過程和檢測數據等原始記錄，不存在檢測工作和檢測數據造假問題，但未將原始記錄等材料交檔案管理員歸檔。”

業內對此評價僅為“管理方面的不規範”，而非“造假”。

需要說明的是，轉基因檢測實驗室與轉基因安全性評估機構完全是兩回事。

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解釋說，轉基因檢測實驗室是進行某種農作物或者家畜是否轉基因的定性和定量測定的。給出的結論是否轉基因和含有多少特定的轉基因成分，結論不涉及安全性。

至於一個完整的轉基因作物安全評估所需的全部實驗，他解釋說，這是任何一個實驗室都不能夠全部做到，因為安全評估要進行的項目非常多，有動物食用安全性、目的基因產物毒理學實驗、環境微生物影響實驗，環境動物影響實驗(比如對環境中的魚類，爬行類，哺乳類動物的影響，有的要做10種動物)等。

姜韜提到，從操作層面上講，學術目標的不同、學術利益的差異，都是對轉基因安全性的最大保障。比如檢測機構，就學術目標而言，會以更加專業敏感甚至求疵的態度關註轉基因安全性。具體來說，如果測定結果是陰性，表明轉基因沒問題，有工作價值，但沒有學術價值。如果測定結果是陽性的話，表明轉基因安全性可能有問題，那從學術層面來講，意義將相當重大。自然不會有科學家願意放過這一機會的。而這更是轉基因安全性保障的一個重要機制。

轉基因技術意外“躺槍”

至於轉基因這次“躺槍”的原因，黃大昉認為，輿論中的反對聲音仍然是將轉基因安全管理的程序與轉基因的安全性這兩個概念給混淆了。他說，“一定要警惕偷換概念這種情況，否則會對老百姓造成更大的誤導。”之所以這次仍然會被誤導帶往轉基因的方向，是由於長期以來輿論積累的結果。最初民眾對轉基因不了解，有懷疑，這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後來被人利用，將轉基因妖魔化，無限的誇大。

對此，他說，其實我並不贊成簡單的將人群分為“挺轉”、“反轉”。那些對轉基因有看法的公眾，大部分是出於不了解，不能簡單的將這部分人群由於不了解而生出質疑就將他們視為“反轉”。對於這部分人群，需要進行反複解釋，也許他們才會慢慢明白過來。不過，也確實存在一部分反對轉基因在中國發展的勢力，他們不擇手段，包括制造謠言。

面對當前轉基因現狀，黃大昉認為，絕不是依靠一時的宣傳、領導的表態就能夠解決的，可能還需要想當長的時間。但越是這種情況，越需要站在國家戰略層面，在加強監管、改進工作、加強科普宣傳的同時，積極推動產業化。農業部的態度需要明朗，不能夠含糊、躲閃，更不能因為有反對意見就停滯不前。

專家認為成立轉基因檢測中心有必要

舉報涉及的檢測中心，掛靠在農科院畜牧所，主要開展轉基因動物和飼料的成分檢測、轉基因飼料的飼用安全評價及轉基因動物環境安全評價工作。不過，該中心卻存在長期“吃不飽”的情況，即不能滿負荷運轉進行檢測工作。

其中的原因，據《南方周末》報道，轉基因食品安全資深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雲波稱，由於目前中國還沒有任何轉基因動物產品獲批，也沒有產業化，雖然美國2015年底批準了轉基因鮭魚(三文魚)上市，但並未出口到中國。這導致包括農科院畜牧所在內的轉基因動物檢測中心並沒有真正運作起來，長期不運作，也就可能出現管理不規範的現象。

既然如此，這類“空轉”的檢測機構，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呢?

