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A、GREE以及400多家日本第三方社交遊戲開發商之所以能夠實現巨大收益的一大因素便是「gacha」,這也是我們可以在幾乎任何一款日本社交遊戲中找到的獨特元素。
我們將通過下文解釋「gacha」的含義:
1)背景維基百科對現實世界中的「gacha」的解釋是(概括):扭蛋(gashapon),也稱轉蛋(gachapon),它是Bandai註冊商標(廣泛覆蓋其膠囊玩具產品)。Gashapon和 gachapon都是日文發音,由兩個音節構成,分別是「gasha」或「gacha」意指轉動玩具販售機的的曲柄,而「pon」則是膠囊玩具落入販售機時所發出的聲音。這兩個單詞也都能夠代表販售機和機器中的玩具。扭蛋機就像是雜貨店或者其它國家零售商店外的投幣式玩具自動販售機。
2)社交遊戲中的「gacha」機制日本社交遊戲公司在不久前開始將這種現實生活中的玩具自動販售機融入社交遊戲機制。而今天,虛擬「gacha」機制已經成為Mobage,GREE以及Mixi旗下遊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Konami的《Dragon Collection》為例。這款遊戲將「gacha」實體化,而在此販售的虛擬道具則是一些卡片(遊戲邦註:因為《Dragon Collection》是一款卡牌戰鬥類社交遊戲),如下圖:gacha machines(from serkantoto)發現「gacha」這一理念的大受歡迎後,很多遊戲公司開始在現有的遊戲中整合「gacha」機制。當Popcap遊戲《寶石迷陣閃電戰》針對日本市場進行本土化處理時,他們也採用了這一機制。
3)定價和評論不同類型的玩具價格也不同:有些扭蛋轉動一次要價100日元,也有些要價300日元。而最貴的「gacha」可能是一些非常稀有的卡片,並且也需要參合一定的運氣元素。
很多開發者每天在遊戲中提供一次免費的「gacha」機會,一方面想以此吸引玩家,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提高用戶留存率/登錄遊戲的用戶數量。除此之外,開發者也會推出一些優惠活動(如特別促銷活動)或提供限量版道具(如只在聖誕節或萬聖節進行銷售)。
事實證明「gacha」具有顯著的功效,有些遊戲開發者甚至表示,他們至少有50%的收益來自這種機器。因為用戶總是會忍不住為玩下一輪遊戲而花錢(支付虛擬貨幣或代幣)。有些遊戲設計有意讓玩家只能通過「gacha」獲得一些特定的道具。這便是這種機制在日本招致非議的一大原因,有些人認為這種行為與賭博無異。有一些持批評意見的記者要求規範日本社交遊戲產業,對「gacha」進行有效整治。
作者:Serkan Toto
融資性擔保公司往往一頭通過理財公司連著投資者,一頭連著中小企業項目公司。它曾經是搞活民間金融的希望之一,現在卻變成了一串金融“地雷”。 (CFP/圖)
一家擔保公司出事,為何反而牽連幾十家企業還不上錢?因為這些項目公司大多只是圈錢的空殼。
捆綁了理財產品的這種融資性擔保公司在四川曾盛極一時,如今高管頻頻跑路,並將銀行和投資者們一起拖入深淵。
2014年8月12日一大早,近千名四川投資人聚集起來,希望政府能出手相救。從7月下旬開始,每天都有人來討說法,想拿回自己的錢。
他們在不同的理財公司購買了各種理財產品,但這些產品的擔保方都指向了同一家公司——匯通信用融資擔保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通”)。7月6日,匯通董事長楊誌剛、常務副總裁劉玉英失聯,公司陷入癱瘓。7月9日,只剩手持借據的投資人坐在失聯董事長的辦公室,連公司員工都已不知去向。
匯通屬於四川省最早的一批融資性擔保公司,成立於2004年前後,曾獲得“全國擔保行業AAA級信用示範單位”。匯通註冊資本9億,金融機構的在保余額46.28億。
這樣的場景,在四川最近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懷有八個月身孕的李辛,是“討說法”人群中的一員。一年前,她的錢由當地另一家擔保公司作為擔保,借給房地產公司、機械設備企業等,年化收益率18%。除了全部身家200萬,她還抵押房子從銀行貸了100萬,悉數投入。
一個月前,這些投資人再也沒有收到利息,拿回本金更是遙遙無期。
6月以來,整個四川擔保業壞消息接踵而至,多家擔保公司出現兌付危機。更糟糕的是,多位當地銀行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在四川,出現代償困難的擔保公司不下十家,他們擔心未來會有更多的擔保公司老總失聯。
截至2013年12月末,四川擁有融資性擔保公司509家。全年累計融資性擔保余額已經達到2338.4億,在全國排名第2。
這個擔保發達的地區,目前已是一片風聲鶴唳。
7月21日上午,在匯通總部,興業銀行與匯通的法定代表人孫康溝通了近三個小時,南方周末記者聽見,會議室不時傳出激烈的爭吵聲。四川省金融辦要求匯通在7月底之前,拿出一攬子解決方案上報,但截至目前,匯通依舊沒能拿出兌付方案。
投資者組成了調查團,排查他們投資的項目。存續的13個項目,融資近1億元,只有1個項目真實存在,其他均為殼公司。
2008年以後,面臨災後重建的強大資金壓力,四川省加大招商力度,積極推進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投資繁榮的一個結果是,公司對資金極度渴求,只要你有錢,根本不愁沒人借。
在四川,這樣的資金生意極為紅火。即使在一些年代久遠的居民區,也是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家理財公司,門口還擺著大米和豆油,以招攬老年投資者。只需1萬元,就可以享受年化18%的收益。困在籠子里的居民存款,形成一股從銀行搬向理財公司的熱潮。
在這根資金鏈條上,理財公司作為居間人一手牽著放錢的人,一手牽著借錢的人。理財公司的背後還跟著一家擔保公司,即便融資企業無法還款,擔保公司會來兜底,看起來萬無一失。
截至2013年末,四川省通過工商註冊的投(融)資理財信息咨詢類公司多達5000家。
四川中小企業金融超市,就像是近幾年當地金融發展的縮影。2009年8月25日,開業之初,這里齊聚了銀行、擔保機構、小貸公司、風險投資、融資租賃、信托等各類金融機構。到了2013年下半年,已經被一家家投資理財公司取而代之。
位於這塊地方中的成都時代8號寫字樓,堪稱四川理財界的地標性建築,附近聚集著數百家理財公司。而6月30日,“夏小龍卷款跑路”的橫幅高懸在樓上,格外紮眼。
6月底,四川省隆昌縣鵬潤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四川東大匯通投資理財咨詢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夏小龍失聯。
7月中旬,位於四川中小企業金融超市的四川恒盈投資理財公司(以下簡稱“恒盈”)首先發出通知,由於近期匯通高管失聯,導致匯通系統及關聯的擔保等公司的資金鏈出現嚴重危機,並由此直接影響在恒盈融資的大多數項目不能如期按原合同履行。
恒盈所有項目自2014年7月20日起停止支付收益,本金兌付順延兩個月,分5次兌付,每次兌付本金的20%,本金退完時按年化收益5%進行結算。
有投資人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恒盈正是匯通的高管出來創辦的。現在,當地普遍流傳說,因為擔心恒盈的負責人失聯,甚至在他的手機安裝了定位系統。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恒盈還沒有到期的項目有近40個,共涉及金額5.67億。除匯通擔保的項目外,中興地源融資擔保公司擔保13個項目、中光財富融資擔保(北京)有限公司擔保9個項目。
讓人不解的是,並非匯通擔保的項目為何也不能按時拿到本金和收益?
