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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 Raging Bull

按聯合國的調查，根據多個客觀標準，就業，工作環境，勞工保障，退休保險，醫療，住房等，丹麥人民是全球滿意程度最高，是全球最快樂的國家。最近有機會遊北歐，漫遊波羅的海五國，在丹麥短暫停留三天，膚淺地了解下這全球最快樂的國家。透過親友接觸的社會中上層和低層，得到一些初步印象。

中上層人士是香港專業人士，移民到丹麥，有子女，住在豪宅區，是高端中產階層。雖然專業人士收入高，住大屋，生活安定，但仍然不滿，因為根本儲不到錢，沒有機會發達。另一位是的士司機，投訴稅收太高，及車價太高。丹麥政府為了推環保，鼓勵人民用單車，加重汽車稅，令到車價特別高，的士司機負擔極重，根本賺不到錢，更不要談儲蓄。

丹麥市民面對最大問題是稅率太高，入息稅是50%，消費購物增值稅是25%。等於收入的75%要交給政府，支付各種國家支出，其中最大是福利支出。在丹麥起薪都有約兩萬港元，每年假期有一個月，女士產假多達一年。一個中學老師，退休金都有兩萬港元一個月，生活是沒有問題。但是為了支付福利開支，稅率高，市民根本沒有儲蓄。一年一月到九月的工資是交稅，十月開始才為自己賺錢。全國由低層到高層都不能累積財富，企業大部份盈利要交稅，很難增長。福利制度令到貧富距離拉近，窮人的生活水平很高，代價是社會上極少有錢人。路上根本看不到豪華汽車，三天內只看過一部平治S型豪華房車，接載馬斯基，全球最大航運公司的總裁。這種高稅，高福利制度令到人均生活水平高，但市民卻沒有致富的機會。極少人能夠白手興家，由打工仔變成富翁。雖然表面上人民快樂指數最高，但市民普遍不滿稅率高，沒有上進機會，窒息了市民的上進心。

香港是另一個極端，稅率低，只有15%，但福利極少。連三千港元的退休金也沒有，窮人生活沒有保障。低稅制是富人天堂，令到人民可以累積財富，企業也可以儲錢擴充業務，由少企業發展成大企業。打工仔可以由零開始，成為富翁。勤力，有上進心及幸運的人可以發達，但社會低層窮人民不聊生。香港是個弱肉強食的社會，1%的人擁有社會一半的財富。我不喜歡丹麥的福利社會，我珍惜機會。在香港一個打工仔，有上進心，有本事，可以出人頭地，我選擇香港制度。

Raging Bull

直擊“最高級別醫改報告發布會”：金墉、樓繼偉說了啥？

7月22日下午，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聯合研究報告發布會”，為中國建立優質和可負擔的醫療衛生服務勾畫藍圖。世行行長金墉、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出席並講話。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財政部未來將加大與世界銀行合作，加快推進世界銀行貸款參與福建、安徽等三地的醫改。同時其表示，將繼續推動醫療衛生服務領域的改革創新，協調醫療、醫保、醫藥“三醫改革”，並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衛生服務行業。

衛計委主任李斌表示，目前中國醫改取得階段性成果，惠及千萬家庭，全民醫保制度基本建立，覆蓋人群超過13億，覆蓋面穩定在95%以上，公立醫院改革持續深化，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不斷健全，80%人民在15分鐘能夠到達醫療機構。

世行行長金墉表示，盡管中國醫改成果驚人，但仍面臨眾多挑戰，人口結構變化、醫療成本較高，如何在合理成本下提供更好的醫療衛生服務等都需繼續探索。

被問及中國有哪些醫改經驗可借鑒時，金墉表示，近日去福建、安徽等地考察，發現當地醫療支付系統改革、三級協作醫療體系改革是前所未有、令人振奮的。同時，其特別提到，中國醫改中，藥品去中間化，極大程度降低了藥品價格。

快訊：隔夜shibor上漲0.5個基點 創出7月以來的最高位

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升溫以及企業所得稅清繳等因素的影響下，市場資金面再度趨緊，貨幣市場利率擡升。7月26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品種上升0.5個基點至2.037%，連續第8個交易日上行，而且創出7月以來的最高位。7天shibor報2.3480%，上漲1.60個基點。3個月shibor報2.8510%，下跌0.30個基點。

港大深醫最高百萬年薪 應對民營醫院上場比賽？

近日，深圳醫改取消醫務人員編制，醫生年薪可達百萬元的消息引起廣泛關註。

成立僅5年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主動打破了公立醫院的“鐵飯碗”，所有員工不再具有事業編制身份，醫院取消行政級別，而更關鍵的是，它開始向醫生開出了百萬年薪的“合理”價格，留住人才。

