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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債產品體系再完善 2年期國債期貨仿真合約27日起上市交易

繼股指期貨於2月16日松綁之後,國內金融衍生品市場再迎喜訊。

2月22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下稱“中金所”)發布公告稱,將於2月27日(周一)面向全市場開展2年期國債期貨仿真交易,首批掛牌上市的2年期仿真合約為2017年3月(TS1703)、2017年6月(TS1706)和2017年9月(TS1709)。各仿真合約掛盤基準價由交易所在合約上市交易前一交易日公布。

根據公告,2年期國債期貨仿真合約標的為面值100萬元人民幣、票面利率2%的名義中短期國債,最小變動價位為0.005元,最低交易保證金為合約價值的0.5%。

交易手續費方面,2年期國債期貨仿真合約與已上市的5年期、10年期國債期貨一致,手續費標準定為每手3元,平今倉交易免收手續費,交割手續費標準為每手5元。

交易保證金和漲跌停板幅度方面,2年期國債期貨各仿真合約的交易保證金定為合約價值的0.5%,交割月份前一個月下旬的前一交易日結算時起,交易保證金定為合約價值的0.8%,交割月份第一個交易日的前一交易日結算時起,交易保證金定為合約價值的2%。仿真交易2年期國債期貨、5年期國債期貨和10年期國債期貨的跨品種雙向持倉,按照交易保證金單邊較大者收取交易保證金。

2年期國債期貨仿真合約的漲跌停板幅度為上一交易日結算價的±0.5%,上市首日各合約的漲跌停板幅度為掛盤基準價的±1%。

“從國際市場看,2年、5年、10年期國債期貨都是成功的期貨品種,在利率風險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國5年期、10年期國債期貨上市以來運行平穩,投資者交易理性,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功能作用逐步發揮。”中金所相關負責人表示,為了完善國債期貨產品體系,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中金所從市場需求出發,並借鑒國際經驗,設計了2年期國債期貨合約。

據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在國債期貨暫停交易18年之後,2013年9月6日,首批三個5年期國債期貨合約上市交易。2015年3月20日,10年期國債期貨成功上市,國債期貨市場由此實現了從單品種到多品種的突破。

2016年4月,中金所債券事業部發布《2015年國債期貨市場運行分析》(下稱“報告”)。報告內容顯示,2015年國債期貨市場運行平穩、穩步發展。具體表現為市場成交持倉顯著增加,價格震蕩上行、期現緊密聯動,交割平穩順暢。

從成交量來看,2015年成交608萬手,日均成交24935手,較2014年增長562%。從持倉量來看,2015年12月31日,國債期貨總持倉58594手,較2014年底增長172%。此外,市場參與結構更加成熟,機構入市加快。2015年法人客戶參與數1734家,較2014年增長290%,法人客戶的成交、持倉占比分別達到了22%和65%。2015年,參與國債期貨交易的資管產品數量達1227只,較2014年增長290%。

“5年期和10年期國債期貨已經上市交易,基本可以覆蓋國債收益率曲線的中長端,但市場仍缺乏有效對沖其他期限利率風險的工具。”彼時,報告建議,我國應推出2年期等期限的其他國債期貨產品,進一步完善國債期貨產品體系,促進各期限國債流動性的提高,推動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

同年3月,中金所相關負責人在中金所主辦的“2016年國債期貨策略交流會”上表示,將繼續推進國債期貨市場發展,推進2年期國債期貨上市,完善產品期限結構。同時還將進一步加強對國債期貨市場的監管,研究準備國債期貨期權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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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點睛丨政策力挺追溯體系建設 相關企業受益

商務部23日消息,16日商務部聯合工信部、公安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關於推進重要產品信息化追溯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部署推進重要產品信息化追溯體系建設工作。

建立重要產品信息化追溯體系是物聯網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追溯體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國產品質量體系的重要舉措。未來,我國采用信息技術建設追溯體系的企業比例將大幅提高,社會公眾對追溯產品的認知度和接受度也將逐步提升,追溯體系建設市場環境將明顯改善。

此次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成全國上下一體、協同運作的重要產品追溯管理體制,統一協調的追溯標準體系和追溯信息服務體系。意見以落實主體責任為基礎,以信息化追溯和互通共享為方向,突出可操作性,提出了重要產品信息化追溯體系建設基本原則、建設目標、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

同時,隨著企業規模迅速增大,產品種類與數量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傳統以手工方式進行產品管理的狀態已經不能適應現代企業管理的需要。為滿足客戶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采用自動識別技術進行企業倉儲管理、生產管理等內部業務流程的產品信息追溯系統將迎來廣闊的市場機遇。

未來,隨著國家對產品信息化追溯體系建設投資力度的加大,相關產業有望迎來發展良機。A股市場相關上市公司中,達華智能(002512.SZ)、銀江股份(300020.SZ)、新大陸(000997.SZ)以及遠望谷(002161.SZ)等值得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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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銀行”創始人尤努斯:將普惠性融於金融體系中

“即便是全球最富裕國家的金融體系,也缺乏普惠性,這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2月26日,國際普惠金融之父、“窮人的銀行”——格萊瑉銀行的創辦者、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中國人民大學尤努斯中心成立儀式上如是說。