姜韜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表示，這不能用簡單一句話來說。因為轉基因檢測實驗室的設立和建設都是經過論證和審核，是跟轉基因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匹配的組成部分，其主要依據是對轉基因產業化進程的預期。正是由於近年來轉基因產業化進程大大滯後，導致了近幾年轉基因檢測實驗室過剩，日常運行無轉基因材料可以檢測。

他說，如果轉基因實現了產業化，同時立法表明要對轉基因進行標識，將會帶來日常食品的轉基因標識檢測工作量，同時按目前一部分反對人士的做法，即使政府一再表明經過安全評估允許上市的轉基因產品是安全的，全國可能出現的人為轉基因糾紛或官司，怕是40來個轉基因檢測實驗室也招架不過來。

姜韜認為，轉基因檢測實驗室的數量不僅跟以前預期的產業化速度和規模，而且跟轉基因標識立法以後的社會反應密切相關，而後者是很大的不確定因素。不過，在他看來，轉基因檢測和轉基因標識都跟安全性保障沒有關系，目前的轉基因檢測是暫時的，未來公眾一定不再在意是否轉基因。因此特意設置轉基因檢測實驗室越少越好。最經濟的辦法是不單獨設置，而是充分利用已有的實驗室和人員，全面節省社會成本。

黃大昉也對本報表示，成立檢測中心是必要的，不能出現等到轉基因產業化已經向前推進，但是檢測中心跟不上的情況。同時，也不能因為可能出現的管理不規範的情況而否定檢測中心。而且，具體分析也可以發現，比如涉及轉基因植物的檢測，如果發現哪些地方混入轉基因作物或成分，檢測中心就會立刻派人前往檢測，他們的工作也是非常緊張忙碌的。

他說，“一旦發現情況，沒有權威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是不行的。”

從美國矽谷到中國小鎮，創新中心正在東移

互聯網的發展讓浙江的“特色小鎮”有了一次機會，創新中心往東移將會移過太平洋，就像當年從歐洲往東移過大西洋一樣。創新放到一兩百年的歷史來看，一定會有一個遷移。

談到未來30年發展時，阿里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充滿信心。

小鎮和谷都是創新符號

王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浙江12個人里面就有個“CEO”，就浙江人本身這種有創業精神、有風險擔當、想改變未來的人文特點來說，未來30年杭州一帶將是中國科技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帶，這個核心地帶一定會輻射出去，整個長三角將會作為發動機承載未來30年的發展。

9月25日的2016浦江創新論壇區域(城市)論壇上，王堅表示，特色小鎮重點在小鎮，小鎮實際上是一個創新符號，如同矽谷的谷是一個創新符號一樣。其實在矽谷之前，美國東部新澤西州Menlo Park(門洛帕克公園)也是個知名的創新之地，這里的“公園”也是一個創新符號。

王堅認為，這三個創新符號背後會存在一個從美國東部到美國西部再到中國東部的歷史遷移邏輯。

矽谷發源地斯坦福研究園

創新遷移的核心地帶為何是杭州，而不是在建設科創中心的上海？

王堅告訴本報記者，上海從開埠第一天開始就有引進大企業、大公司的傳統，這從現在落戶上海的世界500強數量便可知，這也是過去30年大家理解的所謂開放、國際化的城市。然而，未來30年大企業對一個城市不是最重要的，一個今年尚未出名的年輕人對這個城市的發展會更重要。如果一個城市的年輕人未來的夢想是進世界500強，那這個城市是需要反思的。“這種文化限制會成為一個城市前行的包袱，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肯定不會依賴過去這些東西。”

“美國的國際化是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年輕人到美國，比如特斯拉CEO伊隆·馬斯克當時就是一個從歐洲去美國的小年輕。‘小鎮’作為一個符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吸引500強企業到中國來，而是吸引全世界的年輕人到中國來，這是一個時代可以做的事情。首先我們已經吸引了中國的年輕人前來，將來吸引的一定會是世界的年輕人，這也是未來30年中國將會發生的一次非常大的變化。”王堅說。

“一個人願意去世界500強企業工作跟一個人願意開一家只有10個人的公司，這里面的問題其實不是公司大小的問題，而是自信心的問題，對未來重建的問題，實際上到最後就是創造未來還是跟著以前走的問題。”王堅在接受本報采訪時稱，浙江很多地方還不能跟上海比，但浙江是在創造未來，創造未來跟要把今天活下去或者活得很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浙江沒有包袱。浙江本來就是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資源的地方。在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沒有資源的城市，創造力一定是它最重要的資源，這就變成它的長處，因為沒有資源你就會把你最重要的資源給激發出來，也就是激發出創造力。”王堅對本報記者表示，浙江12個人里面就有一個“CEO”，這里面也包括個體戶，但也說明浙江的創新企業特別多。

