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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委會到會計師監管改革

梁家騮藉拉布等令醫委會改革方案未獲立法會通過。(資料圖片)

隨著立法會今屆會期終結，醫委會改革草案也在一片爭議聲中落幕。儘管各關係方通過協商圖解決分歧，但草案仍未得到部分醫生團體贊成，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更一改溫文形象，在會上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以求拉布將草案拉倒。

草案惹來醫生強烈反彈，問題核心在醫委會日後的組成，業界擔心特首藉委任委員來操控醫委會。特首委任制不是新鮮事，為何現在才認為不妥？因主要是醫生對特首梁振英缺乏信任，生怕他任用非人，找自己友干預醫委會運作，繼而放寬境外醫生註冊門檻，好讓內地醫生也能來港執業。梁議員在一次訪問中，已然暗示不信任梁特首，認為近年幾次公職委任皆引起社會爭議，因此相信制度好過相信個人。有趣的是醫學界這次打著「倒梁」旗號，以今時今日社會氣氛，連「ABC(Anyone But CY)」也能成競選政綱，按理是必勝無疑。但結果剛好相反，輿論普遍批評醫生自私自利，沒有顧及病人利益，反映社會已受夠，認為改革不能再拖。

醫生群起反對以爭取自身利益，同為三師之一的會計師也面對一場監管制度改革，說的是「優化上市實體核數師監管制度建議」。公眾諮詢文件於2014年推出時，業界已有反對聲音，但卻未能形成大氣候。如政府建議將財務匯報局升格成日後獨立監管機構，其職權更集警察和法官於一身，負責核數師日常巡查和調查外，亦同時負責判罰。對此，香港會計師公會表明反對，但在「與國際做法接軌」大前提下，反對看來無效。

又例如建議的最高罰款竟達1,000萬元，據報此水平是參考保險中介的罰則。但一間小型上市企業的核數費用隨時少於100萬元，把其他界別的罰則硬套在會計業界，做法極不恰當，對中小型會計師行不利，只會鞏固大型會計師行壟斷局面。儘管同業組成聯盟試圖抗爭，到目前仍沒有甚麼好消息。好像財匯局最近在立法會一次工作匯報中被議員問及處分機制安排，局方只重申諮詢文件建議，說將訂立罰款指引，令會計師不會因罰款而陷入財困云云。

更重要是按目前機制，財匯局成員皆由特首委任(註：部分成員須由關係方提名，部分是當然成員)。新機制卻更進一步，除財匯局行政總裁是當然成員外，所有成員須由特首委任，業界無權過問。反觀目前自我監管制度公平得多，核數師監管雖由會計師公會負責，但會計師至少有權以一人一票方式推舉業內人士進入公會作理事。再者，為減低「自己人審自己人」的影響，按現行法例，所有案件須提交由5人組成的紀律委員會處理，當中3人包括主席必須是業外人士。可見現制度具備相當大程度的獨立性。從種種跡象看來，監管改革事在必行，不單一切從嚴，監管機構全由「非執業人士」掌管。

忽發奇想，會計師能否依樣畫葫蘆，仿效醫學界做法反對核數師監管？看來不成。首先，會計業界「梁粉」者眾，「倒梁」肯定行不通。其次相信是專業使然，會計師極尊重法律法規，即使環境如何惡劣仍願意遵守遊戲規則，不會做出過激行為。如2012年政府推出《公司條例草案》，當中第399條不單將核數師疏忽行為刑事化，還株連負責項目的審計員。儘管業界強烈反對，但當時不少議員均表示支持政府方案。所謂團結就是力量，會計師聯合起來奔走於各方黨派和官員作遊說，結果成功否決政府方案。但面對嚴苛監管改革，還要「外行管內行」，一眾會計師能否像「399」般「打斯文交」，還是被迫不顧形象「打爛仔交」，全看政府能否吸取醫委會改革的教訓了。

原文刊於：am730 20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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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會計」在哪里？——創業公司財務團隊建設路線圖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26/157648.shtml

經常聽到創始人抱怨：我們公司怎麽才能找到一個「好會計」啊！

確實，找到一個符合公司發展階段、行業和特點的財務負責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什麽時候找什麽級別的會計」，「什麽地方能找到合適放心的會計」，「什麽樣的會計是適合我們的會計」，這些問題也在各種場合被頻繁問到。

這次我們就聊聊創業公司財務團隊建設的路線圖。

路線圖一 設置和企業階段相匹配的財務崗位

公司的財務負責人崗位分四個級次：會計主管、財務經理、財務總監，和首席財務官（CFO）。企業根據融資輪次可以被分為不同的階段，在每個階段所需配備的財務負責人級次不同，我們建議如下配置：

階段一初創階段和天使階段前期

在初創階段和天使階段前期，可以選擇使用財務外包的形式處理公司財務事宜，但公司內部應該設置一個專職或者內部兼職的出納崗位。不過有些特殊行業因為需要更多的現場會計工作，所以不建議采用外包形式，比如制造業、餐飲業、種植養殖業等。

階段二天使階段後期到Pre-A階段前期

天使階段後期到 Pre-A 階段前期，可以考慮在公司內部設置會計主管的角色。財務核算處理還可以延續外包模式，但是會計主管應該深度介入到財務管理中去了。

階段三Pre-A階段後期到A輪階段前期

從 Pre-A 階段後期到 A 輪階段前期，隨著公司業務的發展和人員的增加，財務核算的工作量和技術難度都大大加強。因為融資過程中對財務數據有更多的要求，也需要與更多的投資機構對接，所以公司這時需要設置財務經理崗位，同時把財務核算工作收回公司內部處理。標準的財務部門設置是：1 位財務經理、1 位會計主管、0-2 位會計（根據工作量安排）、1 位出納。