1983年,尤努斯創辦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將二三十美元的小額資金借給沒有信用記錄,也無法提供擔保物底層人民,使其擺脫高利貸的盤剝。有超過900萬人向鄉村銀行借過錢,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全球有100多個國家效仿該銀行模式建立農村信貸體系。除了相對貧窮的孟加拉、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也包括頭號發達國家美國。

尤努斯介紹,從2008年建立了紐約第一家格萊瑉分行起,其他城市也主動找上門來,格萊瑉銀行先後在洛杉磯、舊金山,北卡羅來納、印地安納等州開辦了8家分行。“在美國,我們的最小貸款額是1千美金。事實上,5萬美元以下的貸款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有99.5%的還款率。”尤努斯認為,要避免普惠金融與金融的排斥性,把最底層的人包括進來,而不是排除出去——在貧窮地區,格萊瑉銀行至今仍保持著最小27美金的貸款額度。他多次強調,小額貸款應該是一項社會事業,並不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

格萊瑉銀行的利率有4種:創收目的的貸款利率為20%,住房貸款的利率為8%,學生貸款利率為5%,極度困難成員(如乞丐)貸款免息。“考慮資金成本(大約5%)後,最多就是10%的利潤,這還是非常好的項目。如果增加到15%,就已經在黃色區域,需要警惕。如果超過15%,可能就不能稱為小額貸款,已經接近高利貸了。”尤努斯說。

盡管格萊瑉銀行為解決農民貧困提供了學習樣本,但其在中國複制過程卻遭遇“水土不服”。茅於軾、杜曉山早年的嘗試都宣告失敗,只有陸口合作社運營良好。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格萊瑉又開始了與P2P企業的合作。2014年底,京東宣布與格萊瑉銀行進行戰略合作,至今未有實質性開展。格萊瑉方面稱京東CEO劉強東曾承諾出資100萬美元幫助格萊瑉項目在中國農村落地,但一直沒有兌現;而京東則回複稱,捐款無法落實是由於格萊瑉銀行的相關金融資質尚未解決。更早的2009年,阿里巴巴和壹基金也曾與格萊瑉合作小貸項目,最終因為運營和環境變化等問題而終止。

業內人士分析,歸根結底,雖然格萊瑉自稱其社會企業模式是可盈利的,但不代表他是純正的商業性企業。這類企業對基礎盈利的要求,遠低於其對社會效益、社會目標的追求。這從格萊瑉銀行本身的極低資本回報率上也充分反映出來。因此,純粹的商業性資本嘗試格萊瑉模式基本不會長久,因為這種模式對比其它的同類型金融企業,盈利肯定是相對較低的。即使度過初創期,其成熟期的盈利也難以滿足商業性資本逐利性要求。將普惠性融於金融體系中,真正下沈到“金字塔”底層,也正是中國發展農村金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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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廣昌提案:鼓勵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科創綜合體和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

醫藥健康是複星集團的主要業務板塊之一,全國政協委員郭廣昌此次遞交的提案中,有兩份也與此有關,包括建議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大型生物醫藥企業集團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科創綜合體;以及加快建設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

郭廣昌指出,在傳統機制下,創新研發和市場應用的脫節,多學科交叉創新機制對傳統單向研發模式的顛覆,以及互聯網應用的風起雲湧徹底打破了產業壁壘,新時代、新技術和新模式需要對傳統生物醫藥企業研發機制提出新的思考。

因此建議制定創建生物醫藥科技創新綜合體的具體標準,標準要求堅持創新和國際化兩大主體內涵,以及體現產業協同、互聯網+、研發和市場協同等原則。在土地、財稅、人才政策方面全方位給予鼓勵和支持。

同時建議鼓勵“科創綜合體”通過投資並購發展壯大,尤其鼓勵已經初步實現研發創新及營銷體系在全球布局、產業結構涉足醫藥制造和服務等大健康產業綜合布局的生物醫藥企業集團;鼓勵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以本土為中心和樞紐進一步完善提升全球創新網絡,對此建議出臺具體措施,在進出口金融、財稅、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

此外,建議鼓勵生物醫藥科創綜合體(包括投資並購的企業)以全球領先為目標,圍繞“健康”創新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建議在針對“全球首發”的相關產品以及技術的註冊、申報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議”的模式給予綠色通道,加快產業化、市場化進程。

對生物醫藥科創綜合體的創新成果和產品及技術,郭廣昌建議會同衛生、人保、科技主管部門,出臺鼓勵醫療機構優先采購、臨床優先使用、醫保優先報銷的具體措施。

對具有國際化資源且具有創新能力轉化的企業,郭廣昌建議鼓勵他們從全球引進創新前沿的健康產品和技術,建議發展改革、科技、藥監、衛計、商務、知識產權、稅務等相關部門,制定專項扶持鼓勵政策、機制及具體措施。

在加快建設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方面,郭廣昌認為當前我國醫學人工智能建設存在著諸多問題,例如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發展程度仍有差距;國外企業領跑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臨床研究與應用;“產學研”開放創新機制不完善及健康醫療大數據管理制度不健全。

