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銀保監會網站,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的通知》,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進行規範。《通知》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進行了界定,並針對業務存在的問題提出規範要求。
《通知》將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分為授信類業務和交易類業務,並對兩類業務分別進行了界定。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落實已有監管要求、加強重要環節風險控制、加強員工管理和培育合規文化等。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票據市場基礎設施開展跨省票據交易,限制風險較大的跨省紙質票據交易。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建立異地授信內部管理制度、實行嚴格授權管理以及建立內部協同控制機制等。要求各級監管部門加強業務監測與檢查,對發現的問題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整改問責,並依法依規予以處罰。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的通知》
近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進行規範。
《通知》共5條,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進行了界定,並針對業務存在的問題提出規範要求。
一是對跨省票據業務進行界定。《通知》將銀行業金融機構跨省票據業務分為授信類業務和交易類業務,並對兩類業務分別進行了界定。
二是對票據業務主要風險隱患提出監管要求。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落實已有監管要求、加強重要環節風險控制、加強員工管理和培育合規文化等。
三是針對跨省交易類業務提出監管要求。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票據市場基礎設施開展跨省票據交易,限制風險較大的跨省紙質票據交易。
四是針對跨省授信類業務提出監管要求。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建立異地授信內部管理制度、實行嚴格授權管理以及建立內部協同控制機制等。
五是強化跨省票據業務監管。要求各級監管部門加強業務監測與檢查,對發現的問題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整改問責,並依法依規予以處罰。
《通知》的實施有利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合規穩健經營,降低跨省票據業務的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有利於減少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據丹東發布消息,5月14日,丹東市政府出臺《關於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從即日起,將對限制區域實行房地產調控措施。
此《意見》旨在堅決防範炒房投機行為,明確規定限制區域範圍為振興區中心南路以東、江灣西路以西、黃海大街(浪東線)以南、鴨綠江大道(濱江西路)以北,即對丹東新區區域實行房地產調控措施。
據該《意見》,非本地戶籍人員在限制區域內購買的新建商品住房,自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備案滿2年並取得不動產權證書後,方可上市交易。非本地戶籍人員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在限制區域內購買新建商品住房,根據金融風險情況,按照銀行相關規定分類執行。
此外,《意見》還對異地繳存住房公積金職工貸款購房首付比例進行了調整。異地住房公積金繳存職工在丹東市購房申請異地住房公積金貸款的,首付比例調整為不低於50%。
同時,《意見》要求各房地產開發企業嚴格落實商品房銷售明碼標價制度。在銷售新建商品房前,須將商品房銷售價格報價格主管部門備案。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其中的數據進一步證明,2010年以來,農民工老齡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農民工趨向老齡化
農民工老齡化的趨勢具體表現在:
第一,平均年齡上升。2010年,農民工平均年齡是35.5歲;2014~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分別上升到38.3歲、38.6歲、39歲與39.7歲。
