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專家建議中國應構建一個新型產業體系,從以往的由“輕”入“重”,轉型為由“重”入“輕”。
22日,在複旦大學舉行的“變革與發展:中國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研討會”上,複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芮明傑表示,未來我國新型產業體系應實現產業由“重”入“輕”的轉型。“這不是指傳統的重工業和輕工業,而是指由以化工、金屬冶煉、大型設備為代表的資金密集的‘重資產’行業,轉向新型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生產服務經濟與功能性產業相配合的‘輕資產’行業發展。”
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生產服務性產業,具有占地少、能耗低、運輸量小、汙染低和高附加值等特點,其核心要素稟賦為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這正好與我國未來需要建立的新型比較優勢相符合。
具體來說,新型產業體系應該是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以再生性能源為支撐、融合數字制造互聯網信息技術、推動“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型產業體系,並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新型產業結構。
上海市產業發展和評估中心主任王小沙也表示,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目標是要建立適應未來需求變化的新型產業供給體系,也就是建立面向未來的、全球產業分工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符合我國未來全球市場定位的新型產業體系與產業結構,並同時形成新的發展模式,尋找並確立引領我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產業發展新動力。
而要建立這樣的新型產業體系與產業結構,芮明傑表示,中國需要實施稟賦升級、價值鏈升級和空間結構優化三個戰略。“我們現行的產業體系依賴的要素稟賦還是基本的勞動力、資本、土地要素,由此形成的產業體系的國際比較優勢已經不存在了,因此需要將要素稟賦調整到人力資本上去。”
同時,中國現行的很多產業基本上落在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如何通過知識積累和能力培育,使我國更多的大企業獲得更多產業鏈主導升級的“話語權”,也是轉型的關鍵。
此外,中國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間產業同構的現象導致資源分散和市場分割,這就需要通過要素流動和市場的統一實現區域一體化,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一個良好的資源支持和市場支持。
王小沙表示,在構建新型產業體系過程中,也需要根據中國區域的不同特點分區施策。比如東部地區可以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加大對核心技術的研發投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中部地區則可以通過刺激消費升級換代,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西部地區可以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提高西部的科技教育資源配置,加強對工業發展各類人才的培養,為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東北地區堅決淘汰不符合市場需求的落後產能,堅持分類化解過剩產能,並與深化改革、企業重組、優化升級相結合。
作為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的重頭戲,3月25日,由海南省商務廳、海南省衛計委、博鰲樂城先行先試區主辦,恒大健康(HK. 0708)、恒大人壽承辦的“2017博鰲健康產業論壇”在恒大國際醫院舉行。
值得關註的是,作為此次論壇主會場的博鰲恒大國際醫院,也首度揭開面紗,其在國內腫瘤治療領域的獨特優勢,引發與會專家學者的熱議,成為此次論壇的焦點。
論壇現場
此次論壇上,恒大集團常務副總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長談朝暉分享了恒大健康發展大健康產業的國際合作經驗,當中最受關註的是引領恒大健康“三位一體”醫療服務體系的博鰲恒大國際醫院。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先行先試’的紅利凸顯,其依托樂城先行區獲國家九項特殊性政策支持的區位優勢和布萊根醫院的成熟醫療經驗,在診療模式、技術設備、醫學研究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領先優勢。”業內專家表示。