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推進健康醫療大數據有條件的開放共享

加快推進惡性腫瘤、高血壓、糖尿病、出生缺陷和罕見病領域的健康醫療大數據的開放共享,完善人工智能在上述疾病領域的模型構建、深度學習算法訓練,實現對基因組學等大數據的采集、分析挖掘能力,切實加強人工智能技術在精準防治治療中的效果。

二、成立國家醫學人工智能工程中心,加快研發中國自主“沃森”

由國家發改委給予引導,由國內在醫學、藥學、信息技術專業具備一流學術水平的綜合性高等院校牽頭,吸引具備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基礎企業、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企業、藥品研發企業等相關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的醫療智能認知系統。

三、鼓勵和支持具有大規模醫療應用基礎的企業與高校

建立長期和深層的合作機制政府利用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促進企業與高校合作建設研發機構和中試基地,實現技術、數據、學科資源共享,充分發揮產學研協同創新效應,提高研發效率,加速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應用服務的落地。

四、加強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安全管理

研究當前醫療數據的使用現狀、權限邊界和最終流向,明確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存儲與分析都應當在境內進行的基本原則,盡快出臺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法律法規,規範健康醫療大數據的開發、挖掘、應用等行為。對具有較高商業價值和應用前景的醫療大數據——例如人口健康信息、電子病歷、放射影像和病理報告、化驗結果、醫生病程記錄等,應當設置必要的使用權限加以監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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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嘉行傳媒:50億、3個女人、20個明星、四套藝人體系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08/161735.shtml

解碼嘉行傳媒:50億、3個女人、20個明星、四套藝人體系
娛樂資本論 娛樂資本論

解碼嘉行傳媒:50億、3個女人、20個明星、四套藝人體系

大劇造星,嘉行的藝人進階之路。

本文由娛樂資本論(微信ID: yulezibenlun)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李靜。

50億,這是嘉行傳媒的最新投後估值。

這相當於什麽呢?在新興藝人經紀公司中,隨意尋幾個例子,喜天影視2016年初引入光線投資,估值8億,現在或許走高不少;旗下有楊洋、宋茜、穎兒的悅凱娛樂2016年底估值8億;唐人影視上市前估值13.18億,之後一直未有動作;即便是老牌的影視公司山影估值也才40億。

嘉行傳媒憑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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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3月2日晚,嘉行傳媒發布股票發行方案,預計募集資金不超過2.75億。還預告2016年度將實現營業收入3—3.2億,實現歸屬掛牌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1-1.2億,再加上2015年度的8000萬,嘉行與其第二大股東尚世影業所簽下的3.1億對賭協議已經完成了61%-64%。

在這個時間點發起股票認購,是再合適不過,畢竟嘉行投資、承制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剛剛收官,目前網播量已超300億,劇中主要角色從楊冪到男N號,都多為嘉行藝人,一時間嘉行風頭無兩。

股民效仿趙薇的“港股女神”頭銜,為楊冪取名為“新三板女神”,但事實是,楊冪並不怎麽參與公司資本和業務運營,主要都是她的合夥人一手操辦。

大家都知道嘉行是藝人+影視兩條腿的模式,目前藝人和影視營收占比也基本為1:1。近日,娛樂資本論也專訪了嘉行負責人曾嘉,據了解,嘉行對藝人按照發展程度劃分為一線藝人、成熟藝人、上升期藝人、新人四個梯隊,20名簽約藝人各就各位。

四個不同的梯隊,配合這個資深經紀人團隊手上不同的劇集、角色資源,再施以不同的營銷體系,一系列測評、培訓、市場反饋的遊戲闖關式流程,這會是嘉行估值50億的秘密嗎?

“老板楊冪”背後的幾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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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楊冪”直到現在還是外界所津津樂道的標簽,從入股歡瑞世紀,套現出走,再到成立嘉行、借殼上新三板,嘉行傳媒一直以來備受關註的種種動作被不少媒體冠以“楊冪的商業之路”。但其實從嘉行的股權情況來看,楊冪占比7.27%,其兩位合夥人(也是前經紀人)曾嘉、趙若堯持股更多,楊冪也甚少涉足公司資本和運營。

作為楊冪以及嘉行背後的操盤手,曾嘉2000年加入榮信達、師從李小婉,先後帶過歸亞蕾、陳坤和周迅,再看著周迅火遍大江南北。後面,周迅於2005年底解約去華誼發展後,曾嘉便接手了楊冪的經紀工作,楊冪榮信達合約到期後,便與曾嘉和趙若堯一起離開攜手闖蕩,直到現在。

作為公司合夥人之一的楊冪,目前依然是更多專註自己的演藝工作,但在幫忙推公司新人的事情上可謂不遺余力。“楊冪更多的工作還是在她的專業上下心思,專註‘臺前’,她是公司新人的核心榜樣,而關於公司怎麽運作經營這些‘幕後’,就是我和若堯等等幾位合夥人來把控”。