階段四A輪階段後期到B輪階段

在 A 輪階段後期到 B 輪階段，公司進入模式的穩定期和業務的快速發展期。這個時期公司對財稅優化、融資管理的需求都大大加強，一些符合條件的公司也進入新三板掛牌的窗口期。此時作為財稅、融資方向上的支點崗位，一個擁有資本市場經驗的財務總監就成為標配。

至於首席財務官（CFO）崗位，我們的建議是：不要過早在公司設置這個崗位。理論上，對於普通的新三板掛牌公司，財務負責人的職位設置到財務總監就足夠了。

路線圖二 財務負責人招聘渠道

鑒於優秀的財務專業人士屬於稀缺資源，公開渠道的簡歷收集並不是最佳選擇。較好的方式是找身邊財務領域的資深人士介紹，比如合作夥伴公司的財務負責人、為公司提供財稅服務的機構、投資機構的財務負責人，或者 HR 部門，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對於確實沒有這樣渠道的創業公司，在選擇公開渠道招聘財務負責人時，面試環節建議重視候選人的學習能力和穩定性。財務總監及以上級別的崗位可以選擇專業的獵頭機構。

路線圖三 財務負責人選擇上的三個誤區

在財務負責人的選擇上，創業公司普遍存在三個誤區：

誤區一大公司財務人員一定符合要求

一些公司認為大型公司，比如 BAT 的財務人員，一定符合公司要求。其實大型公司因為業務體量巨大，財務工作被細化到科目級別，大部分初、中級的財務人員很少能夠看到公司的財務運營全貌。帶著局部的經驗投入到一個創業公司，進行全面的財務運營管理，對這類財務人員是有較大挑戰的。

誤區二事務所的人一定符合要求

一些公司認為，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人連 IPO 都做過，那做一個創業公司的財務負責人，應該綽綽有余。其實，雖然審計和會計在關系上如孿生兄弟，但是兩者從工作思維到實務操作層面差異頗多。以完全的審計經驗去直接管理一家公司的財務體系，不一定取得很好的效果。

誤區三只選擇相同行業的會計

一些公司認為，選會計一定要選擇有相同行業經驗的會計，比如很多 TMT 公司招聘財務負責人時，要求一定要有互聯網行業經驗。

其實相同行業不應該成為一個必要選項。首先，財務專業是一個制度上相對標準化的行業，全世界的會計準則都已經基本趨同；其次，大部分財務專業人士都有較強的學習和分析能力；最後，互聯網行業可能在財稅處理的某些細節上有特殊性，但從專業上看技術難度並不高。在行業上的短板，可以通過專業上的融會貫通，和業務上的高效學習來迅速彌補。

在此，還想給各位創始人一句忠告——不熟悉業務的會計不是「好會計」。我們這個起源於遠古時期「結繩記事」的古老行業，一直以來的定位就是「人類生產行為的記錄者」。

既然是生產行為的記錄，就必須了解要記錄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生產行為，也就是公司的業務實質。從公司的業務模型到財務模型，是一個從實踐到數據的系統工程。在當前新業務、新模式大爆發的形勢下，這個邏輯更加重要！

所以創始人一定要積極創造條件，讓公司財務負責人去深入了解、參與業務，從而達到對公司業務充分熟悉的程度。

這個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會計，只有最適合自己企業的會計！你的「好會計」，需要你和他一起去努力！

別把科學家逼成會計，科研經費管理難倒白發老教授

科研經費管理的制度性缺陷一直備受社會關註。趨於嚴格有助於防止學術腐敗，但過猶不及。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從經費比重、開支範圍、科目設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松綁+激勵”的措施，激發科研人員創新創造活力。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4萬億元，再創新高，同時科技成果轉化卻不盡如人意。《第一財經日報》在采訪中了解到，科研人員認為，若用行政辦法來管理橫向課題(相對於“縱向課題”即國家項目，橫向課題通常指一般法人自然人的委托項目)的科研經費，就會產生諸多不適應科研工作要求的條條框框，或將成為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後一公里”的“障礙”。

然而，科研經費的管理制度改革必然牽涉到科研人員和所在單位的利益關系。受訪科研人員認為，要想立即消除這些障礙，眼下仍困難重重。

不要用行政經費思維管理科研經費

今年1月8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提出，“要加快改革科研項目管理機制，砍掉繁文縟節，讓科技人員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上”。今年，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提“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縟節”，而“十三五”規劃也提到要“改革科研經費管理制度”。

此後的5月30日，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透露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研發支出已達1.3萬億元，占全球研發支出總額的20%，位列全球第二，但世界級投入所帶來的科技成果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在受訪科研人員看來，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縮短“差距”，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科研經費管理制度進行改革。

科研經費管理的制度性缺陷一直備受社會關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俞金堯認為，經費及其管理的現狀已經把科學家都逼成了會計。

此前，科研經費管理曾多次被曝在使用方面出現違紀違法，以及國有權益損失的問題。不僅存在浪費、挪用，還有科研人員用虛假發票、虛列開支等不法手段套取或轉移科研經費，而科研人員變相套取科研經費變成工薪的例子也不時會發生。

俞金堯認為，科研經費管理趨於嚴格，總體上看是好的轉變，有助於防止學術腐敗。但是，“管理過於死板，用管理行政經費的辦法管理科研經費，管理體制不適應科研工作的實際，財務人員的過細盤問，對學者的人格不尊重。”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任中央第十巡視組組長的令狐安曾就此類報銷問題表示，如果屬於“辦法規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為娼’的現象”，原則上應不予追究。

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葉克林則認為，雖然一再強調企業是創新主體，但我國科技創新的主力和富礦仍在高校院所。但這些機構的科研成果大多註重學術價值和“科學前沿”，而要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尚需時日。

“然而，企業和市場乃至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遇到很多科技難題，一旦科研人員不願意接手研究，難道不是在削弱自身的創新能力嗎?”他說。

“不少科研人員已放棄申報科研課題，也不主動接下研究任務”，在全國兩會等場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的賈康曾多次公開批評目前的科研經費管理體制。他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也作了上述表示。