在投資者的多番逼問下,恒盈承認,40個項目中只有14個是正常經營的企業,其他都是空殼公司。項目即便有財產抵押,擔保物有的沒有辦理抵押登記,有的還在法院的執行當中。
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四川宇鑫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資者們身上——投資人組成了調查團,排查他們所投資的項目。存續的13個項目,融資近1億元,只有1個項目是真實存在的,其他均為殼公司。這13個項目都是匯通擔保的。
這些所謂投資項目中,很多都充滿蹊蹺的巧合。
比如,2014年3月,有三家公司在融資前的同一天更改了工商資料。更為詭異的是,當地一家企業——成都泓輝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連企業賬戶的銀行電子優盾也交由恒盈保管,融資1000萬,至今仍有300萬沒有到賬。
由匯通擔保的許多其他項目,也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應聲倒下,如四川省成都環福融資理財信息咨詢公司、四川富民行投資理財信息咨詢有限公司發售的項目。
7月21日上午,南方周末記者來到四川中小企業金融超市時,這里門可羅雀,每家理財公司只有一到兩名工作人員,鮮有投資人光顧。
7月27日,恒盈拿出終極版解決方案,這已經是第六稿。對於已經到期的項目,再延後五個月完成本金兌付。未到期的項目,轉投成都友好糧油和四川海訊電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一些融資擔保公司提供的項目,其實只是用以圈錢的空殼公司。 (CFP/圖)
匯通重慶分公司7個多億在保余額,除了一筆3000萬的項目外,其余均是為自辦企業提供擔保。
風險的爆發絕非偶然。
匯通除通過理財公司吸收資金外,還成立了多家類似成都融緣資產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以下簡稱“融緣”)這樣的融資平臺,匯通高管楊誌剛和劉玉英間接持有融緣的股份。
據匯通的一名股東透露,楊誌剛成立了多家其公司員工作為法定代表人的融資平臺,一名給他開車多年的司機的平臺就融了3億。
這位股東的企業也曾通過匯通融資5500萬,其中2000萬至今沒有入賬。
匯通也在為其自辦的項目進行擔保,包括煤礦、度假村、電廠等。“自辦項目的借款申請表上沒有蓋客戶公章和法人章,這類盡職調查很粗放,反擔保措施普遍較弱,部分項目甚至是全額信用擔保。”匯通一位不願具名的員工稱。
這些項目風險頻發,甚至拖累了擔保公司。
上述人士透露,匯通旗下有家自辦企業叫四川龍和礦業,部分通過空殼項目融來的資金,最終進入這里,但從2013年開始,四川龍和礦業付息困難。另外兩家越西縣的水電開發公司,匯通也曾為其擔保,融資9300萬,這兩家公司均無力還款。
匯通重慶分公司7個多億在保余額,除了一筆3000萬的項目外,其余均為自辦企業的擔保。
然而,2013年底爆發的“李金東”案,將匯通推向了深淵。
匯通寫給各家銀行的情況說明顯示,李金東是匯通青白江分公司的總經理,他以自己的名義借錢,偽造匯通為其擔保。同時,私刻公章以匯通的名義向民間集資。李金東給出的月息達到3分至5分,不到幾個月就吸收了8000萬的民間資金。隨後,李金東失聯。
幾十名投資人向匯通討債。直到今年5月,匯通向政府指定賬戶存入2000萬善後款,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中國經營報》引用匯通今年5月的財務數據顯示,經營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9069.72萬元。一個月前,其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還為流入685.7萬元。
接近楊誌剛的匯通股東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今年6月,楊說想辦法找來4億幫匯通渡過難關。結果,錢沒有借來,楊跑路了。
據其回憶,2013年底,匯通內部已經感受到民營擔保公司的拐點即將到來,匯通就像站在岔路口,通向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一個是與金融機構的合作為主,逐漸收縮民間擔保業務,另一個則是繼續開辟民間市場。最終,他們也沒想明白究竟要往哪里走。
但迅猛擴張,已經讓匯通的擔保規模膨脹到了自身難以承受的地步。匯通也曾希望緩解壓力,計劃在2014年增資擴股,讓資本金達到15億到20億。
已經失聯的匯通常務副總裁劉玉英此前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透露,匯通擬引入吉林糧油集團有限公司,出資5億元入股匯通擔保。吉林糧油集團已經將三年財務報表,以及今年1到5月份的財務數據全部提交給四川金融辦等相關部門,計劃分兩期入股匯通。
增資擴股尚未完成,匯通已然事發。
當地出事的另一家擔保企業,風險則暴露得更早。
2013年下半年開始,由其擔保的個人對企業借款,已經出現了逾期。“之前,我們賬上的現金足夠,逾期的項目便由我們代償。”一位肖姓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他並沒有透露代償的具體金額。
“這類民間融資,給投資人1.5分利息,加上擔保費等中間環節收費,企業承受的融資成本到了4分、5分利息。能接受這麽高的成本,說明企業的資金鏈已經很緊張,錢進去就很難出來。”他說。
由其擔保的民間借貸,多數是房地產及其上下遊的煤礦、水泥、建材等。但是,這些企業眼下的日子都不好過。
從2013年年初開始,他們陸續清退了風險較大的擔保企業,在保余額從30億降至17億。但到了2014年6月,賬上已經沒有可供代償的現金了,不得不向投資人宣布,接近3億的民間借貸無法到期兌付。
盛極一時的融資性擔保,由此墜入深淵。來自銀監會的數據顯示,2013年末擔保代償余額415億元,較2012年末增長100.4%,其中融資性擔保代償余額413億元,較2012年末增長100.3%。
銀行定的基調是,原則上不新增民營擔保公司的擔保貸款,已經到期的貸款要麽追加抵押物,要麽換成規模較大的國有擔保公司擔保。
匯通事件,讓銀行對民營擔保公司警惕起來。
銀行與匯通曾經往來頻密。南方周末記者獲得2014年2月的數據顯示,當月匯通與24家金融機構合作,在保余額55.65億。其中農村信用社5.39億、貴陽銀行4億、成都銀行7.4億、中國農業銀行3億、招商銀行4.2億、涼山州銀行4.58億……
此時,警鐘已經敲響。
2014年1月26日和2月7日,四川省銀監局分別向所轄各銀行下發關於《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匯通信用擔保有限公司及青白江分公司擔保的授信業務進行統計的通知》等,要求金融機構核查匯通擔保業務。
事實上,多家銀行已經在內部排查中發現了問題。
2013年4月,成都農商行發現,匯通有7筆擔保貸款疑似關聯,並將這些貸款認定為“不良”。因此,該行暫停了與匯通的合作,直到11月才恢複了新增擔保業務申報,但授信額度已經從8億降至3.2億。
同年11月底,招商銀行也審計出,由匯通擔保的六家借款單位形成利益團體,借款最終被用於礦業開發,該礦業公司銷售收入與預計的年銷售相距甚遠。而且這六家借款單位承兌保證金、手續費、貸款流向、還款來源、還息資金,均十分可疑。
2014年1月9日,成都銀行向全行發出通知,匯通出現重大風險事項。
在2014年1月到2月,匯通擔保累計增加額5億,遠低於上一年的速度。
就在匯通實際控制人失聯前的一個星期,匯通向各家合作銀行發出了《請求合作金融機構繼續支持的緊急報告》,稱部分銀行暫停了匯通的擔保業務,引發受保企業惡意逃債。今年1-6月代墊、代償擔保業務還款9574.28萬元。
這份報告稱,公司融資類擔保業務余額約為44.37億,其中大多是中小企業流動資金貸款,如果貸款到期得不到銀行後續貸款支持,部分現金流偏弱的中小企業正常經營將難以為繼,甚至出現正常經營的在保客戶惡意逃債引發大面積的違約風險,“如果持續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但對此時的銀行來說,要防的已經不只是匯通,幾乎所有民營擔保公司都成了銀行排查的重點。
農業銀行成都一家支行的風控部人士稱,整個7月,銀行逐一排查合作的擔保公司是否正常營業、實際控制人是否失聯、擔保公司的代償情況。這家支行有一筆貸款,企業主失聯,銀行要求擔保公司代償,而擔保公司一再表示代償很困難。
自此,銀行定的基調是,原則上不新增民營擔保公司的擔保貸款,已經到期的貸款要麽追加抵押物,要麽換成規模較大的國有擔保公司擔保。
一位民營擔保公司的總經理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夏小龍失聯後,除了國開行、農發行之外,其他銀行均停止了與民營擔保合作。楊誌剛之後,民營擔保更被銀行“判了死刑”。