曾嘉告訴娛樂資本論,嘉行自成立公司、完成工商註冊,再到借殼西安同大上新三板,都是由李娟所一手操辦。“我們對資本這塊實在不太擅長,所以在2014年想要成立公司時,就請了當時在普華永道的李娟過來。”目前李娟作為公司的副總裁,主要負責資本方面的事務。

一直以來,粉絲們都會詬病藝人團隊不專業、不作為,楊冪的粉絲也是。但在業內,嘉行的名聲可謂是響當當,尤其是藝人宣傳都受到同行的贊賞,會玩梗能營銷。

坐在小娛面前的曾嘉和趙若堯確實看起來沒有高管做派,幽默明朗,明明都是過三十的人了,仍然會開玩笑說自己“還是18歲的少女”。在嘉行,員工不用上下班打卡,也很少像傳統公司一樣開非常形式化的例會,除了工作以外,可能最煩的是被老板們催著談戀愛。

面對負面聲音或者粉絲質疑時,她們給人的感覺有點像“無為而治”,強大自己的內心,甚至順勢自黑。多年前,那時的楊冪身陷整容、演技差、捆綁炒作緋聞的爭議中,曾嘉團隊卻給她接了天涯訪談的通告,直面鋪天蓋地的輿論。

結果恰恰是那次訪談中楊冪展現的耿直與段子手般的自我調侃,贏得了路人們的好感,成為楊冪的一個轉折點,也造就了一波明星間的“自黑”風。 

闖關式培訓體系,嘉行系藝人的走紅之路

2012年,楊冪工作室成立,從那時候起,她們開始有意識地儲備IP、簽約藝人。後來曾嘉、趙若堯與楊冪著手成立了嘉行傳媒,確定了以藝人經紀為核心的三大主要業務板塊,而楊冪工作室保留了它原有的結構在嘉行傳媒旗下持續運營。《三生三世》中的“素錦”黃夢瑩和“司命星君”王驍,最早在工作室成立前就簽約了。而迪力熱巴、張彬彬等人則是工作室成立後第一批簽下的。

因此所有人都在說嘉行的藝人突然爆紅,但其實嘉行系藝人早已蟄伏三年有余。

2013年,楊冪首次擔任制片人,與歡瑞世紀共同制作都市愛情劇《微時代》,為了選角,曾嘉等人跑遍了北電、上戲等各大藝術院校,迪麗熱巴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嘉行團隊“一眼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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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戲的一位教授幫忙在學校里張貼了《微時代》海選演員的海報,迪麗熱巴便是在那個時候與嘉行結了緣,當時她才大二,但已經於2011年主演了個人首部電視劇《阿娜爾罕》,飾演女主角“阿娜爾罕”。迪麗熱巴就和同學一起在宿舍錄制了簡短的VCR介紹自己,發給曾嘉後,團隊都覺得“這女孩不錯,有辨識度”,兩天後,迪麗熱巴從上海來到北京試鏡。

曾嘉和趙若堯說起第一次見到迪麗熱巴時,“她黑色長發及腰,遮住了大半邊臉,帶著副藍色的耳機,安安靜靜,活像個洋娃娃”,但試鏡的時候迪麗熱巴卻爆發力很強,頗具靈氣,讓曾嘉印象深刻,所以經過和迪麗熱巴和她的家人幾次溝通之後,就一拍即合地把她簽下了。

除了迪麗熱巴,張雲龍、張彬彬、高偉光、李溪芮也都是《微時代》時期簽下的,制片人楊冪不放過任何推廣他們的機會,帶著新人登上《Easy》8月刊封面,上金鷹節紅毯,他們也在後期成為嘉行藝人的中堅力量。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應該算得上是嘉行這兩三年來的一個里程碑。嘉行的投資制作收益不說,這部劇捧紅了自家的一眾藝人,素錦、玄女、司命、胭脂、大師兄疊風、十六師兄子闌一下子都火了,而楊冪和迪麗熱巴、高偉光、張彬彬等更是受到品牌商熱捧,連續接下不少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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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嘉行挑選新人的邏輯,曾嘉認為很簡單,“三觀正、人品好、有辨識度、對自己有專業要求”,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就難了,需要經歷“測評——培訓——推向市場——進階”的嚴格甄選。

每年嘉行最多只簽約2-3個新人,為此公司自建了一套選人的測評體系,宣傳部門和經紀部門合作,從顏值、語言、表演、臺詞、形體、智商、情商等各個維度來打分。

此外,他們還會專門拿出一個下午跟新人聊家庭背景和成長軌跡,了解其內在品質,希望他們在人品、三觀、心理狀態上都沒有問題。測評完後會根據每個人的優劣勢,來進行藝人的定制培訓,專業合格後再推向市場。

此外,嘉行對內部藝人按照發展程度劃分為一線藝人、成熟藝人、上升期藝人、新人四個梯隊,各階段都會有定制的路線規劃。當新人逐漸熟悉了這個行業進階為上升期藝人後,再進行測評、培訓、調整向市場推廣的方式,就像遊戲闖關一樣。