恒大集團常務副總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長談朝暉
據了解,博鰲恒大國際醫院是由恒大健康攜手哈佛布萊根醫院共建的腫瘤專科醫院,也是哈佛布萊根醫院在海外建立的首家且唯一一家附屬醫院。在診療模式方面,由哈佛布萊根醫院等國內外頂級腫瘤專家組成的診療團隊,開展多學科診療,提供個性化醫療服務;在技術設備上,與布萊根醫院同步並高標準建設分子診斷中心、病理診斷及檢驗中心,引進國際先進設備及國外進口新藥實現精準治療;同時,醫院還同步建設高標準的腫瘤科研平臺,結合國際最新技術及藥物開展臨床試驗,提升國內腫瘤疾病診療水平。
活動現場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瞄準對人類健康威脅最大、複雜性最高的疾病進行布局,填補了國內在腫瘤疾病治療方面的短板,造福於國內患者。”業內專家指出,在發展國際醫院的同時,恒大健康也正不斷推進其分級醫療網絡的建設,即通過整合全國三甲醫院優勢資源,建設第二診療、遠程診療、轉診直通車、綠色通道等服務平臺,與國際醫院和社區健康管理體系構成“三位一體”醫療服務體系。
“該體系將作為現有公立醫療服務體系的有益補充,帶動更多優質醫療健康資源下沈至社區,讓老百姓在家門口即可享受國際優質醫療服務,這與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報告中所提到的,建立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的機制,增強基層服務能力,方便群眾就近就醫的發展思路高度契合。”該專家表示。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
當前,通過“健康+保險”實現醫療機構、保險機構與患者三方共贏的模式,越來越受到關註。博鰲恒大國際醫院也將與恒大人壽等保險機構深度合作,實行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險一體化管理。
“恒大健康打造的國際醫院深度探索與保險的合作,使‘凱撒模式’在中國實現本土化,在行業內極具示範效應。”業內人士指出。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審判質量?上海法院通過構建完整的審判質量保證體系,以確保審判質效處於穩定良好的可控狀態,生產合格“司法產品”。
3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上海一中院”)發布《審判質量保證體系建設白皮書》,上海一中院院長陳立斌表示,審判質量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前提,這一質量保證體系,就類似於ISO的質量管理指標體系,以形成標準化、規範化、系統化的審判與管理合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2016年上海一中院依法審理了一批社會關註度極高及首例性案件,比如全國首例因代孕引發的監護權糾紛案、安全國立因個人操縱他人賬戶違規購買上市公司。
但是,案多人少是目前法院面臨的一個普遍狀況。數據顯示,上海一中院2011年~2014年每年的收案量穩定在2.2萬件左右,但2015年、2016年收案量“猛增”,年增長率高達11.6%。2016年已經超過2.8萬件。
由此,上海一中院人均年結案數從2014年的91.3件,增加到了2016年的129.1件。
上海一中院副院長湯黎明說,自己每年列席上海兩會,代表們最關心的就是法院案多人少,人大代表一方面體恤法官們的辛苦,另一方面也擔憂,審判質量怎麽保證。
面對案多人少矛盾的日益凸顯,審判工作要求越來越高的狀況,上海一中院自2014年起開始構建審判質量保證體系。
陳立斌說,審判質量保證體系具體可以細化為審判規範、狀態合理、整體向好、精品趨多四項內容,也就是辦案程序規範、實體裁判規範、文書制作規範;案件審判質量常態可控、涉及審判質量的指標數據總體上向優化發展;在強調審判規範、審判公正的同時,註重審判中多產生具有良好示範作用的精品案例等。
而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就在於打造“數據鐵籠”,推行標準化管理。
審判質量保證體系註重審判全流程的標準化處理,一個法官從收案到結案,每一個關鍵節點都要求電子化、處處留痕。同時通過明確各類司法人員的工作職責、流程和標準,將標準化觸角遍及案件審理活動的各方面和各環節。
數據分析也反過來成為完善工作機制的一個重要途徑。比如,上海一中院經過分析,就發現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間,高達45.3%的民事二審案件符合小額訴訟程序標準但未適用相應程序導致上訴案件居高不下。進而通過實地調研、提出對策建議,促成了相關工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另外,合議庭審理是中級法院審理案件的基本模式,但“形合實獨”的問題,也是影響審判質量的一個重要問題。
陳立斌表示,加強合議庭規範運作的全程管理,是保證審判質量的重要途徑。
2015年,上海一中院在全國率先探索合議庭評議“音字轉換”智能系統,該系統已歷經從“移動版”到“電腦版”再到“討論版”的三次升級,實現了“記錄事半功倍、評議全程留痕、合議名副其實”。