自己加錢升艙也不行

賈康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也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的首任院長。

包括賈康在內的多名受訪科研人員表示，眼下的科研經費無論是“退還”，還是“報銷”，都涉及如何認知科研工作的“特定規律”。

賈康曾講述一個老教授的故事，作為國內某個學科的著名帶頭人，已滿頭白發的老教授不能乘坐飛機的公務艙，經濟艙成為唯一選擇。

“這位老教授申請自己加錢，或者使用自己的航空里程積分升艙，而管理部門回應說機票是走政府采購程序的，無法辦理這種調改，老教授的要求統統遭拒。”他補充說。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告訴記者另外一個故事：對數年間已報銷完畢的科研經費開始重新審查，並衡量“超標”的部分，要求退還款項，並不許再作他用。

他說，還有規定，所有報銷的單據要成為“證據鏈”，往返和住宿都要一一銜接齊全，卻忽略了科研活動在路線上既有可能重疊，也有可能交叉，而絕非單向線性的規律和事實。

“相比自然科學領域，社科還算好的，因為一般課題總體金額百來萬。前者的金額在數千萬元上下都很正常，往往退起來壓力也大得多。”這位學者表示。

由於上述這些情況也大量發生於橫向課題研究領域，該學者對此認為，沒有必要如此刻板。

刁難：被要求和省長簽合同

在科研工作者與科研經費的關系上，葉克林認為，科研經費主要是科研人員通過競爭申報各類研究項目或課題獲取的，如果科研經費管理特別是費用報銷附帶許多難題，科研人員就會漸生抵觸心理，繼而放棄申報研究項目或課題。

葉克林是“文革”後恢複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自上世紀80年代跟隨費孝通先生進行江蘇小城鎮研究和城鄉關系研究以來，一直沒有離開過科研一線。

就其35年的科研生涯而言，葉克林在江蘇省、中央級的高校院所從事過研究，還曾到國外高校訪學。他自嘲在應對科研經費管理上“經驗老到”，但遭遇有關“奇葩”要求時，仍無所適從。

葉克林回憶，2013年，在時任江蘇省省長李學勇的指示下，省政府設立了6個蘇北全面小康建設重要課題，他與江蘇省發改委(蘇北辦)有關負責人聯合主持了其中第一項綜合性課題《推進“四化”聯動 加快蘇北發展》。在完成課題之後，相關政府部門出具了《江蘇省政府重點課題研究結項證明》並擬撥款，但財務部門表示：要有一份研究課題合同。

“雖然持有省政府正式下達的專門文件編號的‘專題會議紀要’”，但院財務部門非要我去找省長李學勇簽份合同。”葉克林說，問題在於，省政府交辦的重點課題，又不是省長個人出資，我怎麽能和省長個人簽合同呢?於是，折騰數月，他最終放棄了這筆款項入賬。

2006~2007年，葉克林曾在韓國有關大學擔任特聘教授，並與韓國一些高校院所專家學者達成長期國際合作研究計劃。回國後，韓方有關教授攜帶韓國國家研究基金項目，來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國際合作研究，並發表了反響較好的科研成果。其間，因中方科研經費管理要求與國際學界科研經費使用慣例相抵觸，雙方也發生了一些齟齬。由於擔心科研經費管理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匪夷所思”，並因此損害自己的國際學術信譽和信用，他婉言謝絕了後續韓方其他專家學者來華進行國際合作研究的要求。

1997年訪學美國返回後，葉克林先後競爭申報獲批了國家社科基金和江蘇省社科基金2個項目，最後自行出資墊付了一部分費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科研人員在經費報銷問題上遭遇的“刁難”大致為3種：搭便車、勒索和訓斥。

第一種是所在單位管理部門的個別人員將自己的發票塞入科研經費的項目中，比如飛機票。更嚴重的情況是，少數管理人員憑借掌控科研管理和財務核銷大權，主動刁難，並有“卡拿吃要”的嫌疑。

“如果我們派課題組年輕的研究生前往報銷，90%的概率會遭到財務人員的斥責，這個不符合要求，那里發生錯誤，為此跑來跑去，反複修改。”葉克林說。

賈康也提到，此前，我國“事業單位”定位的高校、研究機構中，單位管理方對於橫向課題經費實行了繁文縟節式的管理與核查、追溯。

於是，一些科研人員要麽出於自身尊嚴，要麽寧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再主動申請任何課題。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員劉長秋說，多數功成名就的專家可以不再申請，但是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是繞不過去的。

橫向課題能否去行政化？

如果以“課題視角”來審視研究機構的課題及其經費來源，即產生了“縱向”和“橫向”的區別。葉克林指出，兩者的區分不是一個科學定義，屬於科研人員約定俗成的說法。

葉克林說，對於“縱向課題”，其經費的使用、報銷、預算及其流程都有明文規定，非常嚴格;而“橫向課題”相當於“委托合同”，比如企業、社團組織委托社科院、農科院作相應的研究，多產生於“現實需要”。

多名受訪專家指出，科技成果轉化率的高低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直接相關，科技成果要想快速轉化，多集中在“橫向課題”領域。

然而，2014年我國公開的授權發明專利中，來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件數僅占31.7%。

在受訪專家看來，這一科技和產業“脫節”的事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橫向課題”在經費管理上仍采用行政化手段，即與“縱向課題”類似，由此捆綁了快速、靈活、多樣的反應手段，也就無法立即轉化成現實生產力，反而損傷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在中央提出解決科研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後，關於“橫向課題去行政化”的呼聲在學界日漸高漲。

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包括賈康在內的多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橫向課題經費管理去行政化”的提案。

賈康就在提案中稱，高校、科研事業單位或社團組織財務上代管(承包性質的)橫向課題經費，其使用規則應是以相關法律和發包方設立、承包方接受的具體規定為依據，代管單位機構越俎代庖設立和施加上述的限制，難以符合法治要求。