第二,每年新增農民工中,5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所占比例越來越大。2014年,當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即通常所說的高齡農民工)的增加量(597萬)第一次超過了全部農民工的增加量(501萬)。到2017年,中國農民工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481萬人,同年,高齡農民工比上年增加了711萬人。
農民工從事的主要是體力勞動,因而與高齡農民工相比,青年農民工在體力、反應靈敏度、動作準確度等方面具有優勢。正因如此,用工單位總是盡可能使用青年農民工。
近幾年之所以會新增這麽多高齡農民工,是因為用工單位已招不到青年農民工。就拿2017年來說,這一年,全國16~30歲的農民工減少414萬人,31~50歲的農民工僅增加184萬人,這意味著50歲以下農民工的數量是減少的。只是因為51~60歲的農民工增加了489萬人,60歲以上的農民工增加了222萬人,2017年全國農民工才增加了481萬人。
60歲以上農民工年老體衰,屬於農民工中的弱勢群體。如今,連他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2017年其新增數量居然占到當年新增高齡農民工的近1/3。
這些數字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鄉村“勞動力蓄水池”已接近枯竭。
鄉村並非沒有勞動力
鄉村真的沒有更多可成為農民工的勞動力了嗎?讓我們來算一下。
2017年年末,中國鄉村就業人員數量為35178萬;從中直接減去28652萬農民工,剩下鄉村勞動力只有6526萬,似乎確實所剩不多。
但上述估算有一個致命錯誤在於,估算中的農民工是按戶籍口徑統計的,而鄉村從業人員是按照常住口徑統計的。根據2006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鄉村戶籍從業人員數量為55511萬,常住從業人員為47852萬,前者比後者要多7659萬。2006年,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是13181萬,2017年的外出農民工數量是17185萬。按比例推算,非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數量,應該在前面提到的6500萬的基礎上,再增加1個億。
如此算來,鄉村還有超過1.6億的勞動力。扣除其中一部分因種種原因只能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例如,通過生產特色農產品獲得了滿意收入),能夠成為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至少在5000萬以上。
照看家屬耗費了大量勞動力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勞動力需要同時承擔兩種職能:一是通過工作獲得收入來養家;二是照看生活上無法自理或無法完全自理的家屬(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婦等)。
農民工包括本地農民工與外出農民工。本地農民工就在本鄉鎮工作,邊工作邊照看家屬沒有問題。外出農民工中,有一部分是全家進城的,還有一部分名義上在外縣甚至外省工作,實際上離家不遠、天天可以回家,他們同樣能夠一邊打工,一邊照看家屬。但絕大多數外出農民工“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無法在掙錢養家的同時照看家屬。
外出農民工走了,他們留在鄉村的家屬誰來照看?現實中,絕大多數家屬是由其他鄉村勞動力——往往是外出農民工的配偶、父母或親戚來照看的。以兒童為例,根據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報告,全國鄉村留守兒童數量為6102.55萬。其中,父母僅一方外出的占53.26%;父母都外出、與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占32.67%;父母都外出、與其他人一起居住的占10.7%;父母都外出、自己單獨居住的僅占所有留守兒童的3.37%,即205.66萬。不論該報告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是否恰當,有四五千萬鄉村勞動力在照顧這些兒童,應該是事實。
如何滿足外出農民工照看家屬的需要
本世紀初之前,由於鄉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鎮用工極為挑剔。鄉村四五十歲的勞動力就是進城,也沒有多少人能找到工作。此時,把孩子留給“反正閑著也是閑著”的爺爺奶奶帶,爸爸媽媽進城打工,既是農民工家庭也是用工方的最佳選擇。
但隨著城鄉對農民工需求的擴大,爺爺奶奶們的就業已經容易多了。全部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上的人所占比例,2001年只有12.7%,到2004年上升到15.5%,2011年達18.2%,2014年達25.1%,2017年更達27.7%。城鎮用工方希望更多的鄉村勞動力能進城打工。與此同時,隨著農民工平均收入的增加和農民工對子女教育的日益重視,一部分農民工父母寧可放棄外出打工的較高收入,也要回家照看子女。面對以上變化,以往外出農民工掙錢養家與照看家屬相分離的舊格局,正遭遇越來越大的挑戰。
那麽應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呢?