近期四川省擔保協會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一位民營擔保公司高層感慨,要向國有擔保公司繳械投降了,國有擔保公司的春天來了。
7月23日,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四川銀監局、四川省金融辦及相關金融機構、擔保公司負責人召開協調會商議處置風險性事件。擔保公司希望銀行不要“一刀切”,要對民營和國有的擔保公司一視同仁。
“這次出事,主要原因是擔保公司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無論是銀行還是擔保公司,都應該把擔保作為第二還款來源。但現在,擔保公司出了問題,貸款甚至全軍覆沒。”
多位受訪的擔保公司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了涉足民間借貸的原因。
一家註冊資本1億的擔保公司的總經理計算說:資本金1億元,按照資本金放大5倍計算,以2.5%標準收取擔保費,那麽擔保收入是1250萬元。按照擔保費收入的50%提取風險準備金以及按照年度在保余額提取1%的賠償準備金後,還剩下500萬元左右,連日常運營都難以支撐,一旦出現代償,更是難以為繼。因此,出路便是去民間“找錢”。
成都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龔民則認為,這次四川出事,主要原因是擔保公司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無論是銀行還是擔保公司,都應該把擔保作為第二還款來源。但現在,擔保公司出了問題,貸款甚至全軍覆沒。
如今這一系列事件,將如何繼續?
夏小龍失聯後,鵬昌縣委、縣政府派駐工作組進駐,公安部門已立案偵查並凍結、查封公司的有關賬戶和資產。工作組將對夏小龍旗下公司進行資產核算,並在7月31日前公布處置意見。
至於匯通,四川省金融辦要求在7月底之前,拿出一攬子解決方案上報。
但匯通內部員工並不樂觀。一位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公司在忙於清理債權債務,恢複正常的業務遙遙無期,投資人的資產安全很難保證。在與南方周末記者的交談中,他每說一句話就要嘆氣好幾聲。
除了與銀行合作外,匯通還擔保了三款信托產品,分別將於2014年中之後到期。4月時,匯通還向各業務部和分公司發出通知,要求催繳這些產品所涉及的企業付息。而現在,匯通的員工已經完全無暇顧及此事。
更讓監管者擔心的是當地的金融風險。
今年6月底,四川省金融辦召開了“2014四川省小貸公司監管工作會”,要求省內金融機構嚴控風險。在四川省領導出席的一個融資性擔保公司監管工作會議上,監管部門還提出擔保公司堅決不能出現“跑路”現象。
各個地區也在行動。從2月開始,成都市工商局已經暫停了民間理財公司預核名。遂寧市則從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底,對所轄區域內的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集中清理規範。
四川擔保危局如何解套,依然還有待觀察。
反壟斷執法緊,專家爭論烈。 (CFP/圖)
發改委反壟斷局:解聘張昕竹主要因為其涉及該部門正在調查中的高通事件,與“為外企說話”無關。
反壟斷機構官員的一次不當發言,引發了外企對選擇性執法的恐慌。據接近官方的人士透露,發改委反壟斷局局長後來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對於律師介入的歡迎。
2014年8月12日下午,中新社發布消息: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昕竹因“違紀”被解聘。
次日,新華社發文稱解聘因張未經同意受聘於美國高通公司,“收取高額酬勞,為其出具所謂的經濟學證據”。
巧合的是,中國歐盟商會也在當天發表一項聲明,稱中國使用強硬手段,似乎不公平地主要針對外企。
自2013年開始,中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掀起密集的調查,多家外企被嚴厲處罰最受關註。
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性執法”的隱憂,與政府專家的操守,在張昕竹事件中尖銳表現。
當反壟斷執法的風暴已經刮起,並將成為一種常態,執法機關也需要提高輿論應對能力,以及執法的公平與透明,除調查和處罰壟斷企業以外,這同樣關乎公平競爭秩序的建立。
張昕竹。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在解聘事件發生後,有媒體很快從張昕竹本人處確認了事實,並稱 “因為我為外企說了話了”。
發改委反壟斷局一位工作人員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解聘張昕竹主要因為其涉及該部門正在調查中的高通事件,與其它問題無關。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高通公司被調查期間,曾提交了一份《關於高通許可定價的經濟學證據——全球經濟學集團白皮書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調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關報告》,並提醒發改委反壟斷局,報告作者之一即為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張昕竹。
這位工作人員介紹,張昕竹在報告中署名的職務應該並非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但高通方面遞交材料時特意指出了這一點,“我們也很驚訝。”
官方稱,張昕竹未經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同意,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的身份受聘於高通公司,收取高額報酬,為其出具所謂的經濟學證據,違反了工作紀律。
有關部門還出具了“違紀”的書面證據。《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工作規則》明文規定,維護專家咨詢組的聲譽,不得從事與履行專家咨詢組職責利益沖突的活動;未經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同意,不得以專家咨詢組成員身份從事與履行專家咨詢組職責無關的活動。並規定了對違反工作守則的專家咨詢組成員,予以通報批評、告誡乃至解聘。
但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亞洲開拓事務執行合夥人陶景洲看來,除非署名時註明“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就不屬於以這一身份進行活動,即便在簡歷中有所介紹也是如此。
此外,專家組成員不是國務院的正式雇員,其意見也僅供參考,只要張昕竹沒有參與針對高通的調查,並事先說明,就不構成利益沖突,沒必要限制。
張昕竹本人接受財新網采訪時稱,自己沒有參與發改委對高通的調查。幾位專家組成員向南方周末確認,這一說法應該可信。
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組成員則認為,解聘不是沒有道理,但消息應該由反壟斷委員會來發布。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得知,首屆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的專家共21名,除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先林和天津財經大學副校長於立外,其余均為北京專家,分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著名高校,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相關部委。
專家中多數為法學專家,也有部分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組長為原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張穹,副組長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勇。