適度放權避免“管得過死”

受訪專家認為，要打通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後一公里”的障礙，必須以利益分配為導向，充分調動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而非“一統就死、一放就亂”。

但專家還指出，改革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將觸動科研人員與所在機構的利益而困難重重。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員指出，科研經費在管理和流程中一般由科研人員所在單位代為管理，而這筆經費在花光之前，事實上存入銀行，由此產生了利息。

他說，通常情況下，單位都會對科研經費收取一定的管理費用，“縱向課題”一般是5%，而“橫向課題”也收取類似的管理費，而且至少5%。

該科研人員指出，財務部門收取了利息和管理費，但科研人員並不清楚這兩筆費用的去向。

“在不涉及挪用公款的前提下，假如這筆錢使用的速度越慢，誰收益最大?”該科研人員感到很困惑，對科研人員的課題費用的報銷作出種種所謂的限制，事實上拉長了費用的使用周期。”

無論是“頭等艙”還是“查老賬”，甚至財務人員的“起勁”，其邏輯在於，如果科研人員用錢方便、出差方便，規格較高，花錢速度自然就快。此消彼長，單位的收益會降低。

他回憶說，單位的財務人員曾這樣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科研經費屬於單位‘預算外收入’，這就叫作‘數馬分肥’。”

在我國多數高校中，學院一級並沒有財務權，單列的計劃財務統一設在校方，因此高校里的科研人員對此毫無辦法。

該科研人員稱，利益問題可以解釋為何在經費管理體制上頻頻出現怪事。不過，也有科研人員看到了好轉的信號。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前，賈康曾在電話中應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要求，作了一次長談交流。賈康解釋了如何理解橫向課題與縱向課題應有的不同管理方式，從而在經費設計上加以優化。

“我們希望今後會出現來自政府部門的指導文件等權威依據，以解決目前在經費管理上的弊端。”賈康認為，對於改革的方向和內容，不僅是科研經費的財務管理制度框架和思路需要改善，具體實施細則也要具備合理的可行性。

近日下發的《意見》，對科研經費“管得過死”作出了調整：如簡化預算編制科目，下放調劑權限，對一些科目合並“同類項”。

一般情況下，科研項目資金分為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直接費用一般包括設備費、差旅費、會議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勞務費等10類左右的支出科目;間接費用主要用於項目承擔單位的成本耗費和對科研人員的績效激勵。

《意見》指出，在項目總預算不變的情況下，將直接費用中會議費、差旅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合並為一個科目。

在“科研項目預算”上，《意見》下放了相應的調劑權，在項目總預算不變的情況下，直接費用中的多數科目預算都可以由項目承擔單位自主調劑。

對於“勞務費開支範圍和標準”，《意見》明確重申勞務費不設比例限制，而且下放差旅會議管理權限，給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大的自主權。

加強經費的科學管理

諸多學者認為，一項科研經費管理的合理制度，在於既能激發科研人員的熱情，也能對其使用作出科學規劃和約束。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等都對科研資金管理提出要求，並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日益科學化、人性化。

“如2015年12月，科技部、財政部印發了《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監督工作暫行規定》，中央出臺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都對科研資金管理提出要求。”賈康說，《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的正式頒布實施，也提到“改革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和資金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這些制度對科研費用的規範使用提出了要求，任何使用假發票來套取科研經費到私人口袋的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甚至涉嫌犯罪。”葉克林說。

此外，高校和科研院所所集中的區域也加大了對具體單位使用科研經費的管理力度，如規範審計程序和行為，以及進一步簡化程序，為科研人員提供專業的審計服務等。

英國打擊“反避稅”：會計師、咨詢師一個都不能漏

立會選戰凸顯會計師階級矛盾

梁繼昌(中)在會計界組別勝出。(資料圖片)

4年前，還是會計界立法會議員的陳茂波決定不競逐連任，議席由4位會計師爭奪，以當年候選人編號排序，分別是梁繼昌、黃宏泰、陳普芬及林智遠。論當時知名度，說林氏最高相信沒有人反對，廣受業界重量級巨頭支持，被看高一線。但最後卻由泛民背景的梁繼昌當選。

4年後的今天，同一議席由梁氏和陳弘毅對壘。陳氏雖標榜自己是獨立人士，但卻得到業界一眾巨頭支持，程度更較去屆有過之而無不及。如選舉日前幾天，幾個業界團體通過不同渠道為其拉票。在認識的會計師中，粗略估計逾七成表示支持他，聲勢可謂一時無兩。結果不用多說，梁氏衛冕成功。但始料不及的是票數差距甚大，梁氏取得12,131票，反觀陳氏僅得6,836票。問題來了，林智遠和陳弘毅均是業界翹楚，不論在那裡定能獨當一面，為何獲業界巨頭垂青卻無助選情？與幾位朋友分析後得出相同結論：梁氏連任當然與他過去4年表現有關，但另一重要原因相信是業界積存已久的階級矛盾。

雖然不知會計界選民的年齡分布，但從會計師公會資料所見，39歲或以下會員人數有16,554人，佔總人數達43%。眾所周知，會計師工作時間長，經常要無償加班，但待遇比其他專業並不優厚。為此年輕會計師早已滿腹牢騷，對手握大權的會計師老闆更是心存不滿。行業生態遲遲未見改善，年輕會計師豈不絕望？老闆們支持某候選人嗎，偏偏就要你們不能如願，愈鋪天蓋地宣傳就愈反感，投票時自然反其道而行。再講，陳氏政綱主打維護業界利益，無疑打動不少業界老闆的心，如倡議「造大個餅」就是一例。但不少年輕會計師仍在打拼階段，加上會計師人數以商界專業會計師佔最多，縱使餅造大了，我們又能分到多少餅碎？這也解釋為何陳氏得到巨頭支持，卻不能進一步贏取會計選民的心。綜合而言，選舉結果其實是選民對會計業界不滿的投射，是階級間的鬥爭。不論是誰，若有意為下一屆參選作部署，如何爭取年輕會計師認同是要務。