如前所述,外出農民工中,有一部分人是舉家外出的,他們可以做到打工與照看家屬兩不誤。但中國城鄉生活開支差距巨大,僅日常消費支出,城鎮就是鄉村的3倍。因而全家進城只能是一部分收入較高農民工的選擇。據《經濟參考報》援引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農民工最高20%收入組的月均工資已經達到8823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的2.69倍。而舉家外出農民工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的比例,多年來也維持在略高於20%的水平上。這兩個比例大體相當,絕非全屬巧合。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不解決外出農民工要掙錢就無法照看家屬的矛盾,相當一部分鄉村勞動力就只能為了照看家屬而滯留在鄉村,同時城鎮卻面臨用工荒;而要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大幅提高外出農民工的工資,使他們能夠負擔全家進城團聚而增加的生活開支,從而把滯留鄉村照看家屬的鄉村勞動力資源釋放出來。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天津國土房管局官微發文稱,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動計劃”出臺後,受人才落戶新政影響,房地產市場也受到關註。目前,天津市住房市場交易量、價穩定,房地產市場各項調控政策依然嚴格執行。天津市相關部門將繼續嚴格做好購房資格核查工作,在滿足天津市居民及新市民等合理住房需求的同時,嚴格限制投機炒房,確保市場穩定發展。
據了解,天津市自2016年以來先後出臺了兩輪調控措施,有效遏制了投資投機購房、防止了住房價格過快上漲。5月19日,住房城鄉建設部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重申堅持房地產調控目標不動搖、力度不放松。
為進一步做好房地產調控工作,天津市相關部門將牢固樹立“四個意識”,提高政治站位,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持調控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支持剛性居住需求,堅決遏制投機炒房,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首先將進一步增加市場供應。將進一步加大土地供應總量,提高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應比例,大幅增加租賃住房用地供應,確保居民合理住房需求得到有效滿足。同時督促開發企業盡快開工上市,對未按照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申請辦理銷售許可手續的開發企業,在主要媒體上公開曝光,並列入失信企業名單,違約行為整改完畢前,不得以該房地產開發企業及其母公司和子公司名義在天津參與土地競買。
與此同時,天津市將大力整頓規範市場秩序。天津市國土房管局近期召開房地產市場管理專題工作會,下一步將持續不斷地在全市範圍內開展針對房地產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的專項整治活動,嚴肅查處捂盤惜售、炒買炒賣、規避調控政策、制造市場恐慌等房地產企業和中介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手軟。針對近期利用自媒體散布虛假消息、惡意曲解誤讀相關政策、制造市場恐慌氣氛的企業和人員,公安、網信等部門也將進行嚴厲查處,以營造良好的市場氛圍。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31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稱,目前外商投資新負面清單正在制定中。除金融、汽車外,新負面清單還將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商貿服務等領域放寬投資限制。同時,將對國內產業給予過渡期,並列明未來幾年的開放舉措。6月30日前,將公布實施新負面清單。
記者:按照部署,新的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將於7月1日出臺,請問發言人目前進展如何?
高峰: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正在會同相關部門,抓緊研究推動出臺新的全國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和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新的負面清單除了包括已經宣布的金融、汽車領域開放舉措之外,還將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商貿流通、專業服務等領域取消或者放寬外資的限制。同時,新的負面清單還將通過給予相關行業一定時間過渡期的方式,列明未來幾年的開放舉措。目前,相關工作正在積極推進,新的負面清單將於6月30日前公布實施。謝謝。
2018年6月1日,證監會召開例行發布會,以下為主要內容:
1、證監會對5宗案件做出行政處罰 涉及中毅達等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證監會對5宗案件做出行政處罰,包括2宗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案,1宗內幕交易案,1宗證券從業人員私下接受客戶委托違法進行股票交易案和1宗短線交易案,涉及中毅達等公司。