專家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漢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專家組的主要工作是為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服務,更側重反壟斷領域的相關政策,而不是為執法機構提供咨詢。專家組的主要工作方式是會議。包括半年一次的例會,和受委托的討論。
當然,國家發改委、工商總局和商務部這三家執法機構有時會委托整個專家組提供意見,有時只是組內個別專家。事實上,除專家組成員外,執法機構有時也將案件委托給其他專家,甚至外國專家咨詢。誰參與了哪個案件,都屬於保密的內容。
專家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時建中還介紹,2011年底他們加入時曾做過承諾,要退出一切營利性機構,包括不能擔任公司獨立董事。專家組成員沒有薪水,每次開會不過幾百元的車馬費。每屆專家組任期三年,馬上也要換屆了。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組成員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他們的受聘合同上有條款明確規定不得擔任公司獨立董事,但不確定張昕竹是否也簽了這一條款。
據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829)公告披露,張昕竹受聘專家組期間一直仍在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其間參與發表獨立董事意見六次,並親自出席了該公司2012年和2013年召開的全部董事會,共計15次。
對於輿論質疑,張昕竹8月18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實很多事情我都想回應,但現在不方便。等這段日子過了再說。”針對有媒體稱發改委建議中國社科院解聘他的消息,他沒有對其真偽進行回應,只是確認社科院的工作沒有受到影響。
另據路透社報道,張昕竹曾在郵件中簡短回複,“個人力量太渺小,國家機器太強大。只有沈默。”
針對張昕竹事件,新華社的評論措辭嚴厲:“相關機構和部門應加強對專家的監督和管理,決不能讓某些專家渾水摸魚、吃里扒外,敗壞法學的聲譽。”
有關部門闡釋解聘理由時還提到,張昕竹作為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的成員,對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工商總局三家反壟斷執法部門的任何意見建議,都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反映,不需要通過調查對象轉遞。
時建中認為,專家組成員已有充分的渠道表達不同意見,也就沒必要在公共領域批評執法機關。為實現報道的平衡,媒體也可以采訪不在專家組之列的反壟斷專家。“我們參與的案件,都要簽署保密協議,好多內容都是商業秘密,不能跟媒體講。”
同情張昕竹的人則認為,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和經濟學家,在遵守了回避和告知義務的前提下,他有權發表獨立意見,不必非要支持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關的某個特定決定。
更有不少人跳出張昕竹事件,表達了對中國反壟斷執法過程中,輿論聲音過於單一的擔憂。官方通訊社的態度,也被理解為同一邏輯的延續。
同濟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與競爭法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競爭法與產業促進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劉旭即撰文稱,“和歐美反壟斷法實踐往往招致曠日持久的公開辯論,以至於學派林立、理論創新層出不窮的繁榮景象不同,每每有媒體披露反壟斷執法、訴訟中的大案要案,都會有至少一名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以及若幹知名反壟斷法學者,在第一時間接受媒體采訪,為相關執法、司法實踐背書、點贊。”
多名專家組成員也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並非只會對官方的發壟斷執法點贊,內部討論和學術交流時都常表達不同意見。只是覺得受聘於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公開反對不太合適。
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時建中介紹,專家們的意見其實很多,三家反壟斷執法機構也比較重視,很多都接受了。例如關於“寬大政策”的應用標準,相比起去年奶粉反壟斷案,近日日本汽車零部件案的說理就更加清楚。
國家發改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主辦的核心期刊《中國物價》,也曾刊登時建中、張昕竹等專家的文章,部分內容就是對部分調查案件的批評。
其中就包括張昕竹與全球經濟學集團主席大衛·埃文斯、董事張艷華合著的《反壟斷法規制不公平定價的國際經驗與啟示》,認為不到萬不得已,不應審理過高定價案件,這一原則在創新密集型行業更為突出。
陶景洲等多名業內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這其實是張昕竹的一貫觀點,不是因為高通才這樣主張,國內外很多專家也持同樣觀點。
發改委針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針對的主要問題就是專利許可定價過高。而高通公司所提交的那份報告,就來自全球經濟學集團。
8月14日,高通發言人特里布爾(Christine Trimble)澄清,公司與張昕竹沒有直接的財務交易。作為接受發改委調查的一部分,高通聘用了全球經濟學集團進行經濟分析,以便向發改委提交報告,是全球經濟學集團聘用了張昕竹來聯合撰寫報告。
張昕竹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關註,更多由於中國反壟斷執法機關2013年以來的密集行動。尤其近日,無論是科技巨頭高通和微軟,還是汽車豪門奧迪、寶馬和奔馳均受到調查,對十二家日本汽車零部件企業共計12.35億的罰單也再次刷新了紀錄。
針對外企的調查增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反壟斷執法的國際交流與協助。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丁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一些企業在其它司法管轄區存在壟斷行為,很容易得到中國執法機關的註意,也有一些思路和證據可以借鑒。
他舉例說,韓國2009年就對高通進行過處罰,高通上訴後,目前案件還在韓國最高法院審理中。“韓國反壟斷執法機構與國家發改委在今年有密集的會晤,不排除雙方就高通案的執法進行過溝通和交流。”針對日本汽車零部件的反壟斷調查,也並非始於中國。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總體而言,反壟斷執法的對象,中國企業其實多於外企。之所以讓公眾產生了地方保護的印象,大概因為對跨國公司開具的罰單比較大,更引人矚目,而且對國內企業的一些調查並未通過新聞方式披露。
前述接近國家發改委的學者介紹,包括銀行業和保險業在內的國內壟斷企業都曾被調查,只是整改時提出的一個條件就是不要曝光。
劉旭也發現,國家發展改革委價監局綜合處在《中國價格監督檢查》上每半年發表一次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工作大事記”上,列出了一些鮮為人知或無果而終的案件,涉及證券、保險、水泥、眼鏡和醫藥等多個領域。
該雜誌的其它文章也透露出一些沒有列入大事記的信息,例如徐州市物價局曾配合發改委對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價格壟斷進行調查等。
反壟斷領域的專家們認為,這主要和當前中國的反壟斷機構設置有關。三家反壟斷執法部門都是局級機構,很多央企則是部級或副部級,能量很大。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案件的查處結果,建議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為平臺,將三家執法機構合並提級。