深圳市醫管中心副主任鄭國彪認為，港大醫院的薪酬制度充分體現了醫生的勞務價值——醫生的年薪起點是40萬，最高的顧問醫生年薪將近100萬，充分體現勞務價值和技術價值。

作為醫改的先行資源，優秀醫生已經成為醫院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必爭之地。

7月6日公布的《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明確了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多方觀點預測，在國家政策逐步放開和寬松友好之後的2016～2019年，社會資本類醫院將進入與公立大醫院的正面競爭階段——在目前依然看似式微的民營醫院領域，人才搶奪、品牌等正在悄然形成競爭優勢;而公立醫院在不斷面臨品牌醫生“出走”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後，也不得不面臨這些曾經的“門口的野蠻人”的快速成長，雙方將呈現如何的此消彼長?在中國醫改的大背景下，中國公立醫院這一塊最後的堅冰將如何從內部破裂?

民營醫院“小陽春”

從數量上占比過半的民營醫院，是不是真的到了可以翻身的時候?

根據國家衛計委統計，截至2015年8月底，全國醫院數量達2.7萬個，其中公立醫院13314個，民營醫院13475個，民營醫院在數量上首次超越公立醫院。

市場分析認為，在國家大力推動健康產業發展和持續深化醫改的大背景下，我國社會力量辦醫的熱情和活力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激發和釋放，辦醫規模和服務能力將會有更大的提升。

但與此同時，幾乎高度一致的觀點也同樣認為，包括人才問題、政策落實和公平競爭環境等問題，嚴重阻礙了社會資本向醫院領域投註的熱情。

衛計委公布的另一組數據側面證實了這樣的現狀——在全國醫院診療服務數量方面，民營醫院診療人次只占10.9%，出院人數12.9%，與公立醫院對比懸殊。

“現階段民營醫院中分兩類，莆田系為代表的草根型醫院，占到最多80%的市場份額;剩下20%走的是高大上的路線，比如溫州康寧、武漢亞新、三博腦科等，它們瞄準的是公立醫院的大型教學醫院。”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博士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莊一強認為，即便是三博腦科這類無論在學術、管理還是品牌、運營方面都具備優勢的民營醫院，也依然不具備同公立醫院展開“搶奪”的底氣。

“除去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都有的高端消費者，其余患者基本都是醫保主導型，醫保在哪里，患者就會分流到哪里，即便是剛剛放開的醫療服務價格，民營醫院也不敢提價太多，否則患者就不去了。”莊一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7月6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處副處長朱德政在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這次醫療服務價格改革主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就是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將原來的三個補償渠道變成兩個補償渠道，通過我們的醫療服務收入和財政補助讓醫療機構不要再通過藥品的收入來維持運營;其次就是通過改革，使醫療服務價格的內部結構更加合理。”

而在業內人士看來，通過補償機制的改革在公立體制中留住更多優質醫生資源也許是此次改革的重點所在。

事實上，由於醫療服務對優質醫生資源的高度依賴，優秀醫生一直都是醫院競爭的核心——民營醫院的高薪和自由發揮空間，公立醫院的晉升通道和體制內“福利”，都成為各自留住醫生的法寶。

對深圳醫改取消醫務人員編制這一改革，鄭國彪表示，在研究港大醫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時，就提出了可以打破現有事業單位的人事制度，而這充分體現勞務價值和技術價值。

民營繞不開醫保

“從我們走過的路來看，社會資本醫療機構的發展核心驅動力仍然是人才，而眾多社會資本類醫療機構正在受制於這一因素。以人才為基礎的平面上，醫院有他對自身的認同，內部專家對運行模式的認同，之後有社會的認同、政府機構的認同，最後還要有患者的認同。這些多方認同才會促成一個醫院的良性的、可持續發展。”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院長陳仲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說這番話的時候，陳仲強在這所全國最知名的民營醫院位置上履新不到兩年，此前14年中，陳仲強分別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下稱“北醫三院”)和北大首鋼醫院兩所著名的公立醫院的院長——在執掌北醫三院十年的院長職位上，他把這家老牌公立醫院的平均住院日縮短了一半，這一指標在國際上一致被認為是衡量一家醫院管理能力的核心;而在2013年上任北大首鋼醫院後，當年醫院門診量超百萬，並確定其成為北京西部醫療中心的宏大規劃。