梁氏順利當選，選民如瓜瓜者有3個期望。首先，功能組別議員代表業界服務社會，理應以全港市民利益為先。除運用專業知識參與制定法律外，希望繼續為我們把關，好好監管公共開支和監察政府工作。其次是兩個關乎業界未來發展事項，說的就是上市實體核數師監管改革及公司條例第408條。核數師監管改革迫在眉睫，政府的方向很明確，一切從嚴，日後監管機構不單將全由非執業人士掌管，職權更是缺乏制衡，將集調查和判罰於一身。儘管業界普遍反對，但看來事在必行。若政府一意孤行硬推方案，希望梁議員能協助業界爭取支持。至於第408條更被業界視為惡法，若有核數師觸犯相關核數師報告遺漏罪行，連負責的審計員也有機會負上刑責。希望梁議員繼續跟進力求修訂法例，至少不讓審計員受株連。

最後是會計界選民基礎。按職業訓練局統計，目前全港逾10萬人從事會計和核數工作，但只有會計師公會的逾4萬名會員合資格登記成會計界別選民，以今屆選舉為例，已登記選民人數是26,008人，佔從業員人數僅26%。為使議員更具代表性，希望梁議員爭取擴大選民資格，以及在聽取業界意見時，不要忽略另外的74%。

在此恭喜梁議員連任成功，謹祝未來4年議會工作順利。此外，也請陳弘毅先生不要氣餒，你在選舉中的表現實在出色，請繼續為社會和業界出力。

原文刊於：am730 2016-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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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市公司信披存五大不足 上證所重點問詢會計處理合規性

10月14日，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稱“上證所”)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截至目前，滬市公司2016年半年報信息披露事後監管問詢工作已基本結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上證所針對2016年半年報的監管問詢主要集中於四類公司。一是曾經多次出現信息披露違規情形，且未有明顯改善的公司;二是上市後業績變臉、經營業績明顯異於同行業變化趨勢的公司;三是存在利用不當會計處理粉飾財務報告、掩蓋經營業績大幅下滑嫌疑的公司;四是前期並購重組存在“高估值、高承諾”的公司。

從上證所監管問詢的情況來看，滬市公司半年報信息披露存在5方面的問題。對此，上證所重點強化了對於會計處理合規性的問詢。針對發現的違規行為，上證所督促30余家上市公司披露補充更正公告，對6家信披違規的公司啟動了紀律處分。

五方面問題和不足

據了解，滬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第一大問題是營境況與行業趨勢不匹配。

“通常而言，上市公司的生產經營狀況，與行業整體趨勢應當發生同向變化。事後問詢發現，部分公司的經營行為明顯不符合行業變化趨勢。”上證所舉例表示，有部分屬於產能過剩行業的公司，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大量新增資本性支出，增加固定資產和在建工程投資。另外，也有個別公司產品銷售情況出現大幅下降，但原材料采購卻大幅增加。

此外，也有公司的業務收入和現金流量不匹配。現金流量與業務收入的匹配程度，體現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質量。但據上證所介紹，半年報中，有公司收入和利潤持續增長，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卻持續為負，應收賬款增長較快，壞賬產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另有公司，改變以往的銷售政策，給予客戶較長的回款期限，未來回款存在較大壓力。

另外，隨著近年來跨境並購的日益普遍，很多上市公司在境外設立了生產和銷售基地，部分相關公司的半年報中呈現除了同一業務境內外業績不匹配的問題。

“一些公司境外業務的主要客戶位於境內，但相關業務的運費等附加費用未見明顯增加，同時毛利率也未發生明顯變化。也有個別主要業務收入來自境外的家電類上市公司，在品牌辨識度不高、境外主要客戶面臨破產清算、員工罷工等問題的情況下，毛利率仍然高於境內同類業務。”上證所稱。

另一信披問題則是投資者較為熟悉和關註的“業績變臉”。2016年上半年，部分新上市公司上市後業績大幅下滑，有的甚至出現轉折性的變化。例如個別公司上市後首次披露的半年報，顯示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招股說明書顯示其上市前三年的營業收入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且與處於同地區同行業的上市公司業績變化趨勢不一致。

上證所經問詢還發現，部分上市公司半年報中的資金運用與經營活動不匹配。“有公司與控股股東期間發生大額非經營性資金往來，涉嫌大額期間非經營性資金占用;有公司營業收入為零，幾乎無經營活動的情況下，出現大額預付款項，這些公司資金安全問題和資金運用風險凸顯，也是監管問詢關註的重點。”上證所表示。

強化會計處理合規性問詢

從上證所針對半年報發出問詢函的情況來看，上證所強化了對於會計處理合規性的問詢，重點集中在收入確認是否合理、費用分攤是否合理、資產減值是否合理、長期投資的確認是否合理等4個方面。

據記者了解，部分主營業務陷於停滯的公司，會將貿易收入作為實現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會計處理上，如果未準確區分商品、信用等風險和報酬是否發生轉移，以總額法代替凈額法進行收入處理，存在虛增收入的可能。

對此，上證所的問詢重點關註了相關風險公司貿易收入是否具有真實背景、收入和成本確認的會計政策是否妥當、是否隱瞞與主要客戶存在關聯關系等問題。

在費用分攤合理性方面，上證所的問詢重點聚焦於是否存在通過跨期計提調節利潤和費用變化是否合理。“有個別新上市公司，同期上市前後管理費用變化較大，存在上市前少提費用、上市後恢複計提的嫌疑。還有的公司，產品銷售出現大幅增長，但與之密切相關的運輸費用卻無大的變化。”上證所稱。

另外，部分滬市公司上半年出現了階段性的生產經營困難，相關賬面資產也出現了減值的跡象。在此背景下，是否足額計提了資產減值準備，成為上證所又一關註要點。

除此之外，不少上市公司上半年也積極實施了並購重組。這其中，大額對外投資的會計核算對上市公司業績狀況影響重大，公司重大長期投資會計處理的合理性和公允性受到監管重點關註。