多名反壟斷律師和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和國外相比,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的透明度、公開化及處罰決定的說理性仍有較大差距,自由裁量權依然有待規範,應該讓規則更加清晰。
中國歐盟商會8月13日在聲明中稱,對於一年來的反壟斷調查,來自多個行業的報告顯示,中國方面運用了一些行政手段迫使公司在沒有全面聽證的情況下接受懲罰,並要求公司不要挑戰調查、不要帶律師去聽證會,也不要牽涉進各自的政府或商會等。
業內普遍認為,歐盟商會所指的行政威脅,主要是針對2013年7月發改委反壟斷局調查二處處長徐新宇的一次發言。
這是一次以對跨國企業的培訓為名義召開的閉門會議,參會的公司法務人員來自約30家外資企業,另有商務部和國家工商總局的官員出席。
路透社援引參會人員的介紹稱,徐新宇提到在場的企業中有一半在接受或已接受過發改委的調查,但沒有具體說明,傳遞出的信息是:如果你想對抗,我可以將罰金翻一倍或兩倍;並展示了過去調查案件中一些企業自認存在壟斷行為的信件副本,讓各家企業的法務進行“自我批評”。
接近發改委的一位律師和一位學者分別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路透社上述報道確實屬實,但對徐新宇的發言也存在一定誤解。“他那話主要針對的是被調查的企業,但現場在座的很多企業沒有被調查,聽到後產生了誤解,也有口語表達的問題。”
據上述律師推測,徐新宇主要表達的是想更加接近真實情況,如果執法機關直接面對的是那些公司經理,很可能有什麽說什麽,直接就招了;而有律師介入後,很多事實會經過篩選。在壟斷行為日漸隱蔽,中國反壟斷調查也剛起步的情況下,這種觀念也不難理解。
他同時強調,這次發言曝光之後,包括徐新宇在內的發改委官員再沒有發表過類似的觀點,發改委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也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對於律師介入的歡迎。
“執法機關現在對律師的介入是比較歡迎的。因為有律師之後,材料整理得會比較系統,不同當事方提供的法律分析也可以幫助發改委迅速厘清案情。”上述律師和學者都說。
陶景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王誌樂等專家提醒,在這個經濟全球化時代,純粹的民族工業已沒太多發展空間,本土產業也要融入全球產業鏈,反壟斷政策應側重於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秩序,而非受制於經濟民族主義,淪為促進國內產業的政策。
旅遊業普遍被很多人視為一個朝陽產業,這不但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數據與分析報告為旅遊行業的喜人前景提供強有力支撐,還因為這種滾雪球增長式的需求是真真切切發生在每一個人身邊和自己身上的,以前沒有旅遊需要的人們正計劃出遊,而有過旅遊需求的人們用時髦的廣告語來講就是“根本停不下來”。正是因為這種趨勢,方便切入的OTA於是便成了一塊唐僧肉,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從業者,當然還有那種看不見但卻非常重要的“手”-資本。
以2014年例,圈里就很是熱鬧:各種並購,各種“特賣”,各種模式。比如,連客人付費後才能看到提問答案的模式都有人做,總之,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不管商業模式是否足夠好,是否能夠最終賺到錢,總有膽子大的先幹了再說。正是因為這種向前快沖的精神強悍的執行力造成了很多有意思的反轉現像:首先,原來只是被主流旅行社以“家屬價”內部甩賣的滯銷庫存,如今卻被堂而皇之的包裝成“尾貨”和“特賣”成為一種模式大行其道,因為新加入的OTA不管這些,因為直客渠道占比不大,品牌也不夠那麽響,所以就算賠著本賣,對其正常銷售體系也沒有太大的負面影響,反而是缺少相關的產品與頻道都不好與消費者打招呼。 對於特賣,筆者的態度是,商家盡量提供有靠譜來源的尾貨供應,消費者也要提高鑒別能力並對相關的苛刻條件有所認識,不要把這個概念做“濫”了;其次,原本資本是追著優質的項目或是先進的模式跑,現在很多項目和模式做出來就是奔著“圈錢”去的而違背了項目的初衷。
話收回來,五星匯在今年困難運營的後期,同樣為2014的各種熱鬧做出了應用的“貢獻”:1、超采購了大量的庫存產品。也不像大旅行社有那麽多家屬做為潛在銷售對像,那就甩給第三方特賣渠道吧,甚至,好些產品特賣渠道也沒有賣出去,大量的庫存相當於把錢扔到水里,連泡都沒有冒;2、在2014年,資本、大小OTA和旅行社各種眉來眼去,談婚談嫁,好不熱鬧。這家公司同樣沒有置身事外,而且傍身於BAT中國電商三甲的阿里系,可當“婚書”準備完畢後在蓋章畫押的前幾個小時遭遇了反悔。
OTA這個行業,有點像圍城,沒進去的哭著喊著要進去,比如當某大社的電商板塊準備融點資,聽到風聲的投資人各種不請自來,圍了滿滿當當一屋嚷嚷著搶著送錢,輕松融到了自己想要的資金。可是一進到旅遊業里,馬上發現這好像是個苦差:對於經營者來講,“操著賣白粉的心,賺著賣白菜的利潤”是共識,產品線越鋪越寬,業務流程越走越深,恨不得兼容了100%客人的全部需求;對於從業者來講,“福利”就是各種絞盡腦汁與技術開發的瘋狂加班,“爭分奪秒,時不我待”貌似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對於已進入的投資者來講,業務贏利好像從來都是個傳說,因此不得不無奈的“水多了加面”,ABC輪後還必須要找一個墊底,不然那就是血本無歸。正是因為上述的“思維套餐”和少數“成功者”的案例激勵使得OTA上至高管,下至執行者都變得非常的急躁,而正是這份急躁,可能使得在OTA發展的道路上滋生了和放大了很多不必要的風險。
五星匯,擁有大佬級的投資人(由季琦投資天使輪、IDG和鼎暉投資A輪)和明星級的創業團隊(周翔、劉誌剛、王勝利3人於2010年創立的。劉誌剛和王勝利曾經創辦現代運通和百德勤兩家旅遊公司,後來分別賣給了攜程和藝龍,參考《季琦投資高端自由行“機+酒”網站五星匯》),用劉誌剛之前采訪的原話來講:“五星匯擁有專業的團隊,市場切入,明顯差異化的產品,資本的支持,我想不出來它有什麽不成功的道理。”
五星匯一路從高端酒店、餐飲團購模式走來,後來切入機票酒店,門票等領域,再轉向專業自由行並在2013年資本介入後明顯發力,但資本也對銷售量也有進一步要求,為了較之前更快速的提升銷量,不得不依靠分銷渠道的力量,因為淘寶與五星匯已有過幾次合作,使得淘寶這個渠道成為了其第一優先選擇,而這個選擇證明是正確的,因為在接下來的雙11大促中,銷量的直線上揚超出幾乎所有人的預期,當然這也得益於平臺在雙11中給予了極大的補貼支持,同時為了合作的誠意,五星匯同樣也給予了補貼,這樣便產生了一個“爆款”產品-香港自由行,其價格做到了1999元,較競爭對手便宜2000元左右並占據著其所有產品70%的銷售量,真是接單接到手軟,所有長手的都派去支援客服都不夠用。通過這次巔峰動作,將五星匯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境地,密切了與航空公司和酒店的合作關系並擁有了話語權,於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是否需要維持較高的庫存?首先資本需要銷量;其次供應商也需要銷量去維持之前提供的價格。五星匯這時已站到了以前沒有觸及銷量的山巔,要不要下來?這是個問題,如果不下來,肯定需要買斷相當規模的庫存,當然帶來相當大的銷售壓力,如果下來,這肯定不符合各方的訴求,等於只坐了一次過山車。五星匯的產品負責人經過權衡,選擇了繼續維護高庫存,其主要支撐的理由有二:一是進一步融資有實質性進展;二是有戰略合作分銷商。同時,由於潛在投資方阿里系本身擁有強有力的分銷平臺,繼續維護高庫存似乎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方案。