但出色的公立醫院管理經驗並不能完全植入北大國際醫院的民營醫院身份中，更何況，這還是一家同樣引人註目的超大型民營醫院。

北大國際醫院擁有北京市硬件規格最高的停機坪——開放了36個醫療中心、49個醫療學科、159間ICU(重癥監護)病房和1800張病床，借鑒首都機場T3航站樓設計的超大型醫院總投資已經突破了45億元人民幣，建設期超過了10年。

更具想象力的部分來自其“北京大學”和“北醫系”的強大身份——公開資料顯示，北大國際醫院由方正集團和北京大學合作共建，雙方分別擁有其70%和30%的股權;北大國際醫院是混合所有制性質，沒花財政一分錢，由北大國際醫院集團(後更名為北大醫療產業集團)全資興建，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社會資本投資的非營利性醫院。

按照北大醫學部和方正集團的戰略規劃，北大國際醫院與目前北醫系的六家附屬醫院組成“兄弟聯盟”，共同參與國際醫院建設，幫助後者的學科共建、人才委托培養、多點執業等方面戰略合作的落地，解決民營醫院發展最核心的醫生來源和水平提高問題。

事實上，2014年開始，北大國際醫院就開始與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大學口腔醫院簽署了學科共建合作協議;6月9日，與北大腫瘤醫院的合作協議也正式落地;8月1日，簽約醫院又將北大人民醫院、北大第一醫院、北大第三醫院納入在內。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醫改專家柯楊曾公開表態，北大醫學部將結合北大國際醫院的籌備進展，全面統籌其醫療、教學、科研體系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並對國際醫院臨床人員培養給予支持。

但龐大的北大國際醫院仍然遭遇了所有社會資本型醫院都會遇到的問題——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這所國際化的醫院始終患者寥寥，醫保是掣肘的關鍵。

現實的困難加速了北大國際醫院向醫保靠攏的速度——2015年11月，北大國際醫院正式進入北京市醫保目錄;隨後，北大國際醫院與昌平區衛計委簽約，打造昌平醫聯體，覆蓋昌平區轄區28家二級以上醫院，醫聯體將服務區域內常住人口，實現院際間雙向轉診。

莊一強在評價這一現狀時向本報表示，即便是像北大國際醫院這樣的高端醫院，患者中大部分也是對價格敏感、醫保高度關聯型，尤其在民營醫院運營的初期，有沒有醫保其實影響還是很大的。

“北大國際醫院現在(盈利)還沒有持平，但和去年11月的數字來對比，我們醫院日均的門診量是800人次，到現在最高峰突破了2000人次，平均都在1700多人次以上;每天在院的住院患者在450人上下，高峰時期500人，低峰時期不低於400人，預計年底在院的住院患者會超過500人;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就是手術，我們以三四級手術為主，現在已經做了4000臺，到年底會達到9000臺，或將突破1萬臺。退回10年，應該說這是兩個大三甲醫院的基本量。所以總體看，我們的發展還是非常平穩的，並呈現逐漸上升趨勢。”陳仲強回應《第一財經日報》時透露。

陳仲強向本報透露，在運行中，他們也深刻體會到，目前醫療環境中，社會資本舉辦的醫療機構在前進中的艱難。

“醫療機構並不是說一定不能賺錢。在這個鏈條中，醫院服務是不掙錢的，但醫院運行過程中，它整個形成的產業，也就是相關產業鏈是會產生利益的。所以，盈利的角度和單位要區分開。類似於國外。當這兩個因素分開後，服務會做好，收益也會跟上來。目前混為一體的模式或許並不太適合現時代的發展。”他表示。

從“補充者”到“參與者”

而更徹底的改革即將在近期發布的“十三五”醫改規劃中公布。

“近期國務院醫改辦和相關部門正同時著手研究‘十三五’醫改規劃，在相關的程序批準後將要印發，此次規劃總的思路就是深化醫改工作，要在‘十二五’醫改的規劃任務完成的基礎上，在‘十三五’期間更進一步強調改革的綜合性、系統性和協同性，更加註重體制機制的一些改革和創新。” 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國家衛計委體改司司長梁萬年在近日召開的“2016中國社會辦醫峰會暨首屆醫療健康產業發展年會”上公開表示，“對於社會資本辦醫，我們一定要承認社會力量辦醫是我們國家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賦予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支持。”

他強調，對社會力量辦醫，近年來陸續出臺的政策就是要打破民營醫院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使社會資本型醫院從公立醫療市場的“補充者”提升為“參與者”。

多年來，政府對社會辦醫的支持文件從未間斷。柯楊表示，從2005年至今，共有23個文件提到民營資本辦醫，涉及人才、定位、醫保等多個方面。

如2010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通知》，不僅強調確保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準入、執業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還首次放開“獨資”試點，簡化並規範外資辦醫的審批程序，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的設立審批權限下放到省一級。