例如，上證所問詢便發現，個別公司的境外並購投資受當地法律法規、境內外準則的差異以及對投資企業經營和財務實際介入受限等因素影響，長期投資初始確認及後續計量相關會計處理存在爭議，進而影響到半年報的業績。

會計選委ABC成功之謎

選委會投票，泛民在會計界奪26席。(資料圖片)

上周日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日，因抱恙在身兼票站離家甚遠，加上特首梁振英宣布不競逐連任，已經沒有動力去投票。但想深一層，是次選舉的選民人數才23萬多，自己有票都不出來投，實在對不起沒有票的市民，因此盡公民責任投票去。

瓜瓜所屬的會計界別，今屆有62位候選人競逐30個席位。未選之前，焦點均放在非建制派，看看能否乘今屆立法會選舉之勢再下一城，增加在選委會的影響力。豈料結果出乎意料地一面倒，不單泛民取得26席，連打著ABC旗號的親建制派也囊括餘下4席。換句話說，只要政綱有ABC就差不多穩操勝券。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當選者是新名字、新面孔。反觀建制陣營，候選人全是業內明星級人馬，如會計師大行老闆，還有歷任公會會長，可惜竟然沒有任何一位當選。

說也奇怪，梁特首在選舉前已表明放棄競逐連任，既然目標達成，按理ABC策略應不再奏效。再講，建制陣營打出的口號較為理性，例如承諾以既定標準及民調來選擇特首，按理應能打動講求理性的會計師選民，為何事與願違？究其原因，相信是階級矛盾的延續。

在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深得一眾會計明星支持的候選人以12,131票對6,836票大比數落敗。這次明星們親身披甲上陣不單鍛羽而歸，結果更是懲罰性的一面倒慘敗。坦白講，眾星對業界的貢獻無容置疑，是次選舉卻得到如此冷待，比較可取的解釋就是遭選民報復。

眾所周知，會計業界普遍工時過長，待遇卻不算特別高。據公會今年的調查，年薪在30萬元以下的會計師約佔38%，30萬元至60萬元以下的佔17%。要成為會計師，除了考試取得合格成績外，還要有至少3年工作經驗。但逾半數會計師的年薪在60萬元以下，加上漫長工時，待遇其實較其他專業差。

此外，雖然會計業界經歷了多年「好景」，但礙於人才供應充足，向上流動機會不多。每天辛苦工作兼進修卻得不到成果，基層會計師早已怨聲載道，但又礙於前途，大多敢怒而不敢言。適逢兩大選舉，年輕會計師藉投票予「對家」以宣洩不滿。與其說選民認同ABC政綱，倒不如說是對現有制度不滿的投射。

選舉後，曾與幾位年輕會計師交談引證了這點，他們清楚知道，即使特首換了人，香港的情況也不會有甚麼大改善。但為何仍要投票給ABC，就是要一眾金字塔頂端的會計師不順心，情緒宣洩多於寄望改變。

不要小看年輕會計師，他們才是候選人的老闆。根據會計界別的選委投票結果，30位當選者合共獲取191,078票，每位當選者平均得到6,253票。假設這些選票皆由非建制支持者投出，6千多人佔投票人數比例就是56%。他們的具體背景當然無從稽考，但按會計師公會最新年報，44歲或以下的會計師約佔總數的58%。當然，我們不能單單以此作結，認為投向ABC的選民必定是基層會計師，但幾可肯定，如何取信於他們才是關鍵。

除了會計業界，其他幾個專業界別的選委席位都由非建制派囊括，原因是否如會計業界般，瓜瓜不敢妄斷。但經此一役，相信眾多專業人士已意識到，自己的一票對特首選情何等重要。

文章刊於：am730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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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選委選舉餘波

今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十分熱鬧，特別是會計界別，儘管結果塵埃落定，但餘波未了。先是宣布參選行政長官的葉劉淑儀，其「精英論」惹怒一眾會計選委。事緣葉太在一次電台訪問指，曾向會計師公會秘書處查詢一眾當選選委資料，但對方回覆從不認識，故認為有關選委為「非精英」。有趣的是，公會其後澄清從無收到相關查詢，故無作過有關回覆。究竟是有人講大話還是有人將個別人士言論當作公會官方意見，執筆時葉太未交代清楚。

其二是有份角逐會計界別選委的重量級前輩周光暉，最近以《會計界六位前會長被一鑊鏟起》為題撰文，指建制派在選委選舉中大敗，原因之一是「新年輕會計師大部分都未置業或未能置業，他們同時亦因為年資、職位及薪水較低要受氣而投反建制一票。」周前輩看法與瓜瓜早前寫的《會計選委ABC成功之謎》不謀而合。其實不難理解，社會渴望求變，英國脫歐公投如是，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如是，故今年才現多宗黑天鵝事件。但更重要的是，會計選民不把票投予建制派，不信他們按選民意願投票才是致命傷。為何大部分選民有此想法，是往績使然，還是形象問題，值得建制派深究。

瓜瓜較感興趣的是周前輩對業界看法。對年輕會計師視大型會計師行為無良僱主，埋怨他們以低工資、長工時及上級刻薄等欺壓員工，周前輩不以為然，並提4點反駁。篇幅所限恕不盡錄，但簡單歸納為兩點，就是年輕會計師應「食得鹹魚抵得渴」和「飲水思源」。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用電腦數據分析甚至人工智能有助減輕核數工作，但當今審計仍算是人手密集行業，每年需聘大量專才入行。明知工作繁重，加班食鐘是常識，即使待遇較其他專業不算特別高，但每年仍有大批畢業生對大行職位趨之若鶩，為的只是一個較理想職業發展機會。