大劇造星,嘉行的藝人進階之路

在嘉行的造星產業鏈中,影視投資與制作,絕對占據著最重要的一環。

2015年,劇酷傳播拿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這個項目來找楊冪出演白淺,此時嘉行影視投資制作業務趨於成熟,在拿到10集劇本後確認了合作,嘉行也在確認合作後開始組建班底、搭配演員陣容。

楊冪“帶人進組”其實只是外人看到的表象,嘉行實際上是在拿到承制後借助藝人儲備,在籌備期快速鎖定演員,實現角色與演員的互相成就。

但是,嘉行本身的藝人梯隊劃分,與以劇捧人的模式結合後,難免會出現資源傾斜,藝人內部關系如何協調也成為一件需要日常解決的難題。曾嘉就直言,當經紀人與當CEO不一樣的就是,從管一個藝人,到管所有藝人,和外部溝通,還要協調藝人內部的關系。”

藝人經紀公司布局影視業務的不在少數,娛樂資本論之前就梳理過部分,但明確以藝人經紀為核心,並讓影視業務成就藝人經紀的還真沒幾個;能夠持續以大劇來捧藝人,就更是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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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當初楊冪接演電視劇《宮》前,還有另一部電視劇方找上門來,並且開出了高出一倍的片酬。但曾嘉團隊反複權衡之後還是選擇了《宮》,並說服楊冪出演,正是這部劇讓其走向爆紅。

嘉行還會將藝人與影視高度融合,開發定制劇。曾嘉透露,《漂亮的李慧珍》就是公司專門為迪麗熱巴、李溪芮、張彬彬定位的劇,創作過程中就根據藝人特質做了適合他們的改編。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同樣是專門為楊冪等多位藝人來選擇的項目,“確定制作之前,我們除了評估項目本身之外,還會先考慮哪些角色適合哪些藝人。項目為藝人服務、藝人提升項目是我們在制作時不同於其他傳統影視公司的標準”。

“比如演員確認後,編劇就會在保證角色本身性格特點的基礎上,根據藝人自身特點,相應的調整角色細節。藝人演起來舒服,編劇寫起來有代入感,角色與藝人氣質相輔相成,效果不言而喻。”

2016年初《太子妃升職記》捧紅盛一倫和於朦朧、《上癮》紅了黃景瑜、許魏洲後,網劇造星成為熱點,此後《刺客列傳》《識汝不識丁》都驗證了其可行性。但除了有後續資源的藝人,這類劇造出來的星,往往只是實現了藝人在網劇領域的走紅。如何讓藝人擴大到新的領域,也成了一個探索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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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行的定制劇捧人模式,則把基礎定位於網臺大劇,曾嘉、趙若堯和楊冪在娛樂圈十多年累積的資源,包括嘉行自身開發的項目,為旗下藝人提供了更多機會,他們的起點就比一般新人高。而且按曾嘉的說法,“嘉行自己的劇,給演員的片酬和市場價一樣。”

同時,經紀公司經常面臨把新人捧紅,就被大公司迅速挖墻腳的現象,曾嘉認為這在嘉行也不易發生,因為有劇目資源在手,可以持續用大劇造星,從新人到成熟藝人,再到一線藝人的進階就變得較為順暢。

都說娛樂圈的創業者容易焦慮,但在嘉行傳媒,這種焦慮似乎並不明顯。曾嘉和趙若堯的辦公室朝南,有一整排透明窗子,所以顯得格外明亮,桌上擺著各種小零食,自制的咖啡,以及沙發上窩著兩只愜意的喵星人。

電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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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減肥成為“國家行動” 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完善節水農業政策體系

農業在我國是用水大戶,農業用水量約占全國總用水量的63%。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用水正逐步被工業和城鎮生活用水擠占,環境生態需水與農業分享用水的問題愈來愈突出。我國水資源嚴重緊缺,總量僅為世界的6%,旱地面積近10億畝,每年農業灌溉用水缺口超過300億方。

在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萬連步稱,為解決或緩解農業缺水問題,我國農業必須從傳統的粗放型灌溉農業和旱地雨養農業向現代高效節水型灌溉農業、旱作農業和生態農業轉變。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把農業節水作為方向性、戰略性大事來抓”。加快發展節水高效農業,不僅是解決我國水資源短缺、實現水資源高效利用的有力保障,同時也是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水資源安全的重大基礎戰略,可以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有力地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水肥一體化發展是實現節水、減肥、減少環境汙染和降低資源消耗的重要手段。提高水肥資源利用效率,大力推廣水肥一體化,實現水分和養分的綜合協調和一體化管理,對我國農業轉變發展方式,走綠色、高效及可持續發展之路具有重要意義。

節水農業技術在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發達國家一直受到廣泛重視。以色列水肥一體化應用比例達90%以上,美國是微灌面積最大的國家,25%的玉米、60%的馬鈴薯、33%的果樹均采用水肥一體化技術。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在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園藝作物生產上均存在著水資源匱乏和肥料利用率不高的問題。近年來,節水農業雖然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但發展迅速,取得顯著成效,已逐步從經濟作物向糧食作物拓展。