市場為主的特色小鎮運作機制

去年以來，浙江省創新性地提出“特色小鎮”概念，聚焦浙江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等七大新興產業，融合產業、文化、旅遊、社區功能的創新創業發展平臺，引發多方關註。

余杭夢想小鎮就是首批37個特色小鎮中非常醒目的一個，它將依托杭州未來科技城的產業前景和良好的創業環境，努力打造全國互聯網創業首選地和創新資本集聚高地。

杭州未來科技城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趙喜凱對本報稱，每年都有上百批來自矽谷的創業團隊來拜訪和考察未來科技城，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留在這里進行孵化和創業。

浙江省副省長馮飛在論壇上介紹，浙江已經創建79個特色小鎮，累計投資1200多億，集聚企業3.7萬家，引進各類創新創業人才已達1.6萬余名。

“夢想小鎮的核心區域內，互聯網村、天使村和創業集市三個區塊已經投入使用，創業大街也將投入使用。”趙喜凱在上述論壇上介紹說，夢想小鎮的建設從啟動、謀劃到如今不到兩年的時間，已經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超過7000名的優秀年輕創業者，在這里常年保有接近700個創業項目不斷地循環流動。

“夢想小鎮已經落戶25個專業孵化器，其中2個來自美國矽谷。”趙喜凱告訴本報記者，夢想小鎮跟美國舊金山灣區合作已有4年，雙方互設辦事處，“我們會把整個灣區一帶早期的科技型、創新型人才和團隊引入到國內，在國內孵化，加速項目的產業化，同時引領本土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好地把高新技術和人才吸引到國內的方法。”

夢想小鎮是浙江特色小鎮的一個典型代表，它和其他浙江特色小鎮之所以在這兩年名聲四起，緣於其獨特的創新點和運作機制。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翁建榮在論壇上介紹，浙江特色小鎮初步形成了以市場為主的運作機制，“我們鼓勵建設主體多元化，以全開放的理念不設門檻、不問出身，敞開大門歡迎國企、民企、外企、高校、行業領軍人物等各類建設主體參與特色小鎮建設；爭取建設資金來源多樣化，以平等、開放的競爭機制鼓勵民間資本、股權投資資金、銀行信貸資金等各類資金投入到特色小鎮。”

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建議，特色小鎮除了在空間上、產業上修補，還要在管理上進行修補，創造良好的管理模式。比如，現在灣區5萬人以下的小城鎮采取物業管理的模式，工作人員都是兼職，如果把這種模式擴展到綠化、保安、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就可以代替政府臃腫的管理模式。

“浙江做特色小鎮，不但是在全國，在全世界也是最有道理的。浙江除了創新企業多，它跟美國還有一個非常相似的地方：浙江如果做出來一個東西，會有10個人幫你吆喝賣出去，美國做了一點事情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所以，這兩者都是比較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王堅對本報記者補充道，過去30年深圳和北京做了巨大貢獻，接下來輪到杭州了。

王堅還認為，“小鎮”這個符號承載著未來30年巨大的技術轉型的機會。目前，矽本身這個產業在受到挑戰，過去和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計算機產業也正在受到挑戰，因而誕生了雲計算。而與計算機連在一起的軟件產業今天也在受到挑戰，因而有了大數據產業。在原來三個產業都在受到挑戰的時刻，“小鎮”特別是在未來30年核心地帶的“小鎮”將承載巨大的技術轉型機會。

人民幣入籃前夕 上海獲評未來最有發展的金融中心

在人民幣即將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前夕，英國Z/Yen集團在上海發布了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綜合競爭力排名，上海位列第16位。

9月26日，英國Z/Yen集團副董事長馬克·延德爾在上海發布了這份榜單。馬克·延德爾表示，隨著全球金融市場重心開始從北美、歐洲向亞洲轉移，中國內地金融中心迅速崛起，影響力劇增。