2、首批限制乘坐火車飛機名單公布 賈躍亭及賈躍芳出現在名單中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首批限制乘坐火車飛機名單公布,證監會提供31人,涉及逾期不履行證券期貨行政罰沒款繳納義務和上市公司相關責任主體逾期不履行公開承諾。而賈躍亭及其姐姐賈躍芳出現在限制名單中。
3、央行與證監會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貨幣市場基金在互聯網銷售和贖回的指導意見》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介紹,央行與證監會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貨幣市場基金在互聯網銷售和贖回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提出要求,包括強化持牌經營要求,對T+0贖回提現業務行限額管理。意見自6月1日起實行。
4、證監會:以納入MSCI為契機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者投資A股市場的途徑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常德鵬答記者問時表示,A股正式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是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下一步,中國證監會將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者投資A股市場的途徑和制度規則,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有效防範開放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不斷建設富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中國資本市場。
(以上內容根據現場速記整理而成)
第一財經記者今日獲悉,7月7日,亞洲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亞洲航空(下稱“亞航”),又將從上海開辟一條新的東南亞航線,這也是亞航進駐上海市場的第4條航線。
據記者了解,上海-宿務航線由亞洲航空(菲律賓)公司執飛,每周7班,采用全新空客A320型客機,共有180個座位。
隨著上海-宿務直飛航線的開通,亞航在中國(包括港澳臺)的航線將達到60條,覆蓋20個通航城市。而在其樞紐吉隆坡,亞航通過中轉產品及航線網絡,可以將中國旅客輸送到東南亞以及大洋洲各目的地。
“此前亞航已經開通了上海-吉隆坡、上海-曼谷、上海-馬尼拉航線,此次上海宿務首航的單程基礎票價含稅也只有308元,”亞航中國區總裁陳凱霖告訴記者,除了上海,亞航還計劃在中國更多城市開辟新航線或加密航班,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時刻緊張。
去年,亞航還與光大集團和河南省政府簽約,希望在中國成立合資低成本航空,將其在亞洲其他國家的拓展策略複制到中國市場。
在此之前,亞航先後成立了亞航(馬來西亞)、亞航(泰國)公司,亞航(印尼)公司,亞航飛龍公司,亞航(印度)公司、亞航(日本)公司,亞航長途公司以及亞航(泰國)長途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上述公司都采用獨立的航空代碼,基地和日常運營則都本地化,不過機隊擴張、市場營銷及安全標準等則由馬來西亞亞航集團總部統一協調。
而一旦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亞航就可以擁有開辟中國國內航線的權利,從而可以將更多二三線、三四線城市的客源輸送到其目前的國際航線網絡布點中,甚至將國外的客人通過鄭州中轉到中國其他城市。
對於合資公司目前的籌備進展,陳凱霖對記者透露,目前雙方仍在溝通中,而亞航也期待中國政府能夠進一步放寬對外商投資航空業的股比限制,目前單一外商公司只能投資占股25%。
今年4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時稱,中國計劃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盡快放寬汽車行業等制造業外資股比限制。
隨後,國家發改委又進一步放開了投資飛機制造行業以及通用飛機維修等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
而在今年年初新修訂的《國內投資民用航空業規定》,也進一步放寬了國有和非國有主體投資民航業的準入標準,並鼓勵、支持國內投資主體投資民用航空業。
6月8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取消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資一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持續推進外資投資便利化。