全國節水灌溉面積達4億多畝,水肥一體化面積已經超過8000萬畝,並形成了一系列水肥一體化技術模式及配套的農資、灌溉設備,大幅度降低了投入成本,基於信息技術的控制技術和控制系統也日趨成熟,為推廣水肥一體化技術、精準調控水肥管理奠定了基礎。

我國重視節水農業的發展,國家陸續頒布了諸多政策。水肥一體化也頻頻見諸國家文件。

2013年,農業部發布《水肥一體化技術指導意見》,提出到2015年水肥一體化推廣總面積達到8000萬畝以上;2016年,農業部發布《推進水肥一體化實施方案(2016-2020年)》,要求到2020年水肥一體化技術推廣面積達到1.5億畝,節水150億方,節肥30萬噸,增效500億元。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普及噴灌、滴灌等節水灌溉技術,加大水肥一體化等農藝節水推廣力度。因此,節水、減肥已經成為“國家行動”,水肥一體化在我國的實施條件已經成熟。

但是,目前我國農業節水還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重投入輕管理、重建設輕使用、重設備輕技術等問題普遍存在,阻礙了節水農業功能和效率的發揮,亟待進一步解決完善。當前東北節水增糧、河北地下水超采治理等國家重大項目中,節水灌溉和水肥一體化是重要的項目內容,但在項目實施中,普遍存在這些問題,個別地方十分突出。

在建議中,萬連步提到,國家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考慮水利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耕地質量提升、化肥零增長行動、地下水超采治理等多方面因素,統一規劃,協同推進。不斷完善支持農業節水的政策體系,統籌安排資金、項目,形成節水農業發展的政策合力。如在東北節水增糧、西北節水增效、華北節水壓采、南方節水減排等節水行動中,統籌發展農業節水技術和配套的肥料等農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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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推動信息披露規則體系建設 推進創業板公司監管

為貫徹落實2017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精神,紮實推進依法全面從嚴監管,進一步完善分行業信息披露規則體系,日前深交所發布了創業板LED產業鏈、醫療器械行業信息披露指引。此前,深交所已先後發布了創業板廣播電影電視、生物醫藥、光伏、節能環保、互聯網遊戲、互聯網視頻等8個行業指引。

本次發布的創業板LED產業鏈、醫療器械指引,符合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新形勢下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創業板定位服務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目前創業板上市公司已經突破600家,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新興產業公司。以LED和醫療器械行業為例,目前創業板從事LED產業鏈相關業務的企業已達11家,從事醫療器械業務的企業已達21家,這些企業在業務模式、盈利方式等方面具有鮮明的行業特點。然而,由於缺乏契合行業特征的信息披露標準,這類上市公司在業務模式、核心競爭力、特有風險等方面的信息披露不夠充分,投資者難以有效地對行業狀況和公司情況進行全面了解、分析和比較,信息披露規則體系需要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本次制定創業板LED產業鏈、醫療器械行業指引過程中,深交所堅持“公開透明、市場導向”原則,積極吸收廣大投資者的合理建議。在初稿完成後,深交所共向2,107名中小投資者發出調查問卷征求意見,邀請國內證券公司多位資深行業分析師參與指引的制定,並向創業板11家LED 公司、17家醫療器械公司先後兩輪征求意見。深交所對各方反饋意見進行了認真研究分析,采納了其中部分意見建議,使得指引更加貼近上市公司實際情況,適應廣大投資者需求。

結合行業特點,LED產業鏈指引細化了以下方面的披露要求:一是行業格局和公司競爭力,便於投資者閱讀和理解公司及所屬行業基本情況;二是能夠充分展現LED行業特征的產品關鍵技術或性能指標,如封裝產品的綜合良率、顯示屏產品的像素間距等;三是公司主要產品的產銷量數據以及銷售模式;四是公司主要海外出口地的行業政策、匯率或貿易政策是否發生重大變化;五是LED節能合同、以LED顯示屏換取廣告權益合同的核心條款等。

醫療器械指引則對以下方面的披露要求進行了明確:一是公司所擁有的醫療器械註冊證的數量、類型及臨床用途等信息;二是公司主要醫療器械產品的生產銷售情況,生產采購模式和銷售模式;三是公司特定商業模式的有關情況;四是按照重要性原則披露產品研發和註冊進度;五是主要產品註冊證、行業政策等發生重大變化時,公司應及時公告說明相關情況。

下一步,深交所將持續穩步推進創業板上市公司行業監管,以創新型、成長型企業作為切入點,研究行業特點、總結監管經驗,充分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不斷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加快相關指引發布進程,積極推動行業信息披露規則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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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蔣華良:改變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系

“現在的科技數據,美國掌握了70%左右,歐洲掌握了20%左右,其他國家掌握10%左右。幾乎所有好的科技期刊都在美國或者歐洲,大家都把論文往這些地方投。現在美國兩三年就可以研制出一種新材料,他們都不大需要做基礎研究,只要分析下中國等其他國家投過去的論文里和申請專利中的數據,做少量的實驗,即可研制出一種新的材料。”日前,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蔣華良在政協科技組的小組討論會上表示。