筆者之前曾討論過代理、庫存(叫買斷可能更容易理解)、資源購建三種產品模式,每一個模式對應了不同的競爭力(請參考《目的地資源型旅行社生逢其時》),其實這三種模式旅行社和OTA都可以並都在玩,只不過,旅行社進入行業早,除了資源購建這種模式門檻較高需要拼實力外,代理和庫存模式旅行社都玩兒的溜。當然這個比較溜的意思是指庫存的通盤運作,從產品設計,資源采購再到銷售(含直銷與分銷),而不僅僅只是把東西擺出來。而OTA現在總體上在大勢上把握著銷售這個口並在不斷壯大,在這三種產品模式上,除了像攜程類這種行業標竿企業能同時玩轉三種模式外,其它大多數電商,特別是中小OTA基本走的是代理模式,再不然就走平臺模式,但最終,還是要落到這三個模式上去的,因為即便是做平臺,平臺上的第三方產品同樣需要回到這個原點上來。因此,對於“求追求”、“有理想”、“有方向”的OTA自然將產品模式向庫存模式靠攏,這樣才能在市場真正擁有一席之地。在筆者之前討論中,發表了分析認為,“經過多年的經營,傳統旅行社早在一些線路開發和資源采購方面形成規模甚至壟斷。但傳統旅行社出於電商平臺建設的落後,以及維護規模進而維護采購話語權的需要,加上客戶消費習慣的轉變,不得已與類似途牛這樣的OTA合作”,(參考《途牛來勢洶洶 旅行社該如何反應?》),這里面說明了兩個實事:1、旅行社在庫存模式上絕對經驗豐富;2、擁有相當客量的OTA可以直接甩開旅行社,直接買斷相關產品資源,從而獲得最大的競爭力。而五星匯,並沒有牽手在庫存管理方面有經驗的戰略夥伴實現O2O,而是直接切入了庫存模式,而且是買斷量大的庫存模式,這需要客量的支撐,按理說,前臺收客是OTA的強項,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五星匯選擇了繼續維系高庫存的業務模式,使其產品在價格上具有競爭力,但這里面蘊藏了巨大的風險:1、出發日期多少的問題。出發日期越多,好處是客人選擇余地大而競爭對手可能不能提供,壞處是客人更加分散了,日期增加導致的客量增加不足以補充每天的最低成團人數,那成本就可能成幾何數增長 ;2、買斷規模的問題。買斷規模越大,成本相對較低,競爭力越強,壞處是一旦銷售不好,規模大便成了問題大;3、成團人數的問題。即出售價格最低按多少人成團做報價,如果數字越大,售價相對越低,競爭力越強,另一方面,成團人數高,銷售壓力就越大,傳統旅行社,在報名時會說明最低成團人數多少,如果達不到便不成團。但對OTA來說,這個相對容易理解的政策又變成了一個傳說,“付了款就得交貨”,“如果不出發,怎麽著也得雙倍賠償吧” 。
上述幾個事情如果沒有解決好,什麽利潤加價比例都是浮雲,原來的代理產品模式,賣出一份賺一份錢,現在好了,一睜眼就欠著別人大筆錢,客量達不到產品設計,便急著各種“特賣”,最終一定會賠得心痛。
再回到所謂“預案”,其中需要考慮到當客量沒有達到產品設計時,需要計算投入其中的最大“補貼”,這個補貼不論是單列出預算還是拿著風投的錢是一定要講究一個度的,這個度本質上是風險控制與管理,一定要在企業的可承受範圍之內,比如可以拿著公司百分之多少的現金比例去幹這事,但其最大數一定不能超過所有現金庫存的總和,而超出度的風險控制則可以理解為“賭”了,而所有人都明白一旦賭輸了的後果,特別是押了全部家當的時候。而五星匯,在決定將庫存維持在高位時,將註押在了渠道和資本,因為雙11的成功案例超出所有人的預期,也打動了資本。但是接下來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2014年初阿里決定註資五星匯簽約的前4小時,突然通知終止進程了,理由是發現運營上的重大問題,具體來講就是五星匯在淘寶上的評分不夠,客服跟不上,並有相關投訴。這對五星匯來講,是一個巨大的打擊,頓時擺在五星匯面前有三大難題:1、高位庫存;2、運營問題;3、持續下去的資金。
解決庫存是第一位的,因為這是之前真金白銀投入的,按照正常情況,這是要產生利潤的,但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回本。 於是五星匯回過頭去依靠當初認為行之有效的分銷渠道,而其中第一位的則是淘寶,然而沒有阿里支持的一般促銷的效果是相當的不給力。因此不得不將眼光投向行業其它渠道,如去哪兒和一些特賣網站,但是由於產品線比較單一,其它渠道流量也不高的原因,最終還是沒能把庫存消化掉,如前所述,很多庫存連見光的機會都沒有就白白損失了。
大多數OTA在分銷渠道容易陷入的怪圈——過於倚重同行分銷渠道。它們執行的分銷策略有如下幾個階段:1、想把蛋糕做大,所以借同行渠道進行產品分銷,但分銷比例占比較少;2、分銷渠道比例逐漸占到業務總量的50%時,它們的借口是最終客人都是我的,因為客服體系在自身手里,想辦法把渠道的客戶轉為自己的客戶;3、當分銷渠道比例超過2/3時,突然發現命運已掌握在別人手里。而接下來的幾個事情則可能讓事情雪上加霜:1,分銷渠道由於競爭對手的加入導致銷量急速下滑,因為競爭對手的產品可能更有優勢或是開出了更好的條件;2、分銷渠道提高分銷成本,本已薄利的產品變成賠錢做;3、由於習慣了分銷渠道的快速成效模式並同時配置了相當的人力,便得自己的平臺的直銷能力,品牌和口碑能力已成空中樓閣,導致可能出現一個非常可悲的結局:有的公司走了,消費者一聲嘆息;而還有一些公司走了,消費者可能都不知道。其次,與分銷渠道合作還有額外的成本,有時甚至是巨大的,比如為了適應分銷渠道的需要就必須要開發一套與自己產品相適應的兌換系統,相關的投入和運營無疑是巨大的。最後,與分銷渠道合作,如果趕上分銷渠道本身做大型活動,可能導致產品大賣,但這又容易給賣方形成一種“能打雞血”的預期,從而導致認知誤差和誤判。
五星匯需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運營問題。實際上與阿里因為運營問題導致牽手失敗後,五星匯對運營花了大力氣,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對客服團隊進行了擴充,並加大了培訓力度;2、從國內規模前三名的OTA挖了一支團隊;3、對部分工作進行了外包;4,優化了庫存管理,計算更加準確;5、開發了專門的計調系統,提升了工作效率;6、為了解決淘寶評分不好的問題,增加了大量的配額促銷訂單,以期通過正常的好評去稀釋先前的一些差評。
五星匯需要解決的第三個問題就是生存下去的資金問題。雖然沒有能夠拿到阿里的註資,但憑著團隊管理層的號召力與人脈,還是拿到了500萬美金。對於這筆錢,公司上下都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考慮更換辦公室大幹一場,同時給了期權的承諾。但是,這筆“救命錢”最終還是未能被用在刀刃上,仍投入了維護原業務的庫存模式並沒有收到成效,也就是說產品負責人可能本著賭一把的心態火力全開,但結果卻輸的很徹底,這次事件直接導致負責人被董事會彈劾並引發了核心職位的離職風潮,因為再翻身的希望基本沒有了。 筆者也曾考慮,如果是一家國字頭背景的企業來做這個事情,結果很可能大不一樣,很多事情就是這樣,運氣在冥冥之中還是會發揮一些作用,而不管投入了多大的努力和精力去把事情做好。
在OTA領域,“大而全”、“一站式”幾乎是所有公司的追求,但還有一些更有理念和追求的公司在廣度與深度上走的更遠,五星匯就是這樣的一家公司。一提到自由行,幾乎所有人都清楚其概念主要包括機票加酒店,但五星匯認為,為了給客人提供“真正的”自由行,出發地與目的地均可以自由調整,日期也可以自由的預約,而這些理念的實施一方面除了承擔可能產生的額外成本,還帶來巨大的技術開發量,甚至有可能為20%的客人投入了80%的開發工作。
綜上所述,為筆者認為五星匯遭遇重大運營風險的幾個方面原因。“臺風豬”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可是五星匯的案例告訴我們,即使走在最正確的方向上在運營中也有可能掉坑里,不論是旅行社還是OTA,需要密切關註產品、服務和銷售背後真正的本質與關鍵,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源進行聚焦式打造核心競爭力。“時間”在互聯網領域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叠代速度太快,“慢是不對,快是正確”已形成一個潛移默化的準則,但很多事情再快也不能忽略了事情真正應該完成的步驟與風險,最終導致大麻煩,比如直接的客流就一定需要時間來培育的——不管你是用內容,還是借助微信,微博等社區營造口碑帶動銷售,還是用新奇特的產品或是直接打價格戰。最後,針對日新月異的新形勢,筆者建議中國OTA需要更強的耐心,急躁容易導致誤判,在處理關鍵問題時需要本著“是緩則圓”的原則,能活下去肯定是第一優先需要考慮的標準。
來源:環球旅訊
作者反思的態度是誠懇的,他無不遺憾、羞愧地講到,這是他最離譜的錯誤。
從這一事例中,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一、認識公司的本質,而不是預測具體的財務
二、搞清楚價值是怎麽形成的
三、相信企業價值,別去信神仙
小月餅中的大學問。(黃文虎、zero/圖)
i黑馬註:9月19日,阿里巴巴將在紐交所上市,融資額將高達240億美元。阿里上市後,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將成中國首富,阿里巴巴也將成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借著這股上市東風,馬雲又有被推上神壇的“趕腳 ”。馬雲已經是“神”了,不需要《創業家》&I黑馬註再錦上添花,作為一家創始人媒體平臺,我們知道,創始人不經千辛萬苦,千錘百煉,不吃一堆虧,那是很難成長和成熟起來的,即便是馬雲也不例外。
馬雲不是完人,也犯過許多錯誤,其中一些是致命的。2013年的一次頒獎典禮上,馬雲說,如果將來要寫書,就寫《阿里的1001個錯誤》。他還說,阿里其實不止犯過1001個錯誤,許多錯誤看到了,但理會的時間都沒有。15年間,馬雲到底犯過哪十大錯誤?