目前上海一中院全院所有合議庭均已使用這套系統,近4300件案件的合議庭評議筆錄由此生成。
2016年,上海一中院還升級了既有案件評查機制,由審委會委員、庭室負責人及資深法官組成評查組定期對全院各類案件的合議庭審理情況開展質量評查,在此基礎上形成評查報告並作專題講評,要求各審判庭即知即改,確保評查效果和整改措施落到實處。
借助於審判質量保證體系的構建,上海一中院提供的數據顯示,在案件數量持續增長的同時,2014年~2016年各項審判質量指標較2011-2013年提升明顯。
其中,二審改發率近三年均值為9.86%,同比下降0.44個百分點;二審改發瑕疵率為0.32%,同比下降4.44個百分點。2015、2016兩年保持無瑕疵案件且一直處於合理區間低位運行;裁定再審率為2.22%,同比下降0.62個百分點;生效案件改發率為0.3%,同比下降1.31個百分點。
據國資委網站消息,3月28、29日,國資委主任肖亞慶赴遼寧大連、丹東等地調研,進一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推動東北地區國有企業深化改革轉型升級。
肖亞慶實地走訪了中船重工下屬大連船舶重工集團、華錄集團、大連熱電集團、大連重工起重集團、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廠、丹東港等六家企業,詳細了解了企業生產經營、競爭優勢、融資負債、稅費負擔、員工持股、公司制改革等情況。
肖亞慶分別在大連、丹東主持召開國企改革座談會,聽取了當地國資委和11家企業關於國企改革、轉型升級的主題匯報。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企國資改革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今年兩會期間參加遼寧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為國企改革發展、東北振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從調研的情況看,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遼寧的國有企業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行動快速,立場堅定,落實堅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國有企業發展面臨困難和挑戰的情況下,遼寧國有企業士氣不減、精神不懈、突出特點、努力奮鬥,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提振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信心,我們對遼寧國企國資改革的未來也充滿信心。
肖亞慶強調,東北振興,國有企業任務依然艱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繼續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加大改革力度,激發內生活力,把發展勢頭保持下去。國企改革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要真抓實幹,“1+N”文件體系已基本形成,下一步工作關鍵是抓落實,要堅持問題導向,實行“一企一策”,切實解決制約國企改革發展的突出問題。要牢牢樹立市場意識,按照市場需求調整結構,搶抓機遇,突出比較優勢,在實踐中探索和創新,強激勵、硬約束,不斷激發活力、提高效率。在遼中央企業要大膽創新、帶頭改革,落實省委省政府的各項改革要求,鼎力支持遼寧國企改革,發揮表率作用。要堅定不移地加強黨的領導,發揮政治優勢,牢牢把握“根”和“魂”,堅持服務生產經營不偏離,把提高企業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實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作為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企業改革發展成果檢驗黨組織的工作和戰鬥力。他最後指出,國企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要統籌兼顧、穩定大局,加大輿論宣傳力度,理直氣壯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為改革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境。
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國資委有關廳局負責同誌參加調研。
3月31日,曹妃甸區政府與齊合天地集團就齊合天地再生資源綜合回收利用項目舉行簽約。項目建成後,將成為京津冀地區最大的綠色再生資源處理中心。
唐山市副市長曹全民在簽約儀式上表示,曹妃甸區擁有中日韓循化經濟示範基地、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京津冀協同發展示範區等諸多“金字招牌”,有著其它地區無法比擬的政策紅利。