沒錯，絕大部分會計師不是被人拿著槍威逼入行，既然是自願，而且又清楚生活與工作無法平衡，理應無可怨言。可是，吃這樣的一小片「鹹魚」，是否值得像困在沙漠中一樣「抵得渴」。這個當然是個人取捨問題，但明知行業生態不健康，僱主有否盡力改善，還是擺著一副「老奉」心態，要求員工硬食，值得業界反思。另外，做人要飲水思源是應該，但不要忘記，不論是年輕會計師還是老闆，大家都同飲這一瓢水，一味叫人飲水思源，但對水質變壞卻置諸不理，怎樣說也說不過去吧？

當然，單單怪責大行也不公平，因食鐘文化與經營環境轉差不無關係。會計師行也是生意，既要顧及審計質素，同時須維持業務盈利。但近年會計準則修改頻繁，審計準則和相關規管更是愈收愈緊。例如被業界視為惡法的公司條例第408條，除了觸犯罪行的會計師外，連審計員也有機會負上刑責，名副其實的一鑊鏟起，睇少兩眼隨時惹禍。審計工作愈來愈重，客戶又不會乖乖追加核數費，成本壓力著實不輕。

無論如何，時移世易，跟年輕一代說教只會適得其反。聆聽他們的聲音，多從他們的角度考慮事情，會計業界才能持續發展下去。

廣告時間：拙作《讀財報．挖好股》已出版，內容主要講解如何運用財報關鍵指標，揭示股票真正價值，希望讀者朋友支持。謝謝！

文章刊於：am730 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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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總會計師：改革是國企效益回升的重要保障

2016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6.7%，央企實現利潤總額12326.7億元，同比增長0.5%。

如扣除當年電信資費下調、火電上網電價調整和天然氣價格下調等政策性降價減利影響，中央企業效益比上年增長16.5%。

為何國企能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2016年仍拿出一份讓外界滿意的“成績單”？第一財經記者帶著這樣的問題專訪了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委員、總會計師沈瑩。

國務院國資委總會計師沈瑩

第一財經：過去一年，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生產經營企穩向好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沈瑩：在2016年，中央企業積極克服石油、鋼鐵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位波動、產能過剩行業增多等不利影響，加大改革創新、市場開拓、降本增效、結構調整和重組整合等工作力度，重點行業穩產穩銷，主要經營指標企穩向好。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收入利潤止降轉增。經濟效益恢複增長。2016年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23.4萬億元，同比增長2.6%,經濟效益恢複增長。扭轉了自2015年初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斷崖式下跌以來持續下滑的局面。

二是盈利結構優化。中央石油石化企業效益降幅逐季收窄，中央鋼鐵、有色、煤炭等企業實現減虧增利。制造業、醫藥、現代服務業、建築業的效益貢獻持續提升。電子工程、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新的利潤增長點正在形成。

三是運行質量明顯改善、稅收貢獻穩步增長。當年，中央企業狠抓降本增效、優化資源配置、妥善應對風險挑戰，成本費用總額增幅低於收入增幅0.5個百分點。中央企業在自身發展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也為國民經濟健康穩定運行作出了重要貢獻，2016年上交稅費2.1萬億元，同比增加597.6億元,增長3%，增速比上年加快4.9個百分點。

第一財經：在您看來，國企能夠取得效益提升背後，國資委和國有企業做出了哪些努力？

沈瑩：一年多來，國資委和中央企業向供給側改革聚力加力，加強組織領導，落實責任機制，堅持問題導向，聚焦關鍵環節，狠抓工作落實。八方面重點工作取得積極進展。

一是大力開展降本增效。面對市場下行壓力，國資委督促指導企業大力開展“成本管控、效益否決”專項行動，因企施策壓降成本費用，2016年中央企業成本費用總額增幅低於收入增幅0.5個百分點，百元收入負擔的成本費用同比下降0.5元，有效拓展了盈利空間。

二是著力推進“僵屍”特困企業處置治理。處置“僵屍企業”、開展特困企業治理是中央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2016年，完成398戶“僵屍企業”和特困企業處置治理任務，使企業卸下了包袱，增強了整體盈利能力。同時，國資委組織對10家重點困難中央企業集團，采取“外科手術”與“內科手術”相結合的方式推進改革脫困，整體實現減虧50%，其中中鋁公司等8家央企集團實現扭虧為盈。

三是積極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2016年中央鋼鐵、煤炭企業認真落實國務院部署，調整優化產能布局，化解鋼鐵過剩產能1019萬噸，化解煤炭過剩產能3497萬噸，均超額完成年度任務，發揮了帶頭示範作用。

四是強力壓減戶數層級。2016年中央企業累計減少法人2730戶，93家企業法人總戶數下降，“壓減”經濟成效明顯，共減虧43.9億元。

五是嚴格防控債務風險。國資委高度重視中央企業風險防範，持續加大債務風險監測、管控力度，對部分負債率較高企業實施負債率和負債規模雙重管控；跟蹤中央企業債券情況，對發行規模實行比例管理，指導中國鐵物等企業完成債務重組，妥善化解債務風險，守住了不發生重大風險的底線。在嚴控債務風險的同時，中央企業加大應收賬款、存貨“兩金”管理力度，壓控“兩金”增幅，保持了經營活動現金流健康穩定。

六是推進產業重組整合。2016年，國資委推動了寶鋼與武鋼等5對10家中央企業實施重組，推動專業化重組整合，成立中國航發集團；推動中航工業地產業務與保利集團整合；搭建煤炭資源重組平臺，推動資源向具有專業優勢的企業集中；設立航材共享平臺，促進航空行業航材服務資源整合。

七是推動各項改革措施落地。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在10家中央企業開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穩步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確定首批重點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企業，在10家中央企業子企業開展員工持股試點。加強規範董事會建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開展落實董事會職權試點。深化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與勞動力市場相適應、與企業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掛鉤的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已全面鋪開。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激發了企業市場競爭的活力和動力。