蔣華良談道,“《自然》、《科學》等國際知名雜誌拒稿率在90%以上,我們在這些雜誌上看到的數據大概只有10%,有的雜誌拒稿率稍微低一點,大概在60%-70%。那些沒發表的文章不是不好,實則這些雜誌太有影響力,投稿的人太多,因而錄取率就很低。這些沒發表的數據其實很寶貴。“

蔣華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跟現有的評價體系非常有關系,因為要按照發表論文雜誌的水平來評職稱等,其實現在科研單位和重點實驗室的評估也是這樣。

“引導大家把論文發到這些具有高影響力的雜誌,這沒錯,但是過分追求這個東西,會影響國家的科技競爭力。”蔣華良對記者表示,大數據現在是非常重要的領域,在大數據的基礎上研制新藥和新材料是科技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蔣華良告訴記者,現在國內好多有識之士也在呼籲,要提高國內雜誌的水平,在評定職稱時也要考慮國內的雜誌。“其實,現在我們國內很多雜質水平都提高了,像《細胞研究》、《細胞蛋白質》、《中國科學》、《中國藥理學報》等雜誌的國際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其中,《細胞研究》、《中國科學》等雜誌已經有國外的人來投稿了。”

“當然,還要改革以論文為導向的評價體系,要以對科技發展的實際貢獻、工作的影響力來評價。”蔣華良對記者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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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孤兒管理模式空缺 專家建議將艾滋孤兒納入社會體系主渠道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艾滋病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這些數據中,還有一個群體不能被遺忘,就是艾滋孤兒。

隨著我國艾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多,艾滋孤兒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艾滋孤兒面臨家庭結構缺失、經濟貧困、歧視和排斥等問題,對兒童身心發育造成了嚴重影響,需要得到生活、醫療、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更多的關懷和救助。

“盡管國家出臺了多項法規政策,為艾滋孤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醫療和教育,但分散的艾滋孤兒很難享受到這些福利。社會組織提供的關懷和管理,常常由於人員、資金和政策的限制難以為繼。政府和社會部門應該以身作則反對歧視艾滋病,將艾滋孤兒的管理常態化,和社會孤兒一起納入福利和教育等社會體系的主渠道,從而切實保障他們的權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指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89.4萬在中國的兒童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其中2~2.7萬兒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雙方。

對此,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通過財政資金支持等多種形式對艾滋孤兒實施救助,也出臺了與艾滋孤兒生活、教育、醫療相關的法規政策,形成收養、家庭寄養、模擬家庭養育和機構供養等多種安置模式,還在艾滋病高發區設置了艾滋孤兒救助安置工作指導中心,對基層救助安置工作實施監管和指導等。

2017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這是今後5年引領、指導“十三五”時期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提到,依法保障感染者和病人就醫、就業、入學等合法權益,落實社會保障政策,為孤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及時、足額發放基本生活費,支持符合扶貧條件、有勞動能力的感染者和病人開展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

“但是對於分散的艾滋孤兒,存在許多的問題和局限性,其主要癥結在於艾滋孤兒難以納入救助、教育、福利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主渠道。其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政府和社會部門不夠重視,制定的法規政策難以落到實處,缺乏對艾滋孤兒的規範性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管理模式仍為空白。”邵一鳴表示。

由於社會福利院、幼兒園和學校不願意接受艾滋病感染兒童,在艾滋病高發區,當地政府會建立專門針對艾滋孤兒的收養機構和學校,但這畢竟只是少數。多數散在各地的艾滋孤兒主要依靠草根民間組織的救助,將他們集中到有一定條件的城鎮安置。但由於自身資金不穩定、缺乏專業人員和政策支持等問題,民間組織的救助十分有限,並且難以維系。有民間組織反映,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兒童因戶籍不能落戶當地,需承擔高額的學費和醫療費用,給社會組織機構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非福利院轉介的兒童,不能享受福利院兒童的待遇和政策(如就業安置政策等),對孩子將來順利回歸社會是一個挑戰。

隨著艾滋病研究的不斷深入,抗病毒藥物的重大突破,艾滋病已經從過去的高致死性疾病轉變成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對艾滋病的防治無需獨立的防治體系,可納入整個社會體系,實施常態化管理。因此,對艾滋病孤兒的社會保障也應該常規化。

邵一鳴建議,由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發文要求各有關政府部門將艾滋孤兒救助、教育、就業均納入社會主渠道,反對歧視,保障艾滋孤兒的社會權利。民政部開展艾滋孤兒福利和保障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保證艾滋病孤兒能夠享受國家的政策和照顧。教育部門開展艾滋孤兒在各級學校就學情況的督導檢查,反對歧視,保障艾滋病孤兒的就學權利,為艾滋病孤兒保密,並與衛生部門合作,在普通學校就學期間保證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照顧。就業部門要對艾滋孤兒有特別的安排,提供針對大齡艾滋孤兒的就業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服務,保證艾滋孤兒正常的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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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財長雅各布:穩固全球金融體系需做大全球化“蛋糕”

“全球金融體系這一互聯互通的模式,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繁榮和穩定,也能夠確保國家安全。但需要註意的是,無論做什麽,各國都要向國內的民眾去解釋,告訴他們這些政策能夠為他們帶來什麽。”3月20日,美國前財長雅各布·盧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