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簡稱“齊合天地”)執行董事、行政總裁秦永明也表示,該項目的具體規劃為,建設一個報廢汽車拆解及汽車零部件再制造,暨混合非金屬回收的綜合性的以技術為依托的再生資源回收項目。
齊合天地執行董事、行政總裁秦永明在簽約儀式上致辭
據了解,該項目由齊合天地與臺州齊合天地金屬有限公司合資建設,總投資10億元,其中外資8700萬美元。該項目將成為京津冀地區最大的集報廢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再制造,廢五金、廢塑料和電子廢棄物回收利用為一體的綜合性綠色再生資源處理中心。預計項目建成後,可實現年銷售收入20億元,利潤總額約3億元,上繳稅金4500余萬元,吸納相關技術人員1500人。
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實現廢舊金屬、廢舊汽車、廢舊電器電子產品、廢紙、廢塑料等資源再生利用、規模利用和高值利用。
曹妃甸區當地政府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產業也非常重視,於2014年5月籌備建設再生產業園區。產業園區以廢鋼鐵、廢塑料、廢紙等綜合利用為主體,並發展廢舊船拆解、廢塑料進口加工、廢家電拆解等附加產業。2015年8月,曹妃甸區還舉辦“2015中國再生資源回收產業大會”,圍繞產業發展進行研討。
秦永明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采訪表示,唐山由於鐵礦、鋼廠集中,汙染也集中,再加上這邊有首鋼等鋼廠,能夠就近處理廢鐵廢渣,替代鐵礦石。
此外,廢鋼的回收將有利於降低中國對國外鐵礦石的依賴,降低環境汙染。從節能減排上測算,使用1噸廢鋼可煉新鋼0.95噸左右。與使用鐵礦石煉鋼比,每使用1噸廢鋼可節約0.4噸焦炭或0.5噸左右的原煤,可節約40%的新水消耗,減少1.7噸精礦粉的消耗,減少4.3噸原礦的開采,減少排放CO2、SO2等廢氣86%,少排廢水76%,可減少煉鐵渣0.35噸,加上燒結焦化產生的粉塵,可減少約3噸固體廢物的排放。
秦永明還提到,從汽車工業發展周期上看,我國汽車行業起步晚、基礎差,目前符合環保標準的拆解處理企業和成型的回收技術研究中心較少,且目前的回收技術多集中在鋼鐵原材料的回收利用,其他材料如塑料、橡膠等高分子材料,基本采用焚燒和填埋的方法處置。總體來說,我國廢舊再生資源的回收處於粗放狀態。建立綠色回收拆解體系勢在必行。
目前,齊合天地擁有歐洲規模最大的廢舊金屬回收處理公司。2016年,齊合天地完成了對德國第一大廢舊汽車回收處理企業——順爾茨(Scholz)集團的收購。該集團的汽車回收拆解技術世界領先。按汽車重量計算,國內平均汽車回收拆解廢舊零部件回收率僅為40%,但順爾茨的廢舊汽車零部件回收率高達97.96%。
當前汽車拆解和零部件回收利用行業很不規範,行業內存在回收渠道少、回收量少、回收以後利用率低等弊端。不過,這在秦永明看來,要是正規企業參與回收就能夠將其變廢為寶,成為企業很好的增長點。因為在再生資源綜合回收利用這個行業,采購是非常關鍵的,誰拿到了原料,也就意味著誰就掌握了企業快速生長的源泉。
從4月1日到整個清明假期,位於上海東方體育中心的DOTA2亞洲邀請賽現場擠滿了年輕人,1.5萬人的主體育館幾乎每天座無虛席,大家緊盯著大屏幕上的比賽時況,聽著講解員現場解說,時不時發出吶喊助威聲。
從每月1000元到年薪千萬
一臺電腦、一個鼠標、一個耳機,不停操作鍵盤,在上一代人眼中“不學無術”的“遊戲迷”,如今年變身“電競職業選手”,收入動輒上百萬上千萬,不管你是否能夠理解其中的含義,電競產業已經從青年亞文化走入大眾視野,並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關註參與。
“外界大多數人看到我們永遠只是表面,很多選手都淹沒在途中,是沒有看到的,包括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也是如此。”Wings電競俱樂部選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圈內Wings戰隊頗有名氣,第六屆DOTA2國際邀請賽(TI6)上Wings戰隊以中國區預選賽第一名的身份參加TI6,並成功將冠軍盾帶回了中國,獎金高達9128649美元(約合人民幣6279萬)。
與一般性網絡遊戲不同,作為一項利用電子設備為運動器械進行智力對抗的運動,電競強調公平性和技巧性,除了個人技能、操作能力訓練(每分鐘操作數、學習高端操作釋放原理等等)之外,更需要具備戰術執行力和團隊配合能力,背後是超乎想象的訓練強度。
“職業選手的話一般是坐在電腦前10到12個小時,訓練一般是8到10個小時。” Wings電競俱樂部選手表示。而一場比賽時常要進行三四個小時,“腰肌勞損”、“頸椎疼痛”是業內常見的“職業病。”
“現在每天12點起床,2點訓練,訓練7、8個小時,直播3個小時。”iG戰隊徐誌雷(BurNIng)告訴記者。在業內徐誌雷被稱之為“B神”,是著名的職業電競選手,也是中國DOTA界公認的全民偶像,曾於2014年宣布退役直至2015年複出加盟iG戰隊。
不斷暴漲的薪資成為電競吸引大眾眼球的直接因素之一,競賽總資金池不斷刷新突破億元級別,圈內優秀的電競職業選手年薪也在百萬到千萬不等,此前王思聰曾在一檔節目中爆料,電競職業選手最高年薪為3000萬。但在電競起步初期,或對於當下大多數的普通電競選手而言,這樣的薪資遙不可及。