1、好大喜功 遷都上海鎩羽而歸
時間:1999年
原因:盲目追求高大上
結局:公司總部重新遷回杭州 再也沒離開過
1999年,阿里剛起步,員工的辦公場所,是馬雲那150平米的家。獲得融資後,馬雲開始飄飄然,將公司總部搬到美國,國內總部搬到上海,馬上發現水土不服,又重新遷回杭州。財經評論人吳曉波表示,這是馬雲犯下的第一個錯誤。
事後分析,上海城市多是大型國企、外資企業,而阿里服務對象多是中小企業。杭州聚集著大量制造外貿企業,它們有實實在在的電商需求。
《創業家》&i黑馬點評:馬雲年輕時也犯過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毛病,遠離自己的用戶和“上帝”。這點尤其值得其他創始人警醒。據了解,很長一段時間,浙江一直是阿里收入最高的省份,後來才被廣東超越。
2、擴張過快 運營費用居高不下
時間:2001-2003年
原因:財力增強導致節奏失控
結局:公司大幅裁員、減薪
1999年創辦之初,阿里實現市場凈利潤287萬元。隨後,又分別獲得高盛、軟銀等500萬、2000萬美元的投資。財力的增強,打亂了馬雲原有的節奏,拿到錢後的阿里反陷入混亂之中。
2000年,阿里在海外瘋狂擴張,運營成本居高不下。在中國香港、美國、歐洲、韓國,需要大量市場推廣、廣告費用,每月開銷是天文數字,且沒有分文收入。2001年1月,阿里銀行賬戶余額不足1000萬美元。
很快,阿里召開了歷史上的“遵義會議”。當時擔任首席運營官的,是從GE空降的關明生,他在一天之內就把美國團隊從40人裁到3人,並且相繼關閉在香港、北京、上海辦事處。剩下的員工,薪資減半但期權加倍。三個月後,阿里每月運營費從200萬美元,縮減到50萬,度過了危險期。
3、盲目相信空降兵 “集體陣亡”
時間:2001年
原因:太年輕
結局:空降兵大陣亡 18羅漢7位猶在
1999年,阿里18羅漢放棄北京高薪,跟著馬雲回杭州創業。兩年後一次演講上,馬雲告訴他們,不要想著靠資歷任高職,“你們只能做個連長、排長,團級以上幹部得另請高明。”大規模引進職業經理人。
事後總結馬雲承認,自己犯了錯誤。15年過去,此次赴美上市,28位合夥人名單里,還有7位“羅漢”,依然堅守在阿里,如彭蕾、戴珊、謝世煌、吳泳銘......個個身居要位。其余離開的11位,也大多擔任要職。反而那些當時請的“空降兵”,早就“集體陣亡”。
馬雲著實小看了當年那群“土鱉”,也小看了自己。一次公開演講,馬雲說道,真沒想到,十年以後,我們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創業家》&i黑馬點評:一個高成長型公司什麽時候引入職業經理人,經理人在創業團隊中扮演什麽角色如何扮演好角色,實在是高難度的問題,馬雲也曾因此吃過虧,但他也因此收獲了像曾鳴這樣的“創業經理人”。
4、做死雅虎中國 險喪阿里控制權
時間:2005年
原因:私交甚好的楊致遠下臺
結局:背著罵名將雅虎股權逐漸贖回
2005年某一天,雅虎創始人楊致遠與馬雲,在美國一高爾夫球場相遇,那場球賽馬雲贏了,給楊致遠留下深刻印象。回去的路上,楊與馬並肩而行,並說“我們把交易定了吧”。那時,楊致遠希望將雅虎中國像美國雅虎一樣強大,遺憾的是,中國的局面遲遲打不開。
從談判到簽署協議,只用了三個月。阿里巴巴收購雅虎中國全部資產,同時得到雅虎10億美元投資,後者獲得阿里39%股權。
馬雲野心勃勃,請來了著名導演給雅虎中國拍廣告,但雅虎中國後來變得既不像門戶,又不像搜索引擎,馬雲在雅虎中國上幾乎毫無作為,喪失了跟中小企業相關度很高的搜索引擎發展戰略機遇期,後來推一淘等搜索引擎其實就相當於阿里平臺內部搜索引擎。今年,阿里更是將搜索業務整體打包給UC,以UC班底為核心組建神馬搜索。
2007年,阿里香港上市IPO文件中披露,2010年起,雅虎將增強在阿里董事會話語權,持股份額將高於35%,並不排除馬雲存在被驅逐出董事會的情況。後來鬧得沸沸揚揚的馬雲將支付寶資產轉為阿里管理層所有的爭議都是當年“收購雅虎中國”,出讓過多的阿里股權給雅虎埋下的禍根。
5、收購口碑網整合失敗 O2O機遇沒抓住
時間:2006年
原因:戰略失誤 口碑與對手差距拉大
結局:盲羊補牢,阿里戰略投資美團
2004年,阿里前員工李治國出走,創辦口碑網。前幾年發展很快,用戶突破100萬。當時的阿里,恰好進行架構調整,成立2B、2C事業群,馬雲希望把口碑網整合進來,壯大2C端力量。
2006年,馬雲找到李治國,問:“是想讓口碑獨立上市呢,還是回到阿里一起幹針對2C的事?”李治國毫不猶豫選擇後者。當年,阿里以600萬美元戰略投資口碑網。兩年後,口碑網被阿里全資並購。
隨後的幾年,口碑網曾一度成為大眾點評最大競爭對手。2009年,阿里升級“大淘寶”戰略,口碑網被並入淘寶。原以為,淘寶能給口碑導入足夠的流量,其實不然。口碑網與大眾點評、以及後來冒出來的美團的差距越來越大。
2011年阿里以5000萬美元的價格,入股口碑的競爭對手——美團。這標誌著在阿里戰略中,口碑網已被邊緣化。事後,一業內人士為這樁交易惋惜,“如果當時(口碑)做起來,現在能省幾億美元。”
《創業家》&i黑馬看來,口碑網整合失敗,最大的後遺癥是讓阿里痛失O2O發展的戰略機遇,讓大眾點評做大,現在成為騰訊搶奪O2O的重要支柱。如果口碑網能跟大眾點評勢均力敵,那麽阿里現在在O2O布局上從容很多。
6、投資星晨急便失敗 痛失物流發展戰略機遇期
時間:2009年
原因:雲物流概念燒錢過猛
結局:星辰急便破產 阿里物流戰略慢了幾年