《決定》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二是取消《中國銀監會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國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和《中國銀監會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三是明確外資入股的中資銀行的監管屬性和法律適用問題;四是明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銀行,除需符合相關的金融審慎監管規定外,還應遵守我國關於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的外資基礎性法律。
加快發展社會辦醫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
上海即將出臺《關於推進健康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一流醫學中心城市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其中鼓勵社會辦醫是一大亮點。
在7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慧表示,這次出臺《意見》,方向非常明確,重點發展方向核心就是培育一批高水平、有特色、國際化的社會辦醫療品牌。
目前,上海社會辦醫機構有2240家,其中醫院188家,門診部1070家,第三方醫學檢驗影像診斷、病理診斷中心59家,診所763家。核定床位是2.1萬張,占全市的17%。
《意見》在鼓勵社會辦醫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改革舉措。
比如在放寬規劃限制方面,《意見》提出,要先行放開100張床位及以上的高水平社會辦醫療機構、全科診所和中醫診所規劃限制;在淡化等級要求上,提出完善醫療技術備案制度,淡化醫療機構的等級要求,重點審核醫師執業資質和能力;在放松從業限制上,提出支持註冊全科醫生自主執業開辦全科醫生診所,並實行備案制;在放寬科目設置上,提出將診所診療科目設置從1個擴大到4個。
此外,《意見》還提出要推廣管理模式,將上海自貿區社會辦醫療機構乙類大型醫用設備管理模式推向全市等。同時,簡化審批流程,進一步優化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審批流程,探索建立市區、部門間審批快捷通道等。
翁鐵慧指出,上海將支持社會力量深入專科細分領域,投資建立品牌化專科醫療集團。“因為醫學發展以後,有些專科有特色的醫療機構需求量很大,現在公立醫院供不應求,公立醫院中掛號難的,大部分是專科特色特別明顯的,老百姓的需求巨大。我們想通過這個,發展一些,也引進一些,自己再支持一些,形成一些品牌化、能夠達到世界一流水平至少是國內一流水平的專科醫療集團。”
翁鐵慧還指出,上海將積極支持公辦、民辦醫療機構聯動發展,允許公立醫院根據規劃和需求,與社會力量合作舉辦新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鼓勵雙方在人才、管理、技術等方面建立協議合作關系,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以滿足老百姓對高水平醫療的需求。
在做好對社會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的把關方面,翁鐵慧表示,近年來上海在推進新型監管體系特別是醫療服務監管平臺建設方面已有較好的基礎。比如,推進醫務人員CA認證,通過醫務人員電子身份認證,實現對醫務人員關鍵環節執業行為的動態過程監管,目前已選擇1個區和 5家醫療機構作為試點,接下來將逐步在全市推開。再比如,建立醫療服務信息便民查詢平臺,通過提供官方權威信息,提升醫療服務信息透明度,引導公眾合理就醫行為。該平臺於今年4月試運行,目前已涵蓋全市4000多家醫療機構的許可、處罰等信息。
接下來,上海將進一步完善事中事後監管機制。比如在抓聯合監管方面,將以信息化運用為手段,全面構建誠信管理、分類監管、風險管控、聯合懲戒、社會監督“五位一體”監管體系,推動監管部門之間信息共享,建立衛生、醫保、工商、民政、食藥監、質監、公安等多部門聯合監管機制。
在抓依法懲戒方面,上海將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醫療機構、醫師不良執業行為積分管理制度,以及不良誠信醫療機構黑名單制度,形成醫療市場退出機制。對於嚴重違規醫療機構,要堅決予以取締、強制退出行業。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韓國總統文在寅日前關於互聯網銀行管控的表態,被視為代表了韓國政界圍繞互聯網銀行可否打破“金產分離”限制之爭終告一段落。而隨著韓國可能解除互聯網銀行持股限制,已在韓國有所布局的中國兩大互聯網金融巨大——阿里和騰訊或將迎來擴張的新機遇。
結束解除限制之爭
8月7日,文在寅參加在韓國首爾市政府大廳舉行的“互聯網銀行管控革新”活動,在現場體驗了互聯網銀行的開戶、結算及支付功能。
他在隨後的演講中表示,“對於新興的產業,我們應該抱有全新的心態,在不違背(金產分離)根本原則的前提下,應當予以(互聯網銀行)更大幅度的發展空間。”
文在寅還向現場的高層公務員表示,“為了達到革新成長的目標,適當地解除部分限制,是急切且必要的,只有在敢於解除限制的情況下,才能夠主導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發展。”
同時,他還高度評價韓國國內互聯網銀行對於韓國的金融體系、ICT(信息通信技術)產業所帶來的正面效果,認為“破除互聯網銀行的限制,正是強有力地打破限制壁壘的政策,並通過金融與ICT的相互融合,定將改變每一個韓國民眾對於金融服務的體驗,讓每一個民眾都享受到來自新興產業的紅利。”
此外,文在寅還在現場強調“政府將互聯網金融視為韓國取勝第四次產業革命的良藥秘方”,並敦促韓國國會與金融監管機構“共同行動起來,一起打開曾經緊閉的大門。”