徐誌雷清楚的記得,“剛開始打職業電競的時候,在上海一個月的工資只有1000塊,不包吃喝,基本在上海是很困難的,吃的比較素一點或少一點,在2008年的時候,很艱難勉強地維持生活,到2010年拿到10個冠軍,大概有5萬元的積蓄,2010年之後就覺得電競可以維持生計,之後電競環境越來越好。” 徐誌雷回憶道。
一夜暴富、一戰成名,也可能在億萬擁躉捧殺下,一舉崩潰,一落千丈。與大多數電競選手的成長經歷一樣,更多大壓力來自於家人的不理解和偏見,在2007年打半職業賽的時候,徐誌雷坦言自己離家出走過。讓他欣慰的是這幾年父母開始慢慢接受,周圍親戚家的小孩也有想要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
“希望電競能夠作為一樣體育項目,被更多人接受,尤其是被老一輩人接受,電子競技不僅是玩遊戲,更多是競技,需要被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傳播。” 徐誌雷說道。
探索市場化運營
徐誌雷在電競圈10年的職業起伏,也是中國電競事業發展的真實縮影。2000年伴隨互聯網的普及,第一批電競夢在小小的網吧中醞釀。一年之後,韋奇迪和馬天元在WCG星際爭霸項目中奪冠,造就了中國電競第一個世界冠軍,開啟電競新篇章。
2003年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將電子競技納為第99項體育競賽項,在電競賽事進入快速發展之際,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很多電競賽事相繼取消,俱樂部入不敷出、解散的現象極為普遍。
近幾年伴隨DOTA2、《英雄聯盟》等現象級產品的火熱,加之遊戲運營、賽事及媒體、直播平臺的串聯,電子競技產業鏈逐步形成,電競產業重換生機,並獲得資本的關註。
根據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遊戲工委日前發布的《2016中國電競產業報告》顯示,2016年國內電競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504.6億元,比上年增長34.7%。
“最頂級的產品出現帶動整個市場的活躍,產品實際上指的就是這種遊戲的玩法,以及觀賞性正好符合現代年輕人的欣賞標準。”完美世界CEO蕭泓向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媒體表示,在他看來如同足球賽事一樣,圍繞足球產生的可變情況以及不同隊伍參與達成進球這個目標,它的規則設計、賽事體制、標準設定是吸引人的,電競賽事也同樣如此。
與此同時,電競賽事的商業模式也在不斷延伸。此前電競賽事嚴重依賴贊助商運營,當贊助商撤離或轉移關註度之後,賽事也迅速衰落。版權、廣告贊助、泛娛樂內容、周邊衍生以及粉絲經濟,隨著電競內容商業化的加強,後繼者不斷嘗試電競賽事的市場化運營。
作為DOTA2亞洲邀請賽的主辦方,完美世界也在試圖讓更多的產業鏈角色參與其中,例如嘗試用神秘商店做一些周邊產品,在電競比賽中加入音樂會的元素。此前完美世界還曾將改編自金庸小說的遊戲出口至韓國,有趣的現象是遊戲在韓國熱賣的同時,金庸的書在韓國的銷售額也增加了10%,遊戲成為一個帶動中國文化消費的傳播途徑。
“競技領域能不能爆發,關鍵還是源於比賽的組織和設計,它的激烈程度以及如何最大化滿足人的娛樂需求。到最後當它真的變得很成熟,圍繞賽事本身,更多種類和服務的出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蕭泓表示。
仍處初級爆發階段
與外界看上去的火熱不同,蕭泓認為中國電競產業仍處於初級爆發的階段。對比NBA賽事,一方面NBA是非常有規則的聯賽體系,聯賽的好處在於它會讓整個產業鏈的每一部分標準化,這個過程也是不斷地演變適應用戶參與習慣和觀賞需求的過程,目前看來,電競還沒有形成一個世界範圍或者大的國家範圍的聯賽體系。
另一方面,NBA的商業化更加充分,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無論是球員的職業發展抑或圍繞球隊的商業發展程度,NBA都是最成熟的,而電競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
“歐美的電競已經很多年,整體的生態管理和參與者的成熟度都比較高,技術和市場經驗都豐富很多。韓國雖然人口基數很小,整體規模收入沒有那麽高,但無論是電競遊戲在遊戲行業的占比,或是高水平專業人才占比份額都比較高,規則體系也比較完善。”蕭泓分析道。
在他看來,從產品來講,國內的遊戲市場已經大多是國產產品,但電競本身是圍繞某個固定的產品很多年以來積累的濃厚興趣和影響力,中國市場啟動比較晚,因此電競產品仍是海外來的產品。
但值得期待的是“中國人口基數龐大,參與者也最多,中國或許能夠成為特定賽事的驅動力。”
山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山東發布”4月6日發布消息稱,近日經國務院同意,住建部正式批複實施《山東省城鎮體系規劃(2011-2030年)》。省政府新聞辦今日召開發布會,邀請省住建廳黨組書記李力,副廳長、黨組副書記李興軍解讀規劃,省政府新聞辦主任、省政府新聞發言人魏長民主持發布會。
《規劃》提出,到2030年,全省城鎮人口約8000萬人,城鎮化水平達到75%左右,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有機融合,區域差別化、特色化發展格局全面形成,城鄉人居環境更為和諧宜居。