物流企業星晨急便於2009年成立,一年後分別獲阿里5000萬、2000萬元投資。當時,京東體量還比較小,阿里完全有機會在自建物流+自營B2C上趕超京東,可惜阿里只做到了天貓的壯大。阿里將“雲物流”的實踐交給了星辰急便,將“雲物流”的技術交給了馬雲個人參股的浙江百世物流。2011年,星晨急便倉促收購鑫飛鴻,但整合並不順暢,不到四個月,雙方決裂,元氣大傷。
另外,星晨急便采用的是加盟制,2012年,該制度帶來的混亂全面爆發,陷入空前危機,一些高管出現“失聯”。據網絡流傳的一條短信,那時的星晨急便,用掉了阿里的7000萬元,自己的5000萬元也賠光了,另對外負債1600萬元。
2012年3月,星晨急便停止營業。當年5月,創始人陳平計劃B輪一億元融資,又被阿里董事會否決。自此東山再起無望,阿里7000萬元投資打了水漂。
《創業家》&i黑馬認為,星辰急便的失敗對阿里的影響是深遠的,阿里巴巴的自建物流戰略由此慢了幾年,給京東靠自建物流配送做大提供了戰略機遇期。
7、淘寶商城服務費提升過猛 引網商騷亂
時間:2011年
原因:不滿費用大幅提高
結局:重新調整新規,延後執行期
2011年10月,淘寶商城(現已更名天貓”)發布新規,提升技術服務年費,從以往的6000元提升到3萬、6萬兩個檔次,漲幅5倍至10倍。同時,商戶的違約保證也全線提高,由以往的1萬元漲至5萬元、10萬元、15萬元不等。
該舉措引發了部分中小商戶的不滿,他們通過惡意購買等方式,對天貓大賣家進行攻擊,如先購買、付款,然後給予低評價,再申請退款。對此,馬雲在微博上強勢回應“雖離經叛道,但仍會一意孤行”,淘寶商城也公開表示“已經報警”。
但對峙局面持續不長。2011年10月17日,淘寶商城將對新規進行調整。方案中,將新規執行期後延,此外,阿里還出資總額18億元,幫助淘寶商城賣家成長。
《創業家》&i黑馬點評:這個事件是對馬雲提出的“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價值觀的沖擊,在越來越龐大的阿里平臺,當阿里需要做收入,當越來越多的土豪在阿里做巨額投放,中小賣家很難再回到淘寶蠻荒時期的好日子,生意真的是越來越難做了。
8、支付寶“單飛” 馬雲陷契約門 形象跌下神壇
時間:2010年
原因:為拿第三方支付牌照
結局:支付寶由外資轉為內資
這個事兒鬧出時,支付寶正準備申請牌照。當年,央行發布新文,對第三方支付企業實行牌照制度。中間有一個問題,2009年6月之前,支付寶是一家100%外資控股企業。馬雲的想法是,若把支付寶變成內資,拿牌照會順利許多。
接盤支付寶的是一家內資公司——浙江阿里巴巴,馬雲向其轉讓了70%股權,使支付寶變成一家合資公司。2010年,馬雲又成立“牌照小組”,讓時任支付寶CEO彭蕾掛帥,研究如何拿到牌照。當年8月,支付寶把剩下30%全部轉成內資。
這兩次股權轉讓,被外界理解為“支付寶單飛”。最終馬雲如願以償,2011年5月,支付寶獲得牌照,但卻給馬雲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當時支付寶幾個股東,雅虎楊致遠、軟銀孫正義對該行為並不贊同,這意味著他們將失去對支付寶的控制權。僵持不下一段時間,馬雲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持先拿牌照再說。
《創業家》&i黑馬認為,從情感上很多創業者肯定是支持馬雲把支付寶轉為內資控制,但從商業契約精神看,馬雲首先應該守約。這次事件是馬雲從神壇跌落下來的標誌性事件。
9、中國供應商欺詐 阿里陷誠信危機 馬雲“痛斬”衛哲
時間:2011年
原因:管理不善
結局:高管辭職
2011年,阿里B2B公司CEO衛哲引咎辭職,後者曾被馬雲遊說6年,最終加入阿里。面對這份辭呈,馬雲選擇的是批準。這是為何?
原來阿里發現B2B公司中,中國供應商簽約客戶有欺詐現象,更嚴重的是,有跡象表明,公司內有直銷團隊默許、協助這類現象發生。經過一個月的調查取證,2009、2010年分別有1219家、1107家的中國供應商涉嫌欺詐。隨後,這2326家供應商全部做關閉處理,並提交司法機關調查。
當年,馬雲通過知情人獲知,央視“315”晚會主題包含淘寶假貨,馬雲立刻開展自查,並拿出170萬美元對2249名受害者進行賠償。
該年2月,馬雲發郵件自曝家醜,將所有事件公之於眾。以上事件,馬雲有管理之過,但經歷陣痛,還是挽回了部分公司形象。
10、推“來往”未達目的 狙擊微信失利
時間:2013年
原因:盲目跟風、高管分歧
結局:來往失寵 阿里另謀出路
為應對和壓制如日中天的微信,2013年9月,阿里巴巴推社交APP“來往”,馬雲信心十足,稱要火燒南極,打到企鵝家里去。
2013年10月,來往用戶增長不力,大概為100萬。馬雲親自動員,給員工下硬指標,若能拉來100個外部用戶,便獎勵紅包。幾個月後,阿里熱情大減。
去年年底,來往4.3版本上線,被認為不再與微信正面交鋒,由IM工具轉向社交。今年年初,媒體爆料出阿里巨額收購陌陌被拒(據《創業家》&i黑馬得到的小道消息,陌陌的最新估值已高達100億美元了)。2014年3月,阿里註資美國聊天類應用Tango(類似微信)。
由此可見,馬雲已清醒地認識到,沒有社交基因的阿里,自己做IM出不來,最多是一個移動端的旺旺。《創業家》&i黑馬認為,其實馬雲在做來往的時候下定決心買掉陌陌會更明智。當然啦,很多創始人都會認為自己做得比創業公司強,但事實經常會打這些強者的耳光。
本文由《創業家》&i黑馬記者 王方 根據《誰認識馬雲》、《互聯網風雲16年》等公開資料整合,轉載請註明出處。