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李國憲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天的演講中,文在寅多次強調擁有先進技術及創新思維的IT企業能夠真正參與到互聯網銀行,才能夠主導金融與IT產業的真正融合,“這意味著韓國將時隔13年,終於著手改革飽受爭議的‘金產分離’制度,並結束了韓國高層對於互聯網銀行‘是否可以放開限制’的眾多爭議。”
據李國憲介紹,韓國獨有的“金產分離”,即將銀行業與金融非主業資本(產業資本)進行分離,依據的是韓國於1995年修訂的《銀行法》第16條,以及《關於改善金融產業構造的法律》第24條。
這條法律嚴格限制產業資本將銀行進行私有化,並規定金融非主業資本最多只可以擁有銀行4%的股份,即便投資金額超過4%,也只能擁有4%的表決決議權。
“在韓國國內,有關這條法律的紛爭一直沒有停止過:該法律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以大型財閥為代表的韓國產業資本對金融界造成過多影響,防止產業資本的不穩定性影響金融市場,穩定了韓國的金融體系;但另一層面,又阻礙了更多擁有技術的韓國企業進入金融產業,導致韓國金融服務的競爭力直線下降,尤其是近年來韓國銀行呈現出安分守己的營業形態,與金產分離法不無關聯。”李國憲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互聯網銀行觸發“金產分離”的爭議
一直以來,韓國國內對於是否修改“金產分離”制度有一定的爭議,韓國於2008年曾將金融非主業資本的銀行最高持股率從4%提高至10%,並曾提出將“徹底廢除金產分離”作為中長期目標,但由於受到韓國國內“經濟民主化”熱潮的影響,於2013年再次恢複為4%,並維持至今。
不過,這種爭議不休的情況,在2015年韓國首家互聯網銀行誕生之後,悄然發生了變化;由韓國KT通訊公司及KAKAO公司主導的兩家互聯網銀行先後面世,雖然韓國政府稍稍修改了針對互聯網銀行的金產分離制度,不過其股權仍然不能超過10%,因此,現階段兩家銀行的大股東皆為普通銀行。
在韓國一家互聯網銀行工作的金先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事實上,互聯網銀行相較於傳統金融,更偏向於具有IT服務業的性質,畢竟與普通銀行相比,互聯網銀行在IT技術上更具優勢;但遺憾的是,受到相關法律的限制,現在的大股東則是‘潛在競爭對手’之一的銀行,許多主導項目的IT企業卻無法更深層次地參與,那麽互聯網銀行的長期發展從何而來?”
金先生還無奈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未成年人和外國人,仍然受到韓國政策上的限制,無法使用互聯網銀行。”
李國憲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互聯網銀行曾因服務過於火爆,發生過資本金空缺的問題,而因為受到金產分離制度的影響,許多原本主導互聯網銀行的大型企業卻在猶豫是否註資,“雖然這個問題最後解決,但誰能夠保證,在制度不改革的情況下,韓國的互聯網銀行是否會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阿里騰訊競爭是否再起
曾經阻攔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攔路虎”之一,“金產分離”或將面臨解除,而作為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領頭羊,阿里系和騰訊系的下一步動作,同樣引發許多猜測。
公開資料顯示,韓國兩大互聯網銀行K-Bank以及KAKAO BANK背後均有中國企業的身影,並占據著較為重要的地位:截至2017年年底,騰訊擁有KAKAO BANK共4%的股權,同時,騰訊擁有該銀行的主導者之一,IT企業KAKAO公司8.28%的股權,而KAKAO公司則擁有該銀行10%的股權。
阿里系也在韓國進行了布局,2017年,螞蟻金服向宣布獨立運營的KAKAO系的另一款互聯網支付產品KAKAO PAY投資2300億韓元,但螞蟻金服方面並沒有公開在KAKAO PAY的股權比例;同時,螞蟻金服還投資了KAKAO BANK的競爭互聯網銀行K-BANK,並擁有一定的股權。
“KAKAO PAY和KAKAO BANK的關系,類似於中國的支付寶與網商銀行的關系,兩者的業務應當密切相連;可以說,阿里系和騰訊系的競爭,已經不僅局限在中國市場,也擴張到了包括韓國在內的全球市場,而韓國國內的金融、IT市場的特性,導致會發生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業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與此同時,一位要求匿名的韓國金融界監管人士也向第一財經記者承認,“我們在制定互聯網金融的政策之時,作為全球互聯網金融的重要國家,中國的政策及產業狀態成為了重點參照並研究的對象。”
而對於韓國互聯網銀行是否將在此後發生重大變化,乃至阿里系和騰訊系是否將迎著韓國制度改革的東風再次進行投資,第一財經記者見到的業界人士表達出了不同的意見。
“不過有兩點,相信每一個業界人士都會承認:第一,這次改革是否能夠成行,改革的規模如何,還將取決於此後韓國國內的進一步討論及紛爭;第二,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產業在韓國業界的借鑒、參考價值將越來越強,相信也會有更多的韓國人借此機會,認識到來自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工具。”李國憲告訴第一財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