《規劃》明確,中心城市分四級,一級為區域中心城市,包括濟南、青島;二級為地區中心城市,包括淄博、煙臺、濰坊、濟寧、臨沂;三級為市域中心城市,包括棗莊、東營、泰安、威海、日照、萊蕪、德州、聊城、濱州、菏澤;四級為縣級市和縣城。
在2016年年報中,中國平安首次披露了集團個人業務經營成果。從個人客戶數、新增客戶、月均活躍客戶、客均合同數等數據來看,中國平安的獲客能力無疑在持續上升。
這背後的驅動因素是什麽?近日,中國平安部分高管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獲客能力的提升背後一大驅動因素是中國平安在3年前就引進了NPS(凈推薦值)評價體系,並借此體系來提升整體用戶體驗及服務水平。
金融行業NPS值參差不齊
凈推薦(Net Promoter)是由貝恩咨詢公司客戶忠誠度業務的創始人Fred Reichheld在2003年針對企業良性收益與真實增長所提出的用戶忠誠度概念,也是目前國際上較為主流的顧客忠誠度分析指標。
其評價體系的基本邏輯是,請用戶回答“您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向您的朋友(親人、同事……)推薦XX公司/產品?”(0-10分,10分表示非常願意,0分表示非常不願意),根據用戶的推薦意願,將用戶分為三類:推薦者、被動者、貶損者。
“我們把9到10分的稱之為推薦者;把7、8分當做被動者;0到6分則為貶損者。推薦者與貶損者是對企業實際的產品口碑有影響的用戶,這兩部分用戶在用戶總數中所占百分比之差,即凈推薦值(Net Promoter Score,NPS)。”平安金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盧躍介紹稱。
根據中國平安的研究發現,增加購買率與NPS有強正相關關系,NPS的提升能帶來增加購買率的提高。
近日,中國平安發布了金融行業第一份用戶體驗白皮書——《2016年度中國金融行業用戶體驗及NPS白皮書》(下稱“白皮書”),對零售銀行、證券、信托、普惠金融、互聯網理財、人身險、財產險、信用卡這8個金融子行業中80個品牌的NPS進行調研,最終形成16285個調研樣本。
白皮書發現,以NPS為度量的各金融行業用戶體驗水平近幾年不斷提升,但行業內仍存在參差不齊的現象。
其中,人身險行業的NPS最高為25%,最低為-4%,車險行業NPS最高值為26%,最低為6%,各品牌口碑差異大;就車險而言,賠付速度慢(包括整體流程時效長及現場響應速度慢)和流程繁瑣是客戶普遍提及的痛點,賠付表現好則整體體驗好,提高推薦,表現差則整體體驗降低,增加負面評價。
信用卡行業NPS最高值22%,最低為9%,跨度較大,在第三方支付普及的當下,越來越趨於管道化的信用卡產品對於客戶來說同質性更高,創新的產品與服務成為核心區別,用卡的方便性以及其後續還款等相關服務仍然是客戶使用信用卡的必要基礎。
互聯網金融行業NPS最高值15%,最低僅為3%,各平臺體驗良莠不齊,隨著同業競爭進入體驗經營時代,這就要求互聯網金融平臺產品豐富(滿足不同需求)、支持多種場景及移動化(簡明簡潔,適用移動端)以及值得信賴的安全保障,對虛假信息、負面意見反饋等,用戶期待企業更早介入。
“我們通過研究與實踐發現,當一個客戶在填分值時,他會從品牌力、營銷力、產品力、服務力和創新力等7個方面來思考。這幾個方面促使客戶在綜合打分後給出一個結論。而我們根據這個值來評判整體情況,以進一步對客戶的痛點進行修整與完善,提高用戶體驗。”盧躍表示。
平安的NPS體系
事實上,中國平安早從2013年就開始引進NPS評價指數,並於2014年初設立集團用戶體驗部,開展NPS體系的診斷及建設工作,並在近兩年持續將NPS作為企業文化重要主題進行公司內推廣。
“平安內部其實NPS已經做了三年多,NPS是全集團所有的子公司都需要非常重視的一個指標,包括互聯網公司。每家專業子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NPS體系,它是一個整體的提升工程。”平安集團品牌總監盛瑞生表示。
據了解,目前整個金融行業的NPS工具應用還基本處在靜態監控、定期反饋的水平上,而中國平安的NPS評價體系已經從實時監控、即時改進的觸點監測管理閉環平安1.0以及推及全線條的NPS7力貢獻模型平安2.0向客戶價值與訴求細分的平安3.0方向發展。
據中國平安相關高管介紹,在平安3.0的NPS體系下,將實現通過客戶行為、價值形態、生命階段三大維度分群模型來描繪客戶的特征,並通過定制化的產品、營銷、服務策略來達到最優的效果。
中國平安數據顯示,平安集團的NPS值在這3年中持續提升,2014年及2015年分別提升了8%及23%,2016年更是提升了30%。
“平安年報從整體來看獲客能力、用戶數等已經具有了非常高的價值體系;我們希望有一種新的估值模式出現來看平安的成長。”盛瑞生表示。
對於中國平安這樣的綜合金融模式來說,各個子公司之間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交叉銷售固然能夠帶來更好的協同優勢,但另一面是,如果一個子品牌的用戶體驗不好,會影響到整個集團。
“例如我們的個人客戶中有不小的部分是從互聯網渠道遷徙過來的。”盛瑞生表示。一個數據可以說明客戶遷徙在平安的客戶群中多麽頻繁。中國平安2016年年報顯示,2016年中國平安的互聯網用戶在平安旗下各互聯網平臺之間的遷徙量達6905萬人次,同比增長31.0%,平均每個互聯網用戶使用平安1.94項服務,較年初增長16.2%。