2012年8月，北京市發布《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若幹政策》，提出進一步開放首都醫療服務市場，鼓勵社會資本在郊區新城、新的大型人口聚居區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鼓勵社會資本舉辦康複、護理、中醫醫院;鼓勵社會資本舉辦擁有高新技術和專科優勢的醫療機構。

柯楊在演講中援引統計數據，2005年至今，涉及民營資本辦醫的文件共有23個—— “從最初的默許到指導性規劃，中國社會辦醫的政策支持體系正在走向完善。”柯楊說。

北京衛計委主任方來英認為，社會辦醫要找最能發揮出資本活力，同時又是現有醫療服務體系中相對薄弱的地方，才有生命力。

梁萬年透露，“我們特別鼓勵社會力量辦醫和現有的公立醫院是錯位發展的，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能夠更好地和公立醫院形成互動和互補協同的關系，我們更鼓勵社會力量辦醫，向品牌化、集團化的方向發展。我們鼓勵社會力量辦醫，向康複、養老、護理、兒科，一些緊缺又有明確需求的這種領域發展，不限制社會力量辦醫是盈利還是非盈利，這種鼓勵政策下，這幾年改革當中有幾項舉措也都陸續地出臺和實施。”

5.5萬億中央財政支持：四川總額最多，西藏人均最高

今年31個省份獲中央財政支持資金首次披露，描繪了萬億財政資金分配圖。

根據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2015年中央財政一共給31個省份撥付財政資金總額約5.5萬億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整理數據發現，在31個省份中，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總金額最多的是四川省，約3701億元。緊隨其後的是河南，約3403億元。另外，12個省份獲得中央財政資金位於2000億元到3000億元之間，10個省份獲得中央財政資金位於1000億元到2000億元之間，剩下的七省份獲得百億級資金，其中天津市獲得中央財政資金最少，約為427億元。

中央給地方的財政資金細分有三類，分別是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

一般性轉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對有財力缺口的地方政府(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補助，2015年這筆資金總額約2.8萬億元。

專項轉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對承擔委托事務、共同事務的地方政府，給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資金補助，以及對應由下級政府承擔的事務，給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獎勵或補助。2015年這筆資金總額約2.2萬億元。

本報記者梳理發現，四川、河南獲得中央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總金額仍居前兩位。

政府預算專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對本報記者分析，中央一般性轉移支付是按照平衡地方財力的目標進行，因此中西部地區獲得轉移支付的數額較大，排名靠前。專項轉移支付也集中在中西部，其中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向中西部傾斜。

相比於轉移支付金額，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總金額並不大，2015年約為5019億元。31個省份中，位居總金額前五的是廣東、山東、江蘇、浙江、上海等東部省份。

鄧淑蓮分析稱，上劃中央的稅收收入越多的省市，得到的稅收返還收入越多。這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這一數字較高的原因。

並非獲得總金額越多的省份，獲得的支持就越大，各省份人均獲得中央財政支持資金金額大小更能說明問題。

對比各省份2015年常住人口與該地獲得中央財政支持資金總額發現，西藏人均獲得中央財政資金總額約為40775元，居首位。青海、新疆排二、三名，人均獲得中央財政資金總額超過萬元。

總金額排名居首的四川省，人均獲得中央財政資金總額僅4511元，人均排名位列第13位。廣東人均獲得中央財政支持資金金額最少，約為1232元。

鄧淑蓮認為，目前公布的分地區轉移支付、稅收返還總金額是一大進步，但應該更進一步公布轉移支付具體信息，比如具體到各省市的專項轉移支付有哪些具體項目及具體金額等。

輝瑞將收購Bamboo公司股份 最高可達6.45億美元

據外媒報道，輝瑞制藥公司周一表示向從事基因治療開發的生物技術公司BambooTherapeutics發出1.5億美元或更高價格的收購要約，以拓展該制藥巨頭在基因治療等試驗領域的表現。收購並附加其他條款方式，輝瑞還將額外向其支付最多可達4.95億美元的金額。

據了解，Bamboo Therapeutics總部設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Chapel Hill，是一家封閉型持股公司，Bamboo公司公司目前致力於研發用於治療神經肌肉疾病和中樞神經系統紊亂等方面的藥物。

輝瑞制藥公司還在聲明中表示，該公司將接管Bamboo開發中的療法，目前其療法尚未應用於人體;同時，輝瑞還將接管該公司的制造設施。除了上述1.5億美元的收購價格以外，如果Bamboo開發的基因療法能通過各種檢測及達到監管標準，那麽輝瑞還將額外向其支付最多可達4.95億美元。