雅各布是第76任美國財政部長,曾兩度出任美國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在制定美國經濟複蘇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金融秩序調整的步伐加快,發生了很多值得關註的變化,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強了金融監管和宏觀政策的調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所提升。不過,隨著反全球化擡頭,全球金融體系目前也存在質疑聲。雅各布在主題為“國際金融秩序重建:新挑戰和新願景”的發言中,首先肯定了全球金融體系在過去70年里為人類社會實現脫貧,以及過去八、九年間為危機後的全球經濟複蘇所作出的貢獻。同時,他也指出,目前存在對全球金融體系的質疑聲,這主要是因為並非所有人都從全球化中受益。他認為,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都需要加強溝通。

“我們應該仔細審視怎麽樣讓全球化的效益能夠更加被廣泛的享受。如果這個蛋糕再變大的話,可能我們就更容易說服人們,說全球化是有好處的。”雅各布稱。

肯定全球金融體系的價值

雅各布表示,在掌握國際體系的未來之前,首先要回顧過去的70年,也要回顧過去的八、九年。在他看來,過去70年尤其是二戰以來,全球金融體系幫助人類社會實現脫貧,未來如何幫助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實現繁榮?這不僅涉及經濟領域,也是一個安全問題。這是因為,如果缺乏共贏的發展,整個世界將陷於沖突之中,這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國與國之間、個人之間都會有矛盾。

再看過去八、九年的情況,雅各布再次肯定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作用。他指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在G20框架之下做出強烈反應,包括中國在內,使全球經濟具有恢複的能力。不過,這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進程。因為在市場來看,這種大規模的衰退必然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恢複。但如果沒有金融體系支持,世界經濟的複蘇肯定不如現在的境況。

需要指出的是,當危機爆發的時候,有人曾指出,金融體系要為這一危機負責。雅各布認為,還是要放長眼光來看,在危機前後一個很長的時間里,金融體系實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穩定理事會,我們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標準,落實了相關的機制,使得這些機構未來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過去兩年我們可能比過去20年做了更多的事情。此外,我們主張各國不應該相互競爭性的讓貨幣貶值,在G20的國家當中達成了一個協議,要確保在英國脫歐之後共同來維持市場的穩定。”雅各布指出,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經對他表示,這些機制或者這些會議的問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來貫徹和執行,在這些會議上,大家都互相認識,互相都能夠理解,所以可以快速的做出反應。

他稱:“在英國脫歐之後的那天早上,我們很多的財長都馬上通了電話,確保反應不要過度,從而使得世界變得更加可控。”相似的情況發生在2015年8月11日,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之後,“實際上就是基於以上這種對話機制,我們才知道中國匯改的目標、政策動向是什麽,以及這一舉措意味著什麽,使得後來市場很快穩定下來。”雅各布稱,在經濟領域之外,全球金融協調機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包括氣候變化協議的達成。

抑制“反全球化”擡頭 需加強合作溝通

但是,“為什麽那麽多國家都對這一全球的國際合作那麽反感?”雅各布指出,目前存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擡頭,實際上都是因為各個國家國內的政策導致了全球化的利益沒有使所有人受益。

“一部分是跟工作的實質相關,還有一部分也跟溝通有關。”雅各布建議,政策制定者在G20等會議上,不要只是給民眾解釋一些非常複雜的技術性的問題,而是要告訴他們,這些政策能夠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麽樣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我們采取的政策更加有效。

與此同時,他認為,我們要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訓和培養,才能使得增長有可持續性。另外,還要拆除越來越多的障礙,使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從而使更多的民眾受益。在他看來,美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更深層次而言,雅各布認為,我們不能只是反對保護主義,而是應該仔細的審視一下為什麽保護主義會擡頭。

“我們應該仔細審視一下,怎麽樣讓全球化的效益能夠更加被廣泛的享受。如果這個蛋糕再變大的話,可能我們就更容易說服人們,說全球化是有好處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分到一塊餅的話,就更容易說服他們承認全球化是能夠帶來好處的。”雅各布稱。

他建議,商界領袖不應只是關註短期的財務表現,而是要考慮對於經濟體而言長期健康發展應該是什麽樣的,或者全球的經濟繁榮能夠給政治的穩定帶來怎樣的影響。

雅各布還談及美國和中國的關系,以及全球關系中應當關註的領域。

他強調,新興市場需要更加開放。亞投行的工作向世界展示了怎樣通過合作來實現重要的目標,而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投行的合作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建議,可以建立新的機構,而且是高標準的機構,未來的需求是很大的,這些高標準的機構應該相互合作來實現目標。

此前,經過五年時間的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最終實現。雅各布表示,IMF份額的改變是要讓坐在談判桌前的各個國家都能夠體現出他們真正對世界的貢獻,新興市場國家也需要坐在談判桌前接受或者擔當他們的責任。

包括人民幣加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未來中國須按照規定,繼續堅持市場開放,接受外國投資者的競爭,這也是成為IMF成員需要做出的承諾和努力。

“全球金融體系的這種互聯互通,使得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繁榮和穩定,也能夠確保國家安全。”他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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