“只有在每個業務的接觸點上做好,才能讓我們的用戶感受到平安的服務,讓他們有效地體驗到平安的價值。因此服務是集團整體金融戰略非常核心的部分。”盛瑞生說。
據了解,在用戶體驗洞察之上,中國平安近期以“極速”和“智能”為關鍵詞,率先推出產險、壽險、陸金所、信用卡及養老險的5大尖刀服務。例如在服務速度上,平安產險推出“一鍵包辦”服務可讓客戶在5-10分鐘內享受理賠全流程包辦;平安人壽也提出30分鐘的閃賠服務。而在智能方面,例如陸金所依托大數據支持以及自主開發的各類系統推出投資者適當性管理體系等智能服務。
平安集團總經理任匯川表示,2017年是平安集團的“服務年”,平安會持續將金融服務用心嵌入”醫、食、住、行”等生活場景,在對用戶體驗洞察之上,利用創新科技,不斷搭建、完善互聯網科技平臺,持續提升傳統金融渠道和互聯網渠道的服務能力,真正實現“平安在你身邊”。
日前,首屆“亞洲信用評級機構CEO峰會暨系統性風險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研討會由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與亞洲信用評級協會聯合主辦。國家發改委財金司副司長陳洪宛在研討會上表示,推進亞洲信用體系建設,已成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深化亞洲區域合作的重點方向。他建議,建立在境外投資的國內企業和外來投資的國外企業的有關信用記錄,對嚴重違法失信市場主體建立“黑名單”。
推進亞洲信用體系建設
本屆研討會旨在交流探討亞洲信用體系建設和亞洲評級行業發展。陳洪宛表示,國家發改委作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牽頭部門之一,在積極推進國內信用體系建設的同時,願意與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有關主管部門、市場機構以及有關國際組織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不斷推進亞洲信用體系建設。
具體在幾方面:一是建立合作機制與合作聯盟。二是建立信用相關法律制度研討機制。三是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四是建立聯合獎懲機制。五是加強信用服務機構的跨國合作。
陳洪宛建議,建立在境外投資的國內企業和外來投資的國外企業的有關信用記錄,對嚴重違法失信市場主體建立“黑名單”。梳理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明確的懲戒事項,建立嚴重違法失信聯合懲戒措施清單。通過共享獲取“黑名單”信息,各國聯合將其列為重點監管對象,依法依規實施懲戒措施。
東方金誠董事長羅光在會上介紹,目前亞洲各國的信用評級機構普遍缺乏跨國作業能力和國際評級話語權,難以滿足跨國的信用服務需求。發揮好亞洲信用評級協會這個平臺,加強各國信用機構的跨境交流與合作,力求形成級別互認、滿足跨國貿易、投資和資金融通需求的亞洲信用評級體系對助力“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意義深遠。
他稱,作為正在積極布局國際信用評級業務的中國評級機構,東方金誠願與中國的同行和亞洲的同行一起共同促進亞洲信用評級機構的跨境合作與交流,共同為跨國信用服務需求方提供高質量的國際評級服務,共同提升亞洲信用評級機構的國際評級話語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風險差異大
研討會期間,東方金誠發布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分析報告》(下稱《報告》)。《報告》顯示,2016年“一帶一路”50個國家主權信用等級結果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沿線各國整體主權信用風險偏高。2016年沿線國家中有24個主權信用等級處於投資級以下,占比48.0%,沿線經濟體中主權信用風險偏高的國家占比較多。
二是各國主權信用風險差異性很大。沿線國家中既有新加坡和卡塔爾兩個AAAw級國家,也有阿富汗(CCw)、黎巴嫩(Bw-)、巴基斯坦(Bw-)等高信用風險國家,評級結果橫跨20個級別範圍,各國主權信用等級的鮮明差異往往意味著其國家風險亦處於類似的分化狀態。
三是各國、各地區主權信用風險來源差別明顯。例如,有的國家政治不穩定風險很高、有的國家經濟實力的下滑均對各自的主權信用等級產生了嚴重影響。因此,識別一個經濟體五類評級要素之間的差異已成為準確把握其風險特征的關鍵所在。
“一帶一路”戰略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經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近3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到3.1萬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總額的26%。2016年全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14.3%,一大批“互聯互通”項目穩步推進。