最高檢：嚴肅查辦和預防六類食藥監管領域職務犯罪案

8月3日據最高檢網站，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汙賄賂總局近日下發了《關於嚴肅查辦和積極預防食品藥品監管領域職務犯罪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防部門堅決貫徹落實“四個最嚴”要求，切實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為“嚴把從農田到餐桌、從實驗室到醫院的每一道防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通知》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堅持貪瀆並懲，重點查辦六類職務犯罪案件：

《通知》指出，各地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預防部門結合自身實際，圍繞重點領域和案件，適時組織開展專項活動。加強同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公安、法院等部門的聯系協調，做好情況通報、線索移送、案件協查、信息共享等工作。強化組織協調，積極運用提辦、交辦、指定異地管轄等辦案措施，突出查辦大案要案和窩案串案。深入查擺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的體制機制問題，形成高質量的預防調查報告，促進主管監管部門堵塞監管漏洞和解決監管空白等問題。

《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防部門加強組織領導，積極爭取和依靠當地黨委、人大、政府的領導、監督和支持，努力營造良好的執法辦案環境。全力配合、主動對接偵查監督部門的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專項立案監督工作。及時向最高檢反貪汙賄賂總局報告本地區查辦食品藥品監管領域職務犯罪案件情況和重大食品藥品監管領域職務犯罪案件，加強經驗總結。

（綜合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

最高檢推“案件流程監控” 責任人不當履職應擔責

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印發了《人民檢察院案件流程監控工作規定(試行)》，明確了案件流程監控的原則分工、主要內容、主要措施及責任等內容。

根據《規定》，流程監控是指對人民檢察院正在受理或辦理的案件(包括對控告、舉報、申訴、國家 賠償申請材料的處理活動)，依照法律規定和相關司法解釋、規範性文件等，對辦理程序是否合法、規範、及時、完備，進行實時、動態的監督、提示、防控。流程 監控堅持加強監督管理與服務司法辦案相結合、全程管理與重點監控相結合、人工管理與依托信息技術相結合的原則。另外，《規定》明確了案管部門、辦案部門、 訴訟監督部門、紀檢監察機構以及技術信息部門在流程監控中的分工配合。

《規定》明確，流程監控的主要內容包括對案件受理、強制措施、涉案財物、法律文書、辦案期限、訴訟權利保障、對外移送的案卷材料、司法辦案風險評估、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使用、案件信息公開等方面的審核、提示、監督。

同時，《規定》對流程監控的主要措施，特別是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等作出明確規定。發現問題途徑包括，對受理和對外移送的案卷材料進 行審核，查閱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向辦案人員或辦案部門核實情況等。對發現的問題，區分情節輕微、情節較重、情節嚴重、涉嫌違法違紀等不同情形，規定了不同 的督促糾正的方法。同時，為加強對流程監控工作的管理和成果運用，要求案件管理部門應當建立流程監控日誌和臺賬，定期匯總、分析、通報情況，有針對性地提 出改進工作意見，流程監控發現的問題應當與辦案人員業績評價掛鉤。

此外，《規定》還明確了流程監控的責任，規定負有流程監控職責的人員，應當依照規定履行工作職責，遵守工作紀律和有關保密規定，不得幹預正常辦案。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怠於或者不當履行流程監控職責，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司法責任。

12省已出PPP獎補政策 江蘇單個項目最高可補2000萬

為了推廣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助推項目落地，地方相繼出臺PPP獎補政策。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截至8月5日，已經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出臺了PPP獎補政策。這些省分別是貴州、雲南、北京、江蘇、新疆、山東、浙江、陜西、四川、河北、江西、福建。

上述12地也是此次全國PPP模式推廣比較積極的省份。比如，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目前各地推出PPP項目數量排前四位的貴州、山東、新疆、四川均出臺獎補政策。

截至2016年6月末，貴州省推出了1665個PPP項目，總投資需求約1.3萬億元，項目數量和金額均居首位。

近日，《貴州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範工作省級獎補獎金管理暫行辦法》出臺，對符合獎補條件的示範縣、示範項目給予一次性獎勵和補助。其中新建示範項目按投資規模，給予最高70萬元、最低40萬元獎補資金，存量項目按實際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規模的1%給予最高不超過100萬元獎補資金。