八是提升創新發展能力。積極推動中央企業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發展後勁。指導中央企業牽頭成立了中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和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中央企業廣泛開展“雙創”、“互聯網+”活動，搭建各類“雙創”平臺409個。航天航空、高速鐵路、移動通信、飛機制造、核電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取得突破，為企業轉型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一財經：2016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利潤格局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新的利潤增長點在形成。您認為這些變化是哪些因素形成的，又反映了怎樣的趨勢？

沈瑩：這一輪改革的重點是機制創新和結構調整。經濟下行的時期，傳統重化工產業產能過剩，不能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迫切需要結構調整。

前些年，石油、煤炭等能源行業利潤占比大、效益貢獻多，與當時國家工業化發展階段相匹配。但隨著經濟發展到新的階段，對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需求增加，這就需要調整結構和轉型。

目前，石油、鋼鐵等傳統重化工業的利潤貢獻在下降，先進制造業、電子工業以及智慧城市建設、現代通信和物流等服務業的效益貢獻在上升。這體現了結構轉換過程中新動能正在培育壯大，結構在優化，這也是經濟企穩向好的基礎。

第一財經：在國企效益轉好的背後，是否也有改革作用的體現？在國企效益V形反轉的過程中，改革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沈瑩：應對這一輪經濟下行壓力，國有企業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改革。通過深化改革、著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彌補管理“短板”，這是企業提質增效的重要保障。改革不僅是要完善體制機制建設，也包括布局結構的調整、弘揚企業家精神、調動廣大職工積極性。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激發了企業市場競爭的活力和動力。

改革是國企應對下行壓力、遏制效益下滑、實現效益回升、實現穩中向好的重要保障。2017年國有企業還要加快各項改革措施落地，釋放改革動能，為供給側結構調整、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改革目標破除障礙，拓展更多的發展空間。

第一財經：目前企業成本上漲的壓力很大，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提升國企效益？

沈瑩：目前價格回升對成本的壓力是新的挑戰，上遊原材料價格上漲對制造業成本有很大影響，這要從兩個方面來應對。

一是國家宏觀政策降成本，通過降稅清費等舉措給予企業政策支持。二是企業通過改革降成本。過去降成本更多地通過壓減企業開支，目前更多地轉向通過深化改革、調整布局結構、優化內部流程、轉變商業模式等多種途徑來降成本。

目前降成本的空間還很大，比如壓縮管理層級，提高了效率，減少管理成本和各種資源的占用。再比如內部流程的優化、區域協同和產業鏈的合作、優化機制降低人工成本等都可以降成本。

降成本已不僅僅是簡單的減少開支縮減費用，更要繼續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商業模式的變革、內部流程的優化來降成本。今年如果這些工作都做細做實，對於降成本應該說是非常有效果的。

 

澳洲會計師公會：去年16.6%大陸小企業拿到風投或天使融資

澳洲會計師公會近日公布的亞太區小型企業調研結果顯示，盡管經濟周期下行，但2016年74.1%的中國小型企業還是錄得增長，不過“資本寒冬”之下，只有16.6%的受訪小企業拿到了風投或天使融資，而認為容易拿到融資的小企業比例也較2015年下滑了20個百分點。

記者了解到，此次澳洲會計師公會連續第7年公布相關數據，此次共調研了雇員少於20人的小企業2971家，涵蓋零售業、教育培訓、生產加工、科技、信息傳媒等多個行業。調查數據顯示，盡管2016年經濟進入下行趨勢，但中國內地小企業的情況依然好於香港、新加坡以及澳新等其他市場。有一成小企業增長強勁，而64.8%的小企業則輕微增長。

此前，在資本的催動下，帶動了一批創業企業蓬勃興起，在創業圈中也一直流傳著各種一夜暴富的故事。不過隨著宏觀經濟趨勢的變化，從2016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創業者把資本寒冬掛在了嘴邊。所謂資本寒冬，行業內曾概括為市場上的資金開始變得匱乏，企業融資變得困難，環境惡化，猶如冬天到來。

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確實是個樂觀的年份，59.3%的小企業表示容易獲得融資，而到2016年認為容易拿到融資的比例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2017年，這個預期為42%，比2016年微有好轉。

而2016年真正拿到風投或天使融資的小企業數量到底有多少。數據顯示，2016年，近四成的小企業以自有資金為主要來源。而有融資的小企業中，銀行依然占到32.5%的比例；民間信貸、P2P、眾籌等占13.2%；而真正拿到風投或天使融資的只有16.6%。在融資的目的上，66.5%小企業希望通過融資實現業務的增長，但也有近四成小企業希望通過融資來維持企業生存。

澳洲會計師公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吳嘉源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事實上國內小企業對融資的需求非常渴望，連續3年來，小企業向外尋求融資的的比例都超過八成，但是目前風投和天使融資的比例並不高。風投對於項目較為挑剔，如果不是高成長性以及和互聯網有關的項目，很難得到風投的垂青。

和靈投資合夥人胡鏡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說資本方收緊口袋倒不如說是恢複常態，畢竟從投資人的角度上來看，判斷是否給予小企業投資，最主要的是看其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護城河寬度以及何時可以快速登錄資本市場變現，其他的關註度並沒有那麽高。他建議中小企業未必要迷信風投和天使融資，而是尋找融資的匹配度，找到適合自己企業的融資方式。

吳嘉源認為，小企業本身它的業務歷史比較短，盈利能力也不是太高，找到很多渠道的融資是很困難的，一般會通過比較傳統的銀行和社會的融資平臺獲取資金，整體來說，中國的小企業獲取融資並不是太困難，但和2015年相比還是有差距，因此金融企業也應該給予小企業更多支持。此外，他也建議中小企業也應控制現金流，降低對外部融資需求和融資成本。

盡管融資上預期並沒有太大起色，但是內地小企業的經營者樂觀程度依舊。在2016年，有38.8%的受訪小企業增加了員工，而2017年有意願增加雇員人數的企業比例為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