但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置身於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和金融環境中,能否準確識別沿線各區域、各國風險特征,並制定有針對性的建設和投資計劃,將是該倡議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所在。
國家主權信用風險評估是對一國整體風險狀況的高度濃縮概括。據東方金誠介紹,《報告》主要根據一國的政治、經濟、金融、財政及國際收支與外債保障能力五類評級要素,通過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式,對一國中央政府依據合同約定,在未來償還其商業性金融債務的能力和意願進行評估。現已覆蓋了東南亞、南亞、中東石油生產國、中亞、中東歐、獨聯體和中東北非7大區域,總體經濟規模約占“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整體經濟規模的98.2%,人口占比約為93.5%,可以充分、有效地體現“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整體狀況。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決策部署,推動保險業全方位服務和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日前,中國保監會發布《中國保監會關於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指出,保險業要充分認識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意義,堅持“保險業姓保”,積極服務大局,主動對接“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各類保障需求和融資需求,努力使保險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堅持統籌推進、重點突破,在產品、資金、機構、人才等領域協同發力,提升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滲透度和覆蓋面。堅持市場運作、持續發展,增強對“一帶一路”的服務和保障能力。堅持開放創新、合作共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構建更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不斷豐富我國保險業開放合作內涵。
《指導意見》提出,要構建“一帶一路”保險支持體系,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和海外投資保險,對風險可控的項目應保盡保,推動國家重大項目加快落地,服務“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圍繞“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特殊風險保障需求,不斷創新保險產品服務,為“一帶一路”沿線重大項目建設保駕護航。鼓勵保險機構發揮保險資金優勢,積極創新保險資金運用方式,多渠道、多方式投資“一帶一路”重大投資項目,促進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指導意見》要求,要加快保險業國際化步伐,推動保險業“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支持保險業穩步“走出去”,加快建設海外承保、理賠作業、救援等境外服務網絡,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效網絡依托。打造交流合作平臺,建立健全協同推進機制,通過組建行業戰略聯盟,探索建立保險業“一帶一路”國際保險再保險共同體和投資共同體等方式,提升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整體能力。加強保險監管互聯互通,推動我國保險監管標準和技術輸出,增強我國對國際監管規則的影響力。
《指導意見》強調,保險業要加強組織,做好落實,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把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深化改革的一項重點工作持續加以推進。要統籌各方資源和力量,加強政策協調、業務協作,為“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建設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保險服務。要完善機制,註重長效,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為國際和地區合作提供保險服務。同時,要加強對國際局勢、宏觀經濟形勢的研判,密切關註沿線國家和地區監管規定和法律法規的變化,嚴控風險,守住風險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