據貴州省財政廳初步測算，2016年貴州省示範項目及示範縣獎補共需資金2400萬元，2017年、2018年每年示範項目獎補需資金2000萬元。

山東省推出的PPP項目數量和投資金額僅次於貴州，位列全國第二。

根據今年2月份出臺的《山東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獎補資金管理辦法》，對通過PPP模式化解存量債務的項目以及列入國家示範和省級示範項目，山東省財政分別按照每個項目70萬元、50萬元、40萬元(同時列入國家示範和省級重點的項目，按最高額度獎勵)的標準，獎勵項目所在市、縣(市、區)。扣除以上獎勵後的資金，按因素法確定分配額度。每個縣(市、區)獎補資金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

如果從補貼力度來看，江蘇省PPP單個項目補貼力度最大，最高可達2000萬元。

今年6月江蘇省財政廳出臺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獎補資金管理辦法(試行)》，對符合要求的PPP試點示範項目，江蘇省財政將按社會資本方出資的項目資本金金額給予不超過5%的比例給獎補資金。

比如，社會資本方項目資本金金額不超過500萬，給獎補比例不超過5%，而金額超過5億元，獎補比例不超過1%。

上述江蘇省PPP獎補資金辦法稱，對省轄市範圍的單個PPP項目最高獎補金額不超過2000萬元，對縣(市)範圍的單個PPP項目最高獎補金額不超過1000萬元。

去年底財政部出臺《關於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以獎代補政策的通知》,對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投資規模在10億元以上(含10億元)的項目獎勵800萬元。

多地的獎補資金政策強調，獎補資金可用於PPP全生命周期。

雲南省PPP模式獎補資金管理辦法還特意提出，聘請有資質的咨詢機構對項目提供咨詢服務的，給予不高於咨詢服務費50%的補助，單個項目最高不超過100萬元。

新疆財政廳的PPP模式獎補政策向南疆四地州的項目傾斜，南疆四地州的PPP項目在已有的每檔獎勵標準基礎上增加10萬元。

浙江省財政廳推出PPP示範市縣，PPP獎補政策對PPP示範市縣給予500萬元獎補，鼓勵示範市縣先行先試，發揮示範效應。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截至今年6月末，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中全部入庫PPP項目9285個，總投資額10.6萬億元，其中執行階段項目619個，總投資額已達1萬億元，規模可觀，落地率23.8%，與3月末相比，入庫項目正在加速落地，落地率穩步提升。

中國不能再走國外的彎路 ——“最高級別”聯合研究報告把脈中國醫改

就醫難仍是中國老百姓的普遍感受。（視覺中國/圖）

聯合報告認為，中國已形成了一個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體系，該體系重治療而輕預防，註重服務數量和提供治療服務，而不是從源頭上保障健康。人們傾向於在公立大醫院，而不是在基層衛生機構接受服務。

2016年7月22日，由世界銀行牽頭，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財政部、國家衛計委、人社部在內的“三方五家”發布聯合研究報告——《深化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設基於價值的優質服務提供體系》。

這份歷時兩年、耗資300萬美元，由上百名國內外專家參與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應進一步從目前以醫院為中心、側重服務數量和藥品銷售的模式，轉向以人為本，以健康結果為重點、更加註重提升基層衛生服務質量和建立高價值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7月21日，在新聞發布會的前一天，世界銀行官方網站公布了該報告的中英文版。使用了大量研究數據的這份報告充分肯定了中國政府自2009年來實施的新醫改成就，特別是在擴大保險覆蓋面方面“成績斐然”“改革成就舉世矚目”，但也就醫療費用增長過快、醫院過度擴張、激勵機制不合理等問題向中國發出醫改警示，並在八個方面提出了具體建議。

報告認為，“中國到達了一個轉折點，開始面臨很多高收入國家曾經經歷過的挑戰和壓力。”中國的衛生體系需要通過改革來應對新挑戰。

高投入未必帶來高價值

這份被輿論稱為“最高級別”的醫改聯合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的衛生服務體系需要避免走向高成本低價值的風險。報告中對“價值”的定義是：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更好的健康結果、服務質量和病人安全。

研究報告中將美國與新加坡作對比，認為“美國是一個低價值的衛生系統”，因為按平價購買力計算，其人均衛生支出接近9000美元。而新加坡人均衛生費用僅為3000美元，但健康結果和預期壽命都優於美國，因此被認為“是一個高價值的體系”。

報告認為，改善質量是衛生領域發展的核心目的。高質量服務不一定意味著高成本，但劣質服務往往導致資源浪費和不良的健康結果。例如，2012年，美國因不當和不必要用藥產生的醫療費用約達2000億美元。

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說，美國醫療支出中的30%-40%的費用都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中國不應該重複這些錯誤。