同時，來自全球1852名金融專業人士對全球十多個城市分別評出的23006份評價結果，也將上海列在了未來幾年會取得顯著發展的15個國際金融中心首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由Z/Yen集團發起，旨在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進行分類、評分和排名。自2007年3月開始，該指數開始對全球範圍內的金融中心進行評價，並於每年3月和9月定期更新以顯示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變化。

榜單的評價體系包除了包括營商環境、金融業水平、基礎設施、人力資本、聲譽及綜合因素在內的5大類101個評價指標之外，還包括全球金融專業人士對各個金融中心的主觀評價。

而從本期榜單開始，該指數由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發布。

仍需繼續加強資本項目開放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要進一步提升中國內地金融中心的綜合競爭力，最需要的是資本賬戶開放。“滬港通、深港通向前推進，再加上QDII2的推進，我們的交易量、金融機構數都會提升，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所以，樊綱表示，現在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升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水平，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也會使得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願意到中國各個城市來開展人民幣相關業務。

不過，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目前QDII2等資本項目開放舉措尚未推出。樊綱解釋說，人民幣糾正過度升值的進程，也許還要一段時間，所以從管理上講為了穩定，也需要采用漸進的辦法規避風險，找到比較好的時機。

在近年來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過程中，上海發展迅速。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金融業增加值超過了4000億元，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了16%;上海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了1463萬億元。證券市場股票交易額位居全球第二，年末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四，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現貨交易量保持全球第一。

根據規劃，上海將於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邁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而上海自貿區的金融開放試點，也為上海國際金融這些建設營造了良好的條件。

此前推出的“金改51條”以及“金改40條”，都使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前行。基於自由貿易賬戶而開展的境外融資、外幣業務，以及跨境同業存單等創新業務相繼啟動。

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金融人才的集聚是一個重要的條件，但是，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是否會對內地金融中心的建設造成影響?

樊綱對記者表示，房價對人才集聚的影響，目前在指標中還沒有顯現。“但確實是個問題，成本的大幅提高，會影響到金融機構選擇在哪里落腳。”

多層次的金融中心布局

值得註意的是，在87個進入正式榜單的金融中心中，中國內地共有5家，除了上海、深圳、北京，還有青島、大連，同時分列“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綜合競爭力排名的16、22、26、46、48位。

樊綱說，金融中心是多層次的，既有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區域金融中心，一些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的金融發展也會更快一些，這些都值得高度重視。

不過，從分項指標來看，青島、大連的評價得分都較上海、深圳、北京有不少差距。不僅是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評價，也有不少差距。比如，在聲譽角度，上海列12位，但是青島列50位，大連列58位。

樊綱表示，區域的金融中心也需要通過這些研究，了解金融發展中的短板。“利用國內和全球的指數比較，促進金融政策調整，取得進一步發展。”

而從國際上看，倫敦、紐約、新加坡和香港、東京，依然保持了全球5大頂級金融中心的地位。

雖然經歷了脫歐的影響，但此次榜單上，倫敦依然是綜合競爭力排名的首位。馬克·延德爾解釋說，此次排名的統計結果截止到今年6月底，因此英國脫歐的影響尚未體現在此次榜單中。但是，展望下一期的榜單，由於受訪者對倫敦的評分相比前幾期已經出現明顯下降，所以屆時榜單可能會出現一些顯著變化。

考慮到人民幣將於今年10月1日納入SDR貨幣籃子，樊綱說，為了保持綜合競爭力，國際上的各個金融中心也必須加大人民幣的交易、結算等業務，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以形成更多的金融交易。

左手建研發中心右手挖高層 雅培逆勢加碼中國

今年的嬰幼兒奶粉行業並不容樂觀，看著一批本土奶粉上市公司的財報，令人心碎。在這個關頭，外資嬰幼兒奶粉巨頭雅培卻逆勢加碼中國市場，這是何故?

9月28日，投資3000萬美金(約2億元人民幣)的雅培中國研發中心正式啟用，與研發中心一起亮相的還有雅培新上任的雅培營養業務北亞區副總裁邱肇祥，值得註意的是，邱肇祥剛剛卸任荷蘭皇家菲仕蘭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兼CEO，在乳業有豐富的經驗，雅培“重金”建研發中心又將乳業“大佬”邱肇祥挖來，加碼中國市場決心之堅定令業內汗顏，要知道，目前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低迷，雅培此刻加碼中國市場用意何在?

2億建中國研發中心、吸納菲仕蘭高層

據悉，雅培此次建設的中國研發中心是雅培全球唯一一個整合營養及診斷兩大業務的研發中心。其中，雅培營養研發中心是雅培的全球五大營養研發中心之一，未來將圍繞產品引進及研發、營養科學基礎研究、食品安全分析、效用臨床分析、產品包裝設計和消費者研究6大領域開展工作。

而一起亮相的邱肇祥則是幫助五大洋奶粉之一美素佳兒進入中國五大洋奶粉品牌、並主導菲仕蘭跟中國乳企輝山的戰略合作的乳業大佬，是中國嬰幼兒營養品市場上不可多得的高級人才。尼爾森中國官網的公開資料顯示，邱肇祥擁有臨床營養學的雙碩士學位，並且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MBA學位，同時畢業於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行政管理人員發展PED的課程。

上述資料顯示，邱肇祥長期在奶粉行業摸爬滾打。在領軍菲仕蘭中國前，他還曾擔任雀巢(中國)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和執行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以及雀巢營養業務部大中華區總經理。在加入雀巢之前，邱肇祥曾經在百時美施貴寶(臺灣)和美贊臣(臺灣)擔任市場和銷售管理工作超過11年。

事實上，邱肇祥在菲仕蘭一直被重用，不僅任董事長還兼任CEO，雅培要吸納邱肇祥進入必然開出了不菲的條件。不過，對於離開菲仕蘭，邱肇祥向記者表示，由於我跟菲仕蘭的三年合約期滿，雅培這里正好有不錯的機會，我就過來了。

加碼中國背後邏輯

雅培加碼中國背後是中國乳粉市場低迷。最近國內奶粉上市公司陸續公布2016年上半年財報，整體業績出現下滑。其中，貝因美陷入巨虧，銷售收入同比下降23.23%，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虧損2.14億元，同比下降108.07%;雅士利銷售收入下降21.7%，毛利下降19.6%;伊利奶粉及奶制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24.05%，合生元銷售收入下降14%。聖元、飛鶴整體業績較去年同期也有所下滑。

乳業高級分析師宋亮向記者表示，除了行業低迷外，雅培自身也承受了不小的壓力，原來的總裁離任，聘請的新的總裁也是希望扭轉目前業績低迷。

在本月早些時候，雅培首席財務官在出席一個分析師會議時曾經表示：“大家知道，我們對於中國的兒科營養品市場有一絲擔心。”他指出，中國市場從長遠而言依然非常吸引，不過這里的渠道環境快速變遷，消費者的趨勢和行為也在急速變化，包括雅培在內各大公司目前需要適應和需要作出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雅培亟需知道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加速本土化進程。“雅培營養中國研發中心除了對食品安全作為研發重點外，還將針對中國消費者喜好進行研究，滿足中國消費者的營養需求。”雅培營養中國研發中心總監關巖向記者表示。邱肇祥也表示，作為雅培北亞區為數不多的華人總裁，希望我的到來能夠幫助雅培更好的開拓中國市場。

事實上，早在去年我國嬰幼兒奶粉市場就出現下滑，去年市場規模約為 800 億(出廠價口徑) ，同比 2014 年繼續下滑近9%，2014 年之前行業保持較快增長，增速在 20%以上。宋亮表示，嬰幼兒奶粉行業高速增長時期已經過去，行業開始進入深度調整期，但總長遠來看，中國市場還是有很大潛力，這也是外資奶粉願意繼續加碼中國市場的原因。

伊利的相關負責人曾向記者表示，國產嬰幼兒奶粉的優勢在於更懂得中國市場，畢竟這些奶粉的主要市場在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樣本也是以華人為主。很顯然，洋奶粉品牌需要加強對中國消費者喜好、營養需求、市場環境進一步了解，才能更好的維持中國市場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