關於美國的醫療，曾有這樣一個比喻：醫生都聚集在一條泛濫成災的河流下遊，拿著大量經費研究打撈落水者的先進工具，同時苦練打撈落水者的本領。結果事與願違，一大半落水者都死了，落水者與日俱增，越撈越多。事實上，與其在下遊打撈落水者，不如到上遊築牢堤壩——也就是加強預防和基層醫療——讓河水不再泛濫，避免更多人“落水”。

根據報告，2014年中國的衛生總費用達到3.17萬億元，占GDP的5.6%。這個比例仍遠低於美國（17%）等西方發達國家，但已經高於新加坡（不到5%）。

報告認為，在中國快速老齡化和慢病負擔加重的背景下，醫療費用快速上升的趨勢在短期內難以扭轉。而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能否繼續維持衛生投入如此持續的增長則“不容樂觀”。如果不進行深化改革，中國的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將從2014年的5.6%上升至2035年的9%以上。

在7月22日研究報告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如何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進一步提高醫療服務提供的效率，建立高價值、可負擔、可持續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控制醫療費用過快增長的勢頭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看病貴”現象仍難緩解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醫療衛生領域曾流行“政府投入力度不夠”的說法。但報告並不支持這一觀點。報告中承認，從上世紀70年代起，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啟動，公共投入占醫院總收入的比例一度從60%急劇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不到10%，但之後即迅速提高。報告中使用的一個圖表顯示，中國公共財政對衛生投入的增長率高達15%以上，遙遙領先於其它42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英國等。

中國的衛生總支出增長同樣迅速。報告中指出，過去二十多年間，中國“衛生總支出增長至原來的14倍”，年均增長超過17%，大大超過同期GDP增幅。衛生總支出所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不到4%增長到2014年的5.6%。衛生總費用增長如此迅速，主要因為“政府衛生支出大幅增加，包括對社會醫療保險的大量補貼”。

在7月22日的研究報告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官員給出的最新數據，進一步印證了上述報告觀點：2011年至2015年五年期間，全國財政五年一共累計支出（含計劃生育）46499億元，年均增幅達17.3%，比同期全國財政支出增幅14.4%高出2.9個百分點。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2010年的6%提高到2015年的6.8%。

既然政府投入力度不小，何以老百姓仍感覺“看病貴”？報告對此亦做出了解釋。原因在於，雖然自付費用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從2001年的60%降到2014年的31%”，但因為衛生總費用的上升，“實際自付費用也增加了”，“醫保報銷的費用不足以抵消由於去大醫院就診、住院時間延長、使用更昂貴的治療手段而增加的費用”。

報告認為，中國許多公立醫院仍然存在逐利行為，增加收入和提升上限成為一些醫院管理者的首要目標。

研究報告強調了基層衛生服務的重要性。提到中國曾經是基層衛生服務和公共衛生的先驅者，並肯定了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曾實施的“赤腳醫生”制度。報告倡導建立一個以基層衛生服務為基礎的“以人為本的一體化服務模式（PCIC）”。

世界銀行高級衛生專家張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世界銀行所倡導的這一模式，其理念與中國當年的赤腳醫生制度一致，其要義就是根據國情和發展階段，因地制宜地使用最適宜的技術和模式，組織和提供最高效的服務。

世界銀行首席衛生專家Ramesh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的醫改需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當他還是一名醫學生時，在公共衛生課上就要學習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這並不是說把整個醫改拉回到當年的赤腳醫生制度，而是強調醫療衛生行業一些基本原則不能變，比如要強調預防，強調健康教育，強調提供基層的醫療服務。

2015年，國務院頒布相關文件，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在張碩看來，這一舉措的理念也與PCIC相契合，核心就是強化基層衛生服務，更多關註患者的健康需要而不是治療需要。

千人床位數已高於英美

不過，分級診療在現實中的推進並不樂觀，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受制於醫院的過度擴張。報告認為，中國已形成了一個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體系，該體系重治療而輕預防，註重服務數量和提供治療服務，而不是從源頭上保障健康。人們傾向於在公立大醫院，而不是在基層衛生機構接受服務。“由於利益驅動和管理不善，許多公立醫院花費巨大卻沒有實現其社會目標”，這種情況“必須改革”。

報告提到，中國的醫院數量在近年來迅速增加，2002年至2013年，二、三級醫院的數量分別上升29%和82%，而基層衛生機構的數量卻下降了6%。“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醫務人員不斷向上級機構流動，尤其是向醫院集中”，“縣醫院正在接替鄉鎮衛生院成為農村住院服務的主要供方，而後者正在弱化”。

與醫院的快速擴張相伴，從1980年至2000年，中國的醫院床位數翻了近一番，從119萬張增至217萬張，隨後的短短13年里又翻了一番，2013年達到458萬張。自2005年以來，中國的病床人口比增長了56%，住院率增加了一倍多，高於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報告認為，這種擴張與全球趨勢不符，現在很多國家都在鼓勵由基層衛生機構提供門診服務，並減少住院服務。在過去十多年里，多數經合組織國家大幅減少了醫院床位數，有的國家降幅高達30%。

報告指出，中國目前的千人床位數已經高於加拿大、英國、美國和西班牙。中國的住院率從2003年的4.7%迅速升至2013年的14.1%，年均增長11.5%，“床位建一張占一張”。中國的平均住院天數為9.8天，也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水平（7.3天）。2013年中國二、三級醫院的住院量是2003年的三倍。

報告引用《2013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數據稱，中國一半以上的首診是在醫院，醫院占了全國醫療衛生支出的70%以上。2011-2013年醫院收入年增長23.6%。推動醫院行業增長的是巨額資本投資，這導致整個衛生系統的發展頭重腳輕，並進一步推高了醫療服務成本。

報告肯定了新醫改在加強基層衛生方面的努力，認為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開展基層衛生基礎設施建設，使得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得到強化，服務能力進一步提升。但還面臨諸多挑戰，比如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工資水平低沒有競爭力，很難留住高素質、合格的醫護人員。一些地方所實施的“醫聯體”改革，往往由大醫院主導，基層衛生醫療機構往往成為上一級醫療機構獲取病人的來源。

醫生收入不能掛鉤創收

對於廣受詬病的“過度醫療”問題，報告中亦有提到，並從多個角度加以分析論述。報告中稱，“過度開藥，特別是過度使用抗生素”是一個問題，此外還“存在CT和MRI等不必要的檢查和剖宮產、冠狀動脈支架植入、冠狀動脈搭橋等不必要的手術的情況”。

報告將過度醫療主要歸咎於不合理的激勵機制，特別是兩項政策：第一，為提高醫生的績效水平，實行醫生的收入與其創收掛鉤的獎金制度；第二，為了提高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人為地定低基本醫療服務和基礎藥物的價格。

“這些扭曲的價格體系和激勵機制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後果：為了實現收入最大化，醫生往往誘導病人消費，創造更高收入；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醫院鼓勵醫生多開藥和昂貴的檢查。這些行為導致服務提供普遍低效，並進一步增加患者經濟負擔”，“即使是簡單的健康問題，醫生更願意多開抗生素和靜脈註射……”。與此同時，報告認為中國醫務人員的正式薪酬吸引力不大，醫生收入過於依賴其為醫院創收的部分。

報告中稱，如果醫院的收入盈余是通過不很透明的獎金制度，依據科室的業務量和所實現的收入在員工中分配，那麽這種情況對醫院及臨床醫生的激勵機制就是鼓勵他們通過增加服務量，提供不必要的服務，多收住院病人及延長住院時間將收入最大化。

報告認為，不合理的經濟激勵機制促使醫生們誘導服務需求，多開檢查和昂貴的專利藥，是成本飆升和服務質量不高的一個重要根源，且對醫療隊伍有著深刻的影響。

更為嚴重的是，報告認為，公立醫院還面臨資本密集型投資的“負向激勵”：為了保證持續獲得提供檢查和治療服務獲得的利潤，醫院就要大量投資高新技術和醫療設備，必須在這些投入賺錢之前，獲得大量患者來分擔固定成本。

報告認為能否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至關重要。設計一個能夠有效地協調各方利益並且可以提高衛生服務體系整體績效的激勵機制並非易事，政策制定者和行政管理者一直在“艱難地尋找必要的解決方案”。報告中提到，貴州曾試點杜絕過度處方的激勵機制，但醫生增加了非藥品註射服務和不必要的醫院轉診服務，導致衛生服務總費用增加。但也有積極的案例。如寧夏采用按人頭付費與按質支付的激勵機制相結合的方法，減少了抗生素使用和門診總費用，同時又未對衛生服務的其它方面產生太大影響。

報告建議改革醫療服務收費定價政策，如支付方式由項目制改為預付制，並改變激勵機制，“將醫生收入與基於綜合指標的績效評價掛鉤，而不是創收水平”。改革服務提供體系，“必須要從獎勵服務量和收入轉向獎勵健康結果讓投入的資金創造更高的價值”。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健康中國”國家戰略，將改善全民健康作為衛生系統的主要戰略目標。上述報告認為，這說明中國已經認識到了挑戰，並制定了影響深遠的政策，以改革和完善衛生服務提供體系。

“任何國家的醫療系統其實都會面臨困難，”Ramesh說，“我們現在這個報告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把一些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介紹給中國，然後設計一個方式